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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国最大银矿曲折引资路:金川紫金双双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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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升级曲折 OEM提价遭遇订单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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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出口11月出现34.9%的大幅增长的情况,虽然借助圣诞销售旺季国产家电产品出口也从10月开始扭转了9月的突然下滑的趋势,但是身处其中的家电巨头对于2011年的出口形势似乎并不乐观。

今年11月电子电器产品出口同比增幅为31%,而此前两个月则分别只有18%和21%,然而这一数据其实包括了手机、IT等产业的出口值,其中外资企业贡献率超过2/3,其实国产家电的增速则只有20%左右,而业界推测12月后家电行业出口增速将大幅下降。

格兰仕集团新闻发言人陆麒烈告诉记者,“不仅是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压缩了利润空间,欧洲、北美等主要市场依然存在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加上人民币升值的潜在压力,今年9月开始即便有大额定单我们也不太敢接。”

在广交会期间将微波炉出口价格提升10%的微波炉两巨头格兰仕、美的,已经感受到了升价后定单减少带来的压力,根据调查机构产业在线和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联合发布的调研报告,三季度微波炉的出口增速依然保持在15%,但是四季度预计只有1%。

而2011年的情况更加难以推测,不确定因素正在极大影响着中国家电出口的信心系数。

艰难的提价

“虽然增速放缓与微波炉的季节性有关,但是两大巨头的提价的确也失去了部分追求最低成本的订单。”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副会长高级商务专员于治璞表示。

虽然美的和格兰仕两大巨头占了中国微波炉出口比例近60%,而“十一五”期间中国小家电在全球出口市场保持60%左右份额,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小家电生产基地。

但是面对品牌商的压价,很多年中两大巨头都以更低价格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美的微波电器公司总裁朱凤涛告诉本报记者,“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那就是先投资扩大产能来降低价格,之后为了利润再投资扩大产能再降价,最后继续扩大产能的怪圈。”

2010 年美的微波炉的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1800万台,而其总产能在多次扩张后也达到了3600万台,“我们必须要提高附加值产品的占比来提升利润。”美的价格 在1000元以上的蒸立方微波炉2010年的销售突破100万台,而2011年美的计划将这一比例提升到1/3,来改变微波炉出口价格长期徘徊在 35-50美元之间的被动局面。

然而要迈出这一步依然很难,因为依然存在着大量以出口为主的小家电企业,这些企业往往专注于某一领域的产 品,比如说东菱凯琴、德豪润达、灿坤在西式厨房小家电的布局,龙的在电水壶,中山奥马在小型电冰箱领域都有一定的优势。大量分散的小公司往往用专业化的手 段生存,在一定程度上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如果美的等大公司贸然提高出口价格,一些品牌商很可能将定单转向这些小公司。

美的小家电所在的美的日用家电集团2010年的整体规模将突破300亿元,这一数字已经与法国的SEB,日本的松下和荷兰的飞利浦非常接近,但是其出口的产品中85%以上是OEM代工产品,这意味着其依然在为其他品牌商打工赚取微薄的利润。

小 家电OEM出口的毛利率相对较高在15%左右,彩电OEM业务的毛利率甚至只有7%,这意味着只要成本上涨其就面临没有利润甚至亏损的可能。产业在线的报 告也预测,虽然2010年大部分家电出口规模将创历史新高,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高位的对外贸易规模,2011年出口规模在今年基础上增速有明显放 缓,而且不确定因素增加。

转型之路

面对“三座大山”式的成本上升,国产彩电巨头创维干脆将原来独立运作的海外事业部并入到中国营销中心,将两者的研发等后台进行了统一来降低成本,对于出口业务占比只有9%的创维来说,这一变革相对容易。

但是对于2010年出口额超过50亿美元的美的集团,以及出口占比超过60%的格兰仕,以及珠三角众多的几乎全部做出口的OEM企业来说,这样的模式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其面临的局面空前严峻。

产业在线的研究报告指出,今年三季度以来景气指数的具体指标中,制造成本景气度最低,改善乏力,而出口价格、自有品牌比例以及盈利状况都在一般偏差区间徘徊。

于治璞表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家电出口企业影响非常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低国内出口企业产品价格竞争力,企业因此可能会丢掉一些市场与客户。

“今年人工成本增加了26%左右,对我们压力还是挺大的。”美的电饭煲公司副总经理李家勋认为,为了应对人工、原料成本的上升,美的还做一些套期保值的措施,“至少可以使成本相对稳定。”

事实上,出口定价权基本掌握在海外采购商手里,经销商在最初订货的时候就已经考虑了汇率波动对价格影响的层面。创维数码刚刚公布的半年 报显示其今年4-9月获得了7600万港元的汇兑收益,然而这是人民币新一轮升值前获得的,在今年10月新一轮汇改以来,更多的企业在汇兑方面承受的是损 失。

也有不少企业选择了以自有品牌来冲击海外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海尔、海信以及TCL等,虽然海尔集团去年的海外销售占比也达到了 28%,但是与靠OEM为主的美的集团相比,海尔的海外规模已经落后了,而且在日本、美国等主要市场即便高代价进入了沃尔玛等主流渠道,其产品依然是边缘 化的低价产品。

罗清启表示,“海外市场自有品牌开拓前期投入很大,在OEM依然可以获得利润情况下,没有主动发展自有品牌的冲动。”

此外,在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拉动下有了大幅增长,出口转内销也是OEM化解危机的重要途径,这样自有品牌的动力就进一步减弱。

中国家电行业虽然一直在宣传自主创新和自有品牌,但是家电企业转型升级之路依然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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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曲折入股國開行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56679&time=2011-05-08&cl=115&page=all

從減半入股到維繫財務被動投資人的身份,社保入股折射出國開行引資窘境
財新《新世紀》 記者 張宇哲

 

  延宕多月後,全國社保基金(下稱社保基金)終以百億元入股國家開發銀行(下稱國開行) 。

  4月底,財政部、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匯金公司)、社保基金和國開行簽署協議,社保基金出資100億元戰略入股國開行,持股比例為2.19%。國開行原註冊資本金3000億元,財政部持有51.3%的股份,匯金公司持有48.7%的股份。

  這距離2009年初國務院批覆社保基金入股國開行、農行已經過去兩年有餘,入股金額也已由2010年7月達成意向時的200億元減少了一半。

  「根本問題還是盡快確定國開行的戰略定位,及相配套的制度安排,否則監管部門、股東都很難受。」一位國開行人士坦言。

減半入股

  按照國務院2008年批覆的國開行轉型方案,社保基金、國企都可入股國開行。迄今為止,社保基金是國開行確定的惟一境內戰略投資者,境外投資者暫時不在考慮範圍之內。

  更早時,市場預計社保基金入股國開行的資金有可能高達500億元。彼時社保基金已開始了盡職調查。2010年5月,社保基金如期入股農行150多億元,對於入股國開行卻拖延頗久。

  對於社保基金此次減半入股,接近國開行的知情人士透露說,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保基金希望可以取得一個董事席位,擁有投票權,但遭到了財政部的異議。

  「相對於國開行3000億元資本金而言,至少入股500億元以上,才可能擁有一個席位,一兩百億元太少了。」一位接近銀監會人士對此評價。社保基金入股交、中、工、農四大行時,未獲董事席位。

  目前國開行董事會由15名成員組成,匯金公司、財政部、國開行分別在其中佔據4席,另設3名獨立董事。

  「財政部和社保基金相當於老子和兒子的關係,其利益一致。」一位接近匯金公司的人士認為,這個分歧不涉及公司治理;社保基金入股,純粹是從財務投資人的保值增值角度考慮。

  「社保基金現在被證明是最成功的機構投資者之一,應逐漸發揮其在公司治理上的作用,而不僅僅是被動的財務投資人的角色。」一位市場人士表示。

  截至2010年底,社保基金管理的基金總規模8568億元,成立十年來的權益投資收益2772億元,年均投資收益率9.17%,高於同期年均通貨膨脹率7個多百分點。

估值難題

   「國開行的中長期貸款規模較大,風險難以測算。對國開行的估值是個難題。」一位國開行的潛在投資者表示。這也是社保延遲入股的另一個核心原因。

  相對於其他商業銀行股權,國開行股權回報相對低。國開行的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末,國開行資產規模突破5萬億元,不良貸款率0.68%,淨 利潤353億元。分析人士指出,社保基金的入股價高達約13倍市盈率,而目前已上市的工行、建行、中行的A股市盈率分別僅為9.6倍、9.3倍和8.7 倍。

