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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連載】跟德魯克學營銷08：供給驅動型創新

【i黑馬】導讀德魯克認為創新就是設計並開發某種尚不為人所知、尚不存在的新事物，是從經濟角度對現有的、已知的元素進行的新的配置。因此，與不善於創新的人相比，創新者有一個重大特點，即能夠從系統性的角度去審視在別人看來是互不相關的、孤立的元素。

「二戰」期間，世界上的橡膠主要源自西南太平洋地區，而當時這一地區正處在日本的控制之下。為瞭解決這個窘境，美國便迫不及待地探索如何製造合成橡膠或橡膠替代品。1943年，通用電氣公司工程師詹姆斯·賴特（JamesWright）正打算通過把硼酸和硅油混合起來製造一種新型的合成橡膠，結果卻在無意之間製造出了一種前所未見的新產品。這個新產品具有一些非常奇特的屬性。如果你將其從手中扔向地面，那麼它就會反彈到更高的高度，而且這種材料質地柔軟，具有很好的可塑性、抗腐蝕性和延展性，將其拉伸到數倍於正常長度都不會斷裂，而且一旦接觸到任何印刷品，輕微施加一些壓力，這種材料就能複製印刷品上面的圖案。雖然這種材料具有很多奇特屬性，但唯一的問題就是，它並不是橡膠的替代品。

詹姆斯·賴特沒有對這種新材料給予應有的重視，而是繼續向其他具有挑戰性的工程發起了攻堅戰。通用電氣公司對這些奇特屬性很感興趣，但沒有圍繞這種材料展開創新，沒有將其開發成一種市場前景廣闊的產品。幸運的是，該公司並沒有拋棄這種材料。

過了幾年，一個本來不大可能創新成功的人卻在無意之間撞見了這種新材料。關於他的身份流傳著多種說法，有人說他是一位失業的營銷顧問，有人說他是一位失業的廣告公司經理，也有人說他是一位四處遊蕩的銷售員。但無論如何，人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個人叫彼特·霍奇森（PeterHodgson）。一天晚上，霍奇森應邀參加一個宴會，主人為了活躍氣氛，就拿出了這種新材料供客人娛樂。在這場晚宴上，霍奇森看到了通用電氣公司的工程師們錯過的場景。他看到很多成年人都樂此不疲地玩兒這種材料製成的玩具，對它的奇特屬性充滿了興趣。他非常肯定孩子們在玩兒這種玩具時會更高興。他看到了一個更大的兒童玩具市場，甚至這種玩具有可能老少皆宜。霍奇森後來打聽到了這種材料的來源以及專利權所有者。通用電氣公司將這種材料的專利權轉讓給了霍奇森。發明這種材料的是通用電氣公司，但給它重新命名的卻是霍奇森。這個新名字就是：橡皮泥（SillyPutty）。

過了50年，用橡皮泥製作的玩具已經賣出了數百萬件。有一次，我到中國為一些MBA學員講授美國的營銷實踐。這些學員都不會講英語，而我為了讓他們領略美國的營銷智慧，特意隨身帶了一些橡皮泥玩具。我從公文包裡把這些玩具拿出來，還沒來得及介紹，學員們就不約而同地說：「橡皮泥。」此時此景，無論霍奇森原來是否是一名失業人員，他的創新成就都是無須贅言的，學員們看到橡皮泥那一剎那的一致反應就是最好的證明。這種極具開發潛質的新型材料原本無用武之地，是霍奇森的創新眼光發現了它的價值。這種創新體現了供給驅動型創新的原則。

兩大創新類型

創新有兩大類：第一類是我們在第7章探討過的需求驅動型創新，第二類便是我們在這章探討的供給驅動型創新。關於如何控制創新、如何鼓勵創新，也存在兩種觀點。不同的情況下，適用不同的創新模式，凸顯出不同的創新原則。德魯克認識到，兩類創新具有一些共同點，比如兩者都需要創新者做一些有組織的、系統性的以及理性的工作。

我對供給驅動型創新的定義就是創新者利用產品的奇特屬性，使該產品的原定用途從屬於實際的、通常也是出人意料的用途。橡皮泥的故事同時體現了需求驅動型創新和供給驅動型創新，但需求驅動型創新沒有把橡皮泥變成一種暢銷產品。在第一種情況下，詹姆斯·賴特的目標非常明確：一定要製造出一種合成橡膠！雖然在這方面他失敗了，但由於其技術背景和經驗，他肯定有能力在這種新材料身上發現一些奇特屬性，並圍繞這些屬性進行創新，也許創新的結果不是兒童玩具，也許不是橡皮泥。但由於戰爭迫切需要找到合成橡膠，由於自己的任務不允許在這種新材料上面花費太多功夫，而且戰爭結束後他也沒有對這種材料進行嚴謹的邏輯分析，所以他沒有在這種材料上取得成功的創新。但他原本是有這種可能的。如今，這種用於製作玩具的新材料已經成為了工業設計者的新寵，甚至在製造阿波羅8號時也派上了用場。

我們探討的第二個創新者霍奇森只是參加了一個晚宴。作為一個具有銷售背景的前廣告公司經理，霍奇森也有能力通過自己的工作經驗利用好這種材料在當天晚上展示出的奇特屬性。他所做的就是抓住機遇開發出了這種新材料的潛力，提出了橡皮泥的理念。我不知道他在參加那次晚宴之前是否想到過會發生這種事情。有人說他去參加那次晚宴就是為了看一看這種材料展示的性能，也有人說他在看到這種材料之前就知道了它的存在，對這些說法，我非常懷疑。他沒有當即就決定利用這種材料製造贏利空間大，且國際知名的玩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確把供給驅動型創新的原則應用到了實踐中，圍繞著這種新材料的奇特屬性成功地進行了創新。

新知識未必是最具可靠性或可預見性的創新源泉

一家以經營塑料製品為主的公司建立了一個新部門。為了經營這個部門，該公司僱用了一位在業內首屈一指的科學家。這位科學家坐擁多項發明成果，取得了多個重大發現，其中還曾經因為一個發明而獲得過大獎，並被授予「年度塑料行業達人」的稱號。他的研究資金非常充裕，而且公司給他配備了一個小團隊和一個實驗室。他不承擔某項具體的研究任務，只要是在公司的業務範圍內，他對什麼感興趣，就可以研究什麼。該公司領導者原本的想法是，他肯定能自然而然地提出一兩個給公司帶來競爭優勢的創新成果，並引領公司製造出新產品。因為在整個過程中公司並沒有給這位科學家制定具體目標，所以這種情況就是供給驅動型創新的嘗試。然而，嘗試了5年之後的結果卻是，這個部門被關閉，這位科學家也被解僱了。並不是因為這位科學家取得的創新成果不重要，也不是因為創新成果的數量太少，無法讓人看到贏利前景，而是這個部門雖然有潛力，但在這5年內卻沒有提出一項成功的、能給企業帶來重大競爭優勢的創新成果。

德魯克的研究結果能解釋所發生的一切。他發現新知識，尤其是以科學為基礎的新知識，未必就是最具可靠性或可預見性的創新源泉。這並不是說需求驅動型創新不重要，也不是說應該忽略這種創新方式，但有證據表明，如果創新主要是供給驅動型創新，主要建立在創新者的能力與覺悟之上，而且創新方式正確，供給驅動型創新比需求驅動型創新成功的概率更大。當結果出人意料時，無論這種結果是好還是壞，供給驅動型創新的成功概率總是更大。不幸的是，在很多情況下，營銷決策者總是忽略這些出人意料的結果，實際上就等於錯過了可能帶來巨大成功的潛在創新機遇。在橡皮泥創新的案例中，雖然通用電氣公司的高管們沒有進一步圍繞橡皮泥的奇特屬性進行創新是情有可原的，畢竟他們考慮到戰爭的迫切需求，亟須製造人工橡膠，但他們至少沒有毀滅這種暫時沒有用武之地的新材料，他們將這種材料的專利權轉讓給了霍奇森，至少他們在這個過程中賺到了一筆錢。有的人甚至完全拋棄了具有創新潛能的產品，將大好的創新機遇拱手送給了競爭對手。

梅西百貨著力降低家電銷量

「二戰」結束之後，梅西百貨的家電銷量突然開始莫名其妙地大幅提升。不僅銷量增加了，而且家電的利潤空間也遠遠超出了時裝的利潤空間。時裝是梅西百貨原來的主打產品。與時裝不同的是，家電銷售過程中幾乎沒有退貨和扒竊的情況。此外，進店購買家電的客戶常常會順帶購買時裝以及其他商品。我們可能會認為梅西百貨會對這種意外的成功拍手相慶，然後會進一步利用好這個勢頭。然而，這個零售經驗豐富的百貨公司非但沒有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創新機遇，反而竭盡所能地打消這個意外的成功。

因為梅西百貨嘗遍一切方法之後也沒有提高時裝商品銷售額在總銷售額中的比重，它便開展了一場著力降低家電銷量的運動。很顯然，當人們面對這種出乎意料的成功時，應該接受它，利用好它，而不是竭力打消它。面對同樣的情景，梅西百貨的另一個競爭——布魯明戴爾百貨店的做法卻比較明智。它不僅進一步增加家電銷量，還特意建立了一個家電事業部，開闢了一個全新的家電市場。但它的步伐並沒有就此停止。接下來，它還研究了家電銷量大增背後的客戶群，並針對這個客戶群的需求開發了其他產品。之前，布魯明戴爾百貨店充其量只能算是美國排行第四的零售店，但由於以這些出乎意料的成功為基礎進行了成功的創新，它的地位強勢提升到了第二名。

直到20年後新的管理層接手梅西百貨，它的情況才算有所好轉。但梅西百貨一開始為什麼要絞盡腦汁地降低家電銷量呢？答案很簡單。當時，零售行業的每個人都知道這樣一個教條，即在一個經營良好的零售店中，時裝銷量佔總銷量的70%才算合理，但在當時的梅西百貨，家電銷量在總銷量中的比重居然高達60%！必須結束這種局面！梅西百貨的董事長得出一個結論，即如果時裝銷量提不上去，那就必須降低家電銷量。因此他就開始著手做這種事情了。董事長先生，您這種思想真是「先進」啊！

如何應對出乎意料的成功？

在決定如何應對出乎意料的結果之前，德魯克建議管理層在邂逅出乎意料的成功時先問自己以下4個問題：

1.如果我們利用這個成功，對我們會意味著什麼呢？也就是說，如果以這次出乎意料的成功為契機進行創新，那麼短期的成本與收益如何呢？

2.它能把我們引向何方？有人通過在塑料軟管上鑽出一些滴水孔而發明了自動噴灌系統，結果這個發明者發現訂單主要來自家禽養殖場，而不是來自家庭或園丁。他調查發現，這些養殖場把這種自動噴灌系統用作廉價的空調器。他沒有拒絕養殖場這一重要客戶群，反而迅速利用這個趨勢，開闢了一個新市場。

3.如果我們要將其轉化為機遇，需要做什麼？換句話講，如果把出乎意料的成功轉化為一種可贏利的產品或系統，公司一般需要採取哪些措施？

4.我們如何能做到？如果去做，採取什麼方案？需要哪些資源？成本是什麼？時機如何？這項投資大致的結果會如何？

如何應對出乎意料的失敗？

出乎意料的失敗與出乎意料的成功同樣重要。營銷主管通常不會去分析、調查出乎意料的結果背後的原因，而是常常歸因於「不理性的客戶」。德魯克指出，福特汽車公司之所以能從埃德塞爾牌汽車（Edsel）的慘敗中涅重生，是因為它進行了深刻的調查。埃德塞是福特在進行了廣泛的營銷調查之後，根據「正確」的社會經濟理論確定客戶群的。20世紀40年代，威廉·勞埃德·沃納（WilliamLloydWarner）的理論根據消費者的收入狀況將市場細分為低收入群、中低收入人群、中高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福特公司對這次慘敗進行調查後發現，以消費習慣為基礎的市場細分方法可能更合理、更重要。據此，該公司開發了雷鳥系列（Thunderbird）。這是福特公司自推出T型車以來最成功的一款。

但福特公司創新的步伐並沒有就此打住，幾年之後，它再次運用同樣的創新策略扭轉敗局。20世紀50年代晚期，大量外國品牌的經濟型小轎車紛紛湧進美國市場，為了應對這一形勢，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商——福特公司、普利茅斯公司與雪佛蘭公司分別推出了各自品牌的小轎車：福特獵鷹(FordFalcon)、普利茅斯勇士(PlymouthValiant)、雪佛蘭科維爾（ChevroletCorvair）。雖然一開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銷量逐漸呈現出下降趨勢。福特公司再一次進行了市場調查，發現雖然獵鷹的銷量一直在下降，但消費者對於某些配置的需求卻呈現上升趨勢。這些深受客戶歡迎的配置具有運動型轎車的配置特色，比如包括斗式座椅、軟包儀表板等。福特公司再一次成功地利用了這些出乎意料的調查結果，及時調整了產品線，推出了福特野馬（Mustang）系列，結果大獲成功。

德魯克不喜歡「分析」這個詞。他說大公司在面臨出乎意料的失敗時往往做了太多的「分析」，結果反而解決不了問題。相反，他推薦多做「調查」，並在調查過程中多提出一些問題，多傾聽別人的反饋。他希望營銷者在決策過程中不要依賴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比如梅西百貨能夠實現良性運營的原因，或者福特埃德塞遭遇失敗的原因，現在已經成為眾人皆知的事情了，如果營銷者在失敗面前不根據自身情況去調查，而一味套用這些常識性的事實，那麼其注定不會扭轉敗局。

出乎意料的外部事件

德魯克還發現出乎意料的外部事件也可能帶來創新。約瑟夫·科斯曼（JosephCossman）就是多次成功利用外部事件成功創新的企業家。他一次又一次地對失敗的產品進行創新，經常重新包裝，給人一種眼前一亮的感覺，讓人們覺得這些產品是全新的、先進的產品。他正是通過多次推出自己的「新產品」而積累財富的。幾乎在每一種情況下，他都通過外部事件進行創新。

他第一個非常成功的創新成果是「科斯曼螞蟻農場」（CossmanAntFarm），其實只是一個螞蟻籠子。其實，螞蟻農場在世紀之交就已經出現了，但在科斯曼之前，名字不叫螞蟻農場，而且知名度也不高。之前的製造者在製造它的時候，使用的材料是木頭和玻璃，主要用途是課堂教學。教師們在使用之前也必須根據使用說明選擇合適的土壤和螞蟻來建立螞蟻王國，學生可以透過玻璃觀察螞蟻活動。由於這種螞蟻籠子有一部分製造材料是易碎的玻璃，因此具有潛在的危險性。因此，兒童在觀察螞蟻活動的時候，必須有成年人在旁邊盯著。這時候，它不算真正意義上的玩具，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教育產品或者教學工具。

科斯曼仔細研究了這個教學工具，發現自從它出現以來，可用的製造材料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如果用透明塑料來製造的話，潛在危險就徹底沒有了，兒童在玩的時候也可以不用成年人在旁邊特意盯著了。這樣的話，螞蟻王國就不僅僅是一種教學工具了，而是名副其實的益智玩具，每個孩子都會值得擁有，也會喜歡上它。用新型的塑料替代原來的木頭和玻璃，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創新，這種創新是以創新者的能力為基礎的，帶來了出乎意料的成功。除了在製造材料上進行創新之外，科斯曼還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創新：

1.將螞蟻籠子命名為「螞蟻農場」。

2.使用價格較為低廉的塑料和更簡單的製造方法，降低螞蟻農場的價格。

3.出售螞蟻農場時附帶一份「購買憑證」，客戶購買之後，將其寄給科斯曼，科斯曼會給客戶寄過去25只活螞蟻，這樣買家就不需要自己找螞蟻了。

4.重新定位成益智的個人玩具。

5.使用新的銷售渠道。

科斯曼的創新帶來的結果可謂是非常可觀的，螞蟻農場的銷量很快就突破了100萬個。他本人也很快變得全國有名了。他甚至把生意做到了白宮：卡羅琳·肯尼迪從他那裡買了一個螞蟻農場。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他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外部事件成功地進行了創新。

