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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跌下神壇： 「滅掉一個公司的，不是競爭，而是自大」

http://www.infzm.com/content/56829

3月26日，拉里·佩吉（Larry Page）將迎來38歲生日。而在此一週後，這個Google的創始人之一要接替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坐回Google的CEO之位，領導Google的產品開發和技術戰略。

佩吉上一次任Google CEO的時間是十年前。現在，經歷了漫長的準備期之後，施密特卸下了「成人監護者」的重擔，而佩吉也結束了輔導課，準備應對Google所面臨的嚴酷挑戰。

兩個月前，施密特在Google發佈2010第四季度財報時，宣佈了此消息。他的Twitter頁面個人簡介也改為：4月4日前，Google CEO；之後，前任CEO和執行董事長。

週一倫敦、週二慕尼黑、週三蘇黎世、週四達沃斯……接下來的新崗位，對施密特而言也許並不輕鬆，他在Twitter上數著自己走向新崗位要趕的場。對佩吉而言，壓力可能更大，因為互聯網已經不是十年前的互聯網。

三十年風水輪流轉，放在互聯網，輪迴的時間更短。過去30年，已經有IBM、惠普、網景、微軟、英特爾、雅虎、Google、蘋果……先後在我們眼前閃耀過。此刻，不少人正掐著分秒計算，Facebook有效訪問量全面趕超Google的時間還有多長。

Google神話

1998年，佩吉與他的同學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在一個科技論文的數據庫索引管理項目中，利用數據挖掘，開發出一個叫作BackRub的搜索引擎。一開始，他們準備將這項技術賣給網絡公司。 推銷不成，他們自建公司，佩吉任CEO，並將搜索引擎取名為Google。

1999年末，作為引入風險投資公司KPCB和紅杉資本各1250萬美元的融資的條件之一，Google得尋找一位外部人士擔任CEO。他們最初的目標人選是時任蘋果CEO的斯蒂芬·喬布斯，最後在2001年找來了施密特。

10年過去，Google員工從200人增加到2.44萬人，收入從不足1億美元上漲到300億美元。儘管競爭對手不斷出現，2011年2月它的市 場份額還是佔到了65.6％（市場研究公司comScore的數據），是第二名雅虎的4倍多。搜索關鍵詞、基於內容的展示廣告，佔到Google收入的 96％左右。

2005年12月的《連線》（Wired）雜誌上，凱文·凱勒赫（Kevin Keleher）撰文《誰在害怕Google？每一個人》。他列舉了Google已經和將要涉足的領域——視頻、分類廣告、電信、操作系統、印刷物、電子 商務等，幾乎要挑釁信息技術產業中的每一家公司。

事實如此，除了搜索和廣告，Google還推出了郵箱系統Gmail（2004）、電子地圖 Google Map（2005）、收購在線視頻網站YouTube（2006）、手機操作系統Android（2007）、瀏覽器Chrome（2008）、在線免費 辦公軟件Docs（2009）、觸摸屏手機Nexus One（2010）。當然，還有一些如Buzz、Wave等半途而廢的項目，以及正在進行中的數字圖書館計劃和無人駕駛汽車等等。

秉持「不作惡」原則，Google無疑是有史以來互聯網企業中最具創新精神的一家，它不僅把搜索和廣告做得風生水起，順便也把原有IT企業的業務做 得更好且免費，還有諸如開源的Map幫助人們重新看世界、Android等改變了行業生態，甚至把觸角伸到了和互聯網相關的通信、能源領域。

2010年第四季度的財報顯示，Google以25.4億美元的淨利潤創下單季紀錄，營業收入達到84.4億美元，同比增26％，環比增長16％。

不過，這份財報同時還寫到——「我們的業務正面臨來自各方面的可怕競爭，特別是那些試圖用網絡信息連接用戶並提供相關廣告的公司。」這些競爭者中， 排在第一位的是雅虎和微軟的搜索，第二位是旅遊、求職、健康類垂直搜索引擎和電子商務網站，來自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網站的競爭被排到 了第三位，但也許，它們才是Google最可怕的對手。

可怕的新對手

2004年8月，Google成就了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一單互聯網企業IPO，募資19.2億美元。也是在這年2月，哈佛學生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在宿舍裡開啟了Facebook註冊邀請。沒有人能想到，這個出生於1984年的年輕人，6年後就有了5億註冊用戶。在2011年的白宮宴會桌上，他和喬 布斯一起，分別坐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兩旁。

就像當年Google從搜索開始進入互聯網，然後取代了微軟的位置一樣，Facebook從社交網絡進入互聯網，它甚至都沒有去搶Google的核心業務——關鍵詞廣告（AdWords） 和面向網站的廣告服務（AdSense），卻很有可能不費一兵一卒打敗它。

回頭看互聯網的發展，後來居上者，從來不是通過正面競爭從原先的第一名那裡搶到位置，而是另闢蹊徑，創造並滿足了一種新的用戶需求，建立自己的王 國。這本不是一場零和遊戲，不過由於這場遊戲的裁判是用戶，而用戶的時間和精力有限，他在哪一家停留更多時間，商業利益也會隨著用戶的轉移而遷徙。

此前搜索引擎領先於門戶網站，因為門戶向所有用戶提供同樣的信息，而搜索引擎則可以將用戶指向他們想要瞭解的信息。對廣告主而言，搜索廣告可以把產品信息更精準地推送給客戶。

現在，社交網絡不僅能提供互聯網上的信息，而且是用戶熟人圈所關注的信息，將現實中的人際網和互聯網結合起來，比搜索引擎更具交互性。而廣告主的產品信息，通過圈子的力量、口碑傳播得以推廣，社交網絡蓋過搜索引擎也是情理之中。

具體來看，Google搜索是抓取全世界的信息，並通過一套算法幫助人們更便捷地找到有用的信息。Facebook和Twitter則是讓用戶生產 信息，並通過彼此的熟人關係來獲取。而且，Facebook不對搜索引擎開放，Twitter只是部分開放，這讓搜索引擎好不尷尬。

更讓人無奈的是，在增強用戶黏性方面，社交網站建立在開放平台之上，背後是難以計數的獨立程序人員或者公司，開發出層出不窮的應用，滿足用戶需求。而Google則主要是靠9508名（截至2010年12月30日）工程師的生產力。

市場調研公司comScore的數據指出，2010年8月，全美互聯網用戶在Facebook上停留時間為4110萬分鐘，佔到該月用戶互聯網停留時間的9.9％，而同期人們在Google上停留時間為3980萬分鐘，其中還包括YouTube。

手忙腳亂的追逐戰

施密特在Google官方博客中闡述管理層變動原因稱，是為了「簡化管理結構、加快實施決策的步伐」。確實，他們在社交網絡方面不僅後知後覺，而且手忙腳亂。

Google的三駕馬車（施密特、佩吉、布林）都是計算機科學家出身，讓Google帶有強烈的技術色彩，哪怕是給員工提供優渥工作環境，也是基於 事實、數據和分析，得出這樣更有利於提高工作效率的結果。社交網絡的草根、非技術主義，和他們過往的經驗是如此背道而馳，以至於Google一直沒有找到 互聯網和社交網的結合。

2009年5月發佈的Google Wave，是Gmail和Gtalk的合體，Google本想讓它作為一個開放平台，讓開發者提供基於Wave的各種衍生產品，Wave還支持開放通信協 議，Google有計劃讓它開源成為互聯網通訊平台。可惜，很多用戶不知道該如何使用，反應平平，該產品在2010年底結束服務。

