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任重而道遠 xuyk的博客

    全球經濟此起彼伏，動蕩不安，貨幣匯率波動十分厲害，“貨幣戰爭”日趨激烈。人民幣在這嚴峻形勢下，勇敢而努力地向著國際化邁進。網上看到，截至去年8月末，我國跨境人民幣結算涉及174個國家；人民幣跨境收支占全部本外幣跨境收支的比重從2010年的1.7%提高至2014年上半年的24.6%；貨物貿易進出口的人民幣結算比重從2010年的2.2%提高至2014年1月到8月末的15.8%；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已超過4.8萬億元，人民幣業已成為我國第二大跨境支付貨幣。

    伴隨人民幣國際地位提高，我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也迅速增加，12年增長了40倍，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戰略指引下，更是日益迅猛，據說，未來5年對外投資增速將會保持在10%以上，預計今年對外直接投資將達1200億美元左右。

    這些都將勢必有力地推動我國股市，對股民也是莫大的鼓舞，因此有朋友很關註人民幣的走向，問道：人民幣國際化有望達到什麽程度？

    這個問題我肯定回答不了，因為我是這方面的外行，頂多只能簡單地提一下人民幣國際化的幾個重要因素罷了。

    人民幣跨境結算以及與別國貨幣互換的金額大幅增加，這無疑是人民幣國際化地位大增的表現，但結算和互換只是國際化最基本的一個方面，要使人民幣走上國際強勢地位，恐怕還有很長的路。

    一個國家的貨幣要成為國際化貨幣需要具備三大功能：1、結算功能；2、投資功能；3、保值功能。而這些功能要求該國的經濟強勁及軍事強大，這樣才能讓人信賴，有安全感。

    1、結算功能

    雖然人民幣跨境結算金額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的地位還很落後，目前遠落後於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瑞士法郎及澳元。為了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國際地位，就要想辦法讓其他國家或地區多擁有人民幣，這就須要我們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大力促進和拉動內需，大幅度增加貿易逆差，同時減少貿易順差，這樣，多花人民幣進口別國的商品，好讓人民幣盡可能多地流向世界各國和地區。

    這事說說容易，做起來難，現在國內經濟不景氣，內需市場低迷，貿易逆差不是一下子就能大幅度提升的。

    2、投資功能

    當人家手上捧有很多人民幣的時候，人家就要為這些人民幣尋找出路，想讓財富增值，那你就必須要有相適應的以人民幣計價的投資市場不可。目前我國正在繼續努力營造這方面的環境，比如，滬港通、即將開通深港通、自貿區對外逐漸開放金融業、準備建立石油期貨市場、逐步對外開放各種資本賬戶和債券賬戶……努力促進人民幣回流。

    雖然我們著手在進行這方面的建設，但從目前狀況看，我國的資本市場還是太封閉，與人民幣國際化要求相去甚遠，須要加快改革進程、加大改革力度。

    3、保值功能

    一個國家的貨幣要成為國際化強勢貨幣，就必須要有財富保值功能。人家捧著你的貨幣難免擔心貶值，這就須要你有一個或幾個可與其貶值風險直接對沖的資產，以便保值或增值，比如，像美元那樣，具有與之幾乎絕對負相關的石油這項對沖資產（另外還有一項是黃金），這樣才安全。現今，除了美元以外，好像其他任何貨幣都還沒有這類功能吧？這也就是為什麽美元仍然一直是國際主導貨幣的重要原因。

天津港爆炸背後：危化品治理攻堅戰任重道遠

天津港爆炸背後：危化品治理攻堅戰任重道遠

第一財經日報 王培霖 趙康傑 2015-08-28 06:00:00

在許多正在謀求轉型的城市里，往往一邊是新興化工園區的“攻城略地”，而相隔不遠的另外一邊，城市街道已經成型，並且充滿了對於美好城市生活的渴望。於是，願景和現實的對立幾乎成了中國一些城市在產業升級中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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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爆炸背後：危化品治理攻堅戰任重道遠

天津港爆炸背後：危化品治理攻堅戰任重道遠

第一財經日報 王培霖 趙康傑 2015-08-28 06:00:00

在許多正在謀求轉型的城市里，往往一邊是新興化工園區的“攻城略地”，而相隔不遠的另外一邊，城市街道已經成型，並且充滿了對於美好城市生活的渴望。於是，願景和現實的對立幾乎成了中國一些城市在產業升級中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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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收復估值需時, 新管理層任重道遠

慈善法過審：立法超前，普法任重管理成本10%的背後

2016年3月16日，北京，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草案）》。該法將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東方IC/圖）

公募基金會的管理費用比例是否應設上限，設多高，引發兩會代表委員炸鍋式爭論，最終從15%降回了10%。

“要讓大家認識到，慈善是有成本的。我希望做慈善的人也能有體面的收入，更多的專業人才都能參與到慈善事業中來。”

