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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控股(573)能夠喺競爭激烈嘅飲食界佔前列地位,自然有過人之處,例如大年初一向茶客派10蚊利是,就令到客戶好窩心,軟銷效果好了得。 稻香行政總裁梁耀進噚日介紹銅鑼灣新開嘅「HIPOT」火鍋店時話,往年喺年初一派利是有成100萬蚊,今年嘅預算係120萬至130萬蚊,因為分店多咗。舊年本港面對金融海嘯打擊,但佢話仍會向員工派花紅約1500萬銀啦。 講 到發展大計,梁總話計劃喺本港開設7至8間分店,華南地區就開3至4間,涉資約1.5億銀,兼且要增聘員工800至1000人。另外喺大埔嘅中央物流中心 會喺出年首季投產,今年仍要投入資金2億。今年要應付通脹,料營運成本增加1至3%,要加價或減租就好難,佢話惟有加大中央採購控制成本,增加人流,同埋 拓展包裝食品同季節食品,希望可以抵銷通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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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利、萬利賭 場輸咗幾千蚊,輸凸咗,要入肉,仲唔急急離場咩。以前聽經常與太太到澳門過周末嘅餐飲M講,威尼斯人酒店賭場最嘈,最多大陸客,永利賭場最細,最靜局。今 次左丁山冇到威尼斯人,唔知嘈成點,但親身體驗到,永利賭場確係比MGM賭場細好多,萬利賭場更加小型,似乎永利萬利係走高檔路線,爭取大戶為主。聽的士 司機講,在澳門,中文唔可以「有賭場」名稱,英文雖則一定係Casino,中文就一定要一律翻譯為「娛樂場」,但娛樂場內除咗賭枱之外,還有甚麼娛樂?據 講此乃以前澳葡所定,澳門特區無意改變,橫掂大家都慣咗掩耳盜鈴,知道娛樂場係乜嘢一回事,中文名稱改唔改都冇乜所謂啦。 餐飲M認為 Wynn(永利)係澳門最好嘅酒店,左丁山呢次就住在萬利(Encore),在永利前面,老闆同是Wynn,永利矮好多,想落當時係為求快速落成,開門營 業,爭取現金流,故此起得矮啲。賭場帶來現金之後,咪在原來嘅停車場起多一幢四十幾層高嘅酒店囉(按:酒店最高有五十六樓,還有一層Sky Casino,但冇四十至四十九樓之設)。呢間萬利嘅房間,全部係套房,標準面積係一千平方呎,每層有一間二千呎「尊貴套房」,八樓有八千呎嘅龐大套房, 都唔知邊啲客會入住。不過既然有八千呎套房,自不然有計,梗係用來招呼特別貴賓嘅啦,駛乜以日租租出去呀,普通人畀得起房租都未必可以入住呀。 左丁山住過不少東南亞大酒店,素來認為泰國嘅酒店平均最靚最大,物有所值,估唔到呢間萬利嘅房間會大成咁,比泰國有過之而無不及;論到舒 適及服務態度,就要大家親身體驗咯,畢竟人人嘅經驗都會唔同,左丁山就覺得非常好。老實講,澳門咁細,旅遊景點不多,除咗周圍搵美食之外,就係在賭場消磨 時間嘅啦,邊度會咁在意服務呀,飲食質素,呢啲小事啫!如果贏咗錢,永利嘅永利軒譚家菜就好值得一試,如果輸咗錢,或者覺得永利軒啲魚翅非常抵食o忝!去 完萬利返嚟,星期一在巴士站等巴士,碰到住在渣甸山嘅醫生C,佢竟然問:「喂,我喺澳門萬利酒店見到一男一女,男嘅好似係你噃,不過當時識做,唔敢同你打 招呼!」撞鬼,十世唔去澳門住酒店,去一次就俾朋友見到,好彩唔係偷食走私啫! |
1999年的秋天,《金融時報》、《泰晤士報》、《經濟學人》、《財富》、《福布斯》等財經媒體陸續收到一份傳真。上面有幾行字:
「我是一名安達信公司的會計師,在工作之餘做了這份《中國富豪50強》。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就50週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擁有財富的多寡來定義的話,那麼這50人就是中國內地最成功的人,他們的故事能讓我們瞭解中國共產黨50年的歷史,如果貴刊有興趣的話,請和我聯繫。」
只有《福布斯》的主編勞裡·米納德對這份傳真產生了興趣。他和發傳真的英國年輕人聯繫上,把他製作的榜單刊登在《福布斯》全球版的封面上。
這份榜單在中國掀起了軒然大波。
人們開始問,胡潤是誰?