  但一位接近社保基金的人士表示,入股國開行,是社保基金作為戰略投資者從其長期資產配置考慮,相較於持有20、30年期收益率為4%-5%的國開債而言,淨資產收益率(ROE)8%的水平,還是很恰當的。

  目前國開行並無上市計劃,社保基金入股後的收益將主要依賴於分紅,而非上市後的減持套現。

  股東對於國開行的分紅率要求並沒有確定,「至少比其他大型商業銀行上繳匯金的45%的紅利政策要低10個百分點以上。」接近國開行股東方的知情人士透露。

  「這個13倍的市盈率只是給社保基金的,其他的機構投資者如果要進來的話,要支付更高溢價。」前述知情者透露。

  相較於其他大型商業銀行20%以上的ROE(淨資產收益率)水平,國開行8%的收益率水平的確比較低,且低於社保基金成立以來的年均投資收益率。

  雖然國開行已經從保本微利的政策性銀行變身為商業銀行,但仍自我定位於支持國家戰略領域,包括一些利潤低、風險大、具有政策性特點的業務,如新農村建設和醫療、教育、保障房等社會投資薄弱環節。

融資難題

   「目前國開行沒有上市的預期,只能靠內生利潤方式補充資本金。但其業務特點決定了其利潤不可能大幅增長,加之近年來國開行規模擴張得也很快,這給國開行自身以及股東、監管者壓力都很大。」一位接近銀監會人士表示。

  目前,國開行的資本充足率為10.7%,已逼近非系統重要性銀行10.5%的監管指標。如果按系統性重要銀行資本充足率11.5%的要求,國開行資本金的補充更是迫在眉睫。

  相較於已經上市的商業銀行可以持續從資本市場融資,「國開行只能考慮吸引戰略投資者,但戰略目標又決定了可以選擇的戰略投資者範圍很窄。」一位 國開行人士透露,「我們不能受商業資金左右,否則戰略目標、經營目標就會改變,只有像社保基金這樣的資金才能夠與國開行服務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的經營宗旨 相匹配。」

  國開行董事長陳元也曾表示,社保基金、住房公積金這樣的長期資金,與國開行的資產特點、戰略設計比較匹配,可以使民生領域的資金通過國開行再次投入到民生領域之中,實現良性循環。但社保基金此次入股減半,亦再次折射了國開行的引資窘境。

  「問題是,國家到底需要不需要國開行這樣一個開發性的金融機構?如果需要,就應提供相應政策支持,包括債信等級、風險權重、授信集中度、投資集中度等;如果不需要,就明確讓我們純粹商業化,那些中長期性質的業務就別來找我們了。」一位國開行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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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基金二期曲折融資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4-20/100382365_all.html

  醞釀兩年有餘,中非發展基金(下稱中非基金)二期資金20億美元的募集近期終於完成。

  接近中非基金的知情人士告訴財新記者,這20億美元由國開行直投部門投資,資金來自中國外匯儲備對國家開發銀行(下稱國開行)的借款,期限在八年至十年,借款利率按照倫敦同業拆借利率(Libor)基準上浮一定比例。

  「這是中國外匯儲備嘗試多元化投資的一種方式。」該知情人士透露。

  2007年5月,國開行出資10億美元發起成立中非基金,主要投資領域為非洲國家的農業和製造業、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及中非工業園建設項目。

  近幾年非洲市場波動較大、政治風險更為顯著,被賦予多重目標的中非基金,面臨市場化融資的窘境。自完成一期10億美元的投資之後一年多,中非基金一直從市場上募集不到資金。

  「在中資企業境外投資中,非洲市場的風險是最大的。」一位國開行人士告訴財新記者。

  財新記者獲悉,國開行對中非基金的這筆20億美元投資的融資方案,在2011年初就已經上報國務院,直至一年之後,在今年「兩會」前夕,才最終被國務院批覆。

  「從外匯儲備融資,這也是現有體制下的折衷安排,因為很難從市場上募集到資金。」接近中非基金的知情人士稱,「我們希望可以利用外匯儲備。」

  這可謂特例,因為按照監管要求,不允許商業機構以負債從事股權投資。

  「中非基金的曲折融資,折射出缺乏國家協調機制的『走出去』戰略,中國仍缺乏對外投資的整體安排,相關部門政策不配套,也缺少權威性的綜合協調管理機構。」一位金融專家評價。

市場融資受阻

  中非基金成立於2007年5月,首期規模為10億美元,計劃二期增至30億美元,最終達到50億美元。

  截至目前,中非基金的首期10億美元已經承諾投資完畢,已決策的30多個項目,涉及對非洲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能夠提高其「造血機能」的基礎設施、基礎產業、農業、製造業等領域。

  從非洲的市場空間和對中國的戰略意義看,中非基金募資50億美元也遠遠不夠。」前述國開行人士表示。

  2010年9月末,中非基金已完成了一期10億美元投資,2009年11月中非合作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之後,中非基金二期20億美元開始募集。

  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曾在2010年初公開表示,「作為中非合作論壇第四次部長級會議的新舉措之一,將把中非基金的總規模增資到30億美元。」

  按照國開行的原計劃,第二期資金將有其他國內機構參與出資,在增至50億美元的過程中或引入國際投資者作為出資人。

  不過,種種原因所囿,自2009年底啟動二期募資工作後,中非基金的募資一籌莫展。

  「風險投資者看不清非洲的國家風險,而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相對成熟,誰都想讓自己的錢早點收回來,所以相比非洲市場,風險投資者更願意投資中國。」一位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界人士坦言。

  由於非洲尚處於經濟發展初期,對非洲投資的項目回收期相對較長,「確實對中非基金的初期運營、未來投資退出等帶來了諸多考驗」。中非基金副總裁胡志榮坦言。

  一般的商業性PE往往要求在三五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獲得回報,而中非基金以中長期投資為主,回報期是五年至八年,對有的單個項目的持有期甚至長達十年。中非基金的自身存續期則長達五十年。

  「中非基金的首要任務是支持中國企業擴大對非投資,在這一使命下,中非基金的投資更看重項目的長期發展前景。」胡志榮表示。

外儲投資新渠

  從市場融資不暢,國開行希望利用外匯儲備為中非基金融資,並將方案上報國務院。國開行人士介紹,「與進出口銀行相比,國開行的優勢在於基礎設施出身,而進出口銀行主要是貿易項下的出口信貸」。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郭凱建議,中國外儲規模與中國經濟、投資全球化的發展程度,都要求外儲投資不再重複市場投資基金的舊路,轉向新的全球投資模式。

  其中,包括可以將部分外儲以某種形式投資給國開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全球的主要發展中國家進行政策性銀行和開發銀行的金融貸款和投資,徹底轉變中國天量外儲絕大部分只能投資在債市的被動受損局面。

  不過,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認為,小部分外匯儲備作為支持企業「走出去」分散投資的嘗試未嘗不可,但其運用的邊界不好把握,因為 外匯儲備的投資管理要求是較高的安全性、穩定性。在金融危機之後,國際政治風險很大,市場環境和風險的不確定性都很高,在這種環境下外儲支持企業「走出 去」,可能背離外匯儲備的管理原則。

  截至2011年末,國開行外匯貸款餘額已經高達2200億美元,在中資銀行中位列第一。

  「西方國家已重新聚焦非洲,增加對非投資,可以預料,非洲必成為本世紀大國激烈競爭的場所。」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所主任姚桂梅告訴財新記者。

  「非洲50多個國家差別萬千,中國對非投資也需要嘗試各種模式,中非基金是近年中國對非投資的一種新模式。」姚桂梅表示。

模式很難複製

  中非基金成立之初曾號稱為國內最大規模的PE,目標規模50億美元,存續期為50年。註冊地在北京,適用中國法律。中非基金首期出資人只有國開行一家,管理人和投資人完全重疊,採用了基金和公司一體的公司制,其投資決策委員會成員全部來自國開行。

