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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定一場招拍掛 上篇：誰是大玩家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61730&time=2011-05-21&cl=115&page=all

　　從象徵著中國最高權力的人民大會堂往東，穿過建國門，即進入建國門外大街，又稱「長安街延長線」。再往東，可見北京目前最高建築——高達330 米的「國貿三期」。以國貿為中心，面積輻射3.99平方公里的CBD核心區共有89棟商務樓，駐紮了超過1200家中外公司的總部或區域總部。

　　CBD被譽為首都的聚寶盆，僅2010年上半年，就上繳稅收223.7億元，貢獻了朝陽區稅收總額的一半以上。

　　在這個財富和權力交匯之地，還有一大片尚未開發的土地，地面上仍有些待拆遷的舊式樓房，夾雜在周圍鱗次櫛比的摩天大廈中，頗為扎眼。

　　這就是有「CBD最後的土地」之稱的「中服地塊」（因其毗鄰中服大廈而得名）。其地理位置之重要一望即知——這裡西臨國貿，北接央視「大褲衩」，東連萬達廣場，南接建外SOHO，這是目前CBD中最完整的成片待開發土地。

　　正是這片令出租車司機談之色變的最堵地區之一，在過去一年中，是眾多大企業不惜巨資爭奪的焦點。其中包括中信、中金、海航、方正等大國企，以及或直接出面或隱身的思科、殼牌、和記黃埔、正大、標準投資集團、融僑等跨國公司與民企。

　　爭奪不僅因其地理位置而產生的稀缺性，也因為價格。

不能拍高價

　　從2009年底，中服地塊入市鼓點漸密。

　　2010年1月29日，北京市土地整理儲備中心網站公佈中服地塊出讓信息，底價50億元，保證金高達30億元，競買條件前所未有的苛刻——必須是不低於30億元註冊資本金的房企與不低於50億元註冊資本金的金融機構的聯合體，且金融機構在聯合體中要絕對控股。

　　在中服地塊亮相之前，坊間已有「內定」給遠洋地產（03377.HK）的傳聞。經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在微博上公開質疑，這場「參賽權」的爭奪戰鬧得滿城風雨。潘孤注一擲，只為了獲得一個「百分之一的（參與）機會」。他代表的不僅是自己。

　　「怎麼能讓一個人玩兒呢？大家都看不下去。」一家地產公司的老總稱。

　　事後，參與CBD地塊競爭的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指出，指定金融機構入駐是CBD規劃中早已確定的大思路，但政府並不希望中服地塊以「坐地 喊價」的方式出讓。因為在2010年年初，高漲的房價已被認為是最大不穩定因素，「兩會」期間房價更成為各方關注焦點，中央政府此時已經下了地產調控決 心，相關調研正在高層次大範圍展開。

　　以當時市場的熱度和CBD的地理位置，「中服地塊」拍出天價是必然。在它南側一路之隔的銀泰中心公寓，2008年開盤時的均價就已超過6萬元/平方米。

　　還在2010年「兩會」前的2月2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表示：「我有決心，在本屆政府任期內能把這件事情（房價）管好。」不料，全國「兩會」結束後第二天，2010年3月15日，北京土地市場竟出現「一日三地王」的奇觀。

　　奇觀製造者，包括此前中服地塊傳聞中的內定者——遠洋地產。遠洋地產通過子公司北京遠豪置業有限公司，以40.8億元、逾2.75萬元/平方米的樓麵價，奪得北京朝陽區大望京村一號地。

　　中央高層因此震怒，「總理還是總經理說了算」的講法迅速在業界傳開。據遠洋地產一位高層透露，第三天銀監會、國土部門、中紀委等各部門就展開聯 合調查，遠洋地產第一個主動自白，稱公司在貸款、拿地等各方面都沒有問題，也強調遠洋地產並非央企，只是有央企投資背景的上市公司。2010年這一段異常 難熬的日子，讓遠洋地產總裁李明自嘲，「什麼困難都經歷了」。

　　「地王事件」令地產調控的風聲更緊，也讓北京市政府和各相關部門對中服地塊這一「熱點地區高價土地」更感棘手。現在的問題，已不是什麼時候賣，而是如何賣才能不賣出天價。2010年3月19日，北京土地整理儲備中心宣佈，暫停中服地塊的出讓。

　　當中服地塊於2010年4月30日再次入市時，中央限貸、限購多項調控政策密集出台，「堅決遏制房價過快上漲」成為調控大計，房地產市場一時間風聲鶴唳。很多地方暫停了土地轉讓。

　　但恐慌並沒有完全熄滅開發商和投資者的熱情，尤其是對CBD這樣的熱點地塊。而不能拍出高價的預期越發吸引了更多參與者。中信地產一位內部人士 坦承，中信地產很少參與公開拍賣，公司是在得知北京要控制住轉讓價格後才決定參與招標。公司原本估計這塊地很多人搶，肯定要拍出天價。

　　爭者云集，且個個來頭不小，有實力者已透過一些渠道與北京市政府人士接觸。在2010年3月19日擱置至4月30日再次入市這一個多月的時間 裡，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房地產管理局和朝陽區CBD管委會在中央和市場雙重壓力下絞盡腦汁，目的就是設計出一套規則——能讓更多的企業參與這場招標，更 「平衡地」完成轉讓分配，讓各方面滿意，又不至於再拍出高價。

　　最終，據多位業內人士透露，北京市採納了一位副市長的建議，決定實行兩輪招標制，並引入稅收、企業規模實力等多項評分指標，將價格對招標結果的影響儘量降低。

　　與此同時，再次入市的中服地塊被一拆為四，與周邊其他8塊土地一並打包出讓（有些尚未拆遷完畢），即北京土地整理儲備中心一次性推出CBD核心區12宗土地，總土地面積高達11.666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達186萬平方米。

　　這種黃金地段大宗土地出讓機會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已所剩無幾。

方案戰

　　從中服地塊延遲推出開始，很多企業已在密切關注北京市領導的一舉一動。

　　他們注意到，在相關官員們研究招標方案的這段時間，2010年3月27日，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北京市長郭金龍率代表團赴天津考察，參觀了京津高鐵、天津CBD及濱海金融街。在很多人看來，北京市一二號人物此時參觀天津濱海新區的金融街，大有深意。

　　隨著環渤海經濟圈的發展，天津濱海新區無疑將分流一批大企業入駐，這讓北京感到了壓力。「天津之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CBD核心區土地出讓的進 度。」中信地產一位高層向財新《新世紀》記者指出。包括中信、中金、民生在內的很多企業還從中體會到，北京市招攬金融機構的基調沒有變，向金融機構和總部 傾斜的意圖更加明晰。至於CBD管委會，一直懊悔當年錯失良機以致天津的金融街做大，他們把這次招標視為抓回金融企業的一個制高點。

　　CBD管委會網站對CBD核心區的功能描述也佐證了這種判斷，其中心意思一是集中國際金融業、現代服務業；二是聚集世界500強和跨國公司總部。不過，在正式的北京市規劃委文件裡，這次CBD招標土地的規劃用途仍為外延較寬的「商務辦公用地」。

　　籃子變大，意味著機會也大了，中信地產、海航置地、和記黃埔等60多家企業躍躍欲試。不能出高價，又要吸引最優秀的企業，這一次的遊戲規則不同以往——從「招拍掛」變為綜合評分的招標！招標總分100分，分兩輪進行。

　　第一輪20分，參與企業須針對CBD核心區和有意競標地塊，分別提供整體和單體投標方案。由評委打分。

　　第二輪80分。其中40分根據報價，但並非報價越高越好，每個地塊的計算公式不同。另外40分是綜合實力分，根據企業繳納稅收情況、財務資信和開發經營理念等來打，彈性較大。

　　招標方案規定，只有參與第一階段的投標人才有資格參與第二階段的投標，如第二階段的投標人為聯合體，則必須至少有一家參與第一階段投報。

　　這相當於北京市對外放了個話：要想競標，先拿方案來。這對政府來說，一舉多得。一來政府可以借此汲取更多的整體創意，為未來這一地區的規劃收集 方案。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做方案要拿錢，優秀的設計方案更價值不菲，借此可抬高競爭門檻，初篩掉一部分「打醬油」的「混水摸魚」者。

　　首戰迅速打響，戰場在建築設計事務所。

　　一流的設計公司很快被瓜分完畢。中信地產「先下手為強，也舍得花錢」，迅速找到北京設計院、英國奧亞娜工程顧問公司等擔任方案設計，最後投了八 塊地。設計上突出莊重大方，其中Z15命名「中國樽」，Z8和Z9則是刀幣形狀。至於花的錢，據中信內部人士說，「肯定比潘石屹的三四百萬要多。」中信地 產在第一輪中得分領先。

　　下手稍晚的海航置業只能找稍遜一籌的HOK、大元事務所做方案。即便這樣，據相關工作人員稱，海航光設計費就花了1000萬元，分別給Z15和Z8地塊做了一套方案。不過，也有公司便宜辦大事，只在方案上花了幾十萬元。

　　萬通最激進，不惜重金出了十多套設計方案，除Z14以外每個地塊都投。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也是一種策略，因為十多套方案的設計費並不會比兩三套多太多，只需稍加改動即可。廣泛撒網可以多些機會，增加中標概率。

　　事後，海航有關人士頗為懊悔沒有採取萬通模式。據海航置業一位參與人士指出，根據規則，要想進入第二輪，必須第一輪提交方案或與參加了第一輪的企業合作，因此入場券變得很重要。小企業只要參與了第一輪和報價，就會有企業來談合作，「起鬨的不少」。

　　有些大金融機構和外企，因種種原因不願在第一輪現身。它們或以替身來參加第一輪方案戰，或者看第一輪方案的得分，再選擇入圍企業組成聯合體，進 可攻退可守。做方案的企業則憑方案作價入股。特別是第一輪拿到20分的企業，不僅可以增加後面環節對抗的籌碼，也可以以上述方式「變現」。

　　但外企們並不知道，這個辦法只有中資企業行得通，而外資，從CBD核心區土地招標伊始，就已經被排除在外。

肥水不流外人田

　　2010年8月2日，CBD核心區12塊土地迎來了第一輪招標出讓，60多家企業早早趕到投標現場——昌平區九華山莊十六區二層。投標從早上9點30分持續至下午3點左右。各家幾乎都租用了搬家用的大貨車來搬運標書和模型。

　　爭奪者有四類。一是房企或者有房地產業務的企業，包括萬科、富力、九龍倉、遠洋地產、SOHO中國、中建國際、萬通、萬達等；二是金融機構，主 要是保險公司，如安邦財險、陽光財險、生命人壽；甚至還包括一些並不知名的擔保公司，如中國中科擔保、和諧海峽信用擔保、科智擔保；三是外資；四是港台企 業，如周大福、亞視。

　　公開露面的外企不多，只有三星、寶馬等幾家，但實際數量遠不止此。一家有韓資背景的CBD投標人向財新《新世紀》記者指出，不少外資不願太早露 面，準備與開發商，主要是九龍倉等港資開發商合作。合作方法為：外資和開發商約定分攤設計費，比如第一輪設計方案需500萬元，外資出200萬元，如果進 入第二輪，外資跟進，雙方分配股權。外資積極參與，源於北京市政府曾公開表示，「北京要建設世界城市，歡迎世界各地的企業來CBD建總部。」當時誰也沒想 到，這只是客氣話，到了第二輪外資會全部出局。

　　相關部門在公開層面從未有「限外」之說，但在很多參與的中資企業看來，從政府定下不能拍高價的原則起，「限外」就是必然的。因為這次招標的12個地塊地理位置優越，誰拿到誰就穩賺，「肥水為什麼要流外人田？」

　　不能明說，對於執意要參加的外資企業，聰明的招標主持者使出了「打時間差」的辦法。

　　2010年11月17日，北京土地儲備整理中心開始賣第二輪招標的標書，直到這時，國土部門仍未公佈外資繳納保證金的賬戶。11月25日，CBD管委會召開答疑會，現場不少外資企業提出不滿：「既然允許外資參與，為什麼連最基本的賬號都不公佈？這不公平！」

　　壓力之下，北京市土地儲備整理中心的外幣賬戶終於在11月27日開啟，然而時間已所剩無幾。第二輪標書顯示，投標文件及2.4億元保證金的送達期限為12月3日，前前後後留給外資的時間已不足一週。這期間外資需要完成的文件準備工作相當複雜。

　　所有投標文件需當地公證機構公證，並經中國駐當地使領館認證，再由國內的公證機構出具中英文對照的公證文件。而需要公證認證的文件包括：有關公司主體資格、法人身份、授權委託書、委託人身份證明文件，董事會決議及相關聲明、承諾，財務報表、納稅證明、資質業績等。

　　「這麼短的時間，根本無法完成這麼多繁冗的文件工作。」僅通過外幣賬號這一個技術手法，所有外資全部被踢出局。因辦事不力，有外資機構工作人員 被撤職。這位韓資企業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總部要追究責任：為什麼沒瞭解清楚限外政策就參與競標，還花那麼多錢和精力湊熱鬧？」

　　其實，中國對外商投資地產的規定一直很嚴，從2007年至今，商務部、外管局等相關部門陸續出台並強化了房地產領域的「限外令」。2007年市場火爆時，對外資限制從「限制投機」向「限制投資」轉變；2010年初，對外資的審查範圍更從住宅延展至商業地產。

　　海航置業一位參與CBD項目的高管認為，「限制外資是一定的。我們之前在上海外灘拿的那塊地，也設置了一些限外條款。」一家中標的中資企業負責人也表示，「你能想像北京最具標誌性的建築是外資嗎？他們的稅收主要流向海外，對政府有什麼好處呢？」

　　正大集團聯合體入圍是一個特例。在市場觀察家看來，這主要得益於正大集團獲得了僑辦的支持，在僑辦積極推進下，北京市給「世界華商中心」留下一 席之地。公開資料顯示，正大集團是泰籍華人、福建潮汕企業家謝易初、謝少飛兄弟創辦的跨國企業，在外稱卜蜂集團。正大集團在中國投資額近50億美 元，213家企業遍及青海以外的所有省份，現任董事長謝國民。

　　在整個CBD招標前後，正大集團與僑辦和北京市的互動極為頻繁，消息屢見報端。這些消息，對於所有參與者的神經都是考驗。「這次招標最難的就是，你必須分析各種情報，探知所有人的底線：政府的、評委的、對手的。」一位投標企業代表稱。

　　據國務院僑辦網站消息，2010年3月18日，國務院僑辦主任李海峰在釣魚台國賓館宴請了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會長、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一行。當年5月27日，國務院僑辦主任李海峰、副主任任啟亮又到CBD調研「世界華商中心區」工作進展，北京市副市長陳剛陪同。