答案會有許多種。
人們知道他是一個做「富豪排行榜」的人,他知道中國最有錢的人到底賺了多少錢,還知道他們大概是怎樣賺的,人們猜他跟富豪們可能也有非同一般的關係。
他是《福布斯》的編外自由撰稿人。以「每個字一美元」的價格給《福布斯》供稿,第一份榜單為他賺得的酬勞是3000美元。
他不想做一輩子會計師,在中國發現了機遇,並開始做榜單的生意,然後有了「胡潤百富」這個品牌,現在他經營著三本雜誌、九個頒獎典禮及宴會、一系列書籍和各種榜單,同時他還是三個孩子的父親。
他的中文名是胡潤。現在他也成了名人。
他的名字常常和錢聯繫在一起,因為他最早把中國富豪們的財富翻出檯面討論。
在這個私人財富迅速累積、經濟飛速發展的國家,人們都好奇富豪們的錢是怎麼來的。他們會討論和上榜富豪財富相關的各種話題——第一桶金怎麼來的,榜單排名方法,甚至,他們怎麼花錢。
富豪、地產商、地方政府都對他百感交集。富豪對他又愛又恨,地產商樂於冠名他的榜單,地方政府為自己能請來一個英國人辦一場「洋氣」的宴會而感到榮幸。
和《福布斯》的世界500強榜單相比,胡潤的富豪榜可能更特別、更刺激、更引人注意。因為在中國,巨額財富至今還不是一個能夠隨意拿來討論的話題。胡潤剛剛制榜的那幾年,幾乎每次榜單公佈,都會有一批企業家成為輿論焦點,甚至有稅務機構會去上榜的公司查稅。一批曾經上榜的富豪都紛紛落馬:格林柯爾集團的創始人顧雛軍2005年登上了第二屆「胡潤資本控制50強」的榜首,在同年9月因為挪用資金等罪被逮捕;2006年張榮坤被捕;2008年黃光裕被拘。有的人開始把富豪榜稱為「殺豬榜」。
即便如此,在胡潤開始做中國富豪榜之後的近14年裡,雖然中國富豪的概念越來越清晰,卻依然只有他完成了這個工作。
胡潤來到中國是在1990年。那一年長虹剛剛成為中國最大的彩電企業,海爾公司也已經開始崛起,王石、張瑞敏、柳傳志們已經創業了五六年,宗慶後、任正非也已經創業三年,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正在慢慢浮出水面並且默默地積累著財富。胡潤看到一個正在脫離物質窘困,向著「富有」前進的中國。
等到1997年他再次回到這裡,是作為安達信在上海的僱員。在此之前他還留學過日本,也在安達信的倫敦公司工作了4年。他認為來中國是個正確的選擇,但繼續做會計師也許不是。他希望賺到更多錢。在那個時候,他腦海裡的念頭還只是「比普通的中產階級多一些」,但很快,他發現了一個「富礦」。
他很多次地向人們描述過富豪榜這個動機的源頭,每一次都會直白地概括,因為人們和他一樣——關心錢。「英國人要發展,德國人要發展,美國人也有美國夢,通過個人積累金錢的故事,講清楚他們的錢是怎麼來的,是每一個人都感興趣的事。」
在我們交談的這個時候,上海正下著濛濛小雨,金茂大廈、環球金融中心等三十多座高樓隱匿在一片霧氣之中,立交橋電子板上的數字紅綠燈閃爍,從寫字樓裡出來的人們撐著傘,在雨中行色匆匆。「你看樓下這些人的故事或許也很有趣,但因為他沒有當首富,所以我們對他們根本不感興趣。首富是一個很特別的身份。」他補充道。
1999年,胡潤查閱了100多份報紙雜誌以及上市公司的報表,經過幾個月的整理收集,排出了中國第一份財富排行榜。
第二年的榜單做完之後,他仍在安達信工作。當時,雖然他已經動了離開的念頭,而且打算繼續對中國富豪的研究,但他給自己的正式規劃是去大學裡讀博士或者謀得一份教職。他請了3個月的假,去美國和歐洲的15個頂尖大學考察和演講,在這3個月中,他意外地發現,「他們還在學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他們沒有接觸到新中國,他們接觸到的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的中國或者是1980年代的中國。」這次考察,讓他意識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可能是開創性的。一回到中國,他就向安達信遞交了辭呈。
那是2001年,世貿組織結束了對中國長達6年的考察,宣佈中國正式加入WTO。在那個時候,全世界都已經注意到了中國商業社會的崛起,不止胡潤對中國富豪有興趣,全世界都興趣濃厚,但動手去做的依然只有他。
「在中國,在這個富豪圈能夠成為一個圈子的時候,更多資源、人脈、聲譽,可能對他們更有吸引力。」
他在做一件看上去很難解決的事。因為把觸角直接伸到和錢最近的地方,一開始,和人們想像的一樣,他屢遭拒絕。
他打電話給企業家,拒絕與他對話的情況是大多數;從富豪榜的第二年起,他就不斷接到律師函,內容都是質疑他的數字不準確,要求下榜;還有很多公司會把股權結構做得極其複雜,讓他無法識別實際控股人的真實收入。
