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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三地：2011熱錢不絕 因念

救動物還是先救人珍稀動物入藥：修法落地，爭議不絕

新法律鼓勵發展人工種植養殖，支持開展珍貴、瀕危藥用野生動植物的繁育及其相關研究，動保組織擔心開啟規模化使用閘門。（農健/圖）

野生動物保護法實現27年來首次大修，支持野生動物制品入藥。

不少動物保護人士擔憂，“這會不會刺激市場需求，打開規模化使用的閘門？”

而中醫藥研究結論則認為，“野生動物的原料被替代，導致中藥藥力和作用下降。”

“這不是一個保護野生動物的時代。”2016年7月2日，北京愛它動物保護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它基金”）執行秘書長張小海，在朋友圈感嘆。

幾小時前，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野保法”）剛獲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實現27年來首次大修。

在野生動物制品能否入藥的問題上，新法規定：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經科學論證，可憑專用標識出售和利用。野生動物及其制品作為藥品經營和利用的，還應當遵守有關藥品管理的法律法規。

而此前征求意見的中醫藥法（草案）則提出，“鼓勵發展人工種植養殖，支持開展珍貴、瀕危藥用野生動植物的繁育及其相關研究”。

兩部法律相互呼應，為野生動物入藥留出了法律通道。“這會不會刺激市場需求，打開規模化使用的閘門？”和張小海一樣，不少動物保護及科學界人士擔憂。

“野生動物能否入藥，是修法中爭議最激烈的話題。”在修法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環資委法案室主任翟勇承認。不過，他同時也拋出了中醫藥研究的結論，“野生動物的原料被替代，導致中藥藥力和作用下降。如果以後野生動物的原料都被替代了，中藥可能就沒用了。”

犀牛角、虎骨、麝香、牛黃、熊膽粉……當中醫遭遇日益枯竭的藥用動物資源，是保護動物，還是繼續治病救人？這正成一道必解的難題。

早期取消部分珍稀動物入藥

若非1993年那一紙禁令，陳恕（化名）的虎飼養場或許會有一個不錯的“錢”景。而如今，價值過億的財富——成年虎屍卻只能在冷庫中沈睡，成了養殖場的沈重負擔。

1993年5月29日，國內野生虎不足100只的狀況，讓國務院頒布了《關於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貿易的通知》，國內“虎骨的一切貿易活動”全部被叫停。原衛生部在《中國藥典》中刪除了虎骨的藥用標準，與虎骨有關的所有中藥成藥也全部停產。

此前，中國於1980年加入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嚴格禁止虎產品的國際貿易。

“一下就被打懵了。”陳恕說。原本，養殖場曾憧憬，當老虎種群繁殖到一定數量後，考慮將正常死亡的老虎入藥。眼看克服了人工繁育的技術難題，老虎一天天多了起來，但還沒來得及高興，就遭遇了當頭一棒。

政策之變，讓飼養場“騎虎難下”。三歲的老虎一天就要吃八公斤肉，一年下來，一只老虎光夥食費就要好幾萬。養虎資金的巨大缺口，讓飼養場不得不減少餵食量，改吃比牛肉更便宜的雞肉。一位動保人士透露，一些飼養場甚至餵食老虎不喜歡吃的雞架、雞頭，威武雄壯的“山大王”嚴重營養不良，被養成了骨瘦如柴的“病貓”。

延續至今的虎制品貿易禁令，讓自然死亡的成年死虎一文不值。這些年，陳恕所在的飼養場從未停止遊說重開虎貿易禁令的工作。他每年花費上百萬元的維護費，將老虎的屍骨冷凍，只為潛在財富“變現”的那一天。

“這算是一場危險的豪賭吧。”陳恕期盼著有朝一日，這些死虎能光明正大地“走”出冷庫。

“養虎為患”的生存壓力背後，是野生動物藥源的頻頻告急，這迫使國家對涉及瀕危、珍稀動物的中藥材收緊管理。

1987年，國務院頒布《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條例》，涉及14種瀕危、珍稀動物藥材。其中，虎骨、豹骨、犀牛角等4種涉及一級保護野生動物，被禁止采獵，屬於自然淘汰的，其藥用部分由各級藥材公司負責經營管理。鹿茸（馬鹿）、麝香、熊膽、穿山甲、蛤蟆油、金錢白花蛇、烏梢蛇等10種涉及二級保護野生動物，被要求限制使用；羚羊、蛇類等涉中藥功效動物嚴格管理、加強保護。