　　李海峰表示，國僑辦將全力支持「世界華商中心」入駐CBD。一個多月後的7月6日，北京市委書記劉淇會見謝國民。謝國民表示，正大集團將積極參與北京CBD建設和新農村建設，希望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2010年9月6日，在CBD第一輪招標後不久，正大集團與朝陽區簽署合作協議書，擬投資100億元在朝陽區東風鄉建100萬平方米的大型綠色居住社區，這是正大集團在京第一筆地產投資。

　　2010年10月28日，招標結果尚未揭曉，選址在CBD及東擴區域的「世界華商中心」已正式揭牌，稱未來將建成世界華商的總部基地。正大執行副總裁謝毅透露，集團的中國區總部將落戶CBD商務區。

　　從這些跡象來看，正大集團肯定要在CBD此輪招標中有所斬獲。最終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正大集團、卜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上海帝豪發展有限公 司、正大製藥投資北京公司、中山市凱茵豪園房地產開發公司、東莞玖龍紙業、華僑鳳凰集團、華康資本、金光紙業投資公司、上海世茂建設、正大置業等11家企 業組成的聯合體，出價41.14億元，中標Z14地塊。消息人士稱，這11家企業實為兩家，即正大集團和玖龍紙業董事長張茵，餘者為一致行動人。

　　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一家中標的企業代表認為，正大集團聯合體中標單價為每平方米2.16萬元，是所有地塊中最高的。正大集團召集如此龐大的聯 合體來投標，最後還報出最高價，恰恰說明正大集團絕不像表現出來這麼有把握，到最後都不知道只剩下自己一家在投Z14地塊，也不清楚政府的底線。

　　不過，規則一出，很多實力稍弱的企業已經看清端倪，主動或被動退出了。

　　除外資外，堅持到第二輪招標的開發商只剩萬通、遠洋和大連萬達，包括萬科、富力、首創、首開、蘇寧置業、和記黃埔、九龍倉、中建國際、珠江投資、新華聯置業、北京富德興建置業、葛洲壩房地產公司等在內的開發商均銷聲匿跡。

上篇：血案始末

　在2012年3月23日下午4時以前，28歲的王浩與17歲的李夢南毫無交集，他們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王浩是內蒙古赤峰人，1米82的個子，戴著眼鏡，文質彬彬。他是哈爾濱醫科大學09級碩士研究生，將於今年7月畢業。去年12月，他通過了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的博士生的面試。今年8月，他將前往香港開始新的生活。

　　李夢南也是內蒙古人，家在偏遠的呼倫貝爾市鄂倫春旗。他出生於1994年5月，三歲時父母離異，此後撫養他的父親又因搶劫罪入獄，至今還在服刑。李夢南從小由爺爺奶奶拉扯大。戶籍信息顯示李夢南教育程度為「文盲」。

　　將王浩和李夢南串聯到一起的，是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下稱哈醫大一院）5號樓5層的風濕免疫科醫生辦公室。王浩是這裡的實習醫生，他的辦公桌離門口最近。李夢南則是一個強直性脊柱炎患者，此前曾數次到哈醫大一院看病。

　　3月23日下午4時許，李夢南買了把水果刀，衝進了風濕免疫科醫生辦公室，離得最近的王浩不及躲閃，被刺中頸動脈，後因傷情過重，不幸身亡。李夢南繼續揮刀，辦公室裡三名醫務人員在躲避和搏鬥中受傷。他們分別是醫生鄭一寧、王宇，女實習生於惠銘。

　　哈爾濱市公安局通報，當天上午9時許，李夢南到哈醫大一院複診，醫生建議他應先治好肺結核後再治療。他認為醫生不給他看病，心生不滿。下午4時許，兇案發生。李夢南後將自己頸部捅傷，企圖自殺未遂。李夢南後逃至醫院急診室包紮傷口，被民警及時抓獲。

　　新華社3月29日報導稱，李夢南被羈押於哈爾濱市南崗區看守所。回憶當天案發經過時，他說：「我不應該濫殺無辜。」

疾病降臨

2012年3月22日晚，帶著對病痛徹底「斷根」的期望，李夢南和爺爺再一次奔赴哈爾濱問診，決心這次要住院治療

　　出事前，李夢南一直和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

　　爺爺李祿今年62歲，煤礦工人出身，奶奶沒有工作。祖孫三人全靠爺爺一人工資過活，日子緊巴巴的。前幾年李祿退休，最初僅有500多元退休金，後來漲了，至今也只有1000多元。

　　李夢南的叔叔稱，幾年前，李祿得了胃癌。這個原本就捉襟見肘的家庭面臨巨大的壓力。為給李祿治病，全家人只能向親戚朋友借錢，陸陸續續欠了不少外債。此後境況剛好一些，正準備還債，李夢南又病了。

　　2010年9月，李夢南腿部病痛，走路出現問題。祖孫二人先後罹患重症，為整個家族的生活投下了深重的陰影。李夢南的叔叔、嬸嬸和姑姑都在外打工掙錢，帶李夢南看病的任務只能落在身患胃癌的爺爺身上。

　　當地醫院查不出什麼問題，醫生建議去大醫院。從家裡乘火車九小時可直達哈爾濱，祖孫二人便到哈醫大一院看病。「哈醫大在我們這最權威。」李夢南家人告訴財新記者。

　　沒錢，買不起臥鋪，爺孫倆每次去哈爾濱，都是忍著病痛在火車上熬一宿，第二天一早趕到醫院。

　　李夢南的叔叔回憶稱，第一次去哈醫大一院，並沒有確診，是按滑膜炎給李夢南治療的，拿了些藥就回去了。

　　回到家中，藥吃完了，但李夢南的病未見好轉，越來越重，甚至上廁所都蹲不下去。無奈，2011年4月，李祿帶著李夢南又去了哈醫大一院。

　　第二次到哈醫大一院，這次被確診為強直性脊柱炎。在醫院，李夢南前後住了十七八天。李祿說，李夢南住院期間，主治大夫推薦了兩種藥，其中一種是 類克。為了早點治好病，少讓孫兒受罪，李祿選了貴的類克，通過靜脈點滴注射了兩支。此外，還使用了一些其他藥。之後，李夢南的病情明顯好轉，「渾身不疼 了，走路也好了」。

　　強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是常見的慢性進行性疾病，病症主要是炎性腰背痛和關節痛。重者背脊彎曲、不能從事一般的體力工作；輕者生活質量也將受到很大影響。

　　類克這種生物製劑，強直性脊柱炎患者都必須長期使用，一旦停用，疾病很容易復發和加重。北京協和醫院風濕免疫科主任、中華醫學會風濕病分會上一任主任委員張奉春，引用一例針對十幾萬強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停藥情況調查指出，一般在停用類克七八週之後，疾病就會復發。

　　每年多達十萬元的治療費用，是強直性脊柱炎患者沉重的家庭負擔。同樣是因為太貴，這筆費用也不能通過醫保報銷。「參加制定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和醫 保目錄的時候，我們曾把類克這些藥物提上去，國家沒同意。」張奉春認為，只有國內開發出更便宜的治療強直性脊柱炎的藥物，相應的治療費用才能大幅度下降。 實際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已連續多年資助相關領域的基礎研究，但是，「醫藥研發過程一般都長達一二十年」。

　　這對於患者無疑意味著久拖不治的困境。對於李夢南的家庭而言，最好的前景是盡快「斷根」。李夢南的叔叔告訴財新記者，孩子著急把腿病治癒，以便早日打工掙錢。

　　李夢南的叔叔告訴財新記者，全家為治好李夢南的病，通過打工和借債籌措了4萬多元錢。但除了看病治療的費用，更大的壓力是往返哈爾濱的旅途開銷。為了省錢，祖孫二人每次外出都「挑最便宜的吃」。

　　李夢南此次住院，總計花了1.95萬元。在此類病中，這個花費屬正常，但對李家來說已經是天文數字。

　　首次住院兩週多有明顯好轉後，李夢南即出院，醫生囑咐他兩週後回醫院複查。

　　李夢南迴到家中後不久，出現發燒症狀。正好兩週後要去複查，2011年5月10日，爺孫倆第三次奔赴哈爾濱。

　　李祿告訴財新記者，為了少讓孫子受罪，給李夢南用的都是好的消炎藥，但就是高燒不退。後來在哈醫大一院拍了胸片，醫生初步診斷為肺結核和胸膜炎，哈醫大一院無治療肺結核科室，醫生讓李夢南轉到專門收治肺結核的專科醫院——哈爾濱市胸科醫院去治療。

　　在胸科醫院，李夢南被確診為肺結核。考慮到哈爾濱花銷太大，難以承受，加之李夢南能享受的醫保在呼倫貝爾，在當地醫院醫保能報銷約50%的費用。「我們沒有住院，也沒有開藥，就回呼倫貝爾。」李祿說。

　　回到呼倫貝爾後，李夢南在爺爺陪同下，到當地的扎蘭屯醫院住院治療肺結核。李夢南的叔叔說，住了幾個月後，醫院判斷李夢南肺結核已經痊癒。

　　2012年3月22日晚，帶著對病痛徹底「斷根」的期望，李夢南和爺爺再次奔赴哈爾濱，決心這次要住院治療。

結核陰影

雖然類克不能應用於肺結核患者，但患者服用類克後，時有出現肺結核的案例。醫學界認為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

　　據歐洲國家的統計，總體而言，強直性脊柱炎的患病率大概在0.1%至1.4%之間，目前沒有中國的權威統計數字。按照歐洲的比率來估計的話，中國的強直性脊柱炎患者有137萬至1900萬。

　　患者主要集中在年輕人，平均年齡只有26歲，男性和女性的患病比例基本為2比1。80%的患者都是在30歲以前出現症狀，只有極少比例才會在45歲以上出現症狀。

　　廣東省風濕病專業組常務委員、汕頭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風濕科主任醫師肖征宇告訴財新記者，治療首選藥物是非甾體類抗炎藥（NSAIDs），至於是否使用類克，則會根據患者情況定。

　　非甾體類抗炎藥目前仍是治療強直性脊柱炎的主要藥物，「安全、有效、便宜」，但是這種藥物並不能減緩疾病的發展，只是讓患者疼痛感降低。實際 上，醫學家至今仍不能確定強直性脊柱炎的病因，患者所能夠選擇的藥物非常有限，直到21世紀初，TNF-α抑制劑被應用治療，患者情況才有很大的改善。

　　類克就是TNF-α抑制劑的一種。山東省省立醫院一位風濕專家告訴財新記者，類克是TNF-α抑制劑中療效最好的藥之一，是行業內醫生比較推崇 的藥，但價格昂貴，一般醫院沒有，只有大城市的二三級醫院才有。臨床醫生大多給年輕病人推薦使用這個藥，因為早期的年輕病人，不治療的話致殘率比較高，使 用類克一般都愈後良好。

　　但是類克確有潛在的副作用，更不能應用於肺結核患者。類克的官方網站註明，「有報告指出，曾有使用者受到嚴重的感染，如肺結核和敗血症，有些感 染更會導致生命危險。如果以往或最近曾接觸過肺結核病患者，應告知醫生。如果身體容易受感染、曾經或已受到感染、或在使用類克時，出現感染症狀，應立即向 醫生診治。」

　　患者服用類克後，時有出現肺結核的案例。不過，北京協和醫院風濕免疫科主任張奉春告訴財新記者，他遇到過在使用類克之後感染肺結核的患者，但「結核的概率不是太高」。

　　在非甾體類抗炎藥和類克的選擇上，張奉春認為後者的療效要好得多。「非甾類藥物，主要是鎮痛為主，對病情的減緩沒有多大幫助。如果不考慮經濟因素和其他問題，類克這類生物製劑毫無疑問是治療這病的最好藥物。」

　　對於像李夢南這樣未滿18歲的年輕患者，張奉春認為類克是最好選擇，即便李夢南所在地區屬於肺結核高發區，「全中國其實都是肺結核高發區」。

　　但李夢南就是在初次使用類克後感染的肺結核。他的叔叔對財新記者強調，李夢南是在應該第二次注射類克的療程之前開始發高燒的。李祿對財新記者表達了自己的懷疑：「孩子得肺結核就是打類克這個藥打出來的，我們家族沒有肺結核史。孩子之前也從來沒有得過這個病。」

　　李夢南的叔叔告訴財新記者，家人並不瞭解使用類克有導致肺結核的可能。李祿也堅稱，醫生當時並沒告訴他們這個藥有出現併發症的可能。

　　由於院方不接受記者採訪，醫生當時是否充分告知難以確認。但在李夢南得了肺結核後，他及家人對醫生不信任的種子已經悄悄埋下。

血案

李夢南：「當時我非常生氣，我和爺爺大老遠來的，他們不理我，我挺恨大夫的」

　　據財新記者瞭解，李祿每次帶李夢南來哈爾濱看病，都住在哈醫大一院急診科隔壁鐵嶺街的一家名叫樂一住的私人小旅館。

　　旅館在半地下，非常狹小，房間是一個個很小的格子間，多半沒窗戶。旅館老闆娘告訴財新記者，爺倆住的是一晚上50元的房間，只能放下兩張床。去年爺倆來過兩次，這一次是3月23日。

　　當天早晨7點多，坐了一夜火車的爺孫倆到達哈爾濱，直接去了哈醫大一院。因為之前住過院，此次來是複診，沒有掛號直接就去住院部找大夫看。大夫問了情況後表示，要先到胸科醫院去看肺結核。

　　於是爺孫倆趕去胸科醫院拍了片子，又回到哈醫大一院，結果接診大夫說病歷本上沒有胸科醫院醫生的醫囑。沒辦法，李夢南只好自己又去胸科醫院，爺爺李祿因體力不支，先去了樂一住旅館登記住店。旅館老闆娘也向財新記者確認，李祿是下午2點半入住的。

　　當天下午3點多，李祿和李夢南來到哈醫大一院5號樓5樓的風濕免疫科（住院部），大夫鄭一寧說，看了片子治療效果不錯，但病灶沒有完全鈣化，因 此讓他們先回去休養三個月再來看。爺爺和李夢南不願意，覺得跑來跑去的，鄭一寧表示自己沒法做主，得問一下主任。於是鄭一寧帶著爺爺到了副主任醫師趙彥萍 的辦公室，但特意讓李夢南留在門外。

　　因為類克這種免疫製劑會降低患者免疫力，會誘發感染，引起結核加重和擴散，專科醫生在使用時非常謹慎，不但在結核的活動期不能使用，在結核的穩定期也不能使用，只有等結核病灶完全鈣化才可使用。

