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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房價排名：南京超廣杭居首 長沙買房最容易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在外貿出口受阻的情況下，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更加依賴加大投資和擴內需的作用。在2008年以後的4萬億投資大潮中，基建投資占據了很大的一部分，而省會城市在這方面，比普通地級市更具備明顯的優勢。

與此同時，省會城市的科教文化資源雄厚，各種高端生產要素在省會城市的聚集度比較高。在經濟轉型升級，產業、價值鏈由低端向中高端邁進的過程中，省會城市比非省會城市往往更有優勢。這也是為何近年來省會城市比普通地級市經濟更為迅猛的原因所在。

此外，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省會城市往往具備了所在省份最好的教育和醫療等公共資源，在城鎮化加快推進的過程中，資金、人口進一步向省會城市集中，這些城市也成為未來城鎮化的核心區域。

那麽各個省會城市的房價是怎麽樣的?哪些省會城市的房價更合理呢?第一財經記者根據中國房價行情平臺，對包括四大直轄市和除拉薩之外的26省會城市房價梳理比較發現，共有7個省會城市房價超過萬元大關，其中，南京超越廣州和杭州位居榜首。在中西部，合肥已躍居第一。

南京超廣杭位居榜首

數據顯示，5月南京房價均價為20956元/平方米，同比上漲19.94%，超過了一線城市廣州以及近年來經濟發展勢頭良好的杭州，在各省城中位列第一。

南京之所以位居第一，一方面是因為去年下半年以來，南京房價快速上漲，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廣州和杭州近年來房價都比較平穩理性。

6月18日上午，國家統計局公布2016年5月70大中城市房價變動情況，其中，南京房價環比上漲4.1%，迎來15連漲，居全國第三。雖然之前南京出臺的調控政策，使樓市雖有所“退燒”，但市場因供應不足仍過熱，搶房、搶地“大戲”不斷上演。

根據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布的35個城市住宅庫存報告，目前南京的去庫存周期僅有2個月，與合肥一樣在全國城市中最低，房價仍面臨不小的上漲壓力。

在南京快速上漲的同時，廣州和杭州兩個供應量比較大的城市房價相對要平穩很多。以廣州為例，根據陽光家緣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5月31日，廣州全市一手住宅網簽量達到12715套，不僅是“史上最紅”5月，而且還刷新了限購之後廣州單月的成交量紀錄，僅次於2010年10月廣州樓市限購政策出臺時成交“井噴”的16759套。

這是廣州樓市成交繼3月、4月破萬後，連續第三個月創出成交天量。不過雖然成交連創天量，但價格卻一直比較平穩，價格有所上漲，但漲幅並不是很大。

在杭州，盡管今年房價也漲幅也達到了7.2%，但是要知道，早在2010年，杭州房價就已經達到了17000多，一度與北上深並駕齊驅，比南京高出了60%以上。不過從2010年開始政府實施了嚴格的調控舉措，加上一系列因素，杭州房價也量價齊跌，至2015年後才開始重新上漲。也就是說，杭州房價已經橫盤多年。

在南京、廣州和杭州之後，排名第四的是福建省會福州，同比漲幅也超過了兩位數，增速位居省會城市第四。這四個省會對應的江蘇、廣東、浙江和福建剛好也是我國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四個省份。當然福州樓市的漲速相比省內兄弟廈門還是要低不少。

相比之下，以重化工業和農業為主的第三經濟大省山東，其省會濟南的房價就要低了不少，5月，濟南房價10736元/平方米，不僅遠不如南京、廣州、杭州和福州四個東南沿海省會，而且也不如中部的省城合肥和武漢。

不過，目前濟南樓市正日趨火爆。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對第一財經分析，目前二線城市的市場交易熱呈現了“板塊輪回”的態勢，此前為蘇州、南京、合肥等市場，而後為成都、天津等市場，而現在包括濟南、南寧等城市也開始呈現出火熱的態勢。目前濟南的存銷比僅有7個月左右，處於歷史較低水平。

中西部：合肥武漢領銜 長沙房價最親民

在中西部的省城中，房價比較高的主要是在中部的幾個省城，包括合肥、武漢、鄭州和南昌。其中合肥以11503元/平方米位居中西部首位，同比漲幅更是達到47.69%，在所有省會城市中名列第一。

房價上漲過快、過高，也引起當地政府部門的擔憂。根據當地媒體報道，6月21日，合肥市土地管理委員會第五次主任會議在政務會議中心召開，合肥房產局、招商局、土地局、財政局等近20多部門參加會議。會上明確合肥不會出臺限購政策，但是會出臺差別化信貸政策，首付門檻提高，地王一個月內付清地款。

在合肥之後，武漢以11157元/平方米位居第二。作為中部地區的中心城市，武漢的教育、醫療資源在全國名列前茅，例如以華中開頭的大學基本都集中在武漢。在今年以來二線城市的快速上漲過程中，武漢的增速也達到了15.76%，在所有省會城市中位居第三。

在武漢一家金融機構上班的李小姐一直心儀位於武漢二環邊的樓盤中建南湖一號，“之前沒開盤的時候說大概1.2萬，三月份開盤均價1.35萬，還日光，四月底又有開盤的，均價已經1.萬了。”

另一個人口大省河南的省會鄭州，目前房價已經達到了9973元/平方米，很快就要突破萬元大關。早在2010年末，河南省的戶籍人口就超過1億人。盡管有1000多萬人口流向了沿海發達地區，但本省常住人口還有9000萬左右，城鎮化還有很大的空間，這其中，鄭州將可能吸引大量的人口進入，因此近年來鄭州的房地產市場也被廣為看好。

