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晶硅行业准入门槛趋严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6/847229.html

專利通關趨嚴　大藥廠痛砍新藥研發

民企頻出事港交所IPO審核趨嚴

港交所日前發出指引信，加強首次公開招股上市（IPO）文件內的募集資金款項用途披露。此外，港交所近日還鮮有地公佈，由於某公司在財政和運營上過 於依賴母公司而否決其上市申請的決定。有投行人士認為，在民企問題頻出的情況下，港交所種種舉措，頗有提高上市門檻，嚴格審批程序，以維護香港資本市場聲 譽之意。

香港《上市規則》規定，上市文件必須披露IPO所得款項淨額的估計，以及如何應用這些款項。不少擬上市企業往往將大部分資金用途列為「營運資金」或「一般企業用途」，對於這種「和稀泥」的表達方法，港交所認為需進一步明確細化。

根據指引信，若上市申請人有10%或以上的募集資金沒有即時或具體計劃方案，須在上市文件「所得款項用途」一節中如實說明，並說明此次發售股份的主要原因。

港交所認為，「營運資金」或「一般企業用途」並不屬於即時或具體計劃，除非能合理詳細解釋說明將如何運用有關營運資金或者什麼是一般企業用途。同時，港交所會考慮個案情況以決定是否接納相關解釋。

港 交所舉例說，若申請人將「營運資金」用作增加資本基礎，應付擴充業務涉及的法定資本要求，則該解釋可獲接受；但若有申請人將高達25%的募集資金列為「營 運資金」，包括擴充銷售及營運團隊，則上市委員會將要求清楚解釋為何需要將25%的募集資金分配至此，並要求更詳細解釋其他擬定分配計劃。

至於將募集資金用於收購物業、收購業務、解除債項等慣常表述方法，港交所也要求必須披露收購物業的代價基準、目標收購業務的類型、性質及簡介、收購策略及任何相關的磋商狀況等；若募集資金用於還債，上市文件還須披露債務的利率及到期日等信息。

有 投行人士昨日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在《上市規則》大前提下，港交所會根據市場情況陸續提出指引，以提高上市門檻和審批程序。此次針對集資款項用途提出 的指引，相信是和去年以來以及最近的民企信用和財務問題有關，特別是零售消費類民企的資金用途不清晰，導致監管機構提出進一步要求，以維護香港資本市場聲 譽。

港交所發言人則表示，該指引是基於經驗累積而提出，以令市場明確理解香港上市準則，適用於所有類型企業。

【愉見財經】銀行理財資金入市 監管趨嚴了嗎

【愉見財經】銀行理財資金入市 監管趨嚴了嗎

第一財經日報 夏心愉 2015-09-01 08:58:00

“我們沒有收到新的監管通知，最近也沒這方面的會議通知。”對於日前傳出的銀行資金入市被叫停，一名股份制銀行金融市場部相關業務人士告訴“愉見財經”專欄，該行業務照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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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加速暴露監管趨嚴 P2P重歸牌照路

經過兩年高速增長的P2P行業，在經濟周期繼續下行、監管缺位、周期性風險到期、行業模式異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已經脫離了原有的軌道。

近期，P2P行業的鼻祖、標桿性平臺Lending Club的股價暴跌、高管離職、內部員工違規操作等“黑洞”事件給中國的P2P行業也帶來再思考。

更多的業內人士認為，Lending Club作為單獨事件並不具備行業普世性，但是仍然帶來了大量的警示性作用，例如，在平臺發展過程中除信用風險外，人員操作風險等重視程度亟需提升，行業應實行全面的風險管理。此外，當走過高速發展期後，監管到位是必然趨勢，在風險暴露上升、監管趨嚴的環境下，中國大量的P2P平臺選擇重歸傳統金融的“牌照路”，通過多種方式獲取牌照成為當前具有危機意識的P2P平臺努力推進的事。

警示操作風險

“Lending Club暴跌事件更多應該看做單獨的事件，而非行業性的，其實在去年年底就發生了。”外灘雲財富產品總經理塗元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事件涉及內部員工及CEO Renaud Laplanche未能詳盡告知投資人的情況，“這是一個單獨的事件”。

目前，在Lending Club平臺涉及的事件資金共約2000萬美元，僅占平臺總交易量100多億美元的千分之二。“這樣的問題資產比例在中國的P2P平臺上可能根本不算一個問題，”一位長期關註互聯網金融行業的金融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美國的監管較中國嚴格得多。