正因為此，《本草綱目》中收載了461種動物藥，而在《中國藥典》中，這一數字銳減至約50種。

不過在中醫藥界，恢複部分名貴動物入藥的呼籲從未停止。

“正常死亡的人工養殖東北虎，是否可以考慮虎骨入藥？”中國工程院院士、中藥藥理學家李連達從藥用需求角度，策應野生動物入藥——虎骨在接骨續筋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年治療骨質疏松、類風濕關節炎，這些以虎骨為原料的中成藥優秀品種，現在幾乎全部停滯。”

李連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動物藥的應用範圍不像植物藥那麽廣，但已有兩千多年歷史，有些甚至是治療危急重癥不可替代的藥物。例如熊膽汁，被用於傳染病，心、腦、肝、腎及腫瘤等疾病的治療，制成了一百五十余種中成藥。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骨科主任溫建民，更是將恢複名貴動物入藥，提到了“中藥存亡”的高度，“我國早期取消了部分藥用動物的養殖和入藥，導致許多傳統名方名藥的失傳與失真。如果再不保護好，麝香、熊膽粉、牛黃等名藥將被全面殲滅，中藥將名存實亡。”

發展人工繁育還是人工替代品？

有需求，卻少供應或無供應，中醫藥界將目光轉向人工繁育。

“動物入藥的開發利用，和動物保護並不矛盾。”李連達強調，野保法的對象是“野生動物”，不應與人工繁育混為一談。合理的開發利用，可以有效保護野生動物資源。

野生梅花鹿是珍稀瀕危動物，只準保護，不準食用或藥用。但國內人工繁育的梅花鹿已增至上萬頭，“既能造福患者，又有利於特種經濟發展，還能防止品種滅絕，為什麽不能有控制地合理利用？”在李連達看來，國外那種“誰都不能動”的“消極保護”模式，反倒收效甚微，滅絕的品種逐年增加。

不過，動保界和科學界堅持認為，尋求珍稀天然動物藥的替代品，才是解決動物藥源匱乏的最好途徑，“既然已經有了人工替代品，為何還要用野生動物入藥？”

今年1月，“人工麝香研制及其產業化”榮獲2015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國家食藥監總局網站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共有760家企業生產銷售含麝香的中成藥433種，其中431種已完全用人工麝香替代。據測算，人工麝香啟用後，相當於少獵殺2600萬頭天然麝。

“99%的替代率，絕非一蹴而就。”項目完成人之一的嚴崇萍回憶，雖然人工麝香各方面成績優秀，且經過權威論證，但1994年被確立為中藥一類新藥時，許多中醫界的“老法師”受制於長期形成的觀念，一時難以接受。

此後20年，麝資源日漸稀缺。人工麝香生產工藝不斷改進，效果經受住了越來越多檢驗，如今已成為六神丸、安宮牛黃丸、麝香保心丸等多種國寶級中成藥的重要原料。

不過時至今日，中醫界的主流觀點依然認為，大部分天然動物藥的替代品還未取得突破。“有天然的盡量用天然的，這個觀點要堅持。”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周超凡說。

目前，天然動物藥的替代大致有兩種方法：一是使用天然的相近動物替代，比如處方中含有犀牛角的中成藥，往往以水牛角替代。另一種方法，則是通過人工合成的非天然產品替代。

“不管是相近替代還是人工合成，共同的問題是無法達到等效。”周超凡以治療血液系統疾病的犀角地黃湯為例，由於犀角被禁止入藥，原本由犀角、丹皮、地黃組成的方子，由水牛角加十倍劑量代替。“動物試驗顯示，有一定效果，但等效做不到。只能說聊勝於無。”

李連達則以熊膽為例，天然熊膽的成分有五大類，其中包括膽酸類，而人工熊膽的成分“熊去氧膽酸”只是膽酸類中的一種，無法完全替代天然熊膽的藥效。

事實上，德國的熊去氧膽酸膠囊（優思弗）和意大利的牛磺熊去氧膽酸膠囊（滔羅特）已在中國上市，年銷售額達數十億美元。

讓李連達不解的是，2004年，國家從《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中刪除了“熊膽膠囊”，卻將德國的“熊去氧膽酸膠囊”補入《國家醫保目錄》。日本用我國古方生產的救心丹，含有熊膽、麝香、牛黃、蟾蜍等珍稀中藥，可以在全球暢銷無阻，銷售額達百億元；而我國生產的同類藥，不但外銷被禁，國內銷售也受阻。