　　據李祿回憶，趙彥萍大夫看了片子，問：現在還疼不疼？李祿回答說不疼了。趙彥萍說，那就沒必要用類克藥了，這個藥是生物激素。整個過程趙彥萍沒說多少話，雙方交流正常。一直在門外的李夢南也沒出現什麼異常。

　　趙彥萍曾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說，當時患者希望住院，但她和另外一位醫生先後看了片子，認為他此時的身體狀況並不適合。

　　李祿告訴財新記者，無奈之下，他們只能回到了旅館，他讓李夢南喝了一袋奶。李夢南隨後自己就單獨出去了。

　　旅館老闆娘記得，當天下午4點多，李夢南從外面跑進來，兩手都是血，身上也有。她奇怪問道：「怎麼到這了還打架呢？」

　　李夢南沒吭聲，徑直跑向房間，說了一句：「爺爺，我把醫生給拉了。」

　　李祿愣了，只見孫子脖子、雙手都是血，顧不上追問發生了什麼，他就帶上孫子前往隔壁的哈醫大一院急診大樓。臨出門時，他囑咐旅館老闆娘：「地上有血，幫忙收拾收拾。」

　　兩三分鐘後，李祿帶著滿身是血的李夢南來到急診科一樓，剛進外科治療室，就聽見一聲尖叫：「就是他殺的我們！」從裡面跑出渾身是血的女大夫鄭一寧，邊跑邊喊：「就是他殺的我們！」

　　哈爾濱市南崗公安分局郵政街派出所警察聞訊趕來，帶走了李夢南和李祿。

　　據新華社3月29日的報導，李夢南在看守所中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當時我非常生氣，我和爺爺大老遠來的，他們不理我，我挺恨大夫的。」離開哈醫大一院後，李夢南記得爺爺說「不收就回家吧」，但他沒有聽老人的話，偷偷地買了水果刀，直接衝進醫生辦公室。

　　李夢南認為，醫生不瞭解他的辛苦。他說，他家離哈爾濱挺遠，家裡條件也很困難，爺爺還患有胃癌，一次次做檢查加上人生地不熟等等因素，讓他和爺爺都非常辛苦。

共有之痛

醫生可以治療病人的生理疾病，但無法顧及每一個家庭的困難；犯罪行為不能因弱勢而免責，但整個社會應該關注弱勢群體

　　李祿至今也不明白，孫子李夢南怎麼會去殺人。他記得，3月23日當天下午在哈醫大一院就診時，和大夫交流正常，李夢南也沒有什麼異樣。

　　李夢南的叔叔也想不通侄兒怎麼會走上這條路。他告訴財新記者，「李夢南從小就很懂事，不打架，從來不跟人發生口角，管片民警都知道。」根據其家庭情況，居委會還給李夢南辦了一個低保，一個月有100多塊錢。「你可以去問派出所、居委會。」李夢南的叔叔反覆強調。

　　李夢南的叔叔很擔心監獄中的哥哥知道兒子殺人承受不了。「這孩子跟他父親感情深，沒進去前，他父親（離婚）什麼也沒要，就要了孩子。出事後，孩子是活下來的惟一⋯⋯」他哽嚥著再也說不下去。

　　旅館老闆娘告訴財新記者，李夢南這孩子看上去很內向，不怎麼說話，很乖的樣子。

　　事件發生後，哈醫大一院相關負責人反覆強調，這一事件與醫患糾紛沒有關係。哈爾濱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任銳忱看望受傷醫生時稱，經過公安部門的初步偵查，此案為偶發的治療案件，兇手屬於「激情殺人」。

　　新華社的報導稱，李夢南承認：「我不應該濫殺無辜。」他表示很想家人，他是一時衝動犯下的大錯。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馬皚告訴財新記者，李夢南的行為屬於絕望心境狀態下的挫折攻擊。由於家庭條件不佳，治病成本已經不堪重負，在缺少對 弱勢家庭特殊救助機制的狀況下，對心情、心境乃至心態的影響巨大。他對本次治療抱著較高期望，但挫折使其轉變為絕望，產生明顯的外在歸責，將暫時不能治癒 的責任歸於醫生的推諉，並在情緒推動下產生報復、洩恨的動機。

　　馬皚表示，醫生可以治療病人的生理疾病，針對每一個具體的病人，但永遠無法顧及每一個家庭的困難。這不是一個醫生能做到的。這是不應該發生的悲劇。

　　馬皚強調，犯罪行為不能因弱勢而免責，但整個社會應該有意識關注弱勢群體，建立解決機制。

　　李夢南的衝動導致了一個28歲實習醫生的身亡。王浩再也沒有機會成為一名真正的醫生。

　　王浩在哈醫大學習期間獲得過國家專業一等獎學金、校級優秀學生幹部等榮譽。他生長在內蒙古赤峰一個普通的家庭，母親退休在家，父親在一家信用社上班，一個弟弟研究生畢業在銀行工作。這些年，先後供養兩個孩子上大學、讀研究生，王浩的父母也不容易。

　　《中國青年報》報導稱，王浩曾經告訴同學，等自己當了醫生，一定會對患者很好很好，絕對不收紅包和回扣。遇害前，他已在風濕免疫科度過了三年的實習時光。那裡的患者表示，王浩對患者非常耐心。

　　3月27日，哈爾濱醫科大學為王浩舉行的追悼會上，王浩的父母、弟弟等親屬十幾人，神情淒惶。參加追悼會的師生、同事也個個臉色黯然。

　　禮堂裡花圈潔白，哀樂低回。王浩的母親癱坐在椅子上，頭髮蓬亂，不時痛呼王浩的小名，悲鳴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哀傷。

　　追悼會結束時，師生、大夫們默然離開禮堂，穿行在醫院大樓裡，迎面走過兩群因剛剛失去親人而失聲痛哭的患者家屬。雙方擦肩而過。

　　這一刻，無論是王浩的母親，還是患者家屬，面對親人的離去，他們同悲。

【高鐵國產化幻覺·上篇】全能業主誕生

　2011年夏天，京滬高鐵通車前夕，株洲電力機車廠高速牽引研究所所長、院士劉友梅被鐵道部邀請到場。同時被邀請的，還有當年參與高鐵自主研發的七八位老專家——這是2002年高鐵自主研發方案被否定後，他們第一次重聚。

　　在京滬高鐵通車現場看到CRH380 列車，劉友梅心情複雜。十年前他曾是中國高鐵自主研發的關鍵人物。2003年，前鐵道部部長劉志軍一上任，便力排眾議，叫停已經進行了十年之久的高鐵自主 研發，轉向「以市場換技術」的引進吸收方案，劉友梅與團隊研發的中華之星就此被擋在中國高鐵發展的門外。他至今仍對這一決策耿耿於懷，但當「看到 （CRH380）車輪在鐵軌上運行平穩」時，仍難抑激動——因為當年中華之星研發時培養的人才後來在各主機廠消化引進技術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於中國在這次高鐵的「市場換技術」中到底買到了什麼，他的看法值得一聽：「從知識產權上來講都有提高，但核心技術我們沒能瞭解。」

　　這在某種意義上像是一個反諷。當年停掉中華之星研發到底對不對？中國在這場長達七年的高鐵技術引進之路中需要反思的不僅於此，值得進一步思考的 是：自主研發與技術引進應是什麼關係？什麼樣的產品應該自主研發，什麼樣的可以走技術引進道路？作為一種手段，「以市場換技術」本身並沒有錯，但如何換， 才能以儘可能小的代價來換取最大的收益，而不至於被技術所捆綁？

自主研發非閉門造車

在中華之星之前，中國已研發出一系列准高速車型，包括先鋒、藍箭、奧星和中原之星等

　　中國高鐵最初走的是自主研發之路。早在1990年，鐵道部即就中國高鐵發展模式和規劃立項。傅志寰是中國高鐵自主研發路線的支持者。從1998 年到2002年，在傅志寰任鐵道部部長時期，包括南京浦鎮車輛廠、鐵道部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即後來的南車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有限公司，下稱南車株洲所 ——編者注）和長春客車廠在內的幾家國內火車製造廠商都曾致力於更高速度的動車研發，但參與人員不多，規模不大，投入資金亦有限。用劉友梅的話說，「是在 一窮二白的情況下堅持。」

　　很多人將中華之星視為中國高鐵自主研發的代表，在劉友梅等老鐵路人看來，這是一種誤解。中國當時已研發出一系列准高速車型（即時速160到 200公里），包括先鋒、藍箭、奧星和中原之星等，其中先鋒、奧星和中原之星走的都是動力分散路線（動力分散在幾個車廂，由駕駛員通過中央電腦控制），而 藍箭則走的是動力集中路線（動力集中在列車兩端）。

　　先鋒號電動車組2000年由南京浦鎮研製；同年，株洲所、長春客車廠等研製出了藍箭；2001年，南車株洲所又先後研製出奧星和中原之星電動車組。這些試驗車型中，平穩性最好的是藍箭，鐵道部訂購過一批，至今仍在廣深線運行。奧星也曾出口至哈薩克斯坦。

　　2001年4月，鐵道部下達「時速270公里高速列車設計任務書」，劉友梅是總設計師。走動力集中路線的中華之星正式開始研發。任務書規定要生 產時速200公里以上列車並最終達到年產15列的能力。這是當時國家計委批准的研發項目，調集了包括南車株洲所、北車、鐵科院等12家企業在內的國內頂尖 科研力量，國家投入1.3億元財政支持。

　　2003年，最高運營速度為時速270公里的中華之星投入秦沈客運專線試運行，被譽為中國第一列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速動車。

　　但參與專家都表示，當年的自主研發並非閉門造車，也包含技術引進、吸收和消化。與劉志軍後來的大規模引進主要區別在於，「這種技術引進是小批量的，以國內研發人員為主，注重的是引進後的學習和吸收，提高再創新」。

　　以2001年開始研製的中華之星為例，它在動力系統、制動系統和轉向架等關鍵領域完成了系統集成和技術自主，但很多關鍵零部件從國外進口。

　　總設計師劉友梅直言不諱：「高速受電弓、真空斷路器、GTO器件、去離子水泵、高速軸承和螺桿空氣壓縮機等都是從國外進口，可以彌補國產器件工藝製造的不足。」 一位當年參與先鋒號和中華之星號研製的鐵科院老專家也坦承：「當時我們的方針是在引進的同時，自己研製。」

　　更重要的一點在於，當年的自主研發雖也有國家統籌規劃，相關項目被列入國家「八五」「九五」計劃，但總體而言，屬企業行為，甚至在南京浦鎮、株洲電力機車廠和長春客車廠及鐵科院等車輛廠商和院所間形成了科研競賽。

出局

「高鐵這麼猛地上，技術人員沒有這個膽量，政客有」

　　不過，這種以我為主的摸索式的研發為時漫長，國內科研人員的成長亦需時日，在吸收國外技術的基礎上製造出動車僅是第一步，使其成熟並投入商業運 營則需更長的時間。以2001年9月出廠的中原之星為例，它曾在京廣鐵路的鄭州站與武昌站之間運行，但運營時故障頻發。一位當年曾在鄭州局車輛段工作過的 鐵路業內人員回憶說：「當時在車上的感覺很不舒服，頭暈。列車製造時沒有考慮整車的震動頻率跟固定頻率不吻合，出現高頻震動。」運營期間，車經常跑半截就 壞，乘客和客運段工作人員都怨聲載道。運行僅半年後，中原之星即因維修成本過高停駛。藍箭在廣深線上運行時也暴露出故障率高的問題。

　　但如果不是劉志軍堅持，這條以技術引進為基礎、國內主機廠和研究所的自主研發之路，還會緩慢而堅定地走下去。如此，就不會有之後席捲全國的高鐵大躍進，中國現在也不至於為被認為「一百年都很難收回成本」的數萬億高鐵投資而苦惱。

　　在公開否定中華之星的研討會之前，劉志軍曾組織了一次專家評審會，據一位與會專家回憶，當時出席會議的是參與研製中原之星的幾位南北車的總工程 師。劉志軍做工作，讓他們以製造商的名義說中原之星存在種種問題。會上，多位工程師按指示發了言，只有南車株洲所的工程師保持沉默。不聽話的株洲所後來為 此付出了代價。

　　在2003年9月19日到20日吉林長春召開的「高速動車組專家研討會」上，中華之星被評價為「與國外先進水平相比，在技術水平、產品成熟程度 和可靠性等方面還存在較明顯差距」。這一結論給中華之星判了死刑。就在這次會上，鐵道部明確將從國外引進時速200公里動車組和300公里以上高速動車 組。在很多參與自主研發的老專家看來，這次所謂的專家論證只是一場政治秀。「他把需要的專家請過來，完全沒有廣泛徵詢意見，是政治決定路線。」之所以要全 盤否定已有研發成果，大舉從國外購買和引進技術，是劉志軍等不及要啟動高鐵建設。

　　「動車發展是其政治生涯的跳板，他等不及漫長的自主研發。」事隔多年，一位曾參與研製先鋒號的鐵科院老專家回憶往事，對劉志軍頗有怨言。眾所周 知，日本人花了30年才將列車時速從210公里提升到300公里。劉友梅也認為，技術差距的確存在，但高速鐵路的科研創新不可能快，技術消化吸收需要時 間，車輛穩定運行考核也需要時間，路基沉降更需要時間。「高鐵這麼猛地上，技術人員沒有這個膽量，政客有。」

　　2004年，在鐵道部組織的時速200公里的動車組項目採購招標中，川崎重工、阿爾斯通和龐巴迪等中標。

　　而中國自主研發的中華之星一開始就被排除在招標之外，因為招標要求「擁有成熟的時速200公里鐵路動車組設計和製造技術的或有國外合作方技術支 持的中國製造企業（含中外合資企業）」，此前中華之星已被鐵道部組織的研討會界定為不成熟技術。此外，中華之星走的是動力集中路線，最多只能八編組，不符 合鐵道部要多載人的要求，也成為其出局的原因之一。2005年8月雖經52名院士聯名給國務院上書勉強獲得試運行資格，卻在一年後被鐵道部以發現螺栓鬆動 為由徹底封存。

　　不過，當初參與研發的一批人才，後來在南車四方和北車長客中都成了消化吸收國外高鐵技術的骨幹。

全能業主

在技術引進中，鐵道部既是招標方案的設計者，也是業主，最後還是高鐵技術引進的主體

　　2003年的中國，爭論了十餘年的京滬高鐵還沒有在發改委正式立項。中央層面也沒有下決心要大建動輒投資上百億、千億的高鐵，但中國應該發展高 鐵技術則有共識。從當時中國的情況和高鐵發展狀況看，高鐵研發很可以慢慢來。但劉志軍思路明確，就是要通過「系統性引進」發達國家成熟技術，快速推動國內 高鐵建設。對他來說，技術引進只是手段，快速發展高鐵才是目的。

