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省GDP數據“幹凈”了嗎？

中國超過70個縣市告別“唯GDP論”的時代，取消GDP考核，以環境和民生的考核導向取而代之。應景的是，一季度全國31個省GDP總和僅比全國一季度GDP總量高出3.64%，較2013年高出11%大幅下降。那麽，是各省GDP“幹凈”了，還是另有隱情？（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寫文章提到，目前全國已有70多個縣市取消了GDP考核，取而代之以環境和民生的考核導向。

另外還有文章寫到，全國31個省（區、市）一季度GDP總和13.287897萬億元，較全國一季度GDP總量僅高出3.64%，而2013年這個差值達到近11%。

所以明顯跡象顯示地方政府不再唯GDP論，數據“幹凈”了。是這樣嗎？

英國金融時報整理研究咨詢公司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經濟學家陳龍和Thomas Gatley的觀點認為，事實並非如此。

事實證明各省GDP總量與全國GDP之間的差受季節性模式影響。追蹤過去十年的數據，一般來說，一季度的差值總是較低的，二季度和三季度會升高，然後在四季度略有回落。今年年初至二季度各省GDP總量超過全國水平12.5%！

華爾街見聞網站在之前的文章中寫到，目前還不清楚這種降低GDP重要性的做法是否會推廣到規模更大、更富有的城市。在這些城市里，通過舊的增長模式致富的傳統產業與政府官員之間建立了強大的利益網絡。這些城市的官員正是通過基於GDP的政績考核打造成功仕途的，這使得他們很難調整政策焦點。

所以一季度的數據可能是個“煙霧彈”，暗示官方GDP數據遵循某種詭異的季節性模式。龍洲經訊認為：

中國經濟是受投資驅動的，但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一貫隨著季度大幅變化。一季度，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達到近70%，投資的貢獻不到30%。而下個季度，這個模式就轉變了，投資占到的比重大大增加。

這也很難究其原因。中國的春節基本上都在一季度，工人拿完年終獎和前一年拖欠下的薪水（特別是建築工），然後進行花銷。也因春節放假，投資計劃通常至少會暫停兩周，甚至更久。而因為一季度中國尚處在冬天，天氣較為寒冷，也是每年工程建設周期的低點。

這種季節性因素直接導致了地方和全國GDP數字對不上，因為事實上，地方GDP所有誇大的數字都來自投資領域。而一季度是消費主導的季度，所以兩組數字“合拍”。一旦年底投資增長加快，地方GDP總量和全國GDP的差距就拉大了。

把地方債關進“籠子” 財政部要求各省編制政府資產負債表

經濟參考報援引接近財政部的消息人士稱，按照財政部要求，包括上海、北京、安徽、湖南在內的多個省份已經開始試編市本級和縣區本級的政府資產負債表。（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是權責發生制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的重要內容。

報道援引專家表示，這項制度能夠完整反映各級政府所擁有的各類資產和承擔的各類負債，全面反映政府財務“家底”，引發各界關切的地方債未來將被關進“政府財報”的籠子。

將地方債關進“政府財報”的籠子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此前在解讀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時就表示，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試點還將繼續擴大，同時要做好兩項基礎性工作，其中之一是推行權責發生制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編制政府的“資產負債表”。

“地方政府債券發行信息披露需要增加諸如資產負債率等償債能力存量指標，否則將難以充分準確地揭示地方債券的風險，也難以準確地對地方政府債券進行科學的信用評級。”

中國的地方債務問題一直是懸在經濟上方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其真正的債務規模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數字還要大。

華爾街見聞網站文章援引全國人大常委尹中卿稱，目前地方債的實際規模有可能比審計數據多一倍左右，很可能超過30萬億元。

他警告稱，目前地方債風險已經成為威脅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如果執行嚴格的金融規則，不少地方債已經無法依靠“借新還舊”展期。如果按市場化要求，一些地方政府實際上已經破產。