有一年，美國出現了土豆供應過剩的情況，這是非常出人意料的。科斯曼花了500美元購買了土豆槍的專利和生產設備。這種玩具槍可以射出土豆，其原來的發明者製造了10萬把玩具槍，但只賣出了1萬把。他向種植土豆的農民承諾會幫他們擺脫由土豆滯銷引發的經濟困難，因此獲得了他們的支持，得到了5噸價格低廉的土豆，並開展促銷活動。《洛杉磯時報》報導說他在6個月內賣了200萬把玩具槍。

然而，由於我跟科斯曼有交情，他告訴我說真實銷量不到200萬，而是85萬。但對於一個僱員不到12人的公司而言，這種業績也是非常可觀的。

還有一次，科斯曼利用別人清倉處理的機會一口氣買下了1萬條裝飾用的人造寶石鏈子。每條鏈子上面都有7塊人造寶石，看起來非常漂亮，但科斯曼卻犯難了，因為他賣不出去。就在一籌莫展之際，一位接受催眠的女士回想起了自己童年時的情景。然後，催眠師又做了一件神奇的事情：他讓這位女士回想前世，而這位女士還真回想起來了！這位美國女士回想起她的前世是在愛爾蘭度過的，而且是上個世紀的事情，她的名字叫布里代·墨菲（BideyMurphy）。一時間，對催眠的興趣迅速蔓延至全國。

科斯曼總是對新點子很感興趣，便參加了一個催眠培訓課程。他聽到催眠師說：「要誘導一個人進入恍惚狀態，就必須先找一個小物體，用來吸引其注意力，只要能吸引注意力，任何物體都可以。」

科斯曼便問：「人造寶石怎麼樣呢？」催眠師答道：「當然可以。」科斯曼對我說他突然之間意識到自己那7萬塊人造寶石終於找到用武之地了。科斯曼同催眠師定了一個協議，讓催眠師把催眠信息以及其他信息錄製到黑膠唱片上（當時還沒有磁帶），然後印刷一些相關材料，放在一起銷售。為了引誘人們購買，科斯曼免費贈送一塊「催眠寶石」。就這樣，他變廢為寶，化劣勢為優勢，成功地賣出了幾萬套，賺了100多萬美元。作為成年人，我也成為了他的客戶。

最後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科斯曼是如何運用供給驅動型創新原則的。為開拓副業，一家製造專業潛水設備的公司決定製造並銷售一種潛水帽。潛水帽通過一條軟管與一個塑料材質的氣球連接起來，潛水者背負重物之後潛入水下，水面上的孩子通過擠壓塑料球，可以把空氣擠到潛水帽裡。但有一個問題，即塑料不適合用來製作氣球，因為只要擠壓10下，氣球就會破裂，這個潛水玩具也就壞掉了。

科斯曼花了幾百美元買下了這種潛水玩具的專利權和生產設備。為瞭解決問題，很多營銷者只是把塑料氣球換成橡膠氣球，僅此而已。這算不上真正的創新，只是糾正錯誤而已。但科斯曼認為，這套潛水玩具已經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了，自然而然會對其銷售工作產生不良的影響。因此，他前往當地一個大學，向一位化學系教授請教是否存在一種普通的、無害的化學物質可以幫助人在水下移動。他得到的答案是：「當然，碳酸氫鈉顆粒即可。」於是，科斯曼摒棄了潛水帽、軟管、氣球，而是讓潛水者的腳部戴上橡膠蹼，並通過原來連接軟管的地方向腳蹼內部放入一些碳酸氫鈉顆粒。他的新產品真的能幫助人在水下游泳。科斯曼將其稱為「蛙人」，他的新型潛水裝備賣了幾十萬套。但緊接著他又注意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問題：帶著這種名叫「蛙人」的潛水設備容易吸引魚類的注意力。很快，科斯曼又借題發揮，將其宣傳為難得的捕魚利器，可以用其來吸引魚類，結果在國際上又暢銷一把。

創新的成功

如同需求驅動型創新一樣，如果供給驅動型創新的方式是正確的，一樣能成功。在講述一個事物的時候，雖然我們大部分情況下都會先給出一個定義，但我認為如果現在我們知道德魯克對創新的定義，會非常有利於我們理解德魯克所說的話以及為什麼德魯克強調創新方案必須包含縝密的分析、系統的方法以及艱苦的努力，同時，我們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給我們提出的建議。德魯克認為創新就是設計並開發某種尚不為人所知、尚不存在的新事物，是從經濟角度對現有的、已知的元素進行新的配置。他概括指出，創新可以把很多現有的、離散的、效用很小的元素重新整合起來，形成一個強大的系統。因此，與不善於創新的人相比，創新者有一個重大特點，即能夠從系統性的角度去審視在別人看來是互不相關的、孤立的元素。

要想確定哪些領域的創新能夠創造最大的機遇，德魯克建議創新者在著手創新之前先問自己3個問題：

1.對於已經具有現實可能性的事情，還需要做些什麼事情才能使其成為現實？

2.能否採取一個小步驟就改善我們的經濟效益？

3.能否通過小小的改變來提高資源的整體利用效能？

在第7章中，我們討論了凱澤的案例，他在造船過程中引入了汽車裝配線技術，結果這個小小的步驟給整個流程帶來了極大的改觀。艾利司·哈維通過改變用線方式，帶來了縫紉技術的大變革。我們還討論了福特以生活方式為基礎劃分市場，相繼推出了雷鳥系列和野馬系列，我們還討論了科斯曼通過變換螞蟻農場的製作材料為該產品帶來了極大的改觀，通過用土豆作為玩具槍的發射物，不僅緩解了土豆滯銷的局面，還提高了玩具槍的銷量，他用廉價的人造珠寶來吸引注意力，用常見的碳酸氫鈉顆粒做製造潛水工具的材料等等，在所有這些案例中，創新者尋找的都是一些小的、容易的解決方案。

德魯克認為，所有業務的基礎就是營銷和創新。創新是營銷的關鍵部分，所有自稱為營銷者的人必須掌握好創新。

奢侈品驅動美國消費增長

美國消費者支出在2013年坐上了增長的「飛機」，實際消費支出去年加速上漲，增長2.5%，高於2012年2.2%的增速。

美國家庭把錢都花在了哪裡？摩根士丹利對超過100個類別的消費者支出進行了深度研究，發現耐用消費品(設計壽命三年以上的消費品)的增長最為強勁，尤其是奢侈品。

經濟學家Ellen Zentner寫道：

對私人飛機、休閒船支和其他休閒車輛的支出自去年4月來不斷升高。2013年8.5%的增速翻番了2012年（4.0%）的增速。

電視、行李箱和個人電腦也是去年的大贏家。Zentner發現，珠寶和手錶的支出也創下2004年以來最快增速。

在非耐用品中，與住房相關的產品支出增長最快。而服務板塊，投資組合管理、投資建議以及飛機旅行上的支出名列前茅。

研究結果反映了美國經濟復甦的兩條軌道：由於去年股市和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有錢人非常願意並且有能力消費。而工薪家庭則由於年初更高稅收的打擊，減少了支出。

Zentner說：

我們預計2014年工資將會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復甦而增長，這種一邊倒的消費情況將會慢慢改善。

下圖為2013年美國各類產品消費的增長率列表：

SENSE隨筆140228 驅動力Drive 掌門天地

SENSE隨筆140228
驅動力Drive：為何不化分毫就能打造鉅萬創意企業？
Thomas供稿

假設今天你開發一套全新的電子百科全書，有以下兩個方案供你選擇，你認為那一個會成功？
A)由微軟公司投資，聘請專業程式工程師製作、學術專家編緝、高級管理人員營運，再以CD-Rom形式於市場發售。
B)沒有公司投資，只在網上公開招募志趣相投的寫手提供文稿及編輯，所有寫手全以志願形式投稿，然後製成品免費供網上瀏覽。

一般想法都會認為A方案較為容易成功，可是歷史卻告訴我們相反的結果。 其實兩個方案均曾經實踐過，A方案就是Microsoft Encarta。它在1996年誕生，經過十多年慘淡經營後，默默無聞地於2009年結束，連筆者也忘記自己曾經擁有過這軟件。而B方案便是維基百科Wikipedia了，截至2013年9月，它已經擁有4百多萬篇文章，超過一億多位瀏覽者了。為何投入重資的微軟不能成功，而沒有投資的維基百科卻大獲成功？如果金錢回報並非最有效的驅動力，什麼才能驅使人創造優秀的東西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現代工商業運作系統的由來，才能理解它對人類行為的預設及限制。自從工業革命開展，大量農業人口湧到城市的工廠工作。工廠的運作模式是分工和流水作業，從而大量生產。 每個工人所做的工作不斷重複兼且十分沉悶，久而久之令人失去動力，導致生產效率低落。 為了確保工廠的生產力，美國工程師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於1900年提出「科學管理方法」， 主張運用「獎賞與懲罰carrots and sticks對工人的生產行為進行控制。一邊用獎賞刺激工人的工作動力，一邊用懲罰加大工人怠惰的成本。這套管理方法沿用至今，但隨著產業改變，由工業轉向服務業及創意業，這套方法的有效性已經飽受質疑。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Drive》一書的作者Daniel Pink綜合了各種心理學的理論和實驗試圖找出原因。

為了探討外在獎賞是否能夠提升生產力，心理學家Edward Deci在1969年設計了一個實驗。 他找來一批大學生，分A、B兩組，然後各自在三天中進行一個名叫Soma Puzzle的遊戲(如下圖)。
遊戲要求玩家跟據示意圖的模樣把不同型狀的積木拼合成不同的組合，每完成一個組合，玩家就向工作人員示意紀錄下來。實驗者會在玩遊戲期間加入一個小息環節，然後透過一面單向玻璃觀察受試者在這段「自由時段」的行為。

實驗的重點就在於，觀察受試者會否把 “自由時段”增撥入 “遊戲時間”，以了解獎賞能否鼓勵人們對事物的興趣。 第一天，兩組分別按常規進行遊戲。而第二天，實驗者就只向A組表示，每完成一個組合便會獲得$1美金獎賞。到了第三天，實驗者會停止對A組受試者的獎賞。結果發現，雖然A組在第二天知道有獎賞後增加了在「自由時段」玩遊戲的時間，但是當獎賞在第三天停止後，他們的興趣甚至比第一天也明顯降低了。至於B組，即使在完全沒有獎賞下，也逐漸自發地提高對遊戲的興趣。
Edward Deci總結道：「當金錢被用作為某活動的外在獎賞，受試者便會喪失對該活動的內在興趣…沒有人會預料到獎賞居然會帶來負面效果。」

那為何獎賞反而對鼓勵活動有害呢？心理學家Sam Glucksherg在1960年的實驗提供了一個解釋。這個實驗要求受試者提供方案解決一個「洋燭難題」，受試
者要運用下圖中的物件(一盒釘子、火柴及洋燭)去讓洋燭燃點著並固定在牆上。

如同上一個實驗，分有獎賞組與沒有獎賞組進行。實驗結果發現，有提供獎賞的一組比沒有的一組花了更多時間去解決難題。 為何金錢獎賞沒有刺激更有效的解決難題行為，反而減低了效率呢？心理學家解釋，這個實驗的重點在於受試者要克服「功能固著functional fixation」的問題，受試者要「跳出思考的常規think out of the box」才會發現載著釘子的盒子是可以用來乘載著洋燭的(如圖)。

工作可以分為兩類：「規則性的」algorithmic 和「探索性的」heuristic。以上實驗就是一件「探索的」工作，它沒有特定答案，它要求受試者透過不同方式的嘗試，「發現」新的答案。而獎賞制度會導致人們把注意力收窄，因而放棄很多探索其他可能性的機會，令創造力大減，反而讓人不能把探索性工作做好。

我們現時所採用的管理系統是從工廠生產模式延伸過來的，工廠的工作是「規則性的」而且不斷重複，採用獎賞制度的確能夠提高生產力。 可是在發展科技、學術、服務及藝術等需要探索及創新的時候，設立獎賞制度反而抑制了創造力，從而令生產力不升反跌。***

既然設立獎賞制度並不是最有效的方法，那什麼才是最有效的驅動力？Daniel Pink研究數間迅速掘起的公司，發現他們的成功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公司開放足夠的自主性autonomy給員工自由發揮。
以一家電腦軟件公司Atlassian為例，他們每星期安排一整天自由時間讓員工自由工作，他們可以隨意地研究任何問題。由於公司讓員工有極大自主性，公司規模超速増長。由2002開始以$10,000信用卡債起家，七年間現已是每年生意額過億的企業。

除了自主性外，個人追求「精通」Mastery一件事物的心態也是驅動力的關鍵，西點軍校形容這是一種在不想下苦功的日子裏仍然繼續下苦功的態度。 精通也是一種「漸近線」asymptote的態度，是一種無論做得多好也永遠覺得自己只是處於接近完美的態度，正如很多一流運動員永遠認為自己尚有進步的空間。 武術家 李小龍曾被曾問到他是否天下第一，他回應道：「我不認為自己是天下第一，就算今天是，明天也會有人超過我，所以我會不停鍛鍊自己。」

最後，一個人的內在「目的」決定了他對一件事情能否全力以赴。 歷史上很多偉大的科學家都是在無償下工作的，好像發表演化論的達爾文及華萊士，他們對生物學的貢獻完全是基於對知識的追求。 華萊士甚至要常常靠兼職來賺取研究費用。要完成一件創新及不平凡的事情，當中一定有很多嘗試甚至失敗，而且是全無回報的。 沒有對該事物超出常人的熱忱是不會成功的，真正成功的人一定是甘願付出代價也要去完成這事情的人，縱有金錢回報，也只是次要動因而已。

