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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星星的你》風靡亞洲,若用一句話概括整個故事,大概就是「一個外星人愛上了地球女人」,但有關於外星人的記載,竟在朝鮮史書上出現過,編劇朴智恩更以此為靈感,編寫出一個絕妙的愛情故事。
撰文‧鄧 寧 「我曾經無數次凍結時間,在妳所不知道的時間裡說過這句話,我愛妳,千頌伊。因為如果在流逝的時間裡說這句話,總感覺一切都會隨著時間一起流逝,所以,我在凍結的時間裡,說了出來。我愛妳,千頌伊,我愛妳。」這段令無數女性動容的告白,只有「都敏俊」能說出口,因為只有他擁有「凍結時間」的超能力;而這段外星人的告白,也讓「我愛妳」這三個字,有了全新的詮釋。《來自星星的你》(以下簡稱《星》劇)熱播,並帶動周邊巨大商機,這分榮耀,則要歸功於編劇朴智恩。 朴智恩被譽為韓國新生代的重量級編劇,二○○九年的電視劇作品《賢內助女王》享有三○%以上的高收視率;接下來《順藤而上的你》更成為一二年韓國收視最高的影集,且被譽為「國民電視劇」;最新一部《星》劇脫離之前的家庭劇,改走偶像劇路線,也立刻在亞洲獲得巨大成功。 朴智恩曾在接受韓國媒體採訪時表示,韓國九成以上的編劇都是女性,且都身兼家庭主婦,她本人也是,所以能有許多空閒時間寫作,情感細膩的女性更能寫出好看的作品。 綜藝節目出身 讀懂人心超能力在韓國,編劇是電視劇創作的核心,部分大牌編劇甚至擁有指定導演與演員的權力,只是薪水依層級有所差異,資歷深厚的「A級」編劇一集薪酬可超過三千萬韓元︵約新台幣八十八萬元︶,但僅有寥寥數位,絕大多數編劇一年薪酬約兩千萬韓元︵約新台幣五十八萬元︶,○七年才以編劇身份出道的朴智恩屬於新生代,在部部作品大賣的聲勢下,想必也為「薪情」加了不少分。 其實,朴智恩在編劇界可說是半路出家,她進入電視圈後,先為綜藝節目撰寫腳本,但也受惠於這段經歷,讓她後來每部劇都能切中人心。《順藤而上的你》導演金亨碩曾稱讚她,因是綜藝節目出身而有豐富的現場經驗,與傳統在家構思的編劇不同,「她能讀懂人的心理,不只是觀眾,連演員、現場工作人員的狀況,都能綜合考慮後再反映到劇本上,而且每一秒播出都很有意思,因為綜藝節目若不有趣,觀眾就會轉台,應用到戲劇上也一樣出色。」內斂、沉穩的主角 更能收服觀眾事實上,《星》劇的構想,更是十一年前朴智恩在當綜藝節目企畫時便開始醞釀,當時她在SBS電視台《Surprise Storyland》節目負責﹁歷史深處﹂單元,每週要從韓國的正史、野史中找出有趣的故事,並拍成十五分鐘左右的短劇。她回憶:「我每天看《朝鮮王朝實錄》,到了幾乎要住在國會圖書館的程度,過程中看到了《光海君日誌》記載一六○九年的不明飛行物事件,很有意思,就提出短劇化的構想。」可惜受限於十多年前的後製技術未臻發達,朴智恩提出的UFO構想在該節目中,只能以相似的資料畫面播出,也因此在往後的十年間,朴智恩心中一直有個「乘坐太空船來到地球的外星人,一直生活到現在」的故事,她甚至還寫了劇情概要,默默等待著出手的時機。 到一三年時,大眾對於奇幻題材已廣為接受,「穿越」題材的電視劇收視率普遍都有不錯表現,從另一角度來看,「穿越」已成為老梗,大眾正期待著一個全新的奇幻劇本出現,加上電視後製技術已能擬真UFO,朴智恩知道,外星人是時候出現在觀眾面前了。 「電視劇的出發點,就是要有明確的概念。那時候來朝鮮的真的是UFO?那個時候來到地球的外星人,又是因為什麼事情無法回到自己的星球去,而繼續待在地球上生活呢?」朴智恩認為,她筆下的外星人不是「超人」,不必處處施展能力當英雄,反而是一個在漫長歲月中遭受人類的背叛,累積了失望而關上心門的外星人;也因此,內斂、沉穩的都敏俊,反倒比美劇裡的超級英雄更能收服觀眾。 為了都敏俊的背景設定,朴智恩甚至親自走訪韓國天文研究院、國立果川科學館、UFO調查分析中心、首爾大學天文學科,向各領域的專家們諮詢「外星人和地球人的壽命長短」、「外星人在地球上的衰老速度」、「外星人的超能力」等等問題,最後終於將這個極富魅力的素材打造成《來自星星的你》。 女主角千頌伊在劇中曾說:「我發現啊,『我喜歡的人也喜歡我』這件事,並不簡單呢!所謂奇蹟,指的就是這種吧!」朴智恩能將喜歡的題材一藏十年,在對的時機找到對的演員,並讓廣大亞洲觀眾都為之瘋迷,所謂奇蹟,也不過如此吧!
