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還在漲,其中二線城市漲幅明顯快於一線城市。
中國指數研究院數據顯示,2016年5月,全國100個城市(新建)住宅平均價格為11662元/平方米,環比上漲1.70%,漲幅較上月擴大0.25個百分點。從漲跌城市個數看,74個城市環比上漲,24個城市環比下跌,2個城市持平。
而房價上漲依舊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全國100個城市(新建)住宅均價較去年同期上漲10.34%,漲幅較上月擴大1.36個百分點。同時,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新建)住宅均價為22113元/平方米,環比上漲1.93%,漲幅較上月擴大0.40個百分點;同比上漲15.48%,漲幅較上月擴大1.06個百分點。
雖然一線城市房價也在上漲,但漲幅卻罕見地跌出前十,反倒是二線城市出現領漲的局面。
漲幅居前十位的城市依次是:廈門、合肥、無錫、南京、廊坊、東莞、杭州、中山、南昌、珠海。具體來看,廈門、合肥漲幅超過5%,無錫上漲4.06%。南京、廊坊、東莞、杭州、中山、南昌漲幅在3%~4%之間,珠海上漲2.72%。以蘇州為例,5月24日土地拍賣的11幅地塊的平均溢價率達到了115%,土地市場的火爆又進一步傳導到房價,因此房價不斷上漲。
事實上,今年以來,蘇州等二線熱點城市土地市場持續升溫,為穩定市場,蘇州政府緊急出臺土地“限價令”,引導房企理性拿地,防止土地市場過熱。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認為,二線城市漲幅超過一線城市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政策因素。在3月份,一線城市出臺了不同力度的約束性政策抑制了一線城市的價格上漲。從限購、限貸政策看,二線城市目前的寬松程度也最大,所以導致在前4月資金寬松的情況下市場活躍。
“廈門、南京、合肥等城市目前的庫存處於明顯加速去化過程中,這幾個城市本身的供小於求,預計這些城市很快可能面臨升級的調控措施。”張大偉告訴記者。
需求方面,一線城市整體成交量增速繼續放緩,上海、深圳同環比均下滑;南京等二線熱點城市政策收緊效果顯現,成交量較上月有所回落,但同比漲幅仍維持在高位。
雖然一線城市成交增速放緩,但是價格依舊在絕對高位。比如,北京上漲3%。
以上海為例,根據上海鏈家市場研究部數據,2016年5月上海新房市場供應量為127.2萬平方米,環比下滑3.2%,同比上漲19.2%;成交量為98.8萬平方米,環比上漲1.6%,同比下滑30.6%;成交均價為36700元/平方米。
“5月以來拍地價格的不斷升高,市場熱情重新被點燃,因此房價還是在高位。”上海鏈家市場研究部總監陸騎麟告訴記者。
6月1日,上海寶山區寶山新城顧村A單元10-03、10-05地塊進行土地拍賣,最終由信達地產以58.05億奪得,樓板價36962元/平方米,溢價303%,這個溢價率也是近期上海土地拍賣的新高。
對此,中國指數研究院認為,部分城市樓市及土地市場仍存在過熱風險,政府將繼續嚴密監控,適時出臺調控政策,穩定市場發展。價格方面,部分熱點二線城市各類需求增長,供不應求矛盾加深,而短期內供應增長有限,房價仍存上漲動力,同時高價土地頻出,也增強了未來房價上漲預期。若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抑制投資需求釋放,房價漲幅或將逐漸企穩。
我跟Bob(我們混外企的好多中國人都有個英文名字,別問我為什麽)是七八年前在A司工作認識的,我們雖不在一個部門,但是做過同一個項目,所以有所接觸。四年前,我到B司工作,不想在有天在同一個樓面遇到了他,一問,他來B司有段時間了。去年,我到了C司,上個月,你猜怎麽著,沒錯,我又碰到他了,他剛來上班兩周。
都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我們兩個“老兵”碰到一起自然不免又八卦我們知道的人做的不知道的事。我倆前後在三家公司共事過,古人說“百年修得同船渡”,算算看,我估計我跟他的緣分應該至少有個小幾百年了。
打住,你們怎麽這麽愛跳槽啊?
老實說,還真是愛跳,是真愛!我服務過的幾千人的公司,能拿長期服務獎(滿五年)的百分比低於10%。而身邊的同事、同學,個個神通廣大,行蹤飄忽,幾周不見,有時就要問問是不是另有高就了。
中智公司咨詢研究中心出具的2016第一季度職場調研報告顯示,一線城市中上海第一季度的員工主動離職率最高,其次是北京、廣州、深圳。2015年,國內各城市整體離職率為17.6%。
這個接近20%的數字,我曾經跟A司總部一個工作了十幾年,喜歡講公司高層冷笑話的美國同事分享過。在我們是同事之前,他就做過一份工作,就是在他那個州的獨立日報做編輯,一幹就是幾十年。我猜總部因為他一直在報紙上批評A司的各種不是,就把他“招安”了。當時我跟他聊到這個數字,是想告訴他,我們中國那里是跟你們美國這里不一樣的,大家的投入度(Engagement)雖然高,但是忠誠度(Loyalty)絕對不高,總部要不多多支持,那我們在中國就只能瞎忙活,到頭來人都留不住。
當時他沒有對我給出的離職率表現出驚訝,他回答說那麽接下來的兩年半里,我們只有50%的概率做同事了,對嗎?我還真被他說著了,後來我離開了A司。不是我不喜歡公司,或者非要驗證他的計算正確。而是身處北上廣,旁邊的人都在找更好的機會,每個人都聽說別人跳槽升職薪水翻倍。這樣的故事多了,就鼓勵了更多的人邁向自己的淘金夢。當初,我也一定是這樣就著了魔,義無反顧地奔向了新公司。
當然個人的發展,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行業的離職率,則是市場的增長率決定的。我不敢說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但是外資醫藥行業的確是這樣的。2009~2013年,前十大外資醫藥公司在中國都保持著兩位數增長 ,流動率也相應居高不下。
很多外國人都很奇怪,怎麽在中國動不動就是經理了,他們幹了幾十年還在基層的都一大堆。沒辦法,發達國家經濟穩定了很久,又都經歷過大的經濟危機,員工自然更謹慎地看待一份工作。而中國在全世界很多公司的年報版圖里,還是Emerging Market,在這種新興市場里,不拿出個經理的Title,招人是有點困難的。職稱在中國招聘職場上,一直在惡性“通貨膨脹”。剪頭發的都是總監了,你好意思幹了這麽久還是經理嗎?