  「這是因為國開行想培養自己的團隊。不能老是把自己的錢交給別人,把別人的隊伍和本事練出來了。」一位國開行人士透露。此前,國開行已參股設立多只有政府背景的合資PE,均為單純出資的LP(有限合夥人)角色。

  中非基金作為國開行的全資子公司,可以與國開行共享項目資源,國開行也為基金投資項目提供融資支持,發揮投資與貸款的協同效應。「項目貸款和中非基金的股權投資由於分屬不同的項目主體,是有防火牆的。」國開行人士表示。

  中非基金除了具備一般基金公司的管理架構,還有一個獨特的專司政策指導的指導委員會,其成員都是部級代表,成員來自包括國開行及各政府主管部門 (商務部、外交部、發改委、財政部、央行、外管局等)的官員。商務部和外交部是該指導委員會的雙主席,指導委員會辦公室則設在商務部西亞非洲司。指導委員 會每年召開一到兩次會議,在政策層面給予指導,不干預基金的日常經營管理。但是如投資項目涉及中國重大、敏感外交、經濟政策,基金則先聽取指導委員會意 見。

  這個結構使得中非基金的業務帶有強烈的政策性意味,「但沒被給予政策上的任何優惠措施」。國開行人士稱。

  「國開行的操作模式很難複製。」一位金融專家評價說。

  中非基金的定位是「重要的少數權益的投資者」,不做第一大股東,即不要求對所投資項目的控股權,通常在項目中持有50%以下股份;不參與投資項 目的日常經營管理;考慮到非洲投資風險的不確定性,又在發展初期階段,中非基金也會視項目具體情況對單純財務投資人的角色進行微調。

有別於普通PE

  來自中非基金的信息顯示,中非基金一期10億美元的投資任務,共開發儲備投資項目100多個,覆蓋非洲與中國建交的大多數國家,已對20個國家的30多個項目承諾投資約10億美元,可帶動對非投資約40億美元,成為中國企業對非投資的重要橋樑和平台。

  中非基金成立之初,首任董事長高堅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曾表示,「近年中國企業面臨結構調整壓力,而非洲企業正處於發展初期,基礎設施建設、消費品不足等問題突出正為中非基金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怎麼把政府間援助項目和中非基金相結合,怎麼幫助更多企業『走出去』,這是我們的首要目標。」中非基金副總裁胡志榮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如是表示。

  2009年,一家民企礦業投資公司與利比里亞政府簽署邦礦開發協議,獲得該項目25年開發權,總投資額預計為26億美元。但其後因該企業在項目 實施過程中難以履行開發協議規定的相關義務,國有大型鋼鐵企業出於最初簽訂的礦權協議的法律瑕疵及非洲投資風險考慮,又不願意介入,中非基金於2009年 底收購了該項目85%的股權。隨後,中非基金經過與利國政府的多次談判,解決了項目最初簽約時的各種遺留問題,國內企業興趣大增,紛紛表示願意投資。隨 後,中非基金將60%的股份轉讓給了武鋼集團。

  「中非基金投資額度跨度比較大,原則上對單個項目投資規模控制在500萬美元至5000萬美元之間,對管理水平要求很高。」胡志榮進一步解釋, 「對於投資的企業,原則上沒有階段限制,既可投資於新建企業,也可投資於成長期企業,或是通過兼併收購等方式進行投資重組。我們關注但不會硬性要求企業已 有幾年盈利業績,我們更看重被投資企業和項目的前景。」

  胡志榮表示,中非基金重點支持三類項目:第一類是有助於增強非洲國家經濟造血機能的農業、製造業以及中國企業在非洲開辦的經貿園區。如馬拉維棉 花項目可帶動當地近10萬農戶就業,該項目也是中國在非最大的農業項目之一;新近投產的埃塞俄比亞皮革加工項目是非洲最大的皮革加工項目,可帶動當地約5 萬農戶增收。

  第二類是與居民生活直接相關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交通、電信等項目。第三類是資源合作項目,促進非洲國家的潛在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

  中非基金的運作並非一帆風順,如中非基金最初曾在埃塞俄比亞投資建立玻璃廠,儘管此項投資結束了該國不能自主生產玻璃的歷史,填補了當地工業空白,但銷量卻一直無法打開,很多產品都積壓在庫房裡。其原因是,當地很多人住的房子還是草木結構,還沒有普遍安裝玻璃。

  「早期都得交學費,一家企業在非洲站得住腳、熟悉各方面情況也需十年時間。」姚桂梅表示,非洲也潛伏著許多不確定性風險和複雜因素,包括基礎設施落後、交通運輸不便、人員技術素質落後等。

  不過,國開行有關人士認為,非洲落後的基礎設施條件及其經濟發展階段,恰恰適合國開行在中國成功倡導的開發性金融模式。

複製開發金融

  「中非基金是開發性金融理念在對外股權投融資領域的拓展和延伸。」在胡志榮看來,非洲百廢待興,有的是機會,但配套的軟硬件都缺,相當於中國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對於中資企業來說,越早越主動」。

  這也是中非基金相較於一般商業性PE的獨特之處。這一模式的基本原理是,以中長期投融資為手段,結合國家信用與市場化運作,規劃先行、系統實施、平台投資等方式。

  平台運作是開發性金融的一個典型模式。如中非基金與深能源合作投資的加納電廠已經成為加納的主力電廠,其發電能力佔加納全國電力裝機容量的10%左右,未來還計劃以此為平台,繼續拓展和投資其他電力項目。

  胡志榮進一步介紹,平台公司相當於搭建一個統一的合作機制,對非洲不同國家的投資合作,都可通過和這個企業共同成立的平台公司批發投資,這樣更有效率,不用針對每個項目資本金、治理結構等細節都重複一遍。

  例如,中非基金已經與中國農業發展集團公司合資成立了中非農業投資公司,將來把對非洲的農業投資都裝在這個平台公司裡,不但可以快速推動在非洲各國的農業投資,也便於以後和資本市場對接。

  「開發性金融和PE的差別就是,私人投資對回報時間有要求,而開發性金融的收益曲線超過一般商業週期的容忍度,需要特殊資金安排,對非洲投資需要國家各方面政策的協調和相應制度安排。」曾剛表示。

  一位資深金融專家指出,中國已經走向從「商品輸出」轉向「資本輸出」的必由之路,與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有很強的相似性。彼時日本已建立海外發 展的相關協調部門;一些西方國家,也在資本輸出階段建立了相應協調機制。如,法國對外關係總司負責部際聯席會議,協調外交部、法蘭西銀行、國庫司和稅收總 署等部門的工作,還有一整套支持措施,包括資金支持,並輔之以統一、簡便、標準的操作程序。

  「中國仍缺乏對外投資的整體安排,也缺少權威性的綜合協調管理機構,造成資源和信息大量處在待開發或浪費狀態。」上述專家對此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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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鄭崇華交棒兒子 不只因為姓鄭 鄭平 耐磨二十年的曲折接班路


2012-7-9  TWM




他是一般人口中的富二代、他養過泰國蝦、他做過工廠領班,現在他是掌管二千億元市值企業的執行長。他是鄭平,台達電創辦人鄭崇華的長子。曾經,父親為了打拚事業犧牲與家人的相處時間,如今他接下父親的棒子,將父親經營四十年的老企業轉型、發光……。

撰文‧楊卓翰

六月二十八日,台達電創辦人鄭崇華在記者會上,一手插著口袋、一手拿著麥克風,發表退休感言。他布滿皺紋的嘴角,堆滿笑容:「我今天實在是……很輕鬆!」深深一鞠躬後,他把麥克風遞給新董事長海英俊,還有新任執行長,也是他的大兒子— —鄭平。

四十一年前,鄭崇華在台北新莊民安路創立台達電,生產電視零件。公司只有十五名員工,鄭崇華自己跑銀行、跑業務,公司像他的第三個孩子,投入的精力遠比兩個兒子都多。「我全部的時間都埋首公司經營,沒有盡到當父親的責任。」在自傳裡,鄭崇華曾如此感嘆。

轉眼間,那個他曾忽視的大兒子已經五十歲,在舞台上以執行長的身分介紹新團隊的營運目標。穿著和父親一樣長版西裝,腳上則是大頭皮鞋;右手拿著麥克風,左手因為緊張捲成有點不自然的形狀。