朴智恩
現職:編劇
作品: 2013年《來自星星的你》2012年《順藤而上的你》 2010年《逆轉女王》 2009年《賢內助女王》 |
http://www.gelonghui.com/#/articleDetail/14128
作者为MFI首席经济学家江勋、首席战略学家柯挺、研究员金淳筠、研究员李想,来自公众号MFI金融研究 这是一个特殊的节日,端午节、父亲节、夏至日前后相续,我们来谈一下比资本市场更重要的事情。 是的,万历以降,华夏文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熊市。王阳明之后,我们的灵魂世界存在一个巨大的跳空缺口。 有清一代,朴学浩繁,亦是结案陈词。清末明初静安先生一代,则斜阳一抹了。此后的百年沉浮,无非是从“托古改制”到“托梦改制”。这是一个精神弑父的过程。1978年是一个历史拐点,神权政治走向世俗,经济形式上拥抱西化,实则国家制度不断复古。 无论是产权制度(两册制与公共产权租赁制)、财政制度(一条鞭法与分税制)、文官制度(二元制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都有大量明代中后期的影子。及至今日,不断膨胀的利益集团同样考验着帝国的控制力。今天,中国的领导人正努力向这个千古的治理难题发起冲击。 不同在于,我们的方向更像是从清代向明代穿越,我们的航船是恢弘时光中的逆回行驶。我们提中华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也是这个含义。 不过,前提在于,我们的灵魂世界是否能修复这一跳空缺口? 中国人的生活长期的被一组矛盾撕裂:精神虚脱与物质膨胀、精神爱国与物质叛国。以至于,改革开放30年所创造的伟大历史,我们竟并不能确定这是否是
一种文明?如果是,我们又该定义成什么文明?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如果世俗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不能发育出适宜于这一文明的意识形态和治理结构,
那么,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文艺复兴? 远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当代乃至后当代,文明,而对整体来说,只是太阳能非线性积累之下,人类社会演化出的不同稳态控制结构,而对个体来说,是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创造性。因此,文明就是两种不同话语的冲突构成的,这个世界也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的文明。 如果统一到资本积累的框架,中国文明属于东方合伙制文明,而西方则是公司制文明。中国历代是一个庞大的合伙制国家,合伙制与宗法制是一体两面,适合
于中国多元杂居大一统的地理生态。但合伙制的弊病在于流动性差,退出机制匮乏,从而一轮又一轮被“既得利益集团膨胀——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这组矛盾攻破,
重建,再攻破,再重建,最后西方公司制文明的强大组织能力彻底瓦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崩溃不是产出能力的崩溃,而是组织能力的崩溃,明清的覆亡清晰的说明了
这一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显然创造了人类的奇迹,我们显然也拥有了极其繁荣的现代公司。然而,在相当多领域,比如作为市场经济起源的农村、作为市场经济奠
基者的乡镇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导者的国有企业,现代公司只是一张皮。这些组织并非有限责任,所有权与经营权并未分离,其资产流动性亦很低,而实质上更接
近于合伙制。在温州、在潮汕、在福建、在央企、在诸多红顶资本,我们都看到中国传统宗族的顽强复兴。 这就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狂飙突进,同时也是中国宗法制重生的过程。这是一明一暗并行的两条线。换句话说,中国重建和崛起的历程,同时也是中国贵族重建和崛起的历程。可以说,我们正处于共和国第一代古典贵族的成长期。当然,贵族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 因此,中国当下改革的难关正在于,如何面对共和国第一代贵族。是毁灭之,还是改造之。 在传统中国的合伙制治理中,一般都只能通过残酷的政治清洗,来强行出清。从务实而非民粹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则更需要后者。原因是,在长波衰退背景下的残酷的民族竞争中,既需要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又需要创造性来获得系统稳定的可持续性。 在上一轮长波衰退中(6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就使用了政治出清的办法,代价是治理系统接近崩溃。而现在的条件已经不允许新中国出现第二次底线博弈,因为我们已经是全球开放经济中的第二大经济体。 因此,中国不但需要承认利益集团,也需要控制利益集团来帮助中国实现科技和人文的创新,国家和社会的迭代,财富和地位的代际转移。这是一项异常艰苦的工程,成王败寇。 合伙制本身就是混合所有制,因此混改在原理上是说不通的。更接近其归宿的词语是“赎买”。按照最小阻力原则,我们顺理成章的走向了资本市场的复兴。 理论上,我们既需要主板市场的资产赎买来稳定贵族(即我们说的XPO),又需要创业板的的泡沫来消耗贵族。这就是主板和创业板必须协同前行,而不可能某一个单兵突进的原因。我们把它形容为“肉体”和“灵魂”之关系。 然而,资本市场是一道捷径,也会是一场羊入虎口的危险游戏。 改革派所能支付的成本,远远不足以填补利益集团的要价及汹涌套利盘的胃口。“肉体”迅速膨胀到我们能闻到一些改革的焦臭。相反,通过“克强不可能三
角”的作用机制,股票绑架钞票和经济的一面日益狰狞,那便是“存款逆流”与“消费抑制”。陡峭的利率曲线也告诉我们,暴露于美联储加息通道中的中国股市过