再看我跟Bob,我們有個共同點,就是我們的職業,都是專業性很強的那種。雖然中國改革開放了三十多年,但各種專業工種缺口,一直存在,否則不會忍受我們這樣跳來跳去。現在企業非常講求實用主義(Utilitarianism,請註意這是一個中性詞),雇用一個人就是要讓他獨當一面。所以有種說法說外企把女人當男人用,把男人當牲口用,的確這麽回事。企業都喜歡雇用熟練工,要求有經驗。反過來如果你不適應,絕對不會強留。
我跟寶島臺灣的人力資源聊過,那邊的換崗率怎樣。回答是臺灣地方小,大家都沒什麽動力換工作。其實這個回答的背後是這些年臺灣經濟低增長率低迷。從2000~2014年,臺灣增長平均值4%,所以就業市場也就沒有那麽火爆了。他還說多虧了這些年兩岸交流頻繁,臺灣人過來多了,就業才活躍了些。
我相信隨著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從8%到7%到6%,整個就業市場也會逐漸趨於穩定。就像美國這些成熟市場,A司招個一百人,州長都會出面感謝;而削減一個部門十幾人,也會鬧遊行和勞動仲裁。
那個時候的外企,就不會像當年一樣在中國如狼似虎地招人,或者變本加厲地挖角。而每個坑上的蘿蔔也會越來越謹慎,輕易不跳槽。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機會,我覺得還是可以挑戰一下自己,跳一跳。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畢竟談戀愛都要處好幾個才知道自己喜歡什麽樣的呢,世界那麽大,總要去看看。
一般而言,經濟越發達的城市,憑借優質的社會公共資源和良好的就業機會,越會對流動人口形成強大的吸引力。因此發達的超大城市,對周圍的輻射和吸引力就越高,發展航空的優勢也越大。那麽,國內哪些城市坐飛機的人更多?哪些城市的航空旅客增速更快?
《第一財經日報》通過對2015年旅客吞吐量超過1000萬的城市及其7年來的增速統計發現,目前北上廣這三大門戶型城市仍是旅客吞吐量最大的城市;在前十名中,東部占據了6個,西部占據了4個,而中部一個都沒有。對比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走勢,西部多個城市增速名列前茅。
長三角航空最繁忙
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航空旅客吞吐量超過1000萬人次大關的城市共達到25個,主要包括4大直轄市、深圳、廈門、青島、大連四個副省級城市,以及廣州、成都、昆明、杭州等省會城市和著名旅遊城市三亞,基本是目前我國主要的一二線城市。
這其中,上海以9919萬位居第一。上海總共擁有兩座大型機場,其中浦東機場超過6000萬,虹橋機場也接近4000萬。此外,附近的杭州吞吐量位居第九,南京位居第十一,在長三角地區,這三個城市的吞吐量就達到了1.4億多人次,從這個角度上說,長三角可以說是目前我國航空最繁忙的區域。
北京以9520萬位居第二。北京也有兩個機場,不過其中南苑機場是早期的軍用機場,後來改成軍民合用機場,吞吐量達到500多萬人次,因此北京旅客吞吐量主要還是來自首都機場。以單個機場論,首都機場在全國各大機場中遙遙領先,去年吞吐量達到8994萬人次,雖然沒有如原先預計的那樣突破9千萬大關,但這也是首都機場連續六年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的亞特蘭大機場。
北京和上海這兩大超一線城市的航空旅客吞吐量在全國遙遙領先,華南的廣州以5520萬排在第三,比北京和上海均差距4000多萬。不過,如果廣州加上排名第五的深圳,則總總人數達到了9000多萬,與京滬相當。更何況珠三角毗鄰港澳,由於港澳航線選擇更多,票價更便宜,很多珠三角的出境旅客選擇從港澳走,也分走了不少客流。
分大的區域看,在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占了6個,分別是上海、北京、廣州、深圳、杭州和廈門,剩下的4個在西部,分別是成都、昆明、重慶和西安,中部則一個都沒有。
中國民航大學航空運輸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曉津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旅客選擇出行取決於2個因素,即從始發地到目的地所需要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北上廣深杭廈等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收入高,時間價值比較高,選擇航空出行的人會更多。
而西部地區包括成都、昆明、重慶、西安、烏魯木齊所在的省份,雖然經濟欠發達,但由於其第三產業中的旅遊業特別發達,例如雲南、陜西、四川旅遊業非常發達,再加上距離東部又十分遙遠,地面交通不方便,因此西部的很多省會城市航空旅客吞吐量也很大。
比如,像昆明、烏魯木齊等所在省份,省內有大量的支線小機場,對當地的旅遊業起到很大的作用。由於規模效應問題,東部沿海地區的很多遊客要到西部的中小城市去,就需要在昆明、烏魯木齊、成都等省會城市中轉,因此這些城市也是重要的中轉站。
李曉津說,像新疆的石河子、喀什與中東部的城市之間雖然也有旅客,但直飛的話又沒有那麽多的旅客支撐,支付不了這麽高的成本,那麽到烏魯木齊中轉,就可以支撐起足夠的人流量。“當然,一般初期都是這樣子的,如果發展到一定程度,人流量足夠大,那麽就會變成點對點的飛行。”
相比之下,中部地區雖然近年來經濟發展勢頭很不錯,但是仍沒有一個城市航空吞吐量進入到前10名。這是因為中部地區的地面交通比較發達,中部省會到東部距離也比較近,比如武廣高鐵開通之後,兩個城市之間的航空班次就減少了一半以上。
因此航空吞吐量除了跟自身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有關外,地面交通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比如在“八山一水一田”的福建,地面交通相對滯後很多,經濟發達的閩南地區與外省之間最好的交通方式就是航空,這也是為何經濟總量和人口規模都比較小的廈門,旅客吞吐量可以位居前十的原因所在。
而隨著旅客吞吐量的不斷增加,在上海之後,北京、成都、廈門已開始修建自己的新機場。此外,廣州等城市也正在積極謀劃之中。
李曉津說,機場有一個最佳經濟規模,太大之後,各種資源都不夠經濟,不論是對旅客還是對航空公司都不太方便,運行效率也會下降。比如大量的飛機集中在一個小空域里面,就影響了效率。一般當一個機場吞吐量達到五六千萬後,就要開建第二機場,使得經濟和服務上能達到平衡,未來我國修建第二機場的大城市會越來越多。
西部多城增長快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總體上看,在沿海發達地區加快轉型升級的同時,中西部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區域經濟發展大大提速。反映在城市航空旅客吞吐量方面,過去7年來,不同城市之間的旅客增速差別也很大。
這其中,天津的增速最快,達到了208%,排名從全國第23位,上升至第19位,上升了4位。其中一大原因在於,自2006年後,隨著一系列大項目的落戶,天津的經濟也實現了快速發展,2008年和2009年天津GDP增速均為16.5%。在省份中,僅位居內蒙古之後,名列全國第二。從2010年後,天津取代內蒙古,經濟增速連續四年增速領跑全國。只是在2014年以後,經濟增速第一的位置才被重慶取代。
不過,與GDP的增速相似,城市航空旅客增速方面,除了天津之外,增速名列前茅的主要來自中西部地區,這其中,貴陽和南寧均增長了206%,貴陽從第25位上升至第22位,南寧從第30位進入到第25。鄭州的增速也達到了194%,排名從全國第19上升至第16。
此外,重慶的增速也達到了191%,西安、成都也都實現了較快增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在2011年,成都旅客吞吐量首次超過深圳,成為第四大航空城市。
相比之下,增速靠後的主要來自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如廣州、北京、深圳和上海,這四大一線城市7年來的增長率都低於100%,其中廣州僅有65%,北京也僅有66%。
李曉津說,北上廣深等地由於發展得早,基數比較大,這些年隨著沿海發達省份的經濟轉型,人流量的增速也在減緩。另外,隨著二三線城市航空業的發展,北上廣深這些東部大城市的樞紐作用、占全國的市場份額也在下降,“比如過去東北飛華南的城市,很多都要到北京中轉,但現在都是直飛了。”
