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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政治 左丁山

碳交易：买卖空气的生意

http://nf.nfdaily.cn/nfrwzk/content/2010-12/09/content_18308028.htm

本刊记者 李珊珊

《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评价碳交易说：“贪婪忽然间变成了有益于环境的好东西”

一位“碳绿分析师”曾对记者说：“我们说自己是卖碳的,别人以为我们是卖煤炭。”与从事碳减排项目开发工作的莫芝函谈起这个话题，她也笑了,“这是前些年的事情了，哥本哈根大会后，情况好多了。”

莫芝函所从事的碳减排项目是与“碳交易”有关的一种项目，它源于人类对过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担忧。

面对正在变暖的地球，地球公民必须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而考虑到发达国家减排的成本过高，发展中国家那些未被排放的温室气体指标就成了西方世界中抢手的“商品”。

把中国企业减排的二氧化碳卖到西方国家，把 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换成真金白银，这就是碳交易客的工作。从事碳交易行业前，莫芝函曾在西南某省发改委工作过12年，之后，自费去英国读书。回国后，放弃 了机关里副处长的位置，加入了目前的碳交易公司，转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更能学以致用。”

在过去的4年中，她所在的团队注册了36个CDM减排项目，注册的年减排二氧化碳交易总量超过1600万吨，位居中国第一。

把贪婪变成好东西

把二氧化碳变成商品来买卖的主意来自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罗纳德·科斯的一个观点。科斯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或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全球变暖的威胁便是 今天的外部条件。根据科斯的理论，气体排放会给企业造成成本差异，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换可看作是一种权利 (产权)交换 ，那么温室气体排放权也可进行交换；由此，借助碳权交易便成为市场经济框架下解决污染问题最有效率的方式。

这样，碳交易把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减少碳排放这一技术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这个经济问题紧密结合了起来，我们就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科学 、技术、经济综合问题 。

碳交易并不是科斯定律应用在环境问题上的第一个例子，197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环保局提出了“排放抵消”政策，1990年代，又提出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发电厂二氧化硫排放的许可证发放和跨区域的排放权交易制度。

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在每年的年初给每个电厂 下发二氧化硫排放的限额，到年终计算他们的排放总量，如果某厂的排放指标没有用完，可以自由卖给排放指标不够用的电厂。在这种市场体制 下，1990-2007年，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减少了43%，这一目标的实现比预定计划提前了3年，而成本只花了预算的1/4。对二氧化硫排放的交易实验 证明，对这些没有价值的商品的交易，的确能够有效地缓和环境类问题，而且，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交易不仅减轻了空气污染，还允许企业发展经济。

如今，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需要治 理，而治理温室气体对不同地区企业所造成的成本差异，又造就了交易的可能。尽管部分环保人士也曾质疑碳交易是否能有效降低全球的排放，但大部分业内人士已 经接受了这个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减排的方法。英国的气候行动组织Climate actio2n的创始人Justin Barrow认为：“可以交易后，更多的资金流入了与绿色相关的领域，可以有效促进这个领域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而《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评价碳交 易说：“贪婪忽然间变成了有益于环境的好东西。”

《京都议定书》引入这种交易理念，曾引入了 3种海外减排机制来帮助发达国家完成减排任务：联合履行（JI）、排放贸易（ET）和清洁发展机制(CDM)。前两者为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碳交易的方式-- 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国的排放配额不够；但很多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因经济滑坡等原因，用不完自己的配额，便可以出卖。而 CDM则是专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碳交易，目前，是国内碳交易市场中最成熟的一种机制。

额外性与方法学

碳交易中，一些国外碳咨询公司被称作“国外 买家”，莫芝函打了个比方：“大部分时候就像做期货生意,买家/项目开发商与我们跟业主（开展项目的公司）签订合同，合同中规定了把买入的价格，买家/项 目开发商帮业主按CDM项目的程序和要求向联合国他们申报注册。项目注册和签发，成功后，买卖双方按合同的定价交易。拿到买家那里去出售，再由市场供求情 况定价。”

作为一个“卖炭的人”，莫口中离不开的两个名词是“额外性”和“方法学”。

根据规定，额外性是指“没有CDM资金的支 持，减排项目不可能发生；或者说只有在CDM资金的支持下才可能发生”。莫芝函的公司擅长的CDM项目是工业废热生电类项目。“虽然废热生电也有收益，但 利润率通常比业主所经营的主业业务项目较低，而且风险大。如果没有预期的CDM收入，企业不会有动力上马这类非主营业务的项目。”而在近年，联合国清洁发 展机制执行理事会以不符合“额外性”为由，驳回了中国的数个CDM项目，曾令“额外性”一时成为焦点。

