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前兩融余額銳減 創三年最大降幅

隨著中國春節來臨，市場對現金的需求井噴，中國股市兩融余額銳減，降幅創下三年來最大。

據上交所數據，2月13日，上證綜指的兩融余額下降3.1%，至7792億元。這創下了2012年1月20日以來的最大降幅。

一些中國投資者正從股市之中提出現金，以用於春節期間的紅包等消費。2014年，上證綜指上漲了52%，創下全球主要股市中最佳表現。而在上證指數不斷上漲的同時，兩融余額也創下新高。

2月11日，中國股市兩融余額創下歷史新高，達到8051億元。

中國政府已經采取措施，限制兩融的不斷升溫。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提到，證監會1月表示對45家證券公司的融資業務檢查中發現部分違規問題共警告或處罰了十二家券商，包括暫停中信、海通、國泰君安新開融資融券賬戶三個月，責令兩家券商限期改正、增加兩家券商內部合規檢查次數並對另外五家券商采取警示措施。

所謂融資融券是指投資者從券商借款進行投資。這些貸款由投資者的股票市值作為擔保。也就是說，當股價下跌時投資者可能被迫出售股份，以償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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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金財報大數據 股東銳減藏玄機

兩年銳減1400億 重慶大減地方債

重慶的債務率曾高達92.8%，排名全國第二。但兩年之間，這一數字下降了16%，政府性債務規模驟減1400多億。

從數據看來，重慶減債的主力是區縣政府。除了賣土地、賣國資來獲得更多收入，PPP作為一種“高明”的減債方式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何化解地方債的風險，是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不可回避的命題，而重慶，無疑是近兩年地方債化解上表現最搶眼的地方政府。

重慶大減債之謎

外界曾分析說“賣地收入”可能是重慶地方債大減的主要原因，但目前土地出讓通常凈收入只有20%，即使全用來還債也不足以覆蓋這個減債規模。

2015年3月底，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在博鰲論壇上宣布，至2014年底，重慶債務率（債務與GDP之比）下降到77%，債務余額5900億，比2013年底減少1090億。

事實上，從2013年6月至2014年底，短短一年半時間內，重慶市政府性債務規模從7360億減少了1400多億，債務率從2012年末的92.75%，兩年間下降了16%。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審計數據顯示，重慶減債的高峰期集中在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這一年間，其債務從7360億下降了16.1%。其中一類債務（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下降最多，從3575.1億下降了25.6%，至961.2億元；二類債務（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從2299.9億下降18.3%，至1879.7億；三類債務（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從1485.3億上升10.6%，至1643.2億。

重慶如何做到在短時間內如此巨幅減債，對於全國皆有樣本意義。

重慶市財政局曾公開表示，重慶減債的途徑包括土地出讓、資產變現、債務重組、預算安排和償債準備金、轉換抵押物等。但並未公布其分別通過哪種方式、化解了多少各類債務。

一般來說，如此大規模的地方債務減少，可能有三種情況，一是政府靠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償還了債務；二是變賣資產償債；三是一部分債務通過PPP等方式被剝離、轉移出資產負債表。

從財政收入來看，在重慶市集中減債的2013年至2014年底，重慶的財政收入增長基本維持在14%左右，相對於接近20%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增速並不突出。

但其土地出讓收入比2012年增長明顯。2014年和2013年，重慶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分別為1665億元和1520億元，增長9.5%和11.8%。而2012年重慶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1312.9億元，僅增長0.3%。

南方周末記者查閱近兩年重慶各區縣關於“加強政府性債務管控”的文件，其中不乏“加快土地出讓進度”，“把握好土地出讓節奏，及時回籠資金，防止資金流斷鏈”等提法。

“土地是各級政府最有效、最常用的資源對價物。”重慶市發改委前副巡視員周林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外界曾分析說“賣地收入”可能是重慶地方債大減的主要原因，但土地出讓收入的大部分會被用於拆遷補償、前期整理等。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認為，現在土地出讓收入的凈收入只有20%。即使這20%全部用來還債，也不足以覆蓋重慶近兩年的減債規模。

值得一提的是，據當地一位學者介紹，重慶的土地接盤者往往是當地融資平臺公司和政府旗下土地儲備中心，“接盤之後儲備在那里，主要是為了防止地價大跌”。比如2014年底，重慶鋼鐵將其989畝閑置土地以10.55億元轉讓給重慶市地產集團。

如此賣地方式，獲得收入若真導致地方債大減，則地方減債的真實效果則令人擔憂。

“我們正在努力還債的推進過程中，壓力比較大，不方便接受采訪。”債務負擔較重的重慶大渡口區財政局工作人員答複南方周末記者說。另外幾家減債壓力較大的融資平臺公司和區縣政府以及重慶減債的牽頭部門重慶市財政局均拒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正式采訪。

