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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底望天讀書筆記：江浙財團（一） 井底望天

井底望天讀書筆記：江浙財團（三） 井底望天

井底望天讀書筆記：江浙財團（四） 井底望天

法租界的北部，則是另一條小河，叫做洋涇濱。這條河，是用來分開英國人的租界和法國人的租界。

這兩條小河的交接處，就是位於法租界外面的徐家匯。所謂「匯」，就是兩條河交匯。徐家，這個名字的由來，是因為明末的大學問家徐光啟在這裡定居生活，而且死後安葬在這裡。他的家族也在這裡繁衍。

因為徐光啟是中國早期的天主教徒，在廣東做官的時候，和澳門的葡萄牙人關係非常好，因此可以將葡萄牙人打沉的英國皇家海（盜）軍的大砲，用來送給他作為禮物，然後被轉運到東北前線。

為明朝立下汗馬功勞，轟死一代梟雄的努爾哈赤，就是靠的這些紅衣大砲。

也因為徐光啟的關係，徐家匯就成了中國天主教的中心地，聚集了很多中國的教眾。這樣的結果，就是來自法國天主教會的神父們，大興土木，興建了教堂、醫院和學校等設施，造成了這個不是法國租界的地盤，但是也實際上被法國人控制的局面。

法租界最主要和最有名的一條大道，叫做霞飛路，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在淮海中路的兩旁，法國人引進了倫敦梧桐，就成了後來中國人說的法國梧桐樹。

那麼在法國租界，法國人也引進了新開發的殖民地中南半島（或者叫做印度支那，不過中國人反感日本人叫我們支那，但是又不反感印度支那）的安南省（今天的越南北部河內附近地區）的人士來做警察。

當然靠京族的人士來管理上海治安，肯定不靠譜。事實上，法國人是把治安外包給了上海的青紅幫人物黃金榮。

雖然說，這裡是法租界，但是住在這裡的美國人，其實比法國人還要多。這些洋鬼子們就在淮海路的西段，建了不少小洋房，大概今天還可以看到。

在到後來，因為俄國的十月革命，就逃到了上海不少俄羅斯貴族和富裕人家。

而在918事變日本人控制了東北之後，從東北逃過來的俄羅斯人就更多了。

那麼在1943年的時候，法國人在法奸維希政府的時候，就出賣了法國利益，把在中國的所有法租界，全部歸還給漢奸汪精衛同學的政府。

雖然汪同學，名聲比較差，但是還算是爭取回來的國家利益。

而名聲比較好的蔣介石同學，這個如今在中國大陸果粉千萬，一隊隊號稱有良心的歷史學家們不斷地幫他塗脂抹粉，卻不知道如何捍衛中國的利益。

因為1946年，德國和日本都投降之後，法國愛國的戴高樂政府，向愛國的蔣介石政府提出建議，就是會遵循交回法租界的條約，但是要中國交換條件。

這個條件，就是中國軍隊從原法國的中南半島的殖民地撤軍。

這樣的條件，蔣同學這樣的傻冒，當然馬上就樂呵呵的接受了。

如果看一下俄羅斯人，人家把德國人給打跑了，會把佔領的東歐交出去嗎？

或者看一下美國人，人家把日本人給打跑了，會把關島這些島嶼交出去嗎？

在今天越南的南方，就是胡志明市／西貢市附近的地方，法國人的名字叫做Cochinchina，翻譯成中文，就是中國交趾。

當然歷史上的交趾郡，就是蔣介石同學撤走軍隊的地方，今天的越南北部。

這個歷史上的中國領土，後來因為治理無方，沒有拿住，就被本地的越南同學的反抗，而變成了屬國。

而當時在唐朝的時候，之所以當地同學可以反抗成功，還是靠了南詔的外援。但是這個屬國，後來被人家法國用武力給搶走了。然後又被日本同學從法國同學那裡用武力搶走了。

然後又被中國人用武力給搶了回來，算是物歸原主。

就算是當地同學希望獨立，你也可以在中國人的控制和主持之下，讓它獨立哈。這樣的話，最起碼可以簽訂不少的交換條件啊。

比如南海的島嶼，小老弟，你就沒有份啥的。

回到上海的法租界，在北邊的邊界，就是洋涇濱。

後來兩條河都給平掉成為馬路。肇嘉濱就變成了肇嘉濱路，而洋涇濱就變成了延安路。

當時在洋涇濱的附近，就是法租界和英租界（後來和美租界合併為公共租界）的地方，住了不少來自於寧波的同學。

以前廣東來的同學，是帶著手藝來的，而寧波的同學，是帶著錢來的。

其實以前也有一些寧波商人，跑到開放口岸廣州去做生意，那麼隨著上海的崛起，這些商人，和後來逃避太平軍的寧波商人，就聚集到上海。

因為財大氣粗，這些寧波同學，自然也受到了上海的洋鬼子幫和廣東幫的重視。

但是要成功的成為洋鬼子們的翻譯兼任買辦，就必須解決不會說英語的問題。

而當年隨著英國商人來的第一個買辦，就是寧波人穆炳元。於是一些會說英文的寧波精英，就自己編寫了英文教材，用寧波話，來教其他同鄉學習英文。

下面就是兩句寧波英文：

早上見面谷貓迎 （goodmoring），好度由途（how do you do）敘別情。

於是後來名震天下的寧波英文——洋涇濱語橫空出世。

這種洋涇濱人士講的特色英文，不講語法，不介修辭，簡單明快，乾淨利索，被稱為pidginEnglish 的洋涇濱語，也可以比美今天的牛語言Chinglish。

後來在上海，你要是說不地道的上海話，就叫做洋涇濱上海話。

當時的寧波同學要做洋鬼子的買辦，就必須考慮到自己的競爭對手，那就是也想做洋鬼子買辦的廣東同學，於是一場文化之爭，爭奪話語權的明爭暗鬥，就如火如荼的展開了。

爭奪話語權的招數，古今中外，都是一招，就是抹黑對方，抬高自己。

比如你今天傻冒地看韓劇，就會發現韓國真是美如天堂。一激動買了機票過去，絕對有被騙了，想退款的感覺。

那麼這樣低賤的事情，只有自命清高的文人去做了。

在1870年，有寧波籍的文人，開始在上海的報刊上刊登系列小說。裡面的寧波人，都是財富多、修養好、有同情心的偉光正。

而裡面的廣東人的形象，就是一個很賤的妓女。

這套抹黑小說一出來，就受到寧波人的大聲叫好，當然就被廣東人強烈抗議了。

其實這個廣東潮幫和浙江甬幫的鬥爭，就是上海和廣州爭奪中國商業領導權的鬥爭，也是今天的長三角和珠三角的鬥爭。

後來在國民黨入主了上海之後，國民黨內部的浙江派和廣東派的爭鬥一直就沒有平息。

不過不要以為買辦，就是哈巴狗，聽洋主人的話。

如果你洋主人，不考慮買辦的利益，那麼哈巴狗，也會搖身一變為大狼狗的，來咬你洋老闆的。

井底望天讀書筆記——江浙財團（五） 井底望天

江浙滬千名兒童58%尿檢出抗生素

據澎湃新聞報道，複旦大學一項針對江蘇、浙江、上海逾千名8至11歲在校兒童尿液檢驗研究顯示，58%檢出1種抗生素，1/4檢出逾2種抗生素，有些樣本甚至有6種抗生素。