方法学则是指计算及核实减排量的方法，可以用目前联合国已经批准的方法学，也可以由CDM项目开发商根据项目的特殊需要自行开发，后申请联合国审批通过。

然而，不管是额外性还是方法学，所需要的数 据都是琐碎而繁多的--这曾经是中国的CDM项目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根据较早入行的开发者回忆，在编写中国的第一个水电CDM项目--张掖小孤山水电站 项目的设计文件时，甚至有人怀疑编写者“是在做间谍活动”，“那份文件几乎什么都要，电网容量、发电量，甚至细到电网某些电站的发电利用小时数，单位千瓦 投资和财务内部收益率……”

一个 CDM项目的开发过程是复杂而漫长的，需要经过申报国家政府、购买减排量国家政府的批准后，再向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申请注册，经全部审批通过后 才能成为合格的CDM 项目。由于CDM的规则在不断变化，人们对规则的理解和消耗也需要时间。在开展CDM项目的最初几年，不管是对中国的开发商还是国外的开发商，将联合国清 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设定的CDM规则和中国政府的审批要求，及项目的实际情况很好地结合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外国人不擅长写中国的申报材料，项目甚至经常因为申报材料的质量，而被发改委拒掉。”莫芝函记得，“上班第一天，老板给了份未通过专家审核的文件让我改。被驳回的文件上，一条专家评语写道，‘这段话，前言不搭后语，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中国的碳交易所？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之前,温家宝曾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要达到这个目标，将成熟的碳交易机制引入国内市场就成了一种需要。

2003 年，世界上第一个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和贸易内容的气候交易所出现在芝加哥，虽然美国并未加入《京都议定书》，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很多州政府都已经 建立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或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目标。目前，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区域碳市场，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气候交易所是设在英国伦敦的 欧洲气候交易所。

在《碳交易市场的现状发展与中国的对策》 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志指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于是，中国创造的核证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购买 后，通过他们的金融机构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产品进行交易。”他认为，要改变这种形势，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碳交易平台。

2008年开始，中国的北京环境交易所、上 海能源环境交易所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相继成立。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气候司下发《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广东、辽宁、湖北、陕 西、云南5省，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8市，被确定作为首批低碳试点省和低碳试点市。然而，另有消息指出：发改委明确反对各地争 相上马“碳交易所”，发改委的一位官员曾对某经济类媒体表示：“即使是美国和欧盟，也分别只有一个交易所。”

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将走向何方？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曾对某中国媒体表示：“中国碳市场将来怎么演变，我觉得可以参看一下中国的期货交易所、证券交易所的演变。”

1000億節能商機 美的發力空氣能熱水機市場

http://www.21cbh.com/HTML/2011-5-17/4OMDAwMDIzODU4OA.html

空氣自供：十年等來掘金時

http://www.infzm.com/content/71054

灰霾催熱淨化生意　百億市場暗流湧動

十年不溫不火，一朝全國爆紅。因為一個陌生的詞彙「PM2.5」，價值百億的空氣淨化市場的大門正在被打開，但爭議與質疑也喧囂直上。

灰霾大生意

灰霾天氣終於有了受益者——那些一直苦於打不開銷路的空氣淨化器廠家。

北京市民郭傑軍是最早一批願意為空氣淨化器掏腰包的人。從2011年10月PM2.5污染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起，38歲的郭傑軍先後花了2萬元買了4台空氣淨化器，機器越用越多，機型不斷增大。

過去四個月，像郭傑軍一樣希望「空氣自供」的消費者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一種外觀看上去由「一排過濾網＋一個風扇」組成的新興家用電器，正被很多中國家庭當作救命稻草。

「元旦春節是傳統銷售淡季，但過去幾個月亞都的銷售比去年同期增長了50％，出現了貨源緊張、產能不足。」空氣淨化器廠商亞都公司總裁文輝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不僅亞都，據遠大集團提供的數據，2011年下半年，遠大的空氣淨化機銷售量同比增長了300％，其中污染嚴重的京津唐、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銷售額增長最快。

所有人都想抓住這次產業爆發的機會：按照亞都、遠大提供的數據，二者市場份額均在30％左右；飛利浦、松下、夏普為代表的國外品牌則已經擁有一部分擁護者；美的、海爾等知名家電品牌也在積極進入空氣淨化行業。據瞭解，目前中國從事空氣淨化器製造的企業已經驟增至數百家。

不僅如此，還有源源不斷的新入者。2011年5月，合肥市宣佈要建立我國一次性投資規模最大的空氣淨化器研發和生產基地，由一位海歸投資四千多萬元創立，試圖以「舒爾」牌空氣淨化器進軍中國市場。