減債主力軍

重慶市審計局數據顯示，區縣一級政府是重慶減債的主力軍。

重慶以“八大投”模式聞名。指的是由政府擁有的城投、高發、高投、地產、建投、開投、水務控股、水投等八家融資平臺公司，註入國債、規費、稅收、土地、路橋、隧道等資產，再從銀行、信托等金融機構獲得抵押貸款對城市進行開發，等土地等資產增值後，再出讓獲得收益用於還債。

2008年“四萬億”刺激政策之後，重慶經歷了一次投資高峰期，使八大投等融資平臺的負債率大幅提升。但為了維持地價，土地出讓只能“有序釋放”，因此重慶市政府性債務在2011-2012年迎來峰值。

2011年，重慶完成固定資產投資7600億元，占當年重慶GDP比例高達76%。2012年，國家審計署公布重慶的債務率高達92.8%，僅次於北京居全國第二，引發了外界對其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

至2013年6月的重慶政府性債務中，融資平臺公司所欠債務達到4469億元，占比高達60%，而主要債務資金來源則是銀行貸款，占比54.8%。

重慶市社科院財政金融研究所所長鄧濤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在債務壓力下，兩年前重慶市成立了財政局牽頭的跨部門減債工作小組，提出每年10%的減債目標，重慶市本級及36個區縣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債務管理制度，包括依據風險程度將區縣分為紅色風險、橙色預警和綠色可控三類，建立區縣債務風險預警約談和考核問責機制。

重慶各區縣也出臺嚴控政府債務的舉措，如按照不低於上年度直接債務余額的3%（或當年財政收入的5%-10%）的比例建立償債準備金，清理閑置資產，鄉財縣管等。比如南岸區規定落實“三個10%”：財政收入增長10%以上、償債準備金提取10%、債務規模年均下降10%以上。

前些年重慶有的區縣仿照市本級的“八大投”，成立六七家融資平臺“專門用來拿地”，近兩年重慶對融資平臺公司進行優化整合，要求9個主城區和6個區域性中心城市不得超過3家，其他區縣不得超過2家，對資產難以變現且主要依靠財政償債的融資平臺，通過重組、合並、轉型等予以清理。

重慶市審計局數據顯示，區縣一級政府是重慶減債的主力軍：截至2013年12月底，重慶市一類債務余額較2013年6月底減少504.7億元，其中市本級減少89.9億元，區縣級減少414.8億元。

就重慶市具體的減債途徑而言，鄧濤認為有四種，一是對各類融資平臺公司進行清理。二是在基礎設施領域通過PPP引入社會資金，變化融資模式，實現債務去表化。三是通過土地運作減少債務。四是把不良資產打包處置，與銀行談判核銷債務。其中，PPP和土地運作是主要的途徑。

資產轉讓高潮

重慶市近兩年通過上市公司股權轉讓、產權交易所掛牌等方式，大量出售或欲出售國有股權資產。

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關於地方債的分論壇上，當主持人問財政部長樓繼偉，為何中央不會為地方債兜底時，樓回答說，“中國地方政府手里資產太多不會破產，當地方政府還不上債時，可出售資產還債。”坐在一旁的重慶市市長黃奇帆頻頻點頭。

南方周末記者爬梳各類公開信息，發現重慶市近兩年通過上市公司股權轉讓、產權交易所掛牌等方式，大量出售或欲出售國有股權資產。

如2013年10月，重慶國資委直屬企業重慶國際信托控股的重慶路橋（600106），將其直接和間接持有的重慶路北房地產開發公司的全部股權以3.97億元價格，轉讓給重慶晉愉地產集團和重慶玄鵬實業。

2014年7月，重慶水務及其控股股東將所持有重慶信托26.04%的股權，作價24.8億元轉讓給中國人壽全資子公司國壽投資。重慶水務是重慶市“八大投”之一。

兩個月後，西南證券（600369）發布停牌公告稱，其控股股東渝富集團正在籌劃轉讓所持有的公司6.8億股股份，占公司總股本的24.09%，分析人士測算交易價格約為68.5億元。此次轉讓吸引了生命人壽、上海綠地、新華聯集團和重慶財信地產四家意向受讓方。

但3個月後，因交易條件沒談攏，渝富集團決定終止此次轉讓。有“重慶淡馬錫”之稱的渝富集團是重慶市政府旗下的資產管理公司。

當年底，重慶渝開發（000514）股份有限公司發布公告稱，其控股股東城投集團確定將其持有的1.1億股渝開發股份（占總股本的13.04%）轉讓給中金豐德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交易對價約6.08億元。中金豐德是一家總部位於北京的國有控股企業。

