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特派记者 刘波\发自纽约
在金融危机爆发两周年、美国金融改革大幕拉起、华尔街面临颠覆性转变的重要时刻，《财经》特派记者组在纽约专访了索罗斯。
他的办公室隐身于华尔街之外约8公里、曼哈顿第57街888号一幢普通写字楼中，窗外半个曼哈顿尽收眼底。最近十多年来，这里一直是索罗斯旗下机构的神经中枢。距此三个街区即是纽约中央公园大道，临街景观公寓聚居着全球最有实力的老钱（OLD MONEY）和新钱(NEW MONEY)，每遇重大危机，难免物是人非。
2010年8月24日采访当天，秋雨淋漓，哈德逊河烟笼雾锁，街上人流纵横，行色匆匆。经济坏消息亦不断传来：7月全美房屋销售量达到1968 年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导致股市下挫；即将公布的8月失业数字预测悲观，GDP增长率也可能低于预期。美国的天空依然黯淡，金融危机仍未释放出它的全部破坏 力。
很少有人像乔治·索罗斯那样，既收获如此多的赞誉，又遭遇如此多的憎恨。
从一文不名的匈牙利移民到富可敌国的金融巨头，索罗斯是“美国梦”的象征，是业界景仰的投资大师，因多次准确判断经济大势而享有预言者的美名， 没有哪个金融决策者会忽视他的见解。而在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以及曾败于他手下的人眼中，他是“西方阴谋”的化身，一些中国媒体习惯性地称他为“金融大 鳄”，而这一切指责只是更增强了笼罩在他头顶的神秘光环。
作为对冲基金经理，索罗斯因1992年狙击英镑暴得大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达到声名与争议的顶点，之后有多次失手经历。从十年前起，他不再接受别人的投资委托，旗下“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仅管理自己家族的资产。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风雨飘摇中，许多管理更大规模资产的投资机构烟消云散，但索罗斯家族的基金公司却得以生存且表现不俗。
熟悉索罗斯的华尔街人士称，最近十年来他的投资谨严有度，对于那些连金融界人士都无法准确理解的过于“性感”的金融衍生产品，他敬而远之。他多次公开批评信用违约掉期（CDS）等衍生工具，称其为制造金融混乱的罪魁祸首。
时间证明，如此谨慎态度至少避免了最大的风险，并更容易适应金融监管潮流的新转变。今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 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下称《多德-弗兰克法案》），揭开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最大变局。而在此之前，索罗斯就在其著述及演 讲中不断呼吁，不可忽视金融监管改革的紧迫性，要求像对待股票一样，对衍生工具的发行与交易予以严格监管。
耄耋之年的索罗斯，已将基金公司日常管理交付儿子和职业经理们，他仍是基金管理公司的主席，但越来越喜欢以思想家和哲学家的面孔示人。他在新书《金融市场新范式》（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中写道，我们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具有自“大萧条”以来绝无仅有的特性。
他像某些左派人士一样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几百年来支撑经济学理论的市场自动调整假设发出质疑。他称金融市场有催生泡沫的倾向，本次华尔街危机，实由始自1980年的一个“超级大泡沫”促成，因此必须加强监管。
但政府干预论的热烈拥护者，亦不必因此将索罗斯引为同道。他认为监管者比市场更不完美，只是在市场崩溃的情况下，政府成为提供信心的惟一来源，即便是反应迟缓、充满官僚色彩的监管者，也必须负起责任，避免市场再次崩溃。
展望未来，索罗斯并不悲观，但也未能指出一条明确的、令人信服的出路。相反，他在采访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并不少于他看清的问题。刚度过80岁生日的他精神尚好，但行动变得迟缓，听力开始衰退，语调也显低沉。
这位毕生浸淫金融界、外人眼中呼风唤雨的“魔术师”，不时流露出一些困惑与迷茫。他说，当前经济学所需要的，不是固定的规则，而是创造性的思维。他的见解也许并非及时起效的灵丹妙药，但值得思索和倾听。
揭开新一章
此次金融危机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让银行崩溃,以致人们未意识到当前形势与那时多么相像
《财经》：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等历次经济危机相比，本次危机最大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索罗斯：一个重大的区别是，在“大萧条”期间，银行系统崩溃了，而在2008年危机期间，人们并没有允许银行系统发生那么大规模 的崩溃。银行的继续运行造成了一种假象，人们没有意识到当前的形势和20世纪30年代多么相像。另一个巨大的区别是中国的崛起。可以说上，中国基本未受本 次危机的影响，而且取代了美国消费者，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但相比而言，这仍是一台较小的发动机，所以目前世界经济的增长势头并不是很好。