2016年3月16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慈善法。

兩會期間，這部慈善領域的基本法激起了與會代表、委員的廣泛討論。和提交大會審議的草案相比，最終文本修改達92處之多。

其中，公募基金會的管理費用被限定在年度總支出的10%，讓很多專家和基金會感到遺憾。

“總體上來看，這部法律是很超前的，和發達國家相比也比較先進，對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唯獨在這一點上，又退了回去。這也反映出大家對於慈善還不夠了解。”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全程參與慈善法制定的全國政協委員王名說。

在他看來，這次立法的一大亮點，就是提出了大慈善的概念，擴大了慈善組織的範圍，降低成立和發起公募的門檻，倡導人人可為慈善，讓慈善事業能夠更加多元化和專業化。

王名說，提交大會的草案原本將公募基金會的管理費用限定在年度總支出的15%，是經過反複討論後的結果，也比較符合實際情況。之所以遭到質疑而降低，是因為很多人對慈善組織的印象還只是資助性的，募集來了錢轉移出去，沒有把服務性的組織涵蓋在內，覺得成本不應該過高。

“這說明到9月1日實施前，我們的普法任務還是非常重的。民政部門也應該通過配套法規的出臺，來解決這個問題，否則小型基金會就會很難生存。要讓大家認識到，慈善是有成本的。我希望做慈善的人也能有體面的收入，更多的專業人才都能參與到慈善事業中來。”王名說。

從15%到10%：代表委員爭論很大

本次提交全國人大審議的《慈善法（草案）》已是第三稿，之前的兩個版本都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並向社會發布，公開征求意見。

“這次立法不是某一個部門事先起草好了再去征求意見的，早在2014年4月，從開始的結構設計、基本概念定義開始，就邀請專家參與討論。”王名說。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楊團、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金錦萍在內的多名專家也都深入參與立法。

為此，這些專家開展了一個名為“慈善立法半月談”的活動，半個月一次，圍繞一兩個問題，邀請相關專家、進行討論解讀，包括對國外立法、中國慈善實踐的介紹。

活動辦了14次，包括全國人大內司委、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和民政部等起草部門的人基本每次都來。之後，7家高校和研究機構分別提交了自己的立法建議稿，立法機關在此基礎上制定了最初的草案。常委會會議期間，還讓王名去給委員們“科普”。

此次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王名非常高興，“說明中央非常重視”，因為一般的法律都是常委會審議通過。只是他沒想到，在公募基金會的管理費用的問題上，代表、委員的意見這麽大。

事實上，之前常委會審議的兩個版本，都沒對公募基金會的管理費用設置具體比例。據王名和楊團介紹，這也是專家們的意見，不同慈善組織的規模、運行模式都不一樣，不如交給市場來調整。

“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設的就是10%，但是實踐效果並不好。因為組織機構的運行有一個最低成本。籌款能力強的還好，小的可能一年支出就一兩百萬，百分之十就一二十萬，沒法覆蓋人員成本。只能采取一些變通措施來規避。橫向比較來看，很多國家也沒設置比例，一般管理成本在18%-24%之間，三審稿的15%其實比較合適。”王名說。

政協社科界別33組討論慈善法時，他也就此作出解釋。但在一些別的小組，認為成本過高的聲音卻非常響亮。比如工商聯界別21組。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研祥集團董事局主席兼總裁陳誌列委員表示，“我見過最高的10%！”

工商聯副主席孫曉華委員甚至認為10%也高，並向秘書小組喊話，“別給我們寫簡報，今天這意見得專報，專報！讓全國人大常委會看到”，並建議應該完善審計，公開透明，“看看錢都花哪了，用得著10%這麽多嗎？”

人大代表團分組討論時，這樣的聲音也不少見。於是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3月13日提交給大會主席團的修改版本中，15%就被降到了10%，但仍留了一絲空間，“特殊情況下，年度管理費用難以符合前述規定的，應當報告其登記的民政部門並向社會公開說明情況。”

10%不夠：就等“特殊情況”如何解釋

在提交大會表決的最後關口，一些公益基金會急了。

3月15日下午，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北京市企業家環保基金會等22家基金會與楊團、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康曉光等12名學者聯名上書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內司委和法工委，建議刪除這一條款，可惜最後未被采納。

在壹基金秘書長李勁看來，慈善法最終以法律的形式將這一條款確定下來，對慈善事業影響巨大。“（10%的相關規定）對基金會來說一直是個挑戰，對小型（公募）基金會來說可能挑戰更艱巨。”

比較典型的方式是在基金會以外設立一個民間非營利組織，比如北京的春苗兒童救助基金會。大部分工作人員的合同改跟民間非營利組織簽，薪酬福利就可以不計入基金會的行政管理成本。

春苗基金會秘書長崔瀾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基金會主要為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孤殘兒童和貧困家庭兒童提供救助服務。140人的團隊里面，大部分是一線的服務人員，從事特殊兒童關懷、疾病兒童護理等。

2012年9月之前，春苗基金會一直按照非營利組織的會計制度進行審計，服務人員的人力成本計入業務活動成本，管理費用只有不到6%。後來民政部出了細則，要求必須計入管理成本，就一下子升到了差不多40%。設立民間非營利組織分流人員後，年檢、審計、報告都要翻倍，反而增加了管理成本。

