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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長將首秀德國G20：匯率和貿易公平再引關註

3月17日，二十國集團(G20)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將齊聚德國南部溫泉度假勝地巴登-巴登，這也將是美國新任政府的首場“國際政治秀”。

有知情人士表示，“美國優先”的新導向難免會使得此次G20與往年不同，匯率、貿易公平都將成為美方的關註。知情人士對外媒透露，美國新任財長史蒂文·努欽(Steven Mnuchin)打算利用下周赴德國首次出席G20部長會議的機會，向外界明確傳遞美國不會容忍任何國家利用本幣貶值來謀取貿易優勢的信息。

不論如何，共同尋求增長無疑仍將是G20在危機後一貫的追求。G20由七國集團財長會議於1999年倡議成立。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G20會議升格為領導人峰會，標誌著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取得重要進展，G20從應對危機的重要機制轉化為危機後尋求增長的重要平臺。

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德國G20議程的3大支柱，一是確保穩定;二是構建未來;三是承擔責任。這其實也延續了去年中國G20推動結構性改革、尋求可持續增長的理念。

“避免競爭性貶值”出新意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表示G20領導人應堅持他們的承諾，避免貨幣戰爭，鼓勵自由貿易。“這的確是相當重要的，”他上周四在法蘭克福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這樣的聲明是過去20年或更長時間伴隨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支柱。”

與去年召開G20部長會議時的情形類似，美元處於強勢升值周期，本屆美國政府也傾向於打壓“強美元”來提振本國經濟。

外媒稱，美國高級財政部官員在會議召開前兩天的G20簡報會上，並沒有承諾過去“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G20聲明，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會致力於創造一個開放公平的貿易環境，為我們全球的企業和員工都創造一個公平的競技場。”

特朗普政府主張提高關稅，對那些以匯率貶值手段來提升貿易競爭力的貿易夥伴國實施制裁。

當然，就目前來看，美國並不會真的將中國指為“匯率操縱國”，因為中國並不符合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這一標簽的定義。同時，努欽在接受外媒專訪時透露——目前尚未準備好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努欽說：“在財政部有一個程序，對匯率操縱進行全面審查評估，我們會走那個程序。我們會跟以往那樣做，在我們繼續那個程序之前，我們不會做任何判斷。”今年4月末，美國財政部將發半年度全球匯率評估報告。

特朗普此前也表示，會立即對“匯率操縱國”產品征收45%的特別關稅，但此後他在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已經軟化聲調，意識到大國間合作的重要性，也並未對匯率問題再做贅述。

根據1988年生效的美國《貿易法》，美國財政部必須每半年向國會提交一份各國匯率報告，評估全球各國和地區的匯率政策，判定哪些國家地區出於獲得競爭優勢等目的有操縱本幣匯率的行為。一旦某個國家或地區滿足財政部的三項條件，財政部報告認定其操縱匯率，美國政府就將與所謂“匯率操縱國”展開談判，有可能對這些國家進行制裁。三大條件是：與美國存在明顯的雙邊貿易順差、實質性經常項目盈余、持續進行單邊外匯幹預。

去年10月，美國財政部在半年報中將中、日、韓、德、瑞士五國列入外匯操縱觀察名單。中國只滿足三大條件中的一項。

其實，早在去年的G20期間，匯率一事便引發全球矚目。IMF於2016年2月27日晚舉行新聞發布會，IMF總裁拉加德在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新廣場協議’只是媒體、評論家、觀察家比較關心的問題，但本次G20國家的央行行長和財長真的沒有提及諸如此類協議，因為討論‘新廣場協議’的條件並不存在。”拉加德並稱：“這需要各個國家擁有一致的政策目標，並采取整體行動才能實現這一匯率幹預的目標，而我們真的沒有談論相關問題。”

當時，在全球經濟持續不景氣、市場大幅動蕩、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的大背景下，不乏有聲音開始呼籲，各國需要進一步合作，簽訂“新廣場協議”，共同來加強外匯市場幹預，促使人民幣再度升值、防止美元過度升值。更有觀點指出，2016年的G20會議或將討論協調全球匯率政策的方式。拉加德的回應無疑正式打消了此類疑慮。

而此次，各界對匯率問題的關註更多與美國的貿易政策聯系在了一起。

貨幣政策“退居二線”

盡管“美國優先”政策的出現令此次G20會議略添變數，但一個積極的現象就是，全球央行終於開始漸漸退居二線，以財政政策和政府改革力量推動增長的格局開始顯現。美國的財政刺激主張以及美聯儲率先開始加息則似乎引領了這一改變。這也是中國主持去年G20峰會時的核心思想。

回顧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央行宛如“大力水手”，試圖將各國拽出深淵，為推進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爭得時間。然而，一轉眼八年過去了，央行還在那里拼盡全力，但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卻無跡可循。

眼下，改變正在發生。周四，也就是G20部長會議的前一天，美聯儲將公布3月利率決議，當前市場預計3月加息概率接近100%，未來美國經濟大概率取決於新政府的基建投資、減稅、去監管政策和其他改革的力度。

美國政府的財政刺激計劃之一被稱為 “私人部門籌資方案”，關鍵在於政府並不出資，其核心內容是通過稅收激勵，撬動私人資本，在10年期完成1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穆迪測算，基建會帶來每年0.5%的經濟增長，但1萬億美元基建投資平攤至10年，每年也就只有1000億美元，可能對經濟的增量刺激效果其實並不顯著。不過，經濟學家認為，這對於激活私營部門活力、帶動就業、提升通脹可能會有較大的溢出效應。

除美國外，由於歐央行也開始逐步縮小QE的規模，德拉吉近期表示，歐元區陷入通縮的風險已有減退，交易員認為，這也表明央行下步動作或為進一步縮減QE;此外，日本央行也失去了進一步深化負利率的空間，且也並未透露出要進一步擴大QE的信號，行長黑田東彥1月表示，日本通脹率已經朝著2%的目標回升。

不過，當前歐洲的政治風險仍然突出。尤其是，荷蘭和法國大選臨近，而這兩大歐盟核心國的脫歐呼聲已經日漸高漲。一旦政治風險成為現實，這必將打擊經濟動能。

2016年英國脫歐作為導火索，反歐盟情緒彌漫。荷蘭作為歐盟的核心創始國之一，反對歐盟的民粹黨派迅速崛起。荷蘭3月15日即將舉行換屆大選，自由黨(PVV)領導人基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迅速發聲，“為英國退歐而歡呼，現在該輪到我們了，荷蘭需要一個脫歐公投。”

有分析稱，荷蘭的民粹主義政黨進入荷蘭政府已久，但始終屬於少數黨派。荷蘭政治格局複雜，雖然目前中間道路黨派依然占據絕對優勢，但未來兩級黨派勢力增強，會使得荷蘭對歐盟方針產生一定變化。

此外，法國總統候選人、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以“法國脫歐論(Frexit)”展開競選，盡管其最終當選的可能性仍不高，但其間必將擾動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