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系研究專家鄭永年近日表示,“沒有一個政權的清廉是一勞永逸的。人性本惡,一旦有機會,人們就會變得腐敗。”他認為,要保持一個政權的清廉,改革是一項永恒的事業。
“政權的外在環境變化了,政權就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來防止腐敗和遏制腐敗。”鄭永年說,建設清廉政府必須通過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與行政體制方面的改革而實現。
在東方出版社剛剛出版的鄭永年著作《關鍵時刻:中國改革何處去》一書中,鄭永年從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政治和行政體制改革三個層面闡述了清廉政府建設。
經濟改革:政經分離和預算制度
“一般地說,在討論清廉政府的時候,人們大多都會關註政治改革,而忽視了經濟改革。但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經濟改革甚至比政治改革更為重要。”鄭永年說。
那麽,經濟改革如何使得政府變得清廉呢?鄭永年認為,最重要的是實現政治和經濟的分離,在經濟和政治之間建立邊界。如果沒有這個邊界,政府可以隨意動用經濟資源,腐敗就會變得不可避免。
其次是預算制度的確立。他解釋說,經濟和政治有邊界,表明政府的運作必須“取之於民”。政府本身不是生產者,其運作所需要的經濟資源只能來自社會。那麽,社會如何保證政府不會濫用其從社會吸取的資源呢?那就是預算制度。所有清廉的國家都具有透明的預算制度。預算制度可以說是一種“數量化”的管理。
鄭永年認為,政治和經濟的分離和預算制度是清廉政府的宏觀制度條件。要保證官員的清廉,還需要其他很多制度的配合。從其他國家的經驗看,有兩方面的經濟制度非常有效,一是在發展早期的高薪養廉制度,二是收入的貨幣化。
社會改革:培養社會力量
鄭永年說,在討論如何建設清廉政府時,最容易被人們所忽視的是社會的改革。簡單地說,社會建設可以為清廉政府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不僅減少官員腐敗的動機,而且也對官員的腐敗構成有效的社會壓力。
研究顯示,腐敗是官員追求私人利益的結果,即經濟學上所說的“尋租”。如何減少和控制官員的尋租動機和行為?等到社會進入到中、高等收入階段之後,“高薪”方法需要調整。這不僅是因為這個時候官員無需通過“高薪”也能享受體面的生活,而且也是因為在這個階段,社會成員的教育水平提高,人們對政治參與的要求也開始出現,“高薪”的方法會變得比較具有爭議性。
鄭永年介紹,根據歐洲的經驗,這個時候的社會改革必須到位。社會改革就是要建設基本社會制度,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這些也就是今天中國在討論的公共服務。社會制度的建立對減少和遏制官員的腐敗動機非常有效。因為有了這些大家都可以得到的服務,官員就無需通過自己的權力來獲取。
鄭永年認為,社會改革的另一方面內容即培養社會力量,向社會放權。社會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就會大大減輕政府的負擔和責任。
政治和行政體制改革:社會培養幹部
“清廉政府的建設更需要通過政治和行政體制改革。”鄭永年說,實際上,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改革都必須通過政治改革才能推行下去。
鄭永年認為,政治和經濟、社會要有邊界,政治內部也要有邊界。任何國家的管理都需要公務員,主要是專業人才組成,是非政治性的。對公務員的廉政建設,也就是“吏治”,各國已經積累了很豐富的經驗,如預算、收入的貨幣化和透明化等。
鄭永年說,從清廉政府建設的角度,還有一個社會培養政治人才的問題。
他認為,官員都是從低層一級一級地往上提。這里有兩個主要缺陷:一是培養幹部的封閉性。因為在系統內部培養,幹部很容易和社會脫節,這些官員在社會大眾的心目中的合法性也就是認可度就經常會成為問題;第二是官僚心態。
如何改善?從公務員系統培養一個幹部仍然會繼續,因為它畢竟是一個重要的途徑。但此外,鄭永年認為,執政黨可以考慮社會培養幹部。
他說,社會培養幹部對執政黨來說成本很低。社會培養幹部可以強化執政黨的合法性。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人從社會打拼上來,是競爭出來的,社會的認同度就高。社會培養幹部比較清廉。這些人本來就是社會各方面的精英,社會和經濟背景比較好,他們出任公職不是為了養家糊口。