他像一個記者一樣去和公司打交道,甚至去鑽一些空子。「因為他們都沒有準備好,你可以問他們很多問題。」114是他拿到公司電話的最常用方法,他常常接著就能跟老闆的秘書說上話。在這第一輪接觸中,他就能記下不少信息。比如,能挖得出這個老闆是不是民營企業家、他的股份有多少、他的銷售和利潤是多少。
「完全不認識的人,在電話裡都能挖得出許多信息。」胡潤說。當他事後再向媒體回憶自己最初的制榜經歷時,很出人意料地,他說,其實事情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難。
和大部分在各自領域能夠取得一番成就的人一樣,胡潤看上去精力充沛,並且讓自己保持著敏銳度和靈活性。他說自己曾經的生活夢想只是做一個更富足一些的中產階級,但他顯然做到了更多。
那些富豪們也不像外界想像的那麼低調。在他們和胡潤熟起來之後,會跟胡潤說,我剛剛買了一輛豪車,我的手錶要100萬元,這個珠寶已經價值1000萬元了。這讓胡潤覺得,中國的第一代富豪心裡其實很自豪。他們第一次上榜,猶豫和緊張的不是財富本身,而是不知道會不會因此引起政府部門的關注,慈善機構要找他捐錢,甚至會不會影響自己的家庭安全。但是另一方面,在小圈子裡面,他們很自豪於財富對應的成功。
在中國剛剛上映的電影《中國合夥人》裡,主角們對成功的定義也是獲得財富,洗刷掉此前窮苦、被排擠時受到的恥辱,是讓他們真正感到開心的事。這部電影取材於中國教育培訓機構新東方在19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的創業經歷,很多網民在網絡上附議說,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青春與奮鬥,以及友情。
在這段期間內成長、成功的富豪們也是一樣。他們的自豪感和財富帶來的成就感緊密相連,在中國,在這個富豪圈能夠成為一個圈子的時候,更多資源、人脈、聲譽,可能對他們更有吸引力。
胡潤牢牢記住了這一點,這成為他日後許多生意的來源。
他跟富豪的關係並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親密。「直接打電話的不多,因為他們都太忙了,打了他們也不接。」
2003年,胡潤在自己舉辦的企業家高峰會上請來了英國首相布萊爾,富豪榜上的企業家來了20%。其實他與英國政界毫無淵源,邀請布萊爾走的完全是正常程序,「當時為了配合布萊爾的時間,我們把活動推遲了2個月,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把它做成了企業家的級別。」
「他是一個挺狡猾的小夥子,更是一個營銷奇才。」互聯網公司比鄰的董事長、百度前市場總監畢勝這麼評價胡潤。
每一年的富豪榜都有驚人消息,從丁磊、陳天橋到黃光裕、張茵,他總能抓住當年的經濟熱點。除了百富榜,胡潤還擁有許多吸引人們眼球的子榜單,如「IT富豪榜」、「房地產影響力人物50強」、「慈善榜」、「女富豪榜」等等。他會去刻意捕捉社會焦點,尋找最能引發人們關注的話題,他的榜單是為社會風向和人們的好奇心所做的,而那些噱頭和注意力真正幫他打開了財富大門。
「你知道我對什麼榜單最眼紅?《福布斯》和《財富》的全球500強。它根據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的收入來排榜,實際上2個小時翻譯下來,重新排序,然後保留前500個,就這麼簡單。但全球500強很好很無聊,並不吸引老百姓。」胡潤說。
「可能他的中國話沒有中國人流利,但是他更知道怎麼和個人企業家合作,與他們溝通,瞭解他們的希望與夢想。他會運用一些心理學的因素。」胡潤團隊的一位前成員說。
在胡潤之前,很多中國的觀察者、調研者忍不住也成為富豪圈中的「一份子」,比如《中國企業家》雜誌的前任社長劉東華以及《創業家》雜誌的總編輯牛文文。劉東華的正和島是為頂級企業家群體打造的高端社交平台,他在很多年裡一直扮演著企業家相互之間、企業家與公眾之間的「連接者」;而牛文文,他直接聯合一批親密的投資人,創業做了自己的「黑馬事業」,包括i黑馬平台、黑馬營、「黑馬大賽」等。
胡潤清楚自己擅長什麼,作為榜單提供者,他本質上也是個媒體人。但不同於長期跟蹤著中國企業發展進程,而且滲透更深、觀察面更加豐富的劉東華和牛文文,和他所排名的對象保持距離,會給他帶來最大的利益。對他該扮演的角色來說,旁觀比參與更有利。
同時他也有自己的一套讓自己的生意與富豪發生關係的辦法。