“在談P2P行業時，更多談論的是信用風險，很少有人會提到操作風險。”開鑫貸總經理周治翰表示，在中國的互聯網金融環境中，強調某一類風險並不足夠，要強調全面的風險管理，互聯網金融的風險即高於金融行業也高於互聯網行業，風險不單單暴露在信審環節，每一個環節都存在風險敞口。

在操作風險的管控中，周治翰舉例到，一個環節的推進不僅要有經辦人，更要有複核人，包含不同部門的複核，資金從平臺方流出去，需要對賬。這一行動不僅包含IT部門的複核，財務部門同樣需要核對;以抵押品為主要業務的平臺對抵押物要經辦、複核，證物抵押保管要到位，關鍵環節更要多重核對;當一個崗位的負責人不在時，應該有能夠及時替換的人，設置AB角色。而在中國的P2P網貸行業，這一風險的重視程度亟待提升。

維信金融科技集團總裁廖世宏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Lending Club目前處於“乏動力增長”階段，其核心原因在於，Lending Club身處資產證券化異常發達的美國，銀行會形成大量的資產證券化產品。“Lending Club所塑造的例如去中介，貸款端低利息、存款單高利息等在實際操作上經不起推敲。”廖世宏表示，經濟一旦下滑，投資者感受到一點虧損就會大批撤退，資金穩定性便不在，而穩定性是金融業務的核心。

在中國線下理財不斷爆雷之際，行業排名靠前的P2P承載了大量的轉移資金，成為資金吸納端。而對於那些資金端高速撤離平臺來說，資產端便無法生存，隨之而來的則是大量不符合實際的包裝手法。

廖世宏表示，Lending Club的弱化還表現在，散戶投資者的數量正在下降，大量的機構投資者帶著大額資金占比正在高速上漲。而面臨多重選擇的機構投資者，對於價格敏感的彈性比較高，一旦投資回報下降就會出現撤退潮。

但是塗元宇表示，相比個人來說，大型企業法人在認定資產的處理時角度不同，更多保有交易對手分散的理念，同樣也包含信用評級分散的理念，在形成投資組合的時候，既可以投資貨幣市場工具、投資各國發行的債券，也可以小幅內投資評級等級較低的資產。

此外，從他觀察來看，P2P行業在短期內一定會存在，由於中國的人口體系龐大，行業仍然匹配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給者，當供需存在時，P2P模式就一定會存在。

P2P回歸“牌照路”

中國目前仍然處於經濟下行周期，對於受這一宏觀經濟形勢直接影響的P2P網貸行業，風險加速暴露。

作為離錢最近的行業之一，P2P行業出現之初，更多站在“取巧”之上。業務分割可發現，資金獲取、風險的把控、借錢的合法性三件，在金融領域每一件事都不輕松的活在P2P平臺上可以一次性完成，捷徑之路讓P2P成噴發式增長。

“嚴格來講，未來的P2P平臺要全部轉型，真正的P2P模式只在小範圍、垂直領域存在。”廖世宏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目前行業中大的P2P都在尋求“拿牌照”。

在廖世宏看來，金融離不開監管，靠行業自律發展幾乎不存在可能性。平臺拿到牌照後，業務模式將走向資金端和資產端的“分岔路口”，隨之也產生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是專註於理財端即資金端。這一類模式的發展更多取決於當前的行業政策;另一種則是，專註資產端。“尋求牌照的平臺更多想要向資產端的方向發展。”廖世宏說。

本報記者在對行業的持續關註中發現，當前，大量的企業在以直接獲取、收購公司、業務合作等多種形式向牌照靠攏。在眾多牌照中，由於不同牌照獲取的門檻和在業務發展中的角色不盡相同，因此優先級也存在先後，支付牌照、互聯網支付牌照、互聯網小貸牌照、基金代銷牌照等成為P2P網貸甚至互聯網金融領域炙手可熱的牌照資源。

除牌照路外，資產端進一步細分也將成為未來發展趨勢。目前，P2P行業資產端更多集中在四大類資產，分別是供應鏈金融、車貸、房貸，以及個人消費貸款。“未來資產端會進一步專業化細分，不同平臺專註於或者主要專註於某一類資產。”周治翰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除資產端細分外，理財端的綜合性趨勢也在逐步強化，綜合性聚合平臺、一站式理財平臺正在湧現。

定增審核趨嚴 上半年按“暫停鍵”的公司數逼近去年全年

6月29日晚間，博瑞傳播(600880.SH)終止了籌劃了近半年的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相關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事項。這已經是6月份第35家、今年上半年第143家停止實施定增的上市公司。

