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2030年左右中國碳排放達峰的成敗與否，取決于經濟、能源結構在未來十幾年

內能否轉型成功

◎ 財新記者 孔令鈺 文全球矚目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下稱《聲明》）正式發佈。

全球最大的兩個碳排放國中國和美國的2030年氣候目標，均收穫大量好評，原因主要在於：積極。

美國計劃于2025年實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26%-28% 的全經濟範圍減排目標，並將努力減排28%。減排力度與2020年之前相比翻了倍。

中國提出了兩個目標，一是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二是計劃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 左右。

中國的第一個目標，讓全球氣候領域長期以來最大懸念之一——最大碳排放國的年度碳排放量何時停止增長並開始下降——有了答案，且比外部測算提前了十年左右。

接近國家發改委的人士指出，無論是美方目標還是中方目標的提出，都是經過多個智囊團隊論證和測算得出的，絕非“拍腦袋拍出來的”。

接受財新記者採訪的一位權威學者分析，中國兩個目標其實高度相關，相輔相成：第二目標即新能源目標，是實現第一個目標的保障；第一個目標也會促成第二個目標的實現。

讓公衆好奇的是，會深刻影響中國未來十幾年經濟和社會的兩個新氣候目標，到底是如何確定出來的？其實現的難度到底多大？

達峰為何是2030年

碳排放峰值，指一個經濟體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最大年排放值。

峰值意味著該經濟體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再增長，進入一個平台期，而後下降。

自上世紀70年代起，發達國家碳排放陸續達到峰值。其中，歐洲主要國家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陸續達峰，美國、日本在2005年後達峰。發達國家達峰時的共同點是實現了後工業化，經濟增速放緩，GDP 增速一般不高于3%，沒有了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擴張，第三產業占比約70% 以上。

二氧化碳的年排放總量，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數學關係來表示：GDP（國內生產總值）乘以單位GDP 碳排放強度。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近十年來，中國碳排放總量占全球約四分之一，其中新增碳排放占全球約60%。因此，中國碳排放何時達到峰值，對全球碳減排大局來說，關係重大。近年，不少發達國家一直就此向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中國盡早承諾達峰時間。“ 這就是一個GDP 總量和單位GDP 碳排放強度的乘法。但是中國的GDP 一直在增長，如果你想讓溫室氣體排放停止增長，那麼單位GDP 碳排放的下降率，一定要大於GDP 的增長率。”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副教授滕飛向財新記者分析。

滕飛主要研究氣候變化國際政策與國內政策、氣候變化綜合評價模型及能源經濟學等，自2007年至今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談 判，還是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中國國家氣候變化評估報告主要作者。

2014年公佈的IPCC 第五次報告指出，如果要實現本世紀末全球溫升目標（指將全球溫度升高幅度控制在2度以內），全球碳排放需要在2020年左右達到峰值，到2030年通過減排實現與2010 年持平到減少40%（區間），到2050年需比2010年減排40%-70%（區間）。最後，到本世紀末，全球實現零排放。

全球碳排放峰值既已提出，中國何時達峰的問題，就更自然地擺到了桌面上。全球都在等著中國的回答。

滕飛介紹，國內學界對於中國碳排放達峰時間，爭論其實很大。碳排放總量取決于GDP 與單位GDP 碳排放強度這兩個指標。各方爭論的最大焦點是中國GDP 的增幅。對增幅預測不同，得出的峰值時間就不同。

對於第二個指標，國內學術團隊其實爭議並不大。多數研究認為，到2030 年中國單位GDP 碳排放強度的下降率可達到4%-4.5%。爭議不大的原因，是中國“十一五”“十二五”期間，每年的碳排放強度下降率均約4%。如果未來進一步挖掘減排潛力，4%-4.5% 下降率有望實現。

但對第一個指標即GDP 增幅的預測，各個學術團隊難以取得一致。在過去30年間， 中國創造了年均約10% 的GDP 增長奇跡。未來十幾年將如何？

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未來20年，中國仍可以保持8% 的經濟增速，但也有衆多國內外經濟學者認為中國可能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速低於4%。

