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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望谈判：国美“二次战役”剑拔弩张

http://www.21cbh.com/HTML/2010-9-30/2NMDAwMDE5OTc2Ng.html

全年业绩“意外搁浅” 世茂股份寄望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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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金融業「蛙跳」寄望手機普及

【斯坦福創業者】鐘甄：寄望興趣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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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難題待解 寄望在線投顧？

經過10多年的發展，公募基金得到長足發展，但也可看到，從產品到投資公募基金幾近飽和，創新之路並不好走。

如今，與互聯網深度融合的公募行業有望掀開一道口子，這就是在線投顧的發展駛入快車道。業內人士認為，這對解決公募基金逆周期和跨周期營銷服務難以作為、相對回報的制度又難以得到認同、客戶的定位目標與公募產品不太契合等問題或有所裨益。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國內一些大型基金公司早已展開在智能投顧方面的研究探索，並有所嘗試。

基金難題待解

基金業經常說的一句話是，“好賣不好做，好做不好賣”。簡單解釋就是，好賣的產品不一定好做，因為好賣的時候，一般是市場行情好，大家都認為這類產品好賣，基金公司會蜂擁而上，但實際上是市場的點位比較高，反而在市場比較低迷的時候才有投資機會，但這個時候又比較不好賣。

這個也就是目前公募存在的“逆周期”營銷難有作為的一大難題，事實上，這個問題已經困擾行業多年。

雖然基金長期來看收益可觀，但是很多投資基金的投資者並沒有賺到錢，甚至是賠錢的。

“核心在於，投資者在該投資的時候投入太少或者不投入，在高位的時候投入太多，然後又忍痛割肉。或者明明買的標的不好，非要等到解套才出，虧損越來越大，然後付出多年的時間來解套甚至無法解套。說直白一點，其實就是人性的弱點可能影響比專業的作用更大。”北京一名機構人士指出。

同時，不僅大量個人投資者沒有在基金上賺到錢，而且相對回報越來越難以得到客戶的認同，不僅散戶如此，機構也是如此。

眾所周知，公募基金追求相對回報，由於投資框架、投資手段、投資標的等的制約，還沒有看到公募基金能夠提供持續的絕對回報。

“機構客戶業務定位和業務目標與公募基金產品有距離，同時機構客戶需要對公募產品風險收益的可靠管理或再創造。”天弘基金副總經理周曉明指出。

也就是說，機構客戶的養老金、保險金配置時，其訴求與公募提供的產品是有差異的。“機構客戶實際上需要的是公募基金提供在其業務模式、客戶結構及約束條件下的與其機構目標所契合的產品。”周曉明解釋道。

“我們需要在服務方面，在投資顧問服務方面，在資產配置方面，這個可能是需要建立一個體系和框架。”此前，一家老牌公募高管接受采訪時指出。

在線投顧興起

在基金單品創新空間幾近飽和、產品逆周期以及跨周期的營銷服務難有作為的局面下，在線投顧順勢而生。

“在線投顧指基於公募基金產品，運用組合、策略、FOF等方式，針對客戶具體需求，借助電商技術和大數據技術等新技術，將投資顧問服務模式化、產品化，並將之以良好體驗在線呈現的產品和營銷服務方式。”周曉明如此定義在線投顧。

花旗預計，未來十年內，智能投顧的市場可能達到5萬億美元，如此來看，顯然這是個潛力非常大的市場。本報記者也了解到，現在很多機構在一起探討基於投顧服務的跨界、跨平臺的合作。

也能看到的是，由於移動互聯網、互聯網的普及，大量客戶湧入。隨著2013年“寶寶類”客戶的興起，大大加速了這個趨勢。這些客戶的模式就是在線交易。由於生命周期、財富階段不足以讓這些人成為私人銀行、私募基金的客戶，所以他們是在線交易的主要人群。

在線投顧公司Betterment CEO Jon Stein在14日舉辦的2016年財富管理與基金組合投資高峰論壇上，將智能投顧和無人駕駛類比時稱：“未來的趨勢，無人駕駛還是自動化的財務規劃更可能實現?無人駕駛是切實可見的，也許在未來20-30年不會有特別成熟的技術，但或早或晚這件事情肯定是會做成的，並極大改變人們的生活模式。其實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財務規劃領域。”