早的泡沫化,提升了中国的金融风险。 一个负责任和聪明的政府是应当意识到这些并进行主动控制的,有很多备选方案,紧缩货币,监管硬化,供给扩大。不惜再牺牲一些经济增速。钞票、股票和GDP同步调整,这便是尾部风险的来源。 股市中期调整,等价于这一问题:资本市场还是不是贵族改革计划的最小阻力项?没有哪个国家通过资本市场去改革并取得成功,但是不撞南墙无人回头。 那么,为了让资本市场的计划不至于失控,改革者将意识到,须先实施另一项计划,即彻底控制金融系统。金融重组(混改与反腐)就是本轮改革的锦州。显然,资本市场这个最小阻力项上面不远就是一个强大的阻力项。 金融这个选项之后,将进入另一个更强阻力的选项:实施财产税改革。同样,要彻底实施财税改革,改革者将需先实施另一项更困难的计划,即我们需要对资产进行确权。 然而我们将面临另一道千古难题:如果绝大部分资产都被统治者自己有持有(D产),那么统治者如何向自己征收财产税? 很显然,我们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必将实施保守性的混改方案,在实质性赎买、回收及进一步做大国有资产的时候,甚至辅以严刑峻法,这当然严重削弱了贵族集团的资产和控制力,其负面作用则是削弱了未来财产税的税基。 在此过程中,我们还见到了官僚系统及国有企业的消极怠工,这实际上已经是动员能力显著下降的症候。 要找到与贵族集团和谐相处的方式,也许还不是时候。 这种方式,也许需要我们对庚深蒂固的合伙制文明进行一定的公司化改造,才能得到。所幸我们正进入一个互联网时代,作为利润核算单位的宗族,可能会逐渐被生产集团所取代。这为一个古老帝国提供了扁平化治理的可能,而贵族集团将有可能参与到区域或领域自治之中。 因此,除了资本市场的复兴,我们还迫切的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我们认为,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人文还是神教,民主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那里,已经一网打尽。我们迫切的需要从传统文明中发
掘出它的现代性,发掘出士大夫精神,发掘出共和国第一代贵族真正的贵族精神。我们迫切的需要在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育出有说服力的中国文明。 这是今天我们纪念屈原的意义,屈原是中国人精神意义上永远的父亲。无论他是否是一个弯男,我们都需要正视灵魂甚至那个巨大的跳空缺口。
(勾犇/圖)
專題按:自2013年9月國家發布“大氣十條”以來,這場全國尺度上的“霾戰”已疾風驟雨行進了21個月。2015年,中國治霾攻堅戰進入中期評估期,前所未有的環保宣戰迎來了“期中考試”。 這場“霾戰”已深刻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和經濟結構(詳見2014年3月13日專題報道《霧霾經濟學》),關乎每一位地方主官的烏紗帽。從控制總量轉變為改善質量,從督企到督政,從環保部門孤掌難鳴到黨政一把手直接督辦,從案牘上的口號到考核里的一票否決,治霾已成為每一個官員不得不面對的中心工作。 借此“期中考試”,我們以“治霾政治學”為題,觀察大氣汙染治理對中國的行政體系、政治生態產生的宏觀巨震和微觀沖擊。其中有“差等生”保定,在市長道歉之後出臺最嚴格的問責制度;有“優等生”海南,煩惱來自“榔煙”;也有“典型代表”臨沂,市長被約談之後,全市掀起關停潮,卻也深陷經濟下行困擾。 2015年的“期中考試”,考核的是治理成效,但對於治霾里的“政治學”,同樣也需要進行中期複盤。這樣的制度建設是通往藍天白雲的必經之路,關乎每一個中國公民的福祉。
被約談的對象全部是市長,在媒體的報道中,市長們的表態都極其誠懇:沈重、震動、慚愧是常用的形容詞。
環保部已將2014年的考核結果上報國務院。“近幾日將會公布考核的結果,一些沒有完成的地方,有可能會約訪省長。”
柴發合明顯感到各部門的配合情況比“大氣十條”之前大大加強。“大家坐在一起都非常一致,以前老是以自己的利益為主。”
在被約談後的223天,河南省安陽市政府終於等來了環保部解除掛牌督辦的通知。2014年11月4日,環保部華北督查中心主任劉長根約談了安陽市市長馬林清。當天,環保部就對安陽市啟動了掛牌督辦,暫停審批新增涉及大氣汙染的建設項目環評。
“約談觸及靈魂,整改異常艱辛。”2015年7月1日,安陽市環保局給南方周末記者發回了萬字官方回複,其中包含這麽一句感慨。
掛牌督辦以來,安陽暫停受理審批118個涉氣項目,涉及總投資近百億元;有50名責任人被黨紀政紀處分,包括撤職。換來的是空氣質量的明顯改善:2015年4月,安陽的優良天數在河南18地市中位居第3名,而在2013年,則是倒數第二。
在解除安陽掛牌督辦的2015年6月15日後,環保部的約談沒有停止,6月16日和18日,華東督查中心主任高振寧又約談了無錫和馬鞍山的市長。
這場“霾戰”已深刻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大氣汙染治理成為了各地的政治任務。從中央到地方,固有的行政格局正在發生深刻改變,上述的約談正是其中的一起微觀案例。除了約談,類似的行政手段還有考核、一票否決等。這些舉措都力圖高效、強有力地推進治霾任務。
被約談後,安陽成了“典型”。另外一些“難兄難弟”還來找安陽討教寫報告的經驗。
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從2014年9月起,環保部發出的13個約談通知中,7個和大氣汙染相關,被約的城市包括華北地區的安陽、滄州、承德、呂梁,華東地區的臨沂、無錫、馬鞍山。
這些城市被約談的原因不一,有的是對前期督查提出的問題未及時整改,如安陽;也有空氣質量還不錯,年均濃度和南方城市接近的承德——地處北京上風上水,卻成為京津冀地區唯一一個2014年空氣汙染不降反升的地市。
“我深感問題的嚴重性,心情也很沈重,壓力很大。”接受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督查時,馬鞍山市長魏堯說。約談的對象全部是市長,在媒體的報道中,市長們的表態都極其誠懇:沈重、震動、慚愧是常用的形容詞;動詞則多是反思、落實、檢討、警醒;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知恥而後勇等表決心的短語也不止一位市長使用。
2013年9月,國務院頒發了“大氣十條(即《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從中央到地方,治霾任務層層分解、加壓。2014年5月印發的《環境保護部約談暫行辦法》,“大氣十條”正是參考文件之一。
約談制度並不新,但近一年來,約談的頻率和曝光度都在上升。“我們跟隨報道的次數變多了。”一位《中國環境報》記者說。
約談之後,各市都被設下了“死線”,例如馬鞍山只有15個工作日來準備相關整改方案,年底前必須完成整改。
不僅環保部,地方政府也開始約談下轄城市主政者。南方周末記者搜索發現,在貴州、海南、河北、河南、湖北等9地,大多數地區的環保廳已約談地方負責人,有的還由省長親自出馬,例如甘肅。被約的城市還有令人意外的海南三亞——2014年,三亞PM10年均濃度上升比例超過15%。
約談只是這場“霾戰”中的一項行政手段。2014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針對“大氣十條”的考核辦法,明確負總責的是政府主要負責人。正在修訂的大氣汙染防治法,一大亮點也是加強責任考核。
有的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中,大氣汙染的分值上升,領導思路也開始改變。以前去地方調研,中國環科院副院長柴發合很難見到市長。而今,他能切實感到市長對於大氣汙染防治的重視:“前幾年狀態是大家先做起來,空氣改善不改善再說。現在絕大部分不是蠻幹,越來越精細,迫切想找到最科學有效的辦法。”