“洋中藥進入中國無人反對，國產同類中藥卻遭遇四面楚歌，這是什麽道理？”李連達質疑，動保機構反對野生動物入藥的背後，還有“別的東西”。

類似觀點，在中醫藥界有不少擁躉。中國社科院重大調研項目“中醫藥事業國情調研組”組長陳其廣就認為，中藥和西藥存在競爭關系，“中醫藥的發展，妨礙到了西藥的利益。”

“中醫藥界的一些觀點，誤導了公眾甚至官員。”世界動物保護協會資深科學顧問孫全輝說，恰恰是少數幾種瀕危野生動物入藥，毀壞了中藥在國際上的名譽，阻礙了中醫更好地走向世界。

人工繁育無助於野外物種保護

中醫藥界和動保組織的針鋒相對，凸顯出中藥產業和動保規則之間的矛盾。

2008年，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孟智斌曾對112種常用中藥材野生資源狀況做過初步統計，其中22%已列入瀕危物種名錄，瀕危的達51%。藥用動物中，瀕危物種的比例更是高達30%。

“野生動物的人工繁育，對野外種群保護的貢獻非常小。”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中國項目部主任解焱指出。黑熊、東北虎、丹頂鶴都是人工繁育的“明星物種”，但研究表明，這些物種的野外種群數量仍在持續下降。

動保專家擔憂，國內野生動物入藥的強烈需求，將刺激市場消費，助長對野外瀕危物種的偷獵。

在長白山科學院研究員樸正吉的記憶中，小時候，常能看見成群的黑熊集中出沒。不過，從1980年代中後期起，關於野生黑熊的溫馨場面幾乎消失了。

樸正吉從1977年就在長白山自然保護區從事野生動物保護學研究。他所在團隊的一項研究顯示：1986年至2015年，長白山自然保護區內的黑熊數量下降了90%。

“這段時間正是養熊業快速發展、活熊取膽興起的時期。”他說，熊膽的價格被炒到每克一百多元，漸長的需求加上利益驅使，捕殺盜獵開始增多，而這正是導致野外種群數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工圈養種群的野化並不容易。樸正吉團隊曾野放過5頭飼養的黑熊，但野外種群根本不接受，“基本已被自然淘汰，只能去居民區找食”。

目前，黑熊的人工養殖技術已經相對穩定，但國內黑熊野生種群至多不超過2萬頭。2012年，亞洲黑熊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入《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的“易危”一類。

更讓動保專家擔憂的，是中醫藥界“先開發後保護”的觀念——對已經瀕危的物種，設置大量的研究和人工養殖項目極力挽救；而對目前資源仍較豐富、仍被大量利用的物種，很少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其陷於瀕危境地。

最諷刺的例子，莫過於高鼻羚羊的瀕危化過程。1988年，中國將高鼻羚羊列為趨於滅絕的國家Ⅰ級保護珍稀動物，但當時的蒙古、哈薩克斯坦等國仍有100萬頭以上。世界自然基金會呼籲中醫藥劑師用羚羊角取代犀牛角。不過到了1995年，世界自然基金會就不得不停止這一宣傳，因為此時，高鼻羚羊的全部種群都被列入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Ⅱ，它們自己也成了瀕危動物。

“2000年，全球高鼻羚羊野外數量接近十八萬頭，2002年銳減到5萬頭。”劍橋大學、英國帝國學院等機構在《自然》雜誌公布了聯合統計數據。數量銳減的原因，是中國與俄羅斯邊界貿易開放後，俄羅斯的偷獵者為供應傳統中藥的需求，大肆捕殺高鼻羚羊。

華東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博士康藹黎也做過統計，2000-2002年間，國內公開報道中，查獲的高鼻羚羊角走私量來自於至少14867頭被殺的高鼻羚羊。這意味著，這兩年內消失的高鼻羚羊，至少有10%在中國被查獲，而未被查獲的走私量或遠逾此數。

“如果這種傾向持續下去，中藥涉及的瀕危物種的繼續增加將不可避免。”孟智斌警告。

“名錄”待修訂

新版野保法已一錘定音，頗為失望的動保界，將最後的希望寄托於“名錄”的修訂。

野保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經科學論證，納入國務院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制定的“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列入名錄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可憑人工繁育許可證，憑專用標識出售和利用。

