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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根廣州14年，非洲商人阿龍的淘金夢還沒結束

最近，一篇《許多非洲人正在離開廣州》的文章在網絡上熱傳。文章認為，中國對於版權保護意識的加強、用人成本的增加等因素使得非洲人在中國的生意不好做了。這讓廣州的小北路、登峰街、三元里等非洲人聚居地再度引起輿論關註，他們真的在離開廣州、離開中國嗎?

第一財經記者日前在廣州小北地區的街頭遇到了阿龍，他是馬里人，在中國經商已經14年了。阿龍表示，確實有些朋友離開了，“但主要原因是廣州近兩年管得嚴了，簽證如果沒有簽下來，就必須回去。”

阿龍還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很早的時候確實有人從中國把假冒名牌產品拿回國當正品賣，但現在已經非常少了，“我覺得做生意還是要判斷好市場，比如，我會想我們國家的人喜歡什麽樣的服裝樣式，然後根據需求訂貨。總的來說，這邊的服裝還是物美價廉的。”

第一財經記者查詢海關數據發現，近年來中非貿易總額一直在上升，2014年更是首次突破2200億美元，創出歷史新高。雖然2015年有所下降，但對非出口額依然增長了2.5%。

廣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隊副支隊長龐波於日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也表示，是否存在“許多非洲人正在離開廣州”的趨勢，還需要經過多方統計後再做進一步研判。

生意不好做了?

廣州的越秀區小北路一帶就是非洲人的“天堂”，特別是位於該地區的登峰街，每天有數千名非洲人在這條街上活動，這里有著非洲商人所需的服裝、布匹、建材、電器等幾乎所有店鋪。在許多非洲人眼里，“不到長城非好漢，不到廣州小北不叫到過中國”。

登峰街上開著不少面向非洲商人的店鋪

“你們過年的時候我就回去了，等到五六月份再來，所以每年我會在廣州待6到7個月。”在中國奮鬥了14年後，阿龍如今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和英文，服裝生意也是信手拈來，“我現在不只從廣州的工廠進貨，青島、福州、佛山、東莞……我都有生意。”

阿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一般會挑選一些中意的服裝樣式，然後從各地的工廠訂貨，等到中國農歷新年時就回國進行售賣。

對於“廣州生意難做”的說法，阿龍有著自己的見解。“很早的時候是有人從中國把假冒的名牌產品拿回國當正品賣，但現在已經非常少了，工商、海關等部門會查啊，一旦被查到可能就會被驅逐出境，風險太大了。”

阿龍認為，在中國做生意遇到的最大問題是“貨不對板”和“扯皮”，怕記者沒聽懂，他還進一步解釋道：“我明明發過去的圖片是這樣的，但是工廠做出來的是另一個樣子。”每當這個時候，阿龍就覺得自己的中文“不夠用了”，他不得不數次往返於廣州和其他城市的工廠，有時還要承擔損失。

廣州小北區某商貿城的負責人日前在接受采訪時則表示，非洲本來經濟不好，很多非洲國家難以兌換美元，加上整治之後很多非洲商人從小北分散出去，這都導致了商貿城逐漸蕭條。此外，由於本國的生意越來越難做，從中國進的貨存在清不掉的風險。

從數據上來看，中非之間的貿易一直在穩步增長。雖然2015年中非進出口總額同比下滑了19.2%，但其中對非出口依然增長了2.5%，自非進口下滑較大，達到了39.1%。

不過，未來的中非貿易依然可期。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在去年的中非論壇上表示，中非領導人的願景是到2020年，中非貿易額達到4000億美元。這一數額是目前的兩倍。

廣州到底有多少非洲人

在阿龍看來，廣州的非洲人之所以會減少，“主要原因是廣州近兩年管得嚴了，簽證如果沒有簽下來，就必須回去。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如果非洲人要在廣州生活就必須租房子，那就要按照規定登記，否則就要被罰款2000元，嚴重的還會被驅逐出境。然而，只有工作簽證才能辦理住宿登記，旅遊、探親簽證都不行，所以一些人不得不離開。