樸實低調

不接衣缽,選擇到泰國養蝦鄭崇華或許不常在家,但你一眼就可以看出,鄭平身上有父親樸實低調的影子。而現在他肩上扛著的,正是父親用盡半生、犧牲家庭打拚出來的天下。

今天的台達電是全球最大的電源供應器製造商,產品線從電腦零組件延伸到通訊、光電;同時也是擁有六萬多名員工,總市值超過台幣二千億元的企業。

不過,光是姓鄭,並不足以讓鄭平贏得執行長的職位。四十年的企業,比他資深的老臣比比皆是,更別說有一個對孩子比對誰都嚴厲的創辦人父親。鄭平憑什麼打破科技業「傳賢不傳子」的常規?這一切,是從他「心不甘情不願」進入台達電開始。

「從小看著父親每天在外面跑,我就決定絕不進這家公司。」鄭平回憶;再加上鄭崇華出了名的嚴厲,相處時間也不多,旁人觀察,鄭平從小就很怕父親。鄭崇華也 曾說過,兒子當時不太願意進公司,「可能是因為看我太凶了。」所以鄭平執意要走一條不一樣的路。喜歡動物的他,念的是屏東農專水產養殖科,當完兵後到泰國 開創養殖泰國蝦的事業。但他創業的過程並不順遂,投資賠錢,加上泰國治安不好,「養蝦沒養成,當時又結婚了,覺得自己有養家的責任。」鄭平決定回頭加入台 達電。

「鄭平和他爸爸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個性。」一位台達電的老臣觀察鄭平的決定:「鄭崇華是創業家,他愛創新、研發新技術;鄭平則從基層幹起,腳踏實地。」的 確,在他身上,你感受不到「千億俱樂部」富二代的氣質,皮膚黝黑的他反而像是農家子弟:認清現實與夢想的距離,決定低頭,從基礎開始耕耘。

踏實認真

從工廠基層領班磨練起

而這股穩紥穩打的精神,不但讓公司裡的老臣個個心服口服,更讓鄭崇華刮目相看。二十七歲的鄭平先到美國念了管理學位,然後到中國的工廠,從基層領班做起。他和一般員工一樣睡在宿舍裡,在員工餐廳裡吃飯。沒有技術長才,所以他自願從沒有人想處理的「雜務」開始。

當時台達電在中國迅速擴展,工廠裡數千人的人事、薪資系統都還沒有建立。鄭平從一份一份收集每名員工的資料開始,建立起一套人事系統。而且鄭平以「會磨人」著稱。當時大陸的工人覺得繳交資料很麻煩,鄭平也親自一個一個溝通。

講起鄭平的「磨人」,連董事長海英俊都怕。「鄭平一次說不通,會講第二次、第三次,會煩你好幾個月啊!這點和鄭先生不同。」他說,鄭崇華是「下命令」,但是鄭平則是慢慢溝通。

「他是一個很detail (注重細節)的人。」海英俊說。「鄭先生會出去跑、親眼看,看到好的,不管成功或失敗,先做就是了;但是鄭平會一步一步來;他會先分析、蒐集資料,然後再 執行。」而鄭平的分析能力正是讓海英俊這樣的老臣折服的關鍵。開始熟悉工廠運作後,鄭平著手推動廣東東莞和江蘇吳江廠的「精實生產改革」,提高生產效率。 他請來日本顧問公司找出問題,然後重新設計生產線。

這時鄭平才體會到,父親沒日沒夜的工作,迷上的就是「成就感」。不知不覺中,鄭平也走上了父親為工作賣命的路。改革期間,他每個月有一半的時間睡在工廠, 監督生產動線;並且配合人事薪資系統,用績效獎金提升員工效率。二年內,東莞廠的產值提升了三七%,一條本來要六十五小時才能完成的生產線,縮短到二小 時;而且平均月工資從原本的人民幣七百元增加到一千五百元。

緩慢,但鄭平用成績證明實力,能接班不只是「姓鄭而已」。

細膩分析

從代工末路闢出品牌新路

鄭平那擅長分析的細膩心思,與父親劍及履及的個性完全不同。在台達電企業轉型的時機點,鄭平的特長更容易發揮。

在ODM的代工模式下,就算再怎麼提高生產效率,毛利率仍舊微薄。金融風暴後,台達電的成長也開始趨緩,「我們原本卡在瓶頸,好像沒路走了。之後看到品牌這個方向,突然發現還有好多好多事可以做。」鄭平說。

品牌,變成台達電轉型的新方向,而這正是鄭平擅長的領域。一○年,時為執行長的海英俊指派鄭平擔任第一任品牌長。海英俊說道:「鄭平很會分析市場情報,這 正是我們最需要的。」為了打造品牌,鄭平和他的團隊,將台達電十幾條產品線整合為零組件、能源管理、智能綠生活三大類,並且專注在能讓台達電的招牌被一般 消費者能看得到的產品,例如節能LED燈泡、或是電源系統,向飛利浦、西門子看齊。

鄭平擔任品牌長短短一年,台達電的品牌市值就從零成長到一億三千萬美元(約合台幣三十九億元),更拿到去年台灣二十大國際品牌獎。從代工跨到品牌,台達電需要的不只是新制度,還有新腦袋。這也是為什麼鄭崇華要在這時交班。

台達電的主管透露,老董事長「很怕自己還是舊的模式,他覺得自己已經不懂年輕人在想什麼了。」這時,鄭平那顆和父親完全不同的腦袋就派上用場了。

實力接班

用成績贏得老臣一致認可

有趣的是,鄭平能養成獨特的經營思惟,乃是因為鄭崇華嚴禁在家裡談論公事。父親對孩子的教養也著重「身教」,而非言教。鄭崇華說,有一次鄭平在家裡對公司有些意見,馬上被他嚴正斥責。因為他認為公私應該分明,該向直屬主管報告的事,就不該越級向董事長報告。

不過,公私分明的鄭崇華,還是挑戰了「傳賢不傳子」的科技業成規;除了鄭平,二子鄭安現在也是集團內達創科技總裁。在國內已有幾家科技大廠傳子,如元太交給何奕達、大立光交給林恩平,鄭崇華自己又怎麼看?

對此,鄭崇華強調,接班應該是「傳賢不一定傳子」,「有能力的人,就應該給他發揮的空間」,不應該刻意「避賢」。熟識鄭家父子的業內人士也指出,鄭平如果 沒有能力,不可能在接班團隊中出線。「鄭崇華把鄭平放到第一線,苦幹實幹了二十年,又有實績,老臣都沒話講了,外界怎麼可能會有意見?」台達電董事、也是 台大管理學院副院長的黃崇興則指出,台達電的接班,實際上是透過許多嘗試,建立起經營梯隊的過程。「其實這幾年來,內部的高層經過很多次的調整和組合,包 括鄭平在內,很多老人換過許多位置。」業內人士指出,不只是海英俊、鄭平及新任副董事長柯子興的「鐵三角」,像總裁兼營運長李忠傑的調任,目的就是加強團 隊在研發與技術的經驗。如此經營多年的完善接班,也讓各界一致肯定。在傳子接班模式中,你很難聽到如此一致的聲音。

看著兒子在台上介紹台達電的新方向,台下的老董事長笑容依舊。「我從沒想過我兒子有一天會接班。」聲音裡,充滿喜悅與滿足。也許他那對孩子出名的嚴厲不會變,但他為了事業打拚四十年、犧牲家人的感嘆,如今,轉變成驕傲。

鄭平

出生:1962年

現職:台達電執行長

經歷:台達電中國區總裁

台達電品牌長

學歷:美國加州Hayward大學企管系屏東農專(現為屏科大)水產養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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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市互聯互通曲折進步

2013-03-18  NCW
 
 

 

券種和投資者跨市場只是互通互聯第一步,交易結算平台的統一整合至關重要◎ 本刊記者 王申璐? 張宇哲 文債市的互聯互通將再進一小步。

“兩會”期間,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姚剛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表示,證監會正在啓動改革,推動公司債到銀行間市場去發行,並且認為餘額超過國債的金融債也可以到交易所債券市場來掛牌。

