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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家具第一镇调查：暴跌只是传说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1105/2040524.shtml

　　每经记者 郭荣村 发自广东中山
红木品质划分
第一等为黄花梨、紫檀木
第二等为黑酸枝、乌纹木、非洲紫檀木
第三等为红酸枝
第四等为其他酸枝木
第五等为东南亚花梨木、鸡翅木、南美及非洲白酸枝等。
第六等为南美及非洲的花梨木
红木家具价格真的跌了吗？
11月2日中午，红宝轩红木家具公司的张艳芳一边向顾客介绍公司的红木家具产品，一边担忧着两天前收到的一条短信，上面说8000万元的红木家具现在已暴跌到60万元。
对这名熟练的红木家具销售员来说，突如其来的暴跌消息让她感到措手不及。这样的消息，即便是在被誉为中国红木家具第一镇的广东省中山市大涌镇，也着实让人震惊。
红木家具价格一度在2007年被爆炒至历史最高峰，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跌至低谷。不过在游资的再度炒作下，2009年价格又迅速回升。
然而，红木家具价格的上升趋势似乎正遭遇阻击。上月在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最早传出消息，称红木家具暴跌上百倍，一时间震惊整个红木家具市场，各种对市场的担忧接踵而来。
事实上，对投资人来说，怎么准确掌握红木家具未来趋势，是眼下他们最关心的。
价格仍在上涨的红木家具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油漆味，花花绿绿的家具店招牌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耀眼。出中山石岐，经沙溪，进大涌，沿街两边红木家具商家一字排开，五步一店， 十步一馆，绵亘数公里。这样的场面正是中国红木家具第一镇大涌独有的。中山市大涌镇从1979年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红木 家具生产基地，产品占据全国60%以上的市场份额。
“81万元？”在大涌镇东兴家具店，消费者王小姐拿起9件套酸枝木座椅上的标签牌表示，“不是说降价了吗？”
“不可能降价，酸枝木具有不错的投资价值，在经历了2008年的低谷后，现在基本又涨回来了。”店内的工作人员微微一笑。
广东省中山市宝鼎实业有限公司经理黄浩彬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相对2007年的顶峰而言，现在红木家具的价格确实跌了，不过跟2008年相比，这两年又涨起来不少。他表示，有部分红木原材料今年一直处于上升通道。
对红木家具暴跌的短信，张艳芳感觉很诧异，自己一直在一线从事销售工作，并没有“缩水九成”的直观感受。在记者的调查中，大涌镇大大小小的红木家具企业对2008年那次冰点至今记忆犹新，但要说今年又经历了一次暴跌，他们难以置信。
“没有暴跌的情况，现在原材料在涨价，工艺人才又很紧缺。”中山市家具商会秘书长邓广森说，“相信消费者有自己的眼光鉴别市场的行情。”
综合记者在大涌镇和沙溪镇家具企业的走访调查，从年初到现在，红酸枝、紫檀等涨幅已达33%，大部分红木原材料价格温和上涨，或者是保持稳定。
跌的只是小部分
不过也有例外，非洲梨花（也称非黄）就降价了。
“非黄去年底的价格是4000元/立方米，现在3800元左右。”原材料价格的变动会很快反映到家具上，骏兴轩家具老板刘女士指了指走道边的一把太师椅说，“这把椅子去年卖1500元，今年只卖1400元。”