他選擇了另一條路:胡潤百富公司從形態上是媒體和公關公司的綜合體,製作各種富豪排行榜是為了滿足公眾和地方政府的需要;幾本高端雜誌可以為財富階層提供資訊;除此之外他還參與主辦體育賽事、舉行各種私人宴會,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小圈子。富豪們有時成為他營銷的對象,有時又成為他營銷的內容,但他從未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營。
胡潤的手機號不再像幾年前那樣印在名片上了,他說是因為害怕「垃圾電話的騷擾」。他的手機裡有上百個富豪的手機號,但他不保證能打通所有的號。
他跟富豪的關係並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親密。「直接打電話的不多,因為他們都太忙了,打了他們也不接。」
「他把自己最核心的信息價值捂得死死的——他閉口不提榜單如何設計、如何實現、如何保證它是否可靠。」
胡潤會在舉辦各種活動的時候群發消息給每一位企業家。從富豪的角度看,這類消息和會所活動、俱樂部通知一樣——不至於特別重大,也不至於完全值得忽略。價值取決於活動本身,而不是胡潤的面子。
胡潤很少跟富豪們保持私交,有些人一年只會見一次,「連續10年,跟一個企業家一年見一次面就算是朋友。」雖然張茵連續3年被排在女富豪榜首,但胡潤跟張茵只見過三次。
有的時候他也會主動建立一些聯繫,他邀請泛海集團的盧志強來參加自己辦的週年慶典,一共邀請了十次,前九年盧志強都沒有出現,到第十年的時候,胡潤終於見到了盧志強。「可能第十次問他,他就不好意思不來了。」
不過,他同錢與富豪的聯繫卻不能斷。和錢有關的信息是連接他和富豪之間最有價值的通道。
他製作了三本雜誌,《胡潤百富》關注企業家的動向,另外兩本雜誌《胡潤馬道》和《擎》分別為富豪介紹馬賽、遊艇和私人飛機。他還做了一本名叫《胡潤名校指南》的書,意在幫助那些想把孩子送出國的企業家,他最近的新舉動是推出《胡潤藝術家排行榜》,教富人們欣賞收藏名人字畫。
這類雜誌出版不算頻繁。比如《擎》,每年出兩期,印數3000份,並不在市面上銷售,而是直接送到客戶手中,最新一期的主打內容是一份全球最貴遊艇的排行榜,介紹了每艘遊艇的價格和具體租賃方式。
胡潤百富公司現在主要的收入來自於贊助費,有媒體曾經報導,2006年百富榜的冠名費就已經超過千萬元,但胡潤本人並未直接證實這個數據。為地方政府定製榜單,胡潤的收入來源是企業冠名贊助,這些企業通常是地產商或者酒店。對他來說,做一份地方性榜單並不困難,根據十多年的制榜經驗,這些早已駕輕就熟。「人們總是希望知道他們附近的首富是誰。」這對他而言是一個最有利的需求,在這樣的合作中,他很清楚地方政府需要什麼,自己能提供什麼,以及能得到多少回報。
更重要的是,這是個可複製、低成本的模式。
這讓他即便有管理上的短板,在短期內看來也不是件讓他焦慮的事。「我知道很多大公司,其實管理都不好,甚至差得驚人,但它們都發展得很大,因為它們抓住了最重要的那一兩點。」
我也想過開一個鋼鐵部門,我也想過開一個在線遊戲部門,我也想過開一個礦業部門,我也想過做房地產業的。」胡潤開玩笑說,但他其實知道自己最適合做什麼。
他的榜單也可以變化成任何賣得出的信息資源。比如與北京某酒店合作推出《胡潤品牌榜》,與某銀行推出《高淨值白皮書》,與某商業化研究中心推出《胡潤財富報告》,他的頭腦裡好像裝著無窮盡的榜單,只要有機會,他就可以適時推出。
作為一個精於營銷,而且懂得大眾心理的人,對於各種媒體採訪,胡潤始終保持著適度警惕。他在出席各類採訪和發佈活動時,面對大部分對他榜單的提問,他都能給出類似的回覆,就像是事先排練許久的一個標準答案。
他把自己最核心的信息價值捂得死死的——他閉口不提榜單如何設計、如何實現、如何保證它是否可靠。在他簡略的描述裡,人們大概知道它靠的是財務數據分析,以及採訪、面談等信息綜合。這個可複製的金礦,他不想交給別人。
隨著人們對他個人品牌的關注,近來,他開始喜歡講一個自己去非洲爬乞力馬扎羅山的故事。那次旅途一路非常艱辛,離登頂還有幾百米的時候,他累得實在爬不動了,於是轉身下了山。胡潤總結說:「我沒有那種目標,必須要做到第一,必須要走到頂。我就儘量根據自己的能力,如果實在做不到就算了。」
另一個常出現的例證來自他的家族先輩,據說在英國工業革命時代,他們的家族曾經經歷過一段輝煌,「我爺爺說過,不管做什麼事,其中一件事你總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他似乎想通過這些故事強調一件事:他只做力所能及的事,而且在這個領域他願意為之努力到極致。