2010年2月推出的Google Buzz，可在Gmail郵件服務中同他人分享各類信息、自動加載好友的活動信息。但Buzz上大部分信息都是由機器自動發佈的，而且常用Gmail聯繫 人列表會在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公佈在Buzz個人頁面，這甚至讓Google陷入了一場集體訴訟。

Buzz和Wave的嘗試失敗，一再表明Google還停留在按照技術派思路去做社交網絡的事情。不過，從2010年開始，就有傳聞說Google 在開發新的社交媒體Google Me，最新消息是這一產品將在今年5月發佈，而且名稱改為Google Circles。這個時候再推出類似Facebook的社交媒體，聽起來並不現實，在起點上至少就與之有5億用戶的距離。

移動互聯網將是社交網絡另一個更重要的陣地。Google在4年前就已經佈局，Android操作系統佔據移動互聯網終端，順勢可以帶動Gmail、Adsense。雖然這並不是專門針對社交網絡而來，但是很有可能為Google融合社交網絡開闢一新路。

2009年9月推出的定位服務Google Places，也許是Google目前產品中最容易對接社交服務的。它可以幫助商戶建立自己的網頁，並在網頁上顯示它們的位置、所處街道的景象、客戶對服 務或商品的評價，商家還可以通過自己的Google Places網頁打廣告。再加上Google Map和Android的龐大用戶數，這是定位服務（LBS）不可多得的組合。要知道，Foursquare等定位服務公司眼下正是硅谷紅人，甚至被認為 是又一個Google或者Facebook的苗子。

而此時，Facebook已經將目光投向了社交網絡之外，它要做郵箱，也要做搜索，大有橫向發展為又一個Google之勢。這就好像過去十年，Google提供互聯網服務以取代桌面軟件一樣。在此期間，Google也許還有時間為搜索加入更多社交內容。

施密特曾在三年前接受《紐約客》採訪時表示，「滅掉一個公司的，不是競爭，而是自大。我們掌握著自己的命運」。眼下掌握Google命運的，是二次 出任CEO的佩吉。《連線》雜誌網站最近摘錄了史蒂芬·列維（Steven Levy）即將於4月出版的《谷歌是如何思考、運轉，並塑造我們的生活？》一書中部分內容，其中寫到——對佩吉而言，唯一真正的失敗就是沒有去嘗試冒險。

列維在書中認為，佩吉「與眾不同，他將具有比爾·蓋茨、斯蒂芬·喬布斯一樣的影響力。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整合谷歌的野心、道德觀和世界觀；與此同時，佩吉顯得古怪、自大、神秘。在他的領導下，谷歌將更難預測」。

走下「神壇」：家樂福、沃爾瑪中國曲線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1-19/wNMDcyXzM4MTEwNg.html

北京市朝陽區北三環東路，家樂福創意佳門店坐落在這裡。這是一家擁有16年歷史的家樂福在中國最早的一家門店，幾經變動，如今它配備有8000多平米營業面積，以及300多個車位。

2012年4月，家樂福創意佳門店將再次送走一位家樂福中國區總裁羅國偉，他將升任家樂福集團執行董事。

2011年10月17日，沃爾瑪中國區總裁陳耀昌辭職。進入中國15年，沃爾瑪對其文化充滿自信與堅持，但業績壓力又使「中國特色」與「沃爾瑪本色」構成衝突。重慶「綠色豬肉事件」加速了陳耀昌式利潤為導向改革的終結。

家樂福似乎更加適應「中國國情」。家樂福在中國的「童年時代」，即是從鑽「政策空子」開始。在羅國偉任積期間，家樂福在中國市場4年蟬聯外資綜超類零售商銷售第一， 5年間，家樂福門店數翻了一倍，由92家遞增到約190家。

2011年，包括家樂福、沃爾瑪、TESCO、麥德龍的四大國際零售巨頭，紛紛宣佈更換在華的總裁人選。在這一巧合事件的背後，預示著中國零售市場環境進一步發生變化。

零售業新格局，包括網絡零售興起、消費趨勢升級、過度競爭導致門店綜合毛利下降等。家樂福們不可避免被捲入其中。儘管如此，家樂福設定目標是，未來四五年，將家樂福在華門店數增加到300家。

「懂規矩」的家樂福

1992年開始，中國政府進行零售業對外開放試點，當時地域只限於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大連、青島這6個城市和深圳等5個特區，每個城市允許試辦一到兩家合資零售商業企業。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吸引外資增加本地的稅收收入、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為了繞開中央政府繁複的試點企業審批，家樂福採用建立商業諮詢公司輸出品牌的方法，在短期內迅速擴張。

1995年，家樂福與北京中創商業公司合資註冊 「商業管理」公司，其中沒有「零售」等敏感字眼，隨後「委託」合資公司，管理中創商業旗下「創益佳商城」，打出「家樂福」品牌。而後，家樂福從經營者到所有者，從持股到控股，一步步滲透進中國零售業。

家 樂福在全球的競爭對手沃爾瑪，1992年就被中央政府批准在深圳開設店。1995年6月，零售業進入「限制外商投資」（乙類），8月合資公司「深圳沃爾瑪 易初珠江配送有限公司」成立，但直到1996年，沃爾瑪才在深圳開出第一家沃爾瑪購物廣場。1997年，沃爾瑪又在東莞開出了第2家門店。其時，中國最大 的國資系綜超類零售企業聯華超市，尚處在初創階段。時任聯華超市連鎖董事長王宗南表示，聯華超市從1991年到1995年是初創階段，當時，企業的註冊資 本是1200萬元，網點開出41家，銷售2個億，累計虧損560多萬元。1994年，民營超市物美才創立第一家賣場。

「教父」罪與罰

在「創益佳商城」試水成功，使得家樂福逐漸摸透中國市場及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間。家樂福「單店發展」策略形成，觸角一步步伸向中國城市中去。

1999年7月，國家經貿委與外經貿部聯合發佈了《外商投資商業企業試點辦法》，將開放地域由原來的11個城市擴大到所有的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原來外資不可以控股，此後經國務院特批個別企業，外資股份可超過51％，股權最高限制是65％。

新政策2年後，家樂福已經在中國市場開出了27家大賣場門店，而相對「守規矩」的沃爾瑪只開出了8家門店。2001年，家樂福銷售規模超過80億元，僅次於聯華超市。

一位民營零售企業管理者表示，「家樂福率先進入中國，給中國企業帶來了很多值得借鑑的地方，如採購系統、促銷方式，包括賣場堆頭擺放、陳列展示等。中國現在眾多零售中高層管理者，也都是出自於家樂福、沃爾瑪。從這個意義上講，家樂福無異於中國的『零售教父』」。

通過對「創益佳商城」模式複製，家樂福在全國的27家門店，很多都是其旗下的100％全資店舖，這實際上違反了中國關於零售業開放的相關法律法規。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01年前後，政府開始啟動入世前對國內重要行業的保護政策。

走下「神壇」：家樂福、沃爾瑪中國曲線

2000年11月和2001年8月，國務院連發兩道禁令，對家樂福快速擴張開店做法緊急叫停。2002年，有關部門勒令家樂福進行全面整改，要求其將在華的27家店35％的股權出讓給中方企業。