《财经》：本次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两年，如何评价这两年间的变化？
索罗斯：在危机过程中，政府提供的信贷取代了金融机构的信贷。相应的结果是，政府信贷本身也遇到了问题，这就造成了另一轮危机，即主权债务的信誉跌落。欧元区发生了危机，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都开始承受“财政整顿（Fiscal Consolidation）”的压力，这将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因为政府无法继续原先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将揭开危机的另一章。
《财经》：欧洲如此，美国的情况如何呢？
索罗斯：美国也一样。政府实施财政刺激的能力大大削弱了。美联储试图以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但这能否起效很成疑问。即使在美联储内部，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也遭遇了一定的反对。当然，人们已经认定，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这是必须采取的应对措施。
我认为经济形势仍在恶化，但货币政策将无法起到很大的刺激经济的作用。就像凯恩斯说的，“你不能推一根绳子”（You can’t push on a string）,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就是试图“推绳子”：以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也许很容易，但以宽松货币政策来化解一场严重的危机，就并不容易。
我们现在远没有达到平衡局面；不经历崩溃，就无法恢复平衡。我们试图避免经济崩溃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向经济体注入更多货币只会强化金融失衡。
《财经》：目前美国经济增速有所恢复，但失业率居高不下，如何解释这一反差？
索罗斯：这说明金融崩溃给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使其陷于瘫痪，而在金融系统得到拯救之后，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都有所反弹。但这只是一时反弹，新一轮问题开始浮现，因为金融失衡并没有得到纠正。
调整将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这种失衡局面是过去20多年里逐渐形成的，是一个“超级大泡沫”（super bubble），从1980年到2008年，有28年之久。金融系统存在过度的杠杆化，房地产业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此大规模的失衡不可能在短短两年里化解。
监管者更不完美
他们是官僚，他们总是比市场反应慢，而且极易受到政治影响
《财经》：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救市行动，两年后回顾，这一行动有何值得检讨之处？
索罗斯：金融危机的教训至今没有得到充分检讨，仍然存在许多困惑。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谬误仍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更不用说解决了。美国目前的金融改革也反映了这一情况：刚刚通过的法案没有解决多少问题。
新法案赋予美联储监管权，但我们不清楚，美联储将如何行使这些权力。美联储犯过很多错误，现在它也没有把经济形势完全弄明白。另一方面，那些在 危机中存活下来的银行，现在居于很有利的地位，利润甚佳，他们毫不迟疑地利用自身实力维护这一地位。它们对立法者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还没弄明白，华尔 街到底代表一种需要重建、保护的重要国家资产，还是一种威胁美国繁荣的、必须得到监管的风险。这样的困惑也反映在了金融改革法案之中。
《财经》：你说的“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谬误”，指的是什么？
索罗斯：现在经济学家们普遍承认，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着固有的问题。我在英国创办“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经济学试图成为一门自然科学，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必须面对种种自然科学所不需面对的不确定问题，从而受到人类理解力不完美的限制。
《财经》：你支持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但对美联储获得的新权力持怀疑态度，这是为什么？
索罗斯：我曾强调市场的不完美性，但我也说过，监管者比市场更不完美。监管者为何不完美？因为他们是官僚，他们总是比市场反应 慢，而且极易受到政治影响。我觉得，在美国正在重塑监管体制的当下，我需要更多强调后一方面，因为金融监管立法是一个政治议程，是政治势力在左右这个议 程，而不是出于人们对金融市场的正确理解。
