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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沒章法、建商鑽漏洞、民眾貪便宜 工業住宅就地合法 有違公平正義

檢驗陽性農產品就地銷毀：四川農貿市場為啥這麽牛？

在四川省廣安市臨港市場的入口處，擺放了一塊大型電子顯示屏，屏幕上滾動播放著市場產品抽檢信息。

“每天都在檢測，按照貨物到場時間的不同，水產一般晚上到，蔬菜水果一般淩晨4點多到，但是無論哪一批貨物到，早晨八點來這個市場的人，都能從這個顯示屏上看到自己所要買的品種的抽檢信息。只有檢測的貨物才能進場。”臨港大市場的開辦者劉祥斌表示。

這塊碩大的顯示屏是2015年建成，主要用於農產品檢驗檢測結果信息的發布和公示，以及食品安全知識、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宣傳，顯示屏是監管部門的手段和載體，是群眾監督和共治的眼睛。

這個占地204畝，總建築面積22萬㎡，總投資10.2億元建設的市場，設置有蔬菜區、水果區、糧油區、水產區等。現入駐有商家371家，每天交易量達700多噸，日交易額600多萬元。該市場是四川省重點項目，四川省內貿服務業重點項目，也是廣安歷史上規模最大、配套最好、功能最完善、現代化程度最高的“產銷互動”的農產品、食品集散中心。

“目前進入市場不需要交錢，也不需要交租金。但是抽檢比較嚴格，他們每天都來查進貨票據和抽檢。”一位市場的業主表示。

為了能夠達到及時的抽檢信息，臨港大市場食品快速檢測中心與市場同期成立，快檢室常設兩名工作人員，主要負責抽檢監測農產品的質量安全。

“每天會有專門人員負責從市場上抽取各20個品種的水果、蔬菜樣品送入檢測中心，由我們對樣品進行檢測，並將檢測結果定時在公示欄上進行公示。同時，數據也會同步到市食藥監管部門予以備案審查。對檢驗結果為陽性的農產品就地銷毀，對結果為弱陽性的通報產地，同時報告市食品監管部門。”快檢室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到。

抽檢信息不僅僅只能從大屏幕看到，在市和園區食品藥品監管部門指導下，市場投資120萬元建設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體系，通過該體系，可以使得二維碼隨貨流轉，監管部門、商家、消費者可以通過手機等讀取產品產地、商家、檢測甚至用藥等信息。

“該體系以提升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為目標，以食用農產品市場準入準出管理為核心，按照‘源頭可溯、全程可控、風險可防、責任可究、公眾可查’的要求，以二維碼為產品標識，運用現代信息技術，依托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信息平臺，建立農產品經營主體信息庫，並落實索證索票、進貨查驗記錄等制度，逐步建成了從批發到零售的農質量安全追溯體系。” 廣安市食藥監局局長屠明春表示。

在市場內廣安益達農業有限公司，第一財經記者看到，通過手機掃描產品二維碼，就可以讀取到所購買的產品品種、產地、農戶信息、蔬菜檢測結果、批次數量及經轉批發、零售商的相關信息等。

“目前是以二維碼為產品標識，附在各類食用農產品包裝上，依托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信息平臺，建立農產品經營主體信息庫，並落實索證索票、進貨查驗記錄等制度，逐步建成了從批發到零售的農質量安全追溯體系。”劉祥斌表示。

目前，廣安市內的蔬菜專業合作社和種植大戶也都在臨港大市場內設置有批發點。市場內進口水果大多來自於美國、南非、越南、泰國、緬甸等地。市場內糧油區入駐了3家特大糧油批發商，他們共擁有62個糧油品種的廣安地區總代理權。目前，市場內產品的銷售範圍己覆蓋廣安主城區，並擴展到廣安市各區市縣，進而輻射到南充、蓬安、合川、潼南等地，初步成為了川東北農產品的集散交易中心。

不合格農產品自動禁入

不同於廣安大市場做法的成都，利用“互聯網+”探索建立食品安全電子追溯模式，把農產品到商務平臺的捆綁在了一起。

2015年3月，通過政府招標，成都順點科技有限公司成為成都市食品溯源電商平臺(以下簡稱“溯源平臺”)第三方建設和運行公司。

“溯源平臺設定了自動化快檢準入程序，每日進行農藥殘留抽檢1200余批次，每批菜品都要出具農藥殘留檢測報告。快檢結果通過互聯網傳遞到後臺，不合格食品自動禁入。” 成都順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川江表示。

“溯源平臺”是采用“互聯網+”實現食品安全溯源監管和促進電子商務經營的管理模式，創造性地將政府監管與企業經營結合起來，實現來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證、責任可追究。