現在胡潤已經擁有了一個「第一」——他的中國富豪榜。他還在繼續做更多的事,可他不會輕易表達出自己的野心。
在他所有的才能裡,最重要的一條是他知道自己的坐標與價值,他勤奮,懂得把握機會,不畏懼,不期望太高。他瞭解人們在想什麼且善於營銷。這的確也已經不容易。
在果蔬種植環境極佳的高雄、屏東,有一群果農,他們的種植技藝世代相傳,整個寶島似乎都聞得到果香味。但最後,這些果蔬大部分被運往了日韓、歐美、中國大陸這些“舍得花錢”的地方。
來自中國臺北的互聯網創業者黃哲誠在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談及這一現象時說到,高額的種植成本加上多個分銷環節,使得果蔬運達到本地消費者時,價格往往非常高,而中國臺灣的零售市場仍然是一個“拼價”市場。
黃哲誠的創業項目“良品嚴選”試圖對此加以改變。他和團隊經常南下,去屏東、花蓮等地的鄉下尋覓各類果蔬的種植行家,說服他們對果實進行品牌打造,甄選後在其電商平臺上直供給消費者。
利用電商平臺進行農產品直供在大陸也非常多。中國獨特的城鄉二元體制,為這種嘗試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從農戶、平臺到消費者,直供的誘惑看上去都非常大,這真的是一樁一本萬利的生意嗎?
移動互聯介入農產品供應鏈
快時尚品牌ZARA的供應鏈一直是業界的對標,從設計到銷售的最短周期只有15天。而大多數的服裝零售商這個過程長達數月。在中國,越來越多的互聯網時尚品牌正在試圖學習並超越ZARA。
從雲南鮮花種植地采購鮮花供應到城市的宜花科技創始人榮超說,在這條供應鏈上引入互聯網技術之後,可以將鮮花從產地到花店的運輸時間從96~98個小時縮短到24~28個小時,損耗從40%左右降至1%以下,讓花店的拿貨成本平均降低30~40%。
榮超本人是IT技術出身,這家試圖重塑鮮花供應鏈的互聯網技術公司,是如何做的呢?
首先,讓種植者使用APP,宜花每天下午放單,即第二天要收貨的量,農民在APP上填自己有多少的量,搶上單後,第二天把貨送到指定地點,由宜花合作的第三方物流公司車輛送到位於雲南的目標倉庫,工作人員對花進行分類、分級、貼標、包裝以及養護,之後再發往各地的區域倉,所采購的鮮花一律使用宜花的品牌。目前,宜花在北京、上海、廣州建有三個區域倉,平均每個2000~3000平米。在消費終端,花店也是根據自身的需求量在APP下單,下單次日鮮花即從區域倉送至花藝師手中。宜花另有一套嚴格的流程控制模型,根據客戶數量、每月訂貨量、成本,可以預測未來一年的鮮花出貨量,這套系統的研發在宜花的成本構成中占據了較大的比例。但因為數據的敏感性,榮超婉拒了提供具體模型數據的要求。
另一家農產品B2B平臺美菜網運作方法類似,以銷定采、以采定產,餐廳根據需求量下單,美菜基於訂單量去跟產地、一級批發市場議價,從采收菜品到送達餐廳規定最長不超過18個小時,可為餐館降低36%的采購成本。美菜的創始人劉傳軍2009年已經試圖利用互聯網對農產品供應鏈進行改造,但當時無論是互聯網環境還是整個流通環境都不成熟,劉傳軍彼時的嘗試並不成功。
在智能手機越來越普及的當下,利用手機打通農產品的流通渠道。黃哲誠、榮超和劉傳軍在做的事情,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涉農互聯網的創業公司都在嘗試。
“終極模式應該是農產品能以最高效的方式到達需要它的消費者手中,實現它最好的方法肯定是移動互聯網。”關註農村互聯網投資的順為資本合夥人程天對記者說。
之所以要利用互聯網做產地直供,除了可以更加直接的感受產品質量外,縮短農產品供應鏈、提高電商平臺的毛利率也是很大的動力。來自以太的調研顯示,目前的B2B平臺承接了一批到三批的物流、倉儲等功能後,平臺的毛利空間約為10~15%。
以北京市場上的土豆為例,劉傳軍說,美菜從產地經紀人處拿貨價是6毛錢一斤,送到北京後差不多是7毛,而直接從北京批發市場的拿貨價是1塊錢。但如果從農戶手中直購,可以降至5毛多錢一斤。
出生於山東農村的劉傳軍經常被農民的生存狀況觸動。他對記者說,今年中秋節回家,父親告訴他,玉米的收貨價和15年前一樣,還是9毛錢一斤。但15年間,消費者購買玉米的價格顯然已經大幅上漲。
“農業現狀非常落後,流通環節太多鏈條太長了:從經紀人、一級批發商、二批、三批、餐廳、菜市場,五六個環節層層抽成。”這是劉傳軍想要改造生鮮供應鏈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農產品的供應鏈中,不同的領域以及不同的地方,這一冗長的鏈條普遍存在。做鮮花供應的榮超,來自臺北的創業者黃哲誠都向記者談及過此問題。