对降价原因，中国古典家具网编辑葛卉告诉记者，非黄会散发一股酸臭味，后期难以驱除，所以市场呈现萎缩趋势。非黄降价的根本原因是之前价格炒得太高，滋长了不少泡沫，这属于理性回归。
锦隆家具厂负责人林锦华表示，非黄今年确实有一定程度跌幅，“气味不好，不太受欢迎。”
“相比去年下半年，今年的生意明显冷淡很多。”刘女士表示，原因是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红木家具企业和店面。
大涌镇发展之初只有几家作坊式企业，到今年已有200多家。作为后起之秀的沙溪镇在这几年诞生了多少红木家具企业，目前没有准确统计数字。今年5月，沙 溪镇与汉云矿业集团旗下品牌企业状元坊皇家红木家具有限公司计划建立一个国内最大的红木家具文化产业园，总投资6亿元，首期建筑面积为11万平方米。
越来越多的红木企业的出现让红木家具业的利润受到挤压，在大涌镇和沙溪镇，随处可以看到一楼摆展品，二楼三楼做家具的简陋企业（个体户）。竞争的压力让不少中小作坊式企业被迫压低价格。
“今年倒掉了一些小型企业，迫于资金周转和租金、人力成本上涨等原因，存活下来的不少企业都在打折出售。”刘女士表示，只要能走量，价格都可以再商量。这便是有小部分家具跌价的另一原因。
“只是个别被炒得太高的红木家具价钱跌下来了，但是这是少数，并不代表整个行业。”中山市大涌红木家具协会会长萧照兴表示。
对各地传出的暴跌消息，葛卉认为这只是把红木家具价格虚高的部分降了下来，原有价值仍可以保证。
谁在唱衰？
一边说暴跌，一边说上涨，真相究竟是什么？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网络搜索发现，广西新闻网有一篇《“天价”红木家具“蹦极”的背后》的文章，时间显示为2009年5月5日，其文的论证方法乃至 采访人物和近期被炒得火热的 《红木家具遭炒作后泡沫破灭8000万家具跌百倍》文章均有相似之处。前文在网络转载时被改称为红木家具缩水“九成”，后文转载时被改称“暴跌百倍。”
记者查阅发现，两文的作者均为同一人。这意味着，基本相似的内容，在去年刊发后，今年又重新拿出来。
事实上，去年的那篇文章，刊发后同样引起业内震动。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伍炳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接表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篇报道是失实的，文章中作者佐证自己观点所用的几个例证本身就存在问题。”
对此次再次传出“暴跌”的消息，萧照兴表示对反复唱衰红木家具的真实意图不得而知。现在生产要素各个环节都在涨价，总体来看，红木家具价格仍然处于上升趋势。不过，他并不否认存在被炒高的红木家具价格出现回落的现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或许只是关注的角度不同。说暴跌是从个别炒家的角度来看的；说上涨，是从原材料和生产厂家这个角度来看的。另 一方面，对比的时间点也有不同，说暴跌是以2007年最高峰时作为比较，而说涨价大部分是以年初这个时间点作为参照。”
然而，喊涨和唱衰背后也不排除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上述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厂家还是经销商，或者是炒家，都盼望价格能够进一步走高，从而获得更多利益，没有人愿意最后一棒砸在自己手里；唱衰者也可能有红木家具价格暴跌后大举“杀入”的动机。
实际上，在大涌镇已经有听说红木家具暴跌而前来“抄底”的买家。在该镇旗峰路的一家店里，一位湖北随州男子正在打听目前红木家具的价格，以期“暴跌”后低价买入。
“搞红木就像炒股票。”盛世明雅红木馆陈小姐告诉记者，无论是厂家还是经销商，都有很大压力。这种压力源于无法捉摸的市场。