對於終止籌劃本次資產重組，博瑞傳播在公告中表示，是鑒於目前融資環境及審批條件的變化，綜合考慮證券市場走勢及公司多渠道融資發展的策略等原因。

審核趨嚴對上市公司再融資產生較大影響，上海某大型券商投行副總稱，目前監管層對於再融資涉及收購項目，以及募資合理性、必要性的審核都趨嚴了，包括擦邊球項目也都得調整，並購重組審核的有條件通過這項也要取消。

大批定增項目停止實施

今年上半年停止實施定增再融資的上市公司家數也因此暴增，並逼近去年全年。按照截至6月30日Wind資訊的統計數據，去年全年停止實施定增的家數為160家。

尤其自崇尚依法從嚴監管的新任證監會主席劉士余春節後就任以來，停止實施的定增項目日漸增多。

據統計，今年一月份和二月份，分別有12家和15家上市公司宣布停止實施定增項目;而到了三月份，數量開始上升至33家。二季度的三個月內，停止實施定增項目的上市公司也一直保持在24家、24家、35家的高位。

可見，自三月份以來，平均每天都有定增再融資項目停止實施。而這些停止定增項目也表明，監管層在積極堵塞再融資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問題。

從募資投向上來看，維維股份(600300.SH)、新日恒力(600165.SH)、美克家居(600337.SH)、新華百貨(600785.SH)等多家擬將募集資金扣除發行費用後全部用於補充流動資金或償還各類貸款的定增項目的上市公司，最終停止實施。

而一些涉及跨行業並購，尤其並購轉向互聯網金融等領域的定增項目也紛紛停止實施。包括擬進軍互聯網金融行業的永大集團(002622.SZ)，擬通過並購第三方支付業務實現雙主業模式的西藏旅遊(600749.SH)，以及擬將收入來源將由現在的軸承領域，拓展到融資租賃業務領域的寶塔實業(000595.SZ)等。

上述投行負責人此前透露，目前對於用類金融的公司做借殼，包括上市公司、新三板公司已經全部停掉了。

另外，表示擬將盈利性較弱的資產剝離出上市公司，同時置入行業前景良好、盈利能力較強的後勤托管服務資產的鞍重股份(002667.SZ)也在面對不利因素的情況下，選擇了申請撤回重大資產重組審核。今年5月份，因公司及重組標的資產涉嫌違反證券法律法規，公司已被證監會立案調查並中止審查該次重大資產重組;而幾日前，又因該次重大資產重組獨立財務顧問西南證券被立案調查，公司並購重組申請被暫停審核。

已通過重組發審委審核且獲得證監會批文的一些定增項目也難保發行成功。僅今年六月份，就已有7家獲得批文的頂增項目終止實施。這其中也有如春秋航空(601021.SH)、世榮兆業(002016.SZ)等，其二級市場公司股票價格較長時間處於發行價格以下，導致批文最終到期失效的情況。

定增募資規模下降

監管審核趨嚴也使得增發再融資規模在近兩個月內出現逐級回落趨勢。據WIND資訊截止6月30日對股權融資規模的統計數據，6月份截止目前完成增發的只有22家，此前的5月份有54家，4月份有69家。而在2015年最高峰時，最高曾有一個月內155家上市公司實施了增發再融資。

從募集資金情況來看，6月份目前僅約546億元，遠低於5月份的約1164億元。不過，今年上半年截止6月30日的數據，合計增發募資金額仍高達6822億元，接近2015年全年13723億元的一半。平均募資規模甚至超過去年全年。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家上市公司募資金額約為21.80億元，去年全年為16.01億元。

上述投行負責人認為，前兩年通過發行股份並購重組規模井噴式增長，導致一些問題出現。有些並購重組是為了買而買，為了配合做股價和市值管理，而不是為了公司轉型。因為跨界並購，管理層沒有管理能力把新行業、新公司經營好，出現了很多業績承諾虛高的情況。

上市公司違規行為屢禁不止 監管趨嚴但處罰力度仍不夠？

日前，上海證券交易所(下稱“上證所”)通報了上半年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的處理情況。從違規案件處理數量和處理人數等方面看，交易所今年以來加大了對上市公司信披違規的問責力度。在嚴密監控常見違規行為，如違規減持、業績預告違規等的基礎上，還加大了對並購重組信披違規、不當市值管理等近期多發的新型違規行為的監管力度。