此外，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野生動物人工種群，一旦野外種群保護情況良好，可不再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實行與野外種群不同的管理措施。

“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的種群，今後可能會被當作家畜、農場動物來管理。”盡管期待“名錄”朝著公益化方向嚴格管理，但聯想到中醫藥法草案中“支持開展珍貴、瀕危藥用野生動物的繁育”的說法，張小海並不樂觀。

他分析，中醫藥產業要發展，國粹需要傳承，共同的訴求會讓產業界和政府主管部門結成聯盟。產業界經濟實力雄厚，主管部門掌握政府資源，“產業界的聲音很可能會被放大”。

按照規定，利用陸生野生動物及其產品為原料的藥企，需在產品盒上張貼由林業部統一頒布的《中國野生動物經營利用管理專用標識》。

部門之間的利益爭執，也為名錄修訂帶來變數。一位業內人士透露，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人動議修訂野保法及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但“部門間的權力之爭，或者說野生動物的權屬之爭，扼殺了修法需求”。

在我國，陸生和水生野生動物分歸林業部和農業部主管，一些野生動物很難區分究竟是陸生還是水生。“你說這是陸生，我說這是水生，兩家爭執不下怎麽辦？只能放下。”

上述人士曾提議，農業部和林業部各自提出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交由中間機構裁定，並建議專門成立一個野生動物主管部門，避免爭執。不過最終，建議無一被采納，“法律的修改意味著權力的再分配，說到底，還是一些部門不願意放權”。

在世界自然基金會高級總監、首席研究員範誌勇看來，《野保法》屬於資源法範疇，因此，利用的問題無法避免。世界自然基金會也始終提倡，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將對野外種群的影響降至最低。

“所有的決定，都應該基於科學性、合理性和可持續性。”範誌勇認為，如果把生物多樣性保護放在首位，人類就應該適當讓步。“一點放棄都不願做，人類和所有野生動物是否都會完蛋？”

五不窮，六不絕 Raging Bull

https://hkcitizensmedia.com/2017/06/05/%e4%ba%94%e4%b8%8d%e7%aa%ae%ef%bc%8c%e5%85%ad%e4%b8%8d%e7%b5%95/

洋奶粉在中國的“最好時光”——擴張不止，是非不絕

三聚氰胺事件之後，洋奶粉迅速搶占了中國市場。圖為一名年輕媽媽在選購洋奶粉。（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9月21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擴張不止，是非不絕 洋奶粉：在中國的“最好時光”》）

國產奶修複消費者信心的九年，亦是洋奶粉在中國風生水起之時光。從最初在大城市摧城拔寨，到如今在小縣城逐步布局，從中外奶企的頻頻“聯姻”，到貼牌洋奶粉的興起與整頓，洋奶粉見證了中國奶業的九年成長歷程。

“洋奶粉在中國，最好的時光是2008年至2015年，最近兩年增長速度稍弱。”中國品牌研究院研究員、乳業專家馮啟對南方周末說，“現在進入一個比較均衡的態勢。”

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重創國產奶業以來，洋奶粉在國內的市場份額一直居高不下。南方周末從海關總署了解到，經由海關渠道進口到中國的奶粉，從2007年的9.8萬噸增長到2016年的82.6萬噸，市場價值翻了十余倍。

國產奶修複消費者信心的九年，亦是洋奶粉在中國風生水起之時光。從最初在大城市摧城拔寨，到如今在小縣城逐步布局，從中外奶企的頻頻“聯姻”，到“假洋鬼子”的興起與整頓，洋奶粉見證了中國奶業的九年篳路藍縷。

漲價風波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是中國奶業的分水嶺，國產奶粉品牌遭受重創，洋奶粉伺機崛起。根據知名市場調研公司尼爾森的數據，2009年中國嬰幼兒奶粉市場中，洋奶粉品牌多美滋、美贊臣和惠氏的市場份額分別僅為14.2%、11.6%和8%。此後，雅培、雀巢、美贊臣、惠氏等品牌幾乎壟斷了一線城市的高端奶粉市場。

在2008年至2013年間，洋奶粉的價格更是經歷了“你方漲罷我再漲”的局面。如雀巢，到了2012年，相比2008年，其旗下產品每罐價格少則提高50元，多則超過100元。