监管者的不完美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在监管修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争斗，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例如，欧洲大陆国家的银行采取混业模式，它们绝不会赞同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务的分离。
《财经》：中国的央行负责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不直接监管银行，现在美联储被赋予监管职权，你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吗？
索罗斯：我只能说我们别无选择，但这也是一步险棋。因为美联储的传统职责是保护银行，他们还有保护消费者的权力，不过从未使用过 这一权力，因为这会和银行利益发生抵触。因此，有很大的呼声要求另外建立一个政府机构，以保护消费者。事实上，金融改革法案创立了一个这样的机构，这是该 法案比较好的内容。但是，该机构并不独立于美联储，而是从属于其下。这样的机制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新法案、老困惑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认识到市场体系的内部连接有多么紧密，不能只看到点，还应看到各点之间的联系。系统理论可以提高认识，告诉我们如何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财经》：“大萧条”之后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被严格分开，但后来该法被逐步弱化，并在1999年废除，结果十年后危机爆发。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由此提出新的金融监管规则，你对此是否赞同？
索罗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观点。我个人支持“沃尔克规则”，因为历史表明，在危机期间，央行将不会容许银行的倒闭造成金融系统崩 溃。所以，美联储其实是向银行提供了默认的担保。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就必须负起职责，监管金融机构，确保这样的担保不会真正付诸实施。这是一个基本原 则。
由此推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能让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赌博，却享受公众给予它们的担保。如何实施这个基本原则，让金融系统更加稳固，是一个现实的 问题。最近理论界一个有趣的新突破是，研究者发现，金融系统和许多自然系统存在着相似之处，正在将自然理论应用到金融市场中，使其变得更加坚韧。
《财经》：那么，美国是否应该完全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索罗斯：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很多缺陷，不应该恢复。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但不应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该法案建立的是一种分裂的银行体系，每个州都有独立的银行系统。有的州是完全的农业州，银行给予农民很多贷款，如果发生旱灾，农民无法偿债，可能导致银行 倒闭。这不好，应该适当分散风险。
《财经》：你不主张回到70多年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认为新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力度不够，更好的改革建议是什么？
索罗斯：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在这件事上，必须由专家非常谨慎小心地制定出合理的方案。
《财经》：新的金融监管法案似乎并未妥善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应该将一些庞大的金融机构肢解吗？
索罗斯：这样做也许是有利的、必要的。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市场体系的内部连接有多么紧密，我们不能只看到点，还应看到各点之间的联系。系统理论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告诉我们如何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美国的金融系统变得非常集中化，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的银行业曾是一个极为分散化的行业，有成千上万家银行，现在，四家银行占据了全行业总 业务的80%。但这种集中化是金融危机造成的结果。为应对金融机构的倒闭，监管者做出的选择是，将它们合并成更大的机构，这种集中化本身是市场不稳定导致 的结果，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监管与效率两难