拋開偏見，什麼驅動了樓價的增長？ 西峰

慧評網：以技術為驅動，做酒店口碑管理的服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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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三杯茶 於 2014-10-29 15:31 編輯 2014北京微電子國際研討會紀要 ：資本驅動產業升級 全球格局下中國IC崛起 作者：鄢凡 潘東煦 核心觀點： 10 月 23-24 日，2014 北京微電子國際研討會在北京亦莊舉行，工信部領導、北 京市領導、科研機構專家、行業協會代表、國內外半導體企業代表、半導體投資 機構等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精英，匯聚一堂，共同研討中國半導體產業未來的發展 大勢。招商電子全程參會，通過與產業界和資本界專家的交流，我們更加堅信中 國集成電路將迎來產業發展和投資的黃金十年，而 2014 年則只是個開始。我們 在正文中詳細記錄了其中 14 位參會嘉賓的精彩觀點，以供投資參考。 關鍵詞一：“資本驅動”。全球範圍來看，半導體產業相關的風險投資和並購 基金並不活躍，而中國半導體產業投資並購的黃金十年則剛剛開始。國家 1200 億人民幣大基金 9 月底成立，而早在 8 月底基金管理公司就已成立，第一筆 投資將於今年年底投出；北京的半導體設計封測基金和制造裝備基金已經開 始運營；全國其他地方的半導體投資基金亦即隨後陸續成立。國家 1200 億大 基金有望撬動萬億社會資本投資半導體產業。此次國家/北京市集成電路產業 基金非常註重市場化運作，既體現國家的戰略需求，又體現資本的收益特性。 關鍵詞二：“終端拉動”。與會專家紛紛看好智能手機基帶/AP、智能硬件（家 居、汽車、可穿戴）、物聯網、IGBT 等出貨量大、增長速度快、未來潛力大 的芯片需求。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費市場，有潛力在滿足本土市場需 求的前提下，進入全球供應體系，塑造百億甚至千億美金市值的半導體公司。 關鍵詞三：“全球格局”。半導體產業是一個全球性產業，在看到中國巨大芯 片需求的的同時，必須放眼全球半導體市場，中國以外的市場技術密集程度 更高，是芯片產業的主戰場。目前中國芯片海外並購已經基本實現把海外上 市的中國企業收歸國內，下一步並購團隊運營在海外的半導體公司則更考驗 並購者的產業整合能力。預計下半年開始會看到更多並購案例的發生。 各個品類智能終端變量和增量芯片與 IC 產業轉移是行業崛起原動力。智能終 端芯片市場容量大、增長速度快、創新產品集中。隨著智能終端產業逐漸把 中國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工廠+世界市場”，同時可穿戴設備、智能汽車、 智能家居等終端應用不斷崛起，使得中國半導體產業將主要從如下三方面受 益：1）4G LTE 變量芯片需求；2）智能終端增量芯片需求；3）中國終端品 牌崛起所帶來的 IC 設計、制造、封測全方位需求。中國半導體將乘產業鏈東 進、上移之勢，補齊和升級電子產業鏈的上遊短板。隨著展訊、RDA 等海外 上市智能終端芯片公司完成私有化，兩家公司 A 股上市預期已基本形成，中 國 IC 設計上升大勢亦有望在 2015 年形成。 我們建議投資者關註：1）展訊、RDA 回歸 A 股和清華控股旗下的 7 家 A 股 上市公司及其他可能借殼公司；2）受益 4G 基帶/AP SoC 和前端模組需求的 公司如大唐電信、國民技術、格科微、全智科技（預披露）等；3）智能終端 增量芯片供應商如 NFC 芯片同方國芯、指紋識別芯片匯頂科技（預披露）、 傳感器晶方科技和格科微（擬香港上市）；4）中國智能終端品牌崛起的直接 受益者如中芯國際、長電科技、華天科技等制造和封測龍頭。此外，在政策 助力下中國半導體產業將迎來長線拐點，我們前期發布的《半導體系列專題 報告之國家戰略篇》進行了詳盡解讀。 正文： 10 月 23-24 日，2014 北京微電子國際研討會在北京亦莊舉行，工信部領導、北京市領 導、科研機構專家、行業協會代表、國內外半導體企業代表、半導體投資機構等中國集 成電路產業精英，匯聚一堂，共同研討中國半導體產業未來的發展大勢。招商電子全程 參會，通過與產業界和資本界專家的交流，我們更加堅信中國集成電路產業迎來產業發 展和投資的黃金十年，而 2014 年則只是個開始。 工信部電子信息司司長丁文武 集成電路是信息技術產業發展的原動力。2014年1-8月中國集成電路出貨量688億塊， 同比增長 8.8%，上半年集成電路銷售 1338.6 億元，同比增長 15.8%，其中 IC 設計增 長 29.1%。移動芯片、32/28nm 生產線、先進封裝、刻蝕機進入生產線是主要亮點。 6 月 24 日發布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三大亮點包括：成立國家集成電 路產業發展領導小組、設立國家產業投資基金、加大金融力度，其中設立國家產業投資 基金是最有利的措施之一，也是區別於以往產業扶持政策的最大不同點。基金實施市場 化運作，專業化管理，進行股權投資，重點投資芯片制造業，兼顧設計、封測、設備材 料。目前基金籌資工作順利，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公司分別於 8 月底和 9 月底成立， 今年年底完成第一筆投資。基金規模 1200 億，聯和地方、社會、金融機構的資金共同 投資。基金投資開放，海內外均可享受。 移動芯片、金融卡芯片等內需市場，是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原動力。電子信息司未 來主要工作布局： 1） 引導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加快實施，推動國家基金與地方、社會基金的配合。 2） 基金推進 18 號、4 號文件相關細則出臺，進一步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3） 加強與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的合作，重點在信貸產品、企業上市、融資工具等方 面加強支持。 4） 統籌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等資金渠道，推動集成電路產業各環節重點項目和重點工程 的實施。 此外，電子信息司將在市場推廣應用、人才培養和引進、標準和知識產權、國際合作等 方面與相關部門合力推動產業發展。 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淺議 中國微電子產業如何發展 微電子產業格局：展訊和 RDA 所處的通訊芯片行業是最慘烈的紅海市場，產業變化快， 但是在資本市場集成電路投資是藍海。現在很多歐洲半導體公司都消失了，美國也很少 有 PE/VC 投資半導體。全球市值超過 1000 億美金的半導體公司有三家，分別是英特 爾、高通、臺積電，三星的半導體也很強。若中國能夠有市值超過 1000 億美金的一家 公司，超過 100 億美金的有 2-5 家，才能稱得上半導體強國。 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條件包括： 1） 集成電路產業上升到國家戰略 2） 資本市場的高度關註支持 3） 產品市場大 4） 人才逐漸聚集 5） 行業信心、熱情高漲 挑戰包括： 1） 中國芯片產業和企業規模偏小 2） 高層次技術和管理人才缺乏（目前紫光和銳迪科共 3500 人，預計未來 5 年增加到 20000 人） 3） 技術與專利積累不足 4） 企業國際化不足 5） 政府在市場、資金、政策方面缺乏足夠有效支持 建議包括： 1） 資金和研發應支持龍頭，提高集中度，拿到錢要出結果 2） 政府要在市場方面提供足夠支持 3） 海峽兩岸的微電子產業政策要對等 4） 中美在微電子領域的政策要對等 5） 對位電子企業和骨幹員工采取特殊稅收政策 6） 聯合中國的移動芯片廠商，運營商和設備商一起制定 5G 標準 7） 讓中國移動芯片和和運營商協同技術路線 8） 將對高通的罰款給予中國的移動芯片企業 9） 要求高通降低采用大陸移動芯片手機的專利費收取比率。 中國工程院院士丁榮軍：IGBT 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 技術淵源：信息和能量是電的兩種屬性，采用半導體技術對信息和電能進行處理，主要 產生了微電子技術和功率半導體技術。功率半導體從獨立發展，不斷走向與微電子技術 相融合即產生 IGBT 等新型功率半導體技術。IGBT 是在 MOS 器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新型功率半導體器件，其工藝發展離不開微電子技術的支撐。 重要價值：功率半導體器件是變頻、變流、變壓、功率管理和功率放大的核心器件，廣 泛應用於軌道交通、電力、工業控制等領域。功率半導體技術是現代軌道交通電牽引傳 動技術發展的物質基礎；推動傳統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支撐大容量、遠距離電能 輸送。功率半導體器件是自動化工業體系中最基礎、最關鍵的部件。2014 年 1 月奧巴 馬揭牌成立美國電力電子國家創新中心，重點研發下一代功率半導體器件技術和產品； 2014 年 2 月，工信部發布《關於加快推進工業強基的指導意見》，提出了核心基礎零部 件、現金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的發展重點。   IGBT 技術特點：IGBT 的物理機理包括高壓大註入下的電導調制、壽命控制等特殊物 理機理；特色工藝是深結、厚膜、薄片、高壓終端及背面特色工藝；技術難點是功率密 度高，最高結溫已達 200 攝氏度，動靜態參數折衷難等。IGBT 技術圍繞著降低開關損 耗、降低導通損耗、提升 SOA 安全工作區三個相互矛盾的方向展開，向更大功率、更 高密度、更高可靠性發展。 IGBT 發展歷程：過去 30 年，IGBT 功率密度提高 3 倍，能耗僅為原來的 1/3，同時芯 片尺寸不斷縮小。80 年代，IGBT 技術創新在於抑制“閂鎖”效應，縮短電流“拖尾”，實 現 20A/500V 產品商業應用；90 年代矽單晶技術進步改良了 IGBT 縱向結構，IGBT 實 現到 2500V 並聯應用；2000 年代發展的溝槽柵技術實現了新型縱向結構，IGBT 步入 高壓領域，逐漸取代 GTO；2010 年以來載流子存儲技術使得 IGBT 結構協同優化，產 品廣泛應用於高頻變流器，並開始應用於電網。IGBT在高功率領域不斷逼近GCT/GTO， 在高頻領域逐漸逼近 MOSFET。 IGBT 國內外發展現狀：國外已形成 IGBT 完整產業鏈，技術與產品處於成熟階段，芯 片最大直徑為 8 英寸，器件最高阻斷電壓 6500V，主流廠商為英飛淩、三菱、ABB。 國內 IGBT 發展迅速，芯片與模塊技術研發與產業化已初具規模，芯片最大直徑和最高 度端電壓水平與國外齊平，已成立中國 IGBT 技術創新與產業聯盟，IGBT 產業鏈已初 步形成、部分產品已形成一定競爭力。國內從事 IGBT 的公司主要有南車時代電氣、北 車永濟新時速、嘉興斯達半導體、華潤華晶微電子、銀茂微電子、江蘇宏微科技等。 南車時代電氣已經建成全球第二條、國內第一條 8 英寸 IGBT 芯片線及全自動高壓模塊 封裝線，目前正逐步實現量產。南車 IGBT 芯片和模組的年產能為 12 萬片 8 英寸芯片 和 100 萬只模塊，產品覆蓋 650-6500V。產品主要應用在軌道交通、智能電網等領域。 中國 IGBT 瓶頸和挑戰：中國 IGBT 起步晚，需重視發展自主知識產權技術，規劃建立 知識產權共享平臺；繼續擴大 IGBT 耐壓和電流的範圍，將帶來器件終端設計與制造、 通態壓降降低、芯片減薄、材料與制造均勻性提升等方面的挑戰。高端 IGBT 器件幾乎 由國外壟斷，國產器件產業化需要應用端的支持與促進。我國在 IGBT 設計、研發、產 業化方面缺乏人才。在產業鏈方面，中國 IGBT 材料、器件、應用等環節分立發展，未 能形成完整產業鏈條，上下遊互動溝通不足。 IGBT 技術與產業發展展望：技術發展方向主要有更高功率密度、新型封裝技術、第三 代半導體材料（碳化矽）等方向。產業發展方向主要是要形成 1)芯片-模塊-系統的完整 IGBT 產業鏈；2）IGBT 產業集群，模塊帶動十倍裝臵撬動百倍系統應用級規模經濟， 從而形成萬億規模產業集群。 SEMI 中國總裁陸郝安：創新、合作、市場引領中國半導體產業大 發展 應用推動半導體產業發展：2000 年以前終端應用主要是臺式機和筆記本電腦；2010 年 以前終端應用主要是手機；而之後的終端應用則是移動計算和物聯網。半導體產業具有 明顯的周期性，與全球 GDP 增長速度高度相關。 半導體產業鏈規模是一個倒三角，最下端的是設備，市場規模 380 億美元，向上是材料 約 470 億美元，再向上是半導體器件約 3250 億美元，最後會撬動 15000 億美元左右 的電子產品市場。 2012/13 年全球半導體前道制造設備的投入都是負增長，預測 2014/15 年增長率均將超 過20%，分別達到約350和超過420億美元。與此同時，芯片產能增加卻在放緩，2014/15 年芯片產能將只分別增加 3%，這說明近年設備投資大豆用於技術升級。2003-07 年全 球半導體前段設備投資和芯片產能複合增速分別為 18%和 17%，而 2011-2015 年的符 合增速則分別為 5%和 3%，出現背離。臺積電前段設備投資遠超其他代工廠，顯示其 穩定的領先地位。 預計 2014/15 年全球半導體裝備市場規模分別為 384 和 426 億美元，增長 11%，其中 中國半導體裝備市場規模則分別為 50 億和 51 億美元，增長 2%。中國半導體裝備市場 規模和增速都較小。而全球 2014/15 年半導體材料市場規模則分別為 448 和 467 億美 元，增長 4%，中國半導體材料市場規模分別為 58 和 61 億美元，增長 6%。 全球和中國半導體產業現狀及趨勢： 1） 國家政策和基金支持，明確發展目標。2015 年中國集成電路產業銷售總收入達到 3500 億元，32/28 納米產品規模量產，部分重點領域 IC 設計技術接近國際一流水 平（移動智能終端、網絡通訊等），中高端銷售收入占封裝測試收入的 30%以上， 12 寸矽片產線應用，65-45nm 關鍵設備產線應用；而到 2020 年中國集成電路產業 銷售總收入達到 8700 億元，16/14 納米產品規模量產，重點領域 IC 設計技術達到 國際領先水平（移動智能終端、網絡通訊、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封測技 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而材料和設備將進入國際采購體系。 2） 中國電子產品制造成就全球最大芯片市場。2013 年中國共生產了 14.6 億部手機、 1.2 億臺 LCD 電視、2.7 億臺筆記本/平板電腦、4680 萬部數碼相機，分別占全球 的 81.1%、56.9%、70%、74.5%。 3） 中國半導體產業持續增長，2013年中國IC設計、制造、封測的銷售額分別達到130、 98、177 億美元。 4） 不斷增加的中國 300mm 芯片產能，目前中國已經擁有華力、海力士、英特爾、三 星、中芯國際（3 條）、武漢新興等公司共 8 條 12 寸芯片生產線。 5） 全球半導體產業集中度越來越高，2013年前20大半導體公司占全球銷售額的75%， 前 5 名投資占全球的 66%，前十名研發經費超越其余所有之和，6 家主要 IDM 和 Foundry 占全球產能的 43%。 6） 國產裝備和材料企業核心競爭力亟待提高，全球半導體設備產業整合加速。 7） 移動互聯網帶來計算、通訊終端爆發式增長。 8） 封裝技術重要性提升，芯片要求更薄、更省電、更多存儲、更強功能、更便宜。 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挑戰： 全球半導體產業趨於成熟，兼並整合形成大者恒大格局 中國產業起步晚，規模小，核心競爭力缺乏 半導體領先工藝資金投入巨大 全球分工格局已經形成，半導體已不再是地區性產業，中國產業的定位。 半導體的技術、人才、市場、產業鏈都已全球化 中國企業國際化、市場化能力有待提高 政府主導也造成一些企業過度依靠國家專項資金扶持 需提高核心競爭力，建立良好商業模式，拜托“價格陷阱” 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機會： 政府對半導體產業的持續推動下，中國半導體產業已形成規模 半導體進入成熟產業”薄利“時代，元器件制造加速轉移出美、日、歐，制造業繼續向亞 洲轉移 美國風投已幾乎不再投半導體設備、制造 中國經濟整體發展，資金、人才不再是短板 全球最大電子產品制造基地，產品定義、開發（特別在移動、消費類）越來越越多在中 國完成，中國制造正逐步走向中國創造、中國應用 貼近市場的文化、語言，整體產業生態環境替代成本成為新的優勢 成本優勢還在 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一點建議 以產業化為目標，市場為導向 充分利用終端應用市場優勢，抓住產業轉移機會 國家資金要覆蓋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 通過國際並購、重組、合作獲得產業核心競爭力；以各種形式進入技術、市場前沿 國際化是中國半導體產業做大做強的必經之路，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國門，融入全球市場 尊重知識產權，建立可持續發展 建立良好的商業模式，樹立品牌，打造產業旗艦 中國資本與企業漸成日趨活躍的半導體並購主角 2013 年 3 月，Cadence 收購 Tensilica，3.8 億美元 2013 年 7 月，Dialog 收購 iWatt，3.1 億美元 2013 年 7 月，紫光收購展訊，17.8 億美元 2013 年 8 月，美光完成收購爾必達，25 億美元 2013 年 12 月，Avago 收購 LSI，66 億美元 2014 年 3 月，浦東科投收購瀾起科技，6 億美元 2014 年 6 月，Synaptics 並購瑞薩的驅動芯片業務，4.7 億美金 2014 年 6 月，ADI 收購 Hittite，24.5 億美元 2014 年 6 月，紫光完成收購銳迪科，9 億美元 2014 年 8 月，安森美收購 Aptina，4 億美元 2014 年 8 月，清芯華創要約收購 OmniVision，16.7 億美元 2014 年 8 月，英飛淩宣布並購 IR，30 億美元 2014 年 9 月，英特爾入股紫光，90 億人民幣 2014 年 10 月，高通宣布收購 CSR，25 億美元 2013 年 5 月，日月光以 7000 萬元人民幣並購日本東芝轉投資的封測廠無錫通芝微電， 並將取得東芝後端封測訂單 2013 年 8 月，Amkor 完成對東芝旗下馬來西亞半導體封裝與測試業務的收購，與東芝 達成制造服務協議 2014 年 6 月，矽品投資其蘇州公司的第三期，繼續新增建先進封裝支撐，2014 年的投 入金額約達到 5000 萬美元 2014 年 4 月，韓國 NEPES 在江蘇淮安投資新的晶圓級芯片封裝項目 2014 年 8 月，中芯國際與長電科技合資 Bumping 廠正式落地江陰 2014 年 8 月，中國企業競購全球第四大封測上新加坡星科金朋 2014 年 9 月，晶方擬 3.4 億元收購智瑞達 中科院微電子所所長葉甜春： “三鏈融合”推動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 展進入黃金時期 國家政策迎來創新鏈、產業鏈、金融鏈“三鏈融合”時代：2008 年，國家科技重大專項 《核高基》、《集成電路專項》、《新一代無線通信》等開始實施，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 2011 年的“關於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幹政策”推動產業鏈建設加 速，在資金、政策、融資、人才等方面為集成電路企業提供重大支持，提升國家制造技 術的研發水平。2014 年“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則標誌金融鏈開始建立，建立 國家產業基金，鼓勵社會投資，重點發展集成電路制造，兼顧設計、封裝、裝備與材料 等，優先支持領先的國內龍頭企業。 創新鏈取得重大突破：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的實施取得重大進展，奠定了技術基礎，培育 了產業體系，凝聚了人才隊伍，為進行大規模產業投入創造了良好條件。在重大專項支 持下，我國集成電路技術實力顯著增強，系統級芯片設計能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逐 步縮小；制造工藝取得長足進步，40nm 工藝量產，28nm 工藝進入試產，20-14nm 技 術研發突破，特色工藝競爭力提高；集成電路封裝生機勃勃，技術接近國際先進水平； 關鍵裝備和材料實現從無到有，大部分產品水平達到 28nm，部分產品進入 16nm 被國 內外生產線采用；培育了一批富有創新活力，具備一定國際競爭力的骨幹企業。 本土裝備產業基礎初步形成：上海中微 40-20nm 介質刻蝕機進入批量銷售；北京北方 微 55-28nm 矽刻蝕機、PVD 進入銷售，TSV 封裝與 LED 系列裝備開始批量銷售；上 海微電子封裝光刻機等產品進入批量銷售；七星華創 65-28nm Low-K 清洗機、氧化爐 等產品進入銷售；上海盛美 28nm 兆聲波清洗機等產品開始進入銷售；北京中科信 12 英寸註入機等產品銷售；沈陽拓荊 65-28nm PECVD 等產品銷售；上海睿勵光學檢測設 備等產品開始用戶試用考核。 本土材料產業規模和供應能力大幅提升：一批 8-12 英寸集成電路用關鍵材料產品研發 成功，實現批量銷售。至 2013 年，拋光劑、靶材、化學試劑、特氣等產品批量進入市 場，部分品種國內市場占比超過 50%，靶材國際市場份額超過 10%。 專利及核心技術方面：專項實施至今，已申請發明專利 17201 項，其中國際專利申請 1248 項。 產業發展需要產業鏈、創新鏈、金融鏈協同推進：重大專項屬於科技研發資金，替代不 了摻也投入，而應當是產業投入的前提和要素。按照市場規律，如果“重大專項”的投入 是幾百億元，那麽產業投入應當是要幾千億元，甚至是萬億元的規模，如此才能形成產 業規模。如果摻也投入不能及時跟進的話，我們前期取得的研發成果也會很快過時。集 成電路作為全球化、高技術密集型產業，需要有產業鏈、創新鏈、金融鏈，三個鏈條的 密切配合，才能把產業做好。“重大專項”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創新鏈的問題，產業鏈的 問題也要解決，並且需要有金融鏈的跟進。 依靠政府持續不斷的大力扶持是集成電路產業實現追趕的必經之路：2013 年底，北京 成立 IC 產業發展基金，總規模 300 億元，走在了國家基金前面。2014 年上海、武漢、 天津濱海、安徽、江蘇、甘肅、山東、四川等都在制定地方版集成電路扶持政策和基金 方案。集成電路產業作為電子產業鏈的最上遊，具有非常高的技術壁壘，同時也具有很 強的規模效應。從我國臺灣、韓國的集成電路產業快速崛起的經驗中可以看到，在追趕 上世界領先水平前的二三十年里，都是依靠政府扶持不斷的大力扶持，這是集成電路產 業實現追趕的必經之路。 千億投資不多，萬億才能達到效果：集成電路產業的投入產出模式與傳統產業並不相同， 以前的發展思路不能簡單套用在集成電路行業上。必須意識到，這個產業需要長期、持 續、多樣化的投入，最終需要達到萬億級規模。集成電路的投資特點屬於“大投入，大 收益；中投入，沒收益，小投入，大虧損”。 投資規模不足何不持續，影響行業的長遠發展：2008-13 年，我國集成電路行業固定資 產投資總量僅 400 億美元左右，且表現出不穩定、不夠持續的特點，有三年出現嚴重的 負增長，投資總量明顯下降，是本土企業與國際企業差距進一步拉大。