但2015年3月，重慶市國資委突然叫停了這次股權轉讓，有分析認為，原因可能與交易價格相較於各方預期有“賤賣”之嫌有關。

2015年1月，重慶港九股份有限公司（600279）公告稱，其第二大股東重慶市萬州港口（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通過上交所累計減持1465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3.17%（約合2億元）。重慶市萬州港口（集團）是重慶市萬州區一家地方國企。

除了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的國有股權則通過重慶聯交所掛牌出售。

公開信息顯示，2014年上半年，重慶聯交所的重慶市屬國有資產交易額達68億元，同比增長180%。去年下半年至今，乘著“混改”的東風，更大規模的國有產權，包括股權、房產、土地使用權、廣告經營權等，在聯交所密集掛牌。

2014年7月，重慶市國資委宣布通過聯合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轉讓42個企業國有股權項目，共涉及金額437億元，主要包括機電集團轉讓十萬噸電解銅項目國有股權，高速集團轉讓渝湘高速部分路段以及渝鄰高速、渝涪高速、江合路、成渝高速（51%股權）共計約260億元的國有股權，商投集團轉讓淩湯圓食品有限公司、重慶渝臺信用擔保有限公司等企業國有股權。

此外，重慶近一年來還密集出讓中小企業的國有股權。如秦巴山貨批發物流市場有限公司51%的國有股權，重慶惠江機床鑄造有限公司55%股權，重慶包黑子食品公司51%的股權、重慶飛宇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100%股權、重慶風華電子技術發展有限責任公司100%的股權，都陸續在重慶聯交所掛牌出讓。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國有股權的轉讓不僅可為國有股股東帶來可用於還債的收入，還可以實現其或有債務的剝離轉讓。比如上述重慶風華電子的股權轉讓一旦完成，其526萬元的債務也隨之轉讓。

PPP：更高明的還債手段

“我的理解就是一種置換，把原來用BT模式或發債做的項目，用PPP的模式置換成公共預算支出去做，通過這種置換去表一千億債務是完全做得到的。”

通過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進行項目融資，是化解地方政府債務更為直接的途徑。

2014年10月，國務院發布“43號文”，卡住了過去地方政府通過城投公司等融資平臺無節制舉債的通道，這是去年以來PPP在各地一哄而上的重要原因。重慶在去年也掀起了一輪PPP熱潮。

2014年7月，重慶市國資委拋出33個存量PPP項目與社會資本“合資合作”，涉及金額695億元。其中包括重慶能源集團酉陽縣儲備土地一級開發、黔江頁巖氣開發、電解鋁產業合作、天府礦業公司總醫院等。

同時，重慶市還推出9個PPP新建項目，涉及金額980億元。包括重鋼集團高爐瓦斯綜合利用項目，高速集團墊江至武隆等8條新建高速公路項目。

次月，重慶市政府又與中鐵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等企業現場簽訂2個合作備忘錄、8個具體項目的PPP合作意向，總投資達1018億元。包括高速公路、軌道交通、三條市郊鐵路、兩個垃圾焚燒發電廠等。

黃奇帆在簽約儀式上表示，高速公路、軌道交通等重大項目采用PPP模式，能保證重慶不會因為加快投資而增加政府性債務。

周林軍是當年重慶北部片區供水和唐家沱汙水處理廠兩個PPP項目的政府首席談判代表，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PPP可以通過兩種方式減少政府債務。

一種是通過股權轉讓減少存量債務，比如已建成的項目可以向社會資本方出讓項目股權，既獲得收入又轉移了相應的債務，最常見的是TOT。第二種是減少增量債務，即原來要靠政府舉債搞的項目，通過PPP引入社會資本，或只需按績效付費，壓力遠小於傳統舉債建設模式，最常見的是BOT。

但周林軍認為，20-30年之後，政府還要回收項目，“所以本質上PPP也是一種長期債務，它只是改變了債務的結構，是一種更高明的還債手段”。

正在為重慶某土地一級開發PPP項目提供咨詢的北京國興眾合咨詢事務所執行合夥人李尚靜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用PPP減債在業內又被稱為一種“去表業務”，即把原來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中右邊要列支的一般或專項債務，通過做成PPP，變成政府損益表里的一般公共開支等預算支出，“這樣政府達到了去杠桿的目的，還款壓力也比BT模式小很多”。

“重慶減債一千億，我的理解就是一種置換，把原來用BT模式或發債做的項目，用PPP的模式置換成公共預算支出去做，通過這種置換去表一千億債務是完全做得到的。”李尚靜說。