监管会牺牲一定的效率，因为达到监管要求，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但这是为维护稳定必须支付的代价
《财经》：从根本上说，是否应该由金融机构自己来规避风险，而不是让监管者替它们避险？
索罗斯：这是西方监管者犯下的主要错误之一。他们认为市场参与者足够聪明，让其自发预防风险即可，不需干预。但这是对系统风险的忽视：整个系统面临的风险与系统中单个参与者所要规避的风险，是截然不同的。
《财经》：如果市场和监管者都不完美，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是什么？
索罗斯：我们仍然需要监管，因为市场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我们不能指望个体参与者维持它的稳定，因为个体参与者追求的是自己的好 处。我管理对冲基金时，看到泡沫反而会买入，而这会使泡沫扩大。但我的买入决定是理性的。导致市场整体泡沫的原因不是所谓“非理性繁荣” （irrational exuberance），而是市场参与者追求利润的理性决定。这就意味着，市场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单个个体的理性决定叠加在一起，产生了破坏性的结果。
《财经》：新的监管会不会牺牲金融市场的效率？
索罗斯：理论上是这样，但就当前现实而言，银行仍然需要重建资产负债表，美联储也明白这一点。监管者现在并没有过度惩罚银行，但随着时间推移，会有越来越强的政治压力，要求银行承担更多责任，补偿它们造成的损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会牺牲一定的效率，因为达到监管的要求，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这是为维护稳定必须支付的代价。如果银行系统不稳定，对其放任自流，结果会是大崩溃。
也许不增强监管能促进效率。毒药也是一种有效的东西，但毕竟是毒药，如果不想中毒，你就必须降低毒药的效率。如果高效的市场会导致崩溃，那还是市场效率稍低点为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就是这么做的。
《财经》：相对于美国的监管困境及改革，你如何评价中国的金融监管？
索罗斯：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可以排入全世界最清醒、最聪明、最具活力的监管者之列。当然，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的监管较重，没有经 历大规模的“去监管化”过程，所以中国监管者面临的任务要简单一些。但毕竟，中国监管者对银行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们已经预见到经济刺激可能导致的银行坏 账，因此现在就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这是一种很有远见的政策。
勿放任金融创新
西方走得过头了，但中国发展得仍不够，中国仍应允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适度创新。重要的是，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以扩大消费
《财经》：华尔街曾给美国带来巨大繁荣，在危机中也备受责难。在本轮监管改革之后，华尔街的未来将如何？
索罗斯：我希望华尔街在上一轮繁荣的鼎盛时期所从事的那些活动，不要全部都恢复。举例来说，债务的证券化也许有一定的存在理由，但发展得太过度了。我希望让华尔街不要恢复到当年的盛况。
我希望华尔街继续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存在下去。但在危机之前，华尔街的利润占美国企业总利润的40%，这是过度繁荣，希望这样的局面不要再发生。但是，如果监管机制没有得到合理的构建，危机还会发生。20世纪爆发过危机，21世纪爆发了危机，22世纪也会有危机。
《财经》：危机之后，许多金融衍生工具消失或衰落，怎么看待金融创新的未来？
索罗斯：金融创新也许并不是一种有益的活动，也许是有害的。事实证明很多创新是有害的。监管者的职责就是研究所有金融创新的影响。如果他们不能理解某种金融创新，就不应为这种创新开绿灯，这样，创新的范围和规模就会得到限制。
过去几年里，许多金融创新超越了监管者的理解能力，于是他们放弃了监管。不能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一直表示，信用违约掉期（CDS）就像一种有毒的药物，只有经医生开处方才可服用，否则不可尝试。
《财经》：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比如在中国，金融创新似乎仍需鼓励？
索罗斯：没错。西方走得过头了，但中国发展得仍不够。中国可以从西方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但中国仍应该允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适度创新。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以扩大消费，印度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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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片與成藥管理應有異