不只是市長,華北督查中心的一位督查員發現,對於汙水和大氣汙染治理的工藝、參數,有的縣長竟可娓娓道來,說得頭頭是道。“因為環保局匯報多了,縣長就記住了。”該督查員說。
環保部門的職能在加強,地位在提升。例如河北省增設了編制,新建立了大氣處。在地方的會議上,環保局長的座位也不斷前移,被市長叫去的機會也變多。2015年春節前夕,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到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調研,在老員工的記憶中,書記市長一起視察這個正處級單位,十多年來還是頭一回。
“老大難,老大難,老大上手就不難。意思是說,只要一把手重視,什麽都變得不難了。”一位保定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感慨道。這座城市在2014年全國74個重點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一。
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在督查企業大氣汙染情況。2015年春節前夕,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到這個正處級單位調研,在老員工的記憶中,十多年來還是頭一回。 (東方IC/圖)
對於中央政府而言,讓地方政府重視空氣汙染,自上而下的一道緊箍咒便是考核。
根據上述考核辦法,考核的內容實施雙百分制,一是空氣質量改善目標完成情況,指標為PM2.5或PM10年均濃度;二是大氣汙染防治重點任務完成情況進展,包括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清潔生產、煤炭管理與油品供應等。
這是環保部對各地治霾的“年終考試”。2015年5月底,環保部已將2014年的考核結果上報國務院。“近幾日將會公布考核的結果,第一年考核,實施正常。東部好一些,西部差一些。也有一些沒有完成的地方,有可能會約訪省長。”2015年6月30日,環保部相關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其實,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冉冉博士看來,這種行政性壓力體制下的考核並不是新藥方。“但是我的觀察是,絕大多數(省份)可以通過考核,這並不是有效的激勵機制。”冉冉認為,因為信息不對稱,地方報自己的數據,中央沒有能力全面了解完成的情況。
以前,“藍天數量”也是政績考核指標,但監測數據造假已是行業公開秘密。2014年底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美國加州大學的兩位學者對中國113座環保重點城市的分析顯示,半數城市在2001-2010年間,空氣汙染數據上存在造假嫌疑。
把空氣質量作為考核指標後,數據變得容易監督了,普通市民打開手機,隨時可以查詢空氣質量,如同環保部副部長翟青對考核辦法的解讀:“考核結果與人民群眾對環境質量的直觀感受更加契合。”而對考核中發現篡改、偽造監測數據的,其考核結果確定為不合格,並將依法依紀嚴肅追究責任。
PM2.5來源複雜,考核PM2.5,使得地方主動尋找減排途徑。“廣東、浙江主動治理VOCs,因為感覺到VOCs不治理,PM2.5和臭氧降下不來,這比中央要求得更多。”廣東省環保廳一位工作人員說。
對於減排任務的考核,環保部汙防司一位負責人也向南方周末記者總結了兩種變化:從“證真”變為“證偽”——地區要做好自查,上級督查重點是找錯誤。
從只有期末考試變為“期中+期末+小測驗”——即定期核查與日常督查相結合。南方周末記者對環保部幾大督查中心的網站進行了分析,2014年以後,華北督查中心關於大氣汙染的督查消息多達47條,督查中心主任劉長根幾乎“天天在路上”,一年內,光安陽就去了5趟。
督查的類型也在增多,包括綜合督查、專項督查、後督查、交流反饋會、開放式環保督政等多種形式。督查的結果則毫不掩飾。如在2015年3月督查蘇州之後,華東督查中心就直接在其網站中點出“蘇州高位燃煤總量未得到遏止,難以實現2017年全市煤炭消費總量負增長的控制目標”。
更強大的是暗訪。近一年來,這一手段成了環保部的利器。在新環保法頒布之後,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進駐山東臨沂,攜央視記者暗訪半個月之後才亮明身份,約訪當地市長。
在冉冉的印象中,“十一五”期間,環保就已納入約束性指標,但並沒有觀察到官員因環保指標而受到懲罰。
現在的考核辦法則要動真格了。未通過考核的,地方政府將遭受約談、環評限批和取消環保榮譽稱號等懲罰。實際上,這些環保部門的殺手鐧在對安陽的掛牌督辦中都已經使用。“一個環保事件處理這麽多人很少見,以前包括安全事故也沒有這麽多。”安陽市環保局宣傳科科長安相江說。
在《中國地方環境政治:政策與執行之間的距離》一書中,冉冉將地方環境政策執行系統的權力結構分為四部分:黨委書記、市(區、縣)長、弱勢的環保局和發改委等十個強勢部門。
為了橫向解決環境職能破碎化的問題,跨部門建立協調機制是最常見的形式。“但能夠多大程度協調,還是取決於非正式的制度:領導是否重視。特別是書記是否重視。”冉冉說。
有了上級考核的壓力,各地成立的大氣汙染防治協調機構中,都由一把手領銜。
在蘇州,2007年啟動藍天工程時,就成立了“藍天辦”,當時由分管環境的副市長負責,而今成立“大氣辦”後,已升格為市長負責。在被環保部視為治霾榜樣的太原,這種協調機制的級別則高至省級:省長任全面改善省城環境質量指導協調小組的組長。
協調機制建立後,最多的體現就是開會。各地市長、市委會議中,專門討論大氣汙染的專項會議變多。在被約談的城市更是如此,掛牌督辦後的八十多天里,安陽市委常委會和市政府常務會召開的整改專題會議就有7次之多,平均十多天就召開一次。
在會上,從中央到地方,柴發合明顯感到各部門的配合情況比“大氣十條”之前大大加強。“發改委、工信部、環保部,大家坐在一起都非常一致。以前老是以自己的利益為主。”柴發合還參加了河北省省長的調度會,“張省長親自指揮,廳局辦沒有含糊,沒有討價還價”。
執法上,其他隊伍的協助,也可以彌補環保執法力量的不足。北京市從2015年3月份開始,將已持續開展一年的“大氣專項執法周”升級為“聯合執法周”,由六千多人的城管隊伍和四百多人的環保監察隊伍聯合執法。
各部門的權責明晰後,非環保部門也感到了壓力,甚至直接遭受處罰。對於安陽的這次約談,劉長根稱之為是從督企向督政的轉變,從對某一個企業的督查轉向給地方政府開方子。
“其他部門原先覺得是環保一家的事兒,這次覺得自己都挨了板子。”安相江說。曝光之後,安陽市第一次處理的30人,環保系統幹部比例高達57%,一個縣環保局局長被撤職、一個市副局長受到警告。第二次處分的20人中,環保系統幹部人員已經很少。
當空氣質量成為終期考核的“一票否決”硬指標時,讓地方政府心里沒底的是:完成了各項分解的減排任務,空氣質量就可以改善嗎?