PM2.5，這種來自燃煤電廠、機動車尾氣排放和揚塵等領域的顆粒物正在打開中國空氣淨化市場的大門。

根據國家室內環境和環保產品監督檢驗中心預估，「十二五」末中國室內環保產業規模將達到1000億元，此前這一預估數字僅為800億元。室內環保產業包括室內檢測、淨化（淨化劑、淨化器），其中淨化器比重較大，有數百億規模。

曾經的SARS好時光

在亞都公司總裁文輝印象中，空氣淨化器受到如此大的追捧極為少見。唯一一次能與此相提並論的增長出現在九年前。

2003年4月SARS期間，試圖通過空氣淨化器達到「殺菌消毒」目的的人們開始搶購。文輝清楚地記得，2003年4月份亞都空氣淨化器一個月的銷售量就與2002年全年的銷售量相當。

但SARS來得快去得也快，原本以為能藉機「火一把」的空氣淨化器廠商希望迅速落空，當年7月之後銷售一下子降回原來的水平，空氣淨化器這個「應急產品」也迅速被人遺忘。

一等就是九年。在此期間，偶爾一條被媒體熱炒的「9歲女童患白血病疑似裝修甲醛引起」的新聞會或多或少地推動下空氣淨化器企業的銷售，但這種跟冰箱、空調不同的「非必需家電」一直難以被大眾所接受。

中國家電協會秘書長徐東昇認為，這個行業是一個依賴突發性事件刺激的產業。但這次全社會對PM2.5的空前關注，跟過去任何一次局部增長都不同，「可以說是對全社會進行了一次空氣污染教育，中國市場得以全面打開」。

要知道，十年之前「當時的客戶主要是外籍人士，他們認為中國的空氣不可忍受，或者是外企採購給辦公室和員工宿舍。」格瑞衛康環保科技公司總經理嚴義清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

在業內人士看來，投資者紛紛湧入除了因為市場需求巨大，更源於空氣淨化器並不是一個高技術門檻的行業。

「技術早已不是問題，上世紀日本和歐洲都經過中國類似的問題，如何處理污染，各種技術都很成熟，關鍵是經濟承受能力。」一位業內人士說。

目前，空氣淨化器行業的平均利潤率也高於一般家電產品，「能達到30％左右」，這也是民營和外資企業涉足空氣淨化領域的重要原因。

洋機器淨不了中國空氣？

「你看一開窗子指示燈就變成了紅色，說明PM2.5進來了！」現在，每每有客人到訪，郭傑軍都會頗為得意的演示下新傢伙——空氣淨化器。

2011年12月，當郭傑軍第一次去買空氣淨化器時，銷售員說指示燈會根據室內空氣污染的不同程度顯示不同顏色，這一度讓他將信將疑。直到1個月後，郭傑軍欣喜地發現早上起來咽喉不適的老毛病減輕了，他立即把這歸功於淨化器。

目前空氣淨化器在中國的普及率在3％左右，在空氣質量更好的美國和日本卻達30％左右。在國外，空氣淨化器功能主要是去除花粉和可吸入顆粒物，在大氣污染更為嚴重的中國，空氣淨化器則被生活在灰霾天氣下的人們寄予重任——「去毒」和「去污染」。

這種認識偏離了空氣淨化器的本質。「國外使用淨化器的目的只是更『健康環保』，由於中國的甲醛污染世界獨有，指望空氣淨化器能完全解決污染是不可能 的。」國家室內環境和環保產品監督檢驗中心主任宋廣生說，中國市場上80％的消費者買空氣淨化器是想解決甲醛污染問題，但市場上80％的淨化器不解決甲醛 問題。

在郭傑軍看來，這些被笑稱為「安慰機」的空氣淨化器非常管用，儘管他沒有得到醫院證實，咽喉不適症狀與室內空氣污染有關。

不過，郭傑軍很快發現，淨化器的濾芯開始飽和。此前銷售說三年才換一次，過濾芯每換一次需要六百元左右的材料費。

「國外品牌很難想像中國的污染有多嚴重，在國外可以一年換一次的濾芯，在中國三四個月就得換，不換污染物被吹出來，就會造成二次污染。」亞都公司總裁文輝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目前，按照郭傑軍家裡4台空氣淨化器每三個月換一次過濾芯計算，郭傑軍在花了2萬元的購買費用後，今後每年還需要花費9600元的維護成本，他已經感到難以承受。