長期將房屋出租給外國人的趙女士也感覺了這一變化。早已遷往肇慶長住的趙女士在登峰街附近擁有一套兩室一廳的房產，日前還專程回來協助租客辦理住宿登記手續。“之前的租客因為簽證無法續簽無奈離開了，我這次放租的條件就是必須有工作簽證，否則無法登記的話我也要承擔責任。”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長期研究非洲人在廣州生活、經商情況的廣州大學社會系副教授王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隨著廣州市政府強化對非洲人管理，“三非”(非法居留、非法入境、非法就業)的非洲人就跑掉了，有一些非洲人選擇從其他口岸進入中國，再輾轉到廣州;同時，小北地區屬於廣州市的中心城區，該區域租金較高，而像金沙洲、佛山等地，距離不遠，租金卻只有小北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甚至有不少在廣州的非洲商人，到了湖北、湖南等生活成本較低的地區發展。

不少非洲人在廣州工作多年，生活和朋友也都在這里

廣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隊的權威數據也證實了上述說法：在廣州的常住非洲人數字在逐年增加，目前為5000余人，比2014年增加近1000人;不過，廣州實際有非洲人約1.1萬(含常住人口和臨時居住人口)，比2014年減少了約5000人。

對於廣州的非洲籍人數達到20萬之多的傳言，龐波也做出了解釋和回應。“這個數字是不準確的。其實每年從廣州入境的外國人總量200多萬人次，其中非洲國家人員只有20多萬人次，這是全年的累計數，是人次數，不是人數，也不是目前在廣州的非洲人數，更不是在廣州非法滯留的非洲人數。”

龐波表示，目前在穗外國人總量在10萬人左右。據監測統計，廣州市每天實有外國人在8萬至12萬人之間。廣交會期間數量最多，聖誕節期間最少。其中，在穗外國人排名前五位的國籍分別是：韓國、日本、美國、印度、俄羅斯。

對於目前的收入情況，阿龍並未正面回答，不過趙女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她認識的非洲人收入都還不錯，“這幾年我的房子月租基本穩定在8000元，這里面包括水電和物業費，其他的就要租客自理了”。

說到未來的打算，阿龍表示近期沒有離開廣州的打算，他相信中國仍有機會，“但是中國的綠卡太難拿了，我已經不打算申請，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多名非洲商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雖然他們的收入確實有所減少，但仍會堅守等待非洲經濟的複蘇，相信中國有更好的機會。

如何做好移民管理

2016年6月30日，總部位於日內瓦的國際移民組織(IOM)舉行特別理事會會議，批準中國加入國際移民組織，中國因此成為該組織第165個成員國。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馬朝旭在會上表示，中國目前正從移民來源國向移民來源國、過境國和目的國的多重角色轉變。

《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5)》藍皮書則指出，大量外籍人士(包括大量非洲非常規移民)進入中國，在為繁榮經濟、促進中國城市國際化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也給城市管理、社會穩定以及安全環境帶來了挑戰。

第一財經記者在登峰街走訪時發現，上午11時的街道空空蕩蕩，除了幾家中國人經營的便利店，絕大部分店鋪大門緊鎖。當地一名知情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個時間非洲人都在家里睡覺，淩晨1~2點才是最熱鬧的時刻。“雖然他們來到這里很久了，早已沒有時差問題，但他們並不會跟著我們的時間走，都是按照自己的習慣來。”

這一說法得到外國人管理服務工作站工作人員的證實，“我們一天中最忙的時候就是臨近下班的時候，因為住在這里的非洲人都起床了，這里提供中文培訓的時間也定在了每天下午的4點”。

王亮認為，應在語言學習的基礎上，引導外籍人士自願地、主動地了解廣州文化和風土人情。曾在中山大學研究廣州非洲人課題的李誌剛教授同樣認為，地方政府要改善經商環境，管理可以加強，但也要強化與非洲客商的社會文化互動。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人口從不發達地區湧向較發達地區，從較發達地區湧向發達地區，這都是正常合理的流動。”華南城市研究會副秘書長萬慶濤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廣州需要做好的是提升服務水平，以及提升自身在國際貿易中的話語權，同時註意做好產業轉型升級的工作。