大氣汙染受到氣象、地形多種因素影響。“因為厄爾尼諾現象,2015年降雨量是常年的2-3倍,各地今年應該提出申請,慶祝提前完成2017年的改善任務。”一位環境監測人員開玩笑說。
蘇州市環保局汙防科科長王誌斌發現,蘇州的PM2.5濃度雖然在下降,但臭氧濃度在升高,優良天數反而下降了,這與機動車的增加相關性很大。“我們汙染源清單和源解析工作起步較晚,大氣汙染的組成和形成機理、空氣質量的改善和減排措施的關聯性的研究還不夠,科學防治的水平確實還有待加強。”王誌斌說。
源清單和源解析都是識別汙染來源、科學治霾的方法。環保部已經下發了兩批源清單編制指南,但我國尚未從國家層面上建立完整的大氣汙染物排放清單。源解析也只有北京、天津、石家莊等9個城市編制完成。
若老天不幫忙,會不會考核通不過?環保部規劃院副總工楊金田參與制定了考核辦法,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制定過程中重點考慮了年際波動和氣象條件,還曾想借鑒國外滑動平均的算法,但政府考核不能太複雜,還是采用了現在的評價方法。“你不能卡著來,治理措施得有點富余,力爭不利氣象條件下也能完成。根據每年的情況,措施還可以有調整的機會。”
2014年,清華大學的一份報告發現:即使全面落實現有的減排政策,到2017年,河北省的部分地區也存在PM2.5濃度不能降低25%的風險。得知報告的結論後,清華大學就協助河北省做加強版的行動計劃和能力建設。
行政治霾的另一個擔憂則來自經濟下行的壓力。在重汙染城市調研時,柴發合體會到主管領導微妙的心理變化。“政府財政收入下降,治理汙染、民生經費也面臨困難。”
南方周末記者在山東、河南等地的實地調研發現,強行政管理下,長期停產的企業面臨著資金鏈斷裂,進而瀕臨破產和就業下滑的風險。山東臨沂新上任的市長遭遇環保部約談之後,旋即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環保風暴,所有被曝光和未曝光的違法企業,一律停產。這引發了兩極反響:市民為治霾點贊;企業為損失喊冤。而這亦可能會引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大氣汙染防治是常態,但在現在的法律中強調得還不夠。要多用社會資源、市場機制,解決環境問題。”柴發合說。
對於經濟轉型上的要求,安陽市提出的建議則和大部分城市類似:在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方面向安陽傾斜,同時給予政策和資金支持,鼓勵傳統行業整合升級。
不過,在這兩點建議之前,安陽市還列了一條建議:把安陽市納入京津冀大氣汙染重點防控區。在治汙目標、政策等方面,與京津冀重點區域相同步。
她,打造亞洲最大綜合私募基金,資產規模2千多億元,有頂尖學歷、成功事業、銀行家另一半、可愛的兒子…… 卻在這樣的人生顛峰,命運對她開了一個殘酷玩笑,她在公司開會時突然昏倒,一瞬間,從天堂跌入地獄。 她癱了,全身只剩下眼皮能動,但,為了家人,她努力不懈;用眼皮跟外界溝通,衝破無助的軀體,她要證明:「我的勝利人生,才正要開始。」 在香港一次開會中,她突然昏迷,只剩眼皮會眨天之驕女,重摔谷底 這是一個極為困難的採訪,是我記者生涯二十多年來,從沒遇過的。 「A、E、I、O、U……」眼前的採訪對象,頸部以下癱瘓,不能言語,只能透過眼皮,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緩慢的拼出英文單字。 病前,打造兩千億規模創投公司 她是王樂怡。 曾經,她是天之驕女,擁有能讓全世界女人羨慕的一切。 她擁有頂尖學歷,美國名校史丹佛大學、哈佛MBA畢業。 她事業如日中天,曾任職美國高盛集團商業銀行部營運長;十年前,她與兩位好友,在香港創辦亞洲規模最大的綜合私募基金Asia Alternatives(簡稱AA),並擔任總經理。目前AA總資產規模高達六十五億美元,約新台幣兩千多億元,舊金山、北京、上海都有辦公室。 她的父親是台灣創投教父——怡和創投集團董事長王伯元:她的先生——印度裔卡畢爾.密斯拉(Kabir Misra),是日本軟銀集團(SoftBank)創辦人孫正義的左右手,擔任軟銀私募基金的負責人,也是孫正義派駐阿里巴巴董事會的代表。 她有兩個活潑可愛的兒子,也熱愛旅行、美食。「這幾乎是完美的人生,」她的爸爸說:「她教育程度好,嫁的丈夫又好,有小孩、有事業,朋友那 多,大家都喜歡她。」 病後,小兒子沒聽過她說話但,六年前的一天,她突然倒下,在香港辦公室開會中,因頸部動脈剝離而昏倒,昏迷三天後,第四天醒來時,頸部以下完全不能動。猶如法國《ELLE》雜誌前總編輯《潛水鐘與蝴蝶》故事翻版,迎接她的,是一個身體的牢籠,一個癱瘓的人生,全世界沒有人會羨慕的慘況。 當時,大兒子四歲、小兒于才出生四個月。六年來,小兒子沒有聽過媽媽的聲音,他常常問管家:「媽媽為什麼不能動?」 她眼睜睜看著兒子長大,卻不能喚他、抱他、親吻他。 「這就是命吧。從那時候最好的狀態,掉到最壞的狀態,」六年後才願意開口談女兒的王伯元,如今回想當年的事,仍然數度說不出話來,「唉,我不想談……。」 但她不甘心沉浸在最壞的狀態,縱使全身只剩眼皮能動,意志卻因此更強大,她用盡全力,要抓回完美人生。她每天復健,做到滿身大汗,重複失敗、疼痛大叫,卻沒放棄。六年過去,如今手指能動,能坐、能稍微站立。 一年前,她回公司上班,每週一天,用眼皮參與公司投資決策;她參加小孩學校活動,定小孩讀書計畫;也指揮十五個兼職看護,定績效考核表。她大膽寫下「快樂清單」,開始旅行,陪孩子去樂高樂園、迪士尼樂園;她也看電影、吃最愛美食,即便得切得細碎,才能吞嚥。 今年二月,她在病後首度重回六年前倒下之地——香港,參加自己創辦的AA總公司成立十週年活動,與上百位好友同事見面,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也參與其中。此行她也返台參加上百位親友的家族晚宴,並接受本刊獨家訪問。