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有關“江浙滬兒童普遍暴露於多種抗生素”課題研究組成員表示，他們研究發現，此次從這1000名江浙滬兒童體內檢測出了臨床上早已不推薦兒童中使用的抗生素成分，並且，這些抗生素成分在我們生活的環境和食品中也能經常發現。換言之，不僅是臨床治療，環境與食品也可能成為抗生素的重要暴露源。

研究表明，中國兒童普遍暴露於多種抗生素的狀態可能加重細菌耐藥，從而威脅重要的臨床治療，也可能成為兒童生長發育與健康的潛在危害。此外，抗生素被機體攝入吸收後，絕大部分以原形通過糞便和尿液排出體外，對土壤和水體等環境介質造成汙染。這些環境中殘留的抗生素又會通過生物鏈對人體和其他生物體構成潛在危害。

《生命時報》早前報道，北京兒童醫院教授楊永弘說，在北京兒童醫院，上世紀80年代的細菌耐藥在10%以下，但是現在青黴素等耐藥達到了70%甚至更高，非常驚人。

楊永弘表示，兒科濫用抗生素問題突出，一方面是因為醫生為避免病情惡化導致醫療糾紛的風險等，會放寬抗生素使用條件，另一方面一些家長擔心孩子受罪，就想用藥把病快點治好。

2009年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重慶5家醫院兒科門診的調查顯示，抗生素使用量是同期國外兒科報道的2—8倍。相關調查同時顯示，兒科或兒童醫院濫用抗生素有以下共同特點：廣譜抗生素多、註射抗生素比例高、抗生素種類多、總用量高等。在《中國日報》11月9日的一篇報道中，記者將此現象總結為“抗生素上癮”。

此外，許多抗生素都是通過肝臟代謝的，由於兒童身體內的各種器官發育還不成熟，濫用抗生素就容易造成肝臟功能的損害。

不良貸款遷徙圖：銀行業資產質量拐點初現 江浙不良現“雙降”

困擾銀行業多年的資產質量大患，似乎正在走出最寒冷的冬天。

2016年，全國不良貸款新增減緩、不良率上升放慢甚至下降，江浙地區不良貸款出現“雙降”……這似乎意味著，整個銀行業資產質量最壞的時刻已經過去。

銀行業資產質量是否拐點已到?

第一財經記者近日梳理發現，目前已披露監管數據的11個省市中，7個省市2016年的不良貸款率超過了2%，東北地區的遼寧、吉林，以及山東、河南等省，成為新增不良貸款最多的地區。而在不良貸款最先爆發的江浙滬地區，浙江、上海均出現了不良“雙降”，江蘇省不良率也明顯下降。

不僅是江浙地區，整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在2016年四季度都有所下降。山東、河南等省份，新增不良貸款雖然仍然較多，但同上年相比，規模已明顯減少。

在全國，銀監會數據顯示，2016年四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5123億元，較上季末增加183億元;不良貸款率1.74%，比上季末下降0.02個百分點。

業內人士認為，2016年不良貸款情況好於預期，存在多方面的因素，由於各地情況不一，不良貸款是暫時企穩，還是趨向好轉，尚需進一步觀察。

7省市不良率超2%

根據監管披露信息，目前已有11個省市銀監局相繼披露了當地銀行業2016年的運營情況。在不良率方面，不同地區差異極為明顯，7省市銀行業不良率超過2%，占比超過六成;不良率在1%~2%的省市則有3個，而不良率低於1%的生生只有一個，且最低的上海與最高省份吉林省之間，不良率相差近5倍。

上述已公布2016年數據的省市中，不良率最高的是東北地區的吉林、遼寧兩省。吉林銀監局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當地銀行業不良率達到3.85%，緊隨其後的是遼寧，同期不良率為2.96%。其次，河南、寧波兩地同期不良率分別達到2.9%、2.63%。此外，河北、浙江、山東三省也達到了2.2%、2.17%、2.14%。

不良率低於1%的，目前只有上海一個地區。根據上海銀監局1月底公布的數據，截至2016年12月末，上海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404億元，不良率僅為0.68%，與吉林省相比，兩者的差距接近5倍。此外，江蘇、貴州、廈門3個地區的不良率也相對較低，截至2016年底，三地分別為1.36%、1.86%、1.87%。

總體而言，東北、河南等北方地區和省份，已經取代浙江、江蘇，成為全國不良率最高的地區。已公布2016年數據的11個省市，目前不良率最高的5個省市中，就有4個來自東北和北方地區。

而在不良貸款規模方面，已公布數據的11個省市中，不良貸款超過千億元的有5個省市，除了尚未公布數據的廣東外，主要經濟大省中的江蘇、山東、浙江、河南，以及東北地區的遼寧等省不良貸款全部超千億元，而浙江、山東兩省仍然位居前列。根據浙江銀監局統計數據，截至2016年底，浙江全省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達到1777億元，但比2015年底減少了32億元。緊隨其後的則是山東，截至2016年12月底，當地不良貸款規模為1397.1億元，比年初增加177.2億元;不良貸款率2.14%，比年初上升0.08個百分點。此外，江蘇、遼寧兩省的不良貸款，規模也都在千億元以上。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江蘇、遼寧兩省的不良貸款余額分別為1262.07億元、1144.61億元，分別比年初增加約40億元、128.1億元。

河南雖然尚未公布不良貸款金額，但從不良率推算，其規模也已超過1000億元。在今年1月17日召開的監管會議上，河南銀監局提及，截至2016年底，其轄區銀行業不良率為2.9%，但未公開不良貸款具體數據。人民銀行鄭州中心支行網站信息顯示，同期河南省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為3.71萬億元。據此測算，去年底河南全省不良貸款余額約為1100億元。此外，河北銀監局2月14日披露，截至2016年底，該省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達到831.78億元。

根據上述監管數據估算，截至去年底，浙江、山東、江蘇、遼寧、河南五省的不良貸款余額，總量已超6600億元。若加上河北省，上述六省截至去年底的不良貸款余額高達7500億元以上，在銀行業全部不良貸款余額中占比接近一半。根據銀監會統計數據，截至2016年底，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5123億元，較上季末增加183億元。

江浙地區初現拐點

作為不良貸款的主要來源地，浙江、江蘇雖然不良貸款余額規模巨大，但新增不良貸款方面卻已出現好轉跡象，而吉林、遼寧、山東等地，則成為新的不良貸款主要來源地。

2016年末，浙江省不良貸款余額、不良率甚至出現五年來的首次“雙降”。根據浙江銀監局數據，截至2016年底，浙江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1777億元，比年初減少32億元;不良貸款率2.17%，比年初下降0.19個百分點，為2012年以來的首次 “雙降”。

“去年的不良貸款情況比估計的要好。預計要產生的不良貸款沒有發生，這是出乎意料的事情。”浙江一家城商行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增量不良貸款沒有出現，存量在逐步處置，是去年當地銀行資產質量整體好轉的主要原因。

與此同時，不良貸款在去年出現“雙降”的還有上海。根據上海銀監局數據，截至2016底，上海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404億元，比年初減少76億元，不良率也比年初下降0.23個百分點，不良貸款實現“雙降”。