中藥飲片是中藥產業三大支柱產業中最薄弱的環節。對於原本管理最薄弱的飲片企業來說，怎樣管理才更符合中國特色的飲片生產實際情況，值得管理者去多探索、多研究。
目前，中藥飲片生產有一個不同於化學藥、中成藥製劑生產的特點，就是藥品企業一般只生產幾個品種、幾十個品種，而飲片企業一般要生產三四百至五六百個 品種，生產品種多、批生產量小、批號多，同時，大多數企業質檢儀器設備少。因而讓企業困惑的是，對上市品種持續穩定性考察，要在有效期內每年按照全項檢驗 內容對每個品種檢驗一次，幾百個品種做持續穩定性考察，這對飲片企業來說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工作量，很難完成。生產品種和批號過多，也讓質量回顧分析陷入艱 難。
上海康橋中藥飲片有限公司王豔春認為，飲片企業的產品涉及生產管理、質量管理、銷售流通三個方面，可能按照生產管理、質量管理、銷售流通三方面的關鍵 控制點，進行風險評估，提出控制措施，會比較適合飲片生產的實際。她提出，飲片相對於化學藥、中成藥，外觀變化是一個比較靈敏的指標，很大程度也能夠反映 質量的變化，如果穩定性考察的內容可以相對簡單些，產品質量回顧分析按照大類遴選一些常用品種進行回顧分析，或許更符合飲片的自身特色。
極不平衡的檢驗投入產出比
藥品生產實行全過程管理，新版GMP要求飲片生產從原料開始就進行控制，對成品做到批批全檢，這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中藥飲片生產企業卻反映，檢驗問題是他們執行新版GMP面臨的最大難題——
一是檢測工作量極大增加，企業感到很難完成。
天津市中藥飲片廠有限公司質量部曹麗娟告訴記者，為了保證購買到合格的原料，每個品種按照GMP的質量管理要求最少要檢測3次。現在按照2010版藥 典檢測項目規定，需測含量的飲片品種（包括液相、氣相、標準曲線等）是409個，新增了347個品種；需測浸出物的品種305個，新增了298個品種。
由於飲片生產品種多、批量小、批號多，檢測的工作量相當巨大。企業普遍感到完全按照2010版藥典規定的項目全檢十分困難，不論從檢驗的時間、檢驗的 費用上都是很難做到的。「一個藥廠如能做幾百種藥的檢驗，無疑是一個藥檢所了，難度太大，這是一個普遍問題。」有專家指出。
二是企業普遍感到，質檢儀器設備要求高，儀器投入成本太大，難以承受。
廣州致信中藥飲片有限公司質量部黃昌傑表示，2010年版藥典規定的幾種檢測如含量測定（液相、氣相）、蛋白質電泳、液質聯用、農藥殘留、重金屬檢測 等，需要企業大量購進相關檢測儀器，其中要求做含量測定的中藥飲片要用到液相或者氣相的就達314個品種，其中氣相品種15個。
「液質含量測定、DNA檢測、黃曲黴素測定，因檢測品種少，儀器使用率低且設備價格昂貴，飲片生產企業難以配備。同時，飲片生產企業目前也不具備相關的檢驗技術和檢驗人員。」四川新荷花中藥飲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江云表示。
據記者瞭解，企業要滿足2010版藥典的要求，不僅要配備液相、氣相檢測儀器，還要有原子吸收、薄層掃瞄儀、質譜儀等等，這樣的儀器每台至少都要幾十 萬元，而這樣大量的檢測量往往不是一台儀器就能解決的。如果嚴格按照中藥飲片GMP的要求進行質量管理，按照2010版藥典質量要求進行檢測，對於大多缺 乏現代化檢測儀器的飲片企業來說，面臨的是檢驗成本增加、投入與產出極不平衡的現實。
飲片標準制定不甚合理
2010版藥典規定，如藥典無飲片標準項的，此類飲片應與藥材標準相同。企業代表反映，經過浸、潤、切、乾燥後，伴隨著有效成分的流失，浸出物及含量會降低，因此，藥材標準並不適宜飲片。
上海康橋中藥飲片有限公司統計了2009年及2010年生何首烏和制何首烏中何首烏苷含量測定結果，結果顯示，生何首烏飲片的何首烏苷平均損失率為30.5%，制何首烏飲片的何首烏苷平均損失率為68.3%。
另一個現實問題是，按照藥典的質量標準，一些藥材品種在市場上始終找不到合格品，無法進貨。如天麻浸出物限度規定為不得少於10%，迄今上海多家飲片企業所做天麻均達不到限度，但相應批次的天麻素含量及其他項目均符合規定。
曹麗娟說，有的品種按照中藥材項下檢測不合格，但經過加工炮製後是可以合格的。比如鱉甲，原料可能達不到要求的浸出物不少於5%，但砂燙醋淬後浸出物 就達到合格了，如按標準就不能進貨。浙江中醫藥大學中藥飲片有限公司反映，藥材首烏藤多批檢測結果含量只能達到標準規定的1/10。還有的品種出現原藥材 檢驗含量合格，在加工成飲片後檢驗出現不合格的情況。
「標準制定不能遷就市場，但也不能背離市場，否則將無藥可用。」企業認為，這直接影響了GMP的實施。
實施GMP需多方努力
如何推進飲片GMP實施，也是管理者關注的。無論企業界、還是管理部門，對中藥飲片GMP有共識，也有差異。
對於飲片檢驗問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安監司生產處郭清伍處長與企業的看法不同，中藥飲片必須檢驗，為的是把好基本藥物生產質量關。「不檢驗導致假劣飲片滿天飛，市場混亂，政府無法監管。只有企業把好關，政府才敢於去監管市場。否則，市場永遠是亂的。」
對於生產的品種太多，根本沒法按要求逐批檢驗的問題，郭清伍認為「就是一個量和品種的問題。」只有每個企業儘量生產的品種少，量大了，實行產品配送， 才能解決現在批量少、批數多的問題。這個想法企業並不是沒想到，北京飲片企業就曾試圖嘗試，就是每家企業分別生產幾十個品種，合力保證生產供應。但終因利 益問題，分工生產沒能實現。