規範收支 盤活存量

事實上，政府資產負債表的試編工作早在2011年就啟動了。經濟參考報援引消息人士稱，2011年，財政部國庫司印發了政府資產負債表試編指南，文件不對外公開，僅限於全國財政系統，試編工作開展多年一直相當“低調”。“2011年上半年財政部國庫司牽頭，選定包括北京、浙江、江蘇、天津等在內的12個省級政府，2012年從12個擴大到23個省級政府，到今年要求全部省級政府啟動試編政府資產負債表”。

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說，“我國目前公布的財政收支數據是流量，政府資產和負債是存量數據。我國政府擁有龐大的資產，而且政府債務規模也非常引人關註。如果只公布收支，沒有資產負債的數據，是遠遠不夠的。”

中信證券也認為，對於財政資金的管理，主要通過“規範收支 盤活存量”的思路完善。

“一方面，全面推進全口徑預算管理，政府收支必須全部納入預算管理，不能搞“賬外賬”；同時強化預算公開，除涉密信息外，中央和地方所有使用財政資金的部門均應公開本部門預決算。另一方面，強化國庫資金管理，盤活存量，彌補財政收入不足的問題。”

“地產下滑導致財政收入增長乏力，但財政支出仍需加快以穩定經濟。為避免赤字的大幅擴張，盤活現有存量財政資金將是可選路徑。”

2014年各省財政收入陸續公布 增速幾乎全線滑坡

本文由微信公眾號“掃雷小組”(ID: saoleixiaozu007) 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截至1月12日，共14個省（市、自治區）公布了2014年的財政收支數據。具體情況請見下圖：

1、除浙江、上海、山東三省外，其余11省2014年的財政增速低於2013年。

2、廣東依然是全國財政收入最高的省份。目前廣東尚未公布2014年全年的財政收入數據，但其前11月財政收入為7268.04億，已高出江蘇全年財政收入35億。

3、在公布數據的省份中，2014年財政增速高速高於10%的省份數量為10個，低於10%的省份數量為4個。其中，江西省以16.10%的增幅居於榜首，吉林以4%的增幅居於末位。

4、共計10個省份完成年初設定目標，4個省份低於預期。

其中浙江、上海、甘肅三省增速超過預定增速4個百分點以上。而內蒙古和陜西兩省小幅超過年初預定增速，分別超過預定增速0.1、0.63個百分點。

吉林的實際增速與年初設定增速相差最大（4個百分點）。

5、未公布數據的省份情況可能更嚴重。如遼寧前11月的財政收入下降6.8%，黑龍江去年前10月財政收入下降7.8%，兩省份2014年財政收入很可能呈現負增長的態勢。

再看財政收入質量，如下圖所示：

截至1月12日，共有4個省份公布了稅收收入及非稅收入的情況。上述四個省份中，江蘇、浙江、山東三省的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上升，財政收入質量進一步提升。內蒙古則有所下降。

相比於相對可控的稅收收入，非稅收入中的各種費彈性頗大。在財政收入增速下降的過程中，非稅收入占比的變動情況尤其值得關註。

目前只有內蒙古公布了政府性基金收入。內蒙古財政廳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內蒙古的政府性基金收入為502.50億，同比下降22.3%。

政府性基金的收入構成中，80%來自土地出讓金。因房地產行業下行，土地出讓金勢必減少，2014年政府性基金收入負增長的省份應該不在少數。

掃雷小組預計：

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財政增速降低，這一趨勢很可能在今年延續。如已召開地方兩會的河北省將今年的財政增速下調至7.5%，相比2014年的增速降低了1.7個百分點。

 

在去年年底召開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財政部長樓繼偉表示，財政收入由高速增長轉為中低速增長，由兩位數增長進入個位數增長的時代，要克服速度情結。

 

廣義財政收入（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加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下降意味地方政府以自身財力通過基建投資提振經濟的空間將變得更窄。民生支出及債務支出相對剛性，中央財政擴大的赤字很可能用於這部分支出，用於基建投資的部分亦有可能減少。因此，為了“穩增長”的需要，今年貨幣政策可能會保持相對寬松，由此可能造成經濟中杠桿率在短期內還會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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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批複3萬億額度置換存量債務 1萬億已下批各省