滕飛說：“如果認為中國經濟增長能很快從8% 左右回落到3%-4%，那就會得出2025年甚至2020年達峰的結論。

而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高速經濟增長還能持續30年，那麼就會得出2040年、2045年之後才有可能達峰的結論。”那麼此次中國作出2030年左右達峰的承諾，預估的GDP 增幅是怎樣的呢？滕飛介紹，此次中國對2030年的GDP 增速採用了4%-5% 的預測值。

這與多數學者的研究相符。“現在的國內研究，多數認為在2020年之前，中國經濟還會維持7%-8% 的增速。然後逐漸回落，到2030年左右為4%-5%。”

“20%”與能源革命

20%，這個百分率在未來十幾年，將與中國能源革命緊緊掛鈎。

為什麼中國要作出“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 左右”的承諾。20% 目標經過了反複測算，是為實現2030年碳排放峰值中的另一個變量即單位GDP 碳排放強度的預期下降率做準備的。

自2005年至今，“十一五”“十二五”期間，單位GDP 碳排放強度每年下降約4%。“這是通過關停大量小機組，淘汰落後產能實現的，這個潛力基本上已經挖乾淨了，關完也就沒了。未來想繼續維持4%，不經過額外努力，是不可能的。”滕飛說。

滕飛告訴財新記者，據清華大學中國與新氣候經濟課題組的研究，如果要在2030年達峰，單位GDP 碳排放強度的年平均下降率需要達到4.5% 左右，而現有減排措施，僅能將未來單位GDP 碳排放強度的下降率維持在3% 左右。

怎麼做到4.5% ？怎麼挖掘減排潛力？答案只能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能源結構。最終解決問題，落實在控制煤炭能源，發展風能、核能、太陽能等非化石能源上。經過測算，如果非化石能源由現在的約10% 的比重上升至20% 左右，4.5% 的下降率就可以實現。

學者普遍認為，20% 的非化石能源的實現，事實上意味著中國要進行一場能源革命。

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達到20% 左右，相較于2009年中國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前夕提出的2020年占比15% 的目標，又提高了5個百分點。

據普遍預測，2030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將達60億噸標（准）煤。20%，意味著2030年中國的非化石能源消費總量將達到12億噸標煤。

何建坤現任國家氣象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低碳經濟研究院院長，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並作為中國代表團專家參與聯合國氣候談判。何建坤通過多種對比意圖形象地說明實現“20%”的難度。

—— 中國2013年的非化石能源消費約2.68億噸標煤，要達標，意味著17 年間中國非化石能源供應量增長4倍多，要新建8億到10億千瓦的非化石能源電站裝機量。“這相當于美國現在全國的發電裝機容量。”——中國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預計 為48億噸標煤，非化石能源占比15% 意味著非化石能源消費量約為7億噸標煤，這相當于整個日本的能源消費總量。

——從2020年至2030年的十年間，中國需要新增5億噸左右的非化石能源消費量，增幅超過70%。

——“中國現在的電力裝機為12億千瓦左右，煤電約占70%-80%。就是說，中國未來17年間新增的非化石能源電力裝機，相當于現在全國的煤電裝機量。”以美國的清潔電力計劃為參照，美國到2030年時，電力部門二氧化碳排放要下降30%，“如果它也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煤電的話，只要從現在開始到2030年新建2億千瓦非化石能源裝機，而中國是8億到10億千瓦，是美國的4倍到5倍，比他們難得多。”何建坤告訴財新記者。