相比之下，同為中部省城的長沙房價要“親民”很多，目前長沙的房價仍在“6字頭”，為6565元/平方米，僅為合肥的57%，武漢的59%，這個價格甚至不如江浙和福建的很多縣城。

根據第一財經的統計，在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2015年長沙這一數字達到了39961元，位居中西部省會城市、直轄市第一位，比合肥高出近8000元，與不少沿海發達城市相當。易居研究院的報告顯示，去年長沙的房價收入比僅為5.2，在所有的省會城市中最低，由此可見長沙的房價有多麽“親民”。

一個城市的房價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緊密相關。但這並不等於說，房價越高，經濟發展水平就越好，競爭力就越強;房價越低，經濟發展就越差，城市競爭力就越弱。例如，目前南京的房價超過了廣州和杭州，但南京的經濟發展水平、就業機會和收入水平仍與一線城市廣州有不小的差距。在新興產業發展、收入水平方面也明顯不如同處長三角的杭州。

恰恰相反，一個較為合理的房價水平，有利於為當地的實體制造業提供較好的外部成本環境，區域經濟也得以快速發展。以長沙為例，數據顯示，2006年長沙GDP總量僅位列全國第二十八，但到2015年，長沙GDP已躍居全國各大城市第十四位，9年間上升了14位。這其中當地主打產業裝備制造業、文化產業、醫藥、汽車等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

這其中，在裝備制造業方面，近年來長沙湧現出了三一重工、中聯、山河智能等在國內響當當的裝備制造企業，而制造業就需要大量的產業工人，需要較為合理的外部成本環境。

再比如，位於長三角的杭州，自2010年之後房價幾無上漲，甚至一度出現明顯下跌，目前房價也低於南京、廈門等二線城市。但恰恰是近幾年，杭州的信息經濟快速增長，去年以來經濟增速在沿海主要城市中位居榜首，多個指標甚至超越了一線城市廣州。

值得註意的是，杭州和長沙作為省會，近年來在經濟快速增長同時，都吸引了大量的人口進入，並不缺少需求。這兩個城市的一大共同點是，近幾年土地供應十分充足。這也說明，目前房價上漲壓力較大的二線城市應當根據市場需求，及時增加土地供應，才能使得房地產保持在平穩健康的水平，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較為合理的外部綜合成本環境。

此外，雖然省會城市作為所在省份的核心城市，聚集了所在省份最好的教育和醫療文化等各種公共資源，但仍有不少省會由於供應量過大，目前仍處在去庫存的階段，在今年以來一二線城市房價上漲的過程中，這些省會仍處於下滑或不溫不火的水平。

從漲幅來看，目前長春、烏魯木齊、西寧和銀川四個省城的房價同比出現下跌，沈陽同比也僅增長了0.67%，西安上漲了0.39%，這些城市大多來自能源重化省份或西部地廣人稀省份，供應過大，人口流入緩慢，面臨著不小的去庫存壓力。

各省會城市房價一覽(數據來源：中國房價行情平臺)

35城市生活質量滿意度:寧波杭州居首 廈門蘭州墊底

一項排名顯示，中國35個大城市中，寧波與杭州的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是最高的，蘭州、廈門則墊底。

2日在北京舉行的第十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論壇上，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發布了2016年中國城市生活質量報告，包含35個城市的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指數和客觀社會經濟數據指數。

在前一項指數排名上，寧波、杭州居首，蘭州、廈門墊底;後一項指數排名上，北京、深圳、南京、廣州排在前列，重慶、西寧、鄭州排在後位。

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院長張連城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經濟仍舊處於轉型與改革的攻堅階段，經濟與社會發展面臨的挑戰與風險猶存。在客觀生活質量指數與去年相比有所下降的情況下，主觀滿意度指數保持了基本穩定。

2016年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指數排名前10位的城市是：寧波、杭州 、昆明、南寧、重慶、成都、大連、濟南、西寧、呼和浩特。排名後10位的城市是：貴陽、 南京、 鄭州、福州 、上海、 深圳、長春、 西安、 蘭州、 廈門。

2015年，廈門的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指數曾經排名第二，此前連續4年排名前十，而今年卻以第35的名次排名墊底。張連城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或許是和城市管理、房價走勢、生活成本等因素有關。

調查方通過對35個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主觀感受進行隨機電話調査後，通過統計分析得出了描述城市生活質量的5個主觀滿意度分指數，即生活水平、生活成本、人力資本、社會保障、生活感受，分別反映了城市生活質量的某一特定方面。

2016年，全國35個城市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指數平均值為55.82， 比2015 年略有提高，處於滿意區間。今年35個城市的主觀滿意度指數全部超過了滿意和不滿意的臨界點50分。

今年城市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指數的5個分指數平均值分別為：生活水平(60.44)、 生活成本(39.74)、 人力資本(62.20)、 社會保障(60.66)、 生活感受(56.05)， 與2015年相比，五個細分指數均有所提高。但其中的生活成本滿意度分指數仍處於不滿意區間。此外， 生活感受分指數中的生活節奏細分指數，35個城市的平均值為44.07， 仍處於不滿意區間。

城市生活質量的客觀指數即社會經濟數據指數，是根據國家權威機構發布的35個城市的社會經濟數據計算得出的，從而保證了該指數的客觀性和權威性。客觀指數也包括5個分指數，即生活水平指數、生活成本指數、人力資本指數、社會保障指數、生活感受指數。