“此外，考慮到未來的世界局勢，周邊國家如果發生變故，中國肯定會有難民湧入。中國加入了國際移民組織，如何根據相關的國際法、國內法，合法地接受難民、幫助難民，這對於中國來說，還是一個陌生的問題，需要加以論證。”萬慶濤說。

事實上，廣州已經在居住超過200名外國人的街鎮建立了75個“外國人管理服務工作站”，通過整合公安、房管、工商、稅務等部門資源，為轄內外國人提供一站式服務。同時，在居住外國人50人以上的社區開展創建“和諧家園”活動，為外國人提供中文培訓、經商信息等服務。

對於無法提供合法證件的外籍人士，廣州將勸其“自願返回”。據悉，今年廣州將協助30名在粵沒有合法身份的外國人自願返回原籍國，這也是廣東省出入境部門與國際移民組織加強合作的體現之一。

高技術移民紮根難 加拿大陷“勞工荒”

地廣人稀的加拿大，在多年來憑借投資移民吸納了中國等亞洲國家的移民後，近日發現自己更加急需的其實是技術移民。
最新消息顯示，加拿大魁省移民局已宣布開放今年第二輪魁省技術移民申請，截止日期為8月22日。本次開放的名額為5000個，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則。
加拿大聯邦移民部長麥嘉廉（John McCallum）本月17日在溫哥華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再次重申了他之前向中國表達的一項意願，即希望能夠在中國的成都、南京、武漢、濟南以及沈陽等城市開設新的加拿大簽證快速申請中心，以推動更多中國遊客、留學生和短期工人前往加拿大。
12日，麥嘉廉訪問菲律賓時還表示，加拿大政府將大幅修改由上一屆政府制訂的年度移民數量，從2015年的26萬~28.5萬人，增加到2016年的28萬~30.5萬人左右。“我傾聽到呼聲後的感覺是，加拿大的確需要更多的移民，以修補我們日漸老化的人口結構，尤其是在東部的海洋省份。我們需要更新鮮的血液，以保持我們的經濟持續向前。”麥嘉廉說道。
麥嘉廉的這兩次表態都意味著，加拿大需要更多的投資、勞動力和人才。加華移民留學中心副總裁吳冰女士介紹道，她經手的中國技術移民案例中，最受加拿大歡迎、辦理移民最順利的是一些尖端科技產業的人才，例如核能開發、太空和航天科技等。

高技術移民求職難
加拿大最大的求職網站Workopolis在2015年列舉了十大最急需人才的工種，分別是熟練技術工人（年薪5.2萬加元，約合26萬元人民幣），技術員（年薪4.9萬加元），銷售代表（年薪4.7萬加元），辦公室文秘、行政人員（年薪4.2萬加元），司機（年薪4.2萬加元），工程師（年薪7.6萬加元），主管人員、經理（年薪9.1萬加元），機械操作員（年薪5.4萬加元），會計、財政人員（年薪5.9萬加元），體力勞動者（年薪3.9萬加元）。
不過，無論是上一屆保守黨政府還是現任的自由黨政府，雖然都強調加拿大對高技術人才的渴求，卻都面對一個繞不過去的難題，即高技術移民的人才浪費問題。
現實已證明，許多受過高等教育且有相關工作經驗的高技術移民，因為無法在加拿大找到相應的工作，最後只好選擇回國，或為解決溫飽問題而改為從事體力勞動。許多擁有碩士甚至博士學位的新移民，為了在應聘一些低端工作時不會因為學歷過高而被排除，只好故意隱瞞自己的高學歷。
2010年，加拿大聯邦移民部和人力資源部攜手，曾“簡化”網上申請系統，幫助已經有從醫經驗的外國移民醫生盡快獲得行醫執照，緩解本國的“醫生荒”問題。但安大略省內外科醫生會註冊主任傑拉思醫生（Rocco Gerace）當時就表示，外國醫生在加拿大重操舊業的主要障礙是，無法獲得住院醫生的實習資格。
移民自廣州的詹先生就遭遇了這樣的困境。他在國內擁有醫學博士學位，是一名已有10多年行醫經驗的心血管專科醫生。他於2005年移居多倫多，在來到加拿大後的第一年，便順利通過了加拿大醫療委員會對他的海外資歷認證，後來又通過了醫生資格考試。
但與本地醫學院的畢業生100%獲得住院醫生實習資格相比，詹先生卻要去爭取每年只有200個的海外醫生實習機會，而他的競爭對手，還包括許多在海外學醫的加拿大人，這些本地人顯然比移民醫生更具優勢。始終無法獲得行醫執照的詹先生感覺是被加拿大當地強烈的地方保護主義刁難了。
簡化申報手續的辦法行不通之後，加拿大政府退而求其次，把醫生“降格”使用。2014年，加拿大聯邦政府向一個名為“全國職業學院協會”（NACC）的機構撥款，由這個機構幫助高端人才，尤其是從事法律和醫療行業的移民“降級”，協助這些移民從事俗稱“師爺”的法律顧問（paralegal）工作，幫他們進入私人健康護理、藥劑師助理等不需要經過複雜的考試、培訓、技術升級以及考執照的工作。
即便加拿大采取了種種辦法，關於高技術新移民人才浪費的報道還是不絕於耳。移民醫生所遭遇的折騰，同樣出現在工程師、電腦專家和各類高端學科、行業的專業人士身上。