很火，也很亂

「所有的銷售都會告訴你，這個淨化器甲醛、PM2.5、細菌病毒都能除。」但是，郭傑軍卻發現家裡的四台空氣淨化器殺菌消毒的功能並非如宣傳的那樣。

目前市場上的空氣淨化器主要有三種技術：一是普遍採用的HEPA（英文簡稱，意為高效空氣過濾器）高效過濾技術，通過一層一層的高密度濾芯達到過濾 空氣作用。這種技術成熟，但需要定期更換維護濾芯，後期成本較高，這被亞都、飛利浦等品牌普遍採用。二是靜電吸附技術，通過放電將顆粒物吸附在電板上，好 處是不用更換濾芯，維護費用較低，但淨化過程相對被動和靜態，靜電產生的臭氧如果超標，對人體也有較大危害，這種技術的採用者以遠大為代表。三是通過消毒 燈技術實現殺菌、消毒。

中國家電協會會長徐東昇說，各個國家的空氣污染物成分不一樣，各公司的產品也有不同的側重點。中國城市家庭的空氣污染問題主要是甲醛，「如果希望除甲醛的淨化器又能消毒殺菌，那是很困難的。」文輝說。

此外，由於行業標準規範缺失，空氣淨化器質量參差不齊。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環境與節能研究院的專家曾經對幾種空氣淨化器的淨化效果做過分析，實 驗發現，在相同的測試條件下，不同技術的淨化器淨化效率差別很大，有的技術可以在短時間內達到90％以上，而有的技術只能達到30％左右；即便是同種技 術，其淨化器淨化效率也存在很大差異。

中國家電協會一位專家分析說，目前衡量空氣淨化器質量的核心指標僅是「潔淨空氣量」，標準中尚沒有對淨化顆粒物的直徑提出明確要求，「我家也有一台淨化器，但至少現在不能說明是否所有產品都對PM2.5有用。」

「檢驗檢測規則沒有細化，甚至還存在標準相互衝突的情況。」遠大科技集團副總裁張忠說，現有標準中關於臭氧的測試條件由於規定模糊，導致許多國家檢測單位雖然都是按照國家標準方法檢測，但得出的試驗結論卻不一致。

在買了第四台空氣淨化器後，郭傑軍陷入了兩難：如果開窗，室外的污染物就會進來，如果不開，又無法呼吸到新鮮空氣。兩難之間，他又聽說了空調企業正在研製能夠跟室外進行空氣交換的新一代空氣淨化器，買還是不買？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郭傑軍為化名）

中石化明年起全面升級油品 更乾淨空氣誰買單？

1月31日，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表示，煉油企業是霧霾天氣的直接責任者之一，而油品質量低的原因是我國油品質量標準不夠高。次日，中石化「突然」宣佈2014年起全面供應國IV標準油品。

根據環保部的規劃，我國車用汽柴油標準將在2013年從國III走向國IV，預計2014年全國達到國IV標準，局部地區率先達到國V標準。

此番改良油品，消費者可能需承擔70%-80%的升級成本。

霧霾天氣「倒逼」油品質量升級

新華網2月3日報導，1月31日，中國石化集團董事長傅成玉在北京市服務中央企業、在京金融機構工作座談會上針對北京霧霾天氣表示，煉油企業是霧霾天氣的直接責任者之一，現在煉油行業不是不能生產高質量油品，而是我國油品質量標準不夠高。

「現在只有北京推行了成品油『歐V'即『京V'標準，油品的含硫量是10ppm（ppm是英文Parts Per Million的縮寫，意為百萬分之一；10ppm指一升汽油中的硫含量必須在10毫克以下），但我國普遍的標準是『歐Ⅲ』，油品的含硫量是150ppm。國家標準不提高，設備改造是上不去的，這需要統一規劃。從企業角度看，標準上去後煉油企業要和政府互動。」傅成玉說。

對此，輿論普遍質疑，作為國內最大煉油企業，將尾氣排放對霧霾天氣的影響，歸結為國家標準過低是否有推脫責任之嫌。實際上，我國早在2011年年中就實施了汽油國IV標準，只不過給企業的過渡期「大限」是到2014年。

面對輿論壓力，2月1日，中石化「突然」宣佈今年年底前有12家下屬企業的提高脫硫裝置將全部建成投產，2014年起全面供應國IV標準油品。

2013年1月，我國出現了大範圍的霧霾天氣，南方週末網1月14日報導稱，當日全國31個省市（不包括港澳台）之中，29個省市出現超標空氣質量指數（AQI），達到輕度污染以上的污染級別。其中，27個省市的空氣質量指數達到重度污染或嚴重污染。山東濟南市的空氣質量尤其糟糕，全市8個監測點中，6個監測點的空氣質量指數達到極值500。全國範圍內，僅有海南、福建兩個省份的空氣監測結果沒出現超標情況。