據經濟觀察網，財政部已經批複了3萬億的存量債務置換，其中1萬億的額度已經批複到各省財政廳，西南某省獲得300億的額度。

置換存量債務，就是在財政部甄別存量債務的基礎上把原來融資平臺代表政府的理財產品、銀行貸款，期限短，利率高的債務置換成低成本，期限長的債務。存量債務中屬於政府直接債務的部分，將從短期、高息中解脫出來，變成長期、低成本的政府直接債務。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趙全厚表示：

舊的政府債務，有3年的、3-5年的，一段時間就要還一次，現在置換成7年、10年的，債務流動性風險降低了。因為政府發債比融資平臺的融資成本還是要低。前段時間進行了債務甄別，在甄別的基礎上進行。融資平臺本來是或有債務，甄別後，其中代替政府借的，早點置換，以便納入政府債務。

在2015年預算報告里，提出對地方政府舉債實行限額管理，地方政府舉債不得突破批準的限額，妥善處理存量債務和在建項目後續融資。將清理甄別後經法定程序批準的存量債務，分類納入預算管理。對甄別後納入預算管理的地方存量債務允許逐步置換，以降低利息負擔，優化期限結構，騰出更多資金用於重點項目建設。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經濟觀察網，因為以前政府債務，特別是融資平臺中的替政府借的債務，比如銀行貸款，期限結構不合理，融資成本高，現在通過對政府存量債務的置換，讓債務的期限結構更加合理化。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去年8月在人大常委會會議上講話時表示，對高成本融資的存量債務，允許地方申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降低利息負擔，優化期限結構。

他指出，要完善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制度，建立以政府債券為主體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推廣運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鼓勵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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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三季報”盤點：粵蘇差距縮小 東北緩慢回暖

各省“三季報”盤點：粵蘇差距縮小 東北緩慢回暖

一財網 林小昭 2015-11-12 1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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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密集表態 預熱全面兩孩政策元旦落地

各省密集表態 預熱全面兩孩政策元旦落地

一財網 王羚 2015-12-31 19:13:00

全面兩孩政策明天起將在全國統一實施。這兩天，全國各省密集表態，通過修訂地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召開新聞發布會等各種方式將相關政策告知民眾，為全面兩孩政策落地做好預熱工作。

各省戶籍城鎮化率比較：浙江、福建本地人最不愛城鎮戶口？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城鎮化速度將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城鎮化發展也將轉向規模擴張和質量提升並重。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成為城鎮化的最重要任務。

那麽近年來，我國的戶籍城鎮化率進程是怎麽樣的呢?各地區的戶籍城鎮化又存在哪些差異?《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對近年來各省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走勢、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比較，力圖呈現出各地城鎮化進程的一些差異特點和發展潛力所在。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升緩慢

近日，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國家新型城鎮化報告2015》(下稱《報告》)在北京發布。報告顯示，去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6.1%，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9.9%，兩者之間存在著16.2個百分點的差距。

不僅如此，與2010年數據相比，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間，盡管我國的城鎮化發展如火如荼，但真正反映城鎮化質量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升的幅度仍小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

根據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中國居住城鎮的人口接近6.66億人，城鎮化率達到49.68%，全國已有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鎮。到2015年，這一數據達到了56.1%，5年間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了6.42個百分點。

在戶籍城鎮化率方面，根據《報告》，2010年這一數據是34.17%，到2015年，這一數據達到了39.9%，5年間提升了5.73個百分點，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升幅度低了0.7個百分點。

報告分析，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不快，一方面是由於跨省、跨地區轉移人口尚未出臺統一的政策安排，外來人口特別是跨省市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展緩慢。一些人口流入較多、農民工落戶意願較強的地區還沒有制定具體的戶籍改革方案;一些地方對制定相關配套政策方面重視不夠;一些地方制定具體落戶條件時對本地人寬、對外來人口嚴。部分地區雖然降低了落戶和外來人口享有公共服務的門檻，但是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仍然存在“玻璃門”的現象。另一方面，農村相關權益保障機制不健全，農民對進城落戶擔憂仍然存在，落戶的積極性不高。