她更花兩年時間,出版英文書籍《Reflections on A Changed Life》(暫譯:我那被改變的人生),書中文章,是她花兩年時間用眼皮寫成的,對於未來,她這樣說:「多數人把(我的)勝利,定義為能行走;但,對我來說,勝利代表的,是快樂。」 「我想像(有一天)能飛到巴黎吃馬卡龍,或是到峇里島游泳。我整個世界大開,我可以預見自己做到每一件事,我的勝利才要開始。」 而,她更希望,有一天她能用雙手,緊抱兩個心愛的兒子。 「人們對你,就像是你沒大腦一樣」尊嚴,一夕瓦解 那是王樂怡腦中風前的最後晚餐。 「誰知道我的最後一餐,會是跟這四人一起吃飯?」王樂怡在《我那被改變的人生》書裡,描述出事前那一晚。 那夜,她在香港一家名叫「阿里郎」的韓國餐館,跟兩家私募基金的負責人,吃著韓國烤肉、喝著燒酒,當時她全家住在香港,這在外資圈是很平常的一頓晚餐。 隔天,她在香港辦公室開會時,突然中風昏倒,立即被送往香港知名公立醫院瑪麗醫院急救,昏迷三天後清醒,轉到美國舊金山灣區醫院治療。 她清醒後發現,自己竟然成為意識清楚、不能說話只能躺在床上的癱瘓病人!醫學上稱為「閉鎖症候群」,仿佛一個與外界斷鏈的靈魂,被禁錮在不聽使喚的軀體裡,心靈黑牢讓她痛苦不堪。 那年,她才三十九歲,正攀向高峰。 發病前兩年,她和另外兩位華裔女性成立的AA創投,在金融海嘯期間募到第二支基金,金額高達九億五千萬美元,約新台幣三百多億元。專門報導私募基金動態的專業期刊《PEI Asia》,將她們列為年度風雲人物之一,「在金融海嘯中,她們創造了話題。」該雜誌這樣描述。 如今,AA管理的資產高達六十五億美元,約新台幣兩千多億元,十年間成長了十一倍,是亞洲最大的綜合私募基金。 她熱愛美食,卻失去咀嚼功能 王樂怡在同學眼裡,是一個聰明、認真又會玩的學生。她在史丹佛大學主修經濟及國際關係,但她卻連高等微積分、物理、量子力學的課都修;她除了英文母語,中學時回台北學了中文,還會說法文、日文。 她熱愛工作,丈夫形容她是「工作狂」,只要忙起來,就會一直不停的工作,「她可以整天都不用上廁所,連休息一分鐘也不願意。」 她熱愛美食、美酒,鵝肝醬、馬卡龍,還曾跑到巴黎的米其林三星餐廳當實習生,甘願被主廚大吼,也要窩在廚房學做佳餚。美食主義者,卻一夕問被奪走了咀嚼吞嚥的能力。 「誰會知道,隔天我就變成又啞又四肢癱瘓,只能用眼睛打字的人?」「如果那是你最後一次自己進食,你可曾想過那一餐會是什麼?」她永遠記得那個她能獨立自主決定一切的夜晚。 她昏迷後醒來,人生變調。食衣住行樣樣得靠人協助才能完成,不能說話、不能坐、不能站、不能吞嚥,吃飯得先將食物打成泥,用長長的胃管將一團泥打進胃裡面;洗澡、更換內衣褲、包尿片,任何一件小事,都得依賴看護,才能讓生活繼續。 長達半年時間在醫院復健,她心情跌到谷底,得看心理諮商,吃藥抗憂鬱症;王伯元擔心女兒,每個月赴美國看她,調動大批親友員工,輪流到美國陪伴她,先生卡畢爾也向孫正義請假一年,照顧她和兩個兒子。 中風前,王樂恰將公司、家庭處理得井然有序,「她很聰明,條理分明,」卡畢爾形容她,「她會處理所有的事情,她每件事都會安排好,而我只要人出現在那裡就好了,我什麼事也不用做;而在那(中風)之後,我得負責大部分的事情……。」他回憶全家最低潮的那一年。 她思緒清晰,卻連跟看護抗議都難 沒有尊嚴,讓她深深痛苦。 「人和動物之間,差別究竟在哪裡?」因為,「人們對你,就像是你沒有大腦一樣,」她用眼皮眨出這些話。這是閉鎖症候群最難適應的事情,因為他們心智清晰,卻無法表達。 「不要把我當成動物,或是沒有生命的物體,」有時,她想跟看護抗議,但,她有話卻說不出口,無法表達自己的看法,「當你被擦拭時,也就失去了獨立性和自己原本的身分。」她說。 「出於自私,我真希望我就這麼死了,」在長達一年的低潮期中,她曾有過死亡念頭,但,她連求死都難。 意識清楚,卻無法表達的痛苦,深深折磨著「閉鎖症候群」患者。二〇一二年,一位英國閉鎖症候群患者,向法院請求「安樂死」卻遭駁回。他七年前罹患閉鎖症候群,神志清醒,但脖子以下癱瘓,無法說話,七年來過著生不如死的生活,於是他向高等法院遞狀,要求讓幫他安樂死的醫師,能免除謀殺罪名,但遭法院駁回,他聽到判決後激動大哭,「法律要把我打入沒尊嚴且悲慘的生活煉獄,」他在判決後拒絕進食,一週後因肺炎過世。 這種一心求死的心情,王樂怡也經歷過:「喔,我多希望他們用了heparin(抗血栓劑,防止血栓擴大),也許能減輕傷害,也可能殺了我::任何情況都好過現在這樣。」 在最低潮時,她甚至一度對信仰的基督教產生懷疑,「為什麼是我?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信仰既給我希望,同時又如此不足,萬能的救世主為什麼不能治癒我?」 跟管家競爭小孩的愛,總感覺被撕裂母子,失去對話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身為基督徒的王樂怡相信,上帝旨意若能在人間實現,那人間就是天堂。 但,她卻離這天堂很遠。這條通往天堂之路,是由荊棘鋪成的。 孩子是鮮花,也是荊棘,是她的最愛,也是最痛。 原本理所當然的媽媽角色,在生病倒下後,被管家取代。賴瑞(Larry)原本是她的秘書,後來成了她的管家,每天來家裡上班,同時也照顧兩個兒子。 小兒子Caillou跟賴瑞非常好,好到讓身為媽媽的她忌妒,當她看到賴瑞帶著小兒子嘗試新事物時,「我總是感覺被撕裂,因為他會記得的是賴瑞,而不是我,我希望Caillou能經歷一切,但自私的,我希望和他一起經歷的是我。」 「 Larry是我的管家,他是我的聲音、我的手臂、我的腿。我非常感激,卻也忌妒他。他做得越好,越彰顯出我的無能;同時我也把他視為對手,要和他競爭我孩子的感情。」 有一次,她和小兒子一起看動畫電影,但小兒子卻要賴瑞陪,而不要媽媽,「我為孩子們高興,但為自己悲傷,」她用眼皮記錄了內心感受。 兒子總問大人:媽媽會不會好? 小兒子從沒聽過媽媽說話,從沒看過「會動」的媽媽;大兒子Ton Ton對自己四歲前的媽媽記憶很深,很懷念「會動」的媽媽。 