理想與現實有時也是矛盾的。目前的矛盾是，飲片企業生產品種多的現狀與醫療機構普遍要求企業全品種供應不無關係，企業若想供應醫院用藥，就至少需要生產400個中藥飲片品種，否則將無法被醫療機構選用。
看來，要解決飲片生產的問題，不光是飲片企業自己的事。這還需要政府的協調、企業、醫療機構的共同努力。
在研討中，郭清伍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就剩下30家飲片廠，供應問題我都不擔心。如果一個企業控制1～2個品種的資源，就可以控制市場，保證市場供應平穩。」可以得看出，政府的規範就是要飲片企業重新洗牌，從而推進中藥飲片的規範化、規模化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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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記者 楊哲宇 文前些天出差返京，在飛機上與鄰座一位從事快遞業的小老闆聊了一路。 登機時，他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先落座，挨著過道。 過了一會兒，一位瘦削的男士走過來，請我讓一下，客氣得簡直有點誠惶誠恐。進去了，卻又不坐下。當近處的乘客放行李時，他幾次伸出手，想幫忙托一下，卻總是碰不到，兩手在空中緊張地忙活著。可以看出來，他是個熱心人。 飛機起飛後，他忽然像是獨白又像對我感慨道：“現在誰都能坐飛機了！”我接了茬，問：“你是做什麼行當的？”“我一無學歷、二無專業知識，現在在北京做快遞。”他說。 他說，自己是浙江桐廬人，今年四十出頭，中專畢 業，一直在家鄉務農。五六年前，同村的一位外出打工者忽然回來了，“兩個褲子口袋里塞滿了鈔票，鼓鼓的，在街上走來走去。”據這位打工者說，自己是在北京搞快遞，發了。 當晚，這位“稻田守望者”與妻子商量：“他都能在外面掙到錢，我們為什麼不出去試一試？”於是，他們約了幾個同鄉，也到北京搞起快遞。 剛到北京時，生活上受了不少苦，不過生意進展順利。 站住腳後，他把大兒子接到北京，在一所私立學校上學。幾年後，小兒子在北京出生。他現在是那家小快遞公司的副總經理，手下有十來個小伙子。 聊著聊著，他嚴肅起來：“你是搞財經報道的，怎麼看現在的經濟形勢？”我按一些投行研究報告的論調談了談，反問他的感受。 “我從來沒有碰到生意像 現在這麼難做的時候！媒體總說2009年、2010年經濟如何如何不好，老實講，我那時根本沒感覺到什麼金融危機的影響。反倒是現在，日子特別不好過。我們公司小，客戶大部分也是小企業。以前，大家的關係處得挺好的，回款不成問題，暫時回不來也不要緊，總會還上的。現在好多公司連拖欠的五六千塊錢都還不了。沒辦法，我們有時候找上門去，他們卻往往關門走人了。”我沒作聲。他以為我不相信，提高嗓門：“我說的可不是一家兩家，是一批批的。我不知道經濟學家怎麼解釋，不是說經濟好轉了嗎？”我希望有人對他說清楚。 | ||||||
萬一禪關砉然破 美人如玉劍如虹 (龔自珍詩)
SENSE隨筆130815
選美的困惑
掌門執筆
〈開玩笑楔子〉
A「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匈牙利愛國詩人Sandor Petofi的 價值偏好 ：「自由 > 愛情 > 生命」 非常清楚。 他慷慨題詩，殺身成仁(26歲)，流芳百世。 他具有 “傳遞性” 理性。(詳見下文。)
SoChun則不然，他一貫宣稱重視愛情高於性命； 他又明顯地貪生怕死， 即重視性命高於自由。 合理地，他的 價值偏好 應該是：「愛情 > 生命 > 自由」 但是，每逢 “生死關頭”， 他又為了自由而犧牲愛情！ ie「自由 >愛情」。 如此，他詩思枯竭，嫁極唔出，皆因欠缺 “傳遞性” 理性。
B本文的副題為「論具有離散價值結構的 不理性個人行為的 邏輯預期」。
事緣日前在面書FB得悉 壅塞學高人 阿輝 正在構思一篇關於股票市場的論文「論離散結構市場中 不理性群體行為的 邏輯預期」，並將於 “sense隨筆”發表云云，不勝望外之喜。 執筆成此短文，拋磚引玉，以博高人一粲。
〈“傳遞性” 理性前設〉《SENSE隨筆130220理性選擇》
跟據經濟學哲學，「核心理性」假設 個人偏好 preference 是 完備性 和 傳遞性的。
(A) 完備性： 指個人在形成偏好前，已盡可能地考慮所有相關的選擇，並對其作出清楚的了解。
(B) 傳遞性 transitive ：指 如果個人對 X 的偏好大於 Y， 對Y 的偏好大於 Z，那麼，他對 X 的偏好必須大於 Z。****
即 X > Y and Y > Z => X > Z。
核心理性將個人偏好描述為充份形成的 (根據完備性假設)，即在當前資訊下是不會改變的；
和內部穩定的 (根據傳遞性假設)，即其價值判斷是線性有序的。****
六祖惠能曰： 「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 “傳遞性理性” 描述的便是 “不亂” ，即 “定” 。
A&B兩相結合，導致了 “一致性行為”*****，使人朝向意願目標行事，並且反映在實際做出的選擇當中。 “一致性行為” 是檢定個人是否理性的準則。***
舉例：上述A例。
其實不單止SoChun價值混淆，人類在下述條件中，會先天地陷入理性崩潰的境地。
〈選美的困惑〉***** “傳遞性” 理性前設的質疑：
假設美女之 “美” 可分解為 樣貌、身裁及神態 三個向度 dimension ，而 阿輝Fai對X、Y及Z三位美人 按 三個審美向度 的偏好比較如下：
論樣貌: X君貌若天仙, Y若地仙, Z人仙; 即X > Y > Z.