中國加快油品升級腳步

在霧霾天氣的壓力之下，中國開始加快油品升級的腳步。環保部於2012年底發佈的《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要求，2013 年底前，全面供應國Ⅳ車用汽油，2014 年底前全面供應國Ⅳ車用柴油，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區域優先實施；

1月14日，《輕型汽車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測量方法(中國第五階段)》（簡稱「國V標準」）向全社會第二次公開徵求意見。該標準適用於汽油車、柴油車等輕型汽車，將顆粒物（PM）粒子數量納入了污染物控制項目。2月1日，這一標準率先在北京開始執行。

《經濟參考報》2月1日報導稱，中國計劃於4月1日起，在海南全省封閉推行國IV汽柴油。2013年6月底前，在浙江全省封閉施行國IV標準的汽柴油。另外，從2013年7月1日起，南京市場中石化、中石油下屬加油站或全面銷售國V標準柴油。2013年，中石化也將在上海提供國V標準的汽柴油。

油品的升級，帶來的可能不僅僅是硫化物的降低。《南方都市報》2月4日報導援引中國氣象局廣州熱帶海洋氣象研究所的研究員吳兌的說法稱，「機動車尾氣中對空氣污染貢獻最大的，不是源自於油品高含硫量導致的二氧化硫，而是隨尾氣排出的VOC類物質（即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車用汽、柴油質量對霧霾天氣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油品從煉化一直到使用的全過程中VOC類物質排放。

吳兌同時表示，相比與燃煤相關的生產、生活活動排出的二氧化硫，汽車尾氣排出的二氧化硫量遠低於前者，「汽車尾氣中主要的污染物仍然是氮氧化物和碳氫化合物」，而碳氫化合物中，大部分屬於VOC。

實際上，在環保部正在徵求意見的「國V」排放標準中，對汽、柴油油品質量的要求，除了大幅收窄含硫量指標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努力縮小成品油中烯烴和芳香烴含量限值與歐美國家的差異。在吳兌看來，機動車尾氣排放標準和成品油質量要求提高後，最大的變化，正是VOC的排放量。

吳兌認為，VOC的最大的壞處是增加了大氣的氧化活性。換句話說就是，在大氣中已經有了過量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等污染物的情況下，VOC及其在大氣中形成的半揮發性有機物，將成為「製造」PM2.5的關鍵因素之一，進而造成局地或者大範圍內的極端空氣污染現象。

截至2012年2月4日，國內外成品油標準一覽（資料來源：新京報）

消費者可能負擔70%-80%的升級成本

據前述新華網報導，北京、上海等地實施成品油標準國III升國IV時，成品油價格出現普漲。其中，上海油品標準在升級到國Ｖ時，油價每升上漲了0.3元左右，北京油品標準升級至國IV時，油價每升上調了0.2元左右。

據《東方早報》2月4日報導，目前北京、上海、廣州三地的汽柴油質量全國最高，每升油價同樣最高。2012年12月15日國家發改委調價後，國IV標準的廣州、上海93號汽油價格分別為7.69元/升、7.75元/升，比實施國III標準的武漢93號汽油高出近0.3元/升。而實施京五標準的北京92號汽油更高達7.81元/升，比武漢的價格高出近0.4元/升。

目前，中國原油56%至57%依靠進口，但進口原油質量不高，進口原油中約60%是中硫油，10%為高硫油，大大增加了煉油脫硫的難度。

一家年加工量達到千萬噸的國有煉油企業技術人士表示，將汽柴油標準從國III提升到國IV，需要增加以及改造加氫裝置，與之相對應，每噸增加的成本大致為160-200元。而如果要將油品標準從國IV提高到國V，增加的成本更大。

成本提升部分，很大一部分都將直接體現在油品價格上，由消費者買單，還有一部分，由煉油企業承擔。

中石化科技開發部技術監督處副處長付偉此前曾在一個媒體座談會上稱，在國外，油品升級由國家稅收、生產者和消費者三方面共同承擔，但在中國，油品升級的成本僅由油企和消費者承擔。而消費者可能要承擔大部分的升級成本，他說，「比如從國III到國IV，漲價跟不上油企成本的增加，也就是覆蓋70%至80%，還有30%的成本要煉油企業自己承擔。」

養空氣寵物、聽鴿子空哨、溜聰明的云…… 「喬粉」跨界玩空氣

創客們試圖用設計來改變北京糟糕的空氣，瓶頸在於，這些天馬行空的創意如何尋找商業模式。

打個響指，就能召來一台小型直升機，給頭頂的空氣質量播放一段應景的哨聲；

踩健身自行車，產生的電力馬上能淨化房間裡的空氣；

養一隻吃空氣的電子寵物，空氣好就吃得飽，空氣差還得靠別人救濟；

……

這些聽起來很酷的設計創意來自一群「創客」——外企市場營銷員、程序員、美院大學生、設計師等。他們喜歡用蘋果電腦，崇拜喬布斯，儘管不太懂PM2.5，但他們的信條是設計改變生活，包括糟糕的北京空氣。