相比之下,中西部的很多城市這些年經濟增長更快。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澎說,隨著沿海的勞動力和土地等各種成本要素的提高,原來面向出口的很多產業如筆記本電腦等產能,紛紛轉移到中西部的成都、重慶、鄭州等地,這些城市的經濟也快速增長。
以成都為例,隨著英特爾、富士康等企業進入,尤其是IT廠家的產業轉移,使得成都航空需求增長特別大,加上成都機場又提高了運輸能力,從供需兩個方面共同使成都運量大幅增長,並在2011年一舉超越了深圳,位居全國第四。
隨著區域經濟的快速增長,包括成都、重慶、西安等地紛紛開通了不少飛往中亞、西亞乃至歐美的國際航線,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對東部沿海形成了分流。
另外,自2008年以後,隨著高鐵建設的發展,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的東部沿海地區高鐵網絡已基本形成,對航空市場也形成了一定的分流。相比之下,西部地區由於地廣人稀,客流量較小,修高鐵成本太高,但這些地區又有一定的客流量,很多中小城市一般修個小機場更為劃算,因此西部地區受地面交通發展的影響很小。而且隨著近幾年旅遊業的快速發展,這些地方的旅客增速也比較快。
與北上廣深不同,大連和沈陽的增速也比較緩慢,這主要是因為近年來在能源價格走低的情況下,像遼寧這樣的能源重化省份經濟也受到很大的影響。不過同處東北的哈爾濱吞吐量卻比較快,7年增長了182%。李曉津說,黑龍江地處偏遠地區,這幾年旅遊業也發展得比較快,哈爾濱起到了類似昆明、烏魯木齊一樣中轉樞紐的作用。
表1 2015年旅客吞吐量超過千萬的城市
城市 |
2015年數據(萬) |
排名 |
上海 |
9919 |
1 |
北京 |
9520 |
2 |
廣州 |
5520 |
3 |
成都 |
4224 |
4 |
深圳 |
3972 |
5 |
昆明 |
3752 |
6 |
西安 |
3297 |
7 |
重慶 |
3240 |
8 |
杭州 |
2835 |
9 |
廈門 |
2181 |
10 |
南京 |
1916 |
11 |
武漢 |
1894 |
12 |
長沙 |
1872 |
13 |
烏魯木齊 |
1851 |
14 |
青島 |
1820 |
15 |
鄭州 |
1730 |
16 |
三亞 |
1619 |
17 |
海口 |
1617 |
18 |
天津 |
1431 |
19 |
大連 |
1415 |
20 |
哈爾濱 |
1405 |
21 |
貴陽 |
1324 |
22 |
沈陽 |
1268 |
23 |
福州 |
1089 |
24 |
南寧 |
1039 |
25 |
表2:7年來部分城市航空旅客吞吐量增速
城市 |
2015年數據(萬) |
排名 |
2008年數據(萬) |
排名 |
增速 |
天津 |
1431 |
19 |
464 |
23 |
208% |
貴陽 |
1324 |
22 |
432 |
25 |
206% |
南寧 |
1039 |
25 |
339 |
30 |
206% |
鄭州 |
1730 |
16 |
589 |
19 |
194% |
重慶 |
3240 |
8 |
1114 |
9 |
191% |
哈爾濱 |
1405 |
21 |
499 |
21 |
182% |
西安 |
3297 |
7 |
1192 |
8 |
177% |
三亞 |
1619 |
17 |
601 |
18 |
170% |
成都 |
4224 |
4 |
1725 |
5 |
145% |
福州 |
1089 |
24 |
453 |
24 |
140% |
昆明 |
3752 |
6 |
1588 |
6 |
136% |
廈門 |
2181 |
10 |
939 |
10 |
132% |
杭州 |
2835 |
9 |
1267 |
7 |
124% |
長沙 |
1872 |
13 |
845 |
13 |
122% |
青島 |
1820 |
15 |
820 |
16 |
122% |
烏魯木齊 |
1851 |
14 |
582 |
20 |
118% |
南京 |
1916 |
11 |
888 |
12 |
116% |
武漢 |
1894 |
12 |
920 |
11 |
106% |
海口 |
1617 |
18 |
822 |
14 |
97% |
上海 |
9919 |
1 |
5111 |
2 |
94% |
深圳 |
3972 |
5 |
2140 |
4 |
86% |
沈陽 |
1268 |
23 |
681 |
17 |
86% |
大連 |
1415 |
20 |
821 |
15 |
72% |
北京 |
9520 |
2 |
5730 |
1 |
66% |
廣州 |
5520 |
3 |
3344 |
3 |
65% |
一線城市一直都是外來人口最青睞的地方。不過近年來,隨著京滬等超大城市嚴控“大城市病”、加快產業轉型等原因,一線城市的人口流入速度也明顯減緩。
人口流入變化
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統計,過去5年,常住總人口增加最多的是北京,共增加了209.3萬,5年總增加了10.67%;上海5年共增加了113.37萬人,位居第二,不過增幅僅有4.9%,在四大一線城市位居末尾。深圳的總人口增加了102.1萬,增幅也達到了9.86%,僅次於北京;總量增加最少的是廣州,5年僅增加了80.3萬,是四個一線城市中唯一一個增量低於百萬的城市。
對比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不難發現,近5年北上廣深的人口流入已經在明顯減緩。從2000年到2010年,北上廣深四個城市年均增量分別為60.4萬、62.8萬、27.6萬、33.5萬人。但是2010年到2015年,北上廣深年均增量分別為41.86萬、22.74萬、16.06萬、20.42萬人。近五年四大城市年均增量均大幅減少。
以廣州統計局發布的數據為例,2015年末,全市常住總人口為1350.11萬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總人口1270.08萬人相比,五年間共增加80.03萬人,增長6.3%,年平均增長率為1.23%,比前十年低了1.25個百分點。
近五年,四大一線城市人口的減緩,都有哪些原因呢?就實際情況來說,盡管四個一線城市都是人口超過千萬的超大城市,但情況各有不同,尤其是京滬兩個超一線城市人口已經超過2000萬,出現了人口過多、交通擁堵、生態環境等“大城市病”。為了從病根上破解這些問題,京滬相繼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
例如,近幾年北京積極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人口流入速度也在減緩。數據顯示,北京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萬人,但增幅下降,與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萬人。
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總數比2014年末減少10.41萬人。這是本世紀以來,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降幅為0.4%。其中,外來常住人口981.65萬人,同比下降1.5%。相比2014年996.42萬的外來常住人口,2015年上海外來常住人口減少近15萬。
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研究所所長、部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郁鴻勝此前對本報分析,2015年減少的15萬上海外來常住人口以外來務工人員居多,此次外來常住人口的減少與房地產本身並無直接關系,主要是與上海的產業結構調整有關。
廣深人口流入還有多大空間
廣州、深圳雖然人口也屬於人口超過千萬的超大城市,但與北京和上海有較大差距。例如,廣深的人口加起來與上海差不多。廣深的所面臨的“大城市病”遠沒有京滬那麽嚴重,因此這兩個城市在人口疏解和控制方面也沒有京滬那麽嚴格,在落戶方面也比京滬容易不少。
實際上,廣州未來的人口還有很大的增量空間。今年2月中國政府網公布了《國務院關於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複》,批複提出,到2020年,廣州市域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以內。也就是說,5年內廣州還有450萬的增量空間,這一數字是過去五年增量(80.03萬)的5倍多。