具體來看，上半年上證所共作出公開譴責決定6份、通報批評決定23份、監管關註決定48份，合計共77份，較去年同期增長97%。涉及上市公司46家，較去年同期增長84%。在責任人方面，共處理95名董監高、29家股東以及6名財務顧問項目主辦人，合計130人次，較去年同期增長62.5%。

交易所層層加碼問責力度，不過《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發現，上市公司違規行為依舊屢禁不止，而針對涉事公司的問責也多局限於行政處罰。在不少證券法律界人士看來，目前針對違規上市公司追究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追責存在一定空白，造成了當前上市公司違規成本低的局面。

違規減持、並購重組成監管重點

自去年下半年股市波動以來，大股東及董監高人員的減持行為成為影響股價的敏感因素，減持是否合規，直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2015年7月，證監會發布18號公告，禁止相關主體在6個月內通過二級市場減持本公司股份。2016年1月，證監會發布新規，對上市公司大股東及董監高減持行為作出了具體規範。

監管層針對相關方的減持行為不斷加碼“緊箍咒”，但仍有上市公司頂風作案。今年上半年，針對違規減持行為，上證所共發出紀律處分和監管措施決定10余份，公開譴責了山水文化、皖江物流等公司的相關股東或董監高。此外，對於違規減持後已采取承諾買回、上繳收益等補救措施的違規減持行為，上證所表示已經酌情從輕處理，予以通報批評。

除違規減持這一“股災後遺癥”式違規行為之外，近年來上市公司並購重組亂象頻發，利用重組等概念擡升股價的“忽悠式重組”和不當市值管理頻頻現身，假借重組等名義濫用停牌的現象也時有發生，新型違規行為不斷推陳出新。

在此背景下，證監會不斷加碼對並購重組的監管力度，在6月17日祭出“史上最嚴”的借殼新規之後，配套措施也迅速跟進。如按照最新規定，借殼上市公司在重組方案披露後必須召開媒體說明會，而滬深交易所也隨即發布了說明會指引。

與並購重組監管整體收緊相對應，上市公司並購重組也成為近半年上證所從嚴監管的重點之一。據了解，上證所已將並購重組預案等信息披露納入事後重點監管的範疇，對“忽悠式”、“雙高(高估值、高承諾)”類重組以及規避借殼類重組加大問詢力度，上半年累計對80余單重大資產重組進行了信息披露監管問詢，督促公司補充披露各類問題900余項。

同時，上證所也加大了並購重組違規的事後問責力度，集中處理了一批重組信披違規及與之有關的濫用停牌行為。上半年共處理此類違規行為15件，主要涉及兩方面：一是籌劃重大事項隨意性大，相關責任人未勤勉盡責，導致公司股票長期停牌，如林海股份、西部資源、星湖科技;二是重組預案披露存在重大遺漏、重組風險揭示不充分，如亞星化學、上海三毛。在責任追究方面，對未勤勉盡責的財務顧問主辦人進行了追責，共計處理6人次。

除上述兩類監管重點之外，針對公司信息披露不完整、風險揭示不充分的情況，上證所上半年共督促公司發布補充、更正類公告500余次。另外在年報事後審核中，上證所向130余家公司發出年報事後審核問詢函，共提出審核問題3500余個。

違規行為處罰過輕？

交易所層層加碼問責力度，但上市公司的違規行為卻也屢禁不止。Wind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兩市共有61家公司被曝違規，違規記錄100筆，違規行為涉及到公司、公司股東、關聯方以及公司控股參股公司。違規內容集中在未及時披露公司重大事項、未依法履行其他職責、信息披露虛假或嚴重誤導性陳述、業績預測結果不準確或不及時這四大類。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發現，上市公司違規行為頻頻出現，但受到處罰的公司及相關人士並不多。統計顯示，今年以來收到罰單的公司或相關人士共計有42位，因違規而被處罰的金額總計7836萬元。這意味著在今年100筆違規行為中，僅有不到半數的行為被處以罰金。

此外就金額來看，多數公司的處罰金額並不高。記者梳理統計發現，42筆罰款中僅有10筆金額大於100萬元，75%的公司的罰金不足100萬元。今年引起高度關註的安碩信息，因涉嫌誤導性陳述，也僅被證監會處以警告並罰款60萬元，董事長高鳴、董秘曹豐被分別處以30萬元、20萬元罰款。