2013年9月28-29日，這群原本應該屬於設計圈的人聚集在「交互北京」創意大賽上，跨界玩轉北京空氣。

「沒有人會問為什麼，因為人人都知道北京的空氣問題。」「交互北京」工作人員高宏偉說。

除了憋氣，還能做什麼？

51秒16毫秒。神情凝重的保安長吁一口氣。

這是一場憋氣的行為藝術。費俊邀請觀眾來憋氣，這名會場保安成了最能憋氣的人。

這是9月28日「交互北京」創意大賽的開場視頻。如果不能屏住呼吸，面對北京的霧霾，我們還能做什麼？

這正是費俊想回答的問題。從2013年7月開始，這名「交互北京」發起人、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便邀請跨界人士合作，主題是「我們的空氣，我們的責任」。

「交互北京」在7月、9月舉辦了兩次「創客馬拉松」——48小時的頭腦風暴，創客們互相碰撞火花。誕生的方案有7個進入決賽。儘管大賽還發佈了徵集令，但應徵的只是一個號召垂直綠化的丹麥團隊。9月28日是創意展示，29日評選冠軍。

28日，一場充滿設計感的小眾秀。長頭髮、花衣服的丹麥男士邀請了一位酒吧吉他手來助興。大大的草綠色海報上，空氣「air」被改成「a！r」，感嘆號表示警醒。舞台上堆滿了象徵PM2.5的黑色氣球，最大的一隻寫著「河北保定，PM2.5 587，AQI 784」。

如何讓冷冰冰的空氣質量數據變得親民？這個政府部門沒有解決的問題，在這裡開始有了答案。

最終奪冠的「空氣寵物」，將PM2.5濃度轉化為寵物的食物，空氣質量越好，這只橙黃色的「氣萌芯」就吃得越飽，玩家們可以相互救濟。這款遊戲的初期對象是媽媽。「因為孩子是易感人群，媽媽更關注空氣。」組長Brenda說。她是一家外企的市場營銷員。

和「空氣寵物」一樣把PM2.5形象化的，還有「空氣表情」、「CL‐air」（聰明的云）。「空氣表情」是一款讓用戶猜測PM2.5值的手機應用，和實測數據對比後，玩家可以獲得「擊敗了××%」的評價。「CL‐air」會隨著PM2.5濃度增大，從綠變紅，綠色出行的人會被「贊」，贏取上街溜「云」的權力。

另外3個項目更富浪漫主義色彩。「空哨」源自老北京胡同的鴿哨；「惡之花」是受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啟發，一個可穿戴的花朵在PM2.5過高時盛開，也可淨化空氣；「Let's MASK」則是給任何人或物戴上口罩，如蒙娜麗莎、自由女神、大黃鴨。

以上設計基本上都在48小時頭腦風暴中誕生，而「空氣銀行」則有環保組織創綠中心的研究項目作為基礎，希望用戶通過調節存款來抵制貸款給煤炭工業的銀行。

把大象搬走

創客們並不是為了簡單的好玩。

「屋子有一頭大象，明明很大的問題，卻只能假裝看不到它。」空氣寵物小組的朱軼凡深有感觸。這個冠軍小組從一開始就著力解決這個困境：空氣污染和我是什麼關係，我能怎麼做？

「發現-教育-整治」，這是空氣寵物小組的解決步驟：媽媽像養孩子一樣養寵物，瞭解空氣污染知識，出售養大的寵物，得到公益基金來治理空氣。

類似的「啟示-啟發-啟動」，也是「交互北京」的理念。

2013年是「交互北京」舉辦的第三年，第一年是純學術討論，第二年是沒有明確主題的比賽。2013年，空氣、水和食品安全等熱點問題被列出來，空氣最終當選。

組織者費俊和高宏偉也被「卷」了進來。「不參與對不起自己。」費俊說。在第一次「創客馬拉松」中，盤旋在他腦中兩年的「鴿哨」想法突然蹦了出來。

1988年，費俊還是中央美院的學生，他常常趴在宿舍窗邊，看灰色的胡同、灰色的天空和灰色的鴿子。鴿哨拴在鴿子尾巴上，像笙一樣，氣流穿過時，發出「城市的聲音」。

「城市的聲音」可以轉化為「空氣的哀鳴」。「空氣污染嚴重時，鴿子在空中遭受痛苦，空哨的聲音就從唯美變為淒美，像哨兵一樣起著警示作用。」費俊將鴿哨轉化為空哨，並賦予藝術外的涵義，「動物對地震有反應，對污染的空氣也有反應」。