江蘇銀行業不良貸款雖然沒有出現雙降，但新增不良貸款明顯放緩。截至2016年底，江蘇銀行業1262.07億元的不良貸款余額，比上年末的1212.15億元，僅增加了約40億元。而2015年，其新增不良貸款規模高達200億元左右。

微觀數據也反映了這一情況。截至目前，江浙地區的上市銀行中，已有6家披露了2016年業績快報，其中4家不良率出現下降。業績預報數據顯示，同2015年相比，吳江銀行2016年的不良率下降了0.16個百分點，常熟銀行不良率下降0.03個百分點、上海銀行下降0.02個百分點、寧波銀行下降0.01個百分點，江蘇銀行則與上年持平，保持在1.43%的不良率水平。

一度成為浙江不良貸款重災區的溫州，情況也在轉暖。溫州銀監分局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該區域銀行業不良貸款連續3年實現“雙降”。截至2016年末，溫州市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降至217億元，不良貸款率由2014年最高時的4.68%下降至2.69%，較上年末分別減少74億元和下降1.12個百分點。

有無錫媒體此前報道，截至2016年10月末，無錫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179.73億元，比年初減少13.45億元;不良貸款率1.75%，比年初下降0.28個百分點，近3年來不良率首次降到2%以內。

“去年浙江很少出現企業突然倒閉，或老板跑路的消息，這說明企業信心增強，銀行的環境正在好轉。”浙江某上市銀行內部人士說，浙江的問題，主要是擔保鏈、民間借貸引起的，在印染、紡織等行業蔓延，但目前這一波風險基本已經過去。另一方面，過去的一年，杭州的房地產市場基本企穩，加上G20等大型會議召開，客觀上也改善了當地的經營環境，企業的總體情況有所好轉，阻止了不良貸款的進一步發生。

上述浙江城商行人士亦稱，擔保鏈風險發生後，銀行進行了反思，政府、監管采取了更為積極的措施，對經營沒有問題但資金存在困難的企業，只要沒有惡意逃廢債，都會在流動資金方便給予支持。整體來看，浙江的擔保鏈風險基本已得到化解，但整體消化仍需要較長時間。

不良上升壓力仍存

不僅是江浙滬地區，2016年四季度，整個銀行業的不良貸率有所下降。銀監會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全國商業銀行不良率為1.74%，較上季末下降0.02個百分點，為近年來首次整體下降。

而在2014年、2015年，全國的不良數據分別為1.25%、1.67%，較上年分別上升0.25個、0.42個百分點，處於顯著上升階段。但進入2016年後，增速已明顯放緩。其中，一、二季度末不良率均為1.75%，比上年底上升0.08個個百分點，但環比持平;三季度末不良率為1.76%，環比上升0.1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2016年新增不良貸款余額、增速都出現下降。2016年三季度末，全國新增不良貸款3076億元，較2015年同期新增額減少1194億元，同比增約25.9%，比2015年同期增幅下降約25個百分點。

山東、河南等地區，雖然不良貸款規模較大，增長也仍然較快，但與此前相比，新生成不良貸款的速度在放緩。根據監管數據，截至2016年末，山東新增不良貸款177.2億元。2014年、2015年，則新增分別為223.9億元、347.89億元。而河南省2015年新增不良貸款484.07億元，增幅達到120%左右，是2016年的4倍以上。

“原來預計，2016年不良貸款將會從沿海向內地傳導，從下遊行業向上遊行業傳導，但結果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上述浙江某上市銀行人士說，去年價格變動因素並不明顯，在一定程度上，緩釋了新的不良貸款生成。

作為銀行資產質量的兩大先行指標，逾期貸款、關註類貸款的生成，也有改善之勢。截至2016年四季度末，銀行業關註類貸款占比3.87%，較2015年同期增長8個百分點。關註類貸款占比趨於上升，但同比增幅出現下降。

這是否表明，銀行業資產質量已度過最艱難的時刻，不良貸款拐點已至?“一般來說，不良率的‘拐點’在經濟見底並企穩半年後才會出現，需要進一步觀察經濟走勢。”一位銀行資產保全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除了外部環境，銀行年底、季末加大核銷、處置力度，也是影響不良貸款的重要因素。“目前來看，不良貸款上升趨勢沒有扭轉，還不能判斷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向好發展。”一位股份制銀行高層亦稱，2016年，不良貸款生成率雖然沒有大幅增加，但關註類貸款和逾期貸款在各家銀行信貸資產占比中繼續上升。而且不良貸款風險暴露，具有一定的滯後性，在經濟繼續下行的背景下，未來一段時期不良貸款風險仍會進一步上升。

警惕地域性、行業性風險集中爆發

如何更好的防範風險、加快不良資產處置速度，成為監管部門和商業銀行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

以山東為例，監管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9月末，該省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余額1506.8億元，到2016年12月末，當地不良貸款余額1397.1億元，比年初增加177.2億元，但比9月底減少了近110億元。這種情況，此前幾年也曾出現。山東銀監局此前就曾表示，去年累計處置不良貸款1357億元。

河南的情況也與此相似。2015年，河南銀行業不良貸款集中爆發，截至當年底，其不良貸款余額達到958.04億元，比年初增加484.07億元，增加超過一倍，不良率也由年初的1.29%飆升到年底的3.01%，上升超過130%。

為化解、防止不良貸款生成，河南也采取了多種措施。根據河南銀監局披露，2016年，通過開展“暖冬行動”，河南銀行業與1700多家企業對接融資需求，初步統計，為企業穩貸367億元、續貸491億元、增貸359億元，力推全省債務規模1億元以上、1284家企業組建債委會。

“過去幾年，山東GDP增速已由2013年的9.6%，下降至2016年的7.6%，根據近期的出口、消費、投資數據，山東經濟增速放緩的壓力較大。”上述股份制銀行山東分行人士說，2016以來，山東加大調結構步伐，改變以往高投入高產出的發展模式。部分產能過剩行業受到較大沖擊，各地“淘汰一批”的要求，也使得不良貸款反彈壓力增大。目前山東部分鋼鐵企業負債率超過100%，與此同時，一些屬於過剩產能的企業誤判行業發展態勢，實施盲目擴張，最終導致資金鏈斷裂。去年，全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下降，浙江、上海地區出現“雙降”，但在銀行業看來，這種變化可能讓情況變得更為複雜。

根據寧波銀監局數據，其轄區內37家銀行機構中，截至2016年底，不良率超過2%的有4家，超過3%的多達11家，占整個寧波地區銀行業的三分之一。分類來看，大型銀行不良率為3.43%，股份制銀行、農村合作機構分別為2.76%、2.17%。而不良率最高的華夏銀行寧波分行，截至去年底，不良率高達8.12%。

“有些銀行客戶結構單一，貸款基本固定在某些行業，單筆貸款金額比較大，而貸款總體規模又不大，只要出現一筆壞賬，不良率就上來了。”上述浙江銀行業人士說，寧波房地產不景氣，尤其是一些郊縣，貸款出問題後，抵質押物變現非常困難。

這種情況並非寧波獨有。廈門銀監局數據顯示，受部分企業風險暴露影響，2016年，當地不良貸款率比年初上升0.39個百分點。受個別銀行較大幅度計提貸款損失準備影響，轄區銀行業利潤增速下滑，累計實現稅後利潤107.71億元，同比大幅下降29.06%。