控制化石能源消費，大力發展新能源，是發達國家降低碳排放的主要舉措。

而在中國，這條道路更顯迫切，原因在於，這也是治理霧霾的根本之策。

“‘APEC 藍’的實現，大家都知道，是因為好多工廠關了，汽車停了，化石能源消費減下去，就見效了。”何建坤告訴財新記者，如果僅著眼于末端治理，依靠燒煤、燒汽油時上減排設備，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何建坤指出，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認 識到，就是2030年時，中國的碳排放與能源消費並非同時達峰。按照現有思路設計，在2030年左右，中國的碳排放達到峰值，但能源消費仍將增長。預計 2030年以後的一段時間，中國每年仍需新增相當于1億噸標煤的非化石能源消費量。

達峰路難行

在2014年11月初發佈的中國社科院最新版《氣候變化綠皮書》中，該課題組也提出中國碳排放峰值有可能在2030年之後一段時間內出現，並從工業化、城鎮化、能源、人口和消費需求五個方面進行了論證。

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預測，由於基礎數據選擇、研究視角和方法的不同，得出結果可能大相徑庭。比如滕飛認為，在建築、交通領域，由於人均可支配收入將持續增長，在2040年之前相關排放不會達峰。

盡管學界對碳排放峰值的分析模型各有出入，但可以確定的是，以現有減排能力、產業結構來看，中國碳排放在2030年達峰是一個較樂觀的看法。

滕飛告訴財新記者，2030年達峰的前提是，有多少辦法、有多大力度都得用上。“同時你還要寄望于，經濟增長不會超預期發展，像現在7%、8% 的發展速度，如果持續到2030年，那麼你把能想的都用上，也達不到峰值。”何建坤分析，現在距2030年還有三個五年規劃，相關部門會根據達峰目標，分步落實到每個五年規劃。

“‘十二五’期間，我們制定的相關目標有三個，分別是單位GDP 能耗下降16%，單位GDP 碳排放強度下降17%，以及非化石能源比例到2015年達到11.4%。每個五年規劃都有這個目標的話，疊加起來就瞄準達峰來實現，比如非化石能源，到2015年是11.4%，到2020年是15%，‘十四五’規劃還要制定2025年的目標。”何建坤認為，“十三五”之後，可能要引入總量控制，特別是煤炭消費總量，“ 可再生能源， 像核能、太陽能，也都有單項的五年規劃，比如核電裝機到2020年可能要到5800萬千瓦，這個是要落實到具體廠址的，現在必須動工。”“再一點，能源價格和體制改革，比如煤炭價格較低，但外部成本高，要通過資源稅、碳稅將其對人的健康損害、環境汙染體現出來。還要在‘十三五’期間，建立全國統一的碳市場，現在僅是在兩省五市有試點。”此外，推動氣候變化立法，加強可再生能源發電、上網的技術創新，也是學界業界呼籲多年的舉措。

“前段時間，我們風電發多了，就棄風，水電發多了，就棄水。一是因為電網消納能力不夠，二是體制有問題，本來應該停煤電，但因為體制原因、利益博弈，卻停水電。”何建坤認為，將來一是發展智能電網，二是要發展分佈式電網，可再生能源就地採集、轉化和利用，而化石能源則起調峰和保障功能。

而在當前，智能電網和儲能技術在產業化方面並不成熟。滕飛認為，解決思路有很多，比如電動車發展迅速的話，未來電動車可能成為家庭能源中心，實現移峰填穀，此外，2030年之後儲能技術也會相對成熟。

此次《聲明》發表的意義之一，便是通過設立“倒逼”目標，擴大可再生能源市場需求，催生相應的技術創新。

滕飛則認為，“倒逼”這個提法仍偏傳統，“我個人傾向于更主動的觀點，中國應該認識到，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像電動汽車，是未來的大勢所趨。如果中國經濟要保證持續穩定增長，那麼必須要在新興產業里，找到能夠向產業鏈上游移動的點。你應該做這個趨勢的推動者，而不是追隨者。”一個好的動向是，《聲明》公佈一周之後，國務院辦公廳公開發佈《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

該行動計劃顯有呼應目標之意，再次強調推進能源消費革命，降低煤炭比重，提高天然氣消費比重，安全發展核電，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推進能源科技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