照顧王樂恰三年的看護Lala說,隨著兩個孩子長大,他們總會問一些關於媽咪的問題,大兒子會分享和父母住在香港時的快樂回憶,每當醫生、朋友來到家裡,他都毫不遲疑的問每個大人:「媽媽會不會好?」 一旁的王樂怡,聽到大兒子這樣問,就傷心流淚。 小兒子也常讓她淚崩。他非常外向,什麼都不怕,他會當著媽媽面前問:「為什麼妳要坐輪椅?」「妳什麼時候可以說話?」 他一想到什麼,立刻就問,這些問題讓王樂恰哭泣。但,她還是拼出最好的答案,「她總是和孩子們保證,媽媽非常努力的朝康復邁進,」Lala說,得到媽媽的答案,孩子們才滿意。 兩個兒子也告訴Lala:「我知道我媽媽很努力,我都可以聽到她在復健室裡(因肌肉拉扯)尖叫。」 在妒忌、傷心、盼望交織中,她努力保持理性,盡全力維護跟孩子的感情。孩子們會跟媽媽出去,看電影、逛遊樂園,或簡單的出去走走,他們會坐在媽媽的大腿上,甚至為了輪到誰坐吵起來;他們睡覺前禱告,拜託上帝幫助媽媽康復,他們知道自己很幸運,還能有媽媽在身邊。 但,考驗如利劍隨時射出,不只是親情的刀,還有員工的刀。 看護偷跑事件,也在她家上演 中風後,看護變成她的聲音,最親密的代言人,但,她卻無法控制或挽回他們,例如一次最令她痛苦的「背叛」。Dibya是她住香港時的傭人,認識中風前的她,她認為。Dibya認識她的全部,和別的看護不同,因此非常在意她。 「我的新世界是輪椅出入口、是殘障停車、電梯和私密空間……,他們不了解真正的我,我遠遠超過我的失能。我的情況是讓我能優先停車,僅此而已。」她渴望身邊的人了解真正的她,而Dibya是少數人之一。 但,Dibya卻在一天夜裡偷跑,對她打擊很深。「我感覺我的世界都被摧毀了,其他的照顧者沒有人認識中風前的我,對他們來說,我不過是個啞巴的癱瘓者。」 長期照顧重症患者的壓力,無法用金錢或情感來彌補。這種殘酷的戲碼,已在全球成千上萬的家庭裡上演,儘管王樂恰的經濟條件比別人好太多,還是難以逆轉人性。 曾經,一位照顧她四年的看護,王樂恰讓兒子跟她兒子一起過夜,原以為這位看護最有同理心,但還是不告而別。 「我不過是她可以轉身走開的工作,」她認清,自己必須更堅強:「我只能依賴我自己。」 縱使認清現實,人際關係的不安全感,仍深深籠罩著她。 她的另一半卡畢爾,跟我們分享一件事。他們夫妻都在創投界,兩人的朋友完全重疊,但王樂恰生病後,全家從香港搬到美國加州,卡畢爾因為工作關係,認識了一些新朋友,王樂恰卻不認識,當她知道後,大哭十五分鐘以上。 「她說,她了解到我們的生活不再相同,出現了差異。」卡畢爾坦言。 又例如,兒子同學的爸媽,不認識以前的她,對待她就像一個病人一樣,這也讓她很不好受。 新的人際關係讓她感到挫折,為了尋找自信,她計畫了今年二月的亞洲行。 她每天積極復健,跟疾病賽跑,有時,挫折卻如影隨行。 王樂恰兩年前照了CT掃描,結果顯示她的假性動脈瘤正在變大,讓她害怕:「我這麼努力活著,結果還是可能死去。」所幸,最後發現那是誤診。 這件事,讓她了解到必須更警覺照顧自己,而且,絕對不能放棄。 她的情緒控制也常出現問題。 有一次,她在教堂聽講道,突然停不住大笑,最後卡畢爾和看護安妮,不得不把她推出教堂。又有一次聽歌劇,她大聲哭泣,看護也只能帶她離場。 她想改善這情況,一天吃三顆藥控制憂鬱情緒,「我想這是免不了的,不過她(現在)開心的時候比不開心的時候多,這個是關鍵。」卡畢爾說。 如今,她仍經常自問:「如果上帝不會治好我?」她還是會感到恐懼,但更多時間,她相信:「祂的國度沒有苦痛、沒有死亡,沒有眼淚,我不會中風,每個我愛的人都會在那裡,我的恐懼會一掃而空。」 每天寫一篇》她的為子祈禱文,連理財都教 王樂怡很重視和兩個兒子的溝通、教育,為了讓兒子明白媽媽的期待,她每天用眼皮寫下為子祈禱文,讓孩子在睡前讀。以下節錄片段。 親愛的主,請告訴TT(長子),我們不會在客人面前處罰他,因為這會使他難堪,我們享有同樣的尊重。 如果在客人來訪時甩門,我們會懲罰你。還有,鞋子要放在玄關,如果你不想找不到你的鞋子,就要把鞋放好,否則我會藏起來。 你現在也有銀行帳戶了,要好好利用,因為你可以從帳戶賺到複利。例如,如果在戶頭存進一百美元,一年以後可以拿到一百零三美元。兩年以後,你可以拿到一百零九美元,三年後一百二十七美元。 當你要買需要的東西,應該找尋最便宜的價格,不要浪費。要常常檢查你的利息有多少。奉主的名求,阿們。親愛的主,請告訴Caillou(次子)知道打人是罪惡的。對於打人或戲弄,我會一視同仁不警告就處罰。 我愛你,也正試著讓你加入籃球隊。你和大家都相處融洽,不過應該要像TT一樣,找個跟你一樣大的好朋友。請告訴Caillou,接下來兩個星期,我會因為復健很忙……。我每個月會有兩星期接受Neuro-IFRAH(復健治療)。 記得要把治療當成是(我)去上班,我做這些都是為了你,我希望有一天能把輪椅丟掉,能夠抱抱你。奉主的名求,阿們。 (整理.賴寧寧) 上班、旅遊、陪兒子讀書,更鼓起勇氣參加同學會!修復,不眠不休 「我不變的特質就是不屈不撓。」王樂怡說,「為了復原,我不眠不休。」 持續復健六年,現在的她,拇指能動,能坐,也能稍微站立。更令人驚奇的是,有一次,朋友Betty要從她加州的家離開時,她竟然發出一聲緩慢卻非常清晰的「Bye!」 「那是我幾乎三年來,第一次聽到她說話,她的臉上露出驕傲與喜悅,但我猜她更得意的是,把我嚇得驚魂未定吧。」Betty說。 不止身體情況改善,她也努力掙脫心靈牢籠。 相較於許多重症者不願見到以往好友,她參加大學同學會,飛到香港台灣見老同學、老朋友,重新和過去的人際關係接軌。 史丹佛同學會那個週末,改變了她 看護Lala回憶,有天她收到一封信,是史丹佛大學邀請她參加畢業二十週年的同學會,當Lala把內容讀給她聽時,她很快就說不想去。 因為不去,她做了一個同學會網頁,讓大家知道,也許她可以參加下次聚會。 六個月後,有一天,Lala在王樂怡的房間時,她拼出她的最新決定:「我想去參加同學會。」 Lala非常震驚,沒想到她會改變心意,當時距離同學會只剩一週。 那天Lata休假,她自告奮勇同去,因為她知道那對王樂恰多麼有意義。