“那時候價格一直在擡升，2013年的時候很多地方的奶粉都達到400塊錢一罐，這就有點太高了。”馮啟說。

直到2013年7月，國家發改委開始對多家乳粉企業進行反壟斷調查，稱有證據表明，這些企業的產品在中國市場價格偏高，從2008年以來漲價幅度達30%左右，涉嫌價格縱向壟斷。

很快，惠氏營養品（中國）有限公司公關總監曹敬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公司自查發現，在經營活動過程中涉嫌對經銷商和零售商進行價格控制的做法。”為此，惠氏立即宣布並開展主要產品降價活動，平均降幅11%，其中單品最高降價幅度達20%。

約一個月後，國家發改委對合生元等6家乳粉企業開出了約6.7億元的天價罰單。其中最高的是美贊臣，被罰超2億元，為該企業2012年度銷售額的4%。反壟斷問題專家、中國社科院教授王曉曄曾對媒體表示，此次罰款額之大，是“創紀錄、破天荒的”。

“當時價格被壓了一下，但是高端產品價格沒有降低，第二年又反彈了。”中國奶業協會原常務理事王丁棉說，“現在價格也是偏高，國際上平均是120元一罐，我們是在250元以上。”

除了漲價，洋奶粉品牌還在國內建設研發與生產基地。2009年，雅培建立起上海研發中心，還在廣州建設雅培全球第12個營養品工廠。2010年6月，美贊臣在廣州建立了中國首個由嬰幼兒奶粉品牌全資擁有的專註於嬰幼兒營養的科研中心。2014年，惠氏也在中國正式成立惠氏營養科學中心。

美贊臣嬰幼兒科研中心奠基儀式舉辦後，當時其首席執行官史蒂芬·高斯比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應該會成為美贊臣未來最大的市場。僅僅約一年半後，科研中心正式落成，史蒂芬·高斯比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表示，“中國已成為美贊臣最重要的市場”。

跨境購浪潮

伴隨著洋奶粉的崛起和互聯網的發展，跨境購也發展起來了。

海外代購模式是跨境購里發展較早的。2014年，被業界稱為跨境電商“元年”。高級乳業分析師宋亮向南方周末列舉了一串數據：2014年中國傳統貿易進口渠道中，嬰幼兒配方奶粉約為12.14萬噸，2015年為17.6萬噸，2016年為22萬噸；而跨境購進口的增速同樣迅猛：2015年10萬噸，2016年達15萬噸。

“由於跨境購的發展，外資在華的價格體系也同時受到國際價格體系的波及。”宋亮舉例，“比如美國一款品牌的奶粉在中國售價300元，在美國售價150元，現在通過跨境購進來了，售價比中國的低，因為中國渠道商多，價格就貴了。”他進一步解釋，雅培等國外品牌在中國深耕多年，渠道建設費用不菲。

而海外代購的售價更是便宜，身在澳大利亞的海外代購新手張筠（化名）告訴南方周末，同款奶粉，她報價780元，而在天貓店，標價為1197元，還預計有142.44元進口稅。“我這種屬於良心代購，奶粉一罐一般加50元人民幣代購費。”張筠說。

奶粉代購大潮引起了當地關切。中國香港地區於2013年3月開始實施限購令：在沒有申報的情況下，離開香港的16歲以上人士每人每天不得攜帶總凈重超過1.8公斤的嬰兒配方奶粉——相當於普通的兩罐900克奶粉。德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也對奶粉發布了限購令。

不過，即使頒布了限購令，一些境外的超市、藥店里，奶粉也經常被國人買斷貨。“基本上你去十趟、二十趟，能有一趟碰上有的話，就是幸運的，我幾乎每一次去都沒有貨。”張筠說。

在中國的進與退

在洋奶粉勢頭強勁的背景下，一些國內企業選擇到海外投資、建廠。

早在2010年，光明乳業就以8200萬新西蘭元（現在約合人民幣3.9億元）控制新萊特乳業51%股份。而在2011年3月，澳優乳業出資1600萬歐元（現在約合人民幣1.2億元）收購了荷蘭乳企海普諾凱乳業集團51%的股份。蒙牛、伊利、貝因美、飛鶴、聖元等也相繼到海外投資、建設工廠和研發中心。

因此，有消費者擔心，越來越多進口奶粉擁有中國背景，真正的洋奶粉越來越難買到。

東北農業大學食品學院教授許曉曦提醒，國外生產的奶粉，如進口也需通過我國嬰幼兒配方奶粉註冊審核，符合中國相關標準。“如果按照中國配方奶粉的標準來看，進口奶粉和國產奶粉就沒有什麽差別。”