城市生活質量客觀總指數排名前10位的城市是：北京、深圳、南京、廣州、杭州、上海、昆明、武漢、西安、貴陽。 排名後10位的城市是：合肥、 哈爾濱、 南昌、 海口、 蘭州、南寧、 福州、 重慶、 西寧、 鄭州。

2016年35個城市客觀社會經濟數據指數平均值為54.75, 比2015年的55.84有所降低。得分50分以上的城市有32個，比2015年多1個。5個客觀分指數的平均值分別是：生活成本(58.74)、生活感受(57.54)、人力資本(56.98)、社會保障(50.43)、生活水平(50.07)。與2015年相比，生活水平、人力資本、社會保障客觀分指數有所下降，生活成本、生活感受客觀分指數有所上升。

張連城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生活質量客觀指數即社會經濟數據指數顯示，東部城市高於中西部城市，但同時部分城市存在主客觀指數的反差。 5個客觀社會經濟數據分指數涵蓋了 20個社會經濟數據指標，基本上反映了我國現階段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各個方面。

記者了解到，在對35個城市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調査和客觀生活質量指數調查的基礎上，今年進行了三項專項調査，即影響居民生活質量因素調查、房價預期專項調查、就業前景預期調查。

張連城表示，在房價預期調査和居民最關註因素調查的基礎上，今年新增了對就業預期的調查。這對於了解新形勢下房價、 就業及其他因素對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影響居民生活質量最重要因素的調查結果顯示，在給定的四個選項中。全部35個城市的居民均認為空氣質量是影響生活質量的最大因素(46.33%)， 其次是物價 (23.94%), 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的分別是食品安全(20.87%)和交通狀況(8.86%)。與去年的調查結果有所不同，今年城市居民對物價的關註超過了對食品安全的關註。

房價預期的專項調查息示，35個城市預期房價指數平均值為40.16， 比2015年的平均值43.86還要低， 表明居民預期未來一兩年內房價將呈現下跌趨勢。

就業前景預期調查雖示，35個城市對就業前景預期的均值為57.41，所有城市得分均超過了 50，盡管分值不高，但仍處於基本樂觀區間。

張連城認為，當前城市居民仍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包括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過快的生活節奏、不確定的房地產價格。在未來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轉型過程中，中央以及地方各級政府要繼續致力於推進民生體系建設，穩定經濟增長，實現居民生活質量的進一步提升。

電商百強市都有誰：杭州居首 蘇浙所有地級市上榜

在電子商務高度發展的今天，信息經濟已經成為不少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那麽哪些城市的電商發展最好呢?

阿里研究院日前發布的《2015年中國城市電子商務發展指數報告》顯示，在2015年中國“電商百佳城市”排行榜中，杭州名列榜首，廣州和深圳分列第二、第三位，第四至第十位依次為金華、北京、上海、泉州、廈門、蘇州和中山。

這份報告是阿里研究院基於阿里巴巴平臺海量數據，對全國近30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電子商務發展狀況進行全面分析。

報告指出，近幾年，在杭州、廣州、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企業和消費者大規模、高頻度應用電子商務，帶動電商交易、支付、快遞、營銷等電商服務快速增長。

數據顯示，2015年，杭州市電子商務服務業主營業務收入達到1262.4億元，同比增長44.2 %，“十二五”期間增長了11.5倍。據不完全統計，全國85%的網絡零售額、70%的跨境貿易額和60%的B2B交易額是在杭州的電子商務平臺上完成，全國三分之一的綜合性電子商務平臺和專業網站落戶杭州。杭州儼然已成為我國的“電商之都”。

杭州市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盡管杭州工業持續低迷，但在信息經濟引領下，該市GDP增速時隔三年又重回兩位數區間，2016年一季度GDP增速持續中高速增長，達10.3%，居副省級以上城市第二位(僅次於重慶)，在沿海主要一二線城市中位居第一，從近三年主要經濟指標走勢看，杭州市新動能正不斷鞏固。

浙江大學公共服務與績效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胡稅根告訴第一財經，杭州這幾年主要是抓住電商等新的經濟形態，主打智慧經濟、智慧產業，在經濟轉型升級方面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在杭州之後，“千年商都”廣州擁有全國最好的各種專業批發市場，擁有中國對外貿易的窗口平臺廣交會，但其電商發展卻比杭州滯後不少。廣東省社科院企業管理與決策科學研究所所長林平凡認為，廣州的傳統商貿批發市場十分強大，都屬於傳統的商貿模式，傳統的力量太過強大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創新型人才的發展空間。

不過，這兩年廣州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也在不斷加快。尤其是，廣州正利用傳統商貿的優勢，大力向現代商貿轉型。2015年，廣州發出快遞包裹數量分別超過19億件，位居全國首位。

按照規劃，未來3—5，廣州將打造成電子商務與移動互聯網+產業總部城市。目前廣州正在打造的琶洲電商總部區，已成為互聯網創新集聚區。目前琶洲區域已經吸引了阿里巴巴、騰訊、小米、唯品會、複星、國美等國內重量級電商企業紛至進入。

從地理分布來看，“電商百佳城市”廣泛分布在30個省市區，江蘇、廣東、浙江、山東和福建五省合計占54%。具體為：江蘇13個、廣東12個、浙江11個，山東10個、福建8個。另外，安徽和河北各6個城市上榜，廣西、湖南和江西各有3個城市上榜。