地域性、行業性風險集中爆發，這在山東同樣存在。上述股份制銀行高層說，山東地區由於產業結構、區域分布的特殊性，導致不良貸款兼具區域性、集中性的特點。同地區企業之間不少存在錯綜複雜的擔保圈鏈條，牽一發而動全身，如東營、濰坊地區，是這幾年受擔保圈波及較為嚴重的區域，很多企業夾縫求生。

“對外擔保不審慎，眾多企業受牽連也是不良貸款集中爆發的重要原因。” 上述股份制銀行高層說，山東企業較為普遍地采取聯保貸款模式，涉及的行業遍布鋼貿、生物科技等多個領域。因此，一旦風險暴露，牽涉貸款總量大、企業面廣、不良貸款也會集中顯露。

一位股份制銀行山東分行高管向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山東地區第二產業占比較大，近幾年工業在山東經濟中的地位有增無減，並且呈現出明顯的重工業化趨勢。受產業結構調整、行業轉型升級的影響，一些傳統制造業，如紡織、鋼鐵、機械制造等已無法自負盈虧，虧損嚴重，成為“雷區”。

上述股份制銀行山東分行人士也認為，去產能剛剛開始，黑色金屬、有色金屬、能源、煤炭、房地產等關鍵行業，都面臨著未來幾年供給大於需求的局面，企業經營效益整體上會持續下降，這些行業本身經營杠桿、財務杠桿都比較高，借了很多疑難貸款，還本付息的負擔仍然比較重。

特色小鎮迅速走紅全國 半數將集中在江浙、廣東等地區

近日，江蘇省發展改革委印發《關於培育創建江蘇特色小鎮的實施方案》(下稱《方案》)，提出力爭通過3-5年努力，分批培育創建100個左右的特色小鎮，聚焦高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意創業、健康養老、現代農業、旅遊風情、歷史經典等產業。

這是李強任江蘇省委書記之後，關於培育創建江蘇特色小鎮的首個實施方案。李強在擔任浙江省省長期間，主抓信息經濟和特色小鎮。“特色小鎮”概念起源於浙江，之後逐漸走紅全國，已成為當下中國經濟尋求轉型升級之道的突出亮點。

2015年5月，浙江發布《關於加快特色小鎮規劃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重點培育和規劃建設100個左右的特色小鎮，產業定位著力聚焦信息經濟、環保、健康、旅遊、時尚、金融、高端裝備制造等七大產業，兼顧茶葉、絲綢、黃酒、中藥、青瓷、木雕、根雕、石雕、文房等歷史經典產業。

2016年7月，住建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聯合發布《關於開展特色小鎮培育工作的通知》，計劃到2020年，培育1000個左右特色小鎮，引領、帶動全國小城鎮建設。同時，住建部公布了127個第一批中國特色小鎮名單，覆蓋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

今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特色小鎮”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報告提出，要“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鎮發展”。

目前，浙江已經創建79個特色小鎮。據浙江省副省長馮飛在去年9月底的浦江創新論壇上介紹，這79個特色小鎮累計投資1200多億，集聚企業3.7萬家，引進各類創新創業人才已達1.6萬余名。

特色小鎮魅力何在，緣何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內走紅?

李強曾指出，特色小鎮是破解浙江高端要素聚合度不夠的重要抓手，符合創業生態進化規律。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到來的時代，競爭的關鍵是生態競爭。良好的生態不僅使內在的發展動力得以充分釋放，對外在的高端要素資源也形成強大的吸附力。

比如，位於杭州余杭區的夢想小鎮啟用僅半年，就吸引了400多個互聯網創業團隊、4400多名年輕創業者落戶和300多億元風投基金，形成了完整的互聯網創業生態圈，如今在全球互聯網領域已有一定的名氣。

杭州未來科技城管理委員會副主任趙喜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每年都有上百批來自矽谷的創業團隊來拜訪和考察夢想小鎮，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就留在這里進行孵化和創業。

夢想小鎮跟美國舊金山灣區合作已有4年，雙方互設辦事處。“我們會把整個灣區一帶早期的科技型、創新型人才和團隊引入到國內，在國內孵化，加速項目的產業化，同時引領本土產業的發展。這是一個很好地把高新技術和人才吸引到國內的方法。”趙喜凱對記者表示。

再比如，杭州雲棲小鎮圍繞信息經濟，發展遊戲、APP開發、互聯網金融、數據挖掘等產業形態。目前，這個小鎮成立了全國首個雲計算產業生態聯盟，建設了超級孵化器，還吸引了阿里雲開發者大會永久落戶。

玉皇山南基金小鎮，“車庫咖啡”、政府性產業母基金、金融家俱樂部、基金研究員等配套一應俱全，吸引了大批基金大佬入駐。截至2016年10月，小鎮累計集聚各類金融機構1010家，資管規模達5800億元，稅收10.1億余元，同比增長200%左右。

浙江特色小鎮的獨特之處也在於它初步形成了以市場為主的運作機制。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翁建榮表示，浙江省鼓勵建設主體多元化，以全開放的理念不設門檻、不問出身，敞開大門歡迎國企、民企、外企、高校、行業領軍人物等各類建設主體參與特色小鎮建設;爭取建設資金來源多樣化，以平等、開放的競爭機制鼓勵民間資本、股權投資資金、銀行信貸資金等各類資金投入到特色小鎮。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主任沈遲則表示，國家計劃到2020年培育的1000個左右特色小鎮可能有半數都集中在江浙、廣東等地區。

沈遲認為，有資源配置決策權的政府一般都在城市里，而不是在小鎮，在沒有形成特色鎮之前，是很難有機會得到良好的資源。大企業到一個小鎮去，需要貸款，不同級別的地區，銀行的級別有差異，級別低了，給不到企業那麽高的額度。

而像浙江等地，民營經濟比較發達，民營企業往往有“紮堆”的集群化現象，資源配置很講究效率，整體發展水平、公共服務更加均衡化、網絡化，所以，浙江的特色小鎮不是行政區劃的建制鎮。

鐵路年客運量排行：廣東破兩億人次，江浙滬加起來有4億

鐵路是我國居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隨著高鐵、城際鐵路的建設加快，鐵路出行占到人們出行的比重越來越大。交通運輸部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鐵路客運量持續較快增長，增速達到9.6%，高鐵客運量占鐵路客運量的比重超過45%。

不過，由於鐵路建設的區域性差異，不同地區鐵路的客運量差別也較大。

第一財經記者根據國家統計局歷年的鐵路客運量數據梳理發現，截至2015年，有9個省份的鐵路年客運量突破1億人次大關，其中廣東以2.3億人次遙遙領先，江蘇、浙江緊隨其後;在增速方面，2008年以來增長最快的是福建、湖北、海南等省份。

廣東總運量居首 江浙滬最繁忙

從總體運量上看，廣東2015年的鐵路客運量達到2.3億人次，是我國目前唯一一個鐵路客運量突破2億人次大關的省份，領先第二名江蘇7000多萬人次。

作為經濟第一大省，廣東歷來是我國鐵路客運大省，尤其是作為我國外來人口最多的省份，每年節前，其北上湖南、湖北的線路均被“擠爆”。廣州火車站在每年春運期間也成為最為繁忙的火車站之一。