華人保姆優勢難顯
當高技術人才的落地生根在加拿大面臨這麽大的困難時，在廉價勞動力市場上，中國移民又是否有優勢呢？
其他行業暫且不論，單在家政服務方面，中國勞動力的平均專業素養就不如著名的菲傭。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一位友人聘請的華人保姆讓人大傷腦筋，“要麽嫌工資低，要麽沒經驗不太會幹活，要麽身體不好。好多都是移民，正在坐移民監，年紀大了，身體都不怎麽樣。”她抱怨道。而最讓她頭疼的是，請來的保姆不能擺正自己的位置，很有主見。如今，她聽說菲傭不錯，正打算有機會就辭掉那名華人保姆，到比較牢靠的經紀公司去請菲傭。
本報記者所住的區域附近也是大多倫多地區比較富裕的猶太人聚居區。這些家庭條件優越的猶太人都喜歡雇菲傭。
而菲傭之所以享有這樣高的聲譽，和她們良好的專業素質有關。菲傭並不認為自己的工作低賤，始終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去工作；而且她們學歷不低，大多是中專以上學歷，其中不乏教育、心理學、財會專業畢業的大學生。部分高級菲傭還持有護士、醫師或教師的執照。

細化求職需求
加拿大聯邦移民部在回複《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采訪時表示，加拿大所需的臨時勞工的數量和行業隨時都在發生變化，難以一概而論。
對於高端人才浪費的問題，移民部新聞發言人拉里維埃（Remi Lariviere）表示，移民部一方面盡可能做好專業評估工作，而且更註重細分領域，看移民申請人的專業能力和資質是否適合加拿大。同時，移民部將繼續資助各類輔助機構，幫助落地或即將落地的移民熟悉加拿大的行業狀況。
比如，2015年末，加拿大政府委托信息和通訊技術委員會所作的勞動力市場研究報告稱，加拿大IT行業到2019年時會出現18.2萬人的勞動力缺口。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從事IT行業的人士都可以找到工作。報告稱，經過細分後，只有信息系統分析師或咨詢師、電腦及網絡操作員及網頁技師、電腦程序和互動媒體程序員、軟件工程師、圖形設計師等這幾類工作有較大的人員需求。這些工種都與社交、移動互聯、數據分析和雲數據等目前流行的互聯網技術有關。
報告還稱，許多雇主不願聘請剛畢業的學生，因為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培養人才。相反許多雇主願意聘用新移民，因為用較低的薪水和臨時合約就可以雇傭，並且在有需要時，不用付出什麽代價就可以“炒魷魚”。

從浙江回到紅色西海固：紮根農業的創業年輕人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燕。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這首《清平樂•六盤山》正是毛澤東於1935年10月帶領中央紅軍翻越長征路上最後一座大山——六盤山後的詠懷之作。而詩中提到的“不到長城非好漢” 中的“長城”也是指今天位於寧夏省固原市境內的秦長城。