江蘇、浙江所有城市上榜，福建除三明市之外所有城市都上榜，說明江蘇、浙江、福建三省電子商務發展總體水平較高，均衡性較好。這是因為這三個省的輕工業發達，而且經濟發展較為均衡。比如，浙江和福建所有的地級市人均GDP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

相比之下，經濟一大省廣東的21個地級市中，有12個地級市上榜，這些城市主要來自經濟發達的珠三角以及民間資本雄厚的潮汕地區，粵西粵北鮮有入圍。這是因為經濟最發達的珠三角與粵西粵北之間相差巨大。

在中西部地區，排名靠前的城市有武漢(12位)、成都(20位)、合肥(21位)、鄭州(22位)、長沙(23位)，都是省會城市。另外，昆明、太原、貴陽、銀川、拉薩、呼和浩特、長春和哈爾濱8個省會城市，都是本省區唯一上榜的城市。

這反映出，中西部地區的省會城市憑借經濟、政策、人才等優勢，已成為各區域發展電子商務的火車頭。不過，相比沿海地區多點開花的格局，中西部“一城獨大”的局面仍十分明顯，未來中西部普通地級市的電商發展仍需努力。

哪些城市最適宜創業：北京居首 杭州超越廣州

近幾年，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熱潮湧動之下，創業成為不少年輕人就業和工作轉型的一個重要方向。那麽哪些城市更適合創業呢?

日前，標準排名、騰訊研究院、優客工場聯合發布了“2016中國大陸最宜創業城市排行榜”。榜單顯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廣州、天津、武漢、蘇州、南京和成都位列前十名。

北京遙遙領先

榜單從創業熱度、政策環境、智力支持三個一級維度去衡量一座城市是否適宜創業。按照城市的得分，榜單將前50個城市劃分成了五大創業陣營，第一陣營只有北京，獨占鰲頭;第二陣營為上海、深圳、杭州和廣州;第三陣營有天津、武漢、蘇州、南京、成都、西安、重慶;第四陣營為青島為首的11個城市;其余城市劃入第五陣營。

北京的霸主地位難撼，三項得分均位居第一，總得分達到了96.448分，比第二名上海高出37分，在全國遙遙領先。尤其是其創業熱度的得分，比上海和深圳高出一倍以上，這也說明北京是目前全國創業最火熱的城市。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產業成了第四次創業潮的主力之一。曾在一家IT企業做程序員、去年跳槽出來創業的王先生和他的團隊一起打造一個互聯網旅遊的項目。“北京的創業以互聯網最多，既有互聯網出身，也有從傳統行業出來但有互聯網思維的人。”

即便不是在北京創業的企業，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也有很多企業會把業務拓展到北京。廣州一家3年前成立的互聯網企業，近期將不少重要部門都放到了北京，該公司的一名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北京的各種資源比較多，而且很多客戶和關系都在北京，很多事情都要在北京處理。”

從更具體的二級指標來看，北京的新三板掛牌公司數量為1175家，幾乎是第二名的上海(691家)與第三名的深圳(490家)之和，占全國的15%，顯示了北京在創業方面的強勢地位。

在北京之後，上海和深圳這兩個城市的得分雖然與北京有較大距離，但是無論在最宜創業總分指標還是在最重要的創業熱度得分方面，滬深均大幅領先於後面的城市。

杭州為何超越廣州

在這個被資本和科技所主宰的社會，一個城市要有絕對的話語權，必須在兩大產業上有突破，即金融和高科技產業，或至少在某一個產業傲視群雄。比如深圳不僅有深交所，而且高新科技產業發達，A股上市公司就達到了200度家;上海有上交所，是我國的金融中心和商業中心;北京作為政治中心，不僅坐擁大批央企總部，而且還有中關村，金融和高科技實力十分雄厚。

正是因為在這兩大產業上都不占優，以傳統產業為主的廣州一線城市的地位近幾年也受到了不小挑戰。尤其是作為電商之都，杭州這座“1.5線”城市已經逐漸在邁向一線城市行列。在多個代表一線城市競爭力的指標領域，杭州已經超越了廣州。

例如，目前杭州的上市公司數量穩居全國第四，僅次於京滬深。在杭州濱江不足百平方公里的範圍內，集聚了30多家上市公司。除阿里外，還有士蘭微電子、恒生電子、信雅達等一批國內科技人員創辦的上市企業，以及智慧安防國內前三強海康威視、大華技術、宇視科技。濱江匯聚著以雲計算、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為代表的智慧產業。有評論指出，多年來中國城市間始終持續的“矽谷熱”，正進入到以深圳南山、北京海澱和杭州濱江為代表的三城演義時代。

在本次發布的榜單上，杭州的最宜創業總分也超越了廣州，位居全國第四。“杭州的創業氛圍很濃厚，浙江人真的很會做生意，我們公司很多年輕人都有過創業經歷。”成立於杭州的一家私募公司人士陳小姐說。

而廣州之所以退居第五，除了近幾年產業轉型升級不甚理想外，也跟自身所處的外部政策環境有密切關系。從政策環境得分看，前十名是北京、天津、上海、深圳、杭州、蘇州、青島、武漢、廣州、成都，不少二線城市的得分都超過了廣州。在廣州，不少企業經常抱怨說，深圳等城市能夠提供的補貼優惠更多。

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地方一般財政收入太少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中山大學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這是由廣東的財政結構所決定的，廣東的稅收主要來源於珠三角，尤其是廣深，而深圳作為計劃單列市，直接與中央分成，不上繳所在省。而廣東省的貧富差距十分懸殊，廣東要加大財政轉移支付，要平衡粵東西北地區發展，其財政來源就必須依賴老大哥廣州。