從金融危機到希臘債務危機,從歐洲難民潮到恐怖主義肆虐,從英國脫歐公投到特朗普的驚人之語,越來越多的人感知到,世界秩序和全球經濟一樣,正在經歷一輪新的調整和自我修複。與此同時,二戰後不斷加速的全球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制度安排使全球主要經濟體變得愈發密不可分。因此,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斷言將避開新一輪國際秩序調整的裹挾。相反,一些有能力影響國際秩序的國家,紛紛努力讓國際秩序的變化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
在包括難民潮和脫歐等多種新問題出現的過程中,以往的一些秩序遭到了重大挑戰。例如:通過觀察可以發現,英國在宣布將舉行脫歐公投和公投結果出爐之後,很多聲音對歐盟、甚至歐洲文明的存續提出質疑,為脫歐歡呼的英國獨立黨正在獲得民意支持,歐洲的左翼政黨同樣歡欣鼓舞,這些以往很容易被忽略的聲音漸漸清晰了起來。
再比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過去的7年執政期間里,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推進北約東擴,在中東實行戰略收縮,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國際秩序的變化。而多年來美國產業轉移的結果導致了制造業的流失,產業失衡的危機已然顯現,這就對其主動參與秩序調整提出了現實需求。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特朗普重拾貿易保護主義。
《第一財經日報》就近來一些國際秩序的變化和輿論對全球化倒退的擔憂采訪了國際關系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
鄭永年 圖/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
國際秩序永遠在變化
“國際秩序並沒有所謂的歷史的終結,它永遠會有變化,從歷史上看,這樣的變化是必然的。”鄭永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早期一些地方性的政體演變成帝國,帝國解體後又變成民族國家,美國逐漸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以國際組織的形式包裝出了國際秩序。
日裔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民主是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即西方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
“現在國際上面臨著很多的情況,一方面全球化造就了國際秩序,但也因此出現了很多新的因素。以前會有人說只有商業流動、物的流動,而思想不流動,現在思想在流動,甚至連恐怖主義等各個方面都在流動。”鄭永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所以只能說,以前以西方為主體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現在無法對付這些由秩序本身產生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又處於秩序變動之中,那麽不光是恐怖主義的問題,越是地緣政治的變化就越重要。”
鄭永年認為,建立秩序要有能力,不是想書寫規則就能建立秩序,書寫規則容易,但是當各方規則不一時就要求國家要有力量去執行。“現在美國硬要書寫規則,但已經沒有這樣的力量去執行這個規則,甚至沒有力量去維持它以前建立的秩序。”
TPP擱淺不代表全球化終結
在自由貿易問題上,奧巴馬政府對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仍抱希望,但目前多數聲音認為該協定在國會獲批的希望渺茫。民主和共和兩黨總統候選人均明確表示不支持TPP,被高度政治化的TPP更加堪憂。民意方面,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調查顯示47%的民眾不支持自由貿易,超過支持者(45%)。共和黨人對自由貿易尤其不感興趣。
“像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樣的國際組織中,美國和歐洲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國出於與國際接軌的政策加入這個體系以後,在體系中慢慢往上走,美國開始覺得這個體系給了中國很多好處,無法用這個體系制衡中國了,所以美國試圖脫離這些體系去書寫其他的規則,要建立另外的體系,TPP、TTI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系協定》)就是這樣。”鄭永年稱,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希拉里都反對TPP,但TPP夭折並不見得全球化會終結。