　　他用以吸引外國廠商的第一個單子是「時速200公里動車組招標」，2004年8月，鐵道部拋出了120列動車的訂單，這些車將用於鐵路第六次大 提速。這原本是此前自主研發並已有生產製造能力的藍箭、奧星們已經達到的速度，但它們和中華之星一樣，根本連參與招標的機會都沒有。

　　2003年上半年，發改委和鐵道部聯合制定技術引進的具體實施方案，起初發改委負責方案設計，鐵道部負責具體工作。在上世紀90年代末，發改委的前身國家計委曾主導了地鐵技術的引進。

　　其時，張曙光已被劉志軍調回鐵道部，並負責高鐵技術引進工作。張曙光最初還經常找到發改委產業協調司的人探討怎麼跟老外斗，怎麼能夠拿到技術。到了2003年下半年，鐵道部逐漸擺脫髮改委的控制。

　　當時發改委有一個優惠政策，高鐵實現國產化率要求後，在財稅或進口關稅方面有補貼和獎勵，鐵道部表示不要這個獎勵。「那時他們的想法是，我不要 你的獎勵也不受你的控制。」一位發改委人士猜測說。隨後，國務院下通知，明文規定由鐵道部負責高鐵技術引進，發改委配合。之後，國務院設立了技術車輛專業 委員會,鐵道部也成立了以時任鐵道部運輸局長的張曙光牽頭的動車組項目聯合辦公室（下稱動聯辦）。

　　主導權就此易位，而發改委的角色完全邊緣化，最後，用一位發改委官員的話說，「連方案也不讓我們審查了」——強勢的鐵道部擺脫了它的最後一位監督者。

　　隨之變形的是技術引進方案。在之前的地鐵技術引進中，國家計委只負責設計和審查招標方案，並監督招標過程，招標權限下放給地鐵業主。引進技術的 主體是企業，企業自行尋找合作夥伴，談合作方案，再聯合投標。為實現技術引進，發改委在地鐵招標方案中設計了項目總負責和技術總負責。如有外方參加，技術 總負責開始往往由外方擔任，過段時間後，發改委會在招標中加入由中方擔任技術總負責的條款，以此推進外方對中方的技術轉讓。不過地鐵招標方案中沒有排除純 中資企業的參與。由於地鐵業主是地方政府，較為分散，從招標起就實現了充分競爭和市場選擇。據一位當時參與的官員稱，地鐵技術引進沒有花國家財政一分錢， 但經過十年逐漸消化吸收了80%左右的技術。

　　而在高鐵技術引進過程中，中央卻給鐵道部撥了十多億元專項經費，供鐵道部引進車體製造、牽引、轉向架和制動這四項核心技術。不過，據財新記者瞭 解，鐵道部在三次招標中共花了23億人民幣支付技術費。其中CRH1因為是合資廠生產，沒有技術轉讓費；CRH2的技術轉讓費約6億人民幣；CRH3的技 術轉讓費8000萬歐元（約8億人民幣），CRH5的技術轉讓費為9億元。

　　和發改委不同的是，鐵道部在這場招標中扮演了全能的角色，既是招標方案的設計者，也是業主，最後還是高鐵技術引進的主體。

　　還在第一次動車招標前，張曙光先把國內幾十家列車生產企業召集在一起，稱引進動車組技術事關國家和民族利益，明確只由南車四方股份和北車長客股份兩家與國外廠商談判，其他企業一概不准與外方接觸。

　　此後,在鐵道部分配下,國內重點機車製造企業分別受讓了世界各國的先進技術：法國阿爾斯通公司的技術轉讓給長春軌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日本川崎重工的技術給了南車；加拿大龐巴迪公司的技術對應青島的中外合資企業BSP；德國西門子公司的技術受讓給唐山機車車輛廠等等。

　　傅志寰時代自主研發的主力軍南車株洲所，在技術引進中被排除在外。據當時參與鐵道部談判的人士回憶：「第一輪技術引進都是國內企業和國外企業組 成的聯合體，南車株洲所當時還不想放棄自主研發，沒有主動參與，當發現不參與就沒有訂單時，才在鐵道部和西門子再次談判時積極申請，但劉志軍堅決反對，以 南車集團不能壟斷200、300公里以上平台為名，將西門子的300公里平台分配給了當時技術力量遠不如南車株洲所的北車唐山軌道客車廠。」

　　自此，在中國高鐵高速發展的時代，原本整車生產技術力量最強的南車株洲所出局，只能做部分配套件，不得不拓展地鐵市場求存。但具有反諷意味的 是，它旗下的株洲時代最終成了CRH380A的牽引系統供應商——牽引系統被認為是動車研發的三大關鍵系統之一。而北車唐山廠和長春客車廠生產的 CRH380B對西門子技術的消化吸收不足，在京滬高鐵上運營後因故障率分別高達百萬公里10.46次和27.36次而被迫召回，最終還是請西門子專家才 解決難題。

　　「引進關鍵技術的竟是鐵道部，鐵道部引進技術後分配給企業。而不是把這筆錢分給國內技術領先企業，讓企業作為主體自主引進技術。鐵道部有消化吸 收的能力嗎？難道有幾間屋子存放圖紙就可以？」上述發改委人士認為，從招標開始，鐵道部的角色定位就發生了偏差，其全能角色必然滋生權力尋租。

23億？近千億？數萬億？

「實際上是個人為操縱的市場，沒有利用市場的競爭機制去做事情」

　　其時，鐵道部這種集中統一全面主導的談判方式曾被大肆鼓吹，至今也仍被很多鐵路業內人士認為有可取之處。

　　在2006年第三次高鐵招標中擔任鐵道部技術引進談判技術顧問的吳俊勇回憶說，「談判中鐵道部佔據了主導。所有外商都要直接和鐵道部談，中國企 業和市場被整合到一起，如果我們不讓步，對方一點辦法都沒有。我們一個個磨，讓四家外商來競爭。」據他介紹，鐵道部當時組織了業內專家組成六個談判小組， 而張曙光本身也是鐵道部高鐵技術引進消化吸收辦公室的主任，每晚都會來各組瞭解進展情況，價格及最終拍板都由鐵道部領導做。

　　德國西門子的例子被用來證明這種談判策略的成功。據多位參與談判的人士回憶，西門子公司最初態度強硬，開價為每列原型車3.5億元人民幣，技術 轉讓費3.9億歐元。到招標前一夜，西門子仍不肯讓步。鐵道部首席談判代表張曙光則堅定表示，如果原型車價格不降到2.5億元人民幣以下，技術轉讓費不降 到1.5億歐元以下，肯定出局。結果西門子果然無緣第一次動車招標。到再次競標時，西門子不僅原型車每列價格降到2.5億元人民幣，還以8000萬歐元價 格轉讓了關鍵技術。吳俊勇稱，僅此一個項目，「就節省了90億元人民幣的採購成本」。

　　但這只是第一筆費用。西門子的收益遠不止此。2009年3月16日，鐵道部與中國北車集團旗下的唐山軌道客車公司（下稱北車唐山）和長春軌道客 車股份公司（下稱北車長客）、以及中國鐵道科學研究院正式簽署合同，以392億元採購100列新一代高速動車組。不過，中國北車仍需從西門子購買整車及零 部件，西門子因此獲得7.5億歐元（約70億元人民幣）的訂單。至今北車仍需從西門子採購牽引系統中的核心部件。

　　而控制系統則主要由德國克諾爾壟斷。2004年底，克諾爾遠東有限公司在蘇州高新區設立公司，2010年底收入近35億元，淨利7.7億元。中國在七年的消化吸收後關鍵零部件仍依賴進口。市場換技術不像鐵道部宣稱的那般成功。

　　放到更大的場景下看，在這種由鐵道部完全控制的招標之下，企業淪為佈景，投標權和訂單完全依賴鐵道部分配，而鐵道部官員的權力卻被無限放大，張 曙光負責的動聯辦日後更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動輒主宰上千億生意的核心。張曙光的談判能力，實際上來源於由鐵道部強行啟動的高鐵大市場。

　　2004年，國務院審議通過國家《中長期鐵路網規劃》，確定到2020年，全國鐵路營業里程達到10萬公里，主要繁忙幹線實現客貨分線。該《規劃》首次確立了「四縱四橫」的客運專線網，涉及改建及新建線路約2.8萬公里。客運專線的速度被確定為200公里及以上。

　　但到了劉志軍這裡，客運專線即等同於高鐵，在實際建設中，客運專線的速度都被調整到了時速300公里以上。2008年，鐵道部再度修改《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將鐵路營業里程從10萬公里又增加到了12萬公里。劉志軍獲得了更大的運籌空間。

　　2005年10月，「時速300公里動車組」的項目招標啟動，招標引進的動車組準備在新建客運專線上使用。2006年初，川崎重工、阿爾斯通、 龐巴迪和西門子四家外國巨頭通過與南車、北車下屬企業合作中標，合同中既包括車輛採購，也包括技術引進。採購從整車採購向零部件採購逐步推進，最終實現國 內組裝，而中方要為買下原型車圖紙及外方指導單獨付費。

　　2006年11月，鐵道部開始進行國內第一條新建高速鐵路京津城際項目招標，最終以西門子為首的德國企業聯合體以120億元人民幣價格中標。與 前兩次不同的是，這次競標企業要負責包括線路建設和動車在內的整個工程。工程巨大，鐵道部在談判中的目標是拿到300公里以上的最先進技術。

　　在日後鐵道部對上匯報和對外宣傳中，這場斥巨資的技術引進被描述為只花了17億就買到了世界最先進的高鐵技術，再然後中國高鐵便被貼上了自主研發和國產化的標籤，到2010年CRH380下線時，鐵道部即宣稱中國已擁有了百分百的高鐵列車自主知識產權。

　　這是一種刻意包裝的說法，隱患在後面。「劉志軍的成功之處在於發掘了時速200公里以上高鐵的市場需求，並加快速度提供這種產品的供給，但鐵道 部不能既控制供給也控制需求。這把高鐵變成了一個人為操縱的市場，沒有利用市場競爭機制去做事。而人的慾望必然膨脹。」前述發改委人士評價說。

　　中國為了這種「系統性引進」到底花了多少錢？原國家科委科技幹部局局長、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員金履忠提供了另一種算法：截至2006年底，鐵道 部通過三次動車大招標，共購買了法國、德國、日本的高速列車280列（其中160列為時速200公里，120列為時速300公里），共計人民幣553億 元。加上購買1098台機車（電力機車420台和內燃機車678台）的人民幣305億元和技術轉讓費5億美元，鐵道部總共花了900億元（折合110億美 元）。相比之下，韓國花的錢要少得多。金履忠撰文介紹，同樣是後來者的韓國用了21億美元購買了法國的時速300公里高速列車46列，不但得到了包括核心 技術在內的全部技術，還直接參與法國下一代高速列車開發，獲得出口高速列車的權利。

　　中國的潛在代價還不止於此。鐵道部在技術引進談判中的強勢源於劉志軍在中國強行啟動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鐵大市場。中國在2006年前後大規模啟 動高鐵建設，鐵路建設資金年年加碼。2006年是2088億元，2007年為2520億元，2008年為3000多億元，2009年6000多億 元，2010年已增至7000多億元。這些資金主要來自國內借款，而銀行之所以願意借錢亦是看中政府發展高鐵的決心。在很多專家看來，大部分高鐵線路特別 是經濟不發達地區的高鐵線路缺乏經濟合理性，不可能盈利。世行2010年7月的報告即稱中國大規模發展高鐵的經驗很難為別國效仿。

　　據鐵道部財報顯示，2006年到2012年一季度，鐵道部的淨資產從8623億元增至15786億元，增長1.8倍，而同期負債則從6401億 元增加到24298億元，增加了3.8倍。尤其是2008年到2011年大力興建高鐵期間，總負債的年複合增長率高達41%。中國經濟因此承受重荷。中國 社會科學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煜輝撰文稱，截至2010年底，鐵道部負債（不包含國開行貸款1720億）1.72萬億，佔GDP的4.3%。

【瘋狂大牧場·上篇】成敗現代牧業

　　牧場所在的長王村村民的說法與鄧九強完全相反。

　　2012年9月，前往安徽省合肥市肥東縣白龍鎮長王村的巴士上，空氣中愈來愈濃的牛糞味提醒著車上的乘客——長王村快到了。這裡是現代牧業肥東牧場的所在地。肥東牧場始建於2009年，分為一期和二期，項目總投資6.5億元，總佔地2383畝，設計存欄量為2萬頭奶牛。截至2012年9月，肥東牧場的奶牛存欄數達到1.79萬頭。

　　2009年，受益於土地及宅基地整理與新農村建設，長王村的村民集體搬進了連排別墅。「130平方米的房子全款只要8萬元，房屋拆遷和補助就有6.5萬元，我們只需補差價1.5萬元。」一位長王村村民告訴財新記者，剛搬來時大夥都挺高興，但幸福日子只過了不到一年。

　　在村民原有舊宅基地整理出來的2000多畝土地上，由現代牧業出資6.5億元興建了當時全國最大的奶牛養殖場。牧場與村民集中居住區最近距離只有五六百米。長王村村民從此與1.8萬頭奶牛為鄰。

　　「夏天最難過。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的蒼蠅，轟都轟不走啊！一下雨，自來水管裡出來的水都是黃色的……」一位村民將財新記者領到了自家宅院後面的一片農田。

　　離這戶村民住宅不到100米遠的地方，記者看到了如梯田一般連片的沼液堆積池，每個半個足球場大小，大部分沼液還遠未完成沉積，排污用的塑料管道飄浮其上。幾百米外，正是肥東牧場內那一排排藍頂白牆整潔漂亮的牛舍。

　　一位村民告訴財新記者，附近十里八鄉歷史上都沒人養過奶牛，更別說規模化養殖，「從天而降」的牧場，給整個村子帶來無休止的污染。

　　 「來參觀的都從北門進牧場，作業車輛特別是往外拉牛糞的全走南門。」村民告訴財新記者，他自己曾在牧場工作過，每天糞便近千噸，只能處理一部分，有些「老闆」專門負責從牧場拉走沼液，每噸牧場付100元左右。這些老闆會承包周邊農民的閒置土地用於傾倒，每畝地一年的費用為500元。

　　村民告訴財新記者，在肥東，至少有三個叫得上名的沼液傾倒地，而牧場離最近的當地水源地還不到兩公里，不知道喝的水是不是安全。

　　「安徽是供應上海地區食品的最主要基地。在安徽布點，7萬頭奶牛，日產量1000噸，滿足上海市40%-50%的銷量。」面對電視媒體，鄧九強這樣講述現代牧業的「謀篇」思路。