多年來，廣州收入的每1元錢的財稅中，大概有0. 75元貢獻給中央和省，自己只留下0.25元。數字顯示，2015年廣州的公共預算收入為1349.1億元，僅為深圳的一半左右，與武漢和杭州差不多，可是廣州的人口規模可比武漢和杭州大多了。

林江說，廣州本身產生的財政收入是不少的，但能夠用於廣州自身民生支出、經濟發展的財政收入太少了。正是由於廣州“囊中羞澀”，因此多年來經常有廣州的企業抱怨說，廣州能提供的各種資金扶持不如深圳等地。

此外，雖然北上深杭廣領跑全國，不過，一些科教勢力十分雄厚的二線城市也在迎頭趕上。榜單顯示，中國目前已經形成五大創業中心，一是以北京、天津為核心的華北創業中心，二是以上海、杭州、蘇州、南京為核心的華東創業中心，三是以深圳、廣州為核心的華南創業中心，四是以武漢為核心的中部創業中心，五是以成都、西安為核心的西部創業中心。

這其中，武漢、南京、西安、重慶等城市作為計劃經濟時代各大區的中心，雲集了大批高校，科教勢力雄厚，在智力支持得分方面也與廣州、杭州不相上下。

去年中央財政支持各省5.5萬億四川得3701億居首

近日，財政部披露了2015年全國財政決算，總共包括了37張表格及說明，將去年全國20余萬億元的收支情況向社會大眾公布。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發現，財政部首次披露了去年各地區獲得中央財政支持的具體金額，表格全稱是“2015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分地區決算表”。根據這一決算表，在去年中央財政給31個省(市、直轄區)的總額約55098億元財政支持中，四川省最終獲得約3701億元，位居首位，河南省以3403億元緊隨其後，獲得中央財政資金超2000億元總計12個省份，按資金總額多少排列分別是湖南、湖北、雲南、黑龍江、安徽、新疆、河北、貴州、廣西、山東、內蒙古、陜西，獲得千億級中央財政資金共有10個省份，其中甘肅和江西兩省逼近2000億元。

剩下七個省份獲得中央財政資金百億級資金，其中天津市獲得中央財政資金最少，約為427億元。

中央對地方的財政支持分為兩部分，分別是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

根據2015年全國財政決算，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包括增值稅、消費稅、所得稅和成品油稅費改革四類稅收返還，2015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的決算數為5018.86億元。轉移支付分為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2015年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決算數為28455.02億元，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決算數為21623.63億元。

從中央對地方財政支持總額可以看出，為保證地區間財力均衡，中央財政向中西部地區傾斜明顯。

在中央對地方財政支持超過2000億元以上的14個省份中，除了河北和廣西外，基本上都是中西部省份。

一般性轉移支付是指中央對地方有財力缺口的地方政府給予補助，根據2015年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分地區決算表，四川、河南兩地獲得中央支持超過2000億元，湖北、湖南、新疆、甘肅、陜西、雲南、貴州、廣西、江西、安徽、黑龍江、內蒙古、河北等地獲得中央支持超過1000億元。

中央專項轉移支付是指中央為實現特定的政策目標，委托省政府代理一些事務進行補償而設立的專項資金。根據2015年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分地區決算表，金額超過千億的省份為黑龍江、河南、四川、雲南、新疆五省。

根據2015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分地區決算表，東部發達地區獲得的稅收返還普遍較高。比如廣東省獲得最高的460.31稅收返還，江蘇和浙江獲得稅收返還超過300億元。

數據來源：2015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分地區決算表 第一財經整理

註：表中中央財政資金總額為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總額

上半年快遞業務量同比增長56.7% 上海業務收入居首

從國家郵政局獲悉， 上半年，全國快遞服務企業業務量累計完成132.5億件，同比增長56.7%；業務收入累計完成1714.6億元，同比增長43.4%。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計算，上半年郵政行業業務收入占GDP比重達0.73%。

其中，同城業務收入累計完成244億元，同比增長43.3%；異地業務收入累計完成925.8億元，同比增長41.1%；國際及港澳臺業務收入累計完成197億元，同比增 長14.7%。

6月份，快遞業務量完成25.8億件，同比增長56.6%；業務收入完成324.1億元，同比增長43.3%。

上半年，東、中、西部地區快遞業務收入的比重分別為81.1%、10.8%和8.1%，業務量比重分別為81.1%、11.9%和7.0%。與去年同期 相比，東部地區快遞業務收入比重下降了0.7個百分點，快遞業務量比重下降了0.5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快遞業務收入比重上升了0.5個百分點，快遞業務量 比重上升了0.5個百分點；西部地區快遞業務收入比重上升了0.2個百分點，快遞業務量比重持平。

其中， 廣州、 上海、深圳分別以122593.8 、 112337.1 、 89854.5萬件位列快遞業務量前三位城市；上海、深圳、北京分別以 3126870.2、 1274258.7、1190429.7萬元位列快遞業務收入前三位城市。

（綜合來源：中國證券網、國家郵政局）

保險業半年變局：險資運用收益率下滑 另類投資配置“居首”

保險業上半年保費增長“戰果斐然”，與此相對應的是並不如意的投資成績。

7月28日，保監會上半年數據通氣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保險業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18812.82億元，同比增長37.29%，增幅較上年同期上升18.02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受資本市場一季度急速下挫和費用上升影響，上半年保險業經營效益較去年同期有一定幅度下降，但較一季度有所改善。預計利潤總額同比下降54.05%，降幅較一季度略有收窄;行業資金運用收益率2.47%，同比下降2.69個百分點。