“資管管理行業同樣出現了自動化的趨勢，而且它和自動化駕駛是一脈相承的。在這個過程中，技術都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Jon Stein進一步解釋道。

本報也了解到，美國的智能投顧投資於被動型ETF基金上，目前美國主流機器人投顧尚且沒有投資在主動管理基金或股票上的，也就是說集中在貝塔策略(beta，市場的系統性風險)之上。

未來，基於公募產品的再創造，在線投顧服務有望產品化，並提供針對具體、個別需求的個性化服務，並且其是可識別、可回溯以及可交易的。在此基礎上，也會引來各類機構和客戶的廣泛參與。

“國進民退”擔保業過冬 寄望“安徽模式”脫困

“廣州的融資性擔保公司，現在有業務做的勉勉強強有一二十家，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很難生存。很多擔保公司停業、歇業，即使沒有被摘牌也不做業務了，人走樓空，僅剩下一張招牌掛在那里。”昨日，廣東信用擔保業協會執行會長、廣東最大的民營擔保公司銀達擔保集團董事長李思聰對《第一財經日報》感慨，近兩年經濟下行，再加上許多銀行只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合作，擔保業很多同行已經斷炊。

而目前被國務院發文推廣的“安徽模式”，則被很多擔保業人士視為解救行業於困境的最有效途徑。

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急劇縮減

今年7月下旬，因近半年均未開展融資性擔保業務，不具備換發《融資性擔保機構經營許可證》的資格，廣州市有4家融資擔保公司退出融資擔保市場。其中，有2家公司被廣州市金融工作局公示“融資性在保余額0萬元，在保戶數0戶，訴訟保全在保余額0萬元，連續6個月內無新增擔保業務。”

此外，去年11月，有5家融資擔保公司被撤銷經營許可。實際上，從2013年以來便陸續有融資性擔保公司退市的情況發生，致使廣州市融資性擔保公司從以前的100家左右急劇萎縮至目前的42家。

“這些退市的，很多是因為沒有業務做，還有一些是因為業務違規被摘牌，比如幫關聯公司套取銀行貸款，但現在這種違規也不多了，因為相當多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拿不到銀行授信，想套錢也套不了。目前一些民營的融資性擔保公司轉去做非融資性擔保了。”另一位業內人士對本報說。

擔保業窘困到如此地步，除了受經濟大環境影響之外，還與銀行普遍只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合作有很大關系，拿不到銀行授信的民營擔保公司只能就此歇業。

上述人士對本報說：“目前在廣州市場上，工行是一刀切，不與任何擔保公司合作;農行采取逐步退出合作的策略，雖然給部分擔保公司授信，但實際銀擔業務是不批的;招行也是內部整頓逐步退出的態勢。還有一些銀行雖然不一刀切，但選擇只與國有擔保公司合作。廣州市場上就只有4家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你想想民營擔保公司能活成什麽樣子?”

銀行只願意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合作，多是考慮其有政府背景和財政兜底，且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在業務上更謹慎，使得風險更可控一些。

銀達是廣東實力數一數二的老牌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廣州市去年新增擔保額也就100億元，我們都占了一半了，即使這樣，我們的業務量還是略有下降，代償率也略有上升。你想其他同行會好到哪里？”李思聰介紹，因經濟形勢不好，從去年到今年，廣東省內擔保業務代償率實際上已高達3%-5%。

國有擔保授信使用率低

政府在財政上給與了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更多支持，銀行在授信上也優先選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這讓近幾年整個擔保行業呈現出“國進民退”的局面。

事實上，現在很多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處於“錢多花不出去”的狀態，授信使用率遠低於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

“我們的銀行授信根本用不完，在2010年頂峰時期，我們的銀行授信額有五六十億，但只用了10億元額度。今年我們有三四十億的授信，目前只用了1/10左右。”昨日，一位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人士對本報說，有時候去銀行辦業務，會碰到銀行客戶經理將客戶介紹給該公司的事情，“原因是銀達的額度已經用滿了。”