想法誕生後，項目組的同學跑遍北京城，卻難找到鴿子。最後只好用遙控的直升機代替鴿子，聲音通過藍牙發送到飛機上。雖然還想出了太陽能發電的主意，但問題也隨之而來：霧霾時太陽能還能發電嗎？

儘管諸多似乎不著調的奇思妙想，但創客們都旨在提醒空氣這頭「大象」的存在。

會場上，「CL‐air」還是一朵飄不起來的塑料云。在設計者李小磊的設想中，理想中的「云」將會漂浮在北京三里屯、中關村等街區，成為時尚地標，甚至兼具監測儀的功能。

「空氣表情」設計者薛岩也認為，用戶猜測並非「瞎猜」，在充滿歡樂和情感的競賽環境下，這種「輿論預測」將無限逼近真實值。

跨界的碰撞

儘管賽前有專家講座，但參賽者對於專業知識依舊不足。有參賽者認為環保局和美國大使館的監測數據不同，是因為前者的監測點設在郊區——這讓在場的一位環境科學專業觀眾大跌眼鏡，輕輕說了句「不靠譜」。更意外的是，有的美院學生以為PM2.5是下午兩點五十分。

葛文彬是創綠中心的可持續金融分析師，他發現創客們的思維完全不同，「看問題更具批判性」，寫得少畫得多，比起數據，他們更關注手機界面的圖片是連續滑動還是一張張呈現。

中央美院學生賀鳳利是空氣銀行小組的組長，對於她而言，最困難的則是理解金融知識：人、空氣、銀行，八竿子打不著的東西怎麼放在一塊。

不過，這種跨界碰撞，卻帶來意想不到的創意。

48小時的頭腦風暴後，葛文彬的學術研究被壓縮成了手機上的一張圖片，以解釋「你在為多少PM2.5埋單」。小組最後還討論出一個計算器：存入銀行一筆錢，就能計算這筆錢在各家銀行裡的PM2.5貢獻值，這樣有助於用戶進行綠色選擇。

葛文彬感覺課題從象牙塔裡搬了出來，他從未想過研究課題能夠製作成手機應用。

碰撞還來自場外。

Intel物聯技術研究院的姜小凡博士正在開展監測身邊PM2.5濃度的項目。相對造價動輒上萬、布點不多的官方監測站，他的研究能獲得「空氣質量估計值」，成本低廉，但可以覆蓋大街小巷。

由於給「創客馬拉松」提供場地，姜的研究室意外地參加了「交互北京」。後者也給姜的項目打開了應用前景，「空氣表情」、「空氣寵物」等項目使用的正是這些數據。大賽之後，他們將會開展長遠的合作。

「一個人不應該侷限在自己的領域。」Brenda說自己雖然不懂設計，但適合當產品經理，「跳出自己的領域沒有那麼難。」

「15分鐘約會」

「如果我買你的項目，該怎麼賺錢？」

面對這個問題，代表「空氣銀行」接受培訓的王宏沛「懵了」。這是2013年9月29日，8個導師對8個項目輪流輔導。在這「15分鐘約會」裡，各個小組要面臨商業模式的拷問。

商業模式是所有項目的最大問題。一位新媒體營銷從業者在觀看了28日展示後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幾乎沒有看到商業模式。

「八分鐘約會」後，「空氣銀行」想出了三個商業模式：

A：用戶承諾今天不開車，獲得的積分存入虛擬儲蓄盒，銀行認購虛擬儲蓄，將錢投入到農村太陽能、沼氣發電項目上；

B：存款傾向於貸款給環保企業，後者盈利抽成用於維護項目；

C：建立一套權威的綠色績效評級標準，類似於標準普爾指數。

不過，「空氣銀行」的小組成員大都是中央美院學生，商業模式對於他們而言，顯得「很長遠」。「交互北京」也無法提供更多的資源，只有冠軍得到了8888元的孵化基金。

不過，創客們已開始邁出第一步。Brenda現在滿腦子都是時間表，在手機應用之外，寵物胸章、小鏡子和毛絨玩具等周邊產品已經完成。薛岩的「空氣表情」是大賽中第一個上線的項目，目前已有數千的下載量。跳出PM2.5的思路，他想將之打造為民調平台，還可以將企業的商標改成不同的表情。高宏偉則已花139元買下了「Let's mask」的網絡域名，他期待有100萬人上傳自己戴口罩的照片。