公司債到銀行間市場發行、交易早無政策障礙亦無技術障礙。早在2007 年,證監會大力發展公司債之初,中國人民銀行就發佈公告,鼓勵公司債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並出台了相關公司債跨市場發行、交易、托管的配套細則,但至今仍未有一隻公司債在銀行間市場發行、交易。直至五年之後,證監會終於對此做出積極姿態。

“這對債券市場實際影響不大,但場外債市和交易所債市兩個市場之間不應人為設置障礙,投資者應該可以自由選擇債券品種和交易市場,這是成熟債券市場的基本條件。 ”光大銀行的一位債券交易人士表示。

五龍治水

債券市場互聯互通是老生常談,進展始終緩慢。

中國的債市長期處於五龍治水的監管割據局面,債市的三個主要監管部門中國人民銀行、發改委和證監會各自有不同的監管標準,銀監會、保監會亦對各自監管的機構有不同的投資限制。監管競爭的局面,對產品創新有促進作用,但也制約了債市的深化。

目前,中國債券市場的規模已躍居世界第四位,但投資同質化、以單一的高信用等級品種為主,市場深度不足。

無論是中小企業債、資產證券化、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產品的流動性都不大、交易不活躍,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各監管機構對債市不同的監管標準和投資限制。

2012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發改委和證監會成立了公司信用類債券部際協調機制。著力推進債券市場 “五個統一” ,即統一准入條件、信息披露標準、資信評級要求、投資者適當性制度和投資者保護制度。在此基礎上,幾方將進 一步促進場內、場外市場互聯互通,逐步建設規範統一的債券市場。

不過,據財新記者瞭解,目前部際協調機制發揮作用有限,前述三個監管部門僅僅在信息共享方面合作密切。 “主要是中國人民銀行、發改委、證監會彼此提供各自監管的債券交易數據。 ”一位銀行間債市交易商協會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

至於市場成員呼籲多年的推動債市深化改革最為核心的 “建立統一的准入、監管政策” ,目前遠未觸及。

從國際經驗看,債券產品的主要購買者、交易者和創新者都以場外市場的機構投資者為主。銀行間債券市場作為場外交易市場,目前已經向各類投資者開放,並占據了現在債券市場交易量的90%以上。

截至2012年11月底,債券市場債券托管量為25.6萬億元,其中銀行間債券市場債券托管量為24.6萬億元,占債券市場債券托管量的96.2%。

全券種

“公司債、金融債的下一步跨市場流通,只是在品種上跨市場,是互聯互通的一方面。 ”證監會債券辦公室有關人士告訴財新記者。

“公司債去銀行間市場發行,中票、短融到交易所發行,這應該是早晚的事情。 ” 一家大型券商負責固定收益業務人士認為,證監會如果現在願意放開,說明債市互聯互通正處於漸漸發展過程。

中投證券債券分析師何欣認為: “公司債去銀行間市場發行對市場影響不大,因為之前這些上市公司就能在銀行間市場發行中票等,對交易所的影響應該不會太大。 ”為促進不同債券品種實現跨市場流通,2001年財政部開始嘗試發行跨市場國債。2005年底,由發改委審批的企業債打破只能在交易所發行交易的限制也能同時在銀行間市場流通。2007年月,證監會推出公司債;當年9月,央行即發佈了公司債券在銀行間市場發行交易和托管等配套細則。

期間,一些大型上市公司曾試圖爭取在交易所和銀行間債券市場實現跨市場發行公司債券。2008年7月底,中石油(601857.SH,00857.HK) 向 國 務院請示,稱其將發行600億元公司債因規模太大,可能發行困難,希望能跨市場發行。

對此,央行表示積極配合。但上交所有關人士則明確表示不會放棄公司債市場,堅決不同意跨市場發行公司債。

2008年10月,與公司債性質類似的中期票據在銀行間市場恢複發行,由於中票採取註冊制,流程快捷,很多上市公司對跨市場發行公司債的需求減弱沒有了發債主體需求的推動力,公司債跨市場發行的事宜不了了之。

“證監會不願跨市場發行公司債擔心一旦實施,公司債都會流入銀行間市場,交易所債券市場規模則會愈加萎縮。 ”國內某券商債券銷售交易部主管分析。

在債券的交易品種上,還有相當部分國債、銀行間市場金融債、央行票據資產證券化產品(ABS)等產品不能在交易所交易。

對於證監會來說,促成兩大債券市場互聯互通,打通市場主體比打通券種的跨市場流通更為重要。

證監會則認為,應先打開商業銀行進入交易所債券市場的大門,然後再考慮跨市場發行。此前,證監會有關負責 人曾告訴財新記者, “這是底線,否則一切免談。 ”在證監會看來,交易所債市交投不活躍、規模小的最重要原因在於商業銀行的退出,因為商業銀行是債券投資的主力軍,因此證監會希望讓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互聯互通”;簡而言之,應允許商業銀行回到交易所市場。

投資主體

從2004年開始,證監會與交易所就開始醞釀商業銀行重返交易所債券市場。

證監會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商業銀行進入交易所市場的措施,包括交易所著手規範債券交易結算行為以及國債回購交易制度的改革,參照國際先進的第三方回購模式進入全面改革,針對交易所債券市場回購制度方面曾經存在的風險,建立起針對機構交易的固定收益類證券綜合電子平台等,即專門開放一個債券交易系統,滿足機構投資者大宗交易的需求。該平台于2007年7月正式啓用,此舉亦被市場看做某種程度的 “重複建設” 。

2008年12月13日, 為 配 合 “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促進經濟複蘇,國務院辦公廳發佈 《關於當前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 (即“金融30條” ) ,明確提出“推進上市商業銀行進入交易所債券市場試點” ,並確定相關事宜由證監會牽頭協調。次年1月,證監會、銀監會發佈 《關於開展上市商業銀行在證券交易所參與債券交易試點有關問題 的通知》 ,正式宣佈上市商業銀行已可申請進入交易所固定收益證券類綜合電子平台,進行詢價交易。

這是中國證監會經過較長時間運作後獲得的政策突破,亦被視為促進交易所債市大發展的關鍵性舉措,以期解決交易所長期缺乏機構投資者的狀況,實現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交易所債券市場的“互聯互通” 。

不過一年半之後,由於擔心交易所固定收益交易平台會分流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量,影響央行在銀行間債市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深度和廣度。

2010年10月底,證監會、央行和銀監會聯合發佈文件,將試點上市商業銀行在交易所債市交易的平台,調整為集中競價交易系統,不再是證監會苦心經營多年、另起爐灶的固定收益類證券綜合電子平台。

2010年12月,深圳發展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通過租用證券公司的交易單元分別完成報單成交,成為首批回歸交易所債市的上市商業銀行。

不過商業銀行進入交易所兩年以來,交易仍較少,並未如之前證監會所願。一位工商銀行金融市場部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工行目前還沒有在交易所債市買賣過債券, “交易所債市存量太小,流動性也比較差” 。

目前上市商業銀行參與的交易所交易系統是集中競價交易系統,交易量很小,無法滿足銀行對債券交易持續性、流動性的需求。

“銀行的資金吞吐量比較大,一筆交易幾百萬元對其沒有任何意義,但會給市場價格帶來大幅波動,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銀行只是有限參與。 ”一位大行金融市場部人士稱。

全國政協委員、上交所理事長桂敏傑在“兩會”期間提出,為了繼續促進商業銀行進入交易所債市,需要擴大非上市商業銀行和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在交易所債市的試點業務範圍,取消非上市商業銀行、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進入交易所債市的限制,機構投資者能夠自主地選擇交易市場;並且將試點業務的範圍從債券現貨擴展到回購等其他債券品種,從競價交易方式擴展到報價交易方式。

“現在非上市商業銀行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投資公司債,都是通過信托公司開設的結算賬戶配置, ”上述中型券商人士表示, “不過,即使所有的商業銀行都被允許進入交易所債市,頂多增加點流動性,畢竟交易所債市的存量太小。 ”他並表示,無論是交易所的集中競價交易系統還是固定收益類綜合證券電子交易平台,由於可交易品種少、公司債供給不足、流動性差, “導致價格很容易被基金、券商炒上去,所以價格虛高;此外,商業銀行需要配置的中票、短融等在交易所市場都買不到,因此進入交易所債市的積極性不高” 。