“受制於國企風格和體制，國有擔保公司的業務市場化程度不高，很多業務沒法兒做，決策效率脫離市場，業務開展以免責為前提，害怕承擔風險。其實政府財政資金大都投向了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但並沒有帶來多少市場增量。”另一位民營擔保業內人士對本報說，廣州某家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每年能獲得幾百萬元政府補貼，而從去年開始，民營擔保公司的貼補卻被取消了。

“今年廣東財政劃撥了幾十億給幾家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在全省建立擔保體系。但依然是上述老問題，不市場化，就新增不了多少業務。”上述民營擔保人士說，只有提高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市場化程度，才能更有效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寄望“安徽模式”

就在苦熬這種看不到盡頭的寒冬的時候，近期擔保業似乎看到了一絲光明。

據安徽省信用擔保協會網站消息，日前，國務院融資擔保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印發了《關於學習借鑒安徽擔保經驗推進政銀擔風險分擔機制建設的通知》(融資擔保辦通〔2016〕2號，以下簡稱《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融資擔保機構監管部門開展借鑒學習安徽擔保經驗、推進政銀擔風險分擔機制建設工作。

“安徽模式”的核心是改變由融資擔保公司承擔全額代償風險的傳統模式，引入政府、再擔保、銀行，與擔保公司共同分擔風險。其具體做法是，對單戶2000萬元以下的貸款擔保業務，由融資擔保公司、安徽省信用擔保集團、銀行、當地政府，按照4：3：2：1的比例承擔風險責任，即“4321”新型政銀擔合作模式。經測算，新模式下政府投入1億元財政資金可撬動100億元貸款註入小微企業和三農領域，銀行信貸風險敞口較自主發放貸款下降80%，融資擔保公司承受能力提升2.5倍。

安徽模式的一大好處是，讓目前手握“重金”的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的資金有處可去，讓拿不到銀行授信，沒活兒可幹的民營擔保公司活起來，以此幫助擔保業撐過寒冬並穩定發展。

“我認為安徽的模式是好的，我們觀察了一下，一是量上來了，二是銀行看到擔保和政府承擔了大部分風險責任，風險被分散，也樂於參與。三是，政府參與還能推薦一些好的項目進來。”李思聰說。

事實上，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在去年也創新了一種與“安徽模式”極其相似的模式，引入政府、再擔保與擔保公司共同分擔風險，區別只是沒有引入銀行。

“禪城模式是擔保公司承擔45%、再擔保公司承擔25%，當地政府成立的技改基金承擔20%-25%，我們的佛山公司都簽約加入了。禪城模式並不要銀行承擔一點風險，只要你給我業務做就好了。”李思聰介紹說。

李思聰認為，安徽和禪城的做法是當前真正能發展擔保業、支持小微企業的最有效模式。“一是把最具公信力的政府資源加入進來了，二是銀行樂意，三是擔保公司風險承擔小了，積極性提高;四是再擔保公司背後的財政資金也找到了資產標的。這是最容易落地和切合市場的做法。”而其中的關鍵點在於，政府一定要引導，擺出姿態。

安徽業界也是同樣的看法。《通知》明確指出，安徽在發展融資擔保的實踐中主要有五方面經驗和做法值得認真學習和借鑒。其中，政府重視是關鍵，舍得投入是保障。

本土美妝品牌寄望“源頭”營銷 自然堂加碼研發投入

為了與在品牌號召力上更具有優勢的海外公司爭奪“眼球”，通常，本土美妝公司都會在營銷上使勁砸錢。在過去幾年里，央視、湖南衛視、江蘇衛視、東方衛視等推出的熱播綜藝節目中，都會出現這些企業的身影，如上海韓束化妝品有限公司(下稱“韓束”)曾以5億元冠名《非誠勿擾》後，創日化企業冠名新高。而除了韓束，上海百雀羚、上海家化聯合股份有限公司(佰草集、六神等)、廣東丸美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丸美)等公司也紛紛在營銷上綜藝節目上加碼。