上述兩道禁令名單上，除家樂福外，沃爾瑪、百盛八百伴、好又多、伊藤洋華堂等零售業巨鱷都有所涉及。家樂福各地分店被公開點名的即包括瀋陽分店、大連分店、重慶分店等。

2002 年被要求整改時，家樂福在短短6年內在國內17個製造業發達的城市開設了30家店（有3家是在2002年上半年開設的），發展重點放在華東和華北地區，這 兩個地方共有18家，另外華南有5家，西南有3家，西北有1家，華中有3家。這30家店，除了新開張的，其它門店已經實現盈利。

通過整改，在2004年中國完全放開零售業時，家樂福在中國市場已經形成了5家大合作夥伴，加上一些單店或者雙店的小型合作夥伴的合資構架，這種合資框架之後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家樂福的發展。截至2004年底，家樂福門店數達到57家。

走下「神壇」

從2004年到2006年，家樂福在中國門店數從57家增長到90家。在這一過程中，家樂福「單店發展」策略逐漸失去競爭力。同時，國內競爭對手也不斷壯大。

2003年聯華超市等6家公司被合併為百聯集團，2005年，百聯集團營業總額達1385億元。2003年11月，北京物美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募集資金近6億元人民幣，上市後物美集團，長時間佔據北京零售市場20%市場份額。

逐步喪失先發優勢的家樂福、沃爾瑪們，走下「神壇」，直面對手平等競爭。

在這一背景下，羅國偉入職家樂福中國區後，將「單店發展」轉變為「區域發展」策略，這場運動在家樂福被稱為CCU（城市採購中心）改革。

由中國連鎖經營協會公佈的2010年連鎖百強排名中，家樂福位居第7位，在外資排名中，家樂福由此前的第一位滑落至第2位，被運營大潤發的康成投資趕超。

彼時，沃爾瑪在中國市場的先發優勢也逐步喪失。但沃爾瑪的僵化的「集權」管理模式，在中國市場陷入競爭劣勢。

2006 年11月，陳耀昌進入沃爾瑪，次年2月正式接任中國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職務。陳耀昌打破「集權」模式，賦予門店運營和採購更多權限。為了經營業績，沃爾瑪 開始像家樂福一樣默許收取各種費用；同時高層人事頻頻變動，大規模裁員也有數次。例如，2010年初，「精簡」之後的一家沃爾瑪門店，營運從500人削減 至300多人。

原沃爾瑪高層分析稱：陳耀昌對沃爾瑪「下藥」太猛，從而導致沃爾瑪太專注追求業績，忽略了傳統。最終，5年任期未滿，陳耀昌離職。

科爾尼公司今年9月發佈了2011年適宜全球零售業擴張的最佳發展中國家指數。中國由2010年的第一位下滑到了第六位。對此科爾尼分析——因為中國零售市場呈現高飽和度和高競爭局面，二是因為中國的市場具有其特殊性，簡單地移植原有的運營模式將行不通。

中國連鎖經營協會會長郭戈平表示，中國的零售商正面臨著競爭過度激烈，人才穩定性差，成本增長過快，增長方式丞待轉變等問題。「進入了一個多元時代，也到了一個特殊的階段，零售業的規則，格局和生態都需要重新來審視和建立。」

郭戈平指出，截止到2011年第三季度末，典型門店的來客數平均下降了2.5%，毛利率平均下降了0.5%。過度競爭將使企業整體盈利能力下降，對所在地區中小企業的生存造成威脅，引發收購兼併和倒閉。

[惡搞文]大傻仔:「把大頭蔡掃下神壇。」

原文如該文，參考文章為此文。



「把大頭蔡掃下神壇。」
大傻仔

每日評論自己有時扮的作家有幾英明神武，言之廢物地寫出打手文章，當今香港傳媒，大頭蔡都唔算是第一人。阿巴桑學院發表香港街邊寫手競爭力報告，大頭蔡排名由全波第七，又同時利用的筆者死蚯蚓引排列第九，跟住痴線地又扮正經，真是當讀者是戇柒鳩。不少高登仔走出來，疾呼大頭蔡不要寫垃圾浪費版面，寫一些他熟悉的文章，仲有唔好扮野不停地唱好自己。大傻仔一士諤諤，鼓掌支持。
大頭蔡扮的死蚯蚓引述好立克近20年前一篇文章，指出作者與作者之間的競爭力是沒意義的，對競爭力的迷戀，既錯誤又危險。好立克的看法是，影響一篇文章的最重要因素，是提升文章質素，這與作者與作者之間競爭沒必然關係。
細想之下，非常合理，假如大頭蔡各方面做得很好，但大傻仔神勇地提升生產力，大頭蔡的世界排名下跌，這有沒有問題？答案是沒有，重點永遠是大頭蔡自己做得好不好。
迷戀競爭力的危險之處是，作者有壓力推出「大躍進式」政策，或把內容種種問題歸咎為打擊競爭力的兇手，跟住大頭蔡同死蚯蚓又再表現拙劣的見解，突然彈出「佔領中環」原來對提高香港競爭力的最大威脅的反話，真是用番他句等著瞧，睇下你的文章幾時學到我咁痴線，然後我就可以學呢句「把大頭蔡掃下神壇」。
大傻仔

對沖基金神話難續（上）——走下神壇的王者們

http://wallstreetcn.com/node/50039

彭博商業週刊：

2008年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一群著名對沖基金經理們像小偷一樣站在圍欄之中，接受了美國國會的聞訊，並向憤怒的公眾解釋著自己存在的意義。這五個人分別是量子基金創始人索羅斯（George Soros），文藝復興科技的James Simons，保爾森基金的John Paulson，先驅資本的Philip Falcone以及城堡基金的Kenneth Griffin。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都已在之前的幾年中通過各自引以為豪的賭博方式賺取了數以百萬計甚至億計的財富，那些將自己的資金交給他們管理的投資者們也收穫頗豐。他們來到華盛頓，為的是給自己的行業以及工資辯護；回答對沖基金業是否應該受到更嚴厲監管的問題。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為自己的成功而道歉，他們不可一世。

但之後發生的事情卻十分富有教育意義。索羅斯，一位被許多人尊崇為史上最偉大投資者的人物，在2011年宣佈返還所有的投資者資金，並且將基金變成一個家族辦公室。Simons，曾經的數學家以及美國國家安全局密碼破譯專家，2010年從自己的基金退休。在經歷了完美的幾年後，Paulson旗下管理的最大基金收益暴跌。Falcone在今年五月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了處理協議，因從其基金中借款來為自己支付稅務而被禁止涉足該行業兩年。一直在2008年的巨大虧損中掙扎的Griffin最近收起了將自己公司打造成下一個高盛的野心。

作為對沖基金領域的標誌性人物，這些「金融之神」的隕落是整個行業狀況再好不過的代表。對沖基金行業已經過於龐大，以至於影響了行業本身的成功。在享受了將近十年的搖滾巨星待遇之後，對沖基金經理們現在似乎像音樂家一樣迅速淡出人們的視線。從前回報頗豐的對沖基金現在每天都出現在頭條新聞裡，爆出令人失望的收益情況。Paulson的Advantage Plus基金今年僅上漲了3.4%，卻在2012年損失19%，2011年損失51%。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對沖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表現也是差強人意。

與此同時，對沖基金業界最成功的交易員之一，掌管著SAC資本150億美元對沖基金的Steven Cohen正面臨著緊張的內部交易的調查。兩位SAC投資組合經理（其中一位仍在SAC任職）將於十一月份面臨刑事審判，美國司法部和證監會還隨時可能會提出新的訴訟。美國聯邦調查局一直在調查該家公司，政府正在考慮是以刑事還是民事罪名起訴SAC以及Cohen。Cohen本人不承認任何違法行為，但是整個對沖基金行業都對於業內的旗幟性人物可能倒下而感到緊張。

