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KIZ Archives


“特朗普逆襲”的反思:歐美貨幣政策受限,改革再拖無益

北京時間11月9日,特朗普以278張選舉人票戰勝希拉里218張選舉人票,當選新一任美國總統,參眾兩院均花落共和黨。這一事件令人始料未及,可謂英國脫歐後的又一項“黑天鵝事件”。

然而,對於很多華爾街人士和美國民眾而言,所謂的“黑天鵝”其實只是“白天鵝”,因為不少選民從去年開始便支持特朗普當選。這也從大選當天的資本市場中充分體現——盡管股指期貨一度在投票間跌停,但北京時間11月10日淩晨,美國市場迎來特朗普當選後的首個交易日,與所有人的預期均不同,風險資產暴漲,避險資產暴跌:美股大漲超過1%,美元指數暴漲近3%,黃金暴跌、回吐大部分漲幅,美債收益率創1年新高。

“市場之所以快速切換了模式,是因為特朗普給了美國一個機會,給了市場一個想象空間。無論是奧巴馬執政還是希拉里執政,都是以‘貨幣政策’為核心,財政政策較為保守,而特朗普則效仿中國2014-2016年,將重心由貨幣政策切換到財政政策。特朗普不一定會成功,但一方面至少短期不會被證偽,另一方面相比奧巴馬和希拉里還是更有可能成功。”九州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表示。

其實,特朗普的逆襲折射出的是各地民粹主義、反全球化浪潮的進一步加劇,在這背後實則是歐美國家貨幣政策過度負重、改革不作為所導致的“長期低增速並發癥”。

央行舉步維艱

“全球可能在2-3年內走到‘T字的分岔點’(T-Junction),此後不是向左走——采取正確的政策行動而使經濟重現生機,就是向右走——迎來另一場危機。” 安聯環球投資首席經濟學家Mohamed A. El-Erian在今年10月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El-Erian則劍指問題核心——市場現在像是“溫水煮青蛙”,這是一個非常明顯地人為制造的市場,市場一直還在期待央行以越來越快地步伐購買資產,但央行的政策已經失靈了。

放眼全球,央行是各國唯一的“鬥士”。日本央行自2012年末並啟動了QQE政策(量化和質化寬松),持續購入政府債券和ETF,且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眾多上市公司大股東,然而其年初祭出的負利率政策卻已經產生了負作用——銀行利差收窄、日元不降反升。如今,日本央行可能發現寬松再也無濟於事,於是轉而將中心放到了盯住長端收益率曲線上。

歐洲央行在2015年3月突破了法律的重重阻礙,大力推行QE政策,至今歐元區核心通脹率仍然與2%的目標相差十萬八千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國脫歐產生的一系列不確定性、歐洲移民問題滋生的社會動蕩等等都是整個歐洲的嚴峻挑戰。

轉視最早啟動非常規政策的美聯儲,占盡先機者也必定複蘇最快,然而美聯儲也意識到了貨幣政策的極限與局限,因此其在2015年12月毅然啟動了危機後的首次加息,邁出了正常化進程的第一步,如今第二次加息也已經箭在弦上。但由於財政赤字攀升,美國的財政中始終無法發力。

然而,特朗普的勝利演講中直指問題核心,不論其能否最終落實承諾,市場的反應說明了各界對於“不作為”的厭惡。

鄧海清認為,對於特朗普的“治國”思路,從勝選演講出發,預計有以下幾點:

第一,以美國GDP增速翻倍為主要目標。在勝選演講中,特朗普明確表示“我們能夠讓經濟增長率提升一倍,並成為全球最強勁的經濟體”,這將成為特朗普一切政策的核心。再強調一遍,特朗普是一個商人,“政治正確”根本不重要,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寬財政”成為唯一確定性的政策。從特朗普競選時的言論來看,市場認為最確定的的是兩點:一是“寬財政”,二是“貿易保護”。到了特朗普的勝選演講,則只剩下了“寬財政”。“寬財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擴大基建支出,二是減稅,三是擴大軍事支出。毫無疑問,這三點都將執行下去。

第三,“反全球化”可能只是一個幌子,或者是利益交換的工具。在特朗普勝選演講中,找不到任何“反全球化”的蛛絲馬跡。對於墨西哥、移民問題,特朗普或許會堅持其強硬態度,但對於中國以及其他重要經濟體,特朗普或許會爭取美國更大的利益,但絕不會采用“零和”的方式。

改革和創新重於重於央行協調

盡管特朗普的部分思想頗為理想主義,例如如果制造業回歸本土,這很有可能降低美國的企業利潤,但他的逆襲隱含著市場對於“變革”的期待。

主流觀點認為,這種變革的真正途徑並不在於所謂的全球央行政策協調,更不是競爭性貶值,而是在於創新和結構改革,並以此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多次提出,致力於提高全球潛在經濟增速已刻不容緩。

根據IMF報告,如果將增長要素做一個分解,不難看到,2000年的大穩健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主要有三個,勞動的貢獻略有上升,資本明顯上升,而全要素增長率(TFP)的貢獻則明顯下降。

早在中國主辦的G20峰會舉辦前,《第一財經日報》此前便聯合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撰文指出,中國主辦的G20峰會議題應明確提出,只有創新和結構改革,才能提高潛在經濟增長速度。

其也具體細化為4個支柱:一是通過創新和結構改革提升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增長潛力,重在TFP;二是通過政策協調增強全球金融穩定機制,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推進金融監管改革;三是促進國際貿易,通過互聯互通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四是實現包容性發展,改善收入分配,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值得註意的是,危機以來,全球的潛在經濟增速減少了1.25個百分點,各國經濟增長軌道下移後從未恢複到之前的曲線,產生了潛在缺口,上述情況的結果體現為全球投資下降(美國投資占GDP的比重較金融危機前下降了1.5個百分點),出口下降(目前出口為2007年前平均水平的一半)。

IMF副總裁朱民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潛在增速在下降,這緣於結構性問題和周期性波動。“最新研究表明,危機對於全球經濟造成很大影響。新興市場、發達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潛在增速都在下降,未來全球增速將維持中速水平。”

經合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凱瑟琳•曼恩表示,“全球經濟在低速增長的陷阱中掙紮的時間越久,各國政府實現經濟增長的承諾就越難以兌現。如果政府不作為,對於年輕人來說,其職業前景明顯將變得更為黯淡,而未來的年金領取者的收入也將大受影響。”這也將直接導致民粹主義升溫,而歐美的動蕩不安正式伴隨著持續的低增速。

IMF也始終呼籲,采用包括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結構性改革等在內的多種政策來促使經濟步入更高增速軌道。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23463

Next Page

ZKIZ Archives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