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動力市場在最近20年里發生了巨大變化，勞動合同日益靈活化和市場化。這一方面提升了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但另一方面也讓一部分工人在市場中成為弱勢群體。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姚洋與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鐘寧樺2013年發表在《勞動經濟學》雜誌上的論文，以這20年間勞動力市場的巨變為大背景，考察了中國工會制度的作用並探究了之後的發展策略。這篇題為《中國企業中的工會與工人的福利》的論文在2015年獲得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論文獎。鐘寧樺也成為該獎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之一。

近期，《第一財經日報》采訪了鐘寧樺。他闡述了該論文主要的研究發現，即中國工會現階段的狀況，以及中國工會未來的發展方向。在他看來，中國工會的未來，是進一步推動中國勞動力市場規範化和契約化，並努力尋找可以實現勞方和資方共贏的結合點。

堅持規範化與契約化

第一財經日報：你和姚老師為什麽選擇中國工會制度這個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呢?

鐘寧樺：度量工會對工人福利的作用是西方勞動經濟學領域一個非常經典的課題。要討論西方的勞動力市場，就肯定要估計西方工會的作用。

在中國，工會的力量確實沒有那麽大。我們的研究估計，中國工會對工人小時工資的提升作用在8%左右。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發現，我國工會在提高工人的輔助福利方面有著更明顯的作用，比如有工會的企業在養老和醫療保險的覆蓋率上要比沒有工會的企業高出近15%。

不過，我們的研究並不局限在對工會作用的估計，我們實際上是借著工會這個題目，梳理了近20年間我國勞動力市場發生的巨大變化。

這20年里，隨著我國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革，我國勞動力市場從“鐵飯碗”制度走向市場化。與此同時，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根據最近的統計，大概有2.7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這兩件事徹底改變了城市里的雇傭關系。

比如，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勞動力市場呈現出很強的非正規化趨勢，也就是勞動雇傭關系缺乏正規合同的保護。隨著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日益白熱化，工人的地位越來越低，侵害工人利益的事情也多起來。

我們就是在這個巨大的轉型背景下來討論工會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作用。

日報：現在中國工會的現狀和發達國家的工會有哪些重要的區別?

鐘寧樺：首先說說發達國家的工會。國外的文獻普遍認為，發達國家的工會力量太強大，導致勞動力市場均等化，也就是高技能的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的收入趨同，勤勞的工人和懶惰的工人的收入趨同。工資的趨同化就會使得高技能、勤勞的人不願意努力工作，而同時助長低技能的勞動力更加偷懶。導致整個勞動力市場缺乏效率。

另一方面，工會力量太強大還會不斷推高最低工資或者使得本已很高的最低工資沒法降下來。比如我年初去荷蘭，聽說最低工資是2000歐元/月(約合12000元人民幣)。過高的最低工資扼殺了很多經濟機會。

然而，在中國，是另外一個局面，就像我前面說的對於勞動力的保護太弱，並導致了一部分工人尤其是低技能工人的實際收入被低估。而在中國當前的情況下，我們認為，如果能增強工會的影響力和對於勞動力的保護力度，對整體經濟是有好處的。這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能夠改善經濟失衡的局面，並提升消費對於GDP的拉動作用。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消費變動額和收入變動額之比)要比高收入者大。給富人100塊錢，可能70塊都被投到股市里去了，而如果給窮人100塊錢，那這其中的90塊可能都會被拿來消費。如果我們能增加低收入者的工資，那是有利於經濟向由消費拉動的方向轉型的。

第二方面，能夠維系社會穩定。在勞方和資方的矛盾中，工會可以起到一個緩沖器的作用。

第三方面，工資上升也是近期中國勞動力供給量發生變化的一個必然結果。近幾年，我國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即撫養比在不斷上升，人口紅利在消失。當青壯年勞動力的供給越來越少的時候，工資的上漲是必然的。而在這一趨勢下，我國的工會可以有所作為，使得這一調整更加平穩。

我們認為，中國現在需要一個組織機構來推動勞動力市場更加規範地發展，並促進我國經濟向著更加和諧、平衡的結構轉型。而工會自然最有可能成為這樣一個機構。

其實，推動工會作用的提升也是國家整體戰略的一部分。我國2008年出臺了新《勞動合同法》，它的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促進中國的勞動雇傭關系規範化和契約化。並且，在新《勞動合同法》中，增強了工會所能夠和應該起到的作用。

這部法律實際上給我國工會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作為”方式——就是借助於法律，有效地推進我國勞動力市場的規範化。

尋找共贏的方式

日報：接下來中國工會的發展方向應該是怎樣的?

鐘寧樺：我國工會最重要的任務是在不同部門和群體里尋找共贏的方式。比如，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地區和行業層面的工會比企業層面的工會更有作用。行業層面的工會能夠在行業上制定一個統一的工資。通過統一工資，避免勞動力在各個公司間太頻繁變動，從而為企業節省開支。

日報：但是這樣會不會導致勞動力流動性下降，並使得資源配置被扭曲?

鐘寧樺：我國創造最多就業的企業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它們往往競爭性非常強，而且這個行業中的企業同質化程度也很高。在這種情況下，降低勞動力的流動可能對工人和公司都有好處。因為工人熟悉公司和公司熟悉工人都需要很長的時間、花費不小的成本。

地區工會如果能夠在同一地區、同一行業中制定比較統一的工資標準，就能避免企業為了爭奪勞動力而發生的過度競爭，實現企業和工人的雙贏。這是地區和行業層面的工會能做的。

在國家層面，我認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或許可以協調不同的部門，為一部分企業爭取更多的補貼或者稅收減免。

比如，現在對於中小企業而言，生存的負擔確實是很重的;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在外部需求下降、人民幣升值、房租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多種因素下，利潤空間大大降低了。你想要這些中小企業一邊保持就業人數，一邊又要提高工人的利益，這太難了。

全國層面的工會能不能在國家層面上爭取更多的利益，尤其是對於這些創造就業的企業，爭取給他們一些稅收優惠或者補貼?

最後，企業層面的工會應該盡量調和勞資矛盾，維護工人基本、合法的權益，並提高工人待遇，讓工人更願意努力為企業工作。根據經濟學上的效率工資假說，在不能完全監督工人勞動過程的情況下，如果把工資往上面稍微提一點點，工人們就有更強的動機去努力工作，以保全這份工作。這樣，他們更有可能會把自己“雪藏”的智力和努力發揮出來，從而實現勞方和資方的共贏。

總而言之，三個不同層面的工會需要尋找各自不同的策略，尋找多方共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