同時，以另類投資為主的“其他投資”在這幾年的持續攀升之後，終於在今年上半年末一舉超越占比不斷下降的債券，成為了保險資產配置的第一大類別。

中短存續期產品新規後勁足

保費增勢延續，但結構化分化越發明顯。上半年保費總體增勢明顯，尤其是壽險業務高速增長，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11761.02億元，同比增長45.02%，增幅同比上升23.75個百分點。

其中，新單業務同比增長69.55%，增幅同比上升32.87個百分點。普通壽險和健康險業務大幅增長，分別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7504.41億元和2359.33億元，同比分別增長79.45%和89.37%。

更令人關註的是今年3月規範中短存續期產品新規實行後的影響。對此保監會統計信息部統計管理處調研員、副處長段海洲告訴《第一財經日報》：“3月份起新規開始實施，要求存續期限不滿1年的中短存續期產品立即停售，存續期限在1年以上且不滿3年的中短存續期產品的銷售規模在3年內按照總體限額的90%、70%、50%逐年縮減，3年後控制在總體限額的50%以內。新規出來之後，這類產品的規模呈現下降趨勢，上半年比一季度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從單一公司的數據來看，基本上也是較去年同期呈現負增長。”

單月數據顯示，4月份中資壽險保戶投資款新增交費(主要是萬能險)為974.7億元，相比於3月份的1844.1億元環比下降47%，部分險企的保戶投資款新增交費甚至出現零增長和負增長。

段海洲還分析：“目前，銀保渠道仍占五成，業務占比呈現回升態勢。”他強調：“當前資本市場情況下，中小保險公司產品的銷售規模在下降，目前來看各家公司大都符合監管規定。”

段海洲預計：“上半年，保險公司預計利潤總額1055.86億元，同比減少1241.99億元，下降54.05%，降幅較1季度收窄1.24個百分點。截至上半年末，全國保險機構200家，較年初增加6家。其中，保險集團公司11家，保險公司163家，保險資產管理公司22家，其他公司4家。”

“其他投資”首超債券成第一大配置

自從2012年保險資金運用範圍大幅放開後，另類投資占比就處於持續穩步上升的過程中。保監會數據顯示，以另類投資為主的“其他投資”在這幾年的持續攀升之後，終於在今年上半年末一舉超越占比不斷下降的債券，成為了保險資產配置的第一大類別。

針對另類投資，段海洲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投資端，整個上半年宏觀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低利率的環境下股市低迷，對投資有比較大的影響，包括銀行存款、債券等固收類的收益同比都在下降;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占比下降，保險公司也在調整自己的投資配置策略。而在另類投資部分，一些公司在積極尋找高收益產品，從數據上看是略有增加的。”

保監會上半年數據顯示，其他資產今年上半年末余額為4.3萬億元，在保險資金運用余額中占比34.22%，而債券余額則為4.21萬億元，占比33.49%。這也是其他資產首次超過傳統的資產配置“老大哥”債券，成為新晉的保險資金第一大配置品種。

廣發證券分析師曹恒乾表示，由於目前尚未披露其他投資的具體科目，但從其他幾項資產的界定來看，銀行存款、債券和股票基金基本是保險公司最傳統的配置，因此可以先將其他投資的增長當做保險公司對另類資產的配置。就目前的趨勢來看，其他投資的占比和配置情況正在逐步向上，這意味著另類投資規模也潛在增長。

從上市險企的財報披露來看，另類投資通常指傳統的股票、債券和現金之外的金融和實物資產，包括基礎設施債權計劃、股權投資計劃、不動產投資、理財產品、信托計劃等。

多名保險資管公司高管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一邊是低利率和資產慌，股債兩市均“不給力”；一邊是負債端穩步上漲的保費收入以及依舊不低的資金成本。秉承多元化配置的理念，另類投資無論在品種和收益率上都是不錯的選擇，也是投資重壓之下的必然選擇，之後也會成為保險資金持續青睞的對象。

保監會數據顯示，上半年保險公司實現資金運用收益2944.82億元，同比減少2160.30億元，下降42.32%。資金運用收益率2.47%,同比下降2.69個百分點。銀行存款和債券余額合計實現收益1428.92億元，比去年同期減少26.19億元。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實現收益241.44億元，同比減少2612.10億元。

平安證券非銀金融首席分析師繳文超表示，由於競爭以及費率逐步市場化因素的影響，保險公司的負債成本實際上是呈上升趨勢，而低利率的市場環境下債券的收益率曲線進一步平滑，保險資金將繼續尋求多元化投資渠道，固定收益轉另類和權益投資趨勢將繼續。

不過，另類投資也不可避免地面臨一些風險和挑戰。一名保險資管人士對本報表示，一方面低利率和資產荒對另類投資其實也有影響，優質、規模大的項目愈發成為稀缺資源;另一方面，一些收益較高的項目背後的風險也不容忽視。

因此，對於另類投資，一些保險資產管理公司已在尋求轉型。泰康資產副總經理、基礎設施及不動產投資中心董事總經理李振蓬曾公開表示，自2006年以來，行業所做的保險資產債權投資計劃、“名股實債”股權投資計劃屬於高信用等級私募債類業務，這些業務在當時加杠桿的周期中，適應了投資人、融資主體和經濟發展的需求，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和壯大。而在目前的去杠桿周期、風險逐漸暴露、高信用企業收緊債務融資、同業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傳統的債權融資產品生存空間收窄。