六盤山

第一財經記者跟隨由中宣部組織的全國重點媒體“重走長征路”記者團一行來到了寧夏省固原市，親自登上了漫漫黃土地上存留的古長城，也第一次來到了傳說中的“西海固”。

保留在西吉境內的秦長城

紅色“西海固”

寧夏是一片有紅色傳統的土地，1936年10月22日，紅一二四方面軍在寧夏固原市西吉縣將臺堡的會師標誌著紅軍長征真正意義上的結束。這里見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也書寫了中國紅軍的勇氣和擔當。

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描寫了長征中的情景：12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兩萬余里。

長征是中華民族浴血奮戰的歷史，革命老區人民也為長征的勝利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但因受地理位置的閉塞和氣候幹旱等原因的局限，寧夏這片土地卻有著和它光榮的歷史極不匹配的經濟發展狀況，特別是此行的重點——西海固地區。

西海固地區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是西吉、海原、固原三地的統稱，被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確定為全球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最幹旱的地區。清代大臣左宗棠在上奏同治帝的奏折中，評價西海固：“苦瘠甲於天下。”

此次“重走長征路”記者團來到了寧夏西吉縣將臺鄉毛溝村。這里的山是一座連著一座，腳下走的是黃土地，已經被收割過的山地顯得孤寂。毛溝村有村民約1400人，其中還有150人、120戶家庭靠吃低保過活，貧困在這里不是個案。村里很多年輕人放棄務農，外出打工，大多從事建築行業。

面對著村里年輕人逃離的情況，記者走訪大山里的養羊基地——寧夏本生生態農業有限公司時，認識了公司的創始人謝宏義，這個生在西海固，長在西海固，靠讀書走出去的年輕人，如今卻逆潮流而行，懷著發展大農業的理想回到了西海固，回到了故鄉。

回鄉創業的年輕人

謝宏義1979年生在寧夏西吉縣將臺鄉毛溝村，2000年考上了西安翻譯學院，就讀國際貿易專業，成為村里為數不多的大學生。

2010年，他偶然發現中國滑雪戶外用品生產市場的空白，拿出工作7年攢的20萬元積蓄，在浙江省金華市成立了永康市吉賴工貿有限公司，有了自己的滑雪裝備品牌“滑力寶”。謝宏義從一個產品開始做，產品開始銷往國外，也在國內阿里巴巴等電商上銷售，慢慢地，謝宏義生產產品的種類也開始擴大。

2015年，謝宏義在浙江的工廠廠房面積達3000多平方米，雇傭20多名工人，產值1000多萬，年凈利潤達到10%。

就在浙江工廠生意越來越好的時候，謝宏義萌生了回鄉創業的念頭。

對於回鄉創業的動機，謝宏義說：“西海固本來就是貧瘠的代名詞，現在家鄉的狀況是很多地都荒著，因為農民寧願出去打工，也不願在家種地，一家種個十來畝地，沒有多少收獲。我希望能通過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努力能夠讓外面的年輕人看到有創業成功的希望，讓他們也能夠回來建設家鄉。”

在2015年春節回家時，謝宏義發現家鄉品質優良的肉羊價格從每頭1000多元跌倒500多元的谷底。憑借多年做外貿的經驗，他相信，現在是進入養羊業的好時機，養羊能夠帶領村民致富。他隨即成立了寧夏本生生態農業有限公司，決心投身農業。

謝宏義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本生”的名字來自《論語•學而》，“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在他心中，農業就是國之根本。

圖為謝宏義

從養羊到養駱駝

本生公司主營肉羊養殖及繁育、飼養、銷售，建成占地20畝的種羊繁育及肉羊養殖基地。羊的存欄量長期保持在1200只以上，年最大存欄規模可達3000只。

這里的羊長期吃玉米、油渣、麥麩等無添加劑精料，羊糞又作為農家肥種植玉米、多彩土豆、苦蕎、牧草等，農作物在種植過程中不使用農藥，形成綠色、循環的可持續經濟。

謝宏義告訴記者：“我們的羊食用無任何添加劑的飼料，喝的是山泉水。寧南地區天氣涼，羊的生長速度慢，但品質高，沒有膻味兒，羊肉韌性口感非常好。”