　　在現代牧業到來之前，整個安徽的奶牛存欄總共也只有5.2萬頭。2007年7月，也就是在現代牧業落戶安徽不到一年的時間，安徽省政府辦公廳出台了一個《關於加快發展奶牛業的意見》，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奶牛養殖的優惠政策，其中包括：「對從省外購進或遷入，符合標準的奶牛，凡集中飼養30頭以上的，省級給予每頭1000元補貼。對從國外引進的高產奶牛，省級給予每頭1500元補貼。同時，省級財政還將安排專項資金用於貸款貼息，給予養殖戶系列優惠貸款政策。」

　　一位安徽奶業協會的負責人告訴財新記者，現代牧業的第一牧場之所以選址在馬鞍山，正是得益於馬鞍山當地政府在土地和貸款兩方面提供的優厚招商政策。這個牧場僅向蒙牛在當地的生產基地輸送奶源。

　　繼馬鞍山和肥東兩地先後圈地1000畝和2300畝，建立起設計規模分別為1萬頭和2萬頭的兩個巨型牧場之後，2011年7月，蚌埠市政府又與現代牧業簽訂協議，由後者投資24億元，在五河縣建設包括一個存欄規模為4萬頭的3500畝示範牧場，以及一個10萬畝的飼料種植基地。

肇始蒙牛系

缺少經驗，自己摸索，強行上馬

　　鄧九強不止一次驕傲地告訴員工，現代牧業不但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萬頭牧場，也引領了中國大牧場建設的風潮。

　　現代牧業一位前中層管理人員參與建設了馬鞍山萬頭大牧場。他當時已管理牧場多年，但對於萬頭牧場仍然發憷。他告訴財新記者，當時國內超過3000頭牛的牧場非常少。「任何一個管理3000頭牛的人當年在業內絕對牛氣。」

　　鄧九強不是中國第一個開發萬頭牧場的人。在牛根生還在擔任中國最大的乳品加工企業蒙牛公司董事長時，為了擺脫四處收奶的困擾，2004年，他力邀新加坡澳亞集團來中國建設大型牧場。

　　澳亞集團董事總裁艾德加·科林（Edger Collins）告訴財新記者，澳亞最初並未考慮進入中國市場。「中國非常缺乏相關技術和人才，貿然進入風險很大。」但牛根生給澳亞描繪了一個廣闊的市場。2004年，蒙牛澳亞示範牧場在呼和浩特上馬，投資2億元，佔地8000多畝，號稱中國第一個萬頭規模牧場。在蒙牛澳亞牧場早期的對外宣傳中，使用了很多「首次」和「最大」這樣的詞語，蒙牛聲稱牧場糞便應用於沼氣發電、循環利用，飼料引入12國優質牧草，擠奶引入多種自動化設備。奧運會期間，澳亞牧場還接待了很多中外記者參觀。

　　澳亞最終沒能實現萬頭目標。當年參與澳亞牧場建設的牧場設計和管理的中博農公司專家告訴財新記者，澳亞牧場一期3000頭奶牛牧場建成後，發現設計存在問題，牧場也未能很好解決牧草供應問題，成本居高不下。

　　澳亞集團和蒙牛在管理中也出現意見分歧，澳亞希望介入牧場的實際管理運營，並進入上下游鏈條。蒙牛隻希望澳亞來建牧場。

　　 「我們覺得做牧場是長期投資，但蒙牛希望很快見回報。」科林說。理念不和，澳亞集團退出，將牧場全部賣給了蒙牛，後來這個牧場又被蒙牛轉至現代牧業旗下，成為現代牧業和林牧場。

　　與此同時，蒙牛當時的二把手、聯合創始人鄧九強開始了新的牧場計劃。2005年，領先牧業在內蒙古成立，鄧九強和蒙牛另一名元老高麗娜要在馬鞍山建萬頭牧場的消息隨之傳開。

　　鄧九強後來也承認，萬頭牧場計劃一開始無人響應。光明、三元等已有自建牧場的乳品企業並不看好大型牧場。四方力歐投資部經理趙鳴曉說：「2004年以前，中國只有一個牧場設計公司。」

　　沒有牧場經驗的鄧九強拉來了幾位蒙牛元老，並四處尋找牧場管理人才。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馬鞍山牧場2006年建成上馬。前述現代牧業中層管理人員透露，馬鞍山作為中國第一個萬頭牧場，管理上都是自己摸索。

　　他透露，馬鞍山的選址主要是看中地方政府給的地，並沒有做嚴格的調查。「背山面水的牧場拍照好看，不適合養牛。」牧場由於風口位置問題，東南季風進入後很容易降雨。牧場地處高地，雨水沖刷，糞便處理要求更高。

　　2006年，牧場建成不久，雨水從高地衝刷而下，漫過牧場糞便池。雨水夾雜糞便漫過下游農田、農舍，流入當地水源地丹陽新河，造成飲水威脅。據媒體報導，馬鞍山牧場最後用100萬元處理了後續賠償和新設供水管道的費用。

　　此外，周圍配套的飼料地也不足。雖然牧場後來建新的沼液氧化塘以防止沼液外洩，周邊的飼料種植也在加大，但基本的土地限制則無法解決。馬鞍山牧場的奶牛數量從巔峰時的過萬頭下降到了6000頭。

　　同在安徽的肥東牧場和蚌埠牧場也面臨類似限制。另外，牧場佔地巨大，需要拆遷租賃土地，企業常常與當地居民爆發衝突，馬鞍山、湖北通山的萬頭牧場都曾出過問題。

KKR投資翻倍

「奶源問題還是第一位的，相對而言環境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雖然現代牧業從一開始就問題不斷，後來的多個牧場也曾爆出環境問題和質量監控問題，卻得到了資本市場的支持，很快融資上市，盈利健康，並未讓投資者失望。

　　現代牧業成立於2008年7月3日，是由2個企業法人和27名自然人股東組成，註冊資本為2.02億元。截止到2008年10月，現代牧業的前身——領先牧業自然人股東中，持股最多的股東為李新明，共出資2893萬元，持股14.31%。此外，鄧九強之女鄧源出資2105萬元，持股10.41%；而領先牧業總經理高麗娜則出資1425.23萬元，持股7.05%。

　　2008年8月29日，領先牧業將其197個自然人股東、兩名法人股東——蒙牛乳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96%，出資為800萬元）和蒙牛乳業（馬鞍山）有限公司（出資400萬元，佔股1.98%）名下的全部資產，轉讓給了現代牧業。

　　完成此次轉讓幾天後，KKR公司、老牛慈善基金下屬公司——老牛創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下稱老牛投資），以及蒙牛乳業集團共同參與了對現代牧業的增資重組。

　　美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KKR投資集團（Kohlberg Kravis Roberts Co.L.P.，下稱KKR）先後對現代牧業進行了兩輪投資——在2008年下半年完成的第一期注資，大約1億美元左右；隨後2009年上半年又實施了大約為5000萬美元的追加投資。

　　一位KKR內部人士曾向財新記者透露，從開始考察、談判到完成注資，KKR在現代牧業這個項目上「用了將近兩年時間」。

　　根據現代牧業的上市招股書，KKR最終持有現代牧業24.01%股份。

　　私募基金直接在食品的上游——農牧業上做投資在當時還很少見。前述KKR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KKR之所以選擇投資乳業的上游現代牧業，首先基於「近十年的瞭解」，對其管理團隊很看好，其次看中奶牛養殖業日後循序漸進、較為穩定的現金流回報。

　　KKR認為大規模養殖能在固定成本、人員、飼料採購等方面體現出規模效益。1.5億美元投資現代牧業是KKR在中國的第二個投資，也是最大投資，之前只投過河南的天瑞水泥。

　　對於現代牧業可能帶來的環境和土地問題，一位參與投資現代牧業的人士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並不十分擔心：「環境肯定不如國外做得好，也有改善餘地，中國沒有哪個企業做到世界最好，要一分為二地看，哪個不是在發展中解決？奶源問題還是第一位的，相對而言環境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上市之前，現代牧業已經完成了四輪融資，在全國擁有11座牧場、奶牛實際存欄數達7.2萬頭。

　　2010年11月26日，現代牧業在香港上市（01117.HK）。2012年10月31日，現代牧業公佈的財報數據顯示，已投入運營的牧場總數達到20個，另有在建牧場2個，奶牛總存欄數約17萬頭，其中成年乳牛7.26萬頭，日總產量約1400噸，現代牧業的牧場覆蓋全國六大區域。

　　以市值計，KKR的投資如今已翻番，價值22.7億港元以上（約3億美元）。

通吃上下游

「如果牧場建設真的只是圖紙這麼簡單，不考慮南北氣候、土壤等等差異，也就不會只有三四家企業可以做了」

　　前述現代牧業中層管理人員認為，現代牧業之所以能做起來，是因為做得早，在政府資源方面有優勢，拿地容易。鄧九強的建設模式也非常獨特，即大到牧草，小到牧場裡使用的各類器械全都自己做。然而，多位業內人士卻指出，即使能夠不考慮大型牧場最受人詬病的環境問題，現代牧業通殺上游壓成本，下游背靠蒙牛，需求穩定的模式仍然很難被其他牧場複製。

　　九強機械公司在其官方網站上介紹，曾經為現代牧業集團的安徽馬鞍山、張家口沽源、張家口察北、哈爾濱尚志、山東汶上、四川眉山及內蒙古伊利等大型現代化牧場配置牧場基礎設施、全混合日糧設備、糞便處理設備、場地運輸設備等。

　　而上述現代牧業中層管理人員則透露，鄧九強正是九強機械的實際控制人，現代牧業的管理層幾乎包攬牧場相關產業。目前，很多國外經營牧場器械的公司根本不敢賣產品給現代牧業。「鄧總拿什麼學什麼，很多東西很快就自己做了，沒人能賺他的錢。」

　　四方力歐投資部經理趙鳴曉告訴財新記者，四方力歐在幫助現代牧業設計最初幾個萬頭牧場後丟掉了這個客戶。

　　「牧場設計費已經降到了十年前的十分之一，一個超大型牧場的設計費也不過百萬元。但企業老闆還不想付，覺得可以拿著現成圖紙自己做。」對於自建牧場的風險，他笑稱：「如果牧場建設真的只是圖紙這麼簡單，不考慮南北氣候、土壤等等差異，也就不會只有三四家企業可以做了。」

　　除了包攬周邊，現代牧業往更上遊走。2012年1月，現代牧業宣佈以1350萬元的價格入股了秋實草業，持有該公司共18%股權。鄧九強的女兒鄧源，持有秋實股份約63.3%，成為該公司的控股股東。與此同時，現代牧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高麗娜之子亓小航，亦持有秋實13.3%的股權。2012年6月，現代牧業與秋實簽訂了高達5000萬元的飼草銷售協議。

　　今年9月鄧九強辭去董事長職務，新上任董事長華裕能來自KKR，他曾向媒體表示，鄧九強需要處理其他的生意。而業內人士普遍猜測這其他生意正是牧草和飼料。

　　另一邊，現代牧業還開始試探下游乳品生產。華裕能出任董事長不久就通過媒體表態稱：「未來可將七成牛奶供應給蒙牛，剩下三成將用於發展自主品牌。」華裕能說，目前現代牧業的自主品牌牛奶在國內一線城市每日銷量已達到30噸，市場反應較佳。

　　按照國家的現有規定，牧場和乳品加工企業必須保持一定的地理區隔或距離。然而，現代牧業的乳品加工車間就設在牧場，離擠奶廳不到40米。

【血荒求治·上篇】黑市再現

　　「要血嗎？」「血頭」出現了。2012年10月19日，在北京一家三甲軍隊醫院的獻血大廳門口，一個穿藍色上衣和牛仔褲，胸前斜挎黑色小包的30多歲平頭男人，用低沉的嗓音向進門的行人兜售血液。

　　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大門口的立交橋上，也三三兩兩站著不少「血頭」，他們大多三兩成群，男性居多，胸前斜挎小包，看著從血液中心門口進出、行色匆匆又面露難色的行人，便會主動詢問「互助獻血嗎？」

　　夏國慶就是這樣遇到「血頭」的。今年年初，她拿著獻血單在醫院北門遇到一穿紅衣的高個男子，4000cc血液開價2萬元人民幣。經討價還價，商定紅衣男子為夏國慶找九個「獻血人」湊3600cc血液,剩餘400cc由夏建慶的兒子獻血補足，夏國慶支付1.2萬元。談妥後，紅衣男子拿走了夏國慶的獻血單。

　　輸血的那天，夏國慶按約定來到醫院輸血科，紅衣男子領來的九個陌生人已經早早排在輸血科門口的隊伍裡。夏國慶被告知：「這些人獻完血後確定患者到血就可以付錢了。」

　　這批「獻血者」是被招募來的。他們和夏國慶素不相識。今年20歲的蘇亮，即是被招募的九人之一。他在出租屋裡上網時看到廣告，「獻血即拿到500塊錢」，就聯繫上了招募賣血者的趙紅軍。

　　互助獻血範圍依法為「家屬和親友、所在單位以及社會」，醫院一般是直接告知患者家屬，再由家屬找親戚朋友籌集。由於親友關係很難驗證，給了「血頭」盈利空間。北京市曾規範獻血流程，要求醫院和血站都要驗證獻血者身份，患者家屬必須在醫院填寫《互助獻血申請書》中獻血者姓名、身份證號等完整信息，醫院蓋章後，再拿到血液中心，血液中心也要核對獻血者身份證號等信息是否與《互助獻血申請書》一致。

　　不過，多位「血頭」稱，醫生也知道患者家屬獻血的困難，為了能找到血液做手術，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些醫院仍會先給患者家屬空白的《互助獻血申請書》，家屬找到獻血者填表後，再拿到醫院蓋章即可。實際上，夏國慶拿到的就是空白《互助獻血申請書》。

　　紅衣男子拿走夏國慶的《互助獻血申請書》後，在醫院輸血科出示給值班工作人員，並為九人填寫《互助獻血登記表》。蘇亮接受警方調查時透露，「血頭」要求他們驗血前都自稱患者親屬。

　　4000cc血液抽取完畢後，拿到了等量的獻血證。「血頭」陪同夏國慶把獻血證交給醫院護士確認到血，付款後，交易才算結束。這批血液統一進入醫院血庫後，血庫再根據夏建慶的血型配置血液，準備手術。