論身裁: Y君魔鬼級數, Z安祖蓮娜手術前級數, X桌球家級數; 即Y > Z > X.
論神態: Z君好比王昭君, 「意態由來畫不成, 當時枉殺毛延壽. 」 ,美得沒法子描述, X美態有如 “西子捧心”, Y “東施效顰”; 即Z > X > Y.
那麼，當Fai比較X及Y時，由於X在 樣貌&神態 兩個向度勝出, 而在 身裁向度落敗，2:1， 他綜合評斷X美於Y， 即 X> Y；
同理, 比較 Y及Z, 結論則為 Y > Z；
但在比較 Z及X, 所得結論竟然為 Z > X！
即是說Fai清晰地覺得X美於Y, Y美於Z, 但Z卻又美於X. ***
這下子天下大亂了！他 “理性地” 沒法進行選擇。
在個別向度上Fai全然符合 “傳遞性理性” ；但在綜合評斷上他卻違反了該理性前設！
原因何在？只因他具有「離散的價值觀」。****
Th. 人類的個別價值觀在不同的社會生活層面分開形成，***** 先天上並沒有 “大一統” 的必然趨向， 因此極易墮進上述 “選美的困境”。
更簡單的狀況：魚尾與熊掌不可兼得，捨魚尾而取熊掌可也，因兩者同為美食而有可比性。 但忠孝難兩全，而江山美人不可並擁之時，因缺乏可比性，理性於是難以運作。
理性只處理價值與行為間的關係，而不處理價值觀本身。*****
因此，當價值觀不清晰、不穩定及內含矛盾之時，行為人無法進行理性選擇。***
然而混亂、易變及矛盾 不正是 “二元對立”的人類心靈的本性嗎？
六祖惠能 “內不亂” 的禪學追求，可能只屬鏡花水月，無從企及。
「未到無為岸，空憐不繫舟。」善哉善哉！
SENSE隨筆131213
兒童的困惑： 道德心理學淺談
執筆人：蟬
〈一則小故事〉
上幼兒院的第一天，媽媽替小明換上醒目的校服， 告訴他在學校裡要聽老師的話。小明乖巧地點頭，快樂地上學去。
隔了幾天， 小明在學校裡發覺小康並未穿著校服， 於是義正詞嚴地向老師問道：老師，媽媽說上學要穿著校服，怎麼小康沒有穿呢？ 老師耐心地跟小明解釋，是我讓他不用穿的。 小明聽罷點點頭，並未深究。
不數日，小明驚見小康以太極拳毆打同學， 便急忙向老師告狀：老師，小康打人啊！ 老師同樣冷靜地跟小明說：不用怕，是我讓他這樣幹的。 小明這次並沒有輕易接受狀況，反而情急地拉著老師，重申打同學是不對的。
小明為何接受老師准許同學免穿校服上學，但卻不接受老師授權同學打人呢？ 還有，他從那兒學到或養成這種關乎道德倫理的想法呢？
〈道德從哪裡來？〉
發展心理學之父 皮亞傑Piaget提出兒童認知能力的階段性：即認知能力隨著年齡而增長。***
兒童會先認識到物體本身是守恒的，即不會無緣無故地消失；隔了一段時間，他又認識到數量是守恒的；然後到長度、體積….. 最後是容積。這時，他對空間的觀念趨於成熟。
以“體積守恒” 為例子：以一個外型高瘦和一個矮肥，但是容積相同的兩個杯子，滿裝著相同容積的水，讓還沒到相應年齡的小孩去判斷哪隻裝的水比較多，他們會選比較高瘦的那一隻。 即使在他面前把矮肥杯的水倒滿高瘦杯子，也不能改變他的想法。
皮氏認為兒童對世界的認識並非先驗的，但亦非全由教養學習，而是像基因和食譜的運作一樣：在合適的時間和條件下 自我建構self-construct 出來的。****
60年代心理學家Lawrence Kohlberg以皮氏理論為基礎，提出道德發展也是按階段性發展的。**** Kohlberg建立一系列的 “道德難題moral dilemmas”，給予不同年齡的兒童作判斷，發現大概可以將兒童的道德發展分為6個階段，每階段對同一道德難題會有不同的判斷。