經過2015年的初步銷售，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浙江、廣東、上海的客戶對本生公司的羊肉品質非常肯定。謝宏義正計劃把羊的存欄量擴展到2萬只，積極打響“本生”農業品牌，嘗試做羊肉的精加工，以期提高農產品市場價值，把更多利潤留在當地。

謝宏義的養殖場

除了養羊業外，山地農業也是本生公司的一項重要業務。謝宏義從農民手里流轉了1000畝山地用於種植多彩土豆、苦蕎等農作物，今年已經種植了500余畝。

本生公司現有固定員工12人，農忙時以每天約120元的工資雇傭當地農民完成播種、鋤草、收割的工作，解決了部分當地剩余勞動力就業，增加了村民的收入。公司還采用訂單農業的方式與農戶合作，農戶滿足公司對生態農產品和羊的生產標準後，公司統一高出市場價格收購，帶動周邊合作社、養殖戶、農戶的共同發展，致力創出一個屬於本地區的特色農業優質品牌。

除了目前已經運營起來的肉羊養殖和農作物種植業外，謝宏義還計劃利用毛溝村距將臺堡只有5公里的區位優勢在紅色旅遊方面進行新的嘗試。

謝宏義告訴記者：“固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鎮，也在一帶一路建設的路線上，我養了4頭駱駝，準備組成駱駝隊，把休閑旅遊與‘一帶一路’結合起來，讓遊客在旅遊的時候能夠騎上駱駝感受一下絲路文化。”

“你我都不去擔當，那讓誰去擔當?”

在與記者交談中，壯誌滿滿要在山溝溝里發展大農業的謝宏義也時而在話語中透漏出這兩年來的累和難。

就養殖業和種植業這兩項，謝宏義已經在羊棚、設備和打井等基礎設施方面已經累計投資300多萬元。按目前每只羊50~60元的盈利，每年3000只羊算，肉羊養殖年盈利約20萬，即使加上土豆、苦蕎的收益，謝宏義離真正盈利還有很遠很遠。

除了投資高、回報慢外，謝宏義發展農業還面臨著農業用水嚴重缺乏的限制。

謝宏義說：“我們現在主要是靠山泉水，但還是有很多地都是旱地澆不上水。像今年夏天缺水的時候，我們的羊都是從外面拉水來喝，一方水是兩塊錢。”謝宏義也正在和當地水利部門協商，希望能夠建人工壩蓄水，解決用水難題”。

另外，村里道路建設仍然滯後，後期發展旅遊業還有融資困難。

對於謝宏義“回鄉務農”的決定，他的父母也非常不理解和反對。謝宏義也知道父母不支持的原因，“父母把你從山溝溝里供上大學，又跑到山溝溝來種地，父母肯定是不願意的。在父母的思想里，就是種地太苦，他們不願意讓孩子再受苦“。但謝宏義對記者說：“如果每個人自己都不願意建設自己家鄉的話，那讓誰去建設?如果你不去擔當，我不去擔當，那讓誰去擔當?”

顯然，眼前這片紅色熱土需要多一些像謝宏義一樣有能力、有膽識、有擔當的青年，身體力行，為這片黃土地拼出一個更美好的明天。

上海“磁吸”優勢制造：讓先進制造業紮根大都市

萬丈高樓平地起。正值地方兩會季，各地的政府工作報告都在“振興實體經濟”上著墨甚多。

在經濟增速下行的背景下，作為國民經濟根基的實體經濟，成本持續上升，利潤空間收窄，發展面臨很大挑戰。作為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正致力於防止資源、資金、資產脫實轉虛，防止產業結構形態虛高。

實體經濟發展也牽涉方方面面。上海市政協委員、力康集團董事長沈欽華說自己現在遇到了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因為醫療器械產品必須要做電磁兼容性(EMC)檢測，但由於檢測機構和人員有限，要等很久才能輪到;不完成檢測，也就無法進行接下來的審評、上市銷售。

“千軍萬馬就卡在那里。”沈欽華說。

上海市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日前開幕。1月15日公布的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稱，上海要著力振興實體經濟。這其中，在制造業上，上海聚焦了先進制造業、智能制造;而在服務業上，則強調要進一步提升“四個中心”功能，促進金融、航運、商貿等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