相反，外資品牌並不熱衷於電視綜藝冠名。韓束總裁呂義雄曾在接受一家行業媒體采訪時表示，這一冷一熱主要由外資品牌的決策模式和機制決定的。在國內，外資品牌絕大多數都由職業經理人操盤。在這種情況下，一單動輒數千萬甚至數億元的電視節目冠名投入，需要很長的時間來研究和論證，很容易錯過機會。而本土品牌通常由老板直接拍板，不需要冗長的決策機制，因此在與電視臺或廣告公司的談判中就能抓住時機。

不過，不得不否認的是任何品牌和冠名節目需要高度契合，倘若理念背道而馳，品牌的植入會顯得很生硬。觀眾也難以接受，甚至讓人產生“錢多亂冠名”的負面印象。

本土品牌試圖找出更好的一種營銷路徑和手法。

旗下擁有自然堂和美素的上海伽藍集團，日前就宣布成立自然堂喜馬拉雅美麗研究院。公司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這個名為喜馬拉雅美麗研究院是為了向外界宣告其品牌產品的研發源頭。該負責人表示，在過去八年來，我們通過與國內頂尖科研院所的合作研究，收集了泛喜馬拉雅地區836種植物及多種水源和礦物資源的信息和樣品，並通過先進的基因平臺，2D細胞和3D皮膚模型平臺及其他科學方法，對它們在美白，保濕，抗氧化，抗衰老的功效進行篩選、評估，從而發現了許多具有獨特護膚功效的天然成分。研究期間，伽藍申請了與喜馬拉雅相關的發明專利共計12項。

強調產品的產地、品質，突出高科技、純天然等元素受到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歡迎，在海外公司中，有許多是因為強調“源頭”而獲得顧客的好感和青睞的品牌，它們通常會突出其產品是采用了摩洛哥玫瑰花、普羅旺斯薰衣草、日本稻米發酵原液精華、法國小鎮溫泉泉水等原料。

“這樣的效果可以加深消費者的影響，且源頭產地與品牌之間的影響是相互的。”前述負責人表示，“我們希望，未來在營銷時也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即人們購買自然堂的時候，可以想到喜馬拉雅，而看到喜馬拉雅就可以想到自然堂。”

“2017年自然堂想要烙印在所有人心中的故事——自然堂源自喜馬拉雅”。伽藍集團首席創意官阿曼達如是說。

眾所周知，自然堂最負盛名的明星產品冰肌水因含有“來自海拔5128米的冰川水”而著稱。而這一冰川水即來自喜馬拉雅地區。目前，該明星產品的年銷售已經突破10億元。

雖然國際大牌在過去一年中表現良好，但在大眾市場，國內本土的化妝品企業依舊占據優勢。

上海家化董事長張東方對於整個行業的發展持樂觀的態度，她表示美容護膚、個人護理和家居護理三大領域的市場零售規模高達4000多億，潛力巨大。目前消費高峰的20歲到30歲年齡段的，未來他們進入成熟期30歲到40歲年齡段，也將成為至關重要的消費群體，未來的他們將更有閱歷和消費能力。她強調，目前本土品牌需要做的是從建立他們對品牌的信任度。

5個季度要處置40億壞賬 紅嶺創投寄望3年彌補虧損

近日因卷入輝山乳業危機，深圳P2P平臺紅嶺創投也受到了外界的頗多關註。

據悉，P2P平臺是輝山乳業除了銀行貸款、融資租賃、地方金交所等之外的融資渠道之一。紅嶺創投3月24日透露，今年年初，輝山乳業全資子公司輝山乳業(中國)有限公司在該平臺借款5000萬元，放款時間為2月9日，該筆借款由遼寧輝山集團(錦州)有限公司、遼寧輝山乳業集團(沈陽)有限公司提供擔保。

事實上，紅嶺創投遭遇的麻煩遠不止於此。已經成立8年的這家老牌P2P平臺，正在迎來艱難時刻。

2016年全年，收回、盤活的不良資產就接近25億元。而2017年一季度，預計還將處置不良資產15億元以上。在3月25日的股東大會上，紅嶺創投公布了上述不良資產數據，由此可見其壞賬壓力之大。

紅嶺創投董事長周世平稱，不良資產的處置，是紅嶺創投當前的首要任務，並希望未來3年的時間，能完成消化不良資產，同時將組建紅嶺控股，置入其他資產，幫助化解紅嶺創投目前的困難。