這還只是規避法律。據王名了解，一些小型的基金會為了達標，不得不做假賬，就更加令人遺憾。

在他看來，如果一條法律規則讓人不得不選擇規避，那麽勢必會影響它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最後的辦法，是民政部門在制定細則的時候，對“特殊情況”進行解釋，將雇用大量人員的服務性基金會排除在外，讓它只適用於資助性的公募基金會。

“資助性的公募基金一般規模都比較大，10%是可以接受的。”王名說。

“那些聲音比較高的代表、委員，他們有可能與那些有官辦的、有著較為穩定資源的大型機構接觸得多些，對民間機構的運營模式可能相對不太了解。（一些代表和委員）有這樣的觀點，我們也理解。”李勁說。

目前，壹基金的管理成本控制在6%到7%之間，但李勁介紹，這是在員工全員超負荷的情況下實現的，必須提高待遇，否則留不住人才，也無法吸引優秀人才，實現機構可持續發展。

相比起壹基金這樣的大型公募基金會，本土民間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的待遇普遍更差。楊團擔心，慈善法對於公募基金會的管理成本的比例限制，將來會被參照適用於民間非營利組織。這樣的話，更不利於慈善事業的發展。

“大慈善”人人可為

反思慈善法中有關10%這條規定的反轉過程，李勁認為，這一過程反映了公眾對公益慈善行業的認識還很不足，他們並不了解公益行業的運行情況和面臨的困難。這也給公益組織一個警示：在力行公益的同時，增強與公眾的溝通，在慈善法開門立法時，應該更好地利用這個機會對外發聲。

“這次慈善法給的定位是‘大慈善’，公益、慈善放在一起。這意味著，慈善不再只是簡單的錢的轉移，把錢募集上來去助貧。那樣的話成本確實不高。但如果我們做的事情是為了人的發展，就需要專業人才來做。以壹基金的災害救助項目為例，從自然災害發生前的減災工作，到災害發生後的緊急救援，再到過渡安置和災後重建，每一個階段要做哪些工作，依據是什麽，用什麽樣的方法來完成，里面包含了很多專業性強和技術含量高的內容，必須依靠專業的人去做。管理成本不是越低越好。”李勁說。

王名和楊團都認為，雖然10%的紅線令人遺憾，對於整部慈善法而言，還是瑕不掩瑜。

這部法律立足於“大慈善”的概念，大大擴充了慈善組織的範圍，除了扶貧、濟困，促進教科文衛體事業發展、保護環境等領域自願開展的公益活動也被納入了進來。

慈善組織只需在民政部門登記即可，不需要再找主管單位。登記兩年後，組織健全、運行規範的慈善組織都可申請公開募捐的資格。專章規定慈善信托，也屬一大突破。

對於通過互聯網進行個人求助的行為，法律委員會提交全國人大主席團的報告認為，這是公民的自由，慈善法不應涉及。但如果不是為自己的事，那麽沒有公募資格的個人或組織，應該與有資格的慈善組織合作募捐。

“我們希望給的一個導向是，人人可為慈善。當你想為別人做些什麽時，成立一個慈善組織應該是個很容易地事，社會各方面的力量都可以很方便的參與進來。”王名說。

關於這次立法，他很遺憾兩個問題沒有納入其中，宗教慈善和彩票公益金。“根據民政部門的統計，現在每年的慈善捐贈有1040億。如果參考美國的數據，宗教慈善占總捐贈額三分之一左右，那麽應該還有300億-500億。我個人估計，應該在500億以上，這部分捐贈怎麽規範，慈善法應該有所提及。”

至於彩票公益金，他和楊團的觀點一致，既然公眾非常關註，立法中至少應該對其性質予以明確——它是一種慈善資源。

金融業去杠桿：2017任重道遠

2017年經濟工作頭等大事是防控金融風險。金融風險何在?高杠桿是引發金融風險的一大元兇。回眸2016年債市危機四伏，其主因之一即為金融機構組成同業鏈條過度加杠桿。

去杠桿是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的重頭戲之一。但市場人士多認為，2016年金融業內降低杠桿的“攻堅戰”並未實質打響，降杠桿更多表現為“控制”，即控制信貸的增速、控制銀行表外資產的規模。2017年監管層將繼續出招溫和去杠桿。盡管2017年央行貨幣政策繼續保持穩健中性，多重因素或將促使央行政策持續收緊；作為金融業去杠桿的核心，銀行表外資產納入MPA考核面臨規則的細化；基金業進一步引進凈資本考核指標；債券代持業務規則或將大變。