“PPP雖然有減債的效果，但不是其推行的唯一目的。更重要的是通過PPP轉變政府管理方式，充分激發出社會資本的融資、建造、運營潛力。”重慶當地一位專門研究PPP的學者說，“我們擔心很多PPP項目一哄而上，有的是假PPP真BT項目，只不過延長了還款期限，是掛羊頭賣狗肉。”

更需要警惕的，是地方政府以PPP為名行借貸之實，業內人士稱之為“明股實債”，這種情形下，PPP將淪為幫助地方政府債務去表的一種工具而失去其本義。

北京華夏道和國際投資管理公司執行總裁蔡劍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地方政府如果單純為了降低負債率，完全有辦法將債務出表，資金杠桿率可放大5-10倍。比如政府把一個項目以TOT模式轉讓給一個項目公司，它的股東是一個基金（實際是債權基金），項目再向金融機構抵押融資，如果政府與對方簽訂了基於固定收益的確認回購的抽屜協議，則最終風險全由政府承擔，並非風險共擔的PPP。

“如果其間再加入資產證券化、基於未來現金流的金融衍生品，其杠桿率會更高。”蔡劍暉說，區分真假PPP，要看它簽訂合同的具體內容，“比如看回購期限是多長，如果只有3-5年，肯定是假的，真正的TOT、PPP很少低於15年”。

專項儲備銳減五成 兗州煤業業績遭質疑

專項儲備銳減五成 兗州煤業業績遭質疑

一財網 王海 2015-10-30 14:12:00

截至9月30日，兗州煤業的“專項儲備”為9.62億元，較年初減少46.6%;“資本公積”為8.68億元，較年初減少48.63%。分析師認為兗州煤業的所謂“成本控制”實際上是動用“專項儲備”和“資本公積”的資金來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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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項儲備銳減五成 兗州煤業業績遭質疑

一財網 王海 2015-10-30 14:12:00

截至9月30日，兗州煤業的“專項儲備”為9.62億元，較年初減少46.6%;“資本公積”為8.68億元，較年初減少48.63%。分析師認為兗州煤業的所謂“成本控制”實際上是動用“專項儲備”和“資本公積”的資金來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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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肯錫：勞動人口十年內銳減逾一成 日本大復活得靠「民間版」第四支箭

月餅票銳減八成！往年“幹一票”凈賺數萬的黃牛轉型了

秋風起，“月餅節”將至，吃貨們探討哪家月餅好吃，黃牛們則關心哪種月餅票好倒騰。

然而，今年的黃牛在中秋前夕回收到的月餅票數量僅為往年的20%甚至10%，而收到月餅票後，由於各類管控的加強，黃牛們的“出貨”也比以往困難。

以往每到中秋將至，阿娟只要坐在一家大型超市的門口，一邊玩玩手機，一邊聊聊天，每天就可以輕松收得約150張～200張月餅票，然而這幾年，由於相關規定使得月餅票作為中秋節禮品的流通率降低，和阿娟類似的黃牛們每天可以收到的月餅票寥寥無幾，有時候坐個一整天連10張都沒有。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近日調研和采訪後發現，隨著收貨和出貨兩頭都變得更加困難，月餅票作為“硬通貨”的成色大減。

為了抓住中秋商機，黃牛開始轉型——改收各類在線購物卡、大閘蟹券，甚至是米、油的禮券，以彌補月餅票上的損失。

銳減的月餅票

中秋節是除春節外最具節日氣氛、最受重視的傳統佳節，月餅也寄托了人們的團圓思念。因此，中秋節也被戲稱為“月餅節”。但很多人都會遇到“吃月餅的人不買，買月餅的人不吃”的境況，這描述的就是每逢中秋節，月餅(票、券)作為禮品被頻繁轉手贈送的現象。大部分月餅(票、券)都在A到B、B到C的流動中，卻不是在人們的團圓餐桌上。

不過這幾年因為相關規定出臺，月餅票作為中秋禮品的流通率大幅度降低。

這“苦”了黃牛們。黃牛們每年都有業務高峰期，中秋節是其中最大的高峰期之一。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日前多方暗訪後了解到，黃牛往年一天收取100多甚至200多張月餅票不在話下。好的時候，以5折左右收入，再以8折左右售出，只要轉個手，就可賺到三成左右的利潤。一般情況下，每100元也可賺取10元～20元。一個中秋節下來，黃牛們可以借月餅票賺到數萬元利潤。

據中國焙烤食品糖制品工業協會的數據，2015年全國規模以上食品工業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1.35萬億元，同比增長4.6%;包含月餅產品的糕點面包行業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11.5%，利潤同比增長34.5%，收入和利潤大幅領先其他食品制造業。