巨額壞賬壓力

根據紅嶺創投股東大會披露，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其累計成交量達到2093.3億元，待收余額216.2億元，比年初增加18.11億元，增長9.19%。其中，對公貸款余額132.9億元，比年初增長5.28%;線下零售貸款余額12.36億元，線上零售貸款70億元，分別比年初增加217.8%和3.53%。

自2014年以來，紅嶺創投開展了大量的大額借款業務，但這也為其帶來了極大的壞賬壓力。根據會上披露的數據，截至2016年底，對公項目逾期貸款余額較上年增長了12.19%。當年，該公司選派了25人的骨幹隊伍，深入15家經營單位30個重點項目駐點清收。截至當年12月底，已收回、盤活的不良資產就接近25億元，其中，現金回收8.08億元。

紅嶺創投總裁項旭稱，2016年，紅嶺創投新增存量資產不良率降低至5%以下。通過重組方式已經盤活、預計一年內可盤活的不良資產8個，總金額15億元，通過以物抵債方式回收1.3億元，經該公司初步測算，2017年可收回、盤活60%～80%的不良資產。

“不良資產的處置，是紅嶺創投的首要任務，通過訴訟保全、拍賣、並購重組等手段，跟合作機構建立戰略合作。”周世平說，今年一季度，該平臺將處置不良資產15億元以上，並將於3月28日起正式停發線上額度100萬以上標的。

周世平稱，在資產重組中，紅嶺創投引入有實力的第三方機構，由第三方參與或收購債權，使不良資產轉為正常資產。目前，合作機構有黑龍江建工集團、五洲國際、雲南物流集團、貴陽城投等。

試圖三年化解風險

盈利在P2P乃至整個互聯網金融領域，一直都是一個敏感而又隱秘的話題。背負大額借款壞賬壓力的紅嶺創投，自然也不能例外。

周世平說，目前必須保守一點，不能再像以前盲目擴大規模。今後3年，必須以效益為先，而不是只求規模不求收益。雖然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但是任務仍然很重，需要通過3年的時間才能消化不良資產。“能通過3年把前面的壞賬彌補掉的話，我認為已經是很好的規劃了。”

監管合規也是紅嶺創投亟待解決的的問題。周世平稱，如果現在清盤，初步估算損失可能在8億元左右，而且品牌也有較為可觀的價值。今年一季度，已經正在組建紅嶺控股，將紅嶺創投、紅嶺資本、深南資產，以及上市公司股份等資產置入控股公司，化解紅嶺創投遇到的困難。目前已跟多家機構深入溝通，等待進一步資本層面的合作。

“我們希望通過紅嶺控股化解紅嶺創投的風險，投資人已經盈利，但股東還是很難退出。希望通過紅嶺控股，一方面讓股東有退出的渠道，另一方面保持紅嶺的品牌存在，不會造成整體的不安。”周世平說。

波司登少東家回應英國店歇業 未來寄望男裝業務

今年年初，波司登(03998.HK)在英國旗艦店歇業的消息曾被媒體報道，近日，波司登集團副總裁高曉東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時表示，原本店內的產品較為單一，如今處於戰略調整的考慮，將店鋪在現階段停業。“通過一階段的調整，未來會重新再來要啟動它。”高曉東說。

依舊期待國際化

“現階段(這家店)在停業過程當中，我們在做方案，現在可能是租給了人家，也不要去浪費嘛。因為那個位置，確實是蠻好的。”高曉東表示。

記者了解到，波司登2011年買入的旗艦店這棟樓時值英國市場低迷，該物業位於倫敦南莫頓街，對著倫敦最熱鬧的商業街牛津街，同時又是一線品牌雲集的邦德街入口地—距離邦德街地鐵口僅為20米。如今該地段的物業應該有所回升。

按照高曉東的說法，店鋪的歇業並不意味著波司登在海外國際市場拓展的折戟。他告訴記者，實際上，在英國，那時候是收購了一個英國當地一個品牌，“通過他們的渠道也把我們的產品，波司登品牌的產品推廣到英國，這一塊不能說是成功，但至少到現在為止他能夠保證自己的一個盈虧平衡，慢慢的逐步逐步把我們的品牌，影響力慢慢的擴大。”