她準備了四盒面紙,猜測王樂怡會看到很多舊識,必須解釋她發生的事,可能會觸動情緒,大哭一場。 王樂恰準備一本相簿,裡面有她、先生、小孩,還有一頁說明她從史丹佛畢業後所做的事。 當她們到達同學會,Lala把相簿交給每個來問候的同學,出乎Lala的預料,王樂恰完全沒哭,她透過Lala跟每個人聊天,大家對待她就像從前那個「宿舍的王樂怡」一般。 「我覺得同學會的那個週末,改變了王樂怡,朝適應她的新生活邁進,這證明了她還是跟以往一樣,還是那個外向的人。」Lala說。 她的外貌也開始改變,最明顯的,是彩色指甲,「指甲,是我靈魂的倒影。」 每隔四個星期左右,美甲師會到她家,一開始,她只要求塗上透明指甲油,腳趾塗上紅色。後來,她的指甲有粉紅色、綠色、橘色和紫色,「我的靈魂被稀奇古怪、樂趣、喜悅所占據,」她要跟晦暗的世界告別。 仿高盛用KP-管理員工 她更用眼皮管理一個家、一間公司、一個龐大的基金。 許多人好手好腳做不到的事,她卻用眼皮完成,關鍵在於邏輯力與意志力。她有十五個看護,輪流照顧她的生活起居,她模仿曾任職過的高盛集團的績效考核表,訂下管理看護的KPI表格,每年年終進行績效考核。 她將看護分兩類,能幹型的看護,能夠精準的幫她表達意見,就擔任她的翻譯官、發言人,陪她到公司開會、出席公開場合,幫她收發E-mail。像本刊為求證一張她與希拉蕊的合照,發E-mail到美國給她,三小時後收到她的回覆,一般人的回信速度,都不見得比她快。 溫柔型的看護,則負責調理健康食物、餵食、給藥,協助她料理家務,照顧她也照顧孩子。 提到照顧王樂恰的感想,Lala說:「雖然我只認識癱瘓後的她,但,我發現,她從未讓自己的身體障礙,來阻礙她想要完成的目標。」「雖然她不能說話,但,總是會拼字給我,告訴我哪裡做錯,或是告訴我她要怎麼做。」 她用眼皮陪大兒子讀書。 Betty形容,在週末,Ton Ton很有耐心的一字字將故事念出來給媽媽聽,他看著媽媽的眼睛,等媽媽眨眼認可了,才會翻到下一頁,「那是一個珍貴、親密的時刻。」Betty說。 她每天用眼皮寫下為子祈禱文,入睡前讓孩子在身旁一起讀,藉此教導孩子規範。例如一篇為十歲長子所寫的祈禱文,訂下手機使用規則: 一、不能在手機上玩遊戲。 二、不能玩社群媒體。所有的大學和企業都會查看你的臉書和Instagram,有可能對你不利。 三、不能邊走邊玩手機。 四、可以看YouTube,但必要時我會查看你的搜尋紀錄。 五、照顧好手機,不要弄丟或摔壞。 如果你能遵守這些規定並好好照顧弟弟,我會考慮明年生日為你換一支更好的(手機)。 她教孩子如何用銀行戶頭賺取複利(詳見第一百零五頁為子祈禱文),也用眼皮做投資決策。 每週上班一天,參與投資決策每週一天,她到AA的美國分公司上班,參與公司投資決策,透過看護表達看法。輪流陪她上班的看護有三位,都須簽訂保密契約,以免公司決策外洩。她透過看護回E-mail,內容就像她在說話一樣;她也透過眼皮,跟好友Betty聊遍所有話題,對每件事都有強烈意見,如果與她意見不同,她會眨一個「白眼」回給好友。 「最近兩年,我在樂恰身上看到一個新的改變,」Betty說,她過去總是完美主義,試著取悅每一個人,現在她只關心對她重要的事,她的親人朋友,她不再被別人的期待所困。 「當我想到自己,總是浮現出一個不能說話的癱子,這是當我中風時,醫生下的診斷,但,我知道我的中樞神經並沒有被切斷,我只是肌肉纖維虛弱、神經訊號虛弱,當我想到這點,我學會避免(替自己)下標籤。」 「我不是癱瘓,只是虛弱。」王樂怡這樣定義自己。 我的勝利,才要開始! 「啊啊啊……」迄今我忘不掉這個哭泣的聲音。 那天,採訪王樂怡最後,我問她,有沒有話要對爸爸說?她突然激動起來。 她一邊流淚,一邊對著旁邊的看護眨眼,看護代替她說出想對父親說的話:「謝謝您常常飛來(美國)看我,謝謝您為我所做的一切。」 父親與丈夫,是王樂怡生命中兩個最重要的男人,尤其在她中風之後。 她在香港中風清醒後,由於香港、台北兩地的居住環境,對殘障人士並不友善,王樂怡全家搬到美國居住並接受治療;這六年來,王伯元成了空中飛人:「我都成了華航VIP!」 王樂怡的母親在她十五歲時過世,王伯元「同時是父親,也是母親」,他一手帶大兩個女兒,父女感情很深;尤其王樂怡和爸爸都在創投業界,「我們同時是生活上、生意上的好夥伴,」他的一篇給女兒的信中這樣說。 女兒中風,王伯元如椎心之痛,他透過書信寫著:「也許妳不知道,從妳生病那一天起,幾乎沒有一刻不想到妳。 我向上帝祈禱,希望我能代替你受所有的苦……。我找遍所有專家名醫,希望有治癒的方法,我從未放棄找尋新療法來幫助妳痊癒。」 「你擔心女兒的婚姻關係嗎?」我問。「那是我第一年最擔心的,後來就不擔心這問題了,」他說。 「我最擔心的,是她身體的問題,因為,中風一次的人,很容易中風第二次,第二次中風就很危險,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 即便女兒復原情況不錯,王伯元依然憂心忡忡:「那是復健,那個病因還在啊。」他內心最害怕的,不是女兒的婚姻,而是維繫一切最根本的,生命。但婚姻對於王樂恰,卻是重要支持。她的先生卡畢爾這次陪同回台灣,接受本刊採訪時說:「除了生病第一年,我不覺得她跟以前有什麼不同。」 她生病後,兩人一樣為了孩子吵架,卡畢爾把她當成與過去一樣的妻子,「(我們爭吵)都跟孩子有關,例如她希望他們少看一點電視,還有不能喝可樂,不能吃玉米片。」 我問卡畢爾:「她曾經要你離開她嗎?」他立即回答:「沒有。」 頓了一下,他解釋:「她絕不會說『你可以離開我』,因為這就表示她投降了。因為這是這場戰鬥的一部分。」這是他理解的強悍妻子。王樂恰倒下後,卡畢爾對她說:「我們需要妳活著來照顧孩子,來經營我們的家,妳要好起來。」 回應家人的期待,她奮鬥不懈。她詮釋「勝利」對她的意義:「勝利對我來說,不過是個開始,現在要談怎麼做,而不是結果會如何;我可以預見自己做到每一件事。」 「我的勝利,才要開始。」 撰文者賴寧寧、吳和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