在溯源平臺上，點擊任何一條信息，就立即可以看到溯源信息，包括買家的地址、下單時間和購買量以及收貨時間，同時農藥殘留檢測報告的信息也可以看到，包括檢測項目、檢測結果、檢測時間、檢測人員及檢測單位等。通過手機APP掃描二維碼，可以看到采購的所有信息，從合作社或者市場的蔬菜。

“溯源平臺上的食材主要是來自合作社，還有一部分是來自農貿市場，都是由穩定的供應商提供。而從這個平臺采購的客戶，主要客戶是小型餐飲店、酒店及學校、機關食堂等，因為菜價比農貿市場便宜約40%，所以受到大家的歡迎。”劉川江表示。

截止6月15日，“溯源平臺”註冊用戶達9800余家，遍及成都主城區和部分縣市，對外發展到重慶、昆明、西安、青島、青海、武漢、德州及省內的遂寧、南充、巴中等。每日下單4002家，包括零售經營者38家、醫院食堂36家、大型酒店72家、學校食堂456家、社會餐飲3400余家。實現單日食材交易額超過450萬元，農產品日交易量超過500噸，日產生溯源數據20萬條。合作農業基地3萬余畝。

目前，由於食品來源、抽檢、配送等信息在平臺上全面共享，監管部門只需點一點鼠標，數據即可呈現，改變了以往查看紙質臺賬的監管模式，大大降低監管難度，提高了監管效率。 用戶在平臺上享受采購、抽檢、配送、查詢“一條龍”服務，全過程無縫對接，極大地提高了各環節用戶對溯源體系的參與積極性。

以監管現代化為目標強化食品安全監管能力，通過強大的檢測能力，利用互聯網、雲計算和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建設來源可追、去向可查、過程可控、責任可究的食品流通電子追溯系統，力爭到2020年底，成都市市食品年均檢驗檢測樣本量達到9份/千人。

國務院：鼓勵農民半農半讀就近就地接受職業教育

20日從中國政府網獲悉，近日，國務院印發《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2016—2020年)》(下稱《規劃》)。《規劃》提到，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納入國家教育培訓發展規劃，鼓勵農民采取“半農半讀”等方式就近就地接受職業教育。

《規劃》提出，將加快構建新型職業農民隊伍。加大農村實用人才帶頭人、現代青年農場主、農村青年創業致富“領頭雁”和新型經營主體帶頭人培訓力度，到“十三五”末，實現新型經營主體帶頭人輪訓一遍。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納入國家教育培訓發展規劃，鼓勵農民采取“半農半讀”等方式就近就地接受職業教育。建立教育培訓、規範管理、政策扶持相銜接配套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制度，提高農業廣播電視學校教育培訓能力。

《規劃》還提到，將提升新型經營主體帶動農戶能力。培育發展家庭農場，提升農民合作社規範化水平，鼓勵發展農民合作社聯合社，落實財政補助形成的資產轉交合作社持有和管護政策。強化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聯農帶農激勵機制，帶動農戶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帶動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開拓市場。加強工商資本租賃農戶承包地監管和風險防範，強化土地流轉、訂單等合同履約監督。

此外，《規劃》也提到，將促進農村人才創業就業。建立創業就業服務平臺，強化信息發布、技能培訓、創業指導等服務。加大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對農民創業支持力度，中小企業專項資金要按規定對農民工和大學生返鄉創業予以支持。實施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行動計劃，開展百萬鄉村旅遊創客行動，引導有誌投身現代農業建設的農村青年、返鄉農民工、農村大中專畢業生創辦領辦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

【評論】就地升級改造 是富士康也是中國制造的最好選擇

關於制造業的話題近年來尤為受到關註，“××跑了”的新聞不斷挑動著大眾的神經，這不，剛消停一陣的富士康又火了。

和軟銀共同在美國投資的新聞被曝光後，盡管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大贊大陸政府部門的高效，表示不會走，但外界對於這家企業未來的投資動向依然猜疑聲不斷。

曾經，“血汗工廠”是外界給富士康貼上的一個標簽。至今，一部分人依然把這家企業視為最開始那個從事低端制造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認為“騰籠換鳥”是它的最好歸宿。

另一部分人則將富士康視為拉動地方產業經濟的動力火車。無論對哪個地方政府來說，富士康的到來都能成為一劑政績良藥，帶動就業的同時也在拉動集群產業的蓬勃發展，深圳龍華就是很好的例子。

還有一部分人觀望著、依賴著富士康。作為全球代工制造業的龍頭，富士康已經不僅僅是單一制造領域的風向標，其上下集群產業中，百億、千億級別的企業不在少數。

而對於筆者來說，富士康幾個字還有另一種含義。

幾年前，筆者在擁有40萬人的深圳龍華富士康園區呆過一個月的時間，當時龍華給人的感覺：這是一個人口稠密的小縣城，生活便利、購物方便，人與人之間以各種錯綜的關系比如工友、朋友、戀人、家人相互依賴、相互依存。