過去5年,廣州人口流入放緩,主要還是跟近幾年廣州自身產業發展轉型緩慢、新興產業發展薄弱有關。
在這個被資本和科技所主宰的社會,一個城市要有絕對的話語權,必須在兩大產業上有突破,即金融和高科技產業,或至少在某一個產業傲視群雄。
正是因為在這兩大產業上都不占優,以傳統產業為主的廣州一線城市的地位近幾年也受到了不小挑戰。不過,這兩年來,廣州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也在不斷加快,尤其是廣州正利用傳統商貿的優勢,在現代商貿轉型。再加上廣州最為““親民”的房價。如果加上合理的政策配套,那麽廣州有望成為外來人才創業和落戶的好去處。
深圳的情況又與京滬、 廣州有所不同。深圳的產業轉型升級堪稱典範,目前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高附加值產業、未來型產業的布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體現出了強大的作用。
反映在人口增量上,深圳近五年的人口數據增量分別是10.95萬、8萬、8.15萬、15萬、60萬。值得註意的是,2015年股市和樓市熱之下,深圳的人口增加了60萬之多。
盡管,目前深圳仍是四大一線城市中人口總量最少的城市,但是深圳目前面臨的人口壓力也不小。尤其是在土地發展空間方面的壓力。由於當年設立經濟特區時規定一個特區附帶管理一個縣(珠海帶鬥門、深圳帶寶安、廈門帶海滄),因此深圳的總面積只有1900多平方公里,相比北上廣以及杭州、南京等城市,深圳的土地面積少得可憐。去年,深圳全市建成區面積已達900平方公里,剩下的主要是山體等生態控制區,可供開發的土地已所剩無幾。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說,預計未來十年,深圳還將有幾百萬人口流入。深圳要有接納幾百萬人口的能力,首先要解決工作和居住宿問題,最直接的就是空間問題。
面臨用地窘境,地王頻出的深圳,未來5年將繼續填海工程。按照2016年6月出臺的《深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五年行動計劃(2016~2020年)》,深圳將再填海50平方公里。
從一家企業催生出一個產業集群要多久?達安基因的答案是:兩年半。2013年,中山大學達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開始建設生物醫藥健康產業園,目前已經孵化了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生物醫藥企業106家。
“推動高新技術龍頭企業建設專業孵化器已成為我們的一大特色。”廣州開發區(編註:包括高新區在內,“四區合一”為廣州開發區)管委會科技創新知識產權局副局長夏堅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政府還專門制訂一系列政策引導龍頭企業、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天使投資人,以及其他各類資本投資建設專業孵化器。
“我們孵化器孵化的,不僅是從樹苗到大樹的奇跡,更是‘獨木變成林’的發展模式,而且事實證明,龍頭企業做孵化比政府更有效。” 達安基因(002030.SZ)董事長何蘊韶對記者表示。
“大樹”加速長成“森林”
作為一家生物醫藥行業的上市公司,達安基因在分子生物學技術方面,尤其是基因診斷技術及其試劑產品的研制、開發和應用上已經處於領先地位,為何還要做孵化器?
何蘊韶認為,健康產業企業項目具有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等特點,對於企業而言,專業孵化器能幫助解決健康行業創業者或者中小企業的生存困難,提高創業成功率,縮短成長周期;而對於孵化器自身而言,單靠一個企業單打獨鬥,難以成長為“大樹”。“依托自身資源,進行外生孵化,向平臺化、集群化過渡,是企業發展的一條可行道路。”
達安基因專門成立了4只醫療健康投資基金,建設生物醫藥專業孵化器,遴選上下遊產業新項目,並為這些初創企業提供企業發展必需的人才、技術、資金等要素。同時,達安基因利用自身在全國範圍內已經形成的成熟的供應和銷售網絡,為在園企業在上下遊產品采購、推廣、銷售等方面提供相關服務和便利。
2013年和2014年,廣州開發區創造性地出臺了《廣州開發區科技企業孵化器認定管理辦法》和《廣州開發區關於加快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園建設發展的實施意見》,將民營孵化器納入區孵化器管理、考核體系,並享受同等政策和服務,鼓勵區內企業盤活舊物業和閑置、低效用地,就地實現功能轉換,給予最高300萬元資金獎勵。
目前,廣州開發區里越來越多的高新技術龍頭企業投身孵化器建設,全區約70%的孵化器為專業型孵化器,其中80%左右是由政府引導區內高新技術企業建設的。
同樣選擇做孵化器的廣州視源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走的就是“內生孵化”的路徑,也就是通過母公司內部人員的技術創新,不斷催生新的創業項目,隨後由母公司出資成立子公司進行項目開發運營,子公司可以使用母公司的所有資源,產品也可以賣給母公司,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的產業鏈條。
目前,視源電子已經建成以電子信息專業為核心、包含多種相關業務的專業孵化器,成功孵化12家子公司,已經取得專利近500項,銷售額超過50億元。
作為國內再生醫學材料領域的領軍企業,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238)探索出一條新的“協同孵化”的路子。
公司為進駐的科技項目提供從資金、創業導師、實驗場地、研發儀器設備、銷售渠道以及工商登記、項目申報等全方位專業孵化服務,促進科研成果轉化。目前已入駐企業達到23家。
冠昊生物總經理徐斌告訴記者,企業發展需要不斷創新,單靠自己後勁乏力,“產學研合作效果會更好,因此我們采取的是合作創新的模式”。
上述三大企業孵化新模式,在產業鏈上下遊形成較強影響力,從而進一步提升了整個廣州開發區的孵化效果。數據顯示,廣州開發區孵化器2014年總銷售收入251億元,稅收11.9億元,單位面積收入為12677元,約為全區平均水平的2倍,單位面積稅收為601元,約為全區平均水平的2倍。
破解土地資源匱乏的難題
但開發區的發展仍有瓶頸。
香港嘉德樂集團董事長徐懷義最近正為擴大業務的事情犯愁,因為沒地了,連建廠房都困難,“但我們對廣州開發區有感情,不想搬走”。
廣州開發區黨政辦公室副主任黃姣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反映地不夠用的企業不止嘉德樂一家,現在政府正在想辦法,比如清理閑置土地,或者勸退因經營不善而付不起費用的企業。
深圳也為同樣的問題頭疼。相比規劃面積37.34平方公里的廣州高新區,深圳高新區的規劃面積僅11.5平方公里,“彈丸之地”上聚集了近8000家高新技術企業、45萬從業人員和10萬居住人口,土地供求矛盾更加凸顯。
深圳改變了把地直接賣給企業的普遍做法,而是采取由政府“集中供地,成片開發”的方式,實現土地的集約利用。
以位於深圳市中心的軟件產業基地為例,該產業園區由市屬國企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下屬的深圳灣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負責開發建設和租售運營。深圳灣公司的副總經理楊德群告訴記者,入駐企業可享受國家和地方給予的稅收優惠等政策,還可申請租金減免。“我們對入園企業有著嚴格的要求,那就是必須拿到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的批複”。楊德群說。
深圳市科創委副主任李誌遠表示, “未來的產業空間優化拓展主要通過產業升級改造來實現”。2015年8月,《高新區北區產業升級改造實施方案》印發實施,深圳高新區北區將通過拆除重建,將產業用房建築面積增加到544萬平方米;同時,通過引入戰略性新興產業,到2020年每平方公里產業用地創造工業總產值將超過2000億元,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工業增加值、利稅總額比2014年翻一番。