儘管備受關注且投資者已經從中抽出了十億計的資金，Cohen的旗艦對沖基金在2012年回報率排名世界第一。根據彭博市場的統計，其在頭10個月盈利7.895億美元。但他的競爭者們就沒這麼幸運了。對沖基金應該做的事情——產生「阿爾法」，一個用來形容風險調整後回報超過大市收益的指標，已越來越不在它們的掌控之中了。

根據高盛今年五月的報告，對沖基金今年的表現落後標準普爾500指數約10%，儘管大多數基金經理們依舊向投資者收取昂貴的費用。截止今年六月，對沖基金在2013年僅錄得1.4%的漲幅，其表現在過去七年中已經連續五年落後於MSCI全球指數。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80年來首次允許對沖基金對公眾發表廣告，於是在推特上就出現了類似「創造阿爾法，其實幾乎從來沒有」（「Creating alpha since, well, mostly never」，來自Barry Ritholtz）和「把用老鼠倉進行搶先交易交給我們吧！」（「Leave The Frontrunning To Us!」 來自IvanTheK）這樣惡搞的廣告台詞。

馳名商標難下神壇

2014-06-02  NCW

通過修法得到一定矯正的馳名商標制度異化問題，在隨後的法律細則制定中，又 可能倒退回去 ◎ 財新記者 任重遠 文renzhongyuan.blog.caixin.com 去年《商標法》修訂的一大成果——矯正被異化的馳名商標制度，使其恢復本來面目，可能因為其後的法律細則和執法、司法態勢而落空。 這一情況引起業內人士的擔憂。5月13日， 國家工商總局《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修訂徵求意見稿） 》 （下稱《規定》 ）結束了為期一月的徵求意見，其部分規定遭遇批評。 雖然強調了 「個案認定」和 「被動保護」等原則，禁止企業將馳名商標作為一項榮譽用於廣告宣傳，但對馳名商標的認定標準依然限定過高。新《商標法》中已經刪除的「較長時間」和「連續使用」兩個條件，在《規定》中依然保留。專家們認為這不僅有違立法精神，更難滿足現實需求。 過去，中國的馳名商標長期存在惡意搶注以及「廣告化」問題。公權力的插手更導致有關商標的不公平競爭，因謀求馳名商標認證而引發的司法、行政領域腐敗案件屢屢發生。2013年通過的《商標法》修訂，在矯正馳名商標制度異化等方面，有了一定的進步。 （參見本刊2013年第26期「馳名商標回歸本 源」 ） 然而，由於長期形成的利益格局，以及觀念和實踐慣性，消除制度異化，依然任重道遠。 修法遺憾 誕生於1925年的馳名商標制度（Well- Known Tradmark） ，是《保護工業知識產權巴黎公約》成員國達成的一項補充方案，解決各國關於商標權的取得「使用原則」和「註冊原則」之間的差異。 其制度目的，是為保護已為相關公眾知曉（或熟知）的未註冊商標，以及註冊商標在未核定註冊的關聯商品上，不被他人複制、模仿、翻譯後搶注或使用。發生搶注或使用的情況下，商標管理機構對侵權商標 「不予註冊，禁止使用」 ，使競爭恢復到原位。 馳名商標制度本是受侵害後才能啟動的保護程序，目的在於避免混淆，讓消費者能夠通過商標辨認出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馳名商標的認定甚至不需要以大眾熟知為前提，只要在特定範圍內 有一定知名度，可能構成混淆即可。它只說明該商標在相關公眾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卻不說明上述聲譽的好壞。也就是說，馳名商標認定，原本無法為商品或服務提供質量或信譽上的背書。 但是，基於種種歷史原因，馳名商標的概念在中國長期異化，被視為一種公權力對產品或服務質量的肯定。2013 年《商標法》修改後，上述問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糾正。 根據2013年8月30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修改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的決定》 ，馳名商標的認定應該嚴格遵循 「個案認定」和「被動保護」的原則，不僅公權力不能通過主動認定馳名商標來為企業背書，企業自身也不能再將馳名商標作為一項榮譽來宣傳。 此外，考慮到信息社會商品的知名度可能急速擴展，馳名商標的認定標準也大大降低， 「較長時間」和 「連續使用」兩個條件都被刪除。 一位接近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專家告訴財新記者，修法討論過程中，甚至有意見提出對 「馳名商標」這個名稱做修改，目的就是為了破除人們習慣上對「馳名」二字產生的迷信。 不過，新 《商標法》部分條款依舊表現出一種對馳名商標的特別重視，如仍將馳名商標的認定權集中在國家商標局、商標評審委員會和最高法院指定的法院等。在一些專家看來，集中認定固然是考慮到了之前現實中曾出現過的一些腐敗和混亂的情況，卻不利於讓馳名商標走下神壇。 中華商標協會專家委員會主任董葆霖認為，這其實還是維持了馳名商標認定的高標準。現實生活中，很多商標爭議都有跨類別保護的需求，各級工商行政部門在執法時經常需要認定馳名商標，認定權向上集中不利於打擊「搶注」 「傍名牌」等不正當行為，其必要性也值得懷疑。董葆霖曾任國家商標局法律事務處處長、參與了《商標法》起草及後來歷次修改。 「以前出現腐敗還是因為存在對馳 名商標的迷信，認定得少，企業可以從中謀利。如果真正回歸馳名商標的本意，認定得多了，人們就知道這不是一種質量認定，也就沒有必要再專門禁止企業用於宣傳。 」董葆霖說。 整體上，董葆霖等對新《商標法》還是持肯定態度，認為已被長期異化的馳名商標制度不能指望一次修法徹底解決。個別細節，也可以通過後續的配套規則來慢慢完善，如國務院的實施細則，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和國家商標局的部門規章。 積重難返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國家工商總局《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修訂徵求意見稿） 》會遭到多方批評。 根據《規定》 ，當事人申請認定馳名商標可提供以下材料：證明相關公眾對該商標知曉程度的材料，該商標使用持續時間的材料，宣傳工作的持續時 間、程度和地理範圍的材料，該商標作為馳名商標受保護記錄的材料和商標馳 名的其他證據材料等。 其中商標使用持續時間一項的要求頗為具體。若該商標為未註冊商標的，要求提供證明其使用持續時間不少於五年的材料；該商標為註冊商標的，應提供證明其註冊時間不少於三年或持續使用時間不少於五年的材料。 在專家們看來，這等於是新 《商標法》中已經刪除的「較長時間」和「連續使用」兩個條件的再現。在當前這個信息高速發展的時代，商標獲得一定知名度所需時間已大大縮減，三年、五年的限定過於死板，區別對待也不合理。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吳偉光告訴財新記者，商標的價值在於背後所代表的商譽，商譽通過使用而不是註冊產 生，非註冊商標申請馳名商標認定，沒有理由要求其必須具有更長使用時間。 董葆霖也認為，上述規定體現的是一種對註冊商標的迷信，以及一種扭曲了的知識產權戰略觀。 「很多人特別重視商標的申請量，以為註冊商標越多競爭力越強。其實只有真正使用的商標才有價值。現在很多人去註冊商標根本不是為了使用，而是為了 『搭便車』 ，往外賣，如果馳名商標的認定標準不降下來，讓企業能夠利用這一制度禁止這些商標的註冊，搶注問題根本無法解決。 」董葆霖建議， 《規定》應採納保護工業產權巴黎聯盟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大會 《關於馳名商標保護規定的聯合建議》的精神，對能據以就該商標馳名作出推理的任何因素予以考慮。 在他看來， 《商標法》規定的認定因素只是用來幫助商標管理機關確定商標是否為馳名商標的指導方針，而非作出這一確定的前提條件。在每一案例中，馳名商標的確定將取決於該案例的特殊情況。在某些案例中，可能全部因素都相關；在另一些案例中，可能部分因素相關；還在一些案例中，可能這些因素一個也不相關，而據以作出決定的可能是未列舉的另外的因素。 北京務實知識產權發展中心主任程永順也認為，在中國的當前階段，尤其應該降低馳名商標的認定標準，好在更廣範圍內實現商標的跨類保護。 根據現行法律規定，每件商標都有自己特定的適用類別，如家電、服裝、飲料等，不能適用於所有商品。一般商標的保護範圍僅限於類似商品，馳名商標的範圍可延展得更廣，即跨得類別更大，適用於關聯商品。 如今，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超越原有的營業範圍，介入不同領域，商譽的覆蓋也在實際上更為廣泛。加上商標品牌價值的日益凸顯，為防止其他企業或個人通過在不同類別上註冊類似商標，造成對原有商標的弱化、醜化或退化，適用馳名商標制度的需求早已大大增加，不宜採用過高標準。 「司法實踐中，跨類保護的需求確實越來越多，有的能夠通過類似商品來解決，比如瓷磚和地板磚。有的類別跨得太大，就只能用馳名商標，比如運動服裝和運動飲料，很容易讓人產生聯想，但已經超出了類似商品的範圍。 」某地一位中級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對財 新記者說。 這位庭長表示，相對於抽象的法律原則，法官們更喜歡細化的規則，裁判時更容易掌握。但這些規則是否合理，則是另一個問題。對於 《規定》 ，他個人也持保留意見。 據財新記者瞭解，新《商標法》通過之後，最高法院已經展開了密集的調研，好為相關司法解釋的出台做準備。 前述庭長介紹說，他從最高法院瞭解到的信息是，在某些問題上，最高法院更多會從司法保護的角度去考慮，和行政機關有時不太一致。作為法官，他們更優先適用的肯定是司法解釋。 即便如此， 《規定》作為工商系統貫徹落實 《商標法》的重要法律文件，仍在指導各級工商部門在行政程序中認定保護馳名商標扮演著重要角色。 「很多人的認識還是跟不上。原本改得就不徹底，現在有的又退回去了。 」程永順說。 董葆霖認為，作為行政規章的 《規定》 ，不能必須符合作為法律的《商標法》的規定和精神，徵求意見稿中相關條款必須修改。 今年5月，在給現任全國人大法工委主任李適時的信中，董葆霖表示將「不停地大聲疾呼，奔走呼號」 ，直到商標法律的實施走上符合企業、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道路為止。