2016債市暗黑年 央行漸發力

歷經股市去杠桿後，此次輪至債市。2016年債市危機四伏、歷經劇烈調整，主因之一是加杠桿的崩塌。債市持續牛市近3年，這背後的故事是，過去兩年多商業銀行通過同業科目，以申購貨幣債券基金和委外投資為渠道，通過後者加杠桿、拉長久期和提升風險暴露為手段的影子銀行快速擴張，對債券市場形成了嚴重扭曲。金融機構在場內場外加杠桿的方式，維持收益，致使債券收益率不斷拉低。在貨幣政策收緊的狀態下，債市一度暴跌，加杠桿之下所積聚的風險被部分釋放。2016年年末國海證券代持事件爆發，瞬間摧毀機構間的信任，場外代持加杠桿的鏈條迅即崩裂，即是例證之一。

某中型券商固定收益高級分析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回顧2016去杠桿這一年，伴隨著理財資金規模的膨脹，這超出了銀行資產配置的能力，銀行將理財資金委托給非銀機構投資，銀行委外業務大行其道。大銀行、城商行和農商行等中小銀行、券商和私募等金融機構聯系在一起形成同業鏈條，急劇放大同業理財中的杠桿積聚多重風險。考慮到監管等因素大銀行並不直接把理財資金委托給非銀機構而轉向中小銀行。譬如大銀行發一款收益率為4%的理財產品，中小銀行推出4.2%的理財產品，大銀行將理財資金用於購買後者的理財產品，隨即賺取20個BP的收益;以此類推小銀行再進行委外投資，購買券商、私募等非銀機構推出的更高理財產品，賺取收益。最終接盤者再去尋找實質的投資標的。

但風險暗藏其中。前述固定收益分析師表示，真正的理財是先有質地良好的標的，再發具有相應收益的理財產品，但2016年理財不需找到實際投資標的，只需找到兩家金融機構即可。同時為擴大理財規模，金融機構之間競相將其收益報得很高，這成為一時的風氣，最終接盤的券商、私募或進一步采用加杠桿的方式，或購買收益很高但質地很差的債券來實現收益，一旦市場行情走低這在無形中放大了金融的風險。

同時他稱，不僅是金融機構之間相互如此，這一鏈條進而擴展至企業發債端，企業債券收益低於銀行理財收益催生巨大的套利機會。譬如，銀行會主動聯系企業，讓其發收益為3.5%的債券，再買收益為4%的同業理財產品，這一理財資金再進行委外投資購買收益為4.5%的債券，最終的接盤方承諾將其企業所發的債券再買回，如此形成一個閉環。但這對於最終的接盤方尤為不利，他們只能一邊履行承諾購買企業3.5%的債券，一邊購買風險更高收益為5.5%的垃圾債券，再輔之以高杠桿以此來平衡收益，其風險偏好被被動提高。通過這樣的套利，企業端和銀行端的資產負債表都擴張了，但這筆資金並沒有投入到實體實體經濟中，而是在同業中打轉。

進入2016年11月，隨著美債利率快速上升，中國債市開始緩慢陰跌。平安證券固定收益事業部執行總經理石磊撰文表示，銀行為了改善年底的考核指標，紛紛拉長負債久期，發行同業存單。大量同業理財投向債券委外，導致負債成本上升、收益下降，同業理財開始不劃算;於是銀行贖回債券委外，萬億元規模的資產集中從債券投資轉向現金。債券二級市場沒有足夠的消化能力，債券價格繼續暴跌，資金利率暴漲，非銀金融機構融資利差較正常時漲了5倍。至此，債市的暴跌還在持續。

市場人士表示，銀行委外問題頻現等多重因素促發央行開始去杠桿，貨幣政策已逐步轉向“主動調結構、主動去杠桿、主動防泡沫”。央行於2016年8月重啟14天和28天期逆回購，逐步提高市場資金利率，擡高了金融機構加杠桿的成本。事實上，2016年在貨幣政策上出現了顯著變化。前述固定收益分析師表示，過去央行主通過控制基礎貨幣和升準降準等傳統方式降低杠桿，控制流動性;但自2015年開始，由於同業業務和理財業務發展過快且不需交準備金，通過傳統方式已無法對貨幣乘數予以調控，只能被動壓低基礎貨幣投放量，並通過宏觀審慎評估(MPA)等指標直接控制銀行的信用擴張。

華創證券表示，2013年至2014年超儲率的中樞水平位2.125%;2015年進一步上升至2.2%;2016年平均值僅為1.975%，為近四年來首次低於2%的一年，這表明2016年總體的流動性特征是基礎貨幣降低，資金成本提高。2013年以前基礎貨幣的主要投放方式為外匯占款流入，但2016年主要投放方式為公開市場投放和MLF投放，前者無成本而後者有成本，央行可以通過投放資金的期限和利率調節銀行獲得資金的成本，因此2016年盡管央行的操作整體看起來偏寬松，但即使在資金足量投放、資金面寬松的時間段，受成本限制資金利率也不並不便宜，央行也逐步借助此種手段擡升銀行間借款成本，遏制同業業務的擴張。