最重要的是生態圈
對企業來說,高新區的吸引力在哪兒?記者采訪了十幾家企業,發現他們最看重的是氛圍、資金和人才。
深圳奧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的負責人說,他最看重的就是高新區的創業氛圍,而且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地,這里有“拓荒牛”的精神,摒棄浮躁,埋頭苦幹。
曾經供職於騰訊的鄭重現在是阿卡納網絡有限公司的市場總監,他也最喜歡這里的創業氛圍。在深圳灣創業廣場,由“老企鵝”(騰訊離職員工自稱)自發組織的社群圈子“南極圈”自2014年7月成立以來,已經為包括紅杉、IDG、聯創、順為、經緯、險峰華興、真格、北極光等幾十家VC機構及個人,提供了近200個騰訊項目對接。
資金方面,軟件產業基地已進駐中小擔、高新投、眾投邦、中投證券、平安等23家科技金融服務機構。
深圳灣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綜合管理部部長孫付高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這些金融服務機構進駐園區是有前提條件的,也就是必須接受一些強制性條款,“比如,規定他們必須在某些條件下提供知識產權抵押、消費貸等服務,否則一旦被查實,將被請出園區”。
而在廣州高新區,對批準的重大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項目,將以股權投資、貸款貼息的方式給予最高1億元的資金支持。企業融資需求,也可通過已建成的廣州股權交易中心、廣州金融資產交易中心等平臺獲得支撐。統計顯示,在廣州股權交易中心掛牌交易的企業,2014年有1062家,到今年5月已達4047家,增長了近3倍;融資交易額突破220億元。
更重要的是服務。在廣州高新區,從企業提出申請到拿到結果,最長不超過34個工作日。
““目前廣州開發區主要有‘1+7’科技政策體系和‘1+9’人才政策體系。”廣州開發區管委會秘書長陳建榮說,“企業無需去全部了解,他只需要到我們的政策研究室窗口遞交材料,有結果後我們會通知企業,並且一條一條地給出書面說明,符合哪些獎勵政策、其他的為什麽不符合、為什麽只能按照80%的額度發放,等等。”
據悉,2016年廣州高新區財政直接用於科技創新的扶持資金將超過10億元。
省域經濟之外,城市經濟的變化也體現地方實力升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26個主要一二線城市半年報發現,杭州經濟增速首次超越重慶,在主要城市中領跑;總量方面,廣州和深圳爭當第三名。需要說明的是,成都、武漢等部分重點城市由於數據尚未發布或者不詳,未納入統計。
杭州增速領跑
上半年,杭州經濟增速位居主要城市第一位,重慶則緊隨其後。
杭州市統計局發布的信息顯示,上半年該市GDP為5021.18億元,同比增長10.8%,增速居副省級以上城市首位,分別高於全國、全省4.1和3.1個百分點,較一季度和上年同期均提高0.5個百分點,自去年二季度以來,已持續5個季度運行在兩位數區間。
這其中,杭州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居副省級城市第二,增長17.4%,增速高於全省5.5個百分點,居全省首位;稅收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94.1%,占比居副省級城市首位。
杭州經濟高速增長主要來自於高速發展的現代服務業,尤其是信息經濟。上半年,杭州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3040.55億元,增長14%,比第二產業高了7.1個百分點。
這其中,信息經濟實現增加值1193.76億元,增長26.2%,占GDP的23.8%,較一季度和上年同期分別提高0.5和1.1個百分點。其中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數字內容產業分別增長48.7%、48.3%和41.9%,雲計算與大數據、軟件與信息服務產業分別增長35.4%和31.4%。
浙江大學公共服務與績效評估研究中心主任胡稅根教授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杭州這幾年主要是抓住電商等新的經濟形態,主打智慧經濟、智慧產業,在經濟轉型升級方面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85%的網絡零售額、70%的跨境電商貿易額和60%的B2B交易額是在杭州的電子商務平臺上完成,全國三分之一的綜合性電子商務平臺和專業網站落戶杭州。杭州儼然已成為我國的“電商之都”。
在信息經濟快速拉動的同時,今年以來杭州房地產市場的火熱也貢獻不少。數據顯示,上半年杭州全市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1092.06萬平方米,增長67.8%。
在杭州的帶動下,浙江全省也“跑得快”。浙江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全省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稅收增長35.8%,比一季度提高6.2個百分點,阿里巴巴、網新等企業繼續發揮龍頭作用。信息經濟對浙江經濟發展作用不斷凸顯。
杭州之外,另一個增速超過10%的大城市是西部的直轄市重慶。今年上半年重慶實現GDP為8000.8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6%,較全國高3.9個百分點。
與杭州不同的是,作為中西部城市,重慶經濟快速增長仍主要是來自於第二產業。上半年,重慶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2%,較全國高4.2個百分點。
廣深爭總量第三
從經濟總量上來看,上海和北京兩個強一線城市雖然增速有所放緩,但在總量上仍遙遙領先,和後面的城市拉開明顯的距離。
在各大城市中,競爭激烈的是從第三的廣州到第七的蘇州五個城市。天津和蘇州多年來一度緊追廣深。尤其是天津,往年的上半年GDP曾數度超過深圳,但近年來隨著天津和蘇州的放緩,以及深圳經濟增速的加快,目前對廣州的第三城位置追得最緊的已經變成了深圳。
統計數據顯示,上半年深圳全市GDP達8608.88億元,與排名第3的廣州相比,今年上半年深圳僅相差235億元,高出第5名的天津108億元,這也是四年來天津上半年GDP首次被深圳超過。
由於深圳經濟發展歷年來都有“前松後快”的特點,即下半年經濟占全年比重要比上半年大不少,因此過去幾年雖然深圳上半年GDP被天津超過,但到年尾都會反超天津。可以預見的是,今年全年下來,深圳領先天津的數量會進一步拉大。
價格變動影響名義增速
另一方面,目前統計部分發布的統計數據中的增速均為實際增速,是扣除了通貨膨脹因素後,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增速,而名義增速則包含了價格的變動。價格變動是無處不在的。比較城市之間經濟總量的大小,用名義增速更能反映真實的情況。
在名義增速方面,上半年深圳的名義增速高達14%,遠高於廣州、天津和蘇州。名義增幅大漲,與該市的產業結構有關,由於信息經濟、金融和房地產等產業的帶動,深圳第三產業增長十分迅速,對經濟的貢獻率很高。而包括金融、房地產等產業的價格漲幅比較大,因此名義增速也大幅領先於實際增速。上半年深圳二三產業結構由上年同期的41.1:58.9優化為38.9:61.1,三產比重首次超過六成。
與深圳相反,由於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的下行,處在產業上遊的省份和城市受到的影響更大,這些地方的名義增速大多低於實際增速。例如,在重化產業占比較大的天津,這兩年GDP名義增速已明顯走低,上半年天津名義增速為7.82%,比實際增速低了1.38個百分點。
外貿明星城市蘇州的名義增速也只有6.62%,上半年該市出口下降9%,實際利用外資下降7.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僅增長2.2%;工業總產值負增長0.2%,占規模以上工業產值32.5%的電子行業產值增長1.4%,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3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增速回落。