盡管月餅票近幾年的生意不如以前火爆，不過多少還是可以收到一些。然而，今年的中秋節，黃牛們卻異常郁悶——收上來的月餅票數量銳減。

“如果說我以往一天還可以收到100張或者幾十張，那麽今年我一天最多只能收到10張，很多時候連10張也收不到。根本就沒有貨啊!”阿娟說起月餅票就一通抱怨。她還給記者展示了她一天收獲的寥寥數張月餅票，然後又拿出一疊約30張的月餅票——這是她耗時多日，好不容易收到的總量。

在記者暗訪中，大部分黃牛的狀況與阿娟相似。

“收貨”難“出貨”更難

令“黃牛”們內心更加焦慮的，不僅僅是“收貨”少，而是“出貨”如今也越來越難。

“對於我們而言，最重要的當然是找‘下家’出貨，如果‘下家’不收貨，那麽我們收取再多的月餅票有什麽意義呢?”做了多年“黃牛黨”的老林如是說。

根據諸多“黃牛”的反映，月餅票的“出貨”是講究“業內規矩”的。比如，有些看著高大上的五星級酒店月餅票，根本沒有“收貨”市場，因為酒店方並不願意回收月餅票，所以很多“黃牛”完全不願意收這類月餅票。某些大的連鎖面包房的票還是可以“收貨”的，這類品牌連鎖面包房的“收貨”價格約為6折，“黃牛”一般用4折左右“入貨”，賺取差價;在上海本地，“最值錢”的票當數杏花樓這種老字號大品牌，“黃牛”願意5折多收取，然後以7折甚至8折左右的高價“出貨”。

老林和阿娟手上都有一本“寶典攻略”——是各大品牌以及同品牌但不同細分系列的月餅禮盒的“出貨”價碼。黃牛們都是根據這本“寶典”來決定他們究竟應該以什麽價格收，而不在這本“出貨寶典”名單上的月餅票，比如五星級酒店或餐廳自制月餅禮盒，則大部分“黃牛”不願收。

“今年出貨也挺不容易的，有些品牌月餅的‘下家’收貨價格降低了，我們的利潤空間就少了;有些客戶會直接團購，團購的折扣甚至和我們出貨的折扣差不多，這樣一來我們就沒有優勢了。”老林坦言。

管控的加強，可能是造成“黃牛”們出貨難的一個原因。

據業內廣為流傳的“花頭經”，有些食品生產廠家會自行從“下家”手中回購自家月餅票，假設其發出1000張月餅票，自己回購500張，相當於減少了50%的生產備貨與庫存。廠家什麽也沒有投入，還可能賺差價。

今年，相關部門對於月餅的安全監管加強了。

日前，食藥監總局下發的《關於加強中秋國慶期間食品安全監管工作的通知》要求，針對中秋節期間月餅等節令性食品生產經營的特點以及食品安全抽檢和風險監測中發現的問題，強化生產過程監管，杜絕生產企業使用回收食品生產月餅等節令性食品等行為。

據悉，不少生產廠家為保質量而減產，這也導致市面月餅票流通減少。此外，有些企業購入月餅票後並不發放票，而是直接兌換成實物月餅發放，以減少黃牛們的交易，規範月餅流通市場。

同時越來越多的月餅廠家“觸網”，通過網絡商店銷售月餅和票券。隨著中秋臨近，網上月餅票紛紛加大促銷甩賣力度，8月初時折扣在7～8折之間，現在部分產品已降到7折，甚至更低。

這些原因，都讓黃牛在今年陷入“收貨難，出貨更難”的窘境。

黃牛們的“轉型大計”

“吃這行飯的人自然不會‘坐以待斃’，他們都非常靈活。今年盡管月餅票銳減，但是中秋講究禮節還是在的，不送月餅可以送其他的，比如今年網購卡、大閘蟹券等成為更多人的選擇。”長期研究零售和消費產業的資深人士沈軍告訴記者，“以往黃牛是不屑於收購網購卡的，即便收購，價格也很低。但是今年中秋時分，大部分黃牛都很願意回收網購卡，甚至可以說是高價收取。這可謂是黃牛們的中秋轉型——用其他票卡來彌補月餅票的損失。”

在對諸多黃牛進行一段時間的暗訪和觀察後，《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發現，今年不少中秋的重頭禮券已經從月餅票變成了各類網購卡或大閘蟹券。不過，今年在月餅票生意難做之下，一些人雖然也願意接收各類網購卡或大閘蟹券，但是收購價格比較低。