是什麽讓債王格羅斯跌下神壇？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020

格羅斯離開PIMCO的消息令人震驚。不過，早在2011年格羅斯對利率的錯誤判斷就使得PIMCO出現了問題。

2011年早期，格羅斯完全退出美國國債市場，因其認為利率即將飆升，債券市場將受到沖擊。

他認為利率將飆升，因為當時美聯儲將在2011年夏天結束QE2。在2011年3月的一份報告中，格羅斯寫到：

如果美聯儲不買美國國債，誰會買？

當時的想法是，美國聯邦政府正承擔著數萬億美元的赤字，而這並不是政府想要的。而利率處於低位的唯一原因是美聯儲正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這聽起來似乎令人信服，但背後的邏輯卻很脆弱。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認為，利率與美國政府發行多少債務無關，而與美國經濟增長和通脹前景有關。而由於當時美國經濟正處於低谷，通脹沒有上升的機會。

所以，格羅斯使用了存在缺陷的經濟模型。

QE2結束時，利率並沒有上升——實際上利率下降了。這或許是因為市場認為，在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結束後，通脹將上升，經濟將回暖。

這是後危機時代的核心經濟辯論。克魯格曼等依靠傳統模型的經濟學家正確地預測到利率不會飆升，而債務將不是一個問題。

格羅斯則認為美聯儲在扭曲市場，壓制利率飆升，而這被證明是錯誤的。

這導致了一段時間內，PIMCO的表現不佳。大量資金撤離PIMCO，而這最終導致了Mohamed El-Erian和格羅斯的離開。

（實習生 丁博 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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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敲科技創始人林浩：誓把耳機價格拉下神壇！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214/148363.html

i黑馬：近日，耳機成為了智能市場的新寵。樂視、一加、小米、多米等先後推出各類耳機產品，耳機市場儼然成為新的大熱門。那麽，耳機為什麽會成為數碼市場的新寵？市場空間龐大、利潤足夠充裕，這樣的市場國產產商怎願拱手讓人。一款名為“擊音（iGene）“的智能耳機就將橫空出世。

其團隊是由一群源自草根樂手、音樂發燒友和來自聯想、新浪等軟硬件精英組成，年齡橫跨70後80後90後。公司名字也很有趣，叫做“敲敲科技”。記者采訪到這位擊音耳機的核心開發成員林浩——一個前重金屬樂隊吉他手和前聯想高級經理擁有雙重個性的老男孩兒，目前是敲敲科技團隊創始人兼產品經理。


音質至上 把無線音樂變成黑膠唱片

智能耳機層出不窮，有的把耳機當成照相機，有的當聽診器，讓人不由想起《大內密探零零七》里周星馳拿鞋子當吹風機。事實上，買耳機的用戶沒想太多，我就是想聽音樂放松一下，結果被技術控們在投資泡沫的慫恿下，被搞得四不像。至今，沒有一款智能耳機，真正贏得市場的青睞，典型的有概念沒市場。

擊音耳機的音質中灌註了敲敲科技團隊對音樂的執著，根據音樂圈朋友對音質的意見，對音質全面進行DIY設計與調音。比如：為了讓膜片達到最佳的振動效率，擊音最終采用的英國原裝進口的膜片材料，曾被用於航空領域，具有極強的韌性；還對腔體結構、磁體驅動、音圈電流等十余個細節進行了調制；為了實現無線的充分穩定性，采用了國外高端音響的智能五通道芯片，還將傳統的ROM替換為最佳性能的Flash……

敲敲科技的用戶測試很簡單，拿出至少比擊音貴一倍的耳機來試聽同一首歌。“試聽過的用戶，100%要預訂我們的產品”，林浩很欣慰地說。

把高端耳機拉下神壇

在京東或者淘寶上搜索”觸摸、耳機“，基本都是2000元以上。三星前不久出的一款Level Over價格高達349.99美元。林浩感言：“耳機因其專業性，成為目前僅剩不多的暴利行業。”這也使得耳機市場品牌呈現杠鈴形狀，低端山寨雲集，高端大牌暴斂。

擊音耳機正在謀劃改變這個布局，據悉其耳機不僅通過手勢及動力感應，徹底擺脫了傳統耳機的交互模式——線控。而且在音質方面，通過DIY的定制設計，大幅超越傳統品牌耳機。敲敲科技的辦公間里擺滿了各種品牌耳機，不泛S和B字母開頭兒的大牌。但林浩坦言，目前手機都是通過移動互聯收聽無線音樂，無論在格式上還是在無線傳輸上都有很大損傷。這也是林浩及其團隊專為無線音樂研制發燒耳機的原因。“如果體驗了擊音，就知道原來無線音樂，也可以這麽震！已經有許多音樂人在試聽擊音後感言上千的耳機跟擊音相比根本毫無優勢，催促我們盡快上市。