由於近年來外貿出口受阻,以外貿出口為主的城市普遍增速較低。例如,無錫上半年的名義增速也只有6.87%,佛山、東莞和寧波的增速也不太高。
表1:26個主要一二線城市“半年報”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數據制作)
表2:經濟總量前7城市比較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數據制作)
三次產業占比是衡量經濟發展類型和結構的重要指標。一般來說,發達國家三產占GDP比重都達到了百分之六七十,而中國的一些省份的三產占比已經趕上了這個水平。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對25個主要一二線城市(部分重點城市的數據未發布或不詳)三產產值及占比的統計發現,目前北上廣深杭的第三產業占比均已超過六成;一些城市由於工業下行,所以第三產業占比也比較高;而傳統制造業大市的三產占比均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圖為北京中關村
北上廣深杭占比超六成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4.1%,比上年同期提高1.8個百分點,高於第二產業14.7個百分點。
不過,在不同地區、不同城市之間,三產占比差異極大。一般而言,區域輻射力越大,三產的比重和產值就越大。因此第三產業產值和比重是衡量一個城市區域輻射力的重要指標。
在這25個城市中,有8個城市的三產占比超過了六成,其中北上廣深杭5個發達城市不但服務業產值占比高,而且總量大,說明這五大城市的服務業對外輻射力最強。
其中,北京上半年第三產業增加值9352.1億元,占GDP比重達到81.9%,無論是總產值還是占比,均高居各大城市榜首。
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北京科技服務業、信息服務業、金融業等優勢行業繼續發揮重要支撐作用,對全市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合計為59.1%。其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實現增加值1086.8億元,增長12.2%;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實現增加值1185.2億元,增長11.2%;金融業實現增加值2179.7億元,增長9.2%。
北京之後,上海的產值和占比均位居第二。數據顯示,上半年上海第三產業增加值9175.70億元,增長11.6%。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70.8%,同比提高3.7個百分點。
深圳市的數據顯示,上半年,該市二三產業結構由上年同期的41.1:58.9優化為38.9:61.1。第三產業中以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為主的營利性服務業和以八項支出為主的非營利性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突出,上半年分別實現增加值970.71億元和787.84億元,分別增長14.5%和14%,較上年同期分別提高4.7個和17個百分點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北上廣深服務業不僅服務於本省,而且還服務於周圍省份甚至全國範圍。比如北京的服務業不僅服務於整個京津冀,而且聚集了大量的央企總部,北方很多民營企業將總部遷到北京。而上海則是很多世界500強在中國乃至亞太總部的所在地。至於廣州和深圳,雖然輻射範圍不如京滬,但也輻射到整個華南地區。
例如,在福建泉州,當地上市公司眾多,但為這些上市公司提供上市服務的機構大多來自上海或者深圳。
另一方面,隨著土地資源、人力資源等成本要素的不斷提升,一線城市也很難再發展一般工業、重化工業,很多產業已經轉向了周邊地區,例如北京的不少產業都遷到了河北,在“退二進三”的方向之下,這些城市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因此三產的比重也不斷走高。
不過,同樣是一線城市,同樣是三產比重超過六成,但廣州與另外三大一線城市的三產結構還是有較大差別。當前,金融和高科技是城市升級發展的標誌性產業。一個城市要有在全國經濟競爭中有話語權,常常需要在這兩大產業上有突破。比如深圳不僅有深交所,而且高新科技產業發達,A股上市公司就達到了200多家;上海有上交所,是我國的金融中心和商業中心;北京作為政治中心,不僅坐擁大批央企總部,而且還有中關村,金融和高科技實力十分雄厚。
相比之下,廣州在互聯網和金融兩大領域都處於發展進程中。作為千年商都,廣州擁有全國最為發達的專業批發市場。不過近年來,隨著電商的快速發展,傳統商貿受到的沖擊十分明顯。而傳統商貿占廣州的三產的比重非常高。這也是為何今年上半年廣州名義增速明顯不如深圳、上海等城市的原因之一。當然,近兩年廣州也正在加快傳統商貿向現代商貿轉型的步伐。
北上廣深之外,作為二線城市中的佼佼者,杭州三產的表現頗為引人關註。盡管不具備一線城市那樣的對外輻射力,尤其是無法像北上深一樣在金融方面占據重要一角,不過仰賴於互聯網信息經濟的發力,杭州三產的對外輻射力亦不容小覷。
杭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杭州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3040.55億元,增長14%,增速提高0.5個百分點,三次產業分別拉動GDP增長0.04、2.69和8.09個百分點,結構由去年同期2.9:39.3:57.8優化為2.8:36.6:60.6。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站上了60%的新臺階。
這其中,信息經濟實現增加值1193.76億元,增長26.2%,占GDP的23.8%,較一季度和上年同期分別提高0.5和1.1個百分點。其中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數字內容產業分別增長48.7%、48.3%和41.9%,雲計算與大數據、軟件與信息服務產業分別增長35.4%和31.4%。
浙江大學公共服務與績效評估研究中心主任胡稅根教授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杭州這幾年主要是抓住電商等新的經濟形態,主打智慧經濟、智慧產業,在經濟轉型升級方面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不過,占比高的並不只是北上廣深杭這幾個沿海發達城市,像太原、哈爾濱和西安這幾個內陸城市上半年三產占比也超過了六成,這些城市三產占比較高的原因與北上廣深杭則有所不同。
圖為西安古城樓
一方面,這些城市的工業所在的省份工業以傳統的能源重化工業為主,由於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的下行,對於這些省份原本占優的工業影響較大。
另一方面,中西部的不少城市,包括西安、昆明、太原等地,隨著近年來旅遊業的快速發展,帶動了當地交通、住宿餐飲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再加上隨著中西部城鎮化速度的加快,省會城市作為人口的主要流入地,房地產業也獲得快速發展。此消彼長之下,這些城市的三產占比也不斷提高。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類似太原、哈爾濱等城市,上半年占比較高也有季節性的因素,由於這些城市上半年二產產值占全年比重較低,因此三產占比比重相應也會高一些。若全年下來,則三產占比可能很難維持在目前的水平。
例如,去年上半年哈爾濱三產占比高達63.58%,比今年上半年還高,但去年全年哈爾濱三產占比為55.9%。再比如,太原去年上半年三產占比達到了65.52%,但全年下來為61.33%。
工業優勢城市繼續選擇向高端工業升級
與這些城市相比,不少重點城市的三產占比要低很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上半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4.1%,比上年同期提高1.8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三產占比低於54.1%的城市,三產的占比就比較低。在本報統計的25個城市中,有13個城市的占比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有6個城市的占比甚至低於50%。