結算平台

建立統一互聯的債券市場,關鍵是交易結算平台的統一和整合。

目前銀行間市場的債券托管在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下稱中債登) ,受央行監管;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下稱中證登)負責交易所市場的股票、債券的登記、托管、結算,和交易所一樣由證監會監管。

據瞭解,上市商業銀行重返交易所債市最初設計的方案,就是建立統一的登記結算支撐後台。兩個交易前台是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交易所的固定收益交易平台,為此中證登和中債登、深交所、上交所還簽訂了四方協議,統一後台的結算賬戶,即債券交易的登記、托管、結算統一在中債登。不過,由於證監會擔心中證登債券托管業務會大幅減少,並未將債券登記、托管及結算業務轉交中債登。

此前,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跨市場債券品種(主要是國債和企業債) ,可以轉托管至交易所債券市場,但是交易所債券市場不能轉托管至銀行間債券市場。

“企業債一旦托管到中證登就出不來了,無法回到銀行間債市交易,這完全是人為設置。 ”一位市場人士認為。

從清算制度來看,中債登採用的是全額實時結算,中證登採用的是日終淨 額結算,在托管效率和結算方式上均存在較大的差異。

交易所連續競價、自動撮合的機制先天決定中證登的清算制度最快只能是T+1,即托管的債券第二天才可以買賣,這很難適應隨時變動的市場行情。

“轉托管在中債登方便一些,每筆交易可以全額實時轉托管, ”一位市場機構人員告訴財新記者, “最理想的方式是統一托管,只有統一托管才能實時結算,較好地解決轉托管效率問題。 ”“債券登記不應分屬兩個系統,理應中債登負責債券登記、托管、結算業務,中證登負責股票登記、托管、結算。 ”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看來,應該相應整合支付清算系統和債券登記系統,並由央行統一領導,這是統一市場、實現兩個市場互聯互通的重要環節 之一。 “中國對支付結算系統在國家金融體系中的作用不夠重視。 ”李揚強調。

不過,一旦整合起來,意味著中證登債券托管業務不可避免會萎縮,這可能會再次觸及證監會的 “底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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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金融曲折發展 新常態下陷入困境亟待轉型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7824.html

發生於今年兩會前夕的南陽“馬高潮案”,放在近年來全國層面非法集資日益突出、國內民間金融無序發展的大背景下,這並非個人恩怨,而只是耐人尋味且悲涼淒慘的一幕。

民間金融被稱為非正規金融,改革開放以來,正規金融無法滿足廣大中小微企業融資需求,這成為民間金融屢禁不止、並不斷發展壯大的根本原因。可是,長期處於“地下”狀態的民間金融難以監管,由此導致打著民間金融旗號的非法集資行為及案件不時發生。

面對非法集資大案要案頻發的現實,非法集資的防範和處置工作一直為高層所重視。鑒於非法集資案件形勢嚴峻,一些區域和行業風險隱患較大,4月,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召開座談會定於下半年組織開展全國非法集資風險專項整治行動。

固然深化金融市場改革,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讓中小微企業的貸款融資變得不再困難是治本之策,但當前形勢迫使從事民間金融的企業積極尋求轉型,投資者也要接受投資教育、逐漸培養風險意識,從而逐步成熟、理性起來,政府層面更是需要提高監管水平。

蓬勃的原因

銀象網總裁朱大勇長期深耕河南省金融領域,他對本報記者表示,除少數民間金融公司最初就沒安好心,純粹就是為了詐騙集資以外,絕大多數公司的經營者還是想正經做生意,只是不夠專業、不懂金融才最終演變成非法集資。“個人覺得,主流還是好的。”

朱大勇說,民間金融這個行業的存在是必然的,而且將來還會逐步發展壯大。

原因在於,一方面正規金融無法滿足廣大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而這些企業恰恰正是整個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在創造就業、稅收貢獻等諸多方面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為了企業的生產和發展,轉而求助各種形式的民間金融。另一方面民間也缺乏有效的投資渠道。隨著理財觀念逐步深入千家萬戶,“撩”起了民間理財的欲望。一旦養成理財的習慣,要是哪天錢放到手里都心慌,理財的壓力就非常大——沒掙就相當於賠——以前都沒有這種概念,現在有了。

將錢存到銀行里,想著通貨膨脹讓貨幣貶值,“有點不甘心”,這代表著絕大多數參與民間金融的群眾心理,只不過欠缺任何現代金融理財素養的他們,通過選擇信任某人或某企業,而將錢投入其中,至最後,連本金都無法取出,只能徒勞哀嘆“很無奈”。

置於全國乃至全球的大背景下,國內民間金融的繁榮,宏觀調控政策變化所起到的作用也格外重要。

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為擴大內需,國家啟動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同時為了控制通貨膨脹、防止物價過快上漲,從2010年下半年起,貨幣政策從適度寬松轉向穩健。此外,自2014年末以來,央行連續多次配合使用降息、降準及定向降準等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的松緊適度,促進社會融資成本降低。

落腳到南陽,當地房地產這一“暴利”行業為了尋求發展,幾乎完全依賴於民間金融,房地產企業甚至吹噓,以不向銀行借款為榮,這導致民間融資遍地開花,民眾參與積極,再加上地方政府缺乏監管經驗,最終導致如今樓盤積壓、非法集資案件集中爆發。從另一個角度來講,缺乏有效引導、規範和監管的民間融資,在投資方面存在著無序性和盲目性,影響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和信貸結構的優化,也削弱了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效果。

民間金融的曲折發展

長期以來,我國民間金融的生存環境並不樂觀。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民建中央財政金融委員會委員王桂堂等人曾在《中國經濟時報》刊發文章《夾縫中生存的民間金融應走向康莊大道》稱,當民間金融正面效應顯現的時候,默許其存在但並非正式認可,一旦由於民間金融的自發性引發某些問題的時候,立刻以“高壓嚴打”的態勢予以全面取締。

比如,對於此前南陽市房地產業的粗放發展、以及為支撐企業發展的民間融資行為,當地非法集資受害者紛紛質疑政府的不作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出事了你好我好,一出事就定為非法集資”。

只不過單純將板子打在地方政府身上確實有失偏頗,這還需要回到民間金融本身。學術界概括民間金融具有內生性。北京交通大學博士陳碩在其博士畢業論文《社會資本視角下的我國民間金融發展問題研究》中提到,“民間金融的產生往往是一個國家金融深度不足、正規金融無法滿足現實與潛在的融資需求的必然結果,是由現實經濟生活中經濟體本身的需要而催生出來的。”

具體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民營經濟迅速崛起,無法從正規金融體系獲得足夠資金支持的中小企業只能轉而求助於各種形式的民間金融。上述博士論文稱這是民間金融的興起階段。隨後,從地方政府默許甚至支持,到中央政府和央行鐵腕治理整頓,再到金融監管當局重新正視並肯定其作用,政府態度的變化反映出來的是民間金融所遭遇的曲折“撥亂反正”。

需要說明的是,以高利貸、洗錢、金融詐騙為主要業務的非法金融機構也處於地下狀態。這跟本質在於滿足融資需求,其借貸資金大多數用於消費和生產性投資的民間金融完全不是同一概念。在世界各國,地下非法金融活動及機構都是為法律所禁止的。

至於非法集資跟民間金融的關系,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王維維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這其中的關系非常複雜。除卻一些打著民間借貸旗號的集資詐騙類案件外,很多都是企業或因盲目擴張經營不善或因受宏觀經濟形勢不景氣的影響,導致無法還錢,最終演變成非法集資。不同的情況需要區別看待。

王維維提到,隨著e租寶、泛亞、中晉系等互聯網金融P2P平臺相繼被查,暴露出互聯網金融在誕生之初,由於監管缺失,使得眾多的非法集資被包裝成了P2P信貸的概念,從傳統的線下發展到線上,使得受害群體呈幾何級數增長,這對於民間金融的傷害更大。

前述《夾縫中生存的民間金融應走向康莊大道》一文稱,遊走於“邊緣地帶”的民間金融往往不得不采取“打擦邊球”、“鉆政策空子”,甚至是以種種“地下活動”的方式尋求生存空間。而脫離了監管視線的民間金融又往往處於一種放任自流狀態,其負面因素又極易被放大從而引發風險外溢,形成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不穩定因素。故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我國的民間金融總是處於萌發、擴張、風險暴露、取締整頓這樣一個輪回的圈子。