李振蓬表示，另類投資未來將由債權投資模式轉為股權投資模式，由看重主體信用轉為看重以專業資產管理能力為基礎的資產信用，由註重規模轉為註重質量效益，實現業務可持續性，增強盈利能力。

中國首次躋身世界創新前25強 有10項指標全球居首

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15日發布，中國首次躋身世界創新前25強，瑞士、瑞典、英國、美國和芬蘭依次占據榜單前五位。

該指數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美國康奈爾大學、英士國際商學院共同發布，核心部分由全球經濟體創新能力和結果的排名組成。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框架下包含七個支柱：制度、人力資本和研究、基礎設施、市場成熟度、商業成熟度、知識和技術產出、創意產出，每一個支柱下面又包含若幹個關鍵性指標，總共涵蓋82項具體評估指標。

商業成熟度與知識和技術產出評價高

在過去9年，榜單的前25名由在創新方面持續領先的高收入國家穩穩盤踞，且鮮有變動。但在今年，部分由於加入了新的指標，前25名出現了顯著變化，我國則成為第一個躋身該排名前25位的中高收入經濟體。

報告指出，這一變化不僅是由於中國的創新表現，也有統計方法方面的因素，比如中國在新增的四項指標中表現尤為出色。尤其在“商業成熟度”與“知識和技術產出”這兩個支柱上，中國獲得高分，高於現在所屬的前11-25名這一群體的平均得分，也高於同一群體的其他國家。

對此，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助理劉哲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政府在鼓勵創新的總量和增量方面逐漸側重產融結合，因而在創新的政策上會提供一些空間和彈性，有利於創新成果用於產業，進而產生經濟效益。另外，中國的產業正處於轉型的關鍵時期，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所以這兩個指標較高。

而在82項具體評估指標中，中國在高科技出口比例、知識型員工、15歲青少年能力(閱讀、數學與科學)評估、公司培訓等10項指標中全球居首。此外，中國還在本國人專利申請量、本國人實用新型申請量、高新技術出口和創意產品出口等指標以及全球研發公司、國內市場規模、企業研究人才和本國人工業品外觀設計申請量這些新指標上的得分都很靠前，所有這些因素使得中國躋身前列。

劉哲認為，這說明我國重視人力資源和青少年培養，而這正是創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當企業利潤薄到一定程度就沒有發展空間了，怎麽去增加利潤的附加值?只能通過創新去不斷提升軟價值，使利潤增厚，知識的獲取和構成是創新的基本和源泉，教育則是知識的獲取和構成的重要因素。”

從變量的層面看，無論是絕對值還是相對值，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近年來在多個關鍵指標上顯示出的進步都最為顯著，這些指標包括研發總支出、ICT服務進口、本國人專利申請數量和引用文獻H指數以及與創新人力資本開發和創建相關的其他變量，如高等教育入學率、 受教育年數、高等教育入境留學生以及前三名高校的平均得分排名。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則認為，無論是總體上看，還是具體指標位居前列，都是因為我國的研發投入持續上升，如今更是把創新驅動發展擺在“十三五”五大發展理念的第一位，政府推出鼓勵創新創業的一系列政策效果正在顯現。

報告的內容也提到，2009年金融危機後，全球研發支出並不是穩健向上的，但國內研發支出總額和企業研發支出在危機期間沒有減少、並在之後增多的國家中，中國均位居第二，而且，只有中國縮小了與美國等富裕國家在研發支出或其他創新投入和產出指標方面的差距。

中國的創新質量不亞於領先者

創新質量方面，日本、美國、英國和德國排名前四，中國名列第17位，是唯一一個創新質量不亞於領先者的中等收入國家。印度在中等收入經濟體中位居第二。

報告指出，中國在本地大學質量和引用數量方面的得分高於高收入組別的平均分，與高收入組別中創新質量位列前十位的若幹經濟體的得分持平或更高。但在專利申請上，中國仍然低於高收入組別的平均分。不過，中國的創新質量得分在它所在組別中，唯一顯示出了類似於高收入經濟體的那種均衡。

但需要考慮的因素還不止於此。報告同時指出，高質量的創新投入和產出通常反映出，還存在有利於創新生態系統健康、富有活力和成效的其他因素。在理想的情況下，這些系統可實現自我維持，發展軌跡自下而上，並無需反複通過政策或政府來驅動創新。對於政府及其在未來創新政策模型中的作用來說，如何最好地創造這樣一個有機的創新體系，是一個引人關註的兩難問題。

一方面，當前大家都接受的一點是，政府在產生創新的過程中持續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政府過猶不及，如果它們挑選技術，則可能很快會降低實現自我維持且有機的創新生態系統的可能性。為創業和創新提供足夠的空間;為個人、學生、小型公司等草根力量提供正確的激勵和鼓勵;以及經常對現狀提出質疑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使用權”，這些都是需要具備的一些要素。

報告認為，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明智的做法無疑是避免過於依賴政府的力量並將其作為建立完善創新體系的唯一驅動力。對於政府來說，在幹預和放任之間取得平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挑戰性。

劉哲認為，對於中國政府來說，現階段有要“做”的方面也有要“放”的方面。比如，在創新引導方面需要持續推進，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必須由政府來推動，而在民營教育等行業則需要更多市場的力量加入進來，政府發揮杠桿作用，讓教育更有效，更貼近市場。