在部分業內人士看來，上市公司違規違法行為之所以屢禁不止，一個原因是監管層的處罰太輕，導致上市公司違規成本較低。不過在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臧小麗律師看來，上市公司違法違規成本較低是事實，但原因是多方面的，並不只是因為證監會的行政處罰力度“較輕”。

以安碩信息為例，現行《證券法》第193條對虛假陳述類證券違法的最高處罰是60萬元，即60萬元已經是證監會能開出的頂格行政處罰。同理，對於大多數涉嫌信披違規的行為，行政處罰最高上限也是60萬元。“處罰金額是否太低、是否需要調整，社會各界可以反映。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證監會要在《證監會》授權範圍內行使職權，因此證監會開出60萬罰單並無不當。如果覺得罰單數額太低，那就要修改法律。處罰數額不大，問題在立法層面，而不是執法層面”臧小麗說。

按照目前《證券法》的法律設置，上市公司若有違法違規行為，共需承擔三方面的法律責任：證監會的行政處罰、刑事責任和民事賠償責任。“追究刑事責任，意味著對於上市公司違法違規行為，不能一罰了之。如違法情節嚴重，達到了追究刑事責任的標準，則證監會可以將案件移交公安，由公安機關對責任人追究相關責任。同時在證監會做出行政處罰之後，可由投資人主動起訴，要求上市公司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不過據記者了解，目前對於多數上市公司的追責僅局限於行政處罰，在追究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方面存在一些欠缺和空白，造成了當前上市公司違規成本低的局面。

“實踐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規案件雖然達到了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標準，但證監會沒有移送公安。只有像綠大地，萬福生科等涉嫌造假上市的公司，才被證監會移交公安追究刑事責任。僅是在二級市場信披違規，絕大多數案件證監會是沒有做移交的，這一塊上證監會有加強的空間。”臧小麗表示。

另外在民事責任方面，由於目前沒有專門的機構來處理投資者賠償的問題，投資人需要自己主動積極參加起訴才有獲賠的可能。“由於股民的維權意識較弱和信息相對閉塞，導致多數股民不知道主動行使權利，而錯過了索賠機會。這種法律機制對投資者不是很有利，民事責任的追究方面也存在欠缺。”臧小麗稱。

（本報實習記者常公博對本文亦有貢獻）

重組監管趨嚴 “國企殼”能否一枝獨秀？

6月17日，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的修改意見，意見中對實際控制人認定趨嚴、明確配套募集資金、業績承諾等規定，以進一步規範“借殼”上市。不少公司對照重組新規後“知難而退”，Wind資訊統計顯示，6月17日至7月18日，兩市共有38家上市公司終止重大資產重組或終止籌劃重大資產重組，遠超去年同期水平。

雖然重組監管趨嚴，國企改革卻在加速，近期又有兩例央企重組產生，如中國國旅整體並入中國港中旅、中國中紡整體並入中糧集團。有分析人士指出，國企殼資源具有較明顯資本運作訴求，且國企殼資源受監管趨嚴的影響相對較小，與一般殼資源相比，國企殼資源具有明顯的相對優勢。

從證監會近期發布的一系列監管新規以及上市公司並購重組的實際操作過程中的審批來看，證監會對借殼重組的監管正逐步加強。尤其是6月17日出臺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的修改意見，意見中主要針對兩大方向來念“緊箍咒”，一方面是強化監管力量對借殼的話語權，對近期在監管方面有問題的殼公司實行了“一票否決”，另一方面是制約了借殼套利的行為。

長城證券分析師汪毅指出，國企殼資源在監管趨嚴的背景下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而民營上市公司殼資源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大。民企由於其自身特點，在資本運作過程中靈活性和意願比較強，和運作過程中規中矩的國企相比，較容易出現違法違規事件。新規下，受譴責12個月及遭立案調查36個月之內的公司都喪失借殼機會，民企殼資源公司受到的影響更大。

從ST板塊走勢來看，證監會6月17日發布文件後，6月20日ST板塊有跳空的缺口，此後逐步氣溫回升。一位券商人士指出，這說明市場短期有規避，借殼上市肯定受到了沖擊，但長期來看還是有利於市場健康發展的，新標準會激勵公司自力更生，不再總是依靠收購方來拯救自己。

證監會發布監管新規的一個月內，兩市共38家上市公司終止重大資產重組或終止籌劃重大資產重組。《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閱上市公司公告發現，上市公司終止資產重組的主要原因為市場環境變化、政策環境變化、相關方未能達成一致等。而在這一個月中，多家國企資本運作活躍。據不完全統計，近20家國企擬通過發行股份購買資產，重組目的多數為橫向整理，其中多家買殼上市的公司尚處在董事會預案、證監會受理等。