英特爾一家 2013 年投資就達 130 億美元，臺積電投資達 97 億美元。中國半導體產業需要年投資額達到 200 億美元的持續投資。 多渠道、多工具投入是關鍵：國家基金當前任務應該是激活金融鏈，引導“三鏈融合”的 局面形成，這將是戰略性的任務。對具體項目投資，建議國家占比不超過 20%，關鍵 是要撬動社會（國際國內）2-3 倍的資金量，再撬動 4-5 倍的銀行貸款，這樣有望總體 達到萬億級規模。建議地方政府遵循市場化原則，給出一定的優惠政策，以保證國際、 國內投資人的積極性。集中優勢區域發展，不能遍地開花，要與地方經濟實力相適應， 與當地的產業基礎有聯系。投資要有整體視野，推動產業鏈整合，要力爭培養出世界級 企業及相應的產業集群。 集成電路產業鏈結構不均衡帶來的機遇：產業結構“頭輕腳重”，中上遊的設計、制造業 比例很低，下遊的封裝業比例很高，制造產能擴展空間很大；裝備和材料的本土優勢和 後發優勢；設計與封測的市場近距離優勢。在芯片制造領域，國際產能飽和，本土產能 缺乏，擴展空間很大，需要在國際視野下進行規劃和布局。 本土裝備和材料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並存：在目前大部分已經被不多的幾家國際半導體設 備公司壟斷的 12 寸設備市場上，對於本土設備企業存在著很高的進入門檻。而制造產 能的轉移和升級對各個設備種類提出一些個性需求時，可能為新的供應商進入打開一個 窗口。對於本土設備企業來說，關鍵是準確地把握客戶的關鍵需求，進行設備改型或進 一部研發，以反應速度的靈敏性及設備研發的靈活性就有可能得到打破這些堅冰的機會。 目前相對弱小的本土設備企業只有比他們投入更多倍的努力和艱辛，才有後來居上的發展機會。 設計與封測的市場近距離優勢，7 大新興產業 24 個領域發展方向中，半導體技術滲透 至多個領域。到 2020 年，物物互聯業務跟人與人的通信業務相比，將達到 30 比 1。 IC 設計於封測環節的機遇：1）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電子產品制造基地與消費市場。 擁有完整的智能移動終端產業鏈條，本土終端品牌及其供應鏈體系發展迅速。本土企業 對性價比、配套研發、靈活交貨與售後等軟性服務要求更高。本土 IC 設計廠商近年來 快速崛起，與本土終端品牌共同成長。而本土 IC 封測廠商更是同時收益本土 IC 設計廠 商成長以及海外訂單轉移雙重利好，近年來產能與收入規模持續擴張。2）未來 3-5 年 為技術創新換擋期，為國內企業的成長提供了難得一遇的窗口。智能終端滲透率已經達 到 70%的較高水平，下一代消費電子產品形態尚不成熟。圍繞智能終端微創新，國內 IC 設計企業在攝像頭芯片，觸摸屏驅動，指紋識別，NFC 支付，無線充電等領域完成 布局並迅速成長。3）整個產業鏈條在由下向上的驅動力下，呈現健康發展格局。在智 能手機產業鏈的帶動下，我們看到這樣一幅全景：下有國產終端品牌在全球市場表現良 好，中遊觸摸屏/攝像頭/電路板模組廠快速成長，上遊芯片設計/封裝漸入佳境。本土 IC 企業已在基帶/AP、攝像頭 CIS、觸摸屏驅動、電源管理、指紋識別等芯片領域占據重 要位臵，並逐步取代外資廠商。此外，除了行業內在的發展邏輯，芯片國產化政策將加 快這一趨勢。成功的關鍵在於上下遊聯動，如整機與芯片協同設計，芯片與運營商聯合 研發項目帶動芯片技術和產品創新。 投資中國半導體產業： 1）要有“掙慢錢”的戰略眼光，不能基金計較眼前的短期收益； 2） 自主創新與國際合作要有共贏模式，擺脫單純的兼並或者“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發 展思路，海外企業來華發展也需要尋找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模式。3）兩 岸合作有機會，臺辦和工信部要協同，兩岸共同做大蛋糕。 ARM 中國區銷售副總裁劉潤國：打造開放式創新的生態系統 2013 年采用 ARM 處理器技術的芯片出貨量為 100 億顆，超過 75%的全球人口試用 ARM 處理器技術的電子產品，而 ARM 全球僅有 3600 多名員工。 在集中式生態系統、開源式生態系統、社區式生態系統中，ARM 選擇社區式生態系統， 可以實現共同目標、合作共贏和開放創新。社區式生態系統的優勢在於自主可控、開放 平等、顛覆創新。 2013 年采用 ARM 技術的中國芯片出貨量為 10 億顆，其中應用處理器出貨 2.5 億顆， 2008-13 年 ARM 合作夥伴出貨量成長了 50 倍。 ARM 認為未來的成長動能包括：物聯網，硬件應用化，新興市場，大中華地區心生態 系統崛起，顛覆式創新等。 中芯國際執行副總裁李旭武：半導體技術趨勢和中芯國際制造工 藝研發 國際主流公司均價快科研進度，多數公司未來 5 年均擬推出 3 代或 3 代以上技術產品。 臺積電 20/16/10nm 的量產時間為 2H13/2H14/2H16，7nm 技術試產在 2H17；GF 與 臺積電節奏相同；臺聯電跳過 20nm，14/10nm 量產時間為 1H15 和 2H17；三星亦取 消了 20nm，14nm/10nm 量產時間為 1H14/1H16，7nm 技術試生產在 1H17；英特爾22/14/10/7nm 的量產時間為 2H12/2H13/2H15/2H17。（招商註：我們認為這里所講的 量產比一般意義上的客戶產品量產要提前半年到一年左右）。在中芯國際成立以前，中 國半導體制造水平與世界領先的差距很大，而自中芯成立後其技術水平與全球領先水平 差距維持在 2-3 年左右，差距未被拉大。目前中芯國際 28nm Polysilicon 技術依然落後 2-3 年，但是 28nm HKMG 技術有望縮近與領先水平的差距。 芯片制造技術面臨五大技術挑戰，分別是光刻技術、新材料、工藝誤差、新結構、工藝 集成。光刻技術的挑戰主要在於如何利用 193 納米波長光源形成 65-20nm 特征長度的 圖形，可以通過光學修正、相移掩膜，沈沒式光刻，多重曝光和刻蝕等技術實現。光學 修正技術使得圖形比波長短。193 納米光刻技術可支撐 CMOS 發展到 14 納米。新材料 新工藝方面本世紀以來，已經有 47 種新材料進入集成電路制造，共計 64 種。新材料 技術如 HKMG 為器件性能帶來巨大提高。工藝隨機誤差是產品技術的殺手，會影響良 率、性能、設計余量、可靠性、移動性、制造控制等，需要研究工藝誤差帶來的器件產 品性能變化，並給出解決方案，即時發現工藝異常。晶體管新結構的挑戰主要是需要在 低電壓下獲得高電流和少泄露，即實現功耗、驅動能力、速度的均衡。3D 晶體管 FinFET 是主要發展方向。工藝集成技術的挑戰主要是隨著節點的升級，每一代新技術需要約 20%以上的工藝設備添臵和更新（14nm將需要1600步工藝），幾乎每步工藝需要實驗， 關鍵工藝需要數百次。 中芯國際在 Logic 芯片領域主要產品是 40nm，28nm 年底量產，下一步是 14nm，而 Flash 38nm 剛剛量產，e-Flash 1Q14 實現量產，CIS 0.13 微米 FSI 已經量產，BSI 將 於 4Q14 量產。其他如 MEMS、LCOS、HV、PMIC、RF/MS、EEPROM 等亦是公司 主要產品。中芯國際 28nm polysilicon 預計 4Q14 量產，28nm HKMG 預計 1Q15 量產， 這二者之間的時間差很短，相比於主要 28nm 制程發展 4 代來講，發展速度很快。中芯 國際在 TSV 與 3D 芯片及系統集成技術產業化上亦有布局。中芯國際與長電科技合資 的 12 寸 Bumping 工廠落戶於江陰。 整體上，我國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距離世界先進水平約 3 年，工藝技術面臨 5 大挑戰，其 中光刻瓶頸尤為明顯。中國先進工藝步伐緩慢，但是世界龍頭在 20-14nm 產業化技術 發展加快。中芯國際發揮中國市場的主場優勢，保持技術發展步伐，實行差異化發展。 設計 IP 的建設正在得到更多的重視。產業鏈需要加強產業聯盟的建設，促進產學研協 同創新。 Synopsys 全球副總裁/亞太區總裁潘建嶽：集成電路產業的中國 角色和機會 中國半導體市場容量的發展超乎預期，2013 年中國進口半導體器件花費 2300 億美元， 2012/13 年中國消費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半導體產品。然而中國創造的芯片和中國消費的 芯片之間的鴻溝在持續，預計 2014 年中國 IC 產值達 610 億美元，IC 消費達到 1910 億美元，差距在 1300 億美元。全球和中國 Fabless 在整個半導體產業中占比持續攀升， 美國公司占據全球 777 億美元 Fabless 市場的 69%，大中國地區市占率再緩慢追趕， 其他地區動力不足。中國有超過 600 家 IC 設計公司，缺少優質企業，產業有待整合。 中國在 IC 產業的發展方向： 1） 中國的集成電路設計公司量多二小，需要做大做強，參與國際競爭 2） 中國的集成電路設計公司要以美國公司為追趕超越的目標 3） 依靠自身的有機增長不足以彌補現有差距，需要考慮並購形式的外延式發展 4） 應用上需要關註通訊、數據處理和汽車電子 5） 器件上需要關註存儲器、微處理器和專用芯片/SoC 6） 從成本創新到真正技術創新和應用創新的轉變趨勢 7） 專註需要長期耕耘的數據中心、智能電網、高端電機控制、汽車電子等領域。 8） 軟硬件結合創造智能硬件，互聯網公司進入硬件領域，大的系統公司進入 IC 設計 中國有望在通用 CPU 方向取得突破，主要面臨的問題是生態系統，包括 OS 和應用軟 件等。中國 MCU 市場為國外公司控制，4 位 MCU 產品領域中，除瑞薩以外，其余均 為臺灣廠商和內地廠商；8 位 MCU 產品市場的競爭最為激烈，所有的歐美、日本、中 國臺灣及部分中國內地廠商均參與；16/32 位 MCU 市場的主力廠商基本均為歐美及日 本廠商。ARM Cortex-M 構架沖擊帶來 MCU 產業連鎖反應。STM 業內率先采用 ARM MCU 構架，三年內幾乎所有廠商選擇 ARM MCU 構架，ARM 構架會產生同質化競爭。 未來 MCU 發展三個方向：Microchip 等選擇堅持自有構架發展，三星、富士通等選擇 出售 4/8 位 MCU 部門，飛思卡爾、Atmel、Silicon Lab、德州儀器、瑞薩、STM 等通 過其他功能差異化垂直應用。這導致越來越多國外公司戰略放棄 8 位 MCU 業務，有利 於中國公司通過並購獲得一流客戶。Memory 方向中國必須參與高速增長的 3D NAND Flash 競賽，並且關註新型存儲器 MRAM 和 RRAM 的發展。中國平板電腦應用處理器 在國際已有領先地位，未來兼並整合做強。通訊基帶方向中國本土已經顯現出以紫光集 團為龍頭的格局，力圖打造芯片廠商和整機廠商協作的本土產業閉環。可穿戴設備是下 一個大的發展應用。 華山資本管理合夥人陳大同：投資體制創新，打造龍頭企業 全球半導體行業的發展趨勢：1）芯片創新驅動智能硬件，科技公司硬件化方興未艾， 芯片創新改造提升傳統行業，如智能電視、智能家電、車聯網等，芯片技術亦驅動新應 用如可穿戴設備、物聯網發展，科技巨頭尋求硬件入口，專有芯片能保障競爭優勢。2） 芯片制造業是產業核心，產能為王是發展大勢，代工制造專有工藝開發成為集成電路業 內競爭的最重要方面之一。 半導體行業中心向亞洲轉移，半導體行業在歐美和日本漸成成熟產業，產業重心進一步 向亞洲，特別是中國大陸轉移；中國大陸將成為全球半導體市場的主要增長，但技術、 人才、產業成熟度的差距仍非常明顯。 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機遇：逐步完善的電子產業鏈、政府大力支持、海歸和本土人才、初 具規模的平臺型企業。挑戰：科研水平與世界先進仍有較大距離；研發周期長投入回報 慢，難以單純依靠風投；專業投資團隊稀缺；國內龍頭企業國際化面臨困難，客戶接受 度、人才、全球市場等均有短板。 華山資本布局的半導體產業公司有：展訊通信、兆易創新、高拓訊達、芯原半導體、中 芯國際、安集半導體等。 國內半導體產業趨勢，由春秋時代進入戰國時代，未來十年將圍繞龍頭企業形成並購、 整合平臺。 中國產業投資體制改革：《發展綱要》顯示了政府支持集成電路產業的決心和策略，此次建立產業發展股權投資基金，由專業團隊進行管理，改變傳統的政府定向投資的方式。 新興產業投資體制的優勢在於：1）以基金形式，通過市場化運作完成資源配臵，投資 團隊按照業內資深、國際化背景、專業化投資遴選，投資團隊自主決策具體項目，政府 部門戰略指導。2）以較少的政府資金撬動大量社會資本，投資團隊門檻高，需具備融 資能力，且可以放大政府資金，政府也要適度讓利。3）專業團隊管理與政府指導有機 結合，確保產業和區域的投資比例以及政府資金安全和團隊激勵。 半導體企業如何成長為龍頭企業：1）進口替代幾乎是成功必由之路，高科技+中低端 產品；2）農村包圍城市策略，山寨-國內品牌-國外新興市場-歐美市場；3）一代拳王， 各領風騷 3、5 年；4）過三關，歐美日公司、臺灣韓國公司、國內競爭對手；5）懂技 術的怕懂市場的，懂市場的怕既懂技術又懂市場的；6）一把手的眼光、心胸、執行力 是公司成敗的關鍵。 東電電子總裁陳捷：半導體設備助推產業跨越發展 半導體產業由設備到制造/封測到 IP/芯片到電子產品逐級放大產業規模，半導體技術除 了沿著節點和功能多元集成兩大方向外，更衍生出刻蝕技術、新材料新結構和先進封裝 三大發展方向。 集成電路市場三大發展方向是：社交網絡普及、設備高性能化、消費區域擴大。集成電 路產業五大變化趨勢：技術趨勢，後摩爾定律時代的多元發展；平臺趨勢，450mm 晶 圓/單晶圓處理/集成化設備；商務趨勢，中國時代，產業集聚；綠色趨勢，生產環節和 使用環節；平臺趨勢，合作共生，協同發展。 深創投總裁孫東升：中國 IC 業發展現狀簡析與深創投投資案例與 規劃布局分享 現狀：我國屬 IC 大國非強國，嚴重依賴進口：我國 IC 市場占全球半壁江山，但自給率 僅為 22%，絕大部分芯片依靠進口；國外企業壟斷高端 IC，微處理器、控制器、存儲 器占到總需求的 76%，利潤幾乎被 Intel、Samsung、高通等少數幾個海外巨頭壟斷， 這些缺少的產品應該是我國 IC 需求突破的。 現狀：IC 關乎國家安全、GDP 經濟安全： 1 元芯片會撬動 10 元電子相關產品消費和 100 元 GDP。 未來規劃：萬億投資方可達到十三五自給率預期：十二五規劃當中 IC 產業 2015 年規模 目標為 1 萬億元，國內預計產值為 2200 億，自給率約為 22%，低於計劃的 30%。若 自給率達到 50%以上，至少需要國家帶動持續投入 1.1 萬億。 發展路徑：技術路徑與資本路徑：深國投建議大力支持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引導民 間資本、境外資金，帶動國家資本，最終實現不低於 2000 億元/年的投資進入 IC 領域。 技術路徑可遵循電子、家電、面板超越規律，采取引進、消化、吸收、創新、超越的模 式。資本路徑應采取政府、民間、境外資金全部參與的方式，沒有境外資本，IC 走出 國門會像康佳華為一樣面臨封鎖。 現狀-規模小、盈利差但資本市場有紅利:國內 37 家上市 IC 企業規模小集中度低，銷售 額、利潤、市值遠低於國際企業，總盈利不及德州儀器，平均盈利 2000 萬。但是 A 股 給中國 IC 企業的市盈率卻高達 51 倍，遠高於美國的 18 倍和臺灣的 9 倍。 全球半導體資本市場趨勢正在由上市向並購轉變：2010 年以前 IPO 活躍，而之後並購 數量開始增多。 基金要成為解決摻也問題的突破口：中國集成電路產業面臨的問題主要有產業鏈不匹配， 制造、封測的配套，操作系統、軟件等均不匹配；IP 落後，引進的技術落後至少一年， 自主研發面臨知識產權池壁壘，繞開不易；IC 制造因其基礎性、重資產、長周期、高 門檻，缺乏長期資金，發展滯後，無法帶動封裝及整個產業的發展；資本與產業運營能 力較差。解決問題的答案是通過資本的手段，並購運作或高強度資本投入縮小差距。 北京市 IC 基金總規模 300 億元，目前有制造和設備子基金（60 億）和設計和封測子基 金（20 億），分別由盛世宏明和清芯華創負責管理。 國家級千億 IC 基金（1290 億）主要出資方有中國煙草、中國移動、國開金融、亦莊國 投、上海國盛、中國電科等，投資方向重點為集成電路制造業，兼顧設計、封測、設備 和材料產業，投資策略為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推動企業提升產能水平和實行兼並 重組。 十三五萬億投資方向：萬億資金來源以政府主權基金為主，政府訴求主要是產業發展， LP 訴求是中國經濟增長和人民幣升值長期收益，投資策略主要是 IDM、垂直分工、境 內外整合，企業目標主要有設計領域打通 IP 與 4/5G 等高端芯片，Fab 切入存儲、CPU 等戰略芯片，扶持數家行業龍頭，做強做大。對手是英特爾、三星、高通、臺積電、日 月光、IBM。IC 設計：CPU/MCU/DSP 等高端通用芯片、網絡通訊芯片、存儲器芯片、 數模混合芯片、信息安全芯片、數字電視芯片、RFID 芯片、傳感器芯片及功率半導體 芯片；IC 制造：22nm 及以下技術 CMOS 先導工藝、32/28nm 集成電路制造、微波器 件與電路制造、電力電子器件制造、MEMS 制造；封裝測試：SiP、BGA、WLP、TSV、 QFN 等；裝備材料：矽工藝設備、封測設備、LED 和太陽能設備、高端矽材料、電子 化學品、半導體靶材及蒸發料、封裝材料；IC 服務：以 IP 庫為核心的知識產權服務平 臺、以 EDA 為核心的設計服務平臺、集成電路測試平臺、集成電路市場培育平臺。 北京亦莊 IC 產業並購基金：三期 100 億元規模，存續期 8 年，首期出資 16 億(深創投 3 億，亦莊國投 3 億，社會公開募集 6 億，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政府以建築與土地評估 出資 5 億)，二期出資 34 億，三期出資 50 億。主要投資方向為 1）圍繞紫光和中芯國 際進行並購運作；2）集成電路產業鏈；3）IT 產業；4）移動互聯網；5）創意文化產 業。投資以未上市公司為主，早期、成長期、成熟期比例為 30：50：20。投資方式包 括通過對外招商及深創投自身資源引入，吸引企業入駐，獲取長期穩定的租金收益，或 者選擇有上市意願及潛力並願意入駐產業園的企業，通過產權或租權的方式來換取企業 的股權。 博通大中華區高級總監顧文傑-聯合創新，贏得先機，半導體公司 如何在新時代引領行業趨勢 2020 年全球物聯網終端數量達到 260 億，收入達到 3000 億美元，帶動經濟總量超過 1.9 萬億美元。2013 年中國物聯網市場規模 4896 億元未來增長率 30%左右。 物聯網智能化需要高帶寬網絡，從而有利於博通。目前全球 99.98%的網絡數據需要經 過至少一顆博通芯片。 中國物聯網產業規模達，擁有南水北調、智能物流等大型項目及全球最有潛力的互聯網經濟。但同時中國技術支撐力量不夠，由於核心環節關鍵技術比較欠缺，即時傳感器、 芯片、智能信息處理軟件等依然處於初級階段。 博通的發展策略是利用其領先的無線連接技術，在物聯網和可穿戴市場持續領先。同時 博通提供嵌入式無線互聯網解決方案用於各種智能硬件。 博通與上海微系統所、高校等成立聯合創新中心，整合資源、建立生態、擴大影響。 武嶽峰資本創始合夥人武平-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契機與危機 半導體產業過去幾無風險投資關註，現在即將迎來 1200 億國家產業投資基金，產業迎 來黃金時代。但是契機與危機並存，產業大熱的背後有太熱的風險。 中國半導體市場的特點是規模龐大（占全球需求的 60%），但是底子薄，產品以中低端 為主，進口比重高。在全球半導體市場，中國企業的貢獻微不足道，僅約為 2%。 國家和地方產業投資基金出臺後，半導體投資的資金多了，但也有隱患，即資金投資方 向、區域等過於分散，子彈亂飛。產業投資熱潮背後，也隱含著惡性競爭。實業企業相 互競爭是好事，但是投資機構就需要互相合作。 中國公司收購海外半導體公司的時候，容易受到被收購公司或者政府的抵制或者被宰， 這需要市場化的國際團隊運作，不要封閉。 半導體產業投資需要統一規劃，避免無序失控。同時半導體投資是非常專業的投資，要 避免各種資金的盲動。此次半導體產業基金的一大亮點是市場化運作，要避免行政的過 度幹預，以專業投資機構的決斷為主。 半導體投資應該關註團隊、市場、產業、健康的生態。 華登國際董事總經理黃慶：新形勢下，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初創與整 合 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之路要經歷自力更生、引進學習，廉價替代，提高附加值，引領市場 四個階段，分別對應學習期，成長期，壯大期，獨立期。中國 IC 產業正處於成長期和 壯大期交替的時代。全球半導體市場一半在中國，且世界半導體的主要成長來自於中國。 2013 年中國半導體市場占世界 40%，其中國產只占 5%。 過去 10 年中國半導體產業增長了 8 倍，年均增速 25%。如果未來 10 年也按照 25%的 CAGR 增長，10 年以後中國半導體產業規模將是現在的 9 倍，規模達到 800-1000 億， 占世界的 20%，相當於 8-10 個 100 億美金營收的公司或 80-100 個 10 億美金營收的公 司。1000 億美金是除去英特爾三星、高通之外全球半導體排名前 15 家半導體公司的營 收之和。而一個 10 億美金營收的半導體公司，凈利潤大約 1-2 億美金，員工 1-2000 人，是一個大公司，其主要面向的市場是 PC、TV、手機等 IC 的主戰場。 Gartner 預測，2014/15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增速分別為 6.7%和 4.9%，市場營收規模達 到到 3360 億和 3530 億美元。2014 年智能手機、超極本、SSD、汽車電子、遊戲機、 電視等終端貢獻全球半導體的主要成長，其中智能手機、超極本和電視背後是強大的中 國市場。 國際半導體巨頭面對“增長緩慢”的辦法是加大自己領先領域的投資和整合兼並。如三星啟動韓國新廠 Line 18，全書投入生產 DRAM 和 NAND Flash，預計明年 6 月完成建廠； 中國扶持半導體產業成長成為政府的工作重點，未來 5-10 年中國半導體產業將是全球 投資的中心，2014 年是中國半導體元年。國際大的半導體公司並購也是此起彼伏。 半導體的投資機會主要來自：1）初創企業，從填補空白到創新；2）整合企業，通過並 購做大做強。 中國半導體企業如何成長： 1） 走出國門成為國際化公司，國際市場比中國市場大，技術能力領先中國 2） 通過並購獲取技術和市場從而實現成長 3） 利用中國今天的優勢，即高速成長的本土半導體產業，活躍的資本市場，中國半導 體公司開始成熟，巨大市場的引誘。 國內最近的整合並購主要有紫光收購 SPRD+RDA，Intel 入股 20%，同方微電子、晶源 電子、國微電子整合為同方國芯，晶方收購智瑞達，長電收購星科金朋，矽力傑收購賽 拓克等。跨國私有化目前有 IDG 收購 MEMSIC，浦東科投收購瀾起，清芯華創收購 OmniVision 等案例進行。私有化使得成熟的公司落地國內，充實產業實力；海內外證 券市場的估值差異刺激資本不斷投入私有化浪潮。 整合並購面臨的挑戰： 歷史上收購整合失敗很多，一定要買有附加值的公司； 加入資金、市場、人力等中國元素後對於海外公司的價值； 在中國上市/並購具有高市值/高回報和不確定性和複雜性。 成功公司的兩個流派：1）創新，快速切入新興應用，市場前瞻性，技術長信，行動迅 速，快速規模化，建立壁壘；2）填補空白，對國內本土市場的專註，服務龐大的本土 市場，敏銳把握市場現有的需求，精確定位，差異化競爭。 中國半導體公司主要的發展方向包括：1）服務國內市場；2）服務後蘋果時代世界級的 中國智能手機客戶；3）各種智能硬件；4）物聯網。中國的市場、人才、資本，使得我 們具備“爆發”的土壤。   （源自招商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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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馳：太便宜，是藍籌回歸根本驅動！ 圈兒