從歷年數據看，2008年，廣東鐵路客運量達到10613萬人次，位居全國第二。自2009年底隨著武廣、廈深、貴廣、南廣等高鐵以及廣珠城軌相繼開通後，廣東鐵路客運量快速增長，並在2011年首度超過遼寧，躍居全國第一位。在這個過程中，武廣高鐵不僅分擔了原有的老武廣線的客運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占領了原有的航空和汽運客源。

不過，廣東過去的鐵路客運主要是連接湖南、湖北的京廣線，以及江西的京九線，而通往東西兩端的潮汕、福建和粵西、廣西等地的鐵路卻十分落後，這也極大地制約了鐵路客流量。例如，在廈深鐵路開通之前，商業氛圍濃厚、經商群體十分龐大的潮汕地區與珠三角之間，僅有一條廣梅汕鐵路，速度較慢、運力有限，大部分人只能選擇公路或者航空出行。

2014年底，連接廈門、汕頭、深圳三大經濟特區的廈深高鐵正式投入運營，開通之後基本上趟趟滿座，火爆程度堪比春運。不過由於車次密度己接近飽和，目前要通過增加車次密度來提高運能，己無多大潛力。

未來，隨著高鐵建設快速推進和高鐵網絡的進一步密集，廣東鐵路客運量有望不斷創下新高，尤其是目前珠三角到粵西地區、贛南地區尚無高鐵運營，待建設中的粵西沿海高鐵、深贛高鐵開通後，客流量將顯著增加。此外，幾年後隨著珠三角城際軌道、廣州至汕頭的高鐵投入運營，鐵路客運量也會極大增加。

今年3月15日，廣東省鐵路建設投資集團召開第二次黨代會上透露的信息顯示，2020年廣東省內鐵路運營里程將達到5253公里，較2010年底運營里程2590公里將翻一番多。這也意味著廣東省從2011年到2020年這10年間建成運營的鐵路里程將超越過去110年的鐵路建設成就。

根據廣東省加快推進高(快)速鐵路通道和市域(郊)鐵路建設、完善珠三角城際鐵路和粵東城際鐵路規劃的構想，廣東將規劃推進約42個鐵路項目，建設里程約3600公里。

在廣東之後，第二經濟大省江蘇的鐵路客運量達到1.6億人次，位居全國第二。緊隨其後的是鄰省浙江，鐵路客運量也超過了1.5億人次，位居第三。如果從江浙滬三省來看，這三地的鐵路客運量之和達到4億人次，堪稱我國鐵路客運最為繁忙的區域。

隨著2008年以來京滬、滬杭、寧杭等高鐵投入使用，長三角地區形成了方便快捷的高鐵網絡，鐵路客運節節升高。

來自上海鐵路局的消息稱，今年長三角鐵路建設將再掀高潮，年內將開工建設滬蘇湖鐵路、鹽通鐵路、滬通Ⅱ期、安九鐵路、昌景黃鐵路、黃池鐵路、甬金鐵路、杭紹臺鐵路、莊橋至寧波增建三四線、水蚌電化蚌埠外繞、大豐港支線、湖州西貨場等12個項目，總投資規模約2262億元。

11個省份增速超過100%

在增速方面，從2008年到2015年的七年期間，有11個省份的增速超過100%，即7年增長了一倍以上。其中，海南、福建、西藏、湖北和廣西位居前五位。

海南這7年間客運量增長了24.4倍，位居各省份榜首。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基數因素。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海南的鐵路里程極少，海南通往廣東的粵海鐵路，經瓊州海峽跨海輪渡到廣東湛江，由於時速慢、班次少，再加上跨海輪渡易受天氣影響，大多數旅客往返海南與其他省份之間的首選還是航空，而島內的交通以汽運為主。

在這樣的背景下，2008年海南的鐵路客運量只有65萬人次，位居各省份倒數第一。不過在2010年底，海南首條高速鐵路—東環鐵路12月30日上午正式開通，2011年，海南鐵路客運量一下子從84萬增至1074萬，一年之間增長了十多倍。

與海南相似，福建過去也是一個鐵路交通十分落後的省份。由於福建八山一水一田的地理面貌，加上過去全省境內只有鷹廈鐵路、來福鐵路等少數幾條線路運營，而且都是單線，時速緩慢。

對此，此前到武漢、北京等地讀書的福建學子都深有體會。2002年從廈門到武漢讀書的郭先生說，當時廈門到武漢坐火車要23個小時，其中福建境內就需要15個小時左右。“因為是單線，火車經常要停在山中小站會車，時間長、時速慢。”

正是這樣的“蝸牛時速”，當時福建龐大的經商群體與外省之間的交通主要靠航空，也正是如此，廈門的航空旅客吞吐量高居國內各城市前十位，飛往廈門的航班折扣也較少。

此外，過去福建曾被戲稱為“中國鐵路的盲腸”，省內兩大城市福州與廈門之間沒有直達的鐵路，福州到浙江溫州，廈門到汕頭、深圳之間過去也一直不通鐵路。這些沿海中心城市之間的客運，主要靠汽車或空運。

這種情況在2010年發生了明顯的變化。2010年福廈高鐵正式開通，這一年，過去常年鐵路客運量徘徊在2000萬人次的福建，一下子增至3640萬。此後幾年隨著溫福(溫州—福州)、廈深、向莆(江西向塘—福建莆田)、合福(合肥—福州)、龍廈(龍巖—廈門)高鐵的開通，這個東南沿海山地最多的省份打開了通往外省的快速通道。

如果說武廣高鐵在很大程度上是原有京廣線升級版的話，那麽福建省內的高鐵則是從無到有，取代的是原有的航空和汽運客流。

福廈高鐵開通後，福州至廈門的航空上座率迅速趨零並於2013年停航，汽運班次也大幅縮減。此後，廈門到深圳、南昌、武漢等地的航空班次也受到較大的沖擊。

“這幾年，高鐵的運營對我們沖擊很大。”廈門一位航空業人士告訴第一財經，這幾年廈門機場的旅客吞吐量增速也明顯降緩，盡管目前仍位居各城市前十位，但現在不僅與排前的城市拉開較大的差距，而且很有可能被後面的城市趕超。

高鐵的開通，不僅能取代航空和汽運功能，還能創造增量、促進當地旅遊經濟的繁榮。比如通往兩個三角洲的高鐵開通後，大量的遊客通過高鐵到空氣清新的福建尤其是廈門旅遊，廈深鐵路也一直十分火爆。

海南和福建之後，增速比較靠前的還有西藏和湖北。湖北7年來增長174.7%，2015年鐵路客運量達到1.35億人次，位居全國第四。這其中，作為九省通衢的武漢，是目前高鐵網絡的重要樞紐。尤其是京廣和滬蓉兩大幹線高鐵在這里交匯，再加上武漢城市圈內的城際軌道交通網絡，帶動了湖北客運量的快速增長。

東北、西北地區客運量增長較慢

相比之下，客運增速較慢的省份主要是在東北、西北地區。黑龍江、遼寧、內蒙古、吉林、河北、寧夏的7年客運量增速都低於50%。其中黑龍江7年鐵路客運量負增長3.3%，遼寧只有7.6%。