　　時隔近十個月，面對財新記者時，夏國慶稱：「他們的血都輸給了我弟弟，一滴都沒有浪費，沒有血，哪能救命？」

　　買血代價不菲。按國家發改委制定的全國統一價，醫院臨床用血每200 cc紅細胞收費220 元。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劉江介紹，這僅是採集、檢測、分離加工、儲存四部分成本費用，實際成本達380元，採供血機構的人員成本、血液中心的運行都由國家財政支持，以此降低患者的用血開支。

　　據財新記者瞭解，目前血液的黑市價格是每400cc血液支付1500元-2000元，「400cc血能裝一礦泉水瓶呢，1500塊錢還多嗎？」一位「血頭」說。

　　司法卷宗顯示，每次交易，負責「搭單子」的王海濤一夥跟患者家屬收錢後，會按獻血人數以每人500元-550元錢支付給招募賣血者的趙紅軍、薛勝凱等人，他們再從中按每人50元-150元抽取後，再支付給獻血者。在給夏建慶獻血400cc後，蘇亮得到了500元錢。

　　也不是每位患者都能輕易支付這筆開支。財新記者採訪中碰到的京郊李女士幾經猶豫，最後還是跳過「血頭」，跟其找來的獻血女孩達成協議，400cc血以800元的價格支付給獻血女孩，比「血頭」2000塊錢的要價便宜很多。

　　不過，「血頭」們對這個一本萬利的生意信心滿滿。「互助獻血規定是家人和朋友，但很多外地人來北京看病，能有幾個親戚朋友在身邊？大部分人最後都得找我們。」一個叫楊陽的「血頭」對財新記者說。他不過20歲出頭，身材瘦弱，但深諳互助獻血運作。

風險

　　哪裡的醫院供不上血，哪裡就會有「血頭」出現。

　　執法部門加強了對血液黑市的打擊。對於等血救命的患者和家屬們而言，求助於「血頭」仍是救命稻草。2012年10月16日，在北京市血液中心獻血大廳，財新記者到達時，恰有兩名「血頭」被警察抓獲。10月19日，在一家三甲軍隊醫院獻血大廳，兩名便衣警察，分別喬裝成醫生和家屬在人群中走動，防止賣血者混入其中。

　　不乏患者對賣血者表示同情。夏國慶說：「醫院沒有血，我們實在是沒辦法，「血頭」沒賺很多錢，就算從醫院買血，也要花錢，政府為什麼要抓人？」「血頭」們也並不認為自己犯法。王海濤等人的辯護律師在法庭上辯稱，「血頭」能組織血液買賣，主要問題是患者對血液的需求，這是法律上的漏洞，雖然被告人違犯了法律，但客觀上挽救了被害人。

　　經匿名群眾電話舉報，向夏國慶賣血的張立輝、李朋曉、趙紅軍、薛勝凱等人被抓獲。隨後，王海濤、趙云龍等「血頭」也相繼落網。一個多達12人、分工明確的賣血網絡暴露在公眾面前。2012年9月25日，海淀法院開庭公開審理，王海濤的辯護律師在法庭上辯護稱，血液經過醫院檢測，是安全的，組織賣血「社會危害性不大」。

　　但衛生專家們並不這麼認為。國際紅十字會早在1948年就向各國呼籲無償獻血，各國逐漸達成共識，只有無償才能保障血液安全。據劉江介紹，之所以中國下決心建立無償獻血制度，就是因為一旦血液來源和利益掛鉤，就必然導致血液提供者隱瞞真正的健康狀況供血，甚至頻繁供血，從而釀成經血液傳播疾病的流行。「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一些省份出現大量艾滋病，就是由賣血經濟導致的。」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卓小勤說。

　　劉江坦承，「互助獻血的缺點就是誘發了賣血。」廣東汕頭中心血站2007年曾做一項調查，對象是符合獻血者健康檢查要求的親友互助獻血者1383例和街頭自願無償獻血者13809例。調查顯示，親友互助獻血組五項監測不合格率和血液ALT（丙氨酸轉氨酶，用於檢測肝臟是否有炎症、肝細胞受損）、抗-HCV、梅毒不合格率明顯高於街頭自願無償獻血組，另外兩項檢測乙肝和艾滋的HB sAg、抗-H IV不合格率差異不顯著。

　　劉江向財新記者透露，從2011年起，北京市互助獻血驟然增多，2011年開始比例是3%，預計2012年將達到10%。以北京市每年40萬人次獻血折算，這意味著有4萬人次屬於互助獻血。

　　今年23歲的山西人孫某，1米58的個頭，頭髮沾滿灰塵、瘦小的身體包裹在淺黃色運動服裡。2012年10月10日，已經失去工作多日的孫某第一次嘗到賣血的甜頭。從網上看到招募信息後，他聯繫「血頭」小宇，到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獻血400cc，小宇給他400元作為回報。10月16日，錢都花光後，孫某再次來到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想要獻血換錢，「可惜我沒有換身份證，那個量血壓的（醫生）認出我來了，說你不是前兩天才獻過血了麼，我就沒獻成」。

　　次日，孫某再次前往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他躲開前一天認出他的那位醫生，用別人的身份證成功獻血，又拿到了400塊錢。「我和身份證上的人比較像，他們沒有發現。」孫某不無自豪地說。

　　醫護人員告訴財新記者，這些賣血者的血液將統一按血型收入血庫，再按各醫院上報的計劃隨機分配給不同血型的患者。一旦供血者未能如實填寫健康狀況，而丙肝、艾滋等患病信息的檢測存在窗口期，就可能有問題血液混入，再通過血站進一步傳播。

　　財新記者獲悉，從2011年8月11日起，因互助獻血買賣血液亂象突出，又難以抓到確鑿證據，武漢已經叫停了互助獻血。衛生部也表態，將地方互助獻血比例納入考核績效，若大於5%，每超過1個百分點，將扣血站1分。

　　對於更多缺血城市，擴大的血液供需缺口如何彌補，目前尚無答案。

一個時代的榮耀與傷害 標本李經緯(上篇)

李經緯作為改革開放後的著名企業家聞名，卻因「國家工作人員」身份而獲貪污罪。74歲，他戴罪離世。

中國的開放與轉軌進程，給了這個遺腹子絕佳的機會，憑藉勤奮與聰明，創辦健力寶並將其推上中國飲料第一品牌寶座。但轉軌中的模糊與複雜，也給他帶來巨大傷害，被迫黯然離開傾盡心力18年的這家國企，並致身陷囫圇。

他的葬禮，沒有悼詞，弔唁者也沒有頭銜。

如果你知道李經緯和他一手創立的健力寶曾經何等聲名赫赫，便會明白這場葬禮的低調與安靜，是多麼巨大的反差。

2013年4月26日，廣東佛山市三水區殯儀館。追悼會時間不長，曾經的體操王子李寧，頭髮花白，一身黑衣，依三水風俗手持黑傘，腕戴毛巾，緊立在家屬們身後。他雙手合十，淚水潸然，默哀時刻長時間低頭閉目，一遍又一遍90度鞠躬。

得到李經緯病逝的消息時，李寧正在韓國，他立即直奔三水，到達當晚就徹夜守靈。治喪期間，李寧極為低調，但裡外應對，不難見其處處自執「長子之禮」。曾有消息說他將發表悼詞，但最終卻未置一詞。

事實上，整場葬禮，沒有悼詞，僅僅只有李經緯長子代表親屬致答謝詞。

整場葬禮，也沒有頭銜。弔唁者名單按界別分類，直接宣讀姓名：文藝界……體育界……

李經緯的靈堂，設在三水一棟破舊的單元樓內。那是他最早的家，就在區政府對面，從馬路上要穿過一條小巷才能走到，樓道口的鐵門，鏽跡斑斑。

李家在四樓。前來弔唁的人絡繹不絕，但水泥樓梯兩人並排走都嫌擠。堂屋裡擠滿了身披白衣的家屬們，而李經緯的遺照只能乾脆放在地上。

曾經住在李家樓下的蕭月興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棟樓是上世紀90年代一些干部一起集資蓋的，李家分到一套，她家也分了一套。1998年前後，蕭月興將她家的那套賣給了李經緯，「他當時說，兩個兒子，一人一套」。

後來，李經緯在三水和廣州也各買了房子。而在百年之後，他最終選擇葉落歸根，回到這裡。

曾經名震全國的企業家李經緯，就這樣，在74歲以戴罪之身離世——2002年李經緯因涉嫌貪污而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職務，被監視居住；十年之後，2011年，他被以貪污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5年。

在最好的時候，做好了準備

彼時廣東正被時代推到改革開放的最前沿，而包括電視、冰箱、啤酒等在內的輕工業，則是開放前沿的前沿。在一個開放之地，遺腹子李經緯所有的聰明與勤奮都得到了爆發。

「我從心裡尊敬他。」李經緯的辯護律師王波當年為其做的是無罪辯護。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業二十多年，我一直是個很理性的人，這次卻很感性。你無法想像在改革開放的那個年代，他曾經帶給我們多少精神激勵。他就像一面旗幟。」

王波是廣州市律師協會會長、金鵬律師事務所合夥人。1993年，鄧小平南巡後他辭職下海，成立廣州第一傢俬營律所。

彼時，健力寶正如日中天，被稱為「東方魔水」。而李經緯，也光環籠罩，其創業故事，被媒體廣為宣傳。

1939年，李經緯出生於廣東三水區白坭鎮。他的早年經歷，鮮為人知。

他的表弟——也是健力寶不可忽略的功臣——區盛聯回憶說，表哥是遺腹子，父親死於戰亂，母親生下他後便去了廣州並且改嫁，因無力撫養，將李經緯送到孤兒院。

十多歲時，李經緯跟廣州一位遠房親戚學修水電，「經常是一手扛著梯子，一手騎著單車在街上跑」。

區盛聯的母親與李經緯的母親是親姐妹，當李母去世後，區家就成了李經緯僅有的至親。新中國成立後，他回到三水，寄住區家。

彼時區家家境不錯，父母開舖賣布，包括區盛聯在內共有12個子女。沒上過一天學的李經緯幫不上忙，只能挑水。

「他當時在我們家算是工人。」區盛聯說。區比李經緯小四歲，總是一口一個「緯哥」，很親近。在區的印象中，表哥除了愛交朋友，小時候沒什麼特別。

1954年，15歲的李經緯在三水縣印刷廠當起排版學徒工，一邊揀字一邊學認了一些字，幾年之後，竟然當上了副廠長。

李經緯喜歡籃球，區盛聯喜歡乒乓球，誰也沒想到，日後他們的一生以及健力寶的命運，都因了兒時愛好的機緣。

在印刷廠待了7年後，李經緯因為在籃球場結識三水縣武裝部一位領導，被提到縣體委當副主任。

一干便是十多年。窮苦出身，和底層的磨難，讓李經緯異常努力。

那種努力，許多人看在眼裡，至今印象深刻。李經緯的知交密友、現年81歲的梁晃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們就是那時候相熟的。當時他在糧食局工作，經常去體委打球。有一次球賽，看到身為體委副主任的李經緯一直站在場外給運動員們提鞋，讓他對這人另眼相看，便主動和他交朋友。

相熟後，他們往來頻繁。彼時糧食緊張，按票定量供應，而運動員的食量大過常人，常常吃不飽。李經緯便問梁晃有沒有解決辦法，梁想了想，如果把大米換成米碎，可以變成雙倍的量。李經緯便托他時不時換一些米碎，和大米一起煮，讓運動員們吃上了飽飯。

1973年，32歲的李經緯被平調到瀕臨倒閉的三水酒廠當副廠長。在當時，這實在稱不上是一樁好事。

不過，命運其實讓他趕上了好時候。日後人們會發現，這段時間成為中國企業史上不可忽略的節點，正是1980年代初期，集中誕生了聯想、海爾、萬科等一大批知名企業。

因為地理位置天然是中國跟世界接觸最重要的窗口，彼時廣東正被時代推到改革開放的最前沿，而包括電視、冰箱、啤酒等在內的輕工業，則是開放前沿的前沿——中國第六、第七個五年計劃（1981-1990年）均提出，集中對消費品工業進行投資。在廣州，從1978年開始的5年裡，輕工業產值就增加了一倍。

在一個相對開放之地，李經緯所有的聰明與勤奮都得到了爆發。

梁晃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李經緯先是做米酒，帶著廠裡幾個年輕人，背著酒沿著鄰近的佛山、廣州等城市一個一個酒樓地推銷。後來他又鼓搗出「貓頭鷹」牌禮品酒和「強力」牌啤酒，憑著同樣的辦法，硬是將這兩種酒打造成當地的「名酒」。

然而，所有這些，彷彿都只是為了準備日後的一項大事業：健力寶。

穿針引線與28萬元大冒險

最後的罐裝過程更有趣：通過健力寶一位總工程師的老同學關係，首批200箱健力寶，是在其後來重要的競爭對手——深圳百事可樂公司的生產線上偷偷完成罐裝的。

關於健力寶是怎麼誕生的，坊間流傳著多個版本，在區盛聯看來，那都是「神化」。

真實的故事是：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體委為改變中國體育科學研究的落後狀況，專門向國內各研究院所下達一批研究項目，其中包括運動型飲料。隨後，廣州體育科學研究所研發出一種「藥水」，可以讓運動員迅速恢復體力。

領銜這項研究的是歐陽孝、黃協榮、陳新凎等幾位教授和研究員。成果出來後，他們找到廣州當時最大的汽水生產商亞洲汽水廠，想合作生產，但被拒絕。接著又找了當地啤酒廠，還是拒絕——即便是現在，科技成果如何轉化成產品依然是一個普遍難題，更何況改革開放初期。

一次聊天時，歐陽孝無意中和當時在廣東省乒乓球隊任主教練的區盛聯聊起來，區當即說，「我表哥在三水搞酒廠，你們要不要去試試？」

歐陽孝、黃協榮等一行五人，坐著公共汽車就去了三水酒廠。雙方一拍即合，李經緯答應提供資金支持。

其實，當時的三水酒廠並不富裕。區盛聯至今依然清晰記得酒廠如何之破：地是不平的，客人來了坐的是條凳，連個靠背椅都沒有。

但李經緯非常珍惜這次機遇，每次科研人員下廠，都好吃好喝地招待。區盛聯開玩笑說：「當時我真擔心，把這個小破廠給吃窮了。」

研發組成員之一、時任藥劑師的黃協榮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們前後花了三個多月，做了一百三十多個試驗，最終獲得滿意的結果，做出了健力寶汽水。

不過，怎麼賣出去，大家都沒底。此時，體委副主任的經歷給李經緯帶來了福音——他從體育系統獲得消息，國家體委正在為首次出征洛杉磯奧運會的中國體育代表團準備飲料。但是，初步選定的飲料就有四五種，健力寶作為「新兵」，要想獲得青睞並非易事。