2017溫和去杠桿 任重道遠

2016年去杠桿的重點放在了地方債領域，監管層通過明晰地方債的規模和相關制度使其規模更為可控，同時通過地方債置換將還債壓力向後延遲，將風險平攤到各個階段使杠桿風險得到了控制。首創證券研發部總經理王劍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整體而言，2015年和2016年並沒有實質的降低杠桿，而是主要是控制杠桿的過快上升，其表現是銀行新增貸款額度依舊在增長，只是增速得以放緩。M2的增速由原來的12%左右降至11%左右。需要註意的是，資金在金融領域和虛擬經濟中打轉，從房地產領域到債券市場均出現了泡沫。這些泡沫一旦破裂，其殺傷力巨大的，因此去杠桿成為了勢在必行的舉措。

業內人士認為， 2017年的金融風險將更加頻繁地暴露出來：債市出現更多信用債違約、商業銀行表外違約加劇以及部分中小銀行表內資產質量惡化等。2017年去杠桿之路依舊任重道遠。2016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1月6日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強調，證監會系統2017年工作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摸清風險隱患，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加強監管協調，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風險。

降低杠桿，貨幣政策發揮著關鍵作用，2017年貨幣政策仍強調穩健中性。1月8日在人民銀行工作會議上，央行相關負責人表示2017年央行將保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調節好流動性閘門，保持流動性基本穩定。今年將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引導金融機構審慎經營。發揮貨幣政策優化信貸結構作用，支持和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中性意味著，貨幣政策將在經濟運行中保持中立角色，既不通過寬松刺激經濟，也不通過緊縮幹預經濟。華創證券認為，在經濟基本面無憂的基礎上，貨幣政策重心從穩增長上出現了轉移;海外出現較大變化導致匯率和外匯占款受到較大沖擊;房地產市場過熱促發政府開始調控;政府引導金融去杠桿，在這些背景下2017年央行的貨幣政策不會放松。

在金融同業方面，2016年降杠桿之路僅是剛剛“拉起了風帆”還未前行。政策層面，監管趨嚴逐步對高收益金融產品予以限制，銀監會、保監會分別出臺政策限制理財業、萬能險的發展;其次通過MPA考核來控制銀行信用的擴張。在金融領域，承接2016年，2017年將是查漏補缺、溫和去杠桿的一年。前述多位被訪人士均表達了同一主張：首先要將金融機構內部的風險控制中，降低信貸的投放，控制銀行表外理財的蔓延;同時逐步降低企業貸款的成本。

但需要註意的是，當前制度還有諸多亟待完善之處。王劍輝表示，在銀行理財領域，MPA的監管是將銀行的表外資產納入宏觀審慎管理中，這僅處於管理層面，如果超出管理範疇銀行或面臨扣分處罰，但這一規則還需細化;同時表外資產在銀行體系中是一大挑戰，對於表外資產的處置不能一哄而賣，但對於表外資產規模過大的銀行是否應采取清盤等激進措施還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此在制度上隨著每次對銀行理財業務處理，監管層都會推出一些新的監管規定，而這些規定或多是臨時的、階段性的窗口指導意見。

而在債券市場，代持業務的規則將面臨大調整。在券商業務範圍內，代持業務不會完全被禁止而是面臨規範。王劍輝稱，原來金融機構之間私下簽署代持協議，未來協議的簽署或將公開化，這意味著將券商要將表外資產放置表內資產來統計，其凈資產規模勢必會受到影響。這就需要對金融機構的回購協議有所定義，其是否占用資產規模，這又將促使新規則的制定。

在保險領域，萬能險本身並無違規問題，但這一險種在設計和用途上存在不妥之處。保監會也正在完善這一項內容。某資管人士對本報記者稱，繼券商歷經凈資本管理之後，基金子公司也面臨著通過設置一系列門檻、相應凈資本約束等方式進行分級分類的規範。

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會議：中國經濟處於過關期 結構調整任重道遠

4月26至27日，2017年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認為，隨著中央一系列重大政策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措施加快落地見效，經濟增速連續兩個季度略有回升，促改革、調結構與穩預期、穩增長良性互動，穩中向好的態勢在加強。

會議強調，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多推有利於增添經濟發展動力的改革，多推有利於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改革，多推有利於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於調動廣大幹部群眾積極性的改革，突出抓好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突出重點、攻克難點，提高改革整體效能。

萬博研究院新供給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劉哲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四個“多推”指明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進入深水區後的推進方向，在面對“動奶酪”、“啃硬骨頭”的關鍵性領域和重要環節上，凡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社會公平正義、改善民生、提高生產積極性的舉措，是改革需著力推動的突破口和落實點。

劉哲表示，衡量供給側改革是否見效的重要標準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理基礎上，關鍵看傳統動能的轉型力度、體制改革的放手效果、要素市場和民生領域的改革深度。

一季度我國經濟實現良好開局，GDP同比增長6.9%。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17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用宏觀經濟的四個指標來概括，中國經濟當前呈現出經濟增速回升、價格總體平穩、就業規模擴大和國際收支改善的良好格局。

經濟企穩向好的態勢進一步明朗，但還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和風險因素，需進一步關註。會議認為，經濟形勢的複雜性和走勢的不確定性依然較高，要有效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夯實經濟持續穩定向好的基礎，推動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必須堅定不移持續深化改革。