《報告》指出，新型城鎮化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必須理順人、地、錢之間的關系。目前涉及人的戶籍制度改革進展相對較快，但涉及地和錢的改革進展相對滯後。人口轉移與土地、資金要素保障不匹配，導致地方缺乏動力承擔市民化成本，城鎮化合理用地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戶籍人口城鎮化需要錢，相應的教育、醫療、養老以及保障房等所有的公共產品供給都要投入很多。地方政府在缺錢的情況下，對城市建設更為熱衷，而對與民生緊密相關的公共產品供給積極性不高。“戶口不是問題，戶口後面的各種公共服務的供給，才是最大的問題。”

另一方面，無論是四大一線城市還是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都設置了較高的落戶門檻。評論指出，這些門檻將龐大進城人口中的“合格”部分切割走，篩掉了“戶籍城鎮化”的主要對象。戶籍城鎮化的主要實現區間被壓縮到了三四線城市和城鄉結合部。

但是，與此相反，就業和多樣化發展機會最多的地區，恰恰是戶籍人口控制最嚴的地區，這些一二線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而放開戶口準入、能最大程度消化“戶籍城鎮化率”任務的地方，卻是機會稀薄、吸引力弱化的地帶，這些地方自身的城鎮戶籍人口還在外流，即便放開落戶，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去。這也正是戶籍城鎮化提高緩慢的最大原因所在。

各省戶籍人口城鎮率：上海居首、貴州最低

具體到各省份，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存在較大差異。

關於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新計算方法，有關部門還在深入研究。但近期來自貴州省統計局的一篇《對當前貴州常住人口、戶籍人口城鎮化的對比分析》，根據學術界常用方法，暫用戶籍非農業人口代表戶籍城鎮人口，用非農業人口比重代表戶籍城鎮化率，披露了全國各省戶籍人口的比率數據。

根據貴州省統計局發布的這篇文章顯示，2014年，有16個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最高的上海達到了90.32%，而最低的貴州只有16.4%，兩者之間相差約76個百分點!

具體來看，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大直轄市的戶籍城鎮化率位列前三。其中，上海市唯一一個超過了九成的省份，也是全國唯一一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於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省份。2014年上海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89.60%，比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低了0.72個百分點。

北京緊隨上海之後，位列第二，這一比例達到了81.74%，是唯一位於80%到90%區間的省份。在北京之後，是天津和江蘇兩個位列60%到70%區間的省份。

其中，江蘇這一比例達到了60.14%，是直轄市以外唯一一個超過60%的省。值得註意的是2010年2014年這4年間，江蘇提升了9.37個百分點， 一舉超越了遼寧、廣東，位居全國第四。第一經濟大省廣東以54.32%的比例位居全國第五。

在三大直轄市和廣東、江蘇兩個沿海經濟大省後，來自東北的三個省份也位居全十，遼寧、黑龍江和吉林分列第六、七、九位。

“這主要是歷史原因。”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東北的工業化進程較早，建國後我國的一系列大項目都放在東北，所以當時東北的工業化、基礎設施、城鎮化在全國最高。“這些大項目都是大國企，能解決人才、工人的落戶，工業化程度高，帶來城鎮化程度也很高。”

不過這三省4年間提升的幅度都不大，分別只有0.7、0.76和1.42個百分點，落後於全國水平。“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些大項目促進了東北經濟的發展。但在市場經濟時代，這也導致了機制體制等一系列問題。目前東北的城鎮化率雖然高，但年輕人、青壯年外流比較厲害。”丁長發說。

此外，2010年到2014年，有6個省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出現了下降，其中有4個為中部省份，分別是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這四個省份與沿海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個三角洲聯系十分緊密，大量的人口流向這兩個三角洲，包括不少城鎮人口和大學畢業生也遷往沿海發達城市。

與之相比，一些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大幅提高，比如青海由30.09%提高到47.95%，提升了17.86個百分點，提升幅度位居全國第一。西南的雲南提升了12.58個百分點。江蘇提升了9.37個百分點，提升幅度位居全國第三，沿海省份第一。此外，重慶(7.14)和廣西(6.81)兩個西部省份提升幅度分列四、五位。