月初，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在港發布2016年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在包括經濟、社會、環境和文化4個系統的評價體系中，上海力壓香港繼續排名第一。作為營商環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上海也將進一步幫助企業降本減負，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先從沈欽華說的電磁兼容性檢測說起。這一檢測是判定醫療器械電磁騷擾與抗騷擾能力的重要技術項目，直接影響醫療器械產品、醫護人員和患者的使用安全，是國際醫療器械產品安全檢測的重要性指標之一。

沈欽華說，醫療器械產業比較特殊，一個成熟的產品從研發周期到工程樣機的制造，到臨床試驗到最終拿到註冊證，順利的話一般都要5年以上。

沈欽華做了一個調查，他發現麻醉呼吸類的醫療器械現在只有一個人在負責檢測，而手上需要檢測的產品有三十幾個。“這不是給錢或者說免稅(就能解決)，這個證號拿不到就不能生產。”

沈欽華建議說，上海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檢測人員，在收入、編制以及績效上給予傾斜;是不是可以將這項業務開放給第三方檢測機構?

這也正是上海希望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上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進一步幫助企業降本減負，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繼續清理規範行政事業性收費，擴大進出口環節收費的減免範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3日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建議時指出，堅持政府過緊日子，繼續壓縮一般性開支，為企業減稅降費騰出空間，今年要在降低收費等非稅負擔方面讓市場主體有切身感受，國務院要對此開展督查。

上海市政協委員、德勤稅務大中華區合夥人蔣穎表示，從企業經營角度來說面臨三種成本：跟市場相關的成本、稅和費，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可以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益，幫助企業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目前，全球多個經濟體都在進行相應的改革，以促進經濟的提升。

根據世界銀行去年末發布的《2017年營商環境報告：人人機會平等》，去年全世界有137個經濟體實行了關鍵性的營商改革，使得中小企業成立和運營更加容易。數據顯示，全球在提升營商環境便利度方面持續取得成功。相比10年前的46天，現在開辦企業的全球平均耗時為21天。

“（上海）自貿區做了很多工作，企業備案從10天降到1天，但是準備資料時間比較長。”蔣穎說：“另外，制造業還有很多許可制度可改進。”

強化先進制造業

進一步幫助企業降本減負，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根本目的，是激活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活力，振興實體經濟。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貝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袁欣分析說，上海各類生產要素成本處於全國較高水平，在國內成本型區域競爭中處於劣勢;上海國際化開放程度高，外資占比較大，受國際環境因素沖擊的影響更大。

“現在做實體經濟，確實面臨困難。”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新亞藥業有限公司總經理曾垂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做實業需要大筆投資建廠招人，和大筆運營資金保持生產運轉。在全球大環境不景氣的壓力下，企業經營成本持續上升。

曾垂宇以新亞藥業為例，現在人工成本逐年上升，企業一年增加用工成本2000萬元。同時，企業研發新藥周期長、風險高，隨著藥品質量和國家標準提高，企業藥品制造成本也在提高。

近年來，受外部發展環境複雜多變和自身結構調整等影響，上海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從2010年的1151億元，逐年減少到2015年的758億元，而同期上海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了19.5%。

袁欣說，這是因為傳統工業比重在降低，新興制造業雖投資上升但比重還不大，所以造成制造業總體投資下降速度過快。

與此同時，上海的制造業增加值占上海全市生產總值比重也不斷下滑。2015年這一數字是26.9%，2016年上半年又變成了26%，逼近上海提出的“到2020年制造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保持在25%左右”的目標。

上海下一步的聚焦點在哪里?答案是先進制造業、智能制造。

政府工作報告稱，上海要實施產業創新工程，發展智能制造，推進智能網聯汽車、工業互聯網等一批產業引領性項目，推動傳統產業深度運用新技術、新模式。

上海市副市長周波表示，上海堅定不移推動產業轉型，關鍵是制造業怎麽和智能制造結合起來，把商業模式找好。“政府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年會推廣。”

如何選擇政策助推點來推進先進制造業轉型?