會議對當前的經濟形勢也做出了判斷：一方面，經濟運行穩中向好，特別是新發展理念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在轉化為自覺行動，將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另一方面，結構調整任重道遠，經濟發展還處於過關期，仍面臨不少挑戰。

關於“過關期”，劉哲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四道關口：經濟增長從外生到內生增長轉變、經濟體制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要素從傳統動能向新動能轉移、傳統制造業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初見成效，新動能不斷增強，供給結構有所改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但中國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速反彈更多是下行周期過程中刺激政策的累積效應的集中反映，而非所謂“新周期”的開始。 因為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不會通過短短的一年多內針對幾個重點行業的供給側改革就完成整個經濟體的過剩和落後產能的出清。中國經濟結構性改革才剛剛起步，切不可盲目樂觀，以至於回到投資拉動經濟的老路上去。

會議部署了今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一方面，要著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任務取得新突破。另一方面，著力抓好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包括投融資體制改革、價格改革、國企國資改革、市場體系改革、財稅金融改革等。

在價格改革方面，加快放開競爭性領域和環節價格，完善輸配電、天然氣、醫療服務等重點領域價格形成機制。在國企國資改革方面，推動“1+N”文件落地見效，加快重點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大力推進電力、油氣、鹽業等重點行業改革，持續夯實市場經濟微觀基礎。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王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隨著工業品價格回落、房地產調控見效，穩增長的宏觀政策需持續發力。要加大力度處置僵屍企業、推進去產能，加大研發投入、加強創新驅動、積極培育新動能，加強金融監管防控風險，同時增加居民收入、穩定就業，以實現更有質量的增長。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首先要認識到當前良好的開局是整個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最佳的時間窗口，這個機會稍縱即逝，要珍惜它，進一步紮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不能猶豫，不能因為形勢好了動搖去產能、去杠桿的決心。其次，要通過“一帶一路”夯實對外經濟貿易環境改善的步伐，使外貿在新的環境下有比較平穩的增長。

A股任重而道遠 xuyk的博客

    今天是端午前夕最後一個交易日。之前，有朋友風趣地說：“要是股市再跌下去，恐怕端午就要與屈原一起吃粽子過節了！”幸好！股市最後連拉三根小陽線，真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啊！哈哈！

    期間，網上有報道說，著名經濟學家韓誌國教授怒斥管理層，證監會劉士余主席得悉，邀他共進午餐，聽取意見，他們達成共識，於是管理政策及方法開始有所改進，股市隨之略有好轉。

    其實，中國股市所有問題的根源在於，各級管理層還是沒有正確地對待股市，導致其制度不全和機制不合理。股市的首要功能是優化資源配置，管理的重點也就理應放到這方面上來，而不應該把融資功能放在第一位。不然的話，當前場外的IPO堰塞湖解決了，但只進不出，造成場內的新舊垃圾股越堆越高，這個堰塞湖怎麽泄掉？

    如果股市制度缺失，比如，沒有退市制度，縱然你再怎麽喊話要規範投機者行為，也都是枉然，投機現象不會根本性改變。投機者依然認為，這樣的市場不投機是傻瓜。有的更是膽大妄為，變本加厲。所以，必須亟待建立並嚴格實行退市制度。這樣才能有效地警示和阻嚇過分的投機行為。因為，如果沒有退市制度，投機失敗不一定會虧得精光，而有了退市制度，那就有可能讓投機者輸得一無所有，血本無歸。

    那麽建立了退市制度是不是就萬事大吉了呢？不是！雖然退市制度能夠有效地制約投機者，讓他們更加小心謹慎，但對於上市公司行為的制約還是非常欠缺的。比如，對於那些本來只想圈錢的人來說，退市又有什麽關系？我錢撈到了，走人，目的已經達到。如今IPO這麽如火如荼，排隊時間大大縮短，上市豈不是一條暴富的捷徑？多好！我與其辛辛苦苦地幹十年或二十年，還不如上市撈一天！上市！撈！不撈白不撈！難怪那麽多人削尖腦袋、打破頭地往里鉆！這樣的“漏洞”怎麽堵？

    所以，有了退市制度還是不夠的，必須再進一步配建一套制約上市公司的制度。這方面就得向成熟市場學習了，有必要建立“所有權搶購制度”（俗稱“敵意收購”）。因為股市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場所，是一種財富轉移機制，資源理應向效率更高的領域及企業轉移。你上市成功，圈到了錢，但經營不好，想拍拍屁股一走了事？沒門！當你還沒退市，有可能就被別人搶先收購掉了，你的企業也就不是你的了。你既想企業不失去，又想來撈錢，兩全其美，哪有這麽容易的事？所以，對於企業來說，上市之前，你得好好想清楚才行，因為一旦上市了，企業即刻變成了公眾公司。弄不好，一不留神就不是你的了。由此可見，所有權搶購制度是一套既有利於發揮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功能，又能約束上市公司行為的重要制度。

    總之，制度是市場的靈魂，只有制度和機制不斷地健全與完善，盡量發揮市場本身應有的功能與作用，優勝劣汰，投資者與上市公司雙方的行為才能受到必要的制約，並且日益規範，從而推動市場健康發展，最終有望徹底改變股市熊長牛短的局面。