雖然價格尚未透露，但林浩承諾會把高端耳機拉下神壇。之所以能在提高音質的同時，有效控制並優化成本。主要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在於敲敲科技的合作工廠以及雙方對耳機未來的高度共識，也有非常強的實力。“選擇工廠方面，我們可能比小米和錘子更幸運一些”林浩很自豪地說。因為保密協議，林浩並未透露工廠信息，但擊音耳機的合作工廠基本涵蓋了全球各大頂尖耳機品牌的生產，無論在制造品質還是在產能等各方面，都非傳統耳機品牌所能媲美；“另一個確保價格破冰的原因，就是我們不會追逐暴利，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向小米學習。但在耳機領域，我們有信心比小米做得更好！“

一年賣出一個億！

擊音的銷售額目標是一個億，這份自信不僅源於產品的硬實力。而且包括擊音所特有的互聯網基因。為無線音樂而生的擊音。除了音質之外，還率先推出了智能音樂和社交功能。即便是被投資人熱衷的MUZIK耳機，其產品功能比擊音耳機，要至少滯後一代。

林浩有信心將擊音耳機，推廣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耳機標配。面對國內至少7億無線音樂用戶來說，賣出一個億人民幣，已經算是保守數字。

擊音創新出全新的耳機交互方式——“敲敲”，這也是敲敲科技名字的由來。從今天起，你只需要敲敲耳機，就可以快速收藏歌曲，也能通過敲敲耳機，獲得你從未聽過的偏好歌曲。這解決了無線音樂用戶的兩大痛點：一個是收藏歌曲時步驟的繁瑣；另一個是歌荒時除了可看排行榜不知聽什麽。而且擊音有智能學習引擎，你敲擊次數越多，耳機對你的偏好就更了解，越精準地向你推送歌曲。擊音是越敲越懂用戶，用戶是越敲越體驗升級。

更有意思的是，用戶還可以通過擊音耳機，把收藏的歌曲，瞬間變身為音樂日記，只要開通歌友可見，就如同微信的漂流瓶，可以被周圍的歌友發現！用戶也能通過耳機，在線發現其他人收藏的歌曲和公開的心情日記——而且這一切，只需要……敲敲（敲擊耳機兩次或者三次）！

張小龍曾說，沒人能再超越微信，因為搖一搖已經簡單到極致。

那麽擊音的敲敲耳機，是否也是一個硬件版的微信或者陌陌呢？

目前敲敲科技已經申請了大量專利，看來一個億的目標，敲敲科技還是很有底氣的。
 
“敲敲vs小米“：雷總不可能去賣唱”

或許是音樂人自帶的情懷，林浩和他的團隊給首款智能耳機的名字叫“擊音”：每個人都擁有一個音樂擊（基）音（因）。林浩認為耳機是目前為數不多的暴利行業，作為對音樂有狂熱喜愛的普通人，林浩希望能發揮自己及其小夥伴們的專長，打造耳機界的小米。

敲敲科技技術研發團隊的核心成員來自聯想、新浪等互聯網及軟硬件科技公司，在多媒體處理、移動社交、數據挖掘、人工智能、物理聲學、人機交互等軟硬件相關領域擁有雄厚的技術沈澱和豐富的實戰經驗。橫跨70後、80後和90後的成員結構，使團隊對音樂的理解既能讀懂經典又能貼合潮流。

即便如此，林浩被投資人問到最多的，還是“如果小米仿效，你該怎麽辦？”

林浩一直認為敲敲科技出品的擊音耳機，屬於非高科技的智能產品，他更希望讓用戶感覺到這是為草根音樂圈做的一次大膽革命，如同搖滾音樂所倡導的顛覆精神一樣，敲敲科技自誕生，就要與小米等企業形成差異化的定位。“即便小米仿效擊音耳機，那時候敲敲科技的下一階段產品已經出來了，我們已經規劃好了三年的產品線！”

實在被一些投資人問急了，林浩也又回到音樂人對世俗的不屑：雷總不可能去賣唱吧？小米不可能拿手機彈吉他吧？

敲敲科技團隊成員都有一個和音樂相關的花名，林浩因為喜歡金屬樂，被叫做金屬蟲兒，敲敲科技團隊讓人感到一種音樂人特有的自我與叛逆。他們討厭高大上的自我陶醉，厭倦“有錢就任性”的廢話，有時間就混跡在南鑼鼓巷，跟圈子里的朋友嘮嘮音樂人的苦逼生活。

其實，敲敲科技要的很簡單——把高端耳機，拉下神壇。

采訪結束前，林浩說了頗有含義的話：向大牌致敬，歡迎來搞！
 
王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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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借貸劄記（一）：“銅業雷鋒”走下神壇

來源: http://www.eeo.com.cn/2014/1216/270241.shtml

編者按：民間借貸作為一個特殊的投融資手段，正在現行經濟大環境下衍生出千奇百怪的形態。其間涉及到的投資公司和實體企業的故事，或悲傷，或憤怒，或有人身陷囹圄，或有人因禍得福。在我們談論中國金融改革何去何從之際，這些來自基層的個體的命運同樣值得關註。

經濟觀察網 記者 張慶寧 “上半年忙全順，下半年忙騰飛。”近日，河南省新鄉市政府一位官員這麽跟經濟觀察網說。

騰飛是指河南騰飛集團投資理財有限公司，後者在今年11月下旬爆發擠兌風波，涉及2萬多理財家庭和40多家欠款企業。全順是指李全順，後者旗下的河南省全順銅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全順銅業）在今年上半年同樣出現擠兌風波，風波同樣讓地方政府的官員們忙得焦頭爛額。

與騰飛這樣的投資擔保公司相比，李全順這個人更有故事。

“銅業雷鋒”

李全順，男，1957年3月出生在新鄉縣水寨村一個貧苦農家。

1984年，不到30歲的李全順一心想當老板，但他沒能在本村得到支持。後來，李全順帶著變賣家中糧食籌集的180元錢，來到當時距離新鄉市區較近的西高村，宴請西高村的村幹部和宗族話事人，後簽下租地辦廠合同。他還拿著上好的香煙，挨家挨戶登門請西高村村民拉投資，10元、20元都有，自此有了啟動資金，全順線材廠正式上馬。

2010年籌辦全順銅業之前，李全順的全順線材廠已經從過去只有6個人的小作坊，發展成員工數百、年營業額過億的中型企業。

與自己的企業相比，李全順本人的名聲更大。他在當地有著“銅業雷鋒”的美譽。

西高村村幹部和鄉親們的支持，一直讓李全順感恩在心。他屢次對外界表示，西高村的村民就是他的再生父母，老爹老娘，以後一定讓西高村的老爹老娘過上好日子。

事實上，他也是這麽做的。

據中國經濟網報道，1999年，李全順拿出本用於買汽車的30余萬，為西高村修建深240米螺旋鋼管井和一座高達32.6米水塔，一直以來，村民只需支付每噸兩毛錢的電費就能吃上衛生的深井水。

李全順還在西高村創辦了20多家村民家庭分廠，從設備、原材料采購，到生產技術指導，再到產品銷售，給予眾多政策。

在全順線材廠的帶動之下，西高村從上世紀90年代平均家庭年收入2000元左右，發展到如今參與到李全順民辦分廠產業鏈中的家庭，大多已發展成獨立的小型企業，村民家庭平均年收入達15萬，30萬以上的也為數不少。