國外企業也積極與中國企業“聯姻”。

2014年10月，荷蘭乳品企業皇家菲仕蘭公司與輝山乳業成立合資公司，在中國生產、推廣及銷售嬰幼兒配方奶粉，雙方將各自持有合資公司50%股權。緊隨其後，達能也入股雅士利。2015年5月，恒天然收購了貝因美18.8%的股權，成為其第二大股東。

“在乳業市場全球一體化、互相滲透、相融共生的市場環境下，消費者會淡化洋奶粉和國產奶粉之間以前嚴格的差別。外國企業想進入中國龐大的市場，通過中國企業對渠道的駕馭能力來實現自身價值，而中國企業通過整合國外奶源來實現經濟化管理，國產奶粉和洋奶粉的界限會越來越淡薄、越來越弱化。”馮啟分析道。

不過，在風風火火的中國市場上，有的洋奶粉選擇了退出。

2013年10月，日本奶粉巨頭明治乳業暫時停止在華銷售奶粉。該企業聲明稱，由於近來中國奶粉市場競爭激化和原材料成本上升，難以獲得穩定的收益。

無獨有偶，2016年3月，達能旗下在中國暢銷的奶粉品牌可瑞康突然宣布退出中國市場。其官網通知稱：“可瑞康金裝是紐迪希亞旗下擁有的優質產品系列之一，新西蘭當地市場仍繼續有售。”

因為市場的需求、企業的市場戰略和國際關系等因素，在王丁棉看來“退出很正常”。

“質量門”

三聚氰胺事件之後，國內企業到國外註冊品牌，尋找工廠代工，再進口到中國的奶粉大增，這樣的品牌被稱為“貼牌奶粉”或“假洋鬼子”。此類奶粉不在當地銷售，專門銷往中國。

2013年，央視焦點訪談欄目報道稱，中國八成進口奶粉是貼牌生產，包裝存在明顯欺詐，為了沾洋奶粉的光，有些奶粉甚至使用國內奶粉在國內加工生產，除了品牌是海外的，其余都是國內的。

三元奶粉事業部總經理吳松航對貼牌洋奶粉泛濫深有體會，他介紹，花五千多元人民幣在新西蘭註冊一個空殼公司，找個工廠代工，就可以往國內賣。

知名洋奶粉品牌則面臨著被假冒的風險。2017年7月，因涉嫌非法生產、銷售假冒貝因美、雅培等品牌奶粉的濟寧金谷制罐包裝有限公司及相關11名涉案人員，在上海中院一審被判刑及罰款。

不過，洋奶粉在中國這些年，不是沒有發生過質量安全問題。

2013年3月，新西蘭乳制品巨頭恒天然集團生產的3個批次濃縮乳清蛋白（WPC80）中檢出肉毒桿菌。雅培、多美滋等企業的相關問題產品被召回。隨後，國內一度暫停從新西蘭、澳大利亞進口奶粉。

2017年7月，國家質檢總局公布6月的“未予準入的食品化妝品信息”名錄中，包括美樂可、雀巢等多款洋奶粉因各種問題被拒絕入境。

雀巢就質量管理回複南方周末稱：“雀巢在國內銷售的嬰兒配方奶粉既有國內生產又有進口。就雀巢產品來講，雀巢嚴格執行全球統一的質量管理系統，遵循嚴格的標準和統一的規範，確保所有產品都擁有雀巢優良的品質與世界級的水準。”

為進一步加強監管，2016年，國家食藥監總局出臺嬰幼兒奶粉註冊制配套細則，要求企業在申請產品配方註冊時，需提交包括研發能力在內的10項證明材料。

“研發能力是很重要的部分，沒有研發能力的話，就沒有辦法控制和管理配方的科學性。標準一樣，但是原料不一樣，成分相對來說就會有差別。”許曉曦說，研發能力中也包括品質的監控——即生產加工過程中有無損失、產品能否達到國家標準、成分是否變化等的監控。

受訪的多位專家表示，註冊制給洋奶粉品牌帶來一定的影響。“受政策影響，大量雜牌退出市場，使得外資大品牌能夠進入三四線市場。”宋亮補充，“外資的研發能力非常強，有經驗和歷史，非常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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