“中國第一鎮”官員談新型城鎮化試點：簡政強鎮改革還要繼續突破

走在廣東東莞市虎門鎮的中心區域，恍若來到了一個大城市：高樓林立，某知名地產公司的樓盤間或映入眼簾。

這個位於東莞西南隅、建成區面積不過78平方公里的小鎮曾因工業造就的經濟實力被譽為“中國第一鎮”。即便近年來不再雄踞中國百強鎮榜首，其經濟總量仍相當於一個中等城市，不容小覷。

去年5月，在國務院出臺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方案後，虎門和東莞另一強鎮長安被當地設立為新型市或區，提高行政管理權限。一年多過去，試點落實得如何?當地政府又有哪些訴求?

近日，第一財經記者跟隨國家發改委調研組奔赴虎門和長安後發現，雖然撤鎮後究竟是設區還是設市，尚未明確，但是簡政強鎮事權改革實現了多項突破，虎門和長安的行政管理權限基本已經達到縣一級政府的水平。

與此同時，經濟總量也在快速增長。2015年，虎門生產總值447億元，同比增長8.1%;長安生產總值400.5億元,同比增長高達11.1%。

但在提高管理權限的同時，如何進一步調整鎮的稅收分成比例，以便與撤鎮後的行政體制相適應，成為當地市鎮兩級政府共同探討的話題。

行政管理權限提高

在改革開放的滾滾浪潮下，許多寂寂無聞的小城鎮伴隨著工業化步伐的加速和外來人口的大量湧入，成為中國區域版圖中耀眼的坐標。

然而，由於城市管理體制的束縛和制約越來越明顯，許多經濟強鎮出現“小馬拉大車”的情況：行政管理級別、機構設置和事權配置等和龐大的經濟總量不匹配。

就拿包括虎門、長安在內的一些珠三角經濟強鎮來說，他們的經濟體量相當於內地一個地級市，但管理權限只是科級，鎮一級行政部門無法提供適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公共服務。有人曾將這一矛盾形象地描述為“責任如西瓜、權限如芝麻。”

2014年底，國家發改委通知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方案》，全國共有62個城市(鎮)被列為試點地區，東莞是其中之一。根據方案，虎門鎮和長安鎮將進行撤鎮設市設區試點，並被賦予縣級管理權限，重點解決上述“小馬拉大車”問題。

次年5月，東莞出臺了具體的落實方案。具體做法為，精簡班子配備，新型市或區不按有關規格配備四套班子;減少行政層級，新型市或區不設街道辦事處，在行政架構上繼續實行扁平化管理模式。另外一個頗為外界關註的點是，通過梳理新型市權責清單，進一步簡政放權，直接賦予虎門、長安縣級管理權限，推動事權下放。

這不是東莞“富可敵市”的鎮第一次在行政體制上進行改革。早在2009年，東莞就開始效仿浙江的紹興和義烏，開展擴權強鎮的試點，以破解城市管理體制的制約。2010年，強鎮擴權改革在東莞全面鋪開，多項權限下放到鎮。

6月29日，在由東莞市、鎮兩級官員參加的座談會上，東莞市編辦行編科科長曾智明介紹，2009年以來，東莞市共計將市經信局等35個行政機關的531項經濟社會管理事項及權限以委托、交辦等形式交由相關鎮實施，內容涵蓋了經濟和教育等多個方面。

他說：“多項市一級部門代為行使的縣級事權及其他權限也下放給了各中心鎮行使，進一步理順了市和鎮街兩級的權責關系。同時，由於減少了審批層級，下放審批事項的辦理時間普遍縮短3—8個工作日，提高了行政效率，節約了行政成本。”

他補充道：“經過六年多的時間，虎門鎮和長安鎮等中心鎮的行政管理權限得到切實擴大，已經基本達到了縣一級政府的水平。”

缺乏法律主體資格制約管理

雖然上述兩項改革擴大了鎮一級政府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但是由於部門權限鎮級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主體資格，造成在行政審批和行政執法中仍存在制約。

在當天的座談會上，虎門鎮一位負責人表示，最大的挑戰是社會管理。“你看人這麽多，產業這麽多，所有的責任都在我們基層政府，但是我們連法律主體都不是。如果我要拆個違建的房子，我們需要向相關部門去申請，然後走較長時間的程序，這樣違章建築商就不太顧忌。”

他舉例說，此前虎門鎮一位開發商建造一棟違法建築。早在他打樁的時候，虎門鎮政府就發出停工通知書，但是開發商扔下一句話：“你們八個月後再來吧。”

東莞市編辦行編科科長曾智明解釋，許多放權事項，法律法規對行使主體有明確規定，多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在改革中，東莞市主要通過委托的方式下放事權到鎮一級，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規定，行政強制措施權不得委托，從而導致鎮一級不能通過放權政策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或行政強制執行。

探索調整財政分成比例

東莞市在下放大量權限給各中心鎮行使的同時，也著力擴財權、增財力，強化鎮一級的財政保障。

曾智明介紹，東莞市將現行保留作為市級收入的10家原市屬大型工業企業下劃屬地鎮街管理，其稅收鎮街參與分成。另外，也規範了基本公共服務財力性補助制度，凡鎮街標準支出超過標準收入的，由市全額給予補助。