據熟悉李全順的西高村村幹部講述，僅在2011年，李全順花在西高村的錢就有100多萬元。

李全順的善舉不只局限於西高村。

他相繼贊助過新鄉市全順銅業杯健步走邀請賽、新鄉市衛濱區全順銅業杯街頭籃球比賽、全順銅業杯大型青年人才交流會、全順銅業杯2012年度新鄉經濟人物評選、河南省“全順銅業杯”青少年傳統武術錦標賽、年度新鄉最具社會責任感企業家評選、全順銅業杯‘星耀全城’小童星選拔活動、河南政法書畫大賽等十幾場省市級大型活動。

這位“慈善家”甚至還以自己為原型，耗資500萬元組織拍攝了電影《愛民村官》。

從河南省十大愛心援助功臣到中國公益慈善大使，李全順獲得的榮譽超過30個。

在被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之前，李全順歷任新鄉市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屆人大代表，曾任河南省全順銅業有限公司、河南省全順線材有限公司董事長，西高村黨支部書記。

2009年，李全順瞄準高精壓延銅箔技術。

“當時，同樣在新鄉紮根的金龍銅管（金龍精密銅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展勢頭很猛，已經是世界最大的精密銅管生產廠家和最具實力的科研開發創新基地。李全順一直視金龍銅管董事長李長傑為追趕對象。盡管他不具備這個實力，但他還是希望通過高精壓延銅箔技術實現對金龍銅管的彎道超車。”一位與李全順相熟的新鄉當地企業家透露。

2010年，位於新鄉市衛濱區工業園的全順銅業成立，引進了一大批國際先進的機器設備，瑞士WERTLI水平連鑄爐、意大利MINO軋機、德國WSP氣墊爐、B+S拉彎矯直機、縱剪機組、德國SPECTRO直讀光譜儀，等等。同時，全順銅業在全國範圍內招兵買馬，通過聘請海歸學者、教授、國外專家組成的技術研發團隊，建立起權威的實驗檢測中心。

公開資料顯示，全順銅業占地321畝的新廠區，項目計劃投資33個億，建成以後年產可達到10萬噸。

從“善人”到“騙子”

上述種種，都需要海量的資金，僅憑來自全順線材廠的那千萬元左右的利潤遠遠不夠。

盡管李全順之前與新鄉諸多銀行機構關系不錯，但隨著2012年銀行信貸收緊，李全順不得不大量依靠民間借貸。

而李全順對於慈善的出手闊綽，賦予其莫大的個人信譽。這種信譽也成為李全順吸納民間存款的一個金字招牌。據悉，在全順銅業存錢利息以月計，半年以內的利息是6厘，半年以上一年以下的利息是7厘，一年以上的利息是一分四，而最高的時候則高達一分六。這幾乎相當於銀行存款利息的四倍左右。

這種模式自1984年全順線材廠成立時出現，也一直是李全順籌措企業運轉資金的主要手段。不僅是與李全順關系密切的西高村村民大量投資，新鄉的縣區以及包括商丘等河南其他地級市的群眾也都聞訊而來。

隨著民間借貸規模猶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大，李全順不斷對外表示，自己希望籌建一家鄉鎮銀行。不過，李全順的雪球在2013年下半年出現第一道裂縫。

“當時，一家非正規媒體找到李全順，向他索要封口費，要加不高，500元、1000元這樣的。全順是個很正派的人，人家來了好幾次，他就是不給。”新鄉市政府一位官員介紹，這家非正規媒體後來在網上發了一個帖子，題為《河南新鄉：全順銅業非法集資23年 數萬人深陷其中》，恐慌迅速蔓延。

面對不期而至的擠兌，他和他的企業很快失去兌付能力。

“當時前來要錢的人常常堵著全順銅業的大門。起初，李全順承諾先兌付一部分，大家開始排號。後來，他們又宣布連本帶息都不讓取了。這麽一來，群眾就開始恐慌，不僅是新鄉的群眾開始擠兌，外地的群眾也都來了。”一位全順銅業的債權人透露，彼時李全順的信譽開始破產，“李全順不誠信”、“李全順大騙子”這樣的橫幅開始被人掛在他的廠子之外。

“事實上，包括銀行，面對擠兌都一樣扛不住，更何況全順銅業這麽一家企業。”前述與李全順相熟的新鄉當地企業家還透露，全順銅業上馬的高精壓延銅箔技術，要求雄厚的資金實力、強大的技術資源和優秀專業的研發團隊，“這是一步險棋，很多企業都想搞，但沒那麽膽子和實力。李全順只有膽子，沒有實力，他旗下的全順線材廠資金不過幾億元，但他搞得卻是幾十億的賭局。最後輸掉了並不稀奇。

今年上半年，隨著擠兌風波的愈演愈烈，新鄉市政府不得不介入。隨即，李全順被新鄉市公安機關采取采取了強制措施，他旗下的兩家企業也已被當地政府接管。

依據當地政府最希望實施的解決方案，即尋找接盤企業，使得全順銅業重新步入正軌，日後逐漸解決債務問題。新鄉市和衛濱區兩級政府先後遊說了河南科隆集團、金龍集團等有實力的龍頭企業，但這些企業均表現得興趣寥寥。

“我們從全國各地邀請了很多企業來新鄉實地考察，但大家看了看，也就沒有下文了。”新鄉市衛濱區政府一位官員表示，全順銅業對於他們來說也是一塊“燙手山芋”，沒有企業敢接盤，但他們又沒辦法撒手不管。

那些之前經常“鬧事”的債權人和地方政府一樣，也都已經疲憊不堪。

不過，即便是西高村那些被全順銅業“坑了不少錢”的村民們大多認為，李全順是個好人。“他一套70塊錢的西服一穿就是四五年，腳上的皮鞋沒有超過100塊錢一雙的。平時除了做企業、做好事，全順對自己是很苛刻的。別說了他現在被抓了，即便日後被判刑，我仍然認為他不是壞人。”一位自稱與全順經常喝酒的村民說。

走下神壇吧，失控的凱文•凱利和失控的《失控》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223/149216.html

凱文·凱利（KK），《連線》雜誌創始主編，《失控》一書的作者。在中國，他受到許多大佬追捧，被稱作“矽谷神人”和“科技預言學家”。但真實的凱文·凱利到底是什麽樣的？走下神壇，本文試圖還原一個真實的凱文·凱利，不神話，也不貶損。

輔助用藥：適用廣、用量高、耗錢多“神藥”將走下神壇？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068

號稱“什麽都能治”的輔助用藥是歷史遺留產物，後來又契合了“以藥養醫”的利益訴求。

一項針對北京地區的調查發現，門診腫瘤患者中70%以上的處方金額都花在輔助用藥上。醫院自控乏力終將引發政府行政幹預。

2015年9月11日，國家衛計委主管的《健康報》微信平臺發出一則消息：北京有醫療機構接到了北京市醫管局的通知，將部分藥物確定為“輔助用藥”管理，要求醫療機構在使用中註意用量。

由於治療病種多、適用科室廣和用量奇高，輔助用藥被行業內稱為“神藥”。神藥之“神”，就在於這種藥“似乎什麽病都能治”，其中大部分藥品為營養補充劑和中藥註射劑。

此前，限制輔助用藥規則的制定者是各醫院，醫管局介入意味著行政力量將進一步限制輔助用藥使用，“神藥”將“不再神奇”，甚至面臨“消亡”危機。

消息在微信上病毒式傳播。9月12日，藥招網發表關於此事的第二篇報道。此後，醫藥經濟報、健康界等專業媒體紛紛跟進。

不過，到9月23日再次點開這則消息，人們看到的是“該內容已被發布者刪除”。對於媒體言之鑿鑿的“輔助用藥目錄”，北京市醫管局給南方周末記者的回應是：“從未有過類似文件”。