“美國和歐洲的內部秩序出了問題,最後導致國際秩序出問題。比如2008年以後世界經濟失衡。所以,並不存在一個抽象的世界經濟,世界經濟失衡主要是每個國家經濟失衡的疊加,現在的國際秩序問題也是由每個國家內部秩序的問題疊加起來的,包括一戰、二戰都是這樣,所以說外交就是內政的延續。”鄭永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1989年的華盛頓共識為新自由主義鋪設了路徑,從此,一套倡導貿易自由,釋放市場力量,放松政府管制,打破國家邊界,商品、技術、人員自由流動的社會思潮主導著西方主要經濟體。但是,在移民潮湧現、經濟複蘇乏力等背景下,人們對開放邊界和自由貿易的擔憂開始增加。諾貝爾獎得主、曾擔任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約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近日也發聲,直言對新自由主義的共識已至終結。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在其《紐約時報》專欄中也寫道,不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將會陷入一種暫停和調整當中,他也同意,在過去幾十年里,全球化給美國的工人帶來不小壓力,但全球化給美國帶來的壞處很多是政治選擇,而非必然結果。
中國可以重建規則
“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可能出現崩塌,但是會出現新的全球化,像中國所倡導的‘一帶一路’,可以讓其他很多國家因此成長起來。近代的全球化是英法德在推動,後來是美國。”鄭永年表示,“全球化本身不會消失,另外一種類型全球化的出現要求規則重建,以前的全球化是美國為主導的西方資本推動的一套秩序,以後也許會有不同的規則會出現,現在的問題是,這個新的規則是完全兩套不同的系統,還是說中國來接手過去的那一套系統?”
鄭永年認為,以美國和歐洲為代表的西方秩序的主體正在出現問題,西方輸出的秩序更是在解體,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機會。“以前的管家不行了就換一個管家”,從自由貿易的角度出發,中國完全是可以接手,但針對新情況,在老規則基礎上加一部分新規則,“一種新的秩序形成並不是幾年的事情,包括西方的法治(Rule of Law),都是幾百年的事情,以世紀來算,50年太短。”
鄭永年也同意,西方主導的秩序沒落也為東亞秩序和上世紀80年代由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和其他亞洲政治家提出的“亞洲價值觀”提供了更多發展空間。
“東亞的秩序確實跟西方不一樣。像新加坡,中國也是這樣,他們不完全排斥西方的秩序,把西方的有些東西合理地吸收消化進來,但主體就是賢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結合,會有很大的機會。西方的近代崛起也是吸收了很多亞洲價值觀,所以亞洲經過這樣一波全球化,又把西方的東西學來了,把自己的東西整合進去,我覺得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視亞洲價值觀。”
在18-20日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期間,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就政商關系、國企改革等問題接受了第一財經采訪。
鄭永年表示,最理想的政商關系就是習總書記提出的“親”和“清”的關系。而隨著監察委等新的制度設計出臺,中國所提出的“親”“清”的關系不只是概念,而是一種制度化的關系。
第一財經:您參與討論的分組會的主題是“新型政商關系與反腐敗”,您認為比較理想的政商關系是怎樣的?
鄭永年:習總書記給“政商關系”指明了一個方向,他多次提醒中國的官員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這句話非常重要。我想,最理想的政商關系就是習總書記提出的“親”和“清”的關系。
無論是商和政結合在一起,還是政和商結合在一起,都可能會導致悲劇。所以,政商關系很重要,要處理好政商關系。建立在個人關系之上的政商關系容易腐敗,而建立在政府和企業界兩個實體之間的關系才能更陽光透明。
鄭永年
第一財經:新加坡是反腐極為嚴格的國家,有什麽值得借鑒的經驗?