中國AI的一面鏡子：任重道遠的印度人工智能

腦極體 2018-01-17 13:45

來源 | 腦極體（ID：unity007）

作者 | 風辭遠

當提到印度人工智能的時候，大家會想到什麽？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測試，不信你可以去問問身邊的朋友。反正我的發現是，大家的回答會呈現明顯的兩極分化：一半人說，很可怕；另一半說，印度有人工智能？

不管怎麽說，印度確實是有AI的。

去年3月，印度巨頭塔塔集團旗下的塔塔咨詢發布了一份報告，核心觀點是一句很有名的話：未來只有兩種公司，有人工智能的和不賺錢的...

不管這句話真還是假，至少從中可以看出印度這個神奇的國度，對人工智能的追逐有多麽迫切。

無論中國是否喜歡，印度確實正在憑借移動互聯網和AI技術加快發展速度。世界範圍內來看，這些領域發展最快的國家依舊毫無疑問是中國，但是已經越來越多的歐美調查報告與戰略評估，開始把印度和中國並列，甚至認為未來可能出現中美印AI三強爭霸的局面。

（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分布圖，印度僅次於美英）

當然了，大多數中國人估計都跟我一樣，聽見中美對比蠻開心的，聽見印度加進來就有點不是滋味了。但是不管怎麽樣，我們在發展AI時還是應該余光看一下這個經常“開掛”的鄰居。

原因很簡單，印度跟中國一樣都是擁有龐大用戶基數和市場規模的國家、移動互聯網構成了近幾年科技產業發展的主流、創業浪潮也在高速發展中。而另一方面，兩個國家間又有很多不同，比如印度基礎設施更差，但IT產業基礎比中國更完備；印度擁有龐大的青年消費者，但互聯網基礎卻比中國落後。

有同有異的印度，或許是今年中國AI的一面好鏡子。那麽今天讓我們來遊覽一下，有著宏大抱負卻又困難重重的印度人工智能。

中國AI的甜蜜和麻煩，差不多印度都有

我曾經問過一位在印度投資科技項目的朋友，哪些科技領域的玩法是中國有而印度沒有的？他想了半天，對我說：該有的都有了，不該有的中國人也試過了…

嗯，真實在…

不過仔細想想確實也是，隨著這幾年印度投創的興起，中國科技領域的資本、項目和產品都開始大量輸入印度。而印度本國也在大力發展雲計算、5G、AI等新興項目。以移動互聯網撬動用戶基數攫取平臺效應的基本玩法，今天在世界發展最好的就是中國和印度以及東南亞幾個地方。

這種情況下，如何利用本國的移動互聯網基礎和龐大人口基數，撬動人工智能的快速場景落地，成為了兩國共同的話題。而投資創業風潮的興旺，也讓AI是風口這個概念，在兩國共同“吹啊出啊”。

埃哲森印度去年做過一個調查，有88%的受訪印度企業認為，會在未來5年之內投資、研發或者使用人工智能技術。我那位在印度投資的朋友也說，印度創業者現在講PPT的時候，AI是一個必須出現的單詞..

跟中國何其相似？

確實，用戶導向的市場氛圍，讓中印兩國的AI產業基礎結構非常同調。比如中國目前非常流行的移動互聯網產品植入AI，也在印度通行無誤。

比如說我們十分熟悉的電商，印度電商領域的巨頭Flipkart、ShopClues等等都已經開始使用機器學習技術來記錄用戶喜好，生成個性化推薦系統，就像淘寶、京東在做的那樣。並且印度電商還會根據本國習慣來進行一些AI服務，比如Flipkart會有一些類似時尚大腦的功能，通過AI進行智能搭配，幫助印度女性挑選布料時預先了解可能獲得的成衣風格。

再比如我們引以為傲的移動支付，在印度也已經十分興旺。阿里重磅投資的PayTM不僅增速喜人，在人工智能方面也開始了布局。比如說跟中國前輩支付寶一樣，PayTM使用機器學習技術來生成用戶的移動信用，並且基於智能推薦系統向用戶推薦相關產品。而像京東金融等平臺一樣，PayTM也有自己的AI風控和反詐騙技術，運用在信貸、支付安全等幾個領域。

就連我們熟悉的網約車，也已經在中印開啟了近乎同頻的AI滲透。就像滴滴，印度的Ola也開始使用大數據+AI來進行智能拼車計算，規劃並追蹤行駛路線。不同的是，Ola還推出了車載娛樂功能Ola Play，用機器學習技術來記住用戶的娛樂習慣，向乘車用戶推薦電影和音樂，甚至還能讓用戶繼續看上次沒看完的電影。