這些城市主要由兩大類,一類是沿海外貿明星城市,如佛山、東莞、無錫、寧波等,這些城市作為出口大市,以制造業為主。這其中,佛山三產占比僅有39.6%,寧波僅有46.3%,無錫和東莞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圖為東莞制造業
在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不均衡性之下,直轄市、省會城市無論是在城市建設還是公共資源方面相比其他地區有較大優勢,因此很多普通地級市的制造業企業在做大之後,為了吸引優秀人才,會把企業的研發設計、營銷總部搬到這些一二線城市里面,比如佛山、東莞的不少企業會把總部設在廣州、深圳。長三角的很多企業則將總部往上海、杭州轉移。
丁長發說,財力雄厚的一二線大城市,對企業設立總部有不少獎勵和優惠,這會進一步吸引更多企業總部向這些中心城市轉移。
江蘇省社科院區域現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員王樹華認為,對傳統的外貿明星城市來說,未來要完全像杭州這樣通過電商等現代服務業實現轉型升級也不現實,因為本身也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以工業、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要完全轉為以三產為主的結構也沒必要,因為他們的優勢不在這里。”王樹華認為,這些城市未來的轉型主要是產品的轉型,把產品的技術研發做上去,滿足更高層次的需求,進一步延伸產業鏈。
另外一些三產占比較低的核心城市,則主要是來自中西部省會城市、直轄市,如合肥、南昌、長沙、重慶、鄭州等城市。如合肥占比僅有42.6%,南昌占比47.2%,長沙僅有46.5%,重慶也僅為50.56%。
這幾年隨著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這些城市吸引了大量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產業轉移落地。比如制造業里面,裝備制造、電子信息、高新技術發展都比較不錯。
以合肥為例,由於緊鄰長三角經濟發達地區,呈東啟西的地理位置,較低的綜合成本,良好的高教資源,以及安徽充足的勞動力資源等優勢,加上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的獲批和建設,作為該示範區的核心城市,合肥吸引了美菱、榮事達、海爾、格力、長虹、美的、華淩、三洋等家電巨頭落戶,並一舉發展成為目前全國最大的家電制造業基地。
在重慶,在全國工業經濟下行情況下,上半年,重慶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2%,較全國高4.2個百分點。這其中,全市規模以上工業39個行業大類中34個保持了增長,占87.2%。
專家指出,對不同地區而言,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相應的分工和發展角色,並不是三產比重高就是好事。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二產業的比重、就業占比都會下降,但對很多地方來說,在發展第三產業的同時,不能放棄第二產業,而是要將二產、三產更好地聯動起來。
近期大城市房價上漲引來很多專家學者發聲,提出了很多建議,其中增加土地供應的觀點被不少人呼應。但筆者認為,土地的區位特點決定了它不是一般的原材料,簡單地談增加土地供應對房價而言沒有多大意義。
雖然大家都說土地是房子的“面粉”,但它不是像鋼筋水泥那樣的標準化產品,北京的鋼筋水泥缺貨了可以從新疆調運來緩解供應緊張局面,但北京的土地少了卻不能從新疆調配。
從全國來看,住宅用地供應並不短缺。看下面國土部的官方數據:
2015年全國房地產用地供應12.0萬公頃。
2014年全國房地產用地供應15.1萬公頃。
2013年全國房地產用地供應20.32萬公頃。
2012年全國房地產用地供應16.56萬公頃。
2011年全國房地產用地供應為16.91萬公頃。
2010年全國房地產用地供應15.42萬公頃。
2009年全國房地產用地供應 10.91萬公頃。
考慮到房地產開發周期,2016年全國開始賣的房子,大部分應該是2013年和2014年供應的土地,從總量來看,這兩年的土地供應還是很多的。
全國總量多,不意味著京滬廣深的土地供應多,那從實際操作層面看,京滬廣深能不能進一步增加土地供應呢?
有可能,但也很難。
原因在於,一線城市要承擔調控人口的任務,這就決定了地方政府不可能大規模新增供地,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區供應住宅用地,像北京五環內的土地供應這幾年來已經越來越少了,而且是供應出一塊地就會賣出天價。
那中心城區的舊城改造也可以增加土地供應啊。但現在拆遷越來越難,補償價格也越來越高,這樣拆遷出來的地塊怎麽可能低價賣給開發商呢?
那就只能增加點郊區的土地供應了。北京近兩年供應的地塊基本都在五環外,甚至更接近六環,這樣的土地賣出的價格理應會比城里便宜,進而開發出的房子價格也會比中心城區便宜。
從統計數據來看,郊區的新房多,價格相對城里低,這樣計算房價的平均數據會相對好看,顯得沒那麽高。從這個角度來說,增加土地供應確實達到了控制房價的效果。
但實際情況呢?越來越多的人住到了遠郊,一個城市越來越多的進城大軍,每天早晚三四個小時奔波於上下班路上,擠不上的地鐵公交,或者是堵成長龍的私家車隊。
正如一首歌中所唱:你我皆凡人 生在人世間 終日奔波苦 一刻不得閑。
很多人也建議過,像北京這種大城市,應該多建衛星城,將產業分散,這樣可能緩解交通潮汐壓力,也能順勢增加土地供應以便解決房價問題。
不過,在我國這種體制下,建所謂衛星城相對容易,有不少城市正在熱火朝天地建設城市副中心,但產業轉移卻是困難的,一旦沒有產業那就又是睡城一座。
房子不能建成空中樓閣,所以土地資源終究是稀缺的,稀缺品就不會賣出低價。那些說增加土地供應緩解房價的建議,潛臺詞是說土地供應增加了地價就會便宜,進而房價也會便宜嗎?
如果是這個邏輯的話,這種建議在三四線城市可能會實現,但從過去幾年的情況來看,京滬廣深基本沒有這種可能。(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歡迎批評交流,[email protected])
10月17日消息,據中新社報道,滴滴快車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廈門、昆明6個城市逐步推廣“中長途折扣”。即日起,上述6城的乘客在交通平峰期使用滴滴快車出行,行程距離越長就有機會享受到越多的實惠,最低可享6.5折。“中長途折扣”上月末曾在哈爾濱、溫州等5個城市推廣,獲市場好評。
每個城市的“中長途折扣”都略有不同,折扣系數均由滴滴後臺智能數據模型,通過大數據計算得出。折扣系數與各城市乘客的訂單特征相匹配。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上線“中長途折扣”的6個城市,滴滴還增加了時間維度的考量。以上海為例,凡是在工作日上午10點至18點、晚上20點至24點和周末全天,乘客發送的訂單行程距離在8公里以上便有機會享受到最低6.6折起的優惠。
中國的城市交通總體上供不應求,出行需求遠大於運力,時間上則有著明顯的“潮汐”特征。高峰期交通需求呈現出爆發式增長,運力往往無法滿足需求。而在平峰期時,需求與運力之間的差值相對較小。滴滴方面表示,此次增加時間維度的考量也是基於了城市交通的“潮汐”特征。
中長途訂單因為其距離長,往往能夠有效地降低車輛的空駛時間,從而提升車輛利用效率。據悉,通過監測數據發現,在交通平峰期內,因為道路順暢,中長途訂單的需求反而會出現小幅提升。
在城市經濟發展中,行政資源配置至關重要,體現形式也有多種,有直轄市、副省級市、地級市等。這其中,副省級市相當重要,是行政地位上僅次於直轄市的重點城市。
從上個世紀90年代設立至今20多年來,這些副省級城市的發展如何?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對15個副省級城市經濟盤點發現,有5個副省級城市GDP超過了萬億大關,廣州和深圳遙遙領先。
15個副省級城市