榮超提到,最開始宜花是從北京市的批發市場進貨送到花店,但出現了很多質量問題,後來找到鮮花原產地的批發市場,仍然發現質量欠佳,最後索性直接去地里找到種植者,做田間直供。
黃哲誠則認為,做直供的重點不在於節約供應成本,而在於互聯網是否能夠提供更多的附加值。基於此,在產地甄選產品時,團隊會做產品分級、包裝、農藥殘留檢測、溝通產品故事等一系列工作。當然,這與臺灣企業對品牌的重視度不無關系。
田間地頭的困惑
美菜去年的數據顯示,平臺上所有品類的源頭直采比例為70%。不過,劉傳軍坦言,美菜生鮮產品的直采比例並沒有這麽高,“不是每個品類的農產品都適合去源頭采購。”他對記者說。
這些創業者都看到了農村互聯網發展中不同的“痛點”。但是,要找到解決這些痛點的方法並不容易,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把握農業生產的規律。
以太投資總監卞愷靈對記者表示,對農業產業鏈把控比較好的團隊,一種模式的核心競爭力在於對上遊有把控能力,比如農產品的標準化、物流倉儲能力,另有一種模式的核心競爭能力在於下遊,反過來擁有集采優勢。
基於窩窩團的創業經歷,劉傳軍掌握了大量的餐館資源,這也讓美菜擁有非常強的下遊擴張能力。不過,對於做產地直供的電商來說,上遊往往是最難懂的部分。
黃哲誠對記者說,在臺灣,直供農戶的資源多數掌握在農會或物流公司手中,電商平臺涉足直供,多數需要由物流公司牽線。而宜花和雲南的種植者建立聯系,也經歷了漫長的地推過程。
但這僅僅是第一步。農產品的標準化以及對食品質量的把控都要求這些電商平臺有嚴格的篩選門檻,此外,還有農業生產本身的問題。
劉傳軍認為,源頭采購時,首先要看是否有穩定和持續的采購規模,如果規模不夠,對於平臺來說是不劃算的。第二,農產品是否有清晰的標準,農產品是很多樣化的,每個產地的產品也有差別,需要平臺建立自己的標準。第三,要有強大的上遊采購團隊,這支團隊要遍布整個中國的核心農產品產區。
經常要跑到雲南鮮花種植地去和農戶溝通的榮超也看到,深入到種植者的事情並不簡單。
“這關系到他們的生存,你買的貨永遠在博弈中,是價格、質量、數量的綜合表現,購買過程非常複雜,既要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同時讓企業得到最大的利益。”榮超說,有一段時間,宜花也很難買到好產品,或者很貴,或是質量欠缺。為此,宜花組建了一個專門做價格研究的團隊,對每一個采購渠道上投放多少采購量,每個時期需要多少采購量等問題進行系統研究。他認為,只有讓種植者形成價格依賴,才能形成長期的合作。記者從宜花獲悉,目前該平臺的毛利率約為40%,田間直供比例約為80%。
以往依靠農產品經紀或是合作社來賣產品,互聯網自由市場的交易方式把農戶送到了一個更大的賭場里,能不能收回成本,能不能賺更多的錢?這些問題都是做直供的電商們需要讓農戶產生信任的。
除了如何深入生產者,物流、倉儲、配送等問題也是這些想要吞掉傳統供應鏈的平臺需要一一解決的。卞愷靈對記者說,農村互聯網常見的商業模式對農產品供應鏈的壓縮主要是在一批到二批之間,二批到農貿市場之間。這兩個環節的加價分別是10~20%以及40~60%。
這就意味著,供應鏈並不可能無限制的縮短。在農戶-農產品經紀/合作社-產地批發這個前端的環節里,很難一次性全部剔除。
卞認為,各個環節都在充當各自的角色,這些角色在提高交易效率上也有重要的作用,比如,一批之前的環節主要起到的是信息和物流的聚合以及匹配,具有極強的規模效應,可壓縮的空間有限。
正因為如此,一些生鮮直供電商也受到來自外界的質疑,“產地直供”可能是通過批發市場轉手而來,且並沒有經過篩選、分揀和包裝。
“在農村互聯網的嘗試中,怎麽把握農產品生產的穩定性、規律性;怎麽把農產品產銷的關聯性提高;怎麽處理傳統流通環節中的一些問題,有很多難題要去解決,但這些公司的嘗試我覺得都是有價值。”程天說道。
生鮮電商的熱潮近年來持續高漲,也經歷了運營模式的多次改變。創業者們面對的是中國農村亟待開發的市場:農村市場覆蓋了占全國人口總量45%的人口,市場存量規模超10萬億,與此相對應的是,農村網民規模1.8億,互聯網普及率僅為28.8%。這些數據給了“掘金者”巨大的信心。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互聯網正在顛覆一切,在互聯網向農村的滲透中,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生產傳統向技術的靠攏,更多的是技術對於傳統的敬畏,這也應該是互聯網改造傳統行業中不可偏離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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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失去了監督,就存在尋租的可能。新股發行審批制下,發審委員可謂“位高權重”,直接掌控IPO成敗的生殺大權。深交所前發行審核部副總監馮小樹,在證監會兼任發審委委員期間,通過在企業上市前突擊入股、企業上市後高價拋出的方式,非法獲利達2.48億。