來源: http://xueqiu.com/2310812643/32644348

         有人斷言：李馳不噤聲，絕沒有牛市。但是李馳卻不這麽看，他認為牛市已經來了，1849點就是大底！深圳同威資產董事總經理李馳是位頗為爭議的投資人，他曾經因投資萬科、招行而名聲大震，也在2008年9月重倉金融股被套至今。不管你罵他也好，挺他也罷，李馳始終認為“無論多好，只要太貴，也都要回歸估值。太便宜，甚至是垃圾，都有可能上漲，這是事物的本質。”

人物簡介

       李馳，深圳同威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具有22年國內證券市場投資經驗和18年香港金融市場投資經歷，完整經歷過幾次牛熊更替。2005年-2007年憑借著萬科、招商銀行等個股獲利近10 倍，2007年8月5300點時出清A股，被譽為“2007年度最瀟灑投資人”。但卻因為2008年9月重返A股市場，並重倉金融股被套至今，導致期間旗下基金面臨被清盤風險，飽受市場人士質疑。

低估值的藍籌要回歸

      《紅周刊》：您現在的核心觀點仍是“牛市已起步，藍籌更具投資價值”？

       李馳：上證指數和藍籌股至少是80%的相關，如果你認為是牛市，那麽藍籌股一定要不斷地創新高，或者是不再探新低，只要不探新低，就是牛市。很多人用“結構性牛市”這個100%正確的詞語來概括，這種說法很藝術，即使指數再跌到1800點也是對的，因為總有一些股票在上漲。我認為不是結構性牛市，就是牛市！而且牛市已經起步！即指數不再下行，1849點就是大底。