浙江福建人最不愛落戶城市？

與三大直轄市和廣東、江蘇等地相比，東南沿海的兩個經濟發達省份浙江和福建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則明顯偏低，兩省的這一數值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位居全國中下遊。其中，福建這一數值為34.26%，位居全國第18位;浙江這一數值為32.52，位列全國第21位。

不僅如此，4年間，兩省這一數值提升的幅度也都比較小，福建4年間提升了0.31個百分點，浙江提升了1.58個百分點。兩省提升幅度均小於全國平均水平。

相比之下，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方面，浙江達到了64.87%、福建61.8%，兩省均位居全國上遊。從各省份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差距對比來看，浙江和福建成為差距最大的兩個省份。其中浙江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落後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32.35個百分點，這一差距位居全國第一;福建兩者差距27.54個百分點，居全國第二。也就是說，這兩個省大量的人口已經居住在城市里，但戶籍都還在農村。

值得註意的是，浙江和福建兩省的所有地市人均GDP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是全國區域發展最為均衡的兩個省份。為何這兩個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這麽低?是這兩個省份的人都不愛落戶城市嗎?

在丁長發看來，這一現象與兩省的產業、經濟結構有關。廣東和江蘇外企眾多，國企也不少。而山東、東北等地國企占比更大。相比之下，浙江和福建國企占比最少，更多是以草根的民營經濟為主，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技術和資本要求不高，這些企業在解決落戶、社保等方面很少涉及。

另一方面，作為區域發展較為均衡的省份，浙江、福建的鄉鎮經濟發達，不少地方農村口比城鎮戶口更具吸引力。在浙江湖州，2015年啟動戶籍改革之後，從城鎮到農村的戶口遷移，比農民進城落戶要多很多。在溫州，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希望將戶口遷回原籍。

來自福建泉州的陳先生大學06年畢業後在泉州市區一家金融企業上班，4年前為了生二胎特地將戶口遷回泉州農村。“戶口放在農村，孩子讀書啥的也沒多大影響。放回農村還可以有一些分紅。”陳先生說，他家族的大部分人都在各地做生意，也都在城市里買了房子，孩子在城市里讀書，但大部分人戶口都還在農村。

“人都是理性的。如果遷到城鎮獲得的福利和收益還沒農村戶口多，那自然就沒有吸引力”，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人們是否落戶城市，關鍵在於背後的含金量。每個人都會根據成本與收益比來決定是否落戶城市。浙江、福建等地的一些發達農村戶口之所以更有吸引力，是因為這些地方有土地、山林等要素資源值錢，所以一些地方出現了“逆城市化”的現象。

在此前4月國家發改委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認為，隨著農村各種條件改善的程度越來越好，特別是城鄉差距越來越小，會有不少農民不願意落戶到城市，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農民在土地產權上有特殊的權利，有農村承包地的承包權，有農村宅基地的權利。“所以很多農民會自己做出判斷，如果覺得他在農村的產權給他帶來的好處比他進城之後政府賦予他的福利和好處更有吸引力的話，他可能會選擇不落戶。”

“但是這種現象主要發生在離城市或者城鎮比較近的地區，而在偏遠地區的農民，那個地方的宅基地不值錢，承包地掙到的錢是很有限的，即便是完全自己種，種糧食一畝地就一年幾百塊錢的收入，和城市打工一年幾千塊錢的收入相比是差很多的。”徐林說。

表1 各省份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變化

表2 2014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差距對比

(數據來源：貴州省統計局)

教育部回應高考招生計劃跨省支援確保各省今年錄取率穩中有升

（視覺中國/圖）

針對近日社會關註的江蘇、湖北等省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計劃安排問題，教育部5月14日晚在其官網回應，自2008年起，教育部會同國家發改委啟動實施支援中西部地區招生協作計劃，每年安排增量計劃，由高等教育資源相對豐富、錄取率較高省份的高校承擔。而教育部承諾，安排協作計劃，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錄取率、本科錄取率為基本前提。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表示，預計江蘇、湖北兩省2016年的高考錄取率和本科錄取率都將比2015年有所提高。