鄭永年:新加坡的政商關系很容易理解,就是政府和企業界的直接關系,兩個群體和實體之間的關系,這是可以制度化的,可以傳承的。新加坡是親商的環境,在對優質資本競爭激烈的世界大環境里,親商的環境有利於吸引優質資本。
另外一方面,新加坡實行高薪養廉。如果政府公務員的工資太低,只要有權力,各種潛規則都有可能被使用。但只增加公務員工資是不夠的,人的欲望是無窮的,這就需要其他制度配合。在中國,這就需要黨紀國法的限制。十八大以後,中國的反腐敗走上制度性的軌道。隨著監察委這種新的制度設計的出臺,“親”“清”的關系不只是概念,而是一種制度化的關系。
第一財經:中國國企改革正經進入深水區,您對國企改革有什麽期待?
鄭永年:改革由易到難,進入深水區很正常。觸碰既得利益越來越大時,阻力也大。
對國有企業的認識要解放。國企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可以分開。企業就是企業,有市場化特性,不能綁架制度。目前,中國國有企業市場化不足,市場化空間還很大。
國企巨額虧損時國家大量補貼,造成國家負擔過重。業績不好的“僵屍企業”應該淘汰。
第一財經:“ 一帶一路”提出三年多了,如何更好地激發企業參與的積極性?
鄭永年:“ 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倡議,早期政府的聲音大一點是應當的。
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由國有企業領頭,而完全由國有企業支持則有能否持續的問題,這就需要民營企業參與。例如高鐵由國企建設,而沿線周邊的開發權可以讓渡給民營企業做。
不僅中國的民營企業,還有當地的民營企業可以共享,例如東南亞很多民營企業已經加入或者準備加入“一帶一路”建設。很多靠自身已經“走出去”的民營企業對當地情況十分了解,希望有更多鼓勵民營企業加入的措施,“政府搭臺,企業唱戲”。
第一財經:您認為當前中國的城鎮化處於什麽水平?還存在哪些問題亟待解決?
鄭永年:大城市太大,優質資源過分集中,使越來越多的人口聚集到大城市。戶口制度改革沒有跟上,造成了城市的鄉村化。盡管很多農民工長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們的二代也已經成長起來,但他們還沒有被整合進城市。幾乎在所有的大城市中都存在著“城中村”和城市農民的現象。
“我希望雄安新區比新加坡做得更好,”4月17日,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就“中國改革的現狀與未來”這一主題發表演講,在談到雄安新區未來的房地產政策時他如是說。
4月1日,河北雄安新區成立,並被成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新區如何建,倍受外界關註。
鄭永年認為,雄安新區可能會走一條新型城市化之路。具體到住房問題,他認為可以參照新加坡的模式。“臺灣、香港、新加坡我都做過研究,我覺得新加坡的住房模式是做得最好的,80%的公民都住在組屋里面。”
“組屋”是指新加坡通過建屋發展局為廣大中低收入群體提供的廉價公共住房,是該國政府保障居民住房的一項福利政策。與“組屋”對應的是私人公寓和別墅,完全按照市場價運行的高級住宅,新加坡只有不到20%的高收入人群入住私人公寓和別墅。寸土寸金的新加坡也依靠這項獨特的“組屋”政策,成為全球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國家。
鄭永年說:“新加坡每個人一輩子可以買兩套組屋,一套是你年輕的時候大學畢業結婚了,以政府的價格給你買。你在住了至少5年後,假如你要換大的房子,你的第一套房子可以市場價賣掉。你再買第二套,依然是以政府的價格給你。這個做得非常好。所以新加坡的老百姓非常支持這個政策。”
房地產政策也與中產人群的比例密切相關。鄭永年說,新加坡的中產是怎麽做大的?就是房地產政策做大的。