恰在這前後，區盛聯調到廣東省體委外事處，他瞭解到，第11屆亞洲足聯代表大會將在廣州白天鵝賓館召開。新的機會近在咫尺，通過他的再次牽線，健力寶可以送到亞足聯會議上。

但這個想法卻遭到了反對，廠裡很多人不理解：飲料與足球會議有什麼關係？健力寶剛剛問世，一分錢還沒賺，為什麼要先讓那些不相干的洋人白吃白喝？

但李經緯堅持。幾天內，設計商標、題寫名字、工商登記，一切迅速完成。李的強硬，可見一斑。他在日後多年，也始終保持著對健力寶的這種強大控制力。

李經緯的新想法與讓想法落地的能力，也從彼時就露出端倪——他提出一個大膽建議，用當時極為新潮的易拉罐包裝健力寶。那時候國內尚無一家易拉罐生產企業，而三水酒廠也沒有這種罐裝線。但後來，李經緯硬是說動一家香港企業，在距亞足聯大會開幕僅有3天的時候為健力寶定製生產了小批量的易拉罐。

最後的罐裝過程更有趣：通過健力寶一位總工程師的老同學關係，首批200箱健力寶的罐裝，是在其後來重要的競爭對手——深圳百事可樂公司的生產線上偷偷完成的。

黃協榮全程參與了那次「秘密行動」。他回憶說，為了不洩密，飲料是先在三水配好，再拉到深圳去的，「罐裝時的工人，也用的是自己人」。

憑著亞足聯會議上的這招「隔山打牛」，剛剛誕生的健力寶成為中國奧運代表團的首選飲料，並在1984年8月隨著中國隊的出色成績而大放異彩。

特別是當健力寶贊助的中國女排擊敗東道主美國隊，實現「三連冠」時，形容健力寶為「東方魔水」的新聞全球瘋傳，這種橙黃色碳酸飲料一夜成名。

人們後來才知道，健力寶這是一次多麼孤注一擲的冒險。

健力寶的初始資金總共只有28萬元，而且這28萬元還是一筆貸款，本來是用於為強力啤酒購買機器設備的。但這筆錢，最終被李經緯全數砸到奧運會上。毫無疑問，這在當時堪稱驚世之舉。

沒有人知道李經緯如何作出並且堅持了這麼瘋狂的計劃。後來，健力寶成功之後，有人提議定個開張日子，李脫口便說：「就8月28日吧，我們靠28萬元起家，8月份在奧運會亮相。是個紀念。」

於是這一天就成了健力寶的生日，沿襲至今。

1988年末，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名亞洲問題專家傅高義，在經過8個月的實地調查後，寫了一本《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李經緯和健力寶的故事，在書中被專門著墨。

「健力寶是中國傳統關係孕育出來的現代產品，而李經緯則是導演這一成就的魔法師。」傅高義如此評價。在他看來，健力寶的開創，是在缺乏現代效率、管理、組織等概念的情況下，「通過個人穿針引線帶來的成功」。

活在「活水」之中

「這就是沒讀書的好處，沒有條條框框。」

那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四野都透著一種凍僵之後回春的生機勃勃。「先行一步，敢闖敢試」這句著名的口號激盪在珠江三角洲，最先建立特區，最先取消「魚票」放開當地人愛吃的鮮魚的價格……廣東在市場經濟的暖流中一天比一天「活」起來。

李經緯，活在這潭無邊「活水」中。

洛杉磯奧運會後，甜蜜的麻煩隨之而來，國家隊的隊員們紛紛要求喝健力寶。

當時國家13支運動隊，每年飲料費6000元，攤下來只夠每人每年一箱健力寶。如果健力寶要贊助，一年得送出去26萬元的貨。

當時健力寶公司賬面銷售利潤不過幾萬元，李經緯們出差也只能睡招待所的地下室。這麼大手筆的贊助，不可能獲得三水上下的應允——要知道，酒廠畢竟還是國企，錢不能亂花，而此前的奧運會贊助已經在當地掀起狂瀾，非議者眾。

區盛聯回憶說，一開始李經緯也不知如何是好，最後乾脆「先斬後奏」，簽下贊助協議。幸運的是，中國女排、乒乓球等運動項目在國內和國際比賽上接連大放異彩，健力寶隨之聲名鵲起。

1987年，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在廣州舉行，此前區盛聯恰好調入六運會的集資處。嘗到贊助體育賽事甜頭的李經緯再出大手筆，以250萬元的價格買下六運會的飲料專用權。

這250萬元，相當於當時三水縣幾家大企業加起來的全年利潤，而健力寶自身還在償還買設備和基建欠下的貸款，盈利並不多。李經緯由此引來三水上下批評一片。

然而，六運會結束不久，健力寶舉行訂貨會。才開了兩個鐘頭，訂單就達2億元。

三年後，第11屆亞運會在北京召開，故事再次重演。李經緯再次頂住壓力，以一千多萬元的代價成為第一家贊助亞運會且贊助額最高的中國企業。

故事的結果，李經緯再次賭贏了——1990年，在鄭州舉行的全國糖酒商品秋季訂貨會上，健力寶的訂單幾天之內就高達7.5億元，佔整個訂貨會合同金額的1/4。

以「健力寶」命名的賽事，此後便從圍棋、跳水一直蔓延到健美、橋牌等各個運動場；冠以「健力寶」名頭的運動隊，也從廣東省乒乓球隊、廣東省田徑隊等向其他省份與領域擴張，甚至包括一支名叫西安水電學院足球隊的業餘隊。

李經緯的新想法並不僅僅止於體育營銷。1990年代，他還搞出了一件讓全國上下一起著魔的事情——「拉環有獎」促銷。這個遊戲在中國城鄉獲得巨大成功，幾乎成為那個年代的一種標誌性集體記憶。

尤其讓人意外的是，「健力寶拉環」成為很多鄉村騙子的著名道具：在長途汽車上，他們往往驚呼自己剛剛拉開的健力寶，中了5萬元巨獎，然後將之低價轉賣給貪小便宜的同車乘客。

整整十年裡，這個愚蠢的詐騙遊戲一直在全國各地的城鄉上演著。《健力寶報》記載，拿著假獎環到總部來兌獎的人絡繹不絕，有時一天多達數十人，而且都是5萬元的一等獎，「每個人都像著魔似的，哭的、罵的、鬧的、靜坐的……把健力寶的兌獎辦公室鬧得沸沸揚揚，不得安寧……」

因為李經緯的類似「突發奇想」，健力寶開了不少先河。

比如，健力寶也是國內最早設立公關部的企業之一——區盛聯說，1984年，健力寶剛誕生不久，在一次廠領導討論經營的會議快要結束時，李經緯突然提出：「國家有個外交部，我們搞個公關部，專門搞關係。」

公共關係這個新名詞，上世紀80年代初才開始從國外傳入，得到廣泛認知則是1990年代後期的事情。但沒上過學的李經緯，卻靠著自己的敏感，成為公共關係在中國最早的實踐者——讓世界超級球星蘇格拉底為首的巴西足球隊身穿健力寶球衣參賽，讓美國著名的哈林男子籃球隊在萬里長城上喝「健力寶」，邀請「體操王子」李寧、著名女科學家金慶民加盟健力寶並出任總經理特別助理，聘「棋聖」聶衛平、「乒壇大姐大」鄧亞萍為高級顧問，聘請一些離退休老幹部出任公司顧問……

「他的思維基本不受限制，這就是沒讀書的好處，沒有條條框框。」區盛聯調侃道。

就在這些異想天開和大膽冒險中，健力寶紅得發紫。那時候健力寶在市場上受歡迎的程度，從王波至今難忘的一個細節可以看出來——1990年代初，他第一次接待遠道而來的女朋友，就是特意買了一瓶健力寶，小心而滿足地兩個人一起分著喝。

因為緊俏，不少人托區盛聯找表哥要貨，一張批條能被炒到幾萬塊。但李經緯在這事上非常絕情，「他說，你來我請你吃飯可以，但找我拿貨，不行」。

1984年，健力寶銷售額345萬元，第二年翻了四倍多，第三年1.3億，此後十年一路飆升到超過50億元，並且多年來一直佔據「民族飲料第一品牌」的寶座。李經緯去世當日，中國飲料工業協會的唁電如此回顧：「從1991年至1996年，健力寶集團囊括全國飲料行業產品、銷量、利稅到利潤的所有第一名。」

而李經緯一直牢牢控制著這家迅速膨脹的公司。鼎盛時期，他毫不猶豫地決定在紐約買下帝國大廈的整整一層。1997年，他執意改變健力寶偏居三水一隅的小格局，在廣州建一座高達38層的健力寶大廈。

說史130614傑弗遜傳(7)威士忌之亂上篇

法律131003侵權法(七) 論誹謗 上篇 掌門天地

法律131003
侵權法(七) 論誹謗 上篇
蕭律師執筆

「誹謗」Defamation 是一種侵權行為。 法律通過禁止其他人發表可能引起對受害人的負面關注，以保障個人的名譽免受傷害。***

不適當使用個人資訊是一種較新的侵權行為。
在誹謗及濫用個人資科的案件中， 許多都涉及知名度較高的公眾人物與傳媒之間的衝突，體現出兩種互相競爭的權利： “保障私隱權” 和 “傳媒的言論自由權”。***

誹謗的定義
Def. 「誹謗」是一個 不確實陳述untrue statement的發表publication， 致使社會上思想正常的人right-thinking persons廻避avoid受害人。****

利用文字等方式的誹謗Libel及 口頭誹謗Slander
Libel和Slander是兩種不同的誹謗方式。

如果不確實陳述的發表是一種恆久性permanent形式，如文字、電視、電台、電報、電影或互聯網播放等，這是Libel。原告不需證明自身有損害就可以起訴actionable per se。***

如果不確實陳述的發表不是一種恆久性形式，如口頭說話、手勢、姿態等（註：但不包在公眾媒體發布，而構成libel那種，如廣擴人在電視節目上的談話。），則原告人需要有確實特別損害special damage的証據，如職位的喪失或商業上利益的損失，始可起訴。***

但此原則有下列的例外（即原告不須有特別損害而即可起訴者）：
‧原告曾犯嚴重罪行serious criminal offence；
‧女原告人不貞潔或淫蕩或通姦；
‧原告有令別人不願和他接觸的傳染病；
‧該言論指稱：原告不適合unfit、不忠實dishonest、或不能勝任incompetent他現行的行業trade、專業profession或生意business。

但以下幾點要注意：
‧死者不能通過其遺產代理人起訴或辯護一件defamation案件。 當事雙方都要是當下活著的人；
‧如案件不複雜，一方有權提出由陪審團審判；是否複雜則由法官決定（聽取雙方理據後）。在雙方同意下可協議是否由陪審團審判。
‧原告須於12個月內起訴。***
不能用公幣起訴，所以不會有法律援助。*** 法庭要原告自資洗刷污名。
‧由法官決定有無事實足以構成誹謗；由陪審團去裁決那些事實是否構成誹謗。****

構成誹謗的要素Elements of Defamation
誹謗是一個使人名譽受損的陳述statement，使受害者暴露於憎惡hatred、蔑視contempt及嘲笑中，並使社會內思想正常的人低看受害人。
Palmiter v. Coupland (1840)； Sim v. Stretch (1936) HL。
陳述必須是（1）誹謗性；（2）針對原告人；及（3）發表了published。

以下是某些被裁決構成誹謗性質的案例：
‧一個演員被形容“令人厭惡的醜陋”：Berkoff v. Burchill；
‧一個演員被指稱是同性戀者，卻擺出雙性戀者去保持形象：Donovan v. The Face (1992)
‧一個業餘高爾夫球手被描繪成認可一間有名的朱咕力製造廠（被告）（由是可導致他被取消業餘資格）：Tolley v. Fry (1931) AC.

誹謗性陳述可以是暗指的implied。*** 在上述Tolley一案中沒有明顯陳述說原告人認可那間被告朱古力廠；是一個廣告暗指原告認可該廠。

指向原告 Referring to Plaintiff
原告必須證明誹謗是指點他本人***， 例如原告被點名named或在表達方式中被認定identified。
即使表達方面沒有指點是原告人，但如其他人有理由相信那是指原告，原告人仍可起訴。

Newstead v. London Express Newspaper （CA1940）
被告 “倫敦快報”報導： 住Camberwell的X，30歲，犯重婚罪。剛巧住在Camberwell 有另外一人也是叫X（他沒有犯重婚罪）同時也是年30歲。後者起訴報館誹謗。法庭判原告得直，因其他明理人確信那誹謗言辭是指原告。

原告即使沒有被點名，但其他訊息充份顯示（即使是錯悞）認得出來也足可構成誹謗。
Morgan v. Odhams Press（HL1971）
由被告擁有的太陽報報導一個年青女子被誘拐。 女子事實上在誘拐時間當中留在原告（一個新聞記者）家中。 原告聲稱報導雖沒有指出是他，卻暗示給知悉該女子留在他家中的人認為他是黨徒的一份子。
法庭裁決：即使原告在該份誹謗性報導中並沒有被點名或任何暗示方式意指原告，但認識原告的人都認為那是指原告。那已很充份。

對一群廣大社群，如醫生、律師或大學講師，的誹謗性陳述方式，任何其中一名成員不能對此興頌，除非此成員特別地被識別出來。
但如果被提及的是一有限度組群（如公司董事局），則該組群內每一成員都可提出起訴。

發表Publication
誹謗性陳述最少要向原告及其配偶以外最少一人發表。***

Eglantime Inn v Smith （HC1948）：一位打字員依照老闆的意思打一份有誹謗性的文字，然後交回老闆，那不算發表。
Cutler v McPhail（HC1962）：但如該打字員將這份稿件副本寄給報章的主編祈望刊登，或者他疏忽地將稿件錯入信封而寄給了他人，又或在一間擠滿人的房間中大聲將它讀出來，那就是發表了。

如果誹謗性陳述被一個不期望出現的人聽到，或一封信由一個無權閱讀該信的人讀出，那也不算是發表。
Huth v Huth（CA1915）：在一件牽涉失職案中，一位過分好奇的管家拉出一封沒有封口的信封朗讀出來。法庭認為沒有發表，因為拆信並非管家的職責。

每重複一次一項誹謗性陳述都是一個新的發表***，因此在印刷刊物中，作者，編輯和出版者全部要負責。
誹謗法例已列明，一些機械式的分配者，如圖書館、報紙批發商、印刷商、現場廣播者及互聯網供應商可用無心散播innocent dissemination作辯護，如他能證明，即使他已採取合理謹慎措施，仍無法控制誹謗者施行誹謗散播。