不過，上述兩個鎮希望能進一步提高分成比例。長安鎮一位負責人表示，我們要解決的事情比普通的一個鎮要多得多。

他以數量龐大的外來人口為例：長安鎮本地人口只有4萬多，但是常住人口高達66萬，外來人口和本地人口的比例之高在全國來說都是數一數二的。

他說：“要想留住這些外來人口，為產業發展做出支撐，就要推動這些人口的市民化，成本約12.4萬元/人。加上為這些外來人口提供的社會管理和配套措施，耗資巨大。”

東莞市民政局區劃地名科科長莫曉宇表示，當地市鎮利益分配矛盾仍然不變，財稅分成等傳統觀念上的障礙仍然存在。

第一財經記者從東莞市財政局了解到，在稅收方面，東莞市按照一定的比例上交給國家後，除了由市財政投資的基建項目稅收等規定的稅收之外，其他的全部和鎮五五分成。在非稅收方面，有些也是五五分成，有些則是全部返還。

為了激勵和扶持鎮街發展，東莞市財政局也規定，從2016年起，以2015年為基期年，參與分成稅收增量部分，按照50%~80%的比例返還。此外，在2016年，東莞市安排對鎮街財力性轉移支付總額20億元，並從2017年起每年遞增10%。

王慶坨突圍：“中國自行車第一鎮”遇上共享單車春天

2017年3月30日，天津武清區小鎮王慶坨，某自行車加工企業正在生產某品牌的共享單車。（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春天來了。”

一個“00後”自行車組裝員，在自己的工作臺上，寫下了上邊四個字。

這里是天津市武清區王慶坨鎮一個100人的自行車廠。2017年的3月底，南方周末記者在這個工廠的流水線上看到，差不多20個“90後”和“00”後員工，男女間隔著一字排開，組成了一條長約50米的流水線。

一名女工正在給自行車零件扭螺帽。（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王慶坨鎮中心離北京天安門只有100公里，開車大概一個半小時。小鎮只有幾萬人，一半多從事自行車產業，被稱為“中國自行車第一鎮”。（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廠房里噪音很大，員工們每天要工作11小時。一輛自行車，經過十幾道工序，差不多十分鐘時間就能組裝完成。

流水線的最後一道工序是推自行車到電梯里下庫房。每輛車進入電梯時，都要被電梯口的一個取暖器照射一下。這是為了確保這些智能自行車的電鎖有電。

王慶坨鎮被稱為天津西大門。關於王慶坨的名字來歷有好多種說法。有說是因為王姓居多，又住在高土堆上，所以叫王家坨。明朝皇帝朱棣遷都北京後，當地為了慶祝遷都，王家坨改稱王慶坨。還有一個說法是，以前叫王清坨，清朝時大興文字獄，王清跟“亡清”諧音，所以改叫王慶坨。

王慶坨鎮中心離北京天安門只有100公里，開車大概一個半小時。小鎮只有幾萬人，一半多從事自行車產業，被稱為“中國自行車第一鎮”。《天津日報》的數據顯示，2015年，王慶坨全鎮自行車及相關行業實現產值39.2億元，占全鎮工業總產值的70%以上。2015年全年自行車產量1300多萬輛，占天津自行車總產量的三分之一，占全國自行車總產量的10%以上。

工人手工給車輪安裝輻條，這樣一些工序機器仍然無法替代手工。（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兩名女工在流水線上作業。自行車加工車間的工人以年輕女孩居多。（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王慶坨自行車產業起步於1994年。最初是幾個曾在供銷社組裝過自行車的工人，下海創業賣無證低端自行車。後來王慶坨形成了一個自行車產業鏈，一輛自行車所需的一百多個零件，都可以在鎮子里輕松采購到。於是大量在外打工的年輕人，搖身一變成為銷售，四處尋找訂單，然後聯系鎮里的親戚朋友生產。一時間，王慶坨的低價自行車迅速占領全國市場。