其中經典例子為 “兩難的漢斯 Heinz Dilemma”：
漢斯的妻子患上癌症，有一種相當昂貴的藥物可以醫治它。 診治醫生由於擁有專賣權，將出廠價格提高10倍發售。 漢斯向親友籌措藥費，卻只能籌到半數。他跑去向醫生求助，希望可以分期繳付另外一半藥費，卻遭醫生拒絕。 絕望的漢斯決定在半夜裡到醫務所把藥偷走。
不同階段的兒童會對此有不同的反應：
結論： 道德發展並不是單向的線性累積，而是在多元價值中不斷變焦建構得來的。*****
在文章開首的故事裡，小明似乎將‘不可傷害別人’看得比‘上學要穿校服’重要得多。 這反映出兒童在學習規則時似乎有將它們區分輕重。***
Kohlberg的學生Elliot Turiel指出： 人在社會生活中學習規則的時候，會將之分類為「道德規則morale rules」和「社會規範social conventions」。
道德規則一般與 公正、傷害、權利和福利有關；而社會規範則是些任意，并且可變的規則。
Turiel進一步指出： 兒童在建構道德時， 以 “不可傷害別人” 為整個體系的基石。*** 道德就是關於如何善待別人，這是一個普世的標準。
90代時美國道德心理學抱持這種主流思想。 然而，人類學家很快便提出質疑。
〈道德真有普世性嗎？〉
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家Richard Shweder並不認同Turiel師徒的說法。 他認為這種以 “不能傷害別人” — John Mills提出的「自由主義原則」， 作為道德基石的想法只適用於西方特有的文化。 西方社會擁抱個人主義，私權從19世紀開始急速膨脹，與世界其他地方比較，是極為罕見的情況。***
Shweder認為不同的社會文化皆需建立法則去指導並規管社會生活， 而當中最核心的問題便是平衡個人與組織之間的需要。 世界上大部分社會均採取「社會中心sociocentric」的路徑：即公權凌駕私權，個人必須為社會盡責，甚或犧牲。Turiel等人得出的道德發展理論，只適用於西方個人主義社會。
透過一系列模仿Turiel的實驗，Schweder證明Turiel的結論缺乏普遍性。 他指出兒童以道德規則和社會規範為框架去建構道德，只是一種 文化產物cultural artifacts：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下，為了與組織建立關係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道德的另一個面向：直覺〉
不管有道理的是Turial師徒還是Shweder，他們的主張均隱含「道德」是透過運用理性去判斷事物的基準。 在辨別事物是否道德時，皆以道德規則或社會規範為基礎去支持他的判斷。然而道德是否就是這樣？
試閱以下例子：
「小明飼養多年的小狗在屋外遊玩時被汽車撞死，他發現後非常傷心， 但覺得這樣把小狗的屍體埋葬掉似乎有點浪費，於是便把它帶回家裡烹調食用。」
一般人看到以上的例子會覺得很噁心，認為小明這樣做簡直喪心病狂。 但請細想一下，小明這樣做究竟有甚麼不對？ 又或者，會否在別的文化裡，這樣做並無不妥之處呢？ 請留意下回《道德：大象與騎師》。
參考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2012, Jonathan Hai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