在他看來,龐大的中產人群對於社會的長遠發展至關重要,西方社會今天之所以出現這麽多問題,就是因為中產人群變小了。西方以前的成功就是因為中產人群做大了。
鄭永年補充道,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前,美國的中產人群比例有70%、75%,現在沒幾年就掉到50%以下。如果中產人群龐大,他們的社會就是一個橄欖形的社會,這樣任何一個政黨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要照顧中產人群的利益,就不會走向極端。如果一個社會50%是窮人,50%是富人,那麽可能會有一個分歧的局面。
一、創業潮並沒有消退
我想先從大眾創業這個話題談起。談創業,我們首先要分清創業的概念。如果說創業的定義是指,創立一間公司,滿足市場上的需求,尤其是市場上新生的需求,那麽我認為市場上的創業潮不僅沒有消退,而且還在穩步擴大。只要一個國家的經濟在發展,經濟活動在繼續,經濟形態在變化,那麽總是會存在著創業的機會。
(一)新生市場需求
人類社會的公司數量與公司種類,是隨著技術的發展不斷增多的。技術的進步會使本來無法提供的商品供給成為可能,從而衍生出巨大的新生市場,而這些新生市場就需要大量的創業公司作為供給方。
舉個例子,攝影和照相在數碼攝像出現前是一個相對專業的領域。那時一家人往往逢年過節才去花錢照一套照片以示紀念。如果照片要特殊處理,也只有會沖洗技術和擁有沖洗設備的專業相館可以完成,成本也很高。這些因素決定了從事這個行業的人也相對較少。但隨著技術的進步,拍照已經沒有了膠片成本,可以海量拍攝,並且圖片處理技術完全數字化了,只要有軟件,都可以近乎零成本處理。這就給喜歡攝影的年輕人大量的創業機會。現在的年輕人開一個提供攝影服務的工作室甚至連租房子都不需要,有相機和電腦就夠了。這也就是為什麽中國的攝影市場蓬勃發展,攝影工作室成了很多年輕人創業的起點。
我們對中國一線城市30所高校進行的調查發現,平均每3800個大學生就會產生一個可以盈利的攝影工作室,他們的起始業務往往就是替同學們拍攝簡歷照、藝術照等。
再如,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也給文娛類創業提供了巨大的機會,甚至重塑了整個創作市場。普通的作家在傳統社會是一個非常苦的行業,因為出版程序複雜繁瑣、成本高。80後的朋友應該都還有印象,語文教科書里常常用作家在不斷被退稿後還不停寫作最後成功的例子當作勵誌的故事。在今天這樣的勵誌故事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寫作發表的成本已經幾乎降到了零。任何一個作者都可以在各大創作網站開號發表自己的作品,或者在微信公眾號寫作文章。一千粉絲定理已經基本被事實驗證(創作者,如藝術家、音樂家、攝影師、工匠、演員、動畫師、設計師、視頻制作者只需擁有1000名鐵桿粉絲便能糊口)。
在2016到2017年間,網上付費文學作品創作的市場翻了10倍。由此衍生出的電影電視遊戲市場則更加廣闊。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學文學不值錢的印象正被顛覆,大量的年輕人也因為寫作創業,順利地成立了自己的創作公司。甚至一些從事傳統高收入職業比如法律專業的人,也掉頭紮向了文學創作這個創業大潮。北京的指紋工作室,現在是一家從事刑偵推理寫作的工作室,它的核心創始人就是一名律師。去年國內最火爆的電視劇《白夜追兇》,也是國內第一部被全球最大的收費視頻網站買下版權的連續劇,就是指紋工作室的作品。《白夜追兇》將在190多個國家和地區上線播出,相信會進一步帶動我國的文娛類創業。
除了基礎技術突進引發的這類小微創業,針對社會強烈需求而產生的技術創新本身也在穩步地發展。我們的技術團隊根據監控網上的招聘數據得出的結論相信大家很容易認可,即隨著老齡化的加劇,我國的家政服務存在巨大的需求和缺口。