“此外，政府在一些政策的方向上要變一下，比如原來是寫多少專利就評多少職稱，現在則考慮加入轉化率考核，以推動經濟發展。這說明我們的政府已經意識到這點，正在做出改變”，劉哲說。

徐洪才則表示，這個平衡點是動態的，將隨著我國創新發展的過程而變化。“我國創新還處於初級階段，政府要啟動這個市場，最終要讓市場參與者自覺的搞創新活動。政府必要的幹預和扶持，也將隨著市場經濟的形成和完善，以及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而慢慢退出。最終，政府只是制定規則，用規則來間接引導市場主體的行為。”

前7個月北京吸收外資121億美元 香港在京投資居首

8月19日，據北京市商務委員會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至7月，北京新批外商投資項目632個，實際吸收外資121億美元，同比增長2%。其中，香港地區在京投資居首。

據中新網報道，今年1至7月，外資集中投向北京市服務業擴大開放重點領域。服務業整體入資114.8億美元，占北京市實際外資94.9%，其中科學技術、互聯網和信息、商務和旅遊以及文化教育等服務業擴大開放重點領域引資增長迅猛;服務業引進外資項目615個，其中科學技術、互聯網和信息、文化教育、金融、商務和旅遊、健康醫療六大重點領域引進外資項目487個，占北京市引進外資項目數67.9%。

1至7月，在京新設立及增資的大企業數量較多。數據顯示，新設立投資總額超過千萬美元的外商投資企業76家，增資超過千萬美元的企業147家，投資額較大的企業涉及新能源、集成電路和芯片等研發，以及醫療、養老、電子商務、雲計算、信息技術等服務業領域。

哪些國家和地區熱衷投資北京？數據顯示，在京投資前五位國家和地區是香港地區、開曼群島、維爾京群島、德國和新加坡，共新設企業342家，入資110.9億美元，占北京市實際外資91.7%。

此外，東盟新設企業36家，實際投資5.4億美元，增長2.3倍;歐盟新設企業66家，實際投資11.1億美元，增長2.5倍;法國、韓國等新設企業162家，實際投資增長超4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新設企業59家，實際投資增長2.2倍。

北京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60% 研發投入強度全國居首

“北京創新驅動發展的作用顯著增強，經濟結構向高精尖、高附加值和綠色低碳躍升”，北京市統計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龐江倩今天表示。

5日，北京市統計局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北京創新驅動發展監測評價指標體系及監測結果。結果顯示，去年北京創新驅動發展總指數為130.7，連續五年穩步提升，年均提高6.1個點。去年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60%，比全國平均水平高5個百分點以上。

今年5月，《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明確提出，我國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等重大戰略部署。龐江倩在發布會上表示，加強北京全國科技創新城市建設，是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抓手。為此，北京市統計局和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聯合研究提出“北京創新驅動發展監測評價指標體系”，為北京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信息支撐。

在《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理論內涵的基礎上，北京創新驅動發展監測評價指標體系認為，新時期創新驅動發展包含三個新的理念：從科技創新向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轉變;強調增長動力機制轉換和增長方式轉變;註重經濟增長速度向註重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率提升轉變。

龐江倩指出，北京創新驅動發展監測評價指標體系以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理念為政策理論依據，結合建設北京全國科技創新中心、京津冀協同發展、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三五”規劃目標等新時期發展要求，借鑒國內外創新評價方法，將創新環境、創新驅動與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

據了解，指標體系包括3個一級指標，10個二級指標和30個三級指標。

一級指標分別是創新要素、創新驅動和創新發展3個維度。龐江倩進一步解釋道，創新要素指資源，創新驅動指的是動力，而創新發展代表成效。

二級指標圍繞3個維度分成10個角度，分別從人才要素、資本要素和環境要素體現創新要素的情況;從科技創新、制度創新、開放創新體現創新驅動情況;從科技進步、提質增效、結構優化、輻射引領體現創新發展成效。

指標體系中，80%以上的基礎指標可以進行國內比較，20%的指標可以進行國際比較，30%的指標是《北京市“十三五”時期加強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規劃》指標。

據監測結果評價顯示，以2010年為基期年，“十二五”時期，北京創新驅動發展作用顯著增強，創新對發展的貢獻穩步提升。

人口要素方面，經濟活動人口素質、高技術產業從業人員占比、研發人員強度均保持穩步增長。2015年，每萬從業人員中研發人員數207.2人年，年均增長2.5%。

資本要素方面，2015年，天使投資和VC/PE投資額為5254.9億元，相當於2010年的5倍。

環境要素方面，2015年北京全社會R&D經費支出1384億元，研發投入強度達到6.01%，位居全國首位，高於全國平均水平3.94個百分點，超過研發投入強度較高的部分發達國家。

北京市統計局中關村統計處處長張曉潔表示，中關村的企業創新有巨大的引領作用，2015年中關村2000萬家企業合計收入4萬億，占全市GDP的24.1%。

據北京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1-7月，中關村示範區規模(限額)以上高新技術企業實現總收入21427.6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6%。中關村重點監測六大高新技術領域共實現總收入16394.6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2.1%，占中關村總收入的76.5%。其中電子與信息、新材料及應用技術、生物工程和新醫藥總收入增速保持兩位數增長。

北京市科委政策法規與體制改革處處長楊仁全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關村不僅在北京有支撐引領和示範帶頭的作用，其商業模式甚至影響全球，“未來的北京將建三大原始創新高地：中關村科學城、懷柔科學城、未來科技城，目標是把北京打造成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