阿娟向記者解釋說，“通常我們不是很願意收網購卡，即便收了，也是以9折左右的價格收取。市面上比較好流通的購物卡當數百聯ok卡和斯瑪特卡，這類卡的收購價格一般在9.7折，而帶有規定品牌(只能在指定超市使用)的購物卡則在9.4折到9.5折不等。如今，中秋節前夕出現了很多網購卡，尤其是大量京東卡取代了月餅票，所以我們給出的收取價格在9.5折，這是非常高的收購價了。”

相比相比網購卡，取代了一部分月餅票的大閘蟹券或可兌換米油的卡券，也被“黃牛們”列入了“轉型名單”，但這類卡券的“出貨”難度相對大一些，因此“黃牛們”的收購價格也比較低，通常大閘蟹券的收購折扣為3折。

“這也是變通之舉。”老林無奈地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如果明年的月餅票還要少，那到時候要再看看有什麽卡、券可以做替代品，並且要聯絡到‘下家’來整體改變中秋節的月餅票交易格局了。”

上半年營收銳減15% ，全球投行壓力大

今年上半年，全球十二大投行總營收同比下降15%，創下自金融危機後的最大跌幅。

包括股票和債券交易、並購咨詢業務以及融資等在內，這些大投行今年上半年的各項營收總額為792億美元，遠低於2015年上半年的933億美元，相較於2009年上半年投行的營收頂峰1400億美元，則跌了將近一半。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英國研究機構Coalition獲取的報告顯示了以上信息。Coalition是一家位於倫敦的獨立研究機構。

從FICC(固定收益、外匯和大宗商品)到傳統投行業務的營收均出現大幅下降。其中FICC下降11%，股票下降18%，如並購咨詢、股票債券交易等傳統投行服務費用則下降了20%。FICC內幾乎所有單一業務均受到沖擊，公司債券、外匯、大宗商品、新興市場和證券化資產等業務的營收均下降。證券業務也是如此，股票交易、股票衍生工具和基本服務等營收也出現下降。

從季度上看，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相對活躍，但反彈強度不足以讓大投行們避免總營收的大跌。

Coalition研究和分析部門負責人庫茲涅佐夫(George Kuznetsov)稱，由於第三季度將繼續二季度的勢頭，預計今年下半年形勢會有好轉。盡管如此，沒有銀行大膽預測明年營收增長超過5%或6%，因為對資本和風險承擔更嚴格的監管將對行業產生巨大沖擊。

“投行現在意識到情況不會有太大改變，總公司的資本配置可能不會有太大改變，監管也不會有太大改變。”庫茲涅佐夫說，“增加收益只能依靠優化成本基礎或搶占市場份額來實現。”

為控制成本，銀行將輔助員工安排到更便宜的工作地點，並將員工工資和公司收入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以高盛為例，今年二季度該公司員工薪酬福利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3%，和公司凈收入漲跌保持一致。

有分析師稱，管理層需要采取更多行動來切實提升股東的回報率。一直以來，達到10%的收益率，是被視為公司好好利用了股東資金的大致基準。多數預測認為，十二大投行在今年或明年收益率預計會有兩位數的提升。但Coalition預計今年均在5.4%，明年則略有提升至6.6%。

顯而易見，一些銀行已經開啟“救火”模式。

德意誌銀行首席執行官克萊恩(John Cryan)在過去的一年內裁員數千人，削減風險資產和暫停派息，現在他正慎重考慮接下來的進一步措施。

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教授史密斯(Roy Smith)表示，其他大銀行尤其是美國的幾家大銀行，與德意誌銀行和瑞信在收益率上表現也差不多。提升回報率需要創新思維，“要跳出黑箱子來思考”，以及來自激進股東的外部壓力等。

他還表示：“要改變現狀，有太多事要做了。但是這些公司目前都還在飄，沒落到實處。”

此次分析的12家投行為美銀美林、巴克萊銀行、法國巴黎銀行、花旗銀行、瑞士信貸、德意誌銀行、高盛、匯豐銀行、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法國興業銀行和瑞銀集團。

私募基金實繳近8萬億 規模翻番背後從業者銳減十萬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於2016年2月5日發布了《關於進一步規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若幹事項的公告》。《公告》取消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證明，對私募基金管理人持續信息報送、法律意見書、高管人員基金從業資格等方面提出了規範要求。《公告》發布以來，登記備案、持續信息報送、合規從業已成為私募基金行業的共識和遵循，絕大部分機構積極支持和配合《公告》落實工作，《公告》達到了規範行業發展的預期目標。現將2016年私募基金登記備案情況綜述如下：

