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現在確實處在一個比較複雜的局面。”原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國務院參事姚景源日前在 “廣濟民生財富同行：十三五規劃後經濟趨勢與財富管理高峰論壇”上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集中表現在“四降一升”。
所謂“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企業利潤下降、工業生產品出廠價格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以及潛在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逐步上升。
2015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曾經指出，目前中國經濟遇到的困難並非是周期性原因而是結構性問題。“需要通過結構改革應對挑戰，中國經濟不會出現‘V型’或‘U型’翻轉，而是一個‘L型’的新常態。”姚景源說。
中國經濟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至今已經走過38個年頭，前35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為9.8%位列世界第一。“我不贊成否認、批判過去增長速度的說法，在當時的經濟矛盾下，只有保持較快增長才能解決溫飽問題，實現脫貧致富。”姚景源表示，隨著30多年經濟變遷，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和突出問題發生了變化，如果從“吃”的角度來類比的話即從吃飽、吃好正在走向要吃的健康階段。
中國經濟從規模、速度、擴張的粗放式增長轉向質量、效益提高的集約式增長，而發展規律則表現在這種轉變必然發生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落。“中國經濟目前處於換擋階段。”姚景源表示，經濟增長回落與我國面臨的諸多深層次矛盾問題相關，例如中國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失。
目前，我國80後人口總數為兩億兩千八百萬，90後人口共有一億七千四百萬，00後人口則進一步下降至一億兩千六百萬。數據可以發現00後人口比80後人口整整少了1億人。
從勞動力人口角度出發，中國16歲到59歲屬於勞動力人口，目前也正在急劇下降，2013年勞動力人口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11萬，2015年減少487萬。“從2013年-2015年，過去三年中國減少了1000萬勞動力。”姚景源表示，勞動力人口的急劇下降反應到經濟上，則導致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6年前全國農民工平均工資是1690元，到2015年農民工資則增長至3027元。“姚景源表示，如果勞動力報酬上漲是因為勞動力素質提高、勞動生產率上升而帶來財富增長這是良性循環，但是如果因為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數量減少而造成人力成本上升將直接形成企業成本壓力。另外，中國經濟下行壓力還表現在進出口貿易以及人口老齡化層面。
但在諸多下行壓力的中國經濟其增長速度並非沒有底線，如果采取倒退思路，針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十八大報告中曾提出“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指標，今年已經是2016年，距離還2020年還有5年，按照這一目標，近5年中國的經濟速度則不能低於6.5%。
未來，中國經濟轉變應該把著力點放在供給側。“2015年我國6次降準、5次降息，證明我國在需求方面政策逐步遞減。”姚景源表示，中國經濟深層次問題表現在供給側。
一方面供給過剩，2015年我國生產8億噸鋼鐵，但是接近4億噸處於閑置狀態；另一方面則供給短缺，國目前有3000家筆廠，年生產400億支圓珠筆，但是圓珠筆頂端的鋼珠全部是進口的。
“供給不僅僅是技術供給，還要創新供給和勞動供給。”姚景源表示，未來要由人口數量紅利轉到人口質量至上。
“目前中國經濟面對的困難為‘四降一升’，即增速下降、企業利潤下降、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下降、財政收入下降，潛在的經濟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上升。”12月22日，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在上海舉行的“改革與開放論壇”第三期上如是說。
他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困難有周期性總量的原因，但主要是經濟結構性問題，因此，必須著眼於中國經濟新常態，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去解決。
在“四降一升”中，“增速下降”表現為自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很快，2011年中國GDP增速為9.3%，2012年直接降到7.7%，此後一路下滑，2016年基本在6.7%左右;
“企業利潤下降”表現為去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出現-2.3%的增長;
“PPI下降”表現為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連續54個月同比負增長，2016年1-8月中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1%，而前些年民間投資基本上都有百分之十幾甚至百分之二十幾的增長，民間投資斷崖式下跌是PPI下降的主要原因;