除了英國，波司登在意大利也有業務。“我們在意大利也設立有公司，因為意大利的時尚和設計在全世界還是比較領先的，我們在那邊也設立了一個公司，主要是做設計，然後做一些產品的開發，這些都是為我們未來想要真正的全球化做的鋪墊基礎工作。”高曉東補充道，“我們也在做一些境外的並購，想通過一些國際上的知名品牌，包括國際上的一好的團隊融入，加快我們國際化的這進程。”高曉東說，國際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寄望男裝業務

現年41歲的高曉東為波司登集團創始人高德康之子，這位“二代”在3月28日時全票通過當選為波司登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執行董事一職，這被業界解讀為這次任命或許成為高曉東接掌家族企業的前奏。

在此之前，今年2月初，海瀾集團有限公司任命周建平之子周立宸為總裁，而周建平仍擔任集團及海瀾之家董事長;而2016年11月，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飾股份有限公司亦宣布“二代”接班，周成建辭任美邦服飾董事長、總裁，其女兒胡佳佳接任。

記者了解到，早在2004年時候，高曉東就開始獨立運作波司登男裝，他曾尋找國際知名設計公司合作，並且在上海、廣州、溫州等地成立設計工作室。

據悉，波司登男裝巔峰時期的總銷量突破國20萬件，年銷售額也突破10億元。到了2008年，擁有6億資產的波司登男裝成為了波司登集團旗下的一部

不過，那時也是國內服飾產業的黃金時期。但在隨後幾年里，隨著海外品牌的進駐以及互聯網購物的興起，國內的服飾企業的業績進入疲軟，很多公司的銷售也開始一蹶不振。

彼時，2009年後高曉東的工作重心由男裝涉足家族企業的其它業務，諸如房地產、高速公路、商業零售、高新技術產業、酒店、寫字樓等領域。

直到2013年，由於波司登集團業務發展需要，高曉東重新分管男裝業務。高曉東表示，三年里自己帶領團隊對男裝進行全面改革，梳理戰略規劃，全新定位商品、整頓凈化渠道，也借此希望讓波司登男裝重新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不過，目前看來，在經歷了當年的高速發展後，如今的服裝業務要想再創昔日的輝煌顯然也並非易事。

根據波司登2016年中期的財報來藍，目前波司登旗下品牌羽絨服業務、貼牌加工管理業務及非羽絨服業務的收入分別約為14.50億元、6.64億元及4.52億元。其中，波司登男裝銷售收入為1億元，微升2.2%。

不過，高曉東依舊對男裝業務持樂觀態度，他表示波司登男裝是集團未來發展的重要業務項目之一，爭取將該業務發展成為集團的核心盈利項目。

此前，董事長高德康在中期業績發布時也透漏，波司登向發展成為一家多品牌綜合服裝運營商的目標邁進。

高通第二財季凈利同比下滑52%，寄望中國手機市場複蘇

北京時間4月26日，高通公司發布了截至3月25日的2018財年第二季度財報。報告顯示，高通第二財季凈利潤為4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7億美元下滑52%；營收為53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50億美元增長5%。

高通第二財季來自設備和服務的營收為39.36億美元，高於去年同期的36.89億美元；來自授權的營收為13.25億美元，低於去年同期的13.27億美元。

目前，高通有三分之一的收入來自專利收費，三分之二來自芯片銷售收入，但在利潤方面剛好相反，三分之二的利潤來自專利業務，剩下三分之一來自芯片業務。換言之，此前高通與大客戶蘋果在專利之間的糾紛仍然對高通的凈利潤影響較大。不過依靠中國市場，高通正在在改善盈利上的被動狀態。

高通在周三的財報中預計，公司第三財季營收將在48億美元至56億美元，在分析師看來，這顯示了高通對中國市場開始恢複活力的樂觀預期。

高通總裁克里斯蒂安諾·阿蒙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市場是目前發展速度最快的市場之一，2017財年高通的芯片業務來自於中國OEM廠商的產品營收是來自於蘋果公司營收的兩倍。”同時，他認為中國市場將持續增長。