一、私募基金登記備案整體情況

截至2016年12月底，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已登記私募基金管理人17433家，同比減少7572家；備案私募基金46505只，同比增加22451只；基金實繳規模7.89萬億元，同比增長95%；私募基金從業人員27.20萬人，同比減少10.74萬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方面，《公告》發布以來，新完成登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3308家，協會共辦理通過管理人登記法律意見書9468份，辦理通過法定代表人\執行事務合夥人（委派代表）、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三項重大事項變更專項法律意見書10717份。截至目前，協會共註銷12834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其中，因未按期完成《公告》整改要求而被註銷的機構10957家；因在辦結登記手續之日起六個月內未完成備案首只私募基金產品而被註銷的機構86家；1791家機構主動註銷登記。一大批無展業能力的空殼機構被註銷，改善了行業構成，重塑了行業形象。

高管人員從業資格方面，從業人員的專業能力和職業操守是行業的生命線，基金從業人員資格考試和註冊是建立行業人員誠信記錄的起點。《公告》發布後，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管人員積極參加基金從業資格考試，落實從業資格整改工作。2016年，協會組織了三次基金從業資格全國統一考試，完成預約式考試五次並將預約考試地點擴大到18個城市，此外，組織針對高級管理人員的周考八次，2016年全年累計通過考試達35.3萬人。

截至目前，已登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共有高管51122人，其中已有44262人取得了基金從業資格,包括以“通過考試”方式取得資格的36218人，以“通過科目一+資格認定”及“雙認定”方式取得資格的8044人。2016年9月，協會增設針對私募股權和創業投資基金從業人員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基礎知識》考試科目三，並組織編寫出版《股權投資基金基礎知識要點及法律法規匯編》。盡管如此，仍有2955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的3972名高管人員尚未按規定取得基金從業資格，未按期完成整改。

異常機構公示方面， 2016年，因未按要求提交2015年度經審計的年度財務報告或者累計兩次未履行完畢季度更新義務等原因，共計1219家私募基金管理人按照《公告》達到異常機構公示標準，協會通過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平臺(http://gs.amac.org.cn)進行了對外公示。截至2016年底，404家異常機構已完成整改，整改率達33%。異常公示制度的設立，是對私募基金管理人建立誠信積累機制的有益嘗試，對機構切實履行持續信息報送義務發揮了很好的外部約束作用。

二、關於近期被註銷機構的情況及後續安排

（一）在《公告》落實寬限期後仍未按要求完成首只私募基金產品備案機構的情況及後續安排

2016年12月31日，最新一批553家私募基金管理人被註銷登記。此類機構均在2016年2月5日前已登記為私募基金管理人，按照《公告》及協會2016年8月1日發布的《關於私募基金管理人註銷相關事宜的公告》的要求已寬延辦理滿五個月，但截至2016年12月31日仍未完成首只私募基金產品備案。

協會重申，註銷登記不是自律處分，被註銷登記的機構若存在真實業務需求或者已經募集設立私募基金產品的，可按照《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登記和基金備案辦法（試行）》和《公告》的要求，盡快通過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資產管理業務綜合報送平臺（https://ambers.amac.org.cn）重新申請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協會將依法依規辦理相關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和私募基金產品備案申請，對符合要求的申請機構，協會將以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平臺（http://gs.amac.org.cn）公示其基本情況的方式，為其再次辦結登記備案手續。

（二）已備案私募基金產品但仍未辦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法律意見書》補提事項機構的情況及後續安排

為維護已備案私募基金產品的現有投資者利益，針對2016年2月5日前已登記、截至2016年12月31日已完成備案首只私募基金產品、但未按照《公告》要求辦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法律意見書》補提事項的機構，將被列為異常機構並對外公示，協會將暫停受理該類機構新的私募基金產品備案申請，直至相關機構整改完畢。同時，請相關私募基金管理人及時向投資者做好相關風險的信息披露，做好相關私募基金產品的妥善處置預案，切實維護投資者利益。

（三）優化《公告》後新登記但仍未完成首只私募基金產品備案機構的提示功能

按照《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登記和基金備案辦法（試行）》要求，協會自備案材料齊備之後起20個工作日內，以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平臺（http://gs.amac.org.cn）公示私募基金基本情況的方式，為私募基金辦結備案手續。根據《公告》要求，《公告》後新登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在辦結登記手續之日起六個月內仍未完成首只私募基金產品備案的，該機構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將被註銷。

協會鄭重提醒，相關私募基金管理人應當合理統籌規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私募基金產品設立及申請備案的時間安排，避免臨近最後時限才倉促提交備案申請，進而因備案材料不齊備等原因未能及時完成基金備案，導致被註銷管理人登記。為更好提醒新登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盡快完成首只私募基金產品備案，協會已在“資產管理業務綜合報送平臺”（https://ambers.amac.org.cn）對臨近首只基金備案最後時限的新登記機構用戶端增加“註銷倒計時”提示功能。