東北的鐵路客運量增速慢的最重要原因在於，過去東北作為我國工業化最早的地區，城市化的程度也比較高，鐵路密度較大，鐵路網絡化程度較高。再加上東北冬天氣候寒冷，人們的出行主要靠鐵路。因此在過去高鐵未大規模建設之前，東北的鐵路客運量就已經很高。

數據顯示，2008年，遼寧的鐵路客運量達到1.2億人次，超過廣東、江蘇、山東這些人口、經濟大省，高居全國首位。黑龍江的客運量也超過了1億人次，位居第三。不過7年之後，盡管也有哈大等高鐵線路投入運營，但遼寧和黑龍江的鐵路客運量變化不大。

此外，由於近幾年東北地區的經濟增速放緩、人口外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鐵路客運量。

如果從過去7年的增量來看，廣東、湖北、浙江、江蘇、福建位居前列。其中廣東的增量最多，7年間客運量增加1.25億人次。湖北和浙江的增量也都超過了8000萬，江蘇和福建增量超過7000萬。

在這幾個省份中，除了湖北之外，剩下的全部位於東南沿海。這也說明，東南沿海經濟發達、人口稠密，建設高鐵的話，客流量最有保證。最近東南沿海高鐵調價，對鐵路系統的營收貢獻也較為明顯。

如果從7年來各省客運量的位次來看，排名上升最快的湖北、福建、浙江等地。其中湖北從第16位上升至全國第4，名次提升了12位;福建從全國第24上升至第13，提升了11位。浙江從全國第7升至全國第4。此外，沿海幾個大省中，山東從第11升至第8，江蘇從第4升至2。廣東則取代遼寧，躍居全國榜首。

建築業產值哪家強？江浙遙遙領先，中西部增長快

建築業是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2017年，全國建築業總產值為213954億元，同比增長10.5%，增速略有回升。

對各地來說，建築業與當地的區域經濟和城鎮化發展狀況密切相關。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7年各省份建築業總產值數據顯示，去年有7個省份的建築業產值突破了1萬億大關，河南、貴州等中西部省份建築業產值快速增長。相比之下，東北、華北等地增速較為緩慢，不少地區甚至出現負增長。

江浙遙遙領先

數據顯示，2017年突破產值突破萬億大關的省份達到了7個，比上一年度增加了3個，分別是廣東、河南和四川。

江蘇和浙江兩省領跑全國建築業，兩省均超過了2.7萬億大關，分別為27956億元和27236億元。兩省之和占據全國的25.8%，連續多年來占比超過25%，江浙一帶產生了南通建工集團、江蘇建工、中天建設集團、浙江建工集團、廣廈建設集團、昆侖建設集團等一大批建築龍頭企業。

江蘇、浙江兩省是全國建築業發展的大省強省,其突出特點是經濟總量大、發展速度快和行業實力強。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一批江浙建企從幾千萬元的地方建築工程隊，快速成長為產值上百億的建築企業集團，增速遠超國有大型建企。從以前國有大型建企的勞務分包商成為平起平坐的競爭者，江浙民營建企在中國建築業的發展中已占據重要地位。

其中，南通、紹興則是江浙二省建築業傑出代表，兩地在建築業方面的產值占所在省的四分之一左右。例如，在浙江，從“全國建築業產值第一縣”的東陽，到“特級企業數量最多的縣級市”上虞市，以塊狀模式為主要特征的浙江建築經濟，通過區域集聚、產業集聚和企業集聚，不斷發展壯大。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江浙地區素有經商傳統，商品經濟意識濃厚。改革開放之後，當地集體經濟、社隊經濟快速發展，很多社隊集體經濟從事建築工程。到後期，當地政府因勢利導，引導企業不斷轉型升級和產權制度改革，培育龍頭骨幹企業，實現了所有制結構由國有、集體經濟向民營經濟的轉變。

在江浙之後，第三名的是來自中部地區的湖北，總量不到江浙的一半。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2000年，湖北建築業總產值454億元，居全國中下遊。2012年總產值躍升至6865億元。自2014年以來，湖北建築業連續3年總產值破萬億，穩居全國第三。目前，建築業為湖北貢獻了220多萬個就業崗位，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6.9%。

近年來，湖北省大力實施品牌戰略，扶持了一批傳統特色產業，培育和打造了中建三局、武漢橋建、大冶古建、黃岡窯爐等具有湖北特色的建築業“10大特色品牌”；統籌協調全省建築業企業“走出去”，共有110多家企業在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承接業務，承攬了“中巴經濟走廊”等一批重大標誌性項目。

表1:2017年各省份建築業總產值（單位：億元）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廣東僅位列第六

相比之下，廣東建築業產值雖然突破1萬億大關，但僅位列第六，僅為江浙的40%左右。

丁長發說，廣東毗鄰香港，改革開放之後三來一補的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珠三角不少地方通過租金經濟、土地升值等獲益，或者以小個經濟為主，與江浙地區的集體經濟差別很大。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說，廣東的建築企業也不少，尤其像揭陽、吳川等地從事建築行業的也很多。不過相比江浙地區較高的管理水平，廣東的建築業發展相對滯後，很多還是停留在包工頭、工程隊階段，實力有限。“江浙地區的建築行業發展水平較高，管理水平高，實力雄厚，溢出效應很強，他們很多都走出到外省去，而廣東的建築隊伍都是在本地消化，走出外省的相對較少。很多央企和外地大型企業都進入到廣東市場。”

數據顯示，去年廣東建築業在外完成的產值僅為2196.9億元，僅位列全國第11位，占總產值的比重不到五分之一。

從各省份建築業在省外完成的產值來看，共有13個省份的省外產值超過了2000億元。

其中，浙江和江蘇在全國遙遙領先。浙江以14011.3億的省外產值高居榜首，江蘇省外完成產值達13093.96億元，位居第二。北京、湖北和福建分列3到5位。

從省外占比來看，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轄市占比最高，其中北京高達69.7%，天津和上海也都超過了50%。三大直轄市的一大共同特點是土地面積較小，經濟發達，基礎設施比較完善，因此本地的建築發展空間較小，企業必須外拓才有更大市場。

三大直轄市之外，浙江的這一比例也達到了51.41%，是除直轄市以外唯一一個占比超過50%的省份。江蘇和福建的占比也都超過40%，外溢能力位居前列。

在榜尾端，13個省份的這一比例低於20%，除了廣東和山東這樣的經濟大省以及海南這樣以旅遊經濟為主的省份外，大部分都來自西部地區和東北。其中西藏、海南、新疆、雲南、寧夏、內蒙古的這一比例都低於10%。

表2:2017年各省份建築業省外完成產值（單位：億元）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表3:2017年各省份建築業省外產值占比情況（產值單位：億元）

增速：中西部增長快 東北等地負增長

從建築業產值增速來看，去年有14個省份的增速超過了10.5%的全國平均水平。其中西藏以32.9%的增速位居第一。貴州、雲南和廣西三個西南省份的增速也都超過了20%，分列2至4位。江西、廣東、福建、陜西、湖南和河南分列4到6位。

從前10名的省份來看，除了廣東和福建這兩個東南沿海發達省份外，其余省份都來自中西部地區。而四川、安徽和湖北的增速也都明顯高於全國水平。大體上看，長江中上遊、西南地區，是去年我國建築業增長最快的地方。