副省級市正式施行於1994年2月25日,前身為計劃單列市。1993年7月,中央明確除深圳、重慶、大連、青島、寧波、廈門這6個非省會城市仍保留計劃單列市外,其余省會城市不再實行計劃單列。1994年,原14個計劃單列市和濟南市、杭州市共16個市的政府機關行政級別被定為副省級,但仍為省轄市。重慶則於1997年成為直轄市,副省級市減少為15個。
也就是說,目前現有的15個副省級城市,包括了深圳、廈門、寧波、青島、大連這5個計劃單列市,以及廣州、杭州、南京、濟南、沈陽、長春、哈爾濱、武漢、成都、西安10個省會城市。
5個計劃單列市全部位居東部沿海省份,其中深圳、寧波、青島和大連對應的省會城市廣州、杭州、濟南和沈陽都是副省級城市,唯有廈門對應的省會福州是地級市。福建是唯一一個省內有城市比省會城市級別更高的省份,福州也是華東沿海省份中唯一沒有被確定為副省級的省會城市。
在10個副省級省會城市中,有6個城市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大區中心,位列傳統的十大城市之中,分別是廣州、南京、沈陽、武漢、成都和西安,它們與四大直轄市一樣,集中了全國最多最優質的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
從區域分布上,15個副省級市大部分位居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只有3個,即武漢、成都和西安這三個大區中心城市。東北地區則有4個,分別是沈陽、長春和哈爾濱3個省會城市,以及大連這個計劃單列市。
廣深領銜萬億俱樂部
從這15個副省級市的經濟總量來看,廣州、深圳、武漢、成都和杭州這5個城市排入前10名,它們的GDP都超過了萬億大關。在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前10名的城市中,即包括這5個副省級城市,4個直轄市以及普通地級市中經濟總量最大的蘇州。
其中廣東轄下的廣州和深圳在15座城中遙遙領先,去年兩城的GDP分別達到了1.81萬億和1.75萬億,與北京、上海一起構成了我國一線城市的格局。廣東省坐擁兩個一線城市,其第一經濟大省的地位可見一斑。
廣州從1989年起經濟總量躍居全國第三的位置,一直保持至今,不過近年來的地位不斷受到同省兄弟深圳的挑戰。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深圳GDP名義增速達到11.2%,比廣州高出3.1個百分點。
廣深之後,是武漢、成都和杭州,這三個城市分列8到10位。十年前,成都和武漢這兩個中西部省會GDP總量分列全國所有城市第14和15位,如今成都升至第9,武漢名列第8。究其原因,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沿海外貿明星城市發展放緩,而成都和武漢則憑借自身良好的產業基礎和各種優勢,吸引了大量的企業落戶,區域經濟也快速發展。
杭州的表現也可圈可點。盡管2008年以後,杭州經濟增速也曾一度放緩,但近兩年得益於第三產業尤其是信息經濟的增長,杭州經濟實現完美轉身。杭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前三季度,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7780.6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0%。至今年三季度,全市GDP持續6個季度保持兩位數的增長。
這其中,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繼續高速運行。數據顯示,前三季度,杭州信息經濟實現增加值1865.77億元,增長23.1%,高於GDP增速13.1個百分點,占GDP的24.0%,比上半年和去年同期分別提高0.2和1.1個百分點。
除了這5個城市,南京和青島也正在加速向萬億俱樂部靠近。尤其是南京,2015年實現生產總值9720.77億元,按照目前的增速,今年進入萬億俱樂部已經是板上釘釘。
廈門:經濟總量小房價卻不低
在這15個副省級城市中,有14個城市GDP總量超過了5千億大關,它們全部位居我國GDP總量的前30名。從人口總量方面看,大多數城市人口總量都在700萬以上(大連逼近700萬),有4個城市超過了千萬大關,分別是成都、廣州、深圳和武漢。
這其中,廈門是個例外。從經濟總量上看,去年廈門僅為3466億元,在全國地級以上城市中位居第51位,僅略高於蘇州轄下的縣級市昆山,僅為榜首廣州的19%;人口總量上,盡管近幾年來廈門的人口高速增長,但2015年該市總人口也不過386萬,與其他城市差距遙遠,其總人口只有廣州的28.6%。
不過,盡管經濟發展和人口集聚方面遠不如一線城市廣州,但廈門的房價卻僅次於北上深,高居全國第四,遠高於廣州。可見經濟增長與人口流入並不是決定一個城市房價的關鍵,土地供應是否真正滿足市場需要更為關鍵。實際上廈門去年的樓市成交也僅為350萬平方米,相當於廣州、成都等大城市的一個零頭。但這幾年廈門土地供應十分有限,遠遠沒有滿足市場需求。
當然,在幾個主要指標方面,廈門並不都是敬陪末座的位置。在人均GDP方面,有8個城市的人均GDP超過了10萬大關,其中最高的是深圳,達到了157985元,武漢是其中唯一一個來自中西部的城市。經濟總量最小的廈門人均GDP為90378元,位居第9。
在榜尾,人均GDP低於8萬的有4個城市,分別是成都、長春、西安和哈爾濱,主要位於西部和東北。其中,哈爾濱的人均GDP最低,僅為59027元。
錢袋子:幾家歡樂幾家愁
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是一個城市財力的主要組成部分。有多少錢才能辦多少事,城市公共預算收入的多寡,決定了其在城市建設、民生支出、契稅優惠等方面的投入。因此一般預算收入是一個城市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GDP與財政收入有一定的正相關性,GDP高的城市,財力相應也要強些。在一般預算收入方面,15個副省級城市中,有8個城市的收入超過千億大關。
其中位居榜首的是深圳。數據顯示,2015年,來源於深圳的公共財政收入達到7240億元,比上年增長30.2%,中央級收入實現4512億元,增長29.7%;深圳市地方級收入實現2728億元,增長31%,為近8年以來新高。
深圳的一般預算收入高,一方面得益於自身金融業、房地產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也得益於計劃單列體制下,在稅收方面直接與中央分成,不上繳所在省,留下來的部分自然也較高。
類似的還有廈門,雖然GDP和人口總量在15個城市中落後於其他城市,但廈門的地方一般預算收入也達到了606億元,超過了長春、哈爾濱、大連這些GDP和人口遠多於自己的兄弟城市,與濟南和沈陽相當。在福建省內,廈門經濟總量和人口也遠不如泉州和福州,但是廈門一般預算收入卻超出他們。主要原因與深圳計劃單列市的情況相同。
相比之下,有些城市的日子就要“捉襟見肘”多了。比如廣州,雖然在15個副省級市中經濟總量位居第一,但其一般預算收入僅為1349億元,不到深圳一半。
原因在於廣東地區發展差距懸殊,全省21個地級市,有12個地級市的人均GDP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有些甚至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廣東要平衡發展,需要加大省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珠三角發達地區更要多作貢獻。
另一方面,廣東經濟發展失衡嚴重,資源聚集珠三角,尤其是廣深。但由於深圳稅收不上繳所在省,廣州、佛山、東莞要做的貢獻就更大了,廣州作為長子,責無旁貸。
這樣一來,廣州的財政收入雖不少,但由於上交中央和省里的比例高,自身留下的並不多。打個比方,廣州每產生1元財稅收入,大概有0. 75元貢獻給中央和省內,自己只留0.25元。比如,去年全年來源於廣州地區的財政總預算收入5116億元,相當於廣州一般預算收入的4倍。
與廣州同樣捉襟見肘的還有東北幾個城市,如大連、沈陽、哈爾濱和長春,它們的經濟總量和人口都遠多於廈門,但是財政收入卻與廈門相當,或遠低於廈門。比如長春僅為388.2億元,哈爾濱也僅為407.7億元,大連為579.9億元。
表1 2015年全國GDP前10名城市
表2:15個副省級城市數據大比較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制作,其中哈爾濱人口數據為戶籍人口,長春人口數據為2014年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