「我們為自己創造了一個職業。」說起項目今後的發展，費俊非常有信心。「交互北京」的設計方案包括三類：改變空氣質量的DIY想法、產品和小配件以及工業級解決方案。

而在會場展示的「氧泡」項目已經收到不少反饋。有的公司也想把寫字樓裡的健身房改成「氧泡」：騎車發電-供給空氣淨化器-改善空氣，甚至可以建在屋頂，種植一些蔬菜。

費俊還想舉辦一個「解決火電廠煤堆問題」的國際設計大賽。因為一名官員曾對他說，解決空氣污染可快速見效，只要給火電廠的煤堆加上蓋子就行。「但那樣工人就生活在毒氣裡了。」費俊說，「我們可以召集全世界的設計師來設計帶有過濾器的智慧蓋子。」

被粉飾的空氣

講男講女(3)：只想吸口清新空氣 五加皮

你明明快要傷心得要死， 但案頭的文件逼得你快要斷氣。 辦公室裡每個同事都忙得呼天搶地， 各人均拼著老命趕著非實物的死線限期， 沒人有空關心你真正的生死。

Partition 只是表面地把你劃分出來， 你無法和世界真正地隔開。 你從未如此渴望逃離， 但會議電話電電郵文件如雪紛飛， 身在戰場的你實在忙得無處逃避。

你忍著眼淚努力壓抑快要崩潰的自己，終於能夠騰出五分鐘走到公司樓下頹然繞手望天舒口氣。正在發呆嘆氣之際，你眼尾瞥見十步之遙外和你不太熟識的同事邊抽煙邊狐疑地望著你，你感嘆這個城市殘酷得不允許人們專心嘆氣，你驚覺連單純地望望藍天都失去權利。眼淚在眼眶快要湧起，你強行用理智覆蓋情感走向男同事要了一支煙，明明是不抽煙的你，仍要用點腦汁把抽煙和望天配成一個合理畫面讓他人覺得合情合理。

第二天你又幾近窒息地奔到公司樓下吸口清新空氣，天氣如昨天一樣明媚，但你還是一樣地傷悲，你走去便利店買了香煙繼續輪迴昨日的不合理，好讓自己不會塞息致死，最後卻要手持香煙才能好好吸一口空氣。

你看著藍天卻抑鬱得想死，吸了口煙，究竟還要多久才會完結這段該死的分手時期。

電動車對空氣污染影響大嗎? 歲寒知松柏

原子彈級？頂級專家稱埃博拉可變異成空氣傳播

當前主流觀點認為埃博拉是接觸傳播；然而近來幾位醫學專家稱埃博拉病毒可能會變異成通過呼吸傳播。更有兩位專家認為當前形式的埃博拉病毒已能通過氣溶膠傳播。若真如此，如埃博拉不能迅速受控，恐會傳至全球。

當前主流認知是，埃博拉病毒主要通過接觸傳播，而非通過空氣傳播；只有病人在出現埃博拉癥狀以後才具有傳染性。

上月，紐約時報報道，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病中心主任Michael T. Osterholm表示，埃博拉病毒的複制方式臭名昭著，進入人體A的病毒可能與人體B在基因上完全不同。當前埃博拉病毒傳播速度前所未有，過去四個月人與人間傳播量很可能超過過去500~1000年的總量。

Osterholm稱，如果某些病毒發生變異，可能會發展到呼吸傳播。若真是如此，埃博拉病毒會迅速傳播到全球。政府官員不敢談論這些，因為他們不想被指責是那個在擁擠的劇院里喊著火的人。Osterholm認為，需要指出這種可能，人們需要做好準備。

2012年，幾位加拿大研究者證實，Zaire埃博拉（Ebola Zaire）病毒可以經呼吸道由豬傳播給猴子，而這兩種動物的肺部與人近似。Zaire埃博拉病毒正是在西非肆虐傳播的病毒。Richard Preston的著作《The hot zone》記錄了1989年Reston埃博拉病毒的爆發，這種病毒通過呼吸在猴子間傳播，最後所有猴子都接受了安樂死，疫情才告一段落。

周四，據Guardian報道，聯合國埃博拉應急團隊主席稱，如果當前疫情不能得到迅速有效控制，有這樣恐怖的可能發生——埃博拉病毒發展成空氣傳播。

美國UIC大學兩位國家級傳染病學專家認為，當前形式的埃博拉病毒已經能夠通過氣溶膠傳播。有科學和流行病學證據顯示，埃博拉病毒有可能通過氣溶膠顆粒傳播，這表明醫療工作者應戴呼吸罩而非口罩。

氣溶膠又稱氣膠、煙霧質，是指固體或液體微粒穩定地懸浮於氣體介質中形成的分散體系。一般大小在0.01~10微米之間，可分為自然和人類產生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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