Godfrey v Demon Internet（1999）
在一宗誹謗案中，被告互聯網供應商提出辯護，它無可能為互聯網使用者的誹謗負責。但法庭認為被告敗訴，因原告曾通知被告網上的資訊含有誹謗，並要求被告移除。

在Metropolitan Int’l Schools v Google UK（2009）案中引起的爭論點是：Google算不算是一個發表者publisher或只是一個促進者facilitator？
法庭認為Google無須為誹謗言辭負責，因為它無法控制使用者鍵入的搜索詞search terms或鋪上網的資料。

SENSE隨筆131009「IQ Test」的歷史(上篇) 掌門天地

SENSE隨筆131009
IQ Test的歷史(上篇) ：決定天才或低能的合法劊子手
Thomas執筆

1. 引言

「智力測驗IQ Test」是一個用單一及等量單位去測量人們有多聰明的工具。***

任何工具都是思想的產物， 而思想則是時代精神和意識形態的產物。 「智力測驗」作為思想工具也不例外，它對智力的定義和使用目的，彰顯著時代的意識形態，其測量出的所謂「客觀數據」也是建基於某些主觀預設的。

這些背後的想法及預設是沒法從理論的內部了解的，它們是歷史性的。**** 本文使用歷史的縱深去了解 「智力測驗」的產生， 用廣闊的視野去批判謬誤的習見。 從而了解到它如何誤導了人們對智力的理解，及限制了人們潛能的拓展。

2. 時代精神

最早的智力測驗開始於維多利亞時代， 那是一個受工業革命和演化論影響的年代。 歷史學家Edward J. Larson描述：「那時代的人包括達爾文在內，他們的觀念來自一個受效用主義、個人定義、帝國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影響的世界觀..…把個人競爭描繪為經濟進步的動力。」***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 史賓塞更提出「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說法，整個西方世界正在努力掙扎著擺脫農業社會的貧窮，鑑別何人為「適者」變成了當務之急。

3. 量度狂爵士Galton

最早嘗試去量度智力的人是Sir Francis Galton，他是 達爾文的堂弟。他一直深信自己的家族遺傳了高智力的血統，在《物種始原》出版後十年，他寫了一本名為《遺傳天才Hereditary Genius》的書。 《物種始原》一直再版至今，但《遺傳天才》卻早已默默無聞。

他是一個量度狂，「只要可能，便用數字」是他常掛在口邊的説話。 他創造了「心理計量學psychometrics」這一語詞及學科。 他也是「優生學」的始祖，他測量智力的目標就是要將人按智力分等級。 其實在進行測量之前，他已經對人的等級有了劃分—- 央格魯撒克遜人名列最前，其他有色人種排其後，黑人排最後；測量只是去證明他的想法而已。

Galton為有關人類未來繁殖的策略學說創造了一個新字「優生學」Eugenics（來自希臘文字根Well和Born）。 他認為「智力」是天生的，只有很少數人擁有這種高品質的遺傳，例如他自己和表兄達爾文，因此他深信教育和慈善事業是一種浪費。 他更推論殘病和貧窮是智力偏低有以致之，他們的繁衍會「沖淡」人類中優質的遺傳，以至危害整個人類物種。為了挽救這場「危機」，他建議英國政府鼓勵優良男女結婚生育，制約智力低於標準者的生育機會。 而不願放棄生育的劣質人應被視作「國家的敵人」。

為了訂立進行「公眾測驗的執行和原則」，他制作了「人體測量實驗室」去量度人們身體的各部分，例如拳擊速度、呼吸力量、聽力和視覺等，因為他認為高智力的人感觀是比一般人敏銳的。

他也發明了 “相關性系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作為找出各種數據與智力的相互關係的統計方法。 可是諷刺地，他所發明的統計工具卻證明了他所採集的數據彼此亳不相干，不能衡量人的智力。其後雖然他的得意門生 James Cattell也做了很多相關的心理測試，但最終也被研究生Clark Wissler證明該等心理測驗結果與學業表現完全沒有關係。

4. 第一個智力測驗「Binet-Simon Test」

雖然英國人在智力測驗方面失敗了，但海峽的另一邊，法國人Alfred Binet卻造出了第一個智力測驗，但他的出發點與Galton等人截然不同。 他對智力測驗的興趣源於察覺兩個女兒擁很不同的學習模式。 他也曾採用過很多Galton及Cattell的人體感官測驗模式。但發現兒童比成人的感官還要敏銳，這違反了成人智力高於兒童的想法，因此放棄了Galton的學說。***

與英國人不同，在 “平等、博愛、自由” 的法國大革命理想感召下，法國政府於1890年宣佈所有兒童均須上學。為了照顧當中有特殊需要的智障兒童，法國政府組成了一個研究兒童智力的委員會，Binet成為該會的主席。用了十五年研發時間，他與研究員Theodore Simon共同製作了現代第一篇智力測驗試題，稱為「Binet-Simon Test」。

研發中期，他們發現在兩組分別為「正常」和所謂「不正常」的孩子的表現當中，似有重疊現象，有時候甚至是「不正常」的孩子表現還要好。 因此他們轉移了焦點，企圖在測驗中發現孩子在什麼年齡能答復什麼樣的問題。***

測試的問題包括有視覺專注力、分辨物件、命名身體部位、重複敘述別人話語及描述事物的差異性等等。 他們認為人有一個生理年齡Chronicle Age及一個心智年齡Mental Age，正常情況下兩者是配合的。****

一些相關術語也同時產生，如idiots、imbeciles、morons等。但Binet認為這種量化測驗Quantitative Test相對於人類多樣性的智力有很大的限制***， 他反對用這測驗去論斷一個人的智力，他認為還需要以 質性Qualitative研究去進行了解。

以下直接引用Alfred Binet對他所製作的智力測驗的想法：

“[The scale] does not permit the measure of the intelligence, because intellectual qualities are not superposable,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measured as linear surfaces are measured.”

“Some recent thinkers have affirmed that an individual’s intelligence is a fixed quantity, a quantity that cannot be increased. We must protest and react against this brutal pessimism; we must try to demonstrate that it is founded on nothing.”

5. 一般智力理論「g-factor」

有關智力理論則由同時間的英國人Charles Spearman提出了「一般智力理論」General Intelligence Theory。 他師從現代心理學之父 馮特Wilhelm Wundt，同時也受到Galton的啟發，採用了很多統計學的方法去研究智力。

他發明了Factor Analysis作為研究不同能力相關性的工具，這些統計方法迄今也一直應用在心理計量學之上。(筆者也曾為這科目讀到嘔泡)。

在一間鄉村小學的樣本中，他發現學生不同學科的表現當中有相關性。在測驗中需要較多思維訴求的項目如古典文學等，更能預測學生運用思想的能力，因此古典文學成績影響了法文、英文的成績。 由此推論，他相信人的心靈中有一種叫「g-factor」的東西主宰人的智力，而其下則有「特殊智力」Specific intelligence影響人的特定能力。

雖然他發展的智力理論並沒有針對性的具體測量方法，但一直影響著其後的智力測驗建構直至今天。

Spearman也是一位信奉優生學的人，他說過：「我們可以…..設想從這些最低g-factor指數所構成的了解中，篩取國會議員，決定誰可以有權孕育後代。」藉著他的理論，優生論者便可以聲稱透過量度g-factor這主宰智力的因子，去實行優生計劃了。但事實上g-factor只是一個假說，並無實証上的證據可以觀察和證明它的存在。

6. 智力測驗在美國

雖然智力測驗在法國萌生了，但真正將它發揚光大的卻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將Binet-Simon Test帶回美國的，是心理學家Henry Herbert Goddard。 他最初是一位寂寂無名的學者，在美國新澤西州彎藍Vineland一所弱智兒童的訓練所任教。他曾經嘗試發展一套智力測驗，可是由於學校的設施太簡陋而沒有成功。於是他遠渡法國求教，並讀到Binet的智力測驗，他高興地把它譯成英語並帶回美國在校內測試。

經過一年的研究，他向美國醫生單位提出報告，並在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Feeble-minded的會議中發表。最後，醫學組織承認了他的報告，心理學成功把心智測量的工作從醫生手上接來，他的測驗也成了學界的共通語言和測量標準。

Goddard也是一位優生學者，他在1912年出版了一本名為《卡里卡家庭：弱智遺傳研究》的書，宣揚「弱智威脅論」。他搜尋卡里卡家族六代人員的資料，發現家族產生了141名弱智患者，只有46人完全正常，其餘291也並非良民，因此他斷然認為弱智會遺傳，並成為社會的威脅。

他成功說服學校採用他的智力測驗去找出弱智的學童。*** 1911年新澤西政府更立法要求學校開設特別班給與智力落後的學童。 智力測驗開始盛行全國，1914年104個都市中有80個採用了這種測驗。

讀書札記131021法治 (上篇) 掌門天地

“The Law is King.” Tom Paine
讀書札記131021
法治 (上篇)***
掌門執筆

《法治：英國首席大法官如是說The Rule of Law》(2010)
Tom Bingham
2011年Orwell Prize最佳政治書得主

本書是本法律哲學普及書籍，內容深入淺出，份量卻是擲地有聲。
作者Tom Bingham被推許為二戰以來英國最偉大的法官， 史無前例地一身擔任過三個司法界最高職位：上訴法院民事庭首席大法官、高等法院刑事庭首席大法官和上議院首席大法官Senior Law Lord (2000 – 2008)，後者正是全國法院之首席法官。
Bingham晚年在劍橋講學，本書即其講稿結集，洛陽紙貴，屢獲獎銜，實至名歸。

〈法治the rule of law〉定義與內涵
何謂「法治」？ 依字面義 “rule of law” 即是“法律本身施行統治”***； 而不是“rule by law統治者遵從法律以遂行施政”。此二者貌同而神異，主客之別也。
作者推崇美國立國思想家 潘恩Paine的名言 「The Law is King. 」作為法治的象徵；以區別於 “The King is Law.” 的古舊說法。

當今之世，國家的統治者是「國會」，擁有立法權，但是國會的構成及運作卻要接受憲法的制約。*** 「國家至上」與「法治」這兩項憲政的基本原則，既互為表裡，又同床異夢，其關係千絲萬縷，一言難盡。

至於「法治」的內涵是甚麽？這又是另一個“大哉問”。作者竟如是說：“至於這個詞的意義是甚麽，我卻並無把握。” 姿態謙卑，溢於言表。
查英國法學家A C Dicey在《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Constitution》(1885) 書中首創「the rule of law」這語詞，考其涵意有三：

(一) 任何人未經法院審訊及定罪，不得受罰。
這原則的真正用意是取消自古以來統治者或行政當局懲罰人民的權力。***

(二) 無人能凌駕於法律之上；並且所有人均須遵循同一法院執行的同一套法律。
此即「法律至上主義」****，西方民主社會奉之為圭臬。 然而如何理解和實踐之，卻令人躊躇費思。

(三) 英國普通法精神：憲法的各項普遍原則，是諸多特定案例中，法院對於個人權利判決的總滙。*****
這原則抬高了英國普通法 “法律源出審判實踐，即出自法院。”的精神，暗含「司法至上」。
Dicey進而貶抑其他法系 “權利源出法典。” 的精神，這精神認同法律是立法產物，即法律出自人民的意願，暗含「立法至上」。

Bingham認為上述第三點乃是“英式自大”，甚有問題。他拋出自已的修訂版定義:
Def. 「法治」是“所有人 (包括公共及私人機構) 均應接受法律約束，並享有法律賦予的權益。 而法律則應公開制訂，延後生效(即不得追溯過往)，且由法院公開司理。” ****
作者自承以Dicey定義為基礎，而於第三點作出限縮，以求周延。

〈理解法治〉
無論如可，現代法治精神包涵首次兩點是全無疑議的。只有第三點，才是暗藏的波濤，立法與司法，何者為真正的「至高無上」？其實社會並無共識。***
司法界“當仁不讓”，一貫狂推「法律 = 司法至上主義」。但是政界不作如是觀，他們推許的其實是「法律 = 立法至上主義」。同床異夢，各說各話，此之謂也。

司法界“菁英心態”壓倒一切，認定國民和議員其實不懂法律，真正的法律是精神與原則，而不是條文。*** 這點他們是對的。
舉例：(唔識野的)立法者雇用(眉精眼企的)律師，以法律術語撰寫條文，為了務求精準，有時達到可笑的地步。

作者授課時每喜舉以下條例作諷刺： 「銀行法案上訴程序規例」(1979) “本規例中所援引之任一條條款，均視為本規例之條款。” 架床叠屋，實屬無聊。

但是，誠如上文所言 “國家的統治者是國會”， 但是議員們眼中看到的只是 局部利害，只是選票，而不是正義，也不是社會整體利益！*** 這是民主政治的軟肋，議員論辨定策，每以地域、社會階層或黨派利益為依皈，而不是出諸整全性的社會正義。*** 社會正義的總滙便是法律精神與原則。
結論：植基於法律精神與原則的「法治」才是對的！

〈當代法治實踐〉
現代民主國家的內部施政，經常混淆和依違於「法律施行統治」和「按照法律施治」之間。*** 兩者差異微妙，具體實踐上經常模糊不清。

作者極度推崇美國的憲政架構，美國擁有世上第一套成文憲法***，國家的重大政策與法律條文俱出自「國會」，總統的行政權力也顯得相當吃重；但是「聯邦最高法院」得以憲法作為理據，而擁有司法複核權和否決立法權，得以箝制立法與行政的龎大權力。*** 而且其結論是「最終論決the last word」****，即無人可以再加質疑或推翻，並成為今後社會生活之遵循和指引。*****
舉例：“蘇利文案”敲定傳媒層面上有關“言論自由”的界限， 影響極為深遠；而“霍普金斯案” 則敲定職業市場層面上有關“性別歧視”的涵義。

更不只此者，連聯邦法院的權力也深受憲法的強力約束，而不得越雷池半步！
因此，美國國會、總統和 聯邦法院 “有而且僅有” 憲法所授予的權力。*****作者認為此為當代法治之極致。

反之，英國沒有成文憲法， “國會的君主 Crown in Parliament” 理論上享有無限立法權力****， 有行家打趣地說 “甚至可以廢除《大憲章》”。單從這點來看，英國竟然並非「法治國家」！

但是，在長久的政治實踐歷史上卻又遠非如此，英國人有極其頑強的恪守傳統根性，自從1688年光榮革命爾來，君主固然強硬度不得堅於 “橡皮圖章” 少許，連議會也非常自律，不敢稍攖 “法治” 之鋒芒。 所以在務實層面上面，英國不失為一個真正法治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