最離譜的時候，王慶坨的自行車賣到了50元一輛，是當時行業平均價格的三分之一。這種車的車架薄得跟紙一樣，車的生命周期只有3-6個月。於是王慶坨也成為劣質自行車的代名詞。

後來鎮政府對自行車行業進行了監管、引導和扶持。在一番清理整頓和整合兼並後，王慶坨的自行車行業走向正軌，形成了一些品牌企業，同時進入到中高端市場。

工人們在流水線上作業。（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不過自行車畢竟是耐用品，行業整體需求有限，行業的利潤率也一直上不去。尤其是自行車廠商紮堆的王慶坨鎮，競爭非常慘烈。一位當地自行車公司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行業最好的時候，賣一輛自行車能賺差不多20元，去年最慘的時候只賺2塊錢，很多公司紛紛倒閉。小鎮也陷入沒落。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王慶坨鎮的一些街道，整條街都見不到一個人，街上店鋪幾乎都是關著的，偶爾能看到一些流浪貓和流浪狗在垃圾堆里翻東西。

工作時間的小鎮街道，空無一人。（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街上的電線杠和墻壁上，貼有不少廣告海報。新的廣告一層層直接貼在舊廣告上，顯示出這個小鎮過去十幾年里的不同經濟主角。最早的一張是一個批發零售公司做的“廠家直銷”廣告，後來被貼上了一張某公司招聘淘寶客服的廣告，再後來就是各種“P2P”理財廣告和追收欠款的廣告。

南方周末看到最多的是一種叫做“理財保”的宣傳廣告，宣稱3個月年化收益率9%，6個月年化收益率12%，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

一位當地居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很多自行車老板經營不善，不敢回家，一堆小鎮的供應商要不到錢，所以催生了追債生意。

此外，還有一些滿是灰塵，被撕成兩半的樓盤巨幅廣告。當地居民說，這里的房價遠不如離北京更近的河北燕郊、大廠、香河和廊坊等地。

流水線上的車架在一點點移動，一名工作人員給車輛的固定位置安裝螺絲。（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2016年下半年，共享單車市場爆發，帶來了平均客單價1000元左右的自行車訂單，企業的利潤空間大大提高，行業的春天來了。

中國自行車協會的數據顯示，2016年國內自行車行業產量為8002萬輛，其中內需只有2500萬輛，其余均為出口。但2017年共享單車將給整個行業帶來3000萬輛的年需求。為此，王慶坨鎮在北京設立了招商辦事處、爭奪北京各大共享單車品牌的訂單。

南方周末記者來到王慶坨鎮的一個自行車廠，這個廠成立於2004年，過去85%的產品賣到中東，15%賣到國內。2016年12月，該廠開始接共享單車的訂單，目前100%轉型國內市場。其中，北京、南京和成都的訂單最多。2016年這個工廠生產了20萬輛自行車，銷售額接近7000萬人民幣，今年的銷售額預計能到2億人民幣。

生產好的自行車用電梯運往一樓，裝車運走。（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不過，這位老板的判斷是，隨著國內很多大城市限制共享單車的投放量，共享單車訂單將在2018年進入飽和期。所以他打算再次轉型做國際市場。現在國外的共享單車行業剛剛爆發，很多國外共享單車品牌開始來中國采購自行車，比如新加坡和美國。

共享單車的爆發給小鎮帶來了巨大訂單機會，但並不是每個企業都有機會吃到蛋糕。

一位當地自行車公司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過去王慶坨鎮生產的主要是中低端自行車，客單價低，車架都是鐵的。現在共享單車的客單價普遍都在1000元左右，車身都是鋁合金為主。共享單車公司要求他們按照歐盟標準生產，一輛車要能震動25萬次。這樣的標準，對很多企業來說是一個較高門檻。

“訂單多了，但人工成本也高了。有錢的企業都在引入焊接機器人，沒錢的只好請臨時工。”上述自行車公司負責人說。

流水線上寫著“春天來了”幾個字。流水線式的生產對這些年輕的工人來說難免乏味。（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