一問：每年的高校招生計劃是怎麽安排的？

教育部：每年的全國普通高校招生計劃總量，是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求以及國家教育事業發展規劃確定的目標，由國家發改委會同教育部研究提出初步建議，經全國人大審議確定的。之後，教育部主要根據各省高考報名人數、高校辦學條件等因素，綜合測算提出各省的招生計劃安排建議，商國家發改委研究確定。

二問：為什麽要實施支援中西部地區招生協作計劃？

教育部：由於歷史形成的高等教育資源布局不平衡，部分省份高等教育資源相對不足，各省高考錄取率存在差距。黨中央、國務院對此高度重視，做出了“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促進教育公平”的決策部署。2008年，教育部會同國家發改委啟動實施支援中西部地區招生協作計劃，每年專門安排增量計劃，由高等教育資源相對豐富、錄取率較高省份的高校承擔，面向高等教育資源不足、錄取率較低的中西部省份和人口大省招生。通過多年努力，省際高考錄取率差距明顯縮小，2015年，錄取率最低省份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從2010年的15.3個百分點縮小到5個百分點以內。

三問：協作計劃的實施是否會對支援省份的高考錄取率造成影響？

教育部：安排協作計劃，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錄取率、本科錄取率為基本前提。從實際執行情況看，各支援省份近年來的高考錄取率、本科錄取率均明顯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並逐年提高。如2013-2015年，江蘇省的高考錄取率從85.8%提高到88.8%，湖北省的高考錄取率從80.4%提高到87.0%。據測算，預計兩省2016年的高考錄取率和本科錄取率都將比2015年有所提高。關於兩省今年的計劃安排問題，兩省教育廳已與教育部進行了溝通，並向社會做了說明。

四問：對於做好2016年的招生計劃安排，教育部還有哪些考慮？

教育部：下一步，教育部將指導各省按照國家統一部署，精心編制招生計劃，確保各省2016年高考錄取率、本科錄取率穩中有升。請廣大考生和家長放心，全心投入備考，爭取好的成績。

國家衛計委首度回應疫苗短缺問題 促各省勿觀望等待

針對各地報道疫苗短缺和疫苗政策過渡期銜接問題（（詳見《南方周末》2016年7月1日《疫苗一株難求，疫苗新政再檢討》）），2016年7月8日，國家衛生計生委疾控局相關負責人首度回應，並敦促各省積極建成新的平臺。

該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截止到7月7日，全國六省區已經建成了二類疫苗的省級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分別是四川、寧夏、重慶、山西、陜西、山東，其中四川和寧夏已經通過該平臺進行二類疫苗招標，而吉林、上海、浙江、河南、廣西、雲南等省市則通過原有的疫苗招采程序完成招標。

“我委已經註意到疫苗短缺和政策過渡期的問題，並采取了措施，目前疫苗總體滿足需求，但過渡期不可能無限期延長。”該負責人表示，希望各省按照國家要求，早日建立平臺，而不是觀望等待。

脊灰疫苗的短缺也是社會公眾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今年5月1日，由於全國脊灰疫苗免疫策略調整，我國已經全面停用三價脊灰減毒活疫苗（糖丸），並首針采用脊灰滅活疫苗（IPV），剩余采用二價脊灰疫苗（boPV）。據統計，除河南省外，其余的30個省份和新疆建設兵團都采購調度了二價脊灰疫苗（boPV）；21省采購調度了脊灰滅活疫苗（IPV）。

“IPV疫苗存在缺口。我們也在積極會同各部商討解決辦法。”國家衛計委承認，目前我國boPV疫苗的產量基本可以滿足，但因為各地履行采購程序、疫苗分發、配送均需要一定時間，所以出現個別地區的疫苗短缺現象。而IPV僅有兩家疫苗企業生產，按照兩家企業目前上報的產量，今年，整個IPV疫苗缺口有160萬支，而到了2017年，缺口可能達到800萬支。