而這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狀況緊密相關。第一財經記者統計顯示，2017年，西南地區省份的增速繼續領跑全國。統計數據顯示，增速前4名的省份均來自西南地區。其中，貴州去年GDP增速10.2%，增速高於全國3.3個百分點，位居全國第1位。自2011年以來，貴州GDP增速已連續7年、28個季度位居全國前3位。此外，位於長江中遊地區的幾個省份表現也很不錯，江西增速達到8.9%，位居全國第5，安徽達8.5%位居第6，湖南也達到了8%。

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全世界發展最好的地區主要都集中在沿海和沿江地區，因為江海的水運十分便利，而水運在整體的交通運輸成本中比較便宜。長江經濟帶的水資源十分豐富，擁有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土地資源，是近幾年沿海產業轉移的重要落腳地。

在沿海產業落地的同時，這些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快速增長。丁長發說，隨著沿海土地、房價等各種要素成本的上升和沿海產業向中西部的轉移，中西部不少地方的人口明顯回流，就近就業趨勢不斷增強，河南、四川、安徽等人口眾多、城鎮化率較低的地區將本地的人口紅利、人才紅利充分發揮出來，通過產業留人、戶籍留人等舉措，這些地方的城鎮化也快速發展，帶動了建築產業的增長。

例如，湖北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隨著該省經濟社會發展的質效提升，對就業人員的吸引力不斷增強，外出人員持續回流。2017年，全省流動人口為660萬人，其中流入人口為157萬人，比上年增加8萬人；流出人口為491萬人，比上年減少6萬人。安徽省統計局的數據也顯示，2017年全省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顯示，安徽省外出人口1057.5萬人，外出人口回流8.5萬人。

相比之下，建築業增速較低的省份，主要來自東北、華北和西北地區。數據顯示，去年共有7個省份的建築業出現負增長，分別是天津、黑龍江、黑蒙古、甘肅、遼寧、吉林和青海。此外像河北增速也只有2.5%。

總體上看，建築業的增速和區域經濟的走勢頗為一致，大體呈現出南快北慢的特征。在本月初舉行的“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2018年會”上，國務院參事、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杜鷹介紹，2013年以來，我國南方與北方之間的經濟增速開始拉開，增速的差距由2013年的0.6個百分點擴大到2017年的1.4個百分點，2017年南方GDP占全國總量的61%，是1980年以來占比最高的時期，南北經濟發展呈現出全國經濟增長南快北慢和經濟增長占比南升北降的格局。

丁長發說，建築業的發展與區域的固定資產投資緊密相關，東北、華北等地近幾年區域經濟下行比較明顯，經濟增速明顯低於南方省份，固定資產投資增幅也比較小。另一方面，東北地區如遼寧等地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比較早，城鎮化率比較高，再加上人口增長緩慢，對住房的需求比較少，建築業自然也受到影響。

表4:2017年各省份建築業產值同比增速

上遊擡價PTA暴漲，江浙織造企業難以承受之重

8月份的江浙織造市場，在經歷高溫的同時，也交織著原材料成本高漲及環保的嚴控。

“今天早上我收到的消息是每噸漲了500元。”吳江駿騰織造有限公司（下稱“駿騰織造”）董事長李光鋒這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李光鋒表示，從今年過完年到現在，原料絲的價格基本上一直在漲，這兩個月漲得比較厲害。過年前是9000元/噸，現在漲到了1.5萬元~1.9萬元/噸。吳江這邊一噸最少漲四五千元了，有些新品原料則漲了100%。

駿騰織造位於蘇州吳江區盛澤鎮，以紡織制造和貿易為主，一年有3億~4億元的營業額。“從8月開始，原料絲價格就以每天500元、1000元的速度在漲。等前面的訂單做完了，下面的訂單就沒辦法做了。我們的供應商也說承受不了了，等機器上的這批訂單做完，他們也要停產了。”李光鋒焦慮重重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從今年7月底開始，化纖原料絲漲價，使得長絲織造市場風波不斷。不單單是蘇州吳江地區，這場風波已席卷整個江浙織造市場，嘉興桐鄉、臺州椒江等多地織造協會還發出了聯合抵制上遊化纖企業的倡議書。

與此同時，吳江地區噴水織機的管控亦愈發嚴厲，吳江盛澤又實行“開三停一”限產，織造企業更是雪上加霜。

第一財經記者通過采訪江浙地區的紡織制造企業了解到，紡織行業原本利潤就不高，如今原料絲價格上漲，導致其利潤基本上是沒有了，有的甚至出現了虧損。

而究其原因，既有PTA（大宗有機原料之一，主要用途是生產聚酯纖維即滌綸等）期貨暴漲的因素，也有上遊化纖企業趁機翻倍漲價的原因。而目前消費者消費能力有限，上遊價格的壓力難以傳導，本輪原料價格上漲基本上是消化在織造企業這一塊。

原料絲價格大幅上漲

繼桐鄉、紹興等地的織造協會聯合抵制聚酯工廠後，臺州市椒江區紡織行業協會也在近日發出了停產倡議書，加入了抵制原料漲價的行列，一時間在網上掀起了不小的波瀾。

臺州市椒江區紡織行業協會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椒江的紡織制造企業主要生產防水布和箱包布的面料，原料價格已從6月份的1萬~1.05萬元/噸，上漲到了現在的1.3萬~1.35萬元/噸，利潤率則是從漲價前的5%~6%，滑落到現在的1%~2%。“如果再把固定資產折舊進去，目前就是虧損的。”

該負責人表示，“跟以往的漲價相比，這次漲幅大，持續時間也長。”

而跟臺州椒江相比，以生產服裝面料為主的蘇州吳江地區，其紡織制造企業受此次原料絲漲價的影響更大。“紡織行業利潤本就不高，現在原料絲價格差不多漲了三分之二，利潤基本上是沒有了，有的甚至是出現了虧損。再漲下去我們就沒辦法做了，差不多快接近停產邊緣了。”李光鋒對第一財經記者談道，在目前狀況下，小企業根本沒法繼續生產，像他們邊上的企業產量基本都已減半。

李光鋒的企業主要是日本訂單多一些，利潤空間相對大一點，他表示，如果不是這個原因，他們老早就考慮停產了。

做羽絨服和風衣夾克面料的金倫（蘇州）織造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奔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次原料價格上漲對他們的影響很大，“我們個別產品的原料漲幅已經超過30%，漲幅基本上從原來的1.3萬~1.4萬元/噸漲到現在的1.7萬~1.8萬元/噸，也有個別從原來的1.5萬元漲到現在的2萬元出頭，漲了5000多元。”

“目前的原料價格，已經超出了企業所能承受的範圍。整個行業每年的產品盈利能力相對來講比較固定，盈利點在7%~12%之間。現在，能維持得好的企業盈利點在5個點左右，但如果算上所有的成本，有可能是保本賣或是虧本賣。”王奔告訴第一財經。

他說，目前吳江地區減產的企業比較多，停產的應該沒有，“生產型企業有一個弊端，工廠不能停，因為有員工、機器設備和銀行融資等多方面的負擔，一旦工廠停產，對其融資、對底下的員工和後期的客戶都會有一定的影響，所以現在是沒辦法停產，個別產品如今都是在虧本賣。”