如果不是工作使然，作為外人的筆者很難看出此時的富士康“正在搬遷”，在連續發生員工墜樓事件後，富士康一周內兩次宣布加薪，依然深陷輿論漩渦。然後，往西部搬遷的消息開始擴散。

但在龍華生活區內，沒有人願意相信這個消息，當地的工人曾告訴筆者，不願意走的原因是他們已經把這里當家了。

從1988年郭臺銘在深圳寶安區西鄉鎮黃田村設立鴻海精密有限公司開始，這座城市便成為這位臺灣企業家最為鐘愛的地方之一，“開放的移民城市有著無限的活力”，郭臺銘當時這樣解釋選址的緣由。他說，龍華一定會成為“全世界制造技術的聚合地、全世界創新研發的最前沿”。多年之後，奇跡真的發生了。這個在1993年僅有百多人的小廠變成了今天擁有幾十萬人的工廠集群。

要知道，搬遷一個工廠容易，但搬遷一個工廠集群甚至是產業集群，乃至一個城鎮的工人卻不那麽容易。

事實上，成熟的制造業工廠周圍往往存在一個產業集群和成熟的服務體系，工人以及產業集群不會僅因為一個城市能提供優惠的土地和低廉的人工就有搬遷的動力，因為一個城市的配套服務並不是短期內能夠形成的。中國的人工成本高於柬埔寨和越南等國，卻仍保持著競爭力，原因就在於此。

有人會質疑，如果制造成本趨同，富士康難道不能再造一個產業集群嗎?不要說跑去西部了，印度甚至是美國的投資不正在發生嗎?

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之前道出了中美制造成本的實話，比如稅收、電力以及招商力度，美國現在確實舉國上下在力推恢複制造業大國的地位，但註意，這並不代表曹德旺“跑了”。

關於赴美投資的考量，曹德旺的原話是：按照生意戰略，福耀必須具備全球化供貨能力，才能生存，做玻璃的，都隨著汽車廠走。汽車廠去哪里，我們就跟到哪里。

福耀赴美國設廠更多的是從戰略和資本的角度考量，而非簡單地憂慮國內制造成本的上升。

對於富士康同樣如此。

美國是目前大型電視系列產品最大的消費國，但是並沒有與此相關的大規模的生產基地。而近日郭臺銘卻在廣州投資了10.5 代8K顯示器，這是美國需要的高精尖產業。不難看出，在產業升級考量上，郭臺銘依然將大陸視為重心。

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到環渤海、從西南到中南到東北，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30余個科技工業園區，使命各異，但是在轉型升級的方向上，郭臺銘的目標是一致的。如何從傳統制造業借助數字經濟轉向智能制造?如何積累制造過程中所產生的數據並將其反向指導於生產?如何重新連接整合供應商、零組件、成品制造、終端用戶、采購、售後之間的關系?

可以看到，富士康這幾年一直在布局。除了自身轉型升級的需求外，這家企業更多的還是在看未來，比如未來的市場機會在哪里。

從8K的技術來說，不難看出，競爭梯隊中也多是在大陸的企業。包括京東方集團和深圳華星光電等企業在內，中國已經有了若幹家液晶面板制造商，並且都在建設新的大尺寸液晶電視面板生產線。

那麽，對於富士康來說，跑不跑?去不去美國設廠?在筆者看來，不是可以一句話就能回答的簡單問題。事實上，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最紮實的成果，富士康可以說是中國制造的一個縮影，它能夠就地實現轉型升級，將會是富士康以及中國制造最好的選擇。

社科院發貴州藍皮書：近一半農民工有就地市民化意願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今天(2日)發布的《貴州藍皮書：貴州社會發展報告(2017)》稱，貴州脫貧攻堅首戰告捷，到2016年底，已減少貧困人口120.8萬人，同時有近一半農民工有就地市民化意願。

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貴州省主要經濟指標增速位居全國前列，完成地區生產總值1.17萬億元、增長10.5%，固定資產投資1.29萬億元、增長21.1%。脫貧攻堅首戰告捷，減少貧困人口120.8萬人，在全國率先打響易地搬遷扶貧第一炮，對45.8萬農村人口實施搬遷，極大改變了貧困人口的生產生活條件。

此外，貴州省還獲批建設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和國家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為貴州省加快發展搭建好平臺提供了重大機遇。

貴州興義市萬峰林是中國西南三大喀斯特地貌之一，堪稱中國錐狀喀斯特博物館。攝影/章軻

近半農民工願意就地市民化

藍皮書介紹，相關課題組根據對貴州、湖南和安徽三省1601名農民工的抽樣問卷調查所獲得的數據資料，對農民工市民化模式選擇意願進行統計發現，有將近一半的農民工有就地市民化的意願。