      《紅周刊》：不少人提出疑問，目前以藍籌為代表的滬深300估值較低，而中小板、創業板市盈率分別超過了40倍、60倍，這樣如何開啟牛市？

       李馳：牛市最大的特點就是“輪動”。我是最早一批股民,早期沒有市盈率的概念，就是看絕對價位，牛市上漲過程中逐漸沒有了10元股票，之後20元股票也開始變得稀少。現在也有不少人提出慢牛，慢牛更應符合“輪動”特征，越是要堅持的長久，越是不能激烈上漲。藍籌如果劇烈上漲，那麽行情也就到了尾端，而且之後休息的時間也會相當長，比如2007年底牛市的末端。這兩、三年也是輪動特征明顯，中小板和創業板調整的時候，藍籌比較堅挺。

       《紅周刊》：牛市不能缺少基本面的支撐，俗話說“轉型無牛市”，目前經濟在下臺階，您認為改革陣痛期出牛市？

      李馳：我喜歡疑慮聲音比較盛行的時刻！市場往往在憂慮中上漲，可以用對稱理論來反駁，即市場有非常精密的對稱性。2007年經濟一片大好，大眾預期上證指數要漲到10000點，結果怎麽樣？一年後跌到1664點，這是對稱的。大多數人看好的時候，往往就是指數要下行周期了，絕對看好的人越多，市場跌的越狠、越快，現在也一樣。所謂對稱就是圍繞中軸線上下波動，中軸線是什麽？即股票市盈率太高、太低就一定會回歸。現在我認為藍籌股估值太低，這個規律在起作用，所以一定會回歸。巴菲特幾乎不看宏觀，就是這個原理，往往恐慌就是各種負面消息集中湧現的時候。現在壞消息越多，我越高興，因為和2007年就越來越對稱。5000多點時我睡不著覺，現在可以安心地做價值投資。

       《紅周刊》：上一輪牛市的基因與2005年的股權分置改革密不可分，此輪牛市的制度基礎是什麽？

       李馳：這些都是事後分析出來的牛市催化劑。當時我認為股權分置改革最好的投資標的應該是藍籌，但在股改初期根本沒人碰。當時我認為股權分置改革應該讓所有垃圾股股價下個臺階，但是當時只要出現大股東10送10，送的越多停牌之後漲的越兇，直到現在垃圾股仍高高在上。至今我仍然印象深刻，當時萬科公布不送股之後當天以下跌報收。一個制度上的利好，往往是此後很長時間才會被反映出來。本輪牛市的制度催化劑我估了三、四條，其中一條就是滬港通。

真正便宜的東西，最終價值不會被埋沒。我的觀點就是：不管以後經濟是好還是壞，藍籌股都值得投資。太便宜了，一定會向中軸線回歸。就像6000點時一樣，出什麽利好都沒用，因為太貴了！太貴無論多好，也都要回歸。太便宜，即使是巴菲特所謂香煙屁股式垃圾股，都有可能上漲——這是事物的本質。

 無風險利率高企壓制藍籌估值

       《紅周刊》：您說過，在投資生涯中價值低估最長時間不超過5年，這一次為何7年了還不回歸？

        李馳：中國無風險利率高企是主要原因。很多信托產品高達20%左右的高回報，即只有5倍市盈率，這樣來看，即使給予藍籌4倍市盈率也沒有大錯，這方面預先我們沒有估計到。熊市中擠出效應明顯，利率高企導致市場中軸線估值水平大幅度下降。但是之前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當時認為藍籌8、9倍市盈率已經很便宜了。當然同時與A股市場爭資金還有幾個“抽水機”，比如前幾年的房地產市場，還有就是國外資金（QFII)進來的速度很慢且額度少。

        《紅周刊》：2008年之前您打了很多“勝仗”，但是去年同威部分基金清盤，重倉金融股被套至今，您怎麽評價自己的這場仗？

        李馳：一是07年大勝之後確實驕傲了；二是我們還沒到“人最少”的時候就選擇了進場。沒有預計到這幾年中國的無風險利率水平這麽高，西方國家央行搞了好幾輪“放水”，而中國始終利率高企。我在境外市場投資時間多一點，總覺得利率高高在上不合理，當然垃圾股高估也是問題，但中國是封閉市場，全球市場上大資金不能隨便買賣中國便宜的東西，我想如果人民幣實現了可自由兌換，金融股的估值差異可能不會這麽突出。

事後總結，我們更應該靜靜等待，但空倉等待比持倉等待更難，我自己也很難做到。另外還有發了陽光私募產品之後，求勝心切，心態出現變化。下一步我們將加強大數據研究，將選時時機盡量量化。

 投資和投機是孿生兄弟

        《紅周刊》：您說“如果清楚是一家好的公司，未來盈利穩步上揚，而投資的錢又是自己口袋里的，擔憂旁人說什麽？”但是對於公司募集的基金呢？怎麽平衡這個心態？

         李馳：這個確實比較難，剛開始業績不好的時候我也非常糾結，甚至一度懷疑這種風格能否再堅持下去。做價值型的基金經理少之又少，巴菲特也是用保險公司的錢投資，芒格後來也清掉了基金，幾乎很少人用基金的方法把所謂的價值投資實踐下去。聚光燈下的波動真會影響到心態和情緒。不過，我現在認為，應該堅持正確的東西，其他所有的交給市場，讓市場發揮力量，尋找和自己誌同道合的投資人。

   《紅周刊》：您自我評價為“一半巴菲特，一半索羅斯“，現在怎麽評價自己？

    李馳：我從沒有說過自己是巴菲特還是索羅斯。我覺得同威風格上接近巴菲特多一點，做索羅斯太難。索羅斯是右側交易、選時，巴菲特主要是選股。既做巴菲特，又做索羅斯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美好願望。

從某種意義上，我還是傾向做價值投資人，風格上以基本面選股為主，盡量希望能夠選準時，但是選不準，要心安理得。選準是運氣好，運氣好的時候多數人以為是自己水平高，但好運氣不會永遠眷顧自己。如果我還一直堅持做基金管理行業，將堅持更加嚴謹的貼近價值投資的風格。

   《紅周刊》：當時您和索羅斯見面，問了這個問題？索羅斯如何回答的？

     李馳：我問“即做巴菲特又做索羅斯行的通麽？”，他當時居然回答是“行！”。所以也強化了後來我在選時方面的自信心，但後來發現是，他索羅斯行，我不行！投機長勝太難了！

我現在理解，索羅斯的第一原理還是安全，這也是巴菲特的理念。什麽都可以沒有，就是不要“沒命了”，保本先存活下來，再追求活的好，這是巴菲特的安全墊理念，但更多人看到的是索羅斯的一會做多一會做空的投機性。

  《紅周刊》：同威資產的官網上有這樣一句話“我們對部分投機性的投資，那些相對長期成長前景價值被低估的公司以及能提供獨特機會的特別情形，保持開放的投資觀念”，如何理解這句話？

   李馳：投資和投機是孿生兄弟。我提到過“績優股也會大跌，垃圾股也會大漲。只是長周期來看，績優股在不斷創新高，垃圾股永遠是上下波動。”“孿生兄弟”所表達的意思有兩種，一是投資和投機幾乎擁有相同的外形，二是兩者互為需要，沒有投機就沒有未來好的退出點。我從來沒有說過“要終身持有”，我只講投資要做大周期，要長線。

我們在2007年5000多點退出就是非常好地利用了投機，這兩年我拿自己的錢做一些天使投資，效果也非常好。未來深圳創業板可能也會做一些改革，所以對於做天使投資的我來說，創業板估值水平高正好可以賣個好價錢。要利用好投機而非堅決拒絕，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定好遊戲規則，不管是聰明還是愚蠢的資金，核心都是逐利，投機有其正面的意義。

很多人認為創業板是大賭場，我認為對短線投機者，所有市場都是大賭場，但市場要制定一個遊戲規則。多年來，中國股民沒有改變喜歡炒作概念的習慣，這也是特有制度所造成的。核心是沒有嚴格的退市制度，如果有隨時死亡法的退市制度，所有的垃圾股估值是現在的一半都不到。比如香港，不管垃圾股之前股價多高，突然停牌之後，清盤後原來的股票將毫無價值。A股越是打著保護投資者的旗幟，越是市場烏煙瘴氣。

堅持常識，就是財富密碼

 《紅周刊》：目前A股市場最大的風險是什麽？

   李馳：最大的風險現在不會馬上釋放，這個市場一般都是新資金戰勝老資金，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戰勝了老江湖，但笑到最後的才是真正的成功者。如果你不能堅持某一種原則、正確的方法和理念，遲早有一天，特別是大熊市來臨，一切都會還給市場。索羅斯有一個摯友叫梁恒，是個中國人，1995年起突然要決定做股票，索羅斯當時即勸告“你這個個性不合適做股票”。但他不聽勸告，隨後多年賺錢，索羅斯每次都以撲克牌式面孔回應。2000年後梁輸回原位，他不得不承認“索羅斯的魔咒在我身上是對的，我果然是不能玩”(參見《與索羅斯一起走過的日子》梁恒著)。這個市場沒有常勝將軍，索羅斯也有輸的時候，但是正確的方法保證了贏的概率較大。

   《紅周刊》：有人評價您走的是通過把握”大方向、大趨勢、大體估值“的宏觀之路，而非研究公司基本面，您認可嗎？

    李馳：這樣總結也沒有錯。我認為做投資把公司研究的巨細無比，可能是走了一條“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之路。研究太深了，很容易抓不住主流和大趨勢。我的思路很簡單，小公司看領導人，大公司看制度。我年輕時研究股市跟現在的年輕人沒有什麽兩樣，甚至通宵達旦的研究，也希望賺到快錢，但這些研究在牛市的時候怎麽研究都是對的，但在熊市時什麽研究似乎都不對了。真正看公司要先深後簡，就像看書一樣，先讀厚再讀薄。

最後我講一個故事來做今天采訪的收尾，希望有心的朋友能夠有所感悟：芒格有一次在海邊，看到賣漁具的店里魚鉤五顏六色，一時納悶就問老板：“魚鉤做的這麽漂亮，是不是不同的魚去上不同的鉤？”

