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食藥總局局長畢井泉在第一屆中國藥品安全論壇上坦承,“從現狀看,我國藥品研發、生產、流通、使用中還存在很多隱患。”(國家食藥總局/圖)
在所有開出的藥物中,一半以上存在配比或銷售不當的問題,而且有半數患者沒有正確用藥。
“藥品安全貫穿藥品的全生命周期和全環節,是一項需要全社會共同關註、共同努力、共同參與的系統工程。”
“這是我工作近30年來的痛。”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藥事部主任馮欣說話間有點哽咽。
2016年10月18日上午,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舉行“全國安全用藥月”啟動儀式暨第一屆中國藥品安全論壇,馮欣是論壇上參與分享環節的一位嘉賓。
馮欣分享的,是十幾年前的事。一位托她買藥的朋友,因為不懂緩釋劑不能掰開服用,一直給患有癲癇的孩子用錯誤方法服藥,導致疾病沒有控制住,孩子的智力永遠無法恢複。
十幾年來這樣的不幸,依然每天都在上演。成分不足或過量、雜質過多、藥品汙染、操作不規範,藥監部門頻頻查處類似的案例。
藥品安全是世界各國的共同挑戰。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在所有開出的藥物中,一半以上存在配比或銷售不當的問題,而且有半數患者沒有正確用藥。在世界各地,不安全藥物實踐和用藥錯誤都屬於患者安全事件的主要原因。
根據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DA)的定義,美國藥品安全的內容分為質量安全(safety)和數量安全(security)兩項,前者指藥品的生產缺陷、錯誤用藥、副作用和其余不確定風險對人體健康不造成危害,也就是藥品質量安全有效和可控;後者則是本國醫藥產業提供的藥品數量及品種滿足消費者的基本需求,從而保障藥品可及性。
“從現狀看,我國藥品研發、生產、流通、使用中還存在很多隱患。”在會上,國家食藥總局局長畢井泉直言不諱,“隨著醫藥科技的進步,標準的提高,我國藥品質量和監管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與人民群眾的期待仍有差距。一些偽科學知識謠言的傳播,虛假廣告、誇大宣傳,都給公眾帶來了用藥的誤導。監管部門要加強藥品研發、生產過程的檢查,嚴肅查處數據造假、摻雜使假等違法行為,確保研發、生產、流通中所有數據真實、可靠、完整、可追溯。
“藥品安全貫穿藥品的全生命周期和全環節,是一項需要全社會共同關註、共同努力、共同參與的系統工程。”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藥學會理事長桑國衛說。
桑國衛深知這一問題的複雜性。
在他看來,在藥品研發階段,最重要的是嚴謹的科學作風,科學的實驗過程,嚴禁數據造假。對於在監測中出現安全性問題的藥品,其品種註冊申請不能獲得批準。藥品上市後,企業要牢固樹立“藥品安全第一責任人”意識。而在使用環節,則要保證藥品的正確、適當使用。
當前中國正處於藥品安全問題的“易發期”。長期研究藥品政策的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曾分析,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發達國家在不同時期漸次出現的問題,在我國當前一段時期內集中出現。不僅有市場發育不成熟和生產水平低下帶來的假劣藥品問題;還存在風險社會特有問題,如新特藥的長期安全有效性;更有工業化生產蘊含的系統性風險。
2015年7月22日開始,食藥總局對待批生產的1622個藥物臨床試驗項目進行數據真實性、規範性核查,結果在行業引發震動,大批企業自撤品種,加上被查處的,約八成涉及數據不真實、不完整、不規範,並有11家研究機構被立案調查。主要問題在於,生物等效性試驗造假和在Ⅱ、Ⅲ期臨床試驗中發現存在修改數據、漏報或未按照相關流程上報嚴重不良事件(SAE)等問題。
“數據不真實,會帶來很大的安全隱患,也是企業必須避免的。”前賽諾菲亞太研發總裁、基石藥業CEO江寧軍說,這反映了我國新藥臨床試驗體系還存在很大不足。