但更多人認為，此事也許並不是“烏龍”。

“就算北京市醫管局暫未直接對外說公布，但這件事情一定在辦。”某經手該選題的記者說。而在醫藥領域人士看來，“此事已在行業內引起巨大反響”。湖南省兒童醫院副院長李愛勤對此事的評價是：“北京的做法事出有因，理由充分，文件依據存在。”

南方周末記者看到，早在2015年8月5日雲南省衛計委下發的《關於開展臨床合理用藥問卷調查的通知（附輔助用藥目錄）》，列出長達四頁的輔助用藥名單，也印證了媒體所說“多地衛生部門都在制定重點監控的輔助用藥目錄”。

“似乎有人在故意釋放信息，試探政府、企業和醫院等各方的態度，也可以看出政府對媒體報道的重視以及回應速度的加快。所有這些都足以說明，該項政策確實牽動多方利益。”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劉鵬說。

“針對藥事管理，北京下半年會出一些具體的意見，歡迎關註。”對於未來是否會跟進制定相關目錄，北京市醫管局回應稱。

2000“選”21

種種跡象表明，“輔助用藥”將是未來政策調控的重點。

2015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於完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重點跟蹤監控輔助用藥、醫院超常使用的藥品”。

同年2月，國家衛計委副主任馬曉偉在全國合理用藥工作現場會上的講話中也表示：“臨床用藥政策將在改革中受到很大影響，大家必須提早起步，做好應對藥物政策變革的準備。”

對輔助用藥的改革，無疑就是“藥物政策變革”的一部分。但北京市的新聞一出，行業內最大的疑惑仍是：“中國神藥”到底是什麽？

李愛勤尋遍相關的文件制度，發現對“輔助治療用藥”並無官方的定義：“在一個大型三甲醫院，藥品品種多的有1500-2000個，甚至更多。到底依據什麽將21種藥品列為輔助治療用藥？”

此前多年，“輔助用藥是什麽”的決定權一直在醫院。劉鵬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內醫院一般都會依據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PubMed2011年關於輔助用藥的解釋，並且參照其他同類型醫院的經驗界定“是什麽”的問題。

但PubMed對輔助用藥定義也頗為模糊，即“有助於增加主要治療藥物”和“有助於疾病或功能紊亂的預防和治療”的藥品。

“但誰主誰輔的問題都難以說清，又怎麽能說清誰優誰劣呢？”前述新聞發出後，李愛勤發表文章質疑。

對輔助用藥定義模糊，不是今天才有。“多少年了，一直是這樣，不明不白的管著。”北京市某三甲醫院負責人說。

對醫院自控“不滿意”

限制“神藥”的政策也由來已久，此前的“關卡”是醫院等級評審。2013年開始，若輔助用藥進入醫院藥物采購金額的前十名，醫院將失去參與評審資格。

但將什麽藥列入目錄的決定權在醫院自己。平光制藥集團市場總監藺想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用藥改革大背景下，北京市三甲醫院要求各科室用藥比從30%-40%縮減到20%左右，輔助用藥是縮減重點。

北京某三甲醫院以價格和療效為標準，將輔助用藥分為三類，療效確切、價格相對低廉是一類，臨床有效、價格稍高的是二類，臨床應用廣泛且價格昂貴的是三類。然後再根據醫生等級，給予不同的處方權。

如果醫院已經自控輔助用藥使用，為何仍要動用行政力量？

“可見公立醫院自我控制的做法收效不明顯。”劉鵬說，如果這個政策屬實，可能說明醫管局對目前公立醫院用藥情況效果“不太滿意”。

不太滿意的原因部分來自醫院管理體制本身。

北京市恒和醫院醫務部副主任趙國臣曾在公立醫院藥劑科工作多年，他認為更深層次原因，在於輔助用藥背後的利益。

李愛勤曾在自己的文章中稱，在治療用藥和輔助治療用藥的使用上，有一種說法是“副官奪了主官的權”：輔助用藥極少能夠進入到相關領域的治療指南。但一項針對北京地區的調查發現，門診腫瘤患者中70%以上的處方金額都花在了輔助用藥上，而輔助用藥中許多藥品都在基本醫療保險目錄中。

劉鵬坦言，輔助用藥是“缺醫少藥背景下遺留的產物”，後來又契合了醫療機構“以藥養醫”的利益訴求。

在同一條利益鏈上的藥品營銷也向輔助用藥傾斜。藺想成解釋說：“中國藥品營銷有兩個邏輯，一個是疾病治療邏輯，另一個是以藥養醫邏輯。前者註重細分市場選擇與藥品差異化，後者註重醫保、安全、價格空間、多適應癥等。”而輔助用藥風行無疑屬於後者。

“曲線救國”救得了嗎？

用行政力量控制輔助用藥的使用也許是無奈之舉。

全國合理用藥工作現場會上，馬曉偉也提到控制輔助用藥的原因：“無序的市場化就醫模式，造成病人湧向大城市大醫院就醫局面，導致醫療秩序難以保障、醫療費用難以控制、國家財政難以負擔。”

“國家肯定意識到，現在醫療費用的上漲，尤其在癌癥方面，輔助用藥占比過高，已經需要一些行政幹預。”趙國臣認為，行政幹預，短期效果明顯，建立長效機制才是根本。

有媒體判斷，在醫藥行政部門出臺輔助用藥目錄後，下一步社保局將會要介入，從醫保支付的角度來繼續施壓。

“為什麽不能將輔助用藥定為一個動態的概念呢？”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問。在他看來，通過限制、調整輔助用藥名單，來節約醫保開支，甚至調整某些藥品的使用，用“曲線救國”的方式讓醫保目錄更加合理，也許是政策實施的目的之一。

目前一些醫院嘗試用淘汰和輪換機制控藥：定期抽查處方，處罰不合理使用輔助用藥的醫生，將對連續兩個月用量增長超過30%的輔助用藥自動上調級別。

但要達到“曲線救國”，問題仍有很多。首先，是必須制定一份高質量的輔助用藥目錄。

廣州某三甲醫院臨床大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雲南省發出的輔助用藥名單中，也有臨床上常用的特殊用途藥物。

比如，奧美拉唑常在胃部手術後用於抑制胃酸分泌；烏司他丁註射劑多用於抑制重癥感染手術後的病人體內劇烈的術後反應；血必凈註射液用於止血“還是蠻給力的”。

“判斷是否輔助用藥，需要大量的證據，而國家掌握著資源以及大量的數據分析。”趙國臣認為，與國家曾名制定目錄相比，此前由一個醫院，甚至某個科室判斷輔助用藥更容易出現偏差。

另一個問題，是改革要面臨來自各方的壓力。

醫生們並不贊成醫管部門下發輔助用藥目錄的做法。“醫學畢竟是一門科學，政策如果能決定的話，那就用政策來治病吧。”這是北京某三甲醫院宣傳中心工作人員的原話。

佑安醫院藥劑科職員對輔助用藥的反應是“醫院抓過一段時間”，“抓”的形式則是“主任要求在每周會上點評處方的時候多關註”。

對於為何要刪掉9月11日的報道，業內的一種解釋是：公開輔助用藥涉及的產品會給相關藥企產生較大影響，企業已經在積極希望消除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