轉型中的民間金融

橫向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地域經濟發達程度以及歷史、社會等多重因素的不同,各地探索的民間金融也呈現出不同的模式。業內盛傳民間金融有三種模式:一是以江浙為代表的地下錢莊模式,二是以青島為代表的中介模式,三是以河南鄭州為代表的擔保模式。

對於河南來說,民間金融的特色是擔保投資類中介機構數量多,其它中介機構發展相對緩慢。河南投資擔保行業盡管起步較早,但真正開始進入快速擴張階段的起始期是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得益於政府量化寬松的政策,以及更加旺盛的中小企業融資需求,這個行業也被打上了“暴利”的標簽,於是各路資金、人員紛紛湧入。

業內資深人士稱,最初從無到有,再到遍地開花,盲目跟從的結果必然是從業人員的素質良莠不齊,較低的準入門檻造成魚龍混雜、無序競爭,使得行業本身累積的經營過程中虛假出資、擔保業務不規範、擔保風險準備金提取不足等問題不斷暴露。

於是,2011到2012年間,多家擔保公司資金鏈相繼斷裂,發生擠兌現象,推倒了鄭州擔保業的“多米諾骨牌”。這次被業內稱為,行業問題叢生所導致的自我整頓。不過,針對河南省擔保行業混亂的局面,曾經的主管部門省工信廳中小企業服務局的“不專業”——在一段時間內一刀切全省暫停擔保機構的設立、備案工作,寄希望於提高行業準入門檻等舉措來規範整頓,也飽受業內詬病。

朱大勇稱,除了集資詐騙外,投資擔保行業出現問題,更多的是因為不夠專業,才導致錢放出去收不回來。他建議,民間金融尋求發展的路徑,就要定位於傳統金融市場的補充者,服務小微企業與個人,不與大銀行搶市場。而且為避免風險高度集中,從業者更要在專業、透明上下功夫。

王維維建議,法律層面通過健全法律法規讓一切有益於市場經濟發展的民間金融活動形式合法化、合規化。監管層面要盡快建立健全針對民間金融的監測體系與監管制度,最大限度地讓其“陽光化”發展,以充分發揮民間金融對市場經濟建設的經濟作用。對於投資擔保行業中出現的高利貸和非法集資問題,一定要疏堵並舉,打防結合,防範金融風險,建立健全的民間金融監管體系,保證民間金融的健康有序發展。

不過,自從2014年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民間金融又一次陷入困境。只是這一次跟前一次的問題,經濟的下滑讓企業備感“生意難做”。而這次的危機使得金融生態鏈上的上下遊都遭受信任破壞的拷問。

業內人士稱,“信任的破壞是金融生態鏈陷入危機的催化劑”,銀行騙貸收貸、投資擔保公司胡整亂做、借款企業經營不善無法還錢、出資客戶出於恐慌盲目抽貸,種種行為破壞了信任關系,最後導致無論哪一方都是受害者。“信任關系的恢複需要很多年才能建立,沒有信任,就沒有完整的金融生態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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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觀察】汽車分時租賃風生水起 盈利之路曲折漫長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32925.html

在蕪湖下高鐵,直接在站內的地下車庫里自助租一輛奇瑞 EQ,每小時(20km內)僅需15元,24小時(限100公里)只需要65元,還能在蕪湖55個網點自由還車,方便又實惠。這是奇瑞在當地投資的一個名為易開租車的新能源分時租賃項目。

越來越多的車企、社會資本以及創業公司都在加碼分時租賃市場。上汽集團早在之前就成立了e享天開分時租賃公司,北汽早在去年10月就與富士康組建電動汽車分時租賃公司——北京恒譽,推出 GreenGo 綠狗租車品牌。戴姆勒也將旗下car2go的分時租賃項目落戶重慶,力帆集團旗下盼達用車分時租賃項目,近半年已在重慶主城區建設超過50個分時租賃點,投放新能源汽車近 800 輛;長安汽車則準備在分時租賃項目中,初期投入550輛電動汽車,未來總共投放數量近2000 輛。包括微租車、一度用車、蘇打科技等創業公司也先後獲得了資本的青睞。

上汽車享網旗下的分時租賃公司e享天開近日與上海國際汽車城旗下的電動車租賃公司EVCARD整合,雙方將合資成立註冊資金2億元的環球車享汽車租賃有限公司,這被視為上汽進一步加碼分時租賃的重要手筆。而奇瑞也與首汽集團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共同推動汽車共享,打造分時租賃。

2013-2020 年世界各地區汽車共享業務年收入預測(來自 Navigant Research)

按照協議,首汽將每年向奇瑞采購約1萬輛新能源汽車投入運營,而奇瑞除了將為首汽旗下Gofun出行這一分時租賃項目提供車源,還將根據Gofun出行對新能源車輛的需求,進行定制化研發。此外,雙方在未來還將整合各自市場及渠道資源,共同推進分時租賃和共享用車。

記者看到,分時租賃從此前發展到現在,有包括車企、大型汽車集團、出行公司以及創業公司等多方主體進場,這些投資主體雖然進入這一行業的立場和目的都有所不同,但相互協作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魏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雖然行業內都認為,在大城市限購、道路、停車位等公共資源越來越緊張的大背景下,分時租賃將會是未來解決出行需求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同時,業內也一致認為,行業前景和未來都還相對模糊。

無數的痛點等著進場的各方力量去協作解決。魏東說,分時租賃要獲得認可,最理想的狀態是要做到隨借隨還,要求網絡要足夠密集,足夠便利,但在大城市停車位如此緊張的背景下,綜合成本等各方考慮,實現起來難度很大。“很多公司打著分時租賃的旗號,其實只是在做概念。”魏東說。

其次,“從成本考慮,並不是所有的新能源車都適合用於分時租賃”。魏東告訴記者說。按照業內的測算,一輛用於分時租賃的車輛,每天被租賃的頻次保持在6次,每次1-2小時,在現階段才能保證盈虧平衡。但事實上,多家租賃公司的數據顯示,現在投入的分時租賃車輛,出租頻率根本達不到那麽高。在此背景下,車輛成本和運營成本的控制就非常重要。

分時租賃服務商微租車創始人兼 CEO 楊洋曾給媒體算了一筆賬,以一般新能源汽車補貼完後的平均價為9萬元算,如果要在3年收回成本,每月單車成本在2800元左右,加上充電費、停車費,按一天3次的出租頻率,一小時得60元才能保持盈虧平衡,但是這個價格消費者根本不能接受。所以他認為理想的情況是,汽車廠商針對分時租賃專門定制車型,控制成本,以保證分時租賃的盈利空間。

首汽與奇瑞的合作就是采取的這一方式,後者為前者定制車型,以保證在車輛成本控制方面有優勢。同時,魏東告訴記者,由於首汽集團下面有首汽租賃、首汽約車等項目,同時在全國有豐富的網絡布局,因此,Gofun出行能在一定程度上借用前兩者的資源以降低成本。但即便這樣,他也表示,集團對於這個項目本身並不會設定盈利預期和時間,只是會有針對性地對單一的城市提出要求。

在國外,分時租賃也面臨著上述包括盈利在內的各方面問題。包括autolib在內的分時租賃項目,都有政府的支持和出租,而car2go的運營和推廣也充滿波折。

單靠汽車租賃想要盈利確實非常的困難。在此背景下,很多公司將目光著眼於模式和業務的創新,比如通過車身廣告、大數據變現獲得收益,通過與酒店、物業公司合作等尋求新的利潤點等。在行業尚未培育的階段,在景區、大學、企事業單位的場景化應用有助於加速分時租賃的落地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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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李東生自曝TCL國際化曲折:差一點當了先烈 還好咬牙堅持成為先驅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04-23/1097343.html

 

李東生 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供圖


每經記者 李少婷  每經編輯 姚治宇

“我們差一點當了先烈了,但是我們咬牙挺住了,最後成了先驅。”在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主辦的中國綠公司年會上,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李東生慨嘆道。