證監會周五通報處罰決定,馮小樹以他人名義在公司上市前突擊入股,上市後賣出股票獲取利益,證監會決定沒收其非法所得2.48億,頂格罰款2.51億,並采取終身市場禁入措施。
“證監會公布的信息不多,沒有明確說明是在什麽時間段、突擊入股的什麽股票,入股數量與價格、減持價格等關鍵信息也沒有披露。” 前資深投行人士、上海師範大學副教授黃建中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但是可以明確的是,“突擊入股”是圈內慣用的利益輸送與利益綁定方式。企業在上市之前讓有權的或有資源的“關鍵人物”投機入股,為的就是與他們形成利益共同體,提高上市成功的概率。
他認為,證監會現在做出的只是其職權範圍內的行政處罰,針對的是“系統內人員違規炒股”的問題。但是接下來還有兩個問題,即是否涉及行賄受賄之類的職務犯罪,以及有關的上市公司是否涉嫌欺詐發行上市或網開一面等。
“證監會根據《證券法》形式行政處罰權,如果涉及職務犯罪、利益輸送,證監會需要移動檢查機關或公安機關進一步調查。”一位資深證券律師告訴第一財經,不排除監管機關後續還會對馮小樹的違法行為進一步調查並采取措施。
兩年經手IPO企業30余家
馮小樹是股票發行領域的“專家”,在深交所先後擔任發行審核部副總監、上市部總監、公司管理部副總監等實權要職。作為發審委兼職委員,馮小樹也十分“勤奮”。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僅2006年、2007年兩年期間,馮小樹參與審核的IPO首發項目就有30余個。
據證監會周五通報,馮小樹先後以嶽母彭某嫦、配偶之妹何某梅的名義入股擬上市公司,並在公司上市後拋售股票獲取巨額利益,其交易金額累計達到2.51億元,獲利金額達2.48億元。
據第一財經記者梳理,2007年經馮小樹參與審核的IPO企業包括新疆準東石油技術、吉林紫鑫藥業、寧波天邦、浙江天馬軸承、普洛康裕、江蘇新民紡織科技、浙江利歐、中鐵現代物流科技、安徽安納達鈦業;廣宇集團、浙江三鷗機械、威海華東數控、浙江三鷗機械、深圳順絡電子、深圳市拓邦電子科技、雲南錫業。
2006年他參與審核的IPO企業,包括廣東蓉勝超微線材、深圳市得潤電子、承德新新釩鈦、江蘇宏寶五金、江西黑貓炭黑、蘇州金螳螂建築裝飾、廣州海鷗衛浴用品、浙江報喜鳥服飾、山東東方海洋科技、山東魯陽、河南新野紡織、新疆中泰化學、蘇州工業園區新海宜電信;招商局能源運輸、浙江網盛科技、浙江海翔藥業、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術、威海廣泰空港設備、山東沃華醫藥科技、聯化科技、中國海誠工程科技。
“一個發審委委員涉嫌IPO腐敗,他經手的項目應該都清查一遍。”前述證券律師對記者表示。
馮小樹是何時入的股,又是入股的哪幾家公司,證監會對此並未披露太多,根據通報,證監會此次對其做出處罰,主要是因其違反了《證券法》第四十三條,“證券交易所、證券公司和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從業人員、證券監督管理機構的工作人員以及法律、行政法規禁止參與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員,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內,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義持有、買賣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贈送的股票” 。