在他看來,對比歐美,中國目前新藥所做的臨床試驗一是數量偏少、二是時間偏短、三是參與人數少,一些試驗的量和時間遠遠達不到統計學意義,也缺乏上市後評價和長期觀察。他曾做過一項全球超過兩萬人參與的治療心肌梗死的新藥臨床項目——這一數量在國內是不可想象的。以國外已經上市的藥物在中國的臨床試驗為例,我國藥監部門只要求有幾百例病人參與。
“中國藥物安全的問題一直被掩蓋了。”一位接近國家食藥總局的臨床專家表示,因為中國95%以上都是仿制藥,同樣的藥物西方已經做過大量試驗,不會出什麽大問題。但他擔心今後創新藥越來越多,會暴露新的問題。
“藥品如果無效,會貽誤治療,浪費資源,這也是最大的不安全。”畢井泉說,作為監管部門,他們會嚴把藥品的“上市關”。
2015年下半年開始,國家食藥總局開展了一系列從上至下的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包括仿制藥一致性評價、中成藥一致性評價、嚴查數據造假,其重要目的便是“全面提升藥品質量安全”。
“堅持用最嚴謹的標準來要求,使仿制藥質量達到國際水平,堅持用創新推動醫藥產業發展已經成為中國制藥產業、監管部門和全社會的共識。”國家藥品審評中心(CDE)主任許嘉齊說,他們正在力圖改變過去30年“不註重質量、不註重創新”的傳統發展模式。
“這是對高質量藥物的上市掃清障礙。”胡穎廉評價道。在他看來,國家食藥總局的改革實際上是從監管的角度助推了藥品產業的供給側改革,標準提高會打掉很多小散藥企,也給創新優質的企業更多生存空間。
“現在的調整變化必然會帶來利益調整和沖突。”許嘉齊會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己和整個審評中心都承受著很大壓力。在解決好積壓的審評任務之前,他甚至都不敢參加社會邀請的活動,因為企業會埋怨,“積壓那麽多,怎麽還出來參加活動?”
“大刀闊斧”的改革下,審評積壓與創新已初見成效。截至2016年9月底,他們已完成今年的審評任務8868件,是2015年同期完成的兩倍,審評積壓量由2015年高峰時的近22000件已經降至目前的11100多件。中藥和生物制品臨床試驗申請及補充申請已實現按法定時限審評。全年將完成審評任務11000件。
“今年年底,化藥創新藥臨床試驗申請將實現按時限審評。到2018年我們將能全部按時限審評。”許嘉齊在會上表態。
中國藥品80%左右在醫院銷售,醫療機構合理用藥對安全用藥至關重要。但在國內,藥師的重要性一直被忽視,很多時候患者對藥師的概念可能就是門診和病房發藥的。
“我們不但要將醫生、護士還給患者,也應將藥師還給患者。”馮欣說,藥師與醫師可以從不同知識角度互為補充,為患者提供和設計最安全、最合理的用藥方案,避免藥物間不良的相互作用,排查影響藥物治療的因素。
馮欣和她的同行見過不少每天吃幾十種藥的病人。曾有一個老人拿了二十幾種藥來,最後,他們把不必要、重複、有沖突的藥都給精簡清理後,發現老人只用吃6種藥就完全可以滿足醫療需求了。
民眾因缺乏自我藥療知識而超劑量、超範圍、不合理用藥,也是導致基層藥品安全問題的重要原因。
2015年暑假,北京大學藥學院藥劑系碩士生楊岸蒲和其他七十余名誌願者,深入到全國的12個省份,總計發放並回收了2500余份調查問卷,發現農村只有20%的人會在服藥前閱讀藥品說明書。而高達59%的受訪者認為,“自我感覺癥狀減輕時就可以停用藥品”。但以高血壓為例,如果血壓降至正常後突然停藥,血壓可在短時間內大幅度上升,甚至超過治療前的水平。
藥品不良反應的記錄,也被長期忽略。“同一種藥物,中國人的用量是最大的,不良反應記錄卻是最少的,我從來沒有看到因為中國人出現不良反應而導致全球撤藥的例子。”北京一家三甲醫院不願具名的醫生說。
2015年《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年度報告》顯示,我國八成以上的不良反應仍以醫療機構報告為主,藥品生產企業報告只占1.4%,經營企業報告占16%,個人及其他來源的報告占0.4%。
在這位醫生看來,中國目前的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系統基本癱瘓。由於責任不明,企業、醫生都不願意為承擔責任而主動申報藥品的不良反應。於是,醫生每天在醫院都會看到或輕或重的藥品不良反應,但他們往往選擇去告訴藥房“不要進這種藥了”,而不是報告政府或企業。
“我們的藥品管理法十幾年沒有修訂了,從立法上,就應該明確不良反應報告誰來報。應該明確企業是第一責任人,政府更有責任建立一個完善的藥物警戒系統。”該醫生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