中國市場正在複蘇

高通財報顯示，在截至3月25日的第二財季，該公司營收為52.61億美元，高於去年同期的50.16億美元。

在高通的主營業務中，QCT指的是高通CDMA技術集團，主要負責研發和銷售無線基礎設施和設備中的芯片等軟硬件方案，而QTL為高通技術授權部門，主要負責對高通歷年積累和收購的技術專利進行授權。而從一季度這兩個業務的表現來看，與上一季度相比趨於平緩。

具體來看，高通CDMA技術集團第二財季營收為38.97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36.76億美元增長6%，比上一財季的46.51億美元下滑16%；該部門的稅前利潤為6.08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4.75億美元增長28%，比上一財季的9.55億美元下滑36%。

高通技術授權集團第二財季營收為12.6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22.49下滑44%，比上一財季的12.99億美元下滑3%；該部門的稅前利潤為8.5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9.59億美元下滑57%，比上一財季的8.87億美元下滑4%。

除了和蘋果公司的官司，這段時間高通一直飽受無休止的法律爭鬥、政府罰金、智能手機市場疲軟、不付款的客戶、以及博通此前發起的惡意收購的影響，該公司股價在周三盤中創出自2016年年初以來的最低價。按照周三的收盤價計算，高通市值約為736億美元，僅為博通1210億美元收購價格的61%。

不過高通高管在接受采訪時稱，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已開始複蘇。高通首席財務官喬治-戴維斯（George Davis）稱，2017年年底來自中國的芯片訂單接近停頓，但因為手機銷量的旺盛，幫助轉移了囤積未使用的配件。“庫存的減少幅度相當快，”他說。

高通不久前正式宣布與聯想、小米、OPPO、vivo簽署諒解備忘錄，這些廠商三年內將向高通采購價值總計不低於20億美元的射頻前端部件。

事實上，作為全球最為重要的移動終端市場之一，中國市場以及中國的廠商已經成為高通未來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支撐。目前，高通來自於中國OEM廠商的營收複合年增長率達到17%，2015年這一數據為40億美元，去年為60億美元，而高通預計2019年將會達到80億美元。

收購恩智浦時間表推後

除了業務本身的財務情況，外界最為關心的依然是高通對於恩智浦的收購進展。

對此，高通首席執行官史蒂夫-莫倫科夫（Steve Mollenkopf）周三在財報電話會議中稱，中國商務部不會在短期內批準該公司收購恩智浦的交易。“我們未能免疫於中美兩國間當前的困難環境。從時間角度來看，目前並不是‘量體溫’的最佳時間。”

恩智浦半導體是荷蘭著名高性能混合信號半導體電子企業，2006年從飛利浦公司分拆上市，目前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半導體公司。截至2018年1月31日，恩智浦市值為407.4億美元，位列全球半導體企業第13位；2017年恩智浦營收為86.5億美元，位列全球半導體企業第10位。

高通在2016年10月宣布，將以每股110美元的現金收購恩智浦，交易總價約為380億美元。此交易將是半導體行業內規模最大的一筆交易，同時也有助於高通把自己的芯片業務從手機拓展到汽車領域，更為重要的是，這一交易還可能會讓高通成為汽車芯片行業最大的供應商，而在此前，高通一直以設計智能手機芯片而著名。

為抵擋博通在去年年底對公司發起的惡意收購，高通在今年2月宣布同恩智浦達成協議，把收購報價從每股110美元調高至每股127.50美元。調整後，該收購交易的總金額從之前的約380億美元提高到約440億美元。高通同時還宣布，只要獲得70%恩智浦股權的支持，該公司收購恩智浦的交易便能夠完成。這一比例低於此前的80%。

但賽迪研究發布報告認為，目前高通在手機芯片領域長期處於壟斷地位，恩智浦公司在金融IC卡芯片、移動支付安全單元和NFC芯片處於絕對壟斷的地位。這兩家巨頭公司合並，必將使中國在半導體、物聯網、車聯網、移動支付、智能交通等產業領域，背上和2G、3G基帶芯片市場一樣的沈重包袱，未來產業發展水平將長期落後美國相關產業，未來行業主要利潤也將被美國公司攫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