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42.6%的家庭對家政服務不滿(表現為招聘過於頻繁,一個家政人員服務期低於一年),在各省非省會的三線城市,由於薪酬待遇更低,87.3%的家庭對自己的家政服務不滿,平均一個家政服務人員工作期不到9個月。尤其在糖尿病和高血壓這類慢性病大量出現的今天,家政不僅僅要求服務人員會做簡單的家務,還要他們盡量掌握簡單的醫療常識,在食品準備和藥物協助上對老人病情有所幫助。但現實的情況是,家政服務人員的受教育程度和學習能力往往有限(尤其在三線城市),他們對老人的疾病反應甚至都不甚敏感。
所以遠程監控家中老人病情的視頻設備等技術隨即應用到了家庭服務上,這個市場還遠未飽和,另一批有技術極客情懷的人更是直接想通過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來進一步解決這個問題。從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這些都是社會剛需,這些企業也都具有前景。
(二)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社會危機
技術的發展並不單單只是造福人類,同時也會給人類帶來很多嚴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社會問題。很多媒體出於流量的目的,經常妖魔化人工智能,說其可能會有一天覺醒,殺死人類,這是無稽之談。但是在我看來人工智能對社會的沖擊不是將要來,而是已經來了,而且還在加速,只是人們還沒註意到它們。
我每次在國內走到地鐵站一類的地方看到很多在城里打工的年輕人舉著地產銷售的廣告牌在邀請人去看房,就很心疼,尤其是大冬天他們一直站在那里微笑著推廣。他們很可能還積極上進地聽著一些媒體人糊弄出來的知識付費的節目在學習。但他們不知道的是,他們之所以業績不好,是因為他們在試圖跟一群利用人工智能的高手在競爭,這是一場大刀長矛對飛機大炮的競爭。
微信其實早已開放了廣告系統,對於中國都市人來說,微信是他們註意力停留最集中的互聯網產品,在微信的朋友圈里直接根據讀者的興趣精準地塞進地產樓盤的廣告已經是很多先知先覺的地產商開始大規模嘗試的手段,目前這個手段的效果遠好於人工在街上不分人群地發傳單,而且一個城市的廣告投放只需要兩三個這樣的數據分析和投放人員即可。
可想而知,那些少量精通輿情和廣告投放的人員會很容易成為高收入人群,但同時那些大量的靠地面推廣的地產銷售人員都將面臨嚴重的失業。他們多年來積攢起來的“哪里人多?如何判斷一個人會有興趣聽你的推銷?”這類傳統經驗已經不再有價值,至少在這個行業不再有價值。他們何去何從?
很多人工智能領域的從業者已經預測到,僅現有的已經成熟的人工智能技術就足以讓就業市場上一半的人失業,之所以目前很多傳統行業的從業者還存在,不是由於他們的能力而是由於利用人工智能輔助自己工作的高效人群還不夠多,同時還有很多企業還不會利用人工智能。一旦這些技術進一步普及,不單單是中國,全球範圍內的就業問題都將嚴重惡化。從這個角度講,必須鼓勵年輕人多多尋找和發現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新的服務、新的市場,來不斷沖抵人工智能帶來的社會危機。這也是中美兩國都在鼓勵年輕人創業創新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二、媒體塑造下的創業者和創業泡沫
在媒體的語境里,創業特指做一個創業計劃書,講一個好聽的故事,然後就募集大量資金,創業者一夜之間便身價千萬上億的暴富故事。現階段的中國,功利主義盛行,一夜暴富是無數人的唯一夢想。為了迎合這種心態,媒體自然瘋狂地在搜羅甚至編造這樣的英雄故事。茅侃侃頭上那頂IT京城四少、23歲身價數億的光環,實際就是媒體打造的結果。這個頭銜連茅侃侃本人也不認同,他多次解釋當這個光環戴在他頭上時他只是一個國企的高管而已。