“隨著農民工群體‘二次分化’的加劇，返回當地中小城鎮實現‘就地市民化’已成為農民工一種理性選擇。”藍皮書稱，已有研究也發現，雖有將近一半的農民工選擇“願意放棄農村原有承包土地成為城市居民”，但選擇“更願意回老家”的農民工只約占調查樣本的1/4。

課題組分析，這是因為，我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已成為農村與城市改革的重要推動力，數以億計的農民進城打工，已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農民向城市轉移有效彌補城市工業化過程中的勞動力短缺。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水平一直滯後於工業化水平20%以上。城市化嚴重落後於工業化，導致現階段大多數農民工的生存狀態無法與作為城市化主體的市民相稱。農民工不能在一種合法的秩序中完成對城市經濟生活地融入，很難獲得對現代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習得以及身份認同的轉換，需要防範農民工在城市社會中處於一種“半城市化生存”的邊緣狀態。

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縣農民在自家門前制作手工藝品。攝影/章軻

社會組織數量穩步增長

藍皮書表示，盡管貴州省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但近年來社會組織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數量穩步增長，重點領域的社會組織發展迅速。2015年，全省共有社會組織10533個，比2014年增加1109個，同比增長10.5%。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達2.98個，同比增長9.7%。

從社會組織登記的類型來看，社會團體6236個，占總數的59.2%，同比增長9.8%。民辦非企業單位總數為4251個，占總數的40.4%，比2014年增加491個，同比增長11.6%。基金會有46個，占總數的0.4%，較2014年增長13%，其中公募基金會31個，非公募基金會15個。

藍皮書介紹，從服務領域來看，貴州省社會組織主要集中在教育、農村發展、社會服務、工商服務、文教體衛、科研、環境、旅遊、民族文化及社會福利等領域。其中，教育類、農村發展和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數量居前三位，分別為3111個、1192個和1082個，占社會組織總數的29.5%、11.3%和10.3%。

社會組織種類繼續呈現多元化的特點，涵蓋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中的各行各業。這反映出公共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多，社會組織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大。

據統計，2015年貴州省社會組織共吸納從業人員27萬人;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占全省從業人員的比重達1.4%，比2014年提升0.5個百分點。總體來看，大學專科以下學歷的比例逐年下降，而大學專科和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從業人員比例逐年上升。按年齡來劃分，中青年從業人員總數達24.5萬人，占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總數的90.5%，中青年人才正逐步成為社會組織的主體。

此外，貴州省社會組織公共服務能力提升明顯，有力承接了部分轉移的政府職能。2012~2015年貴州省獲得中央財政支持項目64個，共計1954萬元，社會組織在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工作、助醫助學、環境保護等領域提供了公共服務和承接了政府轉移的部分職能。同時，社會組織自身的整體實力也不斷提升，充分發揮了對政府的協同作用。

貧困家庭“男性掌權”多

藍皮書稱，關於中國城市家庭夫妻關系的研究顯示，中國城市家庭夫妻關系表現出了與西方相似的趨於平等的特點，夫妻關系總體較好，婚姻滿意度較高。與之相比，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的夫妻關系表現出以下特點。

在夫妻權力方面，與一般城市家庭夫妻關系趨於平等不同，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受傳統夫妻權力規範的影響更大，“男性掌權”特點較突出，家庭決策模式趨於傳統，這與其所處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是相一致的。這很可能是因為城市貧困階層的男女雙方重塑夫妻權力的意識和能力都更弱，也因此更容易受到既有傳統夫妻權力規範的影響。

在家務分工方面，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男性參與家務勞動的比例相對偏高，家務分工模式趨於現代，表現出與所處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相一致的特點。大部分城市貧困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政府的低保金，與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不符，這很可能是城市貧困家庭男性承擔家務比例相對較高的重要原因。

在夫妻爭吵方面，對比中國城市家庭夫妻爭吵情況，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的夫妻爭吵並不像一般所認為的頻繁，雖然“經常吵”的比例高於一般城市家庭，但“從不吵”的比例高達41.6%，這一狀況並不意味著夫妻感情非常好，更可能的是城市貧困家庭滿足於較穩定的生活狀態而情感要求相對較低，同時“搭伴過日子”的婚姻定位帶來的夫妻互動較少，以致“從不吵”的比例遠高於一般城市家庭。

在婚姻滿意度方面，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婚姻滿意度明顯低於一般城市家庭。城市貧困家庭應對困難的資源和能力有限，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他們婚姻生活的感受，婚姻生活滿足感相對較低。

課題組認為，今後城市的扶貧工作除了做好物質幫扶、就業服務等傳統服務外，還應當提供針對家庭的社會服務，重點在於協調家庭成員關系，協助營造和諧的家庭氛圍，幫助家庭發揮正常功能，這些對於幫助城市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具有深遠意義，同時也有助於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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