招商證券研發中心資產配置研究總監陳文招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國企改革是中央指定關於改革方面的重要舉措和任務，是不會停止進行的。監管部門對重組管理嚴格化，但只要符合國家政策導向、促進供給側改革、資源重新配置的，監管部門依然會支持。監管更多會去規範不太符合產業規律、純粹概念性炒作的資產重組。

大規模的國企改革預期從2014年開始預熱到2015年年中南北車合並複牌達到最高峰，其後隨著南北車股價崩盤以及數輪股災之後，國企改革預期降至冰點。不過國企改革並不是一蹴而就，隨著國改的資本運作需求，國改概念股、國企殼人氣會否逐步升溫呢?

不過，愛方財富總經理莊正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重組監管趨嚴，所有殼資源都會受影響，即使沒有監管趨嚴，重組對市場和股價的影響也已經大不如前，主要是因為投資者預期發生了變化，比如對註入資產的盈利前景、對註入資產的估值等等缺乏信心。預期發生變化之後反過來又打壓殼資源價格，目前市場仍然在這樣一種負反饋的過程之中。

對於當前的國企改革大潮，莊正不像大多數機構那樣樂觀。在他看來，國企改革主要是聚焦在控制權和管理方式兩類，在當前積極發展國有企業的背景下，讓大批國有企業控制權發生變化並不現實。另外，在反腐的大背景下，激勵不變管理方式也難有大的創新和突破。至於國企內部1+1是否大於2，還要畫一個問號。

陳文招指出，國企殼仍需看具體標的，看國企改革具體是哪個行業、哪個公司來做國改的，若資產註入不能帶來好的投資效益，也具有一定的風險。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簡單以國企民企來劃分的。“不能按民企國企來分，國家也很支持民企，鼓勵民企充分調動民間資本的積極性，並不是所有問題都需要劃分清楚的。國改是循序漸進的過程，沒有存在浪潮這一說法。”

結構化資管限制趨嚴 “通道”告急

證監會發布的《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業務運作管理暫行規定》（下稱《暫行規定》，即資管“新八條”）已於7月18日起實施。多位受訪業內人士認為，“新八條”的出臺，令高杠桿產品首當其沖。“火了信托，涼了券商”，《暫行規定》的實施，對金融機構而言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證監會副主席李超近日在談及暫行規定時指出，“雖然業內有聲音過嚴，信托公司又要火了，壓縮了行業的空間。從監管機構來看，如果有些業務轉移到信托公司，但風險也接過去了。”

“資產新規的影響還是不小的，尤其對結構化產品的限制很嚴。由於杠桿比例限制，很多自有資金參與的結構化產品不能再做了。”北京一家老牌券商資管人士表示，除此之外，帶保本和預期收益字樣的產品都不能再做，更不能投資金池。

調結構規避新規

首當其沖，“新八條”的影響體現在對高杠桿產品的限制，未來，在規定限制之外的杠桿產品將不能生存。

北京一家資產管理私募老總告訴本報，資管新規對杠桿產品的影響立馬有所體現。最近，其在發的一個產品原本的設計是優先級、中間級和劣後級。如果按照之前的設計約定，對劣後級的話杠桿比例差不多就達到了1：8。

於是他們就對產品進行了調整，只設為優先和劣後，取消了中間級，將劣後級和中間級的資金混合在一起，劣後級同時為中間級的資金提供股票質押。

“但實際上(杠桿)並不高，我們做的是中間級，劣後級還提供了股票質押的措施，對我們來說是沒什麽風險的。”該資產管理公司老總表示，後來其考慮到如果繼續往前推進，會跟現行的制度形成沖突。

“本質上沒有問題，之前的設置看上去結構更清晰一些。現在的處理是模糊化了，模糊化之後優先和劣後的比例就成了1：1，就符合了規定。”該資產管理公司老總告訴記者。

在暫行規定中，明確了中間級份額在計算杠桿倍數時計入優先級份額。顯然，這個規定讓中間級、夾層資金等被計算在內，從而會影響到杠桿率，即杠桿的計算更為嚴格。

優選財富董事長、《虎成論金》主講人張虎成告訴記者，資管新規出臺後，對他們公司業務影響不小，“導致很多產品在調結構、改結構，又重新再走流程。”