三、高管人員基金從業資格整改情況及後續安排

按照《公告》要求，從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業務的各類私募基金管理人，其高管人員，包括法定代表人\執行事務合夥人及委派代表、總經理、副總經理、合規\風控負責人等，均應當取得基金從業資格。從事非私募證券投資基金業務的各類私募基金管理人，至少2名高管人員應當取得基金從業資格，其法定代表人\執行事務合夥人（委派代表）、合規\風控負責人應當取得基金從業資格。

截至目前， 尚有2955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管人員的基金從業資格情況仍未完成整改。根據《公告》，協會將暫停受理該類機構的私募基金產品備案申請，直至相關機構高管人員資質整改完畢。同時，協會將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平臺（http://gs.amac.org.cn）中特別提示此類機構相關高管人員的未取得基金從業資格的情況。協會提醒私募基金投資者、托管人及相關服務機構在進行投資或選擇業務合作夥伴時，註意查看私募基金管理人相關高管人員的從業資格情況，審慎識別相關風險。

互金平臺銳減近千家 未來將現四大變化

從2016年4月開始的“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已進入刺刀見紅的清理整頓階段，從業機構加速洗牌。去年網貸行業正常運營平臺數量已經銳減近千家。

據網貸之家統計數據，截至2016年12月底，網貸行業正常運營平臺數為2448家，相比2015年底減少了985家，業內預計2017年平臺數量還將腰斬。但是，整個行業的成交量卻增長了，不但12月單月成交量創新高，而且去年全年累計成交量相比2015年全年增長了110%。

2017年監管大限將至，整個互金行業何去何從?上海市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秘書長王喆日前表示，互聯網金融行業將迎來四大變化，值得引起重視。

從業機構洗牌加速

第一個變化是互聯網金融相關業態的監管政策逐漸明確。王喆稱，這預示著過去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的“野蠻特性”將逐漸消失，行業告別野蠻生長階段，進入到一個規範發展的階段。

《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兩份重磅文件的出臺，以及一系列相關配套工作的展開，互聯網金融行業經歷了監管政策從無到有的過程。

第二個變化是隨著專項整治工作的結束，從業機構將加速洗牌，互聯網金融企業的數量減少。但是王喆也同時指出，數量的減少實際上就是給能夠順利獲得重新註冊生存下來的企業提供更廣大的發展空間。王喆說：“不好的死掉了，活下來的空間大了。”

從相關行業數據來看，根據網貸之家的統計，截至2016年12月底，網貸行業正常運營平臺數量為2448家，相比2015年底減少了985家，但是整個行業的成交量卻增長了。16年12月P2P網貸行業的成交量為2443.26億元，環比11月增長了11.19%，創單月成交量新高。16年全年的累計成交量為20638.72億元，相比2015年全年增長了110%。

普惠金融縱深發展

第三個變化是傳統金融和新業態的互聯網金融進入融合與競爭。王喆形容這兩者稱：“過去是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經過這一兩年的發展以後，無論是傳統金融或者是新業態的互聯網金融，雙方都能夠接受對方，而且會主動的進行融合。”

他註意到，很多傳統金融機構已紛紛要與新興的互聯網平臺進行合作，並且組成新的公司。“這會是一個趨勢。”王喆表示。

在“互聯網+”時代，融合與競爭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恒豐銀行研究院執行院長董希渺也曾觀察表示，傳統銀行應從發展科技金融、互聯網金融、綠色金融、推動開放金融和開展普惠金融五個方面，推進體制改革，提升服務能力。

2016年7月，銀監會發布的《中國銀行業信息科技“十三五”發展規劃監管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首次提出“構建互聯網金融生態圈”概念，並在“‘十三五’發展環境”、“落實‘互聯網+’行動計劃”等重點章節5次提到“構建互聯網金融生態”、6次提到“跨界合作”、4次提到“協同創新”。

第四個變化是科技創新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將有更大的空間、更值得期待。王喆稱，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為代表的傳統金融機構開始引入了互聯網技術作為工具，金融機構與互聯網及信息通信等技術的互相依賴和互相轉換，帶來了新的金融服務場景、模式和產品創新，行業進入了“科技+金融”的階段。

展望未來，金融科技將更進一步，科技創新金融模式和金融產品將更好地滿足長尾端的個人和中小微企業的需求，促進普惠金融的縱深發展。

王喆是在昨日在滬舉行的“2017小微金融科技論壇”上做出如上表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