“我不是把魚鉤賣給魚，而是把魚鉤賣給釣魚的人！”老板答道。

很多繁複的東西就是彩色魚鉤，做好投資要有信心，自己不一定比基金經理差，但是不要看太多花里胡哨的東西，投資是個化繁為簡、去偽存真的過程，而常識就是財富密碼。

（本刊記者 袁園）

 價值投資，知不易，行更難！轉發兩位用價值投資做基金的基金經理：）@黃建平

 @一只特立獨行的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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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輪牛市跟1996-2000那輪很像 ：分母驅動“改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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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晗晨 於 2014-12-4 10:16 編輯 這輪牛市跟1996-2000那輪很像 ：分母驅動“改革牛” 作者：國泰君安宏觀任澤平 14年出現了一個奇特現象：經濟增速往下走，股市往上走。當前經濟和股市類似1996-2000年，屬於分母驅動的“改革牛”。 摘要： 我們大多數人對2006-2007年牛市的記憶太深刻，上一輪牛市是由分子端基本面驅動的“周期牛”。但是，2014年開啟的這一輪牛市是分母驅動的“改革牛”“轉型牛”，出現了“經濟增速往下走，股市往上走”的現象，類似日本1975-1980年、中國臺灣1986-1990年、韓國1999-2006年。中國在歷史上也曾發生過，比如1996-2000年。當前的經濟和股市類似1996-2000年。 1996-2000年經濟困難表面上是周期性的，而實質上是體制性和結構性的，市場本該周期性出清卻由於體制性障礙難以實現，去產能和去杠桿無法展開，產能過剩和債務風險攀升。可以推斷，即使沒有1998年外部沖擊，體制性和結構性問題也會暴露出來。 1996-2000年的政策應對：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國企改革、金融市場化改革、剝離銀行不良資產、實施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對外開放。 1996-2000年“改革牛”：GDP增速降50%、股市漲200%。1993-1996年熊市的原因主要是：利率過高，政策偏緊，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銀行不良率過高。1996-2000年“經濟往下、股市往上”特征的“改革牛”“轉型牛”原因主要是：（1）利率下降：利率從12%下調到5.85%，降幅超過一半。存款準備金率從1997年的13%下調到1999年11月6%。（2）政策寬松：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緩解經濟失速風險。（3）改革提速：國企改革、金融改革、住房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實質推動，提升風險偏好。（4）金融風險拆彈： 1999年將1.4萬億元資產剝離給新成立的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提升風險偏好。 2010-2013年熊市的原因跟1993-1996年類似：利率過高、政策偏緊、改革遲緩、金融風險上升。2014年2季度以來，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股市走牛，原因跟1996-2000年類似：利率下降、政策寬松、改革提速。 目錄 1. 1996-2000年面臨的經濟困難與原因 1.1. 形勢嚴峻：虧損、通縮、失業、高不良率 1.2. 原因和政策爭論：外部性和周期性還是體制性和結構性？ 2. 1996-2000年的政策應對：政策寬松和改革提速 3. 1996-2000年“改革牛”：GDP增速降50%、股市漲200% 4. 2014年經濟形勢與1996-2000年類似 5. 2014年牛市與1996-2000年類似 6. “轉型宏觀”：利率下降、政策寬松、改革提速和大牛市 7. 股市和宏觀經濟的關系是什麽：巴菲特解讀牛市的3個前提 正文： 當市場一片高呼牛市來了的時候，作為最早最堅定提出“大牛市論”的團隊，我們還是想認真梳理這輪牛市的邏輯，因為它決定了未來的高度和節奏。 圖1 國君宏觀團隊戰熊記 數據來源：新浪財經 2014年出現了一個奇特現象：經濟增速往下走，竟然股市往上走。部分市場人士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為我們大多數人對2006-2007年牛市的記憶太深刻，上一輪由分子端基本面驅動的“周期牛”容易產生誤導。而事實上，“經濟增速往下走，股市往上走”的案例在經濟史上有很多，它屬於分母驅動的“改革牛”“轉型牛”，比如日本1975-1980年、中國臺灣1986-1990年、韓國1999-2006年（我們在《增速換擋期的牛市催化劑：國際經驗與中國未來》報告中介紹了日韓臺“轉型牛”的經典案例）。中國在歷史上也曾發生過，比如1996-2000年。 我們認為當前的經濟和股市類似1996-2000年，屬於分母驅動的“改革牛”“轉型牛”。1996-2000年，面對複雜嚴峻的經濟形勢，我國政府成功進行了市場化改革和宏觀調控，開啟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篇章。在經濟增長往下走的情況下，無風險利率下降和風險偏好提升造就了一輪大牛市，當前經濟和股市形勢與1996-2000年頗為相似。 1. 1996-2000年面臨的經濟困難與原因 當前經濟形勢與1996-2000年頗為相似，都在前期經過一輪高速增長之後，遇到外部沖擊和內部調整，經濟增長乏力，企業虧損、產能過剩、金融風險、通縮、失業等問題凸顯。 各界對原因和政策存在分歧：是外需不足和周期調整，還是體制和結構性問題？再度刺激還是推動改革？1996-2000年前後，我國成功進行了宏觀調控和市場化改革，推動了去產能、去杠桿和結構轉型，開啟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篇章，當時對問題的認識和應對值得借鑒。 1.1.形勢嚴峻：虧損、通縮、失業、高不良率 1992年初，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極大地解放了思想，掀起了新一輪改革開放熱潮，經濟快速回升。當年GDP增速達14.2%，CPI增速達6.4%，M1和M2增速高達35.9%和31.3%。與此同時，集資熱、開發區熱、房地產熱、股票熱等經濟泡沫加重，各地鋪攤子上項目、亂集資、亂拆借、亂設金融機構等現象嚴重，經濟明顯過熱，中央開始采取緊縮措施。 1993年6月，黨中央、國務院出臺《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采取控制貨幣發行、嚴禁違規拆借資金、提高利率、制止亂集資、嚴控信貸規模等經濟和行政手段相結合的“16條措施”，經濟過熱壓力得到緩解。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的決議》，對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若幹重大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1993年設立國家經貿委，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主旨推動國企改革。1994年初，中央政府出臺了財稅、金融、外匯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主要包括：分稅制；設立政策性金融機構，政策性金融與商業金融分離，對金融機構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匯率並軌，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實現經常項目下人民幣有條件可兌換，人民幣深度貶值。 在改革開放和宏觀調控的雙重作用下，1996年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GDP增速10%，CPI增速8.3%，M2增速25.9%。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1998年我國調整宏觀政策取向，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經過1998年3季至1999年1季度短期回升之後，經濟增速再度回落，並探出新低，1999年4季度GDP增速降至6.1%，甚至低於金融危機最嚴重時期1998年2季度的6.8%。 各類風險凸顯： （1）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基本是三分之一明虧、三分之一暗虧、三分之一盈利；當時國企對經濟增長、利潤和就業的貢獻大幅下降。國有工業企業產值占全部工業企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979年的78.5%降至1997年的26.5%；在城鎮新增就業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從1978年的72%降至1996年的34.4%；1994-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利潤占比從50.5%降至29.3%，在一些競爭性行業甚至出現了全面虧損。與國有經濟的困境相反，非國有經濟（集體、個體、私營和外資經濟等）快速成長，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1996年非國有經濟在全部工業企業總產值中占比為71.5%，占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的比重為65.6%。 （2）產能過剩嚴重，陷入通縮-債務循環，顯性和隱性失業率上升。 （3）銀行不良資產比率過高，已技術破產，金融風險加劇。由於產權約束、公司治理不到位，加上經濟過熱、金融秩序混亂、行政幹預、國企虧損等因素，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劇增，不良資產率甚至高於危機國家。根據當時較低的會計標準，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在上世紀90年代末為30%左右，已經技術上破產。非銀行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比率更高，有些地方和部門擅自設立大量非法金融機構，股票、期貨市場違法違規行為大量存在。隨著1997年整頓金融秩序，銀行收緊信貸，進一步惡化經濟形勢和通縮風險。 1.2. 原因和政策爭論：外部性和周期性還是體制性和結構性？ 當時經濟低迷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因素，經過1992-1996年的高速增長，國民經濟積累了大量低效產能和過度杠桿。但是，雖然宏觀政策持續收緊，由於體制性障礙，去產能和去杠桿一直進展緩慢，落後產能得以維持，企業庫存高企。 1996-2000年經濟困難表面上是周期性的，而實質上是體制性和結構性的，市場本該周期性出清卻由於體制性障礙難以實現，去產能和去杠桿無法展開，產能過剩和債務風險攀升。可以推斷，即使沒有外部沖擊，體制性和結構性問題也會暴露出來。 當時的結構性問題是指無效供給過剩和有效供給不足並存。大量產能集中在低端同質產品供給領域，滿足消費和出口升級的高端優質產品供給匱乏，金融資源浪費在“低效產能-被動庫存”循環上。 當時的體制性問題是指市場經濟的宏觀架構和微觀基礎不完善。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長期存在預算軟約束和投資饑渴癥，政府對競爭性領域的資源配置幹預過多，國有企業的現代公司治理“形似神不似”。國有銀行為主的金融結構對不同所有制的融資主體存在“身份歧視”，信用資源傾向於配置到低效、虧損的國有部門，淪為“第二財政”補貼。融資結構與經濟增長結構和績效結構不匹配，資源錯配嚴重。信用資源持續流向國有虧損部門導致巨額社會金融債權懸空，醞釀金融危機或貨幣危機。 2. 1996-2000年的政策應對：政策寬松和改革提速 （1）實施以增發長期建設國債為主的持續溫和的積極財政政策，實施間接調控為主的穩健貨幣政策，沒有因短期目標而出現信貸失控和體制“複歸”。這次宏觀調控有四點經驗十分寶貴：一是相繼采取了取消貸款規模管理、下調法定準備金率、開展公開市場操作、降息等放松銀根、反通縮的有力措施，實現了從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的轉變，堅持了市場化改革取向。1996年5月-1999年6月期間，1年期貸款利率從12%下調到5.85%。存款準備金率從1997年的13%下調到1999年11月6%。二是以增發長期國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內容，由中央負擔，既提升了長期增長潛力，又沒有增加地方政府和企業的負擔。三是持續、溫和地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平均每年增發1000億元國債，七年間共發行約9000億元，沒有進行短期大規模的強刺激，既守住了底線，也避免了對市場預期和微觀主體行為的過度幹擾。四是政府沒有強壓銀行大量放貸，防止了1992-1993年式的信貸失控，沒有出現向計劃體制“複歸”。 表1：1998-2004年積極財政政策回顧 （2）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搞活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提升微觀效率。提出國企“三年脫困”，推進劣勢企業的關閉破產和淘汰落後產能，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動“紡織壓錠”；“抓大放小”，促進企業兼並重組，“放小”的主要方式是把部分或全部產權轉讓給內部職工、整體出售給非公有法人或自然人等，推動地方中小國有企業轉制；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收縮戰線；實施“債轉股”，三年間把600多戶、近5000億元銀行債權轉為國有資產公司對借款企業的股權；對中小企業給予減稅和信貸支持；打破行業壟斷，降低準入門檻等。到2000年底，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實現脫困，同時，民營中小企業快速成長。 （3）出臺了一系列重大金融市場化改革措施，有效化解了金融風險。一是國有商業銀行進行財務重組。1998年定向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專門用於補充資本金。1999年將1.4萬億元資產剝離給新成立的四家資產管理公司；二是改善國有銀行內部管理。取消貸款規模，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改革和完善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補充機制以及呆賬、壞賬準備金提取和核銷制度，擴大貸款質量5級分類法的改革試點；三是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管理體制實行重大改革，撤銷省級分行，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置九家分行，增強了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威性和實施金融監管的獨立性。完善分業管理體制，先後成立了證監會和保監會；四是為了防範金融風險，1999年著手整頓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資公司等金融機構，先後關閉了海南發展銀行、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等一批出現風險的機構。 （4）實施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對外開放。1998年7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宣布全國城鎮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全面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同時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多層次住房供應體系，發展住房金融，培養和規範住房交易市場。我國居民住房消費全面啟動。2001年11月11日我國正式加入WTO，深度融入全球化，依靠廉價勞動力和完善基礎設施優勢，對外貿易快速增長。 3. 1996-2000年“改革牛”：GDP增速降50%、股市漲200% 1992年我國出現經濟過熱和大幅通脹後，宏觀調控開始收緊。1996年是整個經濟預期的低谷，也是股市的低谷。1993-1996年熊市的原因主要是： （1）利率過高，CPI增速高達8.3%，1年期貸款利率高達12%。 （2）政策偏緊，主要是為了治理1992年之後的經濟過熱，促使經濟軟著陸。 （3）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基本是三分之一明虧、三分之一暗虧、三分之一盈利，1994-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利潤占比從50.5%降至29.3%，在一些競爭性行業甚至出現了全面虧損； （4）銀行不良率過高，已技術破產，金融風險加劇，金融秩序混亂，根據當時較低的會計標準，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在上世紀90年代末為30%左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進一步加重了經濟形勢的惡化。 從1996年5月，我國開始大幅降息，1996年5月-1999年6月期間，1年期貸款利率從12%下調到5.85%。 從1996年初開始，股市開始大幅上漲，1996年初-1997年初，上證綜指從600點漲到1200點，漲幅高達100%，而與此同時，季度GDP增速從1995Q4的11.8%一路下滑到1997Q3的8.3%，出現了“經濟增速往下走，股市大幅走牛”的“改革牛”“轉型牛”現象，分母驅動特征明顯。這是第一波行情。 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1997-1998年股市開始震蕩，橫盤2年，經濟繼續下滑。 1998年我國調整宏觀政策取向，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利率繼續下降。此後GDP增速基本是“七上八下”平著走，再次出現“改革牛”“轉型牛”的第二波行情，並受全球網絡泡沫影響，1999年初-2001年初，上證綜指從1200點上漲到2100年，漲幅近100%。 1996-2000年“經濟往下、股市往上”特征的“改革牛”“轉型牛”原因主要是： （1）利率下降：利率從12%下調到5.85%，降幅超過一半。存款準備金率從1997年的13%下調到1999年11月6%。 （2）政策寬松：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緩解經濟失速風險； （3）改革提速：國企改革、金融改革、住房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實質推動，提升風險偏好。 （4）金融風險拆彈： 1999年將1.4萬億元資產剝離給新成立的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提升風險偏好。 圖2 1996-2000年股指和GDP增速：GDP增速降一半，股指漲200% 數據來源：WIND、CEIC 圖3 1996-2000年股指和利率：利率降50%，股指漲幅200% 數據來源：WIND、CEIC 4. 2014年經濟形勢與1996-2000年類似 （1）當前經濟回落的原因表面上是外需不足和周期調整，但本質上是深層次的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經過2002-2007年的高速增長，國民經濟積累了大量低效產能和過度杠桿，即使沒有2008年金融危機，經濟也有內在周期調整的要求，而且可以預計，周期衰退式的市場出清仍然可能面臨與1996-2000年類似的體制性障礙。 （2）4萬億刺激計劃在當時的國內外背景下出臺是正常之舉，問題在於重啟“銀政”（國有銀行和地方政府）、“銀企”（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聯系，且出手過快過重。過去十多年，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改革目標一直是推動建立現代公司治理機制，但2009年為了短期強刺激政策目標，在行政幹預放貸面前出現機制倒退，這為後面的政府隱性擔保泛濫、道德風險、產能過剩、財政金融風險、無風險利率過高等埋下隱患。 （3）由於政府隱性擔保的存在，資源錯配，金融風險加劇。大量金融資源配置到地方融資平臺、產能過剩領域國企和房地產，而這些領域的相當一部分已越來越難以創造現金流，不得不靠負債維持，推高社會無風險利率，造成企業融資難貴，對實體經濟部門有效資金需求產生擠出效應，資金使用效率下降。 （4）去產能和去杠桿進展緩慢，經濟下行壓力長期存在。為了防止短期經濟過快下滑，在每次觸及底線時應出臺穩增長措施。但每一次穩增長拉動的主要是基建和重化工業，造成了維持落後產能和延緩市場出清的負面效果，而這又由於防風險而不得不為。 （5）當前經濟形勢與1996-2000年的一個重要區別是經濟潛在增長率不同。1996-2000年長期潛在增長率沒有大的變化，當前我國正處於增速換擋的關鍵期，未來結構調整成功，構築的將是中速增長平臺，我們估計在5%左右，但增長的質量將提升。由於勞動力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當前就業壓力比1996-2000年輕。由於這次需要進行產能調整的主要是資本密集型重化工業，高杠桿部門，沖擊的是金融體系。 5. 2014年牛市與1996-2000年類似 采取分母驅動的“改革牛”“轉型牛”邏輯框架，可以較好地解釋中國此輪熊牛轉換的演進軌跡。 2010-2013年熊市的原因跟1993-1996年類似：利率過高、政策偏緊、改革遲緩、金融風險上升。 2010-2013年處於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改革進展遲緩，舊增長模式（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產能過剩重化工業）拒絕出清，形成了三大資金黑洞，加杠桿負債循環，膨脹無效資金需求，推升無風險利率。 無風險利率過高產生了兩個負面效果，一是抑制企業利潤和新增長模式成長（估值層面），二是沒有增量資金來到股市（資產配置層面），居民通過購買信托和理財向舊增長模式輸血，股市陷入存量博弈困境。股市常年熊市。 三大資金黑洞中的地方融資平臺和國企作為體制內部門，存在財務軟約束，難以通過市場化方式出清，必須通過改革破舊立新，才能降低無風險利率，提升風險偏好。 2014年2季度以來，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股市開啟了一輪波瀾壯闊的大牛市，截止2014年12月2日上漲綜指年內漲幅達40%。這一輪大牛市的原因跟1996-2000年類似：利率下降、政策寬松、改革提速。 2014年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銳意推動改革，市場風險偏好明顯提升。與此同時，二季度以來，三大資金黑洞中市場化程度高的房地產部門率先展開了長周期出清，並倒逼體制內兩大領域的出清：重化工業去產能，地方債務收縮。隨著無效融資需求收縮，無風險利率出現趨勢性下沈，股市估值中樞擡升。房地產投資下滑倒逼政策寬松。資金從房地產和影子銀行流入股市，股市擺脫存量博弈困境，邁向增量博弈新時代。 6. “轉型宏觀”：利率下降、政策寬松、改革提速和改革牛 經濟時鐘是業界做大勢研判和資產配置的基礎方法。根據我們研究全球和中國經濟史發現，經濟時鐘有兩類：轉型時鐘和周期時鐘，其所適用的環境、對應的大類資產配置邏輯是不同的。 “周期時鐘”出現潛在增長率（增長平臺）和動力結構不變時，比如2003-2007年，處於改革紅利釋放期，高增長低通脹，大家都很爽。“周期宏觀”重點觀察快變量（存貨、產能利用率、貨幣政策）。傳統“周期宏觀”下的大類資產配置邏輯是：產能過剩、經濟蕭條→產能出清、貨幣政策衰退寬松、利率下降→債牛→經濟複蘇、股牛。“周期牛”的演進規律是政策底→市場底→經濟底。 “轉型宏觀”出現潛在增長率或動力結構改變時，比如中國1996-2001年、2010—2017年，處於改革攻堅期和轉型陣痛期，“七上八下”很多年。國外的例子有日本1970-1980年，中國臺灣1983-1992年，韓國1992-2002年等。“轉型宏觀”需要綜合觀察快變量和慢變量（人口和房地產周期），到達拐點後，慢變量變快了。“轉型宏觀”的大類資產配置邏輯是：舊增長模式拒絕出清，加杠桿負債循環，貨幣政策因擔心加杠桿而不能全面放松，經濟增速往下走但無風險利率往上走，股債雙熊→改革破舊立新，或危機倒逼出清去杠桿，經濟增速往下走，無風險利率下沈，股債雙牛。“轉型牛”的演進規律是改革底、無風險利率頂→市場底→經濟底。 沒有最好的分析框架，只有最適合的分析框架。經濟轉型期，“轉型宏觀”系統地回答了增速換擋期的經濟形勢、結構性衰退與成長、改革宏調取向、大牛市催化劑、資產配置策略等關鍵性問題。經濟轉型期，傳統“周期宏觀”失效，堅持采用“周期宏觀”研判的市場人士將不斷犯錯。“轉型宏觀”框架需要把長期與短期、改革與經濟、宏觀與中觀、實體與貨幣等進行打通，這對研究人員的大格局觀和綜合素質是一個挑戰。 2014年屬於典型的“轉型宏觀”和“轉型牛”。其它典型案例還有中國1996-1999年、2010—2017年，日本1975-1980年，中國臺灣1986-1990年，韓國1999-2006年，等。這些時間段均出現了經濟增速下降但股市大幅走牛的“轉型牛”情況，核心在分母驅動，而非分子驅動。“轉型牛”的典型事實是：經濟轉型、結構巨變、出清加快、改革提速、貨幣政策放松、利率下降、金融拆彈。 經典案例：德日韓臺增速換擋期的“轉型牛” 韓國在1992-1996年增速換擋期上半場拒絕減速，寄希望依靠刺激維持舊增長模式，延緩出清，加杠桿負債循環，推高無風險利率，股市長熊。韓國在1997-2003年進入增速換擋期下半場，1997年金融危機倒逼韓國出清去杠桿，無風險利率從14%大幅下降至4%。韓國政府痛下決心推動改革，隨後產業升級、企業利潤上升，雖然2000年後韓國經濟增速再也沒回到高增長時代，但股市大幅走牛，漲幅超過300%。 臺灣增速換擋發生在80年代後半段，但由於80年代初蔣經國因身體每況愈下，在增速換擋之前已經提前推動了改革，產業成功升級到電子信息產業。因此，雖然GDP增速下臺階，但無風險利率從14%大幅下降至6%，加之貿易順差熱錢流入，股市走出一波大牛市，漲幅超過500%。 日本在1969-1973年增速換擋期上半場拒絕減速，大搞列島改造和貨幣投放刺激經濟，房市股市出現短暫泡沫。1973年前後石油危機和前期過度投放的貨幣引發高通脹，貨幣政策轉向緊縮，無風險利率過高導致股市為熊市。日本在1973-1980年進入增速換擋期下半場，經過改革和結構調整，日本1975年以後產業升級，增速換擋取得積極成效，無風險利率從10%大幅走低至7%，股市出現了一波大牛市，漲幅超過100%。 德國在1965-1975年間熱錢大規模流入推高通脹，被迫在增速換擋期采取了偏緊的貨幣政策，無風險利率高達8%左右，股市為熊市、做俯臥撐。直到90年代，德國無風險利率大幅下降，德國股市才出現一波大牛市。 詳情參閱前期重磅報告《增速換擋期的牛市催化劑：國際經驗與中國未來——轉型宏觀之四》 7. 股市和宏觀經濟的關系是什麽：巴菲特解讀牛市的3個前提 5年多前，道瓊斯工業指數在6000多點。6年前,上證指數也在6000多點。現在道指已經突破17000點，而滬指卻回到了2000多點,兩者差距懸殊。但實際上在過去的5年中，美國經濟並沒有像股市表現得那樣出色，GDP增長僅在2%左右；中國經濟在這一段時期保持著8%左右的快速增長，而股市卻一直低迷。（轉自：第一財經日報） 股市和宏觀經濟究竟有無必然聯系？ 巴菲特在1999年《財富》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從1964年到1981年的17年間，美國GDP增長了373%；而道指在1964年12月31日是874.12點，17年後的同一天是875點，幾乎持平。雖然時間久遠，但這篇文章仍然充滿了投資的智慧，一點也不過時。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巴菲特的解釋。 這篇文章與美國投資者的長期收益相關。巴菲特一向堅持長期投資策略，但即便是以耐心著稱的他也不覺得市場向前邁了一步。巴菲特認為，股票投資者都對股市抱有太高的期望。要想解釋其中的原因，必須從股市整體出發。 他明確表示，雖然會涉及到股市的整體水平，但不會預測大盤走勢。對市場進行評估和預測市場發展之間沒有一丁點聯系。實際上很多時候市場會偏離價值，不過早晚也會向價值靠攏。 在之前的34年，我們看到了熊市和牛市驚人的對稱，在1964到1981年第一個17年間道瓊斯工業指數：1964年12月21日874.12點、1981年12月31日875.00點。 一個非常矛盾的事實：在同樣的17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即美國國內所有交易的總和）幾乎變成了原來的五倍，上升了約370%。在另一種衡量標準下，《財富》五百強公司（當然，公司組成不斷變化）的銷售總額變成了原先的六倍多。但是道瓊斯工業指數幾乎沒動。 “投資”的定義很簡單卻常常被人忽略：投資就是現在投入本金以便將來拿回更多的錢（當然是刨去通貨膨脹之後的“更多”）。 要想理解上述原因，可著眼於影響投資價值變化的兩個因素之一：利率。 利率就像萬有引力影響著物理世界一樣操控著金融市場。利率越高，向下的作用力越大。這是因為投資者要求的收益率直接與投資政府債券可以得到的無風險利率息息相關。 所以，如果政府債券收益率上升，其他的投資產品的價值就會下降。反之，利率下降，其他投資的價格上升。其中的道理十分簡單：今天投資者應該為明天得到的一塊錢付多少錢，只能先參考無風險利率。 每當無風險利率變動一個基點，即0.01%，所有投資的現有價值都會變化。這種關系在債券市場表現得尤其明顯，債券的價格幾乎只與無風險利率有關。股票、房地產、農產品等資產的價格與其他一些重要因素有關，因而利率的作用沒有那麽明顯，但是它仍像萬有引力一樣影響著資產價格。 在1964到1981年間，政府債券利率大幅上漲，從1964年底的4%上升到1981年末的15%。利率的上升壓制了資產價格，也就解釋了經濟增長而股票市場停滯的現象。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初，情況發生了轉變。你可能還記得保羅·沃爾克剛當上美聯儲主席時是多麽不受歡迎。但是他的英雄事跡在於大幅度削減通貨膨脹率，引起利率水平大幅下降。 假設你買了100萬美元1981年11月16日發行的收益率14%的30年期美國國債並用每年的利息購入同樣的債券，到1998年底，長期政府債券利率為5%，這時候你的回報是8181219美元，年化收益率13%還多。這可比歷史上大多數17年股票帶來的收益率都高，對於國債這樣傳統的證券來說，可謂一個巨大的成功。 利率的下降將股市推高，你如果在1981年11月16日投入100萬美元到道瓊斯股指並且將股利全部再投資的話，到1998年12月31日，你將擁有19720112美元，年化收益率19%。這比歷史上任何一段17年時期的收益率都要高。 影響投資價值變化的第二個原因是公司的稅後利潤。公司利潤占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在1929年達到頂峰，此後逐漸下降，在1982年觸底，只有3.5%。當時的投資者們面臨著兩個壞消息：公司利潤不景氣與超高的利率。此時，投資者們又一次展現出了他們根深蒂固的惡習：以當前的情況預測今後的市場。 就像行車時只看後視鏡不看前方一樣。他們對未來失去信心，覺得利率會保持在高位而公司利潤也會停滯不前。即使國民生產總值接近原來的五倍，他們仍然將市場定位在17年前的水平。在1982年後的17年間，經濟雖然沒有像原先一樣迅猛增長，國民生產總值變為了不到原先的三倍。但是利率開始下降，隨著沃爾克政策的影響逐漸消退，公司利潤也開始增長。 以上兩個基本面因素的變化導致道瓊斯工業指數在1981年起的17年間上漲了幾乎十倍，從875點到9181點。此間，市場心理也在悄悄起著作用。當牛市來臨，並且發展到不管采取什麽樣投資策略都賺錢時，更多的人便會湧向股市。這時候利率和公司收益便不再起作用，而是投資者不甘落後的心理在主導市場。 有了過去這17年的經驗，很多投資者都對未來抱有美好的願景。潘恩·韋伯公司和蓋洛普公司的聯合調查顯示，擁有五年以下經驗的投資新手預期未來十年的投資收益率達22.6%，而擁有20年以上經驗的投資者則預期12.9%。巴菲特認為，從價值決定性因素來看，12.9%仍然是個太高的目標。如果投資者想要在未來17到20年間從市場上獲取可觀的回報，以下三點至少出現一個。 第一，利率必須達到更低的水平。如果政府債券利率從現在的6%下降到3%，僅憑利率的作用就能使投資價值翻番。如果你覺得利率水平會像日本之前那樣跌到1%，那你就應該采取杠桿操作：投資股票期權。 第二，公司利潤占國民生產總值百分比必須上升。有人曾經說紐約的律師比人口還多，可能也是這些人相信公司利潤會比國民生產總值還大。公司利潤增長速度不可能永遠比GDP增長得快，這在數學上是講不通的。在巴菲特看來，如果你覺得公司利潤占GDP水平能維持在6%，就是非常樂觀了。 其中一個原因是競爭。另外一個是公共政策：如果公司投資者想分享越來越大的一塊經濟的蛋糕，其他群體吃到的就越來越少。這勢必會引起政策上的問題，蛋糕的重新分配是不太可能發生的。在合理的假設下，GDP每年以5%速度增長，3%的實際增長速度加上2%的通貨膨脹。這將是投資回報的一個限制因素——遠遠小於12%。如果投資回報維持在5%以下，那麽資產價格在長期也不可能以高於5%的速度增長。 第三，你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即使在其他投資者舉步維艱的時期都相信自己是一個贏家。這個想法在信息革命之初極具誘惑力，你的經紀人會告訴你，只要買藍籌股然後坐享其成就好了。巴菲特覺得有必要回顧一下歷史，著眼於本世紀初兩個改變世界的行業：汽車和航天業。 首先是汽車行業：歷史上曾經有過2000多家汽車制造商，你可能會說：“如果當時預見到汽車行業帶來如此大的社會變革，就賺大發了！”那麽20世紀90年代的行業格局究竟怎樣呢？除了卡耐基公司還在堅持之外，美國的汽車制造商只剩下三家。 沒錯，汽車行業是造成了巨大的商業變革，但卻沒有像投資者預期的那樣帶來巨大的收益，反而是虧損。其實有時候挑選行業的失敗者比較容易，當汽車行業開始興起，你仍然發現挑選出今後能夠盈利的企業非常困難。但當時有個非常明顯的選擇：做空馬匹。1900年美國有2100萬匹馬，然而到1998年就只有500萬匹了。 另外一個帶來社會變革的行業就是航空業，前景如此光明讓投資者垂涎。巴菲特查到了1991年到1993年間約200家的飛機制造商，只有幾家現如今還在營業。在過去20年間宣告破產的129家飛機制造商名單中，大陸航空榮登榜單兩次。實際上，1992年的時候，美國的航空公司成立以來的利潤為零。早知如此在1903年萊特兄弟試飛第一架飛機的時候就應該把它打下來，省得投資者以後虧錢。 還有其他一些很輝煌但沒有給投資者帶來盈利的行業，如電視、收音機制造業，這里就不一一舉例了。我們能從中學到的教訓是：投資的精髓不在於某個行業會給社會帶來多大的變革，或是有多大的發展潛力，而在於單個公司是否能保持競爭優勢。那些準入壁壘高的行業或者公司，才能在長期給投資者帶來收益。（來源：澤平宏觀）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2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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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雕爺的互聯網思維“巫術”：小無相功仍是科班出身，數據驅動常被忽視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210/148291.html