“所以現在就是全市場的二級市場的那種高杠桿的盡量少做。一直以來我們這塊都比較謹慎，原因就是二級市場的波動加上杠桿的風險其實挺大的。”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子公司副總向第一財經日報指出。

上述老牌券商資管人士也表示，“不過我們公司的風控較嚴，受到影響最大的是一些結構化的股票質押，其他相對還好。”

通道早晚消亡

“對證券基金機構來講，要真正著重資產管理的實質，提高核心競爭力。”李超指出。

有消息稱，證監會副主席李超近日在內部培訓會作出進一步收緊券商行業監管的講話。在提到規範資管業務運作方面，李超對18日開始實施的暫行規定也做出了點評，並進一步對通道業務做出了指導。

“通道業務風險責任也說不清楚，雖然合同里約定原狀返還，但實際運作中風險並未完全規避。現階段給予一定的緩沖期，不是要將通道業務全停掉，要逐步壓縮通道業務規模，通道業務早晚是要消亡的，不是資產管理業務的重點。”李超指出。

“從行業規範角度來看資管新規的頒發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人都有惰性，大家覺得做通道好做，但那不是真正資管的核心。”上述基金子公司副總表示。

對於加杠桿的交易型產品，該基金子公司副總提出一種思路：“我們不是為了做這個業務而做業務。最終的目的是要幹什麽，比如說你要做一些管理型的產品，通過日常的這些產品來分析投顧、管理人的風格，對一些能風格明顯的可以固化的進行長期合作。給你主動做一些配置，這些是有意思的。”

當前，市場的一個困惑是，暫行規定對在結構化資產管理計劃中約定計提優先級份額收益、提前終止罰息、劣後級或第三方機構差額補足優先級收益、計提風險保證金補足優先級收益的現象出具了否定評判，這個規定是不是過嚴?是不是會限制銀行優先的投資?

“不能承諾收益，充分披露風險。但是沒有預期收益的話，好像也挺麻煩的。”一家基金子公司人士便有疑惑。

“銀行的話，以後就是說做單一委外。銀行做整體配置，把對外委托進行收縮。我個人覺得，對機構投資者來說，對這些產品都有理解以及相關評估，重點還是想對資管產品針對散戶發的100萬、200萬產品的不規範現象進行監管，充分披露風險。”該基金子公司人士表示。

上半年IPO審核：審核尺度趨嚴 凈利潤門檻不變

今年上半年以來，隨著多家擬上市公司IPO折戟，發行審核從嚴監管的信號也逐步明確。

據監管層方面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上半年的IPO審核政策方面，確實發生了新的變化，呈現出審核尺度趨嚴、財務問題關註度較高的特點，其中“擬上市企業是否具備持續盈利能力”愈發成為審核中最為關註的問題。

變的是審核尺度，而不變的是凈利潤門檻。盡管關於監管層將“提高凈利潤門檻”的傳聞在上半年屢次發酵，但本報根據證監會公開信息梳理發現，5月以來，除了中小板外，無論是受理企業還是過會企業，“小而美”公司數量占比均呈上升趨勢。上市公司的發行門檻並未隨審核尺度的調整而發生變化。

審核尺度趨嚴 財務問題成攔路虎

Wind資訊數據顯示，今年以來有27家IPO申報企業被終止審查，其中擬上主板的企業有10家，擬上中小板、創業板的則有17家;從時間上來看，4月份被清理的企業尤為多，共有12家，8月份則有7家。未通過發審會審核或取消審核的則共有12家擬上市企業。在業內看來，上會節奏背後透露出IPO審核的風向正在轉變。

“去年上半年的發行審核環境寬松一些，相較而言，今年上半年的IPO監管確實有所趨嚴。”一位深耕IPO領域的券商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在趨嚴的IPO審核政策之下，財務問題依舊是重點關註方向，監管“口子”也收得更緊。經記者統計，今年上半年IPO反饋意見總計3769條，主板、中小板問題較少(平均分別為29個、27.6個)，創業板問題較多(平均43.7個);發審委意見總計362條，平均每家企業3.2條。反饋意見和發審委意見中財務問題占比分別達到50%和70%。

綜觀今年上半年的監管層審核意見，這些財務問題多集中於兩大方面，一是發行人的財務狀況是否正常，包括發行人業務數據和財務數據之間存在矛盾或異常情況、發行人財務數據或財務指標明顯偏離同行業合理水平等;二是發行人是否具備持續盈利能力，包括報告期收入利潤是否出現大幅下滑、發行人的業務模式或行業環境出現重大變化時對持續盈利能力的影響等。其中，第一類問題體現了審核部門對於發行人財務數據真實性的質疑，為上半年提問最多的一類問題。