但在中國功利主義的環境下,一群大學生開始主動配合媒體,開始一系列的表演,期待自己一夜暴富。具體的表現是,在中國每年都在變化的所謂創業“風口”上,每次都聚集著無數年輕人拿著父母的血汗錢揮霍表演,給公司取一個“風口”的名字就開始上創業大賽,接受媒體采訪,到處宣講PPT。從2014年的O2O,到2015年的P2P金融創新,從2016年的共享經濟,到2017年的區塊鏈,無數大學生被輿論的潮水慫恿著進入了一個個創業咖啡廳、創業培訓中心、創業工廠。
除了極少數真正獲得投資的公司,大部分除了做出了一些沒人用的app和網站外,沒有任何的實際效果。他們在一個“風口”消退後,往往又改頭換面進入下一個“風口”,媒體也因此發明了一個有趣的詞叫做“連續創業者”。
他們的第一站往往是各類創業培訓中心。在鼎盛時期,僅廣州和深圳兩地,知名的創業培訓機構就多達300多家,這些還不包括那些打不起高額廣告、依靠校園地推獲得客戶的小培訓機構。這300多家培訓機構提供了1200多種創業課程。大部分均是毫無創業經驗的“神棍”和江湖騙子在充當導師。這些課程毫無營養價值,甚至大部分對這些年輕孩子是負面影響,但是收費卻十分高昂,大都需要3000元人民幣以上,接近一個普通大學一學期的學費。
第二站就是各種創業大賽和媒體的創業節目。很多創業大賽確實是免費的,但是更多被包裝出來的投資見面會、創業大會卻是收費的。一些夢想一夜暴富的學生在被那些媒體塑造的創業故事刺激後,都花錢去參加這類活動。很多所謂投資大賽上的團隊口口聲聲說是搞互聯網項目的,實際只有一個程序員,甚至連一個程序員都沒有。
第三站就是入駐各類創業中心或者聯合辦公地。很多創業大賽的參賽學生,都最終進入了各類創業中心,有的有政府補貼甚至免費,但更多是進入了城市里的聯合辦公地點。
三站下來很多學生花了不少父母的積蓄,卻無甚收獲。最為可悲的是,很多這樣的學生淪為了貧困者甚至是灰色產業鏈的從業者。大學生因為錯誤的創業思路而陷入貧困是一個非常值得關註的現象。
由於經歷了創業的三站洗禮,他們接觸到的媒體和機構幾乎都是忽悠的高手,很多這樣的學生學會的唯一技能也就是忽悠。當他們身無長技又對財富極其渴望時,他們發現他們被這些機構和媒體訓練出的忽悠技能想忽悠到投資是不可能的,但是欺騙比他們更為缺乏“科技與互聯網”知識的人卻可以。於是這樣的年輕人開始混跡各種傳銷行業,用各種概念對更多的無知大眾進行欺詐。
今年在比特幣大火後的ICO狂歡更是這一類現象的集中爆發。各種創業圈的所謂“大佬”和“老師”爭相出來發行自己的去中心化比特幣,大肆圈錢詐騙,各種創業者也都把自己的公司ICO化,發行自己創業公司的各種幣來盡量圈錢。
三、資本在創業大潮中的角色
最近我也關註到很多評論在議論資本撤資是不是太無情。不過,這些評論沒有看到問題的關鍵。資本從來都是無情的,資本的本質是逐利。創業者的一個必要技能其實是看清你選擇的資本方究竟是為什麽投資你,而不是簡單地以為給錢的都是好人。
不管是中國的股市還是美國的股市,都有很多公司依靠講故事來操作股價。這跟很多創業者想通過講故事拿到投資有相似之處。這些上市公司在收購或投資一家創業企業時,往往不是因為長期看好這個企業的實際業務,而是出於一個“故事”的目的,它們希望用“故事”來調動市場上投機股民喜歡追逐熱門公司股票的特點來操縱股價。這就讓處於研發或者投入階段的創業公司非常危險。
因為一旦輿論上能調動投機股民神經的風口變了,這個創業公司就可能突然斷掉資金鏈。茅侃侃身上的悲劇就在於,當他背後的萬家文化易主,不再支持他時,他不僅沒能夠合理地退出,反而自己不斷借貸陷入了泥潭。
有人投機也一定有人投資,我們應該看到幾乎每一個重大商業創新的背後都有資本的支持,那些健康的、關註真實財富創造而不是利用熱點操作股價的投資,是應該得到認可的。
[鄭永年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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