椒江區紡織行業協會負責人也對記者表示，雖然他們發了停產倡議書，但是要留住並養活工人，即使現在利潤很低還是要接單生產。

“原本以為這次價格上漲是暫時性的，我們就在前期準備了約5000萬元的原料庫存備著。但此次的上漲持續周期太長，加之今年銀行對紡織行業又不怎麽支持。當初未漲價時進的那批原料基本已經用完，接下來進原料必須要按現在的價格買。我們現在只能維持著做，也希望能停止漲價。”李光鋒一臉焦慮。

不過，“今年還好，現在的生意還處於淡季，如果忙一點的話，基本上染費也要漲價。今年染費還沒漲，如果它再漲價的話，（我們）根本就撐不了了。”李光鋒對記者補充道。

圖片來源：綢都網

PTA暴漲和化纖企業擡價

對於這次原料絲價格上漲的原因，王奔對第一財經分析，主要有兩方面，一則是PTA期貨暴漲，二則可能是上遊化纖企業擡價。“單純地從PTA的漲價來說，可能跟中美貿易摩擦也有關系，漲幅也很有可能是通過幾個大的上遊生產商哄擡期貨。”

自6月20日PTA期貨市場便開始處於大幅上揚趨勢，進入8月後，市場漲勢更為猛烈，不斷刷新近4年高點。

一位從事期貨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從PTA指數看，6月1日結算價5728元，8月23日白天的結算價為7702元，這期間漲了2000元，相當於漲了35%。

金聯創分析師張潔在分析此次PTA價格大幅上漲的原因表示，單就聚酯產能來看，今年國內聚酯產能已增加400萬噸，而國內PTA產能暫無擴張，市場供需基本面已處於相對緊平衡階段，且下半年聚酯企業仍將有近240多萬噸產能投放，雖然福化其150萬噸PTA裝置預計將於4季度投放，但仍有諸多不確定性，因此今年PTA供需端將處於偏緊格局，對市場形成較有力支撐。

針對PTA指數的上漲趨勢，鄭州商品交易所曾於8月7日晚間出手抑制PTA暴漲，出臺調高手續費措施，然而依舊難以阻擋PTA期貨上漲的步伐，PTA1901合約日增倉21.29萬手，漲幅達到3.38%。而部分聚酯工廠顯然未受到影響，包括恒力、榮盛等報價普遍上漲50~100元/噸。

面對江浙地區織造協會的聯合抵制，聚酯工廠一方也發聲訴苦，表示成本上漲實屬無奈，這是由於近期伊朗局勢撲朔迷離，使國際原油和PX持續創新高，逼迫他們化纖企業不得不漲價。

不過，對於上述化纖企業的訴苦原因，李光鋒表示不認同，他稱，原油漲價幅度沒像原材料漲價這麽多，“原油最多漲了七八美元，這個價格漲幅對化纖企業影響不大，對應我們的原料絲漲一兩千元那是正常的。但化纖企業現在趁著這個勢頭翻著漲，本身漲200元的，他們就漲400元，本身漲400元的，他們就漲800元。原料絲的價格，每噸至少漲了四五千元，高的每噸都漲了1萬元左右了，他們的利潤空間肯定很大。”

王奔也同樣認為，原油價格是在漲，但漲幅不大。

與此同時，吳江地區噴水織機管控愈發嚴厲，吳江盛澤又實行“開三停一”限產，對目前的織造企業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2017年6月，吳江區召開噴水織機專項整治動員大會，部署未來三年的整治工作。

根據會議部署，即日起，吳江區將禁止新增任何噴水織機，其中包括已經批準備案但未投用的噴水織機。同時，按已經制定的淘汰方案，吳江區將逐年淘汰落後設備、壓減落後產能，確保到2019年年底，吳江區噴水織機總數從34.2萬臺減至23.8萬臺，而中水回用率則從目前的10%提升至100%，全面消滅劣五類水質。

資料顯示，2017年吳江地區共淘汰噴水織機44408臺。

李光鋒告訴記者，他了解到的情況是，吳江地區的噴水織機管控，目標是2017年淘汰12%，2018年淘汰9%，2019年淘汰9%，三年吳江地區總共要淘汰30%的織機。

近日，吳江平望對2018年度減噴淘汰工作又提出了具體要求。未達到2018年度臺機稅收分類標準下限的“黑戶”噴織企業，其噴水織機全部淘汰；未達到2018年度核定臺機稅收分類標準下限的“白戶”噴織企業，其原有核定噴水織機汙水接管臺數核減20%，核減臺數不得恢複。

李光鋒告訴第一財經，噴水織機管控，“開三停一”限產，再加上原料價格上漲，這使得基本上盛澤中小型企業沒辦法生存。有的自動淘汰掉不做了，有的有環保指標的還繼續做。

王奔對記者分析道，“開三停一”限產，部分影響是客戶的流失，本身生產成本也會上漲，對於企業的盈利能力也會造成降低。因為在停工期間，企業照樣要給工人開工資，同時還需支付其它成本費用。

“同時，這對整個產業的品質提升影響也很大，雖然我也有做設備方面的更新淘汰，但‘開三停一’對整個產能包括生產的間歇性會造成很大影響。做持續性生產，它的品質、產能、產量各方面都比較可控，你要是間歇性停產，就會造成產品的品質有所下降。”王奔說。

價格壓力難以傳導

面對這種處境，織造企業如何尋找解困之路？

王奔對第一財經表示，他們試著向上遊企業反映過，但效果不明顯。上遊化纖企業屬於資源性產業，不會為了誰去做價格調整，“他們是偏壟斷型的，不像下遊企業數量多，吳江地區紡織制造企業有3000多家，但上遊化纖企業國內知名的也就二三十家。”

臺州市椒江區紡織行業協會負責人也對第一財經記者坦言，他們雖然發了停產倡議書，但目前沒有企業停產。“其他地方的紡織行業協會發停產倡議書，我們也跟進一下。目的就是讓下遊企業知道我們目前的處境，以便在協商時能夠給我們的織造企業加一點價。”

王奔告訴記者，他們也有跟上遊原料供應商協商，使用一個類似於保價的方式，即織造企業提前把相關資金打到上遊的原料供應商賬戶里，以此將需要的原料價格鎖定在一個區間內。

王奔稱，目前其應對價格上漲的主要方式是跟下遊客戶進行戰略合作，共同應對上漲行情。“對下遊客戶，我們會在價格上適當地進行調整。但一般情況下，下遊的價格漲幅沒有像上遊漲得這麽高，中國整體的經營環境還是以買方市場為主，而價格上漲基本上是消化在我們織造行業這一塊。”

一位資深業內人士也對記者表示，目前消費升級的勢頭減緩，購買力有所觀望。“價格上漲很難傳導下去，若是成品布的價格上漲就會賣不出去，內銷壓力大。”李光鋒也如是說。

接下來，如果原料價格繼續上漲，企業將如何面對？

“如果真到了那天，我們承受不了或者我的下遊客戶承受不了的時候，我們可能會選擇間歇性地停產。”王奔對記者表示。

“我們首先會減產，接下來有可能會停產，因為屆時接了訂單就是虧損，本身利潤空間就一點，現在不停產主要是為了維持工人。”李光鋒無奈地表示。

責編：黃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