“過去幾年不乏IPO上市後業績大幅變臉的上市公司，市場影響惡劣。”上述監管層方面的人士解釋稱，在此背景下，不難理解發行人的財務狀況是否正常、是否具備持續盈利能力等問題愈發成為審核中最為關註的問題，兩類問題合計占比近50%。

今年4月份，生迪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湘潭宏大真空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均遭遇終止審查，而其業績情況均被監管層列為主要存在問題，這意味擺在其面前的問題均為盈利持續性存疑。其中，前者2012-2014年發行人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分別為2630萬元、4512萬元、2827萬元;2015年上半年獲得訂單金額同比下滑，費用率同比上升，2015年上半年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虧損2904萬元。後者的業績也呈下滑態勢，2012至2015年上半年凈利潤分別為3488萬元、3720萬元、1527萬元和1752萬元，而2015年全年未經審計的凈利潤不足1000萬元。

中國南航集團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南航傳媒”)則是在6月22日舉行的證監會發審會上，IPO申請未獲通過。錯綜複雜的關聯交易以及財務獨立性欠缺等成為南航傳媒IPO申請遭遇的主要原因。據了解，南航傳媒的多項關聯交易遭到監管層的關註，包括對主要股東的依賴、采購銷售環節均存在較高占比的關聯交易，由此發審委會認定其缺乏直接面向市場的獨立經營能力;與此同時，南航傳媒欠缺嚴格有效的資金管理制度，財務獨立性也遭到質疑。

凈利潤門檻未變

財務問題頻頻將上市公司攔在門外，IPO審核尺度趨嚴成為不爭事實。與此同時，市場中也頻有“IPO凈利潤門檻將上調”的傳聞，牽動著市場參與者的神經，然而事實上只是“虛驚一場”，凈利潤規模並非IPO申請被否的根本原因。

按照現行規定，主板(中小板)凈利潤門檻為最近3年凈利潤均為正數且累計超過3000萬元，發行後總股本為5000萬元以上(發行前總股本一般為3750萬元以上);創業板凈利潤門檻為最近兩年連續盈利，最近兩年凈利潤累計不少於1000萬元，或最近一年盈利，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少於5000萬元，發行後總股本為3000萬元以上(發行前總股本一般為2250萬元以上)。

2016年5月，市場有傳聞稱，監管部門將重設IPO凈利潤門檻，上會前一年主板(中小板)凈利潤低於5000萬元、創業板凈利潤低於3000萬元的企業將被勸退。3000萬凈利潤和5000萬凈利潤分別成為創業板與主板(中小板)企業的隱性審核標準。

傳聞一出便引發了投行圈的震動，不過本報梳理證監會公開數據發現，5月份以來，無論是受理企業還是過會企業，凈利潤5000萬元以下的主板企業和凈利潤3000萬元以下的創業板企業數量占比均呈現上升趨勢。

以過會企業數量為例，5月份以來，滬深交易所申報企業中，凈利潤小於5000萬元的主板和中小板企業家數分別為5家、2家，占主板、中小板過會企業的比例分別是33%、29%;凈利潤小於3000萬元的創業板企業家數是2家，占創業板過會企業總量的20%。

而今年1月1日至7月1日間，上述三個比例數值分別為21%、37%和13%。除中小板外，“小而美”企業過會占比均有提升，主板更是大幅提升12%。今年6月的主板過會企業能科股份凈利潤為3900萬元，5月過會企業德新交運凈利潤為4300萬元，均未超過5000萬元。

無獨有偶，申報企業中，“小而美”公司占比也持續上升。

據記者統計，5月以來，上證所申報企業中，凈利潤小於5000萬元的公司有23家，占比35%，上半年該比例為32%。如2016年6月主板受理的企業掌閱科技，申報前一年凈利潤為3500萬元，同樣不足5000萬元;5月以來，中小板凈利潤小於5000萬元的受理企業家數為9家，占比為35%，較上半年比例下降了7%;創業板與之相反，凈利潤小於3000萬元的受理企業有26家，占比37%，較上半年數據上升3%。

而就被否企業的情況來看，除中小板外，主板被否企業中凈利潤5000萬元以下、創業板被否企業中凈利潤3000萬元以下的公司占比分別為0%和33%，上證所被否的3家企業凈利潤均在5000萬元以上，凈利潤規模並非IPO申請被否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