i黑馬註;所謂互聯網思維本身無非是企業對互聯網工具的一種極致使用，習慣了自然而然就沈澱為企業的思維文化。但到了國內卻成為了近乎於巫術一樣神秘，這恐怕就是東方定性思維與西方定量思維的根本差異吧。

來源：黑問專欄
作者：樹先生-芒格

雕爺近年很火。從創立到估值超過10億，雕爺牛腩用了2年，新成立的河貍家只用了半年。

雕爺也憑借“餐廳封測”等獨特打法、筆綻蓮花的軟文，成為了“互聯網思維”的代言人，得到了無數對“互聯網”心向往之的傳統老板的追捧。

“三問”雕爺

但雕爺是誰？“互聯網思維”是雕爺的小無相功嗎？他的成功秘密真是如此嗎？

雕爺原名孟醒，北京人。善寫文，好戲劇藝術，嘴間時常飄著菲利普.科特勒、皮娜鮑什等洋人的名字，將坊間的老板們，唬得誠惶誠恐的。

作為互聯網思維的旗手之一，他曾在文章中總結過“互聯網思維”三大定律：

1、依托互聯網做傳播，找到目標客群，也讓目標客群認識你，進行參與，互動

2、以用戶為核心進行產品開發，根據找到的目標客群做精準型“窄眾產品”

3、微小叠代、快速叠代、以互聯網手段收集反饋，迅速改進產品，進行再傳播。隨著功能、服務及產品線的完善與擴充，逐步擴大目標人群。

 

這個定律濃縮起來就是：1、尋找目標客戶  2、產品開發  3、迅速傳播 4 叠代開發。

市場營銷系本科大一的新生們可能看了這個定律有些眼熟，與課本中的STP、4P（product:產品、Price:價格、place：渠道、promotion:促銷）等理論何其相似？扒開互聯網傳播、以用戶為核心等皮毛，雕爺還是一個“菲利普.科特勒”不入門的學徒。

雕爺曾經創辦了3家IT公司，均苦嘗敗果，因此發出感嘆：“1流的人才做IT，1.5流的人才做美容”。他不惜賭上身家性命，創辦O2O移動項目“河貍家”，不過是為了證明自己是個1流人才而已。

人一切的痛苦，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的無能的憤怒。人一切的目的，只是為了在曾經的屈辱前實現他自己。

這樣一個互聯網曾經的棄兒，所傳播的“互聯網思維”顯然是個笑話。翻翻他操盤的“阿芙學院”、“雕爺牛腩封測”、“河貍家美甲專車”等案例，無非還是他當年在臺灣企業做企劃時的老套路，炒作、傳播那一套而已。

那IT人所信奉的互聯網思維到底是什麽呢？答案是“大數據驅動運營”

 

大數據驅動運營——淘寶的力量

波旬是雕爺的市場營銷負責人，雕爺曾經在知乎上坦言，公司的線上線下營銷，自己已經大部分不參與。作為阿芙的幕後腦庫， 波旬都在關註些什麽東西呢？

他曾經對於“互聯網思維”作出更精細的解讀: 互聯網思維營銷=S（segmentation數據洞悉市場+TP（target+postion共鳴彌散）+4P（ 消費者接觸點增殖 ）+CRM（成癮性系統）。

很顯然，數據是雕爺成功的營銷鏈條里的第一環，也是他的“互聯網思維”解讀中故意遺漏了的一環。

雕爺近年的飛黃騰達之路始於淘寶。波旬坦言，通過淘寶數據魔方與百度商情等，他們能輕易地洞悉行業規模、趨勢、客單價、顧客購買頻次等，對於宏觀市場與消費者心理進行全維度的解讀。通過直通車、量子恒道等，能夠對於店鋪的UV、流失率、ROI等進行精細化的運營。搭上淘寶的大數據東風之後，阿芙在化妝品市場與傳統企業的對決中一路摧枯拉朽。

淘寶與傳統產業對決的勝出，最核心的原因在於，電子商務架構於大數據平臺，賣的是信息。能夠更低成本、更快速地收集整理數據，從而迅速地對於市場基於數據預測、決策。而傳統行業面臨的痛點在於，產品與服務無法數據化，在銷售完成的那一刻，消費者與企業的數據連接即處於斷裂狀態。

而離開了淘寶的雕爺牛腩，在線下O2O之路卻缺失了這樣強大的數據工具，雖然通過一系列營銷炒作，引來了許多看熱鬧的“非目標客戶”，卻惹來了一堆“難吃極了“的評價與騷味。

如果他們的大數據能力不能持續提高，我們可以預測，雕爺曾經火了，雕爺現在死了。

以Wi-Fi為數據賦能——雕爺牛腩們的解藥

大數據思維具有三個層次。第一，全維度的記錄與描述數據。第二，關聯與挖掘數據。第三，基於數據進行預測與推薦。

以雕爺引以為自豪的牛腩店為例，當前餐飲業賴以決策的幾大參考因素是：客單價、坪效、大眾點評的星級等。這幾個指標是結果性數據而不是原始數據，客單價類似互聯網行業的ARPU，但互聯網中的ARPU值的計算，是以用戶（UV）為基準值的，而客單價是基於客戶（購買者）為基準值的。以這樣有偏差的數據作為決策，顯然忽略了大部分未產生購買行為的潛在客戶。

來看看真正具有大數據思維的餐飲企業是怎樣做的。淘寶數據魔方的創始產品經理，現樹熊網絡的CEO賴傑介紹了海底撈的玩法。海底撈與支付寶試點，在門店中鋪設樹熊WI-FI路由器，通過將手機MAC地址與Wi-Fi定位，實現了對門店周邊十米內人流量的完全記錄（大數據描述），匹配支付寶雲數據庫後，獲得消費者的性別、年齡、購買力等畫像數據（大數據挖掘），在目標消費者進入Wi-Fi構建的電子圍欄時，即可精準性的推薦門店活動與優惠（大數據推薦與預測），從而構建了完整的數據閉環。

所謂互聯網思維本身無非是企業對互聯網工具的一種極致使用，習慣了自然而然就沈澱為企業的思維文化。但到了國內卻成為了近乎於巫術一樣神秘，這恐怕就是東方定性思維與西方定量思維的根本差異吧。

傳統企業只要善於通過Wi-Fi等移動互聯網O2O工具，為自我進行數據賦能，又何事驚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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