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痹癥，系由Ⅰ、Ⅱ、Ⅲ型脊灰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傳染病，多發於嬰幼兒，曾被醫學界稱為“威脅兒童生命和健康的最大殺手”。目前世界各國主要通過使用註射用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IPV）和口服Sabin株脊髓灰質炎減毒活疫苗（OPV）進行預防。而首針接種滅活疫苗（IPV），將大大降低疫苗相關病例的發生。

據了解，在新政調整之前，IPV疫苗屬於二類疫苗，企業自主定價，每劑的售價大概為140元-190元，每個小孩要打4次，算下來就760元左右。據統計，2014年中國新生兒為1687萬人，依此推算，如果每個小孩都接種國外進口的滅活疫苗，每年花費120多億元。而如果能納入一類疫苗，采購價將大大降低，僅為30~40元。有人據此批評政府幹涉市場定價。

“進入一類疫苗降價太多，企業可能會不願意。”有疫苗企業人士說，他解釋因為脊灰疫苗短缺是全球現象，企業更願意銷售到售價更高的地區，以昆明所為例，該疫苗研發多年，投入巨大，剛上市，並不希望以低價進入一類疫苗，而巴斯德在全球市場上銷量很好，也不希望降價大量供應中國市場。

“一類疫苗盡管價格低，但用量大，長遠來說對企業是好事。我們希望企業能具有社會責任感，盡快加大產能供應，讓所有的寶寶都能順利得到免費接種。”衛計委相關負責人呼籲，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為兒童提供最大程度的健康保障才是最終目的。

“調整期間，按程序需要接種脊灰減毒活疫苗的兒童需暫時推遲接種，但並不會影響接種效果，希望家長放心。”中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的免疫規劃中心主任醫師鄭景山說。

去年中央財政支持各省5.5萬億四川得3701億居首

近日，財政部披露了2015年全國財政決算，總共包括了37張表格及說明，將去年全國20余萬億元的收支情況向社會大眾公布。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發現，財政部首次披露了去年各地區獲得中央財政支持的具體金額，表格全稱是“2015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分地區決算表”。根據這一決算表，在去年中央財政給31個省(市、直轄區)的總額約55098億元財政支持中，四川省最終獲得約3701億元，位居首位，河南省以3403億元緊隨其後，獲得中央財政資金超2000億元總計12個省份，按資金總額多少排列分別是湖南、湖北、雲南、黑龍江、安徽、新疆、河北、貴州、廣西、山東、內蒙古、陜西，獲得千億級中央財政資金共有10個省份，其中甘肅和江西兩省逼近2000億元。

剩下七個省份獲得中央財政資金百億級資金，其中天津市獲得中央財政資金最少，約為427億元。

中央對地方的財政支持分為兩部分，分別是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

根據2015年全國財政決算，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包括增值稅、消費稅、所得稅和成品油稅費改革四類稅收返還，2015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的決算數為5018.86億元。轉移支付分為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2015年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決算數為28455.02億元，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決算數為21623.63億元。

從中央對地方財政支持總額可以看出，為保證地區間財力均衡，中央財政向中西部地區傾斜明顯。

在中央對地方財政支持超過2000億元以上的14個省份中，除了河北和廣西外，基本上都是中西部省份。

一般性轉移支付是指中央對地方有財力缺口的地方政府給予補助，根據2015年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分地區決算表，四川、河南兩地獲得中央支持超過2000億元，湖北、湖南、新疆、甘肅、陜西、雲南、貴州、廣西、江西、安徽、黑龍江、內蒙古、河北等地獲得中央支持超過1000億元。

中央專項轉移支付是指中央為實現特定的政策目標，委托省政府代理一些事務進行補償而設立的專項資金。根據2015年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分地區決算表，金額超過千億的省份為黑龍江、河南、四川、雲南、新疆五省。

根據2015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分地區決算表，東部發達地區獲得的稅收返還普遍較高。比如廣東省獲得最高的460.31稅收返還，江蘇和浙江獲得稅收返還超過300億元。

數據來源：2015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分地區決算表 第一財經整理

註：表中中央財政資金總額為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