處罰亦是針對其作為監管幹部、違規交易股票做出的。證監會稱,依據《證券法》第199條規定做出處罰,該條款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禁止參與股票交易的人員,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義持有、買賣股票的,責令依法處理非法持有的股票,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以買賣股票等值以下的罰款”。
黃建中認為,證監會現在做出的是在其職權範圍內的行政處罰,針對的是系統內人員違規炒股。但是接下來還有兩個問題,即是否涉及職務犯罪,以及是否涉及欺詐發行。
“對特殊人物的突擊入股的價格往往較低甚至白送,這本質上是權力尋租和行賄受賄。雖然目前官方沒有披露案件細節,但是低價投機入股是容易想見的一種做法。另外,從獲利金額來看,交易金額2.51億,獲利2.48億,可以說是非常暴利,這也側面說明其入股價較低。交易金額,可能是指減持金額。如果這樣,減持金額2.51億、獲利2.48億,就意味著初始投資較少,如果只投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話,可能只有300萬元入股。”他分析稱,因為披露信息不祥,沒有公司案例數據,現在還不好推論,也可能存在滾動投資、入幹股等形式,計算起來會有差異。
再進一步,如果“突擊入股”是擬上市企業的主動“送股”會價格特別便宜,那背後可能就需要追問,這些企業是否存在欺詐發行的問題。過去向監管人員行賄送禮的企業,有的是符合上市條件,為了“保平安”而做權錢交易;還有的是因為不符合上市條件,為了“硬上”而為之。但是更多企業是因為存在問題,自身不夠“硬氣”。否則,犯不著這麽幹。
“待證監會公布正式的處罰決定書後,更多的細節才能看到。”黃建中認為,從證監會披露的信息來看,監管層已經掌握了非常核心的證據,可能還需要進一步調查或履行程序。
前述證券律師也表示,“突擊入股”是利益輸送的灰色手段,不排除還有其他的權錢交易。“以300萬入股、盈利2.48億,這種情況是非常有可能的。”該律師也認為,如果這樣,那真是堪稱“一本萬利”。
專項巡視發現“貓膩”
在宣布處罰決定之前,證監會對馮小樹的調查做了大量工作。據證監會介紹,中央第7巡視組對證監會開展專項巡視期間發現,前深交所工作人員、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兼職委員馮小樹涉嫌違法買賣股票,並將此線索向證監會進行了移交。
證監會隨後展開縝密調查,在對複雜商業架構的層層剖析,對繁複資金往來情況的抽絲剝繭之後,證監會終於發現了深藏背後的馮小樹。
作為股票發行審核的“專家”,馮小樹一直以專業人士形象出行在公眾視野。2007年時任深交所發行審核部副總監的馮小樹,出席券商保代培訓會並擔任主講人,還專門講解了“股票發行審核要點及重點關註的問題”。2010年5月,時任深交所上市部總監的馮小樹出席了浙江大學30周年慶典。2012年,時任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副總監的馮小樹,入選上市公司行業分類專家委員會的委員。
但是中央巡視組的進駐,讓其隱藏至深的違法行為逐漸浮出水面。
2015年10月31日,中央第七巡視組進駐證監會,展開為期2個月的巡視。2016年1月31日,巡視組向證監會反饋了專項巡視的情況。期間,第七巡視組於2015年11月1日至12月25日,對深交所黨委進行了專項巡視。
監管幹部及其家屬買賣股票,就是巡視組反映的主要問題之一。針對這一反饋,證監會啟動違規買賣股票專項清理整治工作。由駐會紀檢組向系統各單位、部門印發通知,要求認真進行自查。在自查的基礎上,委托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對證監會系統人員是否開立股票交易賬戶以及具體交易情況進行全面掃描,掃描結果統一報紀檢組核查。
2016年4月,證監會對原江蘇證監局潘某因內幕交易,違法持有、買賣股票做出行政處罰。中央紀委駐證監會紀檢組組長王會民表示,證監會將采取多項整改措施,加強對發行上市等重點部門、敏感崗位的監督制約,加強對易尋租、易被圍獵的權力的約束規範。
去年10月,證監會專門召開全系統黨風廉政建設警示教育大會,證監會主席劉士余也明確表示,針對證券期貨監管系統存在的監管人員及其近親屬違規買賣股票問題,從警示教育大會召開即日起,“只要再發現系統內工作人員及近親屬有違規買賣股票的,發現一起,查處一起,一律頂格處理,絕不姑息”。
2樓提及
北方人的習慣,好似係人家封幾多你封幾多
4樓提及
割禾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