不難看出，在移動互聯網這個更容易接受AI的領域，中印兩國都開始想法設法利用AI快速摘取一部分果實。

有意思的是，有媒體歸納過印度創業者面臨AI時的困境和猶豫，其實仔細想一下和中國創業者遭遇的也差不多。

比如說，不少印度創業者都提出，AI雖然很好，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技術門檻過高，真的實現起來非常困難，在工程化、產品化時充滿了不盡如人意的地方。而薄弱的研發能力則反過來限制了創業者的想象力，很多智能產品有著智障的體驗或者只能停在PPT上。

再例如，印度AI創業中也遭遇了嚴重的巨頭通吃現象。中國有BAT，印度現在卻有谷歌、Facebook等跨國公司和國內巨頭的聯手夾擊。優質AI項目會被快速收購，巨頭推出同類產品也會給創業者造成大麻煩。

此外，印度的資本圈似乎也更傾向於投資重用戶、能夠快速變現的項目，很多技術導向型項目拿不到融資。而人才缺失似乎是一切障礙的根源，在印度雖然有大量的IT人才，但AI領域卻僅有4%的人實際擁有相關技術的工作經驗。這主要是因為傳統IT和AI之間存在著鴻溝，並且印度工程師在創造力上普遍被評為偏弱。

總之，大體上看去，印度擁有和中國差不多的AI產業化優勢以及各種各樣的麻煩。當然了，印度的一些中國沒有的特性也十分值得關註。

也許IT外包轉型會成為印度的變量

很多專家認為，印度假如能夠實現人工智能超車，那麽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被落下的傳統IT外包產業，可能是一臺隱藏的發動機。

Infosys、塔塔咨詢、Wipro這三大巨頭代表的IT外包產業，在印度雇傭了數百萬技術人員，並且直到今天都在為跨國銀行、制造業巨頭、跨國科技公司，甚至多國軍方提供者各種各樣的服務。

這些服務的升級和叠代，在今天很大程度都是以AI為驅動力的。印度缺少類似谷歌、亞馬遜這樣的廣泛布局、多條業務線索的互聯網公司。但是三大IT外包巨頭卻在企業服務領域具有著廣泛布局。

今天AI的特性，也是適用企業服務多過消費者服務。並且從IT外包的產業線切入人工智能，還可能繞過跨國科技巨頭對印度AI市場的搶奪。

這些利好條件下，IT外包巨頭們紛紛開始了行動。比如塔塔咨詢在印度布局了全國首個物聯網體系，並且開始布局無人駕駛技術平臺。Infosys和Wipro也在大量投資和布局全球人工智能初創企業，並為企業客戶提供人工智能化的IT業務轉型與商業升級服務。

這些坐擁人才、資金和業務線的老牌企業，曾經一度讓印度沖上過科技發展高速路，而在AI到來之際，他們憑借傳統優勢換發生機，似乎可能成為一個變量。

當然了，我們知道印度是一個兩極分化嚴重的社會。AI帶給印度的，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AI給南亞社會結構帶來的潛在沖擊

經濟學人智庫不久前發布了一項研究報告，提出AI技術可能給社會勞動力結構帶來三種影響：一是幫助現有勞動者提高效率，緩解勞動強度；二是創造新的勞動崗位；三是智能和自動化代替就業機會。

顯然，前兩種是正向的，而第三種是負面的。新技術當然是有得有失，一個社會必須要妥善處理好技術變革時的勞動結構轉型，才能不斷向前發展。

但跟絕大多數科技強國不同的是，印度社會極端化的差異結構，導致印度可能面臨一個AI帶來的潛在風險：幫助就業一面的影響有限，可能被替代的勞動崗位卻爆棚。

我們知道，種姓制度、爆炸的人口和南亞特有的地緣環境，導致了印度的中下層人口數量極多。他們缺乏知識和學習能力，很多工作崗位也無法接納他們。很多時候只能通過複雜的社會需求和臃腫的行政效率來獲得微薄收入。

舉個例子，印度政府近幾年推行農業保險。但收獲季節的核保卻成為了一個繁重的工作，為了核實大量農民的耕地狀況，印度政府每年要在收獲季節雇傭數百萬臨時勞動力來維持這項工作。

但AI技術的到來，卻導致這個沒什麽技術難度的工作可以輕易被替代。農民只需要上傳照片，一個AI系統就可以通過機器視覺技術輕松完成整個核保工作。

雖然聽起來是好事，但大量這種代替關系產生後，卻可能造成巨大且嚴重的社會影響。由於印度青壯年人口非常多，社會又提供不了那麽多的穩定就業機會，因此這類臨時性、無門檻的工作承擔了非常多的社會穩定責任。

在AI、物聯網、自動駕駛等技術持續普及後，更多的基礎性工作將變得意義不大。這對於印度來說可能不完全是好消息。

總的來說，人工智能是印度必爭的戰略要地。IT、生物制藥等領域的優勢會給他加分，大規模的用戶基數會產生源源不斷的想象，但基礎設施落後和龐大的基層人口又會給AI萌芽套上沈重的發展負擔。

多重矛盾之下，可能很長時間里，看好和看衰印度人工智能的兩極分化觀點還會繼續存在。而印度的AI之路上，中國能夠，或者說必須扮演什麽樣的角色，或許是我們更加應該關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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