TCL成立於1981年,前身為中國首批13家合資企業之一,在21世紀的第一個5年,曾風頭無兩。李東生回憶開啟中國經濟全球化的2003年,TCL並購湯姆遜的彩電業務以及阿卡的手機業務,“當年我們還是非常風光的”。

但好勢頭沒能持久。“第一個吃螃蟹的,容易被螃蟹咬到”,TCL在國際化戰略實施不久便遭遇挑戰,僅2005年的虧損就超過了其2002至2004年3年的利潤之和,至今仍被商學院作為不成功的案例。

李東生總結那段經歷時認為,當初的嘗試並非完敗,“TCL的跨過並購在戰略上是成功的,在戰術犯了一些錯誤,整體是成功的,TCL過去15年的成長足以證明這一點。”

以TCL坎坷的國際化歷程做例,李東生認為,中國企業競爭力在國際化過程中快速提高,從來料加工、跨國並購再到品牌推廣,中國企業的產品逐步擺脫低質低價,走上了技術支撐的道路。

對於供給側結構改革問題,李東生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是通過創新創造新的市場需求,要通過產品技術的創新刺激購買,而不是在原有的重複建設產業基礎上擴大產量。

這也印證了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性,李東生也強調,企業要把足夠的資源投入到技術創新當中,“企業領導人一定要有遠見,不能因為當期的業績減少投入。”但另一方面,創新要看到實際的成效,從宏觀上來看,中國的發展很快,“中國企業的PCT已經排到全球第三,”李東生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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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通道還需時日 銀行券商同業業務曲折前行

金融機構同業業務再遭輿論沖擊。

5月19日證監會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表示,證券基金經營機構從事資管業務應堅持資管業務本源,不得從事讓渡管理責任的所謂“通道業務”。一石激起千層浪,輿論普遍認為金融機構的通道業務將全面禁止。此後三天市場層經過分析達成共識這並非是全面禁止通道業務。

通道業務監管日益嚴格,未來銀行與券商之間的同業資管業務會走向何方?券商定向資管業務是否會就此萎縮,甚至是消亡?第一財經記者采訪多位從業人士表示,銀行與券商之間的同業業務合作,各司其職將是未來發展的一大方向,銀行提供流動性和托管的功能,券商發揮主動投資管理能力。

在銀行層面,未來銀行理財產品的設計將有所改變,以非標產品為例,銀行未來將明確向客戶指出非標理財產品的風險,推出非剛性兌付的市場化產品。在券商層面,以權益類投資為核心開展同業業務,加大主動管理,但受制於銀行理財對投資安全性的要求,短期此類同業業務很難有較大爆發。

“消化”通道業務還需時日

證監會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表示證券基金經營機構從事資管業務應堅持資管業務本源,不得從事讓渡管理責任的所謂“通道業務”。一石激起千層浪,輿論普遍認為金融機構的通道業務將全面禁止。解讀一出資管界一片嘩然。更有市場人士發出“通道業務生於2012、卒於2017年、享年5歲”的感慨。然而市場層經過分析後達成了共識——這並非要全面禁止通道業務。

通道業務是一種極為重要的金融機構之間的同業業務。銀監會在《商業銀行並表管理與監管指引》[2014]54號文中表示,跨業通道業務是指商業銀行或銀行集團內各附屬機構作為委托人,以理財、委托貸款等代理資金或者利用自有資金,借助證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險公司等銀行集團內部或者外部第三方受托人作為通道,設立一層或多層資產管理計劃、信托產品等投資產品,從而為委托人的目標客戶進行融資或對其他資產進行投資的交易安排。在上述交易中,委托人實質性承擔上述活動中所產生的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和市場風險等。

此次證監會發言人表示,不得從事讓渡管理責任的所謂“通道業務”,在首創證券研發部總經理王劍輝看來,通道業務中有相對主動型的管理業務,也有完全“傻瓜式操作”的管理業務。前者如國債品種的債券投資,後者如委托貸款。此次監管層對通道業務的監管表態,並非“一刀切”式的監管。

截至2016年年底,整個基金子公司的管理規模是8.2萬億左右,證券公司資管定向部分15萬億不到,加起來達到23萬億左右。“其中15%左右涉及證券投資,這一領域受到的影響有限。”王劍輝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證券基金資管機構過去五年的發展,受益於銀行的表外擴張,資金、資產、風險定價都以銀行為主,才形成了目前通道業務占資管規模主體的局面。

一位券商資產管理業務從業人士表示,在2008年以前,就有銀行理財通過信托計劃開展票據投資和委托貸款等,規模亦達萬億。由於體量不斷增大,給監管統計和信貸指標管理造成一定困難,而2012年底《證券公司客戶資產管理業務管理辦法》修訂和《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試點辦法》實施恰逢其時,打開了證券基金類機構的投資範圍。此後銀證合作、銀基合作,也包括後面的銀保合作,逐步成為了銀信合作的重要替代和補充。

有市場人士表示,本次發言人談話並不是監管層對通道業務的首次發聲。事實上,證券基金行業的通道業務自發展初期就在不斷經歷調整和規範,證監會多個分支機構近年來針對通道業務中存在的不規範問題也有大量的檢查和處罰案例。

通道業務形成已有時日,資管機構去通道的過程也非一朝一夕之工。一位券商客戶資產管理部投資總監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通道業務將會逐步下調,首先是通道業務的增速下降,其次才是其規模的減少。

銀行理財資金的規模變化也反映出這一趨勢。某商業銀行公司業務部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所在銀行的最大一塊業務源於銀行理財業務的托管,但今年很多銀行托管的理財資金僅維持原有規模,並無增量。諸多銀行理財部反映,在監管高壓下,誰也不想觸黴頭,同時當前市場將理財資金價格炒得過高,理財資金的成本上升,銀行理財的投資無法覆蓋成本;加之理財資金的投資去向多被堵死,單發理財產品資金沒有通道,業務越加不好做。

但銀行理財資金多會維持原有規模,不會大幅縮減。這主要緣於銀行理財的委外投資,多有資金錯配,為應付資金的周轉需維持資金規模的平衡,待到理財資金到期後規模會逐步縮減。前述商業銀行公司業務部人士表示。

銀行券商同業奔向何方?

去通道,回歸主動型管理是未來同業資管業務的主要方向。當前問題的關鍵是在監管高壓下,未來銀行與券商之間的同業業務會走向何方?券商定向資管是否會就此萎縮?

申萬宏源認為,證券公司2012年以來資管業務規模快速增長與從事通道業務有很大的關系。基金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券商資管存續的通道產品管理資產規模12.38萬億元,較2015年增加3.53萬億元,增長39.8%。券商資管分為集合資產管理業務(下稱“大集合”)、定向資產管理業務(下稱“定向資管”)和專項資產管理。區別於大集合,定向資管接受單一客戶的委托,現在主要做的是通道業務,券商定向資管最大的客戶即為銀行。

多位被訪人士表示,銀行與券商之間的同業業務還將曲折前行。

王劍輝表示,未來銀行理財產品的設計將有所改變,以非標產品為例,銀行未來將明確向客戶指出非標理財產品的風險,推出非剛性兌付的市場化產品,而非通過其他渠道繞過監管進行投資。

銀行與券商之間的同業業務合作,各司其職將是未來發展的一大方向,前者提供流動性和托管的功能,後者發揮主動投資管理能力。此次監管層表態不得讓渡管理責任,這表明未來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必須承擔投資標的的篩選、盡職調查、投後管理、清算交收等。當前這種依靠委托人發出指令,委托人代理篩選投資標的的行為未來將不再允許。

上述客戶資產管理部投資總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未來券商定向資管將加大主動管理型業務,最為核心的是權益類投資。這是由於此前銀行靠自身投資債券浮虧較多、無法覆蓋理財成本,在這種狀態下他們只能通過委外途徑,通過配置杠桿賺取收益。但當前債券收益率上升,投資收益可覆蓋理財成本,目前銀行已不需通過委外方式進行債券投資。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債券市場由銀行主導,券商資管的主動管理並不占據優勢。

但券商與銀行在此方面的同業業務訴求短期內難以有效對接。銀行理財資金追求的是低風險投資,但股票投資波動較大,銀行理財資金與券商所擅長的權益類投資能力無法對接,短期此類同業業務很難有較大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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