“財政收入下降”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形勢最好的中央財政去年才增長5.8%，而基層財政收入很多地方慘不忍睹，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呈剛性增長，造成財政收支缺口不斷加大，今年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將達到3%，為多年所不見，財政缺口達5600億，未來隨著養老支出的增加，財政支出壓力會更加巨大。
習近平總書記對“新常態”做了高度概括，即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化。
新常態是當下乃至今後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大邏輯。姚景源認為，把握了這三個“化”，就是把握了當下乃至今後中國的經濟規律。
改革開放38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整個世界經濟中都名列前茅。盡管近3年遭遇了增速回落，但平均來看，前35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速高達9.8%。姚景源談到，發展階段不一樣，發展速度就會不一樣，在這個階段增長速度有所回落是正常的。目前，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新階段，就是由過去靠規模和速度擴張的粗放型增長轉變到以質量和效益為主的集約型增長。
為何在現在出現增長速度換擋期?姚景源認為，除了經濟增長規律的因素外，這還和過去長時間累積的矛盾和問題有關，也就是結構性問題。
姚景源表示，以人口結構為例，人口紅利消失是一個大問題。1980~1989年我國出生人口達到2.28億，1990~1999年這一數字下降到1.74億，2000~2009年降至1.26億，這意味著00後人口數量比80後少了整整1個億。
近三年，我國16~59歲的勞動力人口減少了1千萬，其中，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這反映到經濟上就是勞動力成本的急劇上漲。
此外，老齡化也在迅速推進。目前中國60歲以上人口是2.2億，65歲以上人口是1.3億，都超過了老齡化的標準線，老齡化會對整個社會經濟帶來全方位的影響和沖擊。
姚景源提到，目前中國經濟遭遇下行壓力，而整個經濟中下行幅度最大的是進出口貿易。
在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增長目標定為6%，但是2015年進出口實際的增長率為-7%，問題出在了曾經給中國的出口立下了汗馬功勞的七大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即紡織、服裝、箱包、玩具、家具、鞋、塑料制品。
過去這七大行業使得中國制造占領了全球很多市場，但是隨著勞動力人口優勢的消失，廉價勞動力沒有了。而越南、柬埔寨和菲律賓這些國家的優勢就是勞動力便宜，他們正在走中國過去走過的路。所以這次的經濟下行折射出過去依靠廉價勞動力生產低成本商品，再以出口打天下的道路已經行不通了。
在結構優化方面，姚景源認為，農業要從傳統走到現代，工業要從中低端走到中高端，然後全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
姚景源表示，當前，我國農業依舊十分薄弱，工業大而不強，第三產業所占比重低，現代服務業的成分少。
具體來說，中國農業有兩個“低”，一個是組織化、規模化程度低，二是機械化和科技化水平低，這導致勞動生產率很低。中國現在有2.2億農民，去年農產品出口額是700億美元，荷蘭有22萬農民，但去年農產品出口額是820億美元。
工業方面，中國在眾多行業都是世界第一，比如汽車行業，全世界每4輛汽車就有1輛是中國制造，機床產量占全球總量的38%，造船業產量占全球40%，發電設備產量占全球60%，但存在缺少核心技術的問題。另外，我國是世界第一鋼鐵大國，我國的鋼鐵產量占世界鋼鐵總量的52%，但高負荷噸位起重機的鋼絲都要依賴進口，高檔數控機床95%要靠進口。
我國第三產業占整個經濟的比重，去年是50.2%，今年9月底增至52.8%。但是這個比重依舊不夠高，美國這一數據是80%，全球平均水平是60%。在目前的服務業排名中，足療業、餐飲業等排名靠前，金融、文化產業等還比較缺乏。
在動力轉化方面，姚景源談到，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三個大量投入，一是資本投入，二是資源投入，三是勞動力投入。但是現在這三個大量投入都遇到坎、不可持續了。大量的資本投入帶來了產能過剩，資源投入帶來了高能耗、高汙染，勞動力投入上又遇到了老齡化。因而，現在只有讓創新去替代這三個投入，讓創新成為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原動力。
中國黃金協會的統計顯示，今年一季度，國內累計生產黃金101.197噸，與去年同期相比減產10.366噸，同比下降9.29%。同期，全國黃金實際消費量304.14噸(不含出口及黃金金融投資需求)，增長14.73%。
據新華社消息，生產方面，一季度全國黃金礦產金完成80.542噸，有色副產金完成20.655噸。中國黃金、山東黃金、紫金礦業等十家大型黃金企業集團黃金成品金產量和礦產金產量分別占全國的51.67%和41.37%。
統計顯示，黃金首飾銷售市場開始回暖，金條銷售繼續保持大幅增長勢頭。一季度黃金首飾消費量170.93噸，同比增長1.4%;金條101.19噸，增長60.18%;金幣2.5噸，下降67.11%。
業內人士分析說，黃金首飾企業借助春節等假日開展促銷，實現了銷售的小幅上升，而金條銷售的大幅上升，主要是由於黃金的貨幣屬性逐漸被大眾所認知，被更多人視為避險工具。
由於國際環境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上升，今年一季度，黃金價格自年初最低的每盎司1146美元反彈至最高的每盎司1264美元，平均價格為每盎司1220美元，同比增長3.06%，維持去年四季度以來的震蕩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