上海市政協委員錢世超表示，通過對華東理工大學EMBA企業家的調研發現，稅費成本是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效益下降的一個因素，但不是根本因素。相對於稅費，這些企業家一致回答缺乏核心材料、核心技術是關鍵。

因此，錢世超表示，上海應在核心材料、核心技術上發力，紮實制造業的基礎，使上海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回歸。

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凱寶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宜善建議，要振興實體經濟，不僅僅是解決中小企業、新興企業所面臨的融資難問題，更重要的是多管齊下，降低稅費負擔和土地成本，使企業有更多獲得感。

袁欣建議稱，可以參照上海自貿試驗區模式，建立“中國(上海)先進制造產業示範區”的統一品牌，將臨港、張江、汽車城、漕河涇、金橋等產業基地和一些零星工業用地納入統一品牌管理，以統籌配置全市產業政策、人才政策、科技政策、財政稅收扶持政策資源。

袁欣說，大城市需要多樣化的經濟結構來抵禦經濟和金融波動，在美國制造業回歸大都市已漸成趨勢。

以通用電氣(GE)為例，袁欣說，出於稅收和成本考慮，1974年GE將總部從紐約搬遷至費爾菲爾德市郊區，但為了轉型和吸引人才，GE已決定將總部遷往波士頓，為此馬薩諸塞州政府和波士頓都為GE提供了不菲的補貼，還另外出資幫助GE與波士頓各高校和研究機構建立關系。

除了政府扶持政策外，袁欣表示，還可以借助上海金融業發達的優勢，通過財政設立“上海先進制造產業投資基金”，形成政府領投基金、社會創投基金、風投、私募基金的良好生態，發揮上海金融中心的定位優勢。

【公司】紮根三四線和農村市場 本土洗護第一品牌拉芳家化上市

來源: http://www.ikuyu.cn/indexinfo?type=1&id=11678&summary=

紮根歐萊雅近40年，安鞏和他的美妝帝國 | 人物

三十七年前，一個25歲，剛從學校步入社會才三年時間的小夥子，被委以重任到異鄉“救火”——拯救一個長期處在虧損泥沼中的希臘分公司。

三十七年後，這個小夥子已經從當初不足50人的分公司躍升為其母集團的全球掌舵者，執掌著超過8萬名員工的巨型航母。這是全球最大化妝品公司歐萊雅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安鞏的個人傳奇成長故事。

也許會有人覺得這應該是一名狼性十足的領導者，因為他的前任歐文中正是如此。相反，他始終給予他的下屬一副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形象。

從法國走出、有著100多年歷史的歐萊雅集團，目前的經營範圍遍布全球150多個國家以及地區。對於在海外的分公司普通下屬們而言，安鞏或並不是一位距離遙遠的全球老大，因為這位老大在閑暇的時間總喜歡親臨一線，去到全球各地的門店探訪，或給各地的分公司加油鼓氣。

第五位掌舵者

有著100多年歷史的歐萊雅可以說是別具一格的家族企業。不過，除了創始人歐仁•舒萊爾外，它多數時間是由它的員工帶領走過的。在歐萊雅內部，權力的交替並不頻繁。而權力的移交總是平穩地進行，幾乎不會引起任何波瀾。

在安鞏前，歐萊雅集團歷史上有且只有四位掌舵者。2006年4月，安鞏從前任歐文中手里接下集團首席執行官一職。時隔四年多後，2011年3年，安鞏再度從歐文中手里繼承歐萊雅集團董事長職位。從那一刻起，安鞏擔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正式成為了歐萊雅集團的第五位掌門人。安鞏與他的前任一樣，人生中的絕大部分職業時光都是在歐萊雅度過的。

出生於法國巴黎的安鞏，家庭並不顯赫。父親是藥劑師、母親是建築師，安鞏是家中唯一的孩子。1978年從巴黎高等商學院（HEC）畢業後，安鞏加入了歐萊雅集團。三年後，他的才能開始嶄露頭角。彼時，方才25歲的他，即被任命為希臘分公司的總經理。起初這樣的任命讓他頗為得意，因為血氣方剛的年紀就被得以賞識。但實際上，這是人人想避之不及的職位，因為彼時的希臘分公司像是一個“燙手山芋”。安鞏對第一財經記者說，當時的希臘分公司只有50名員工，並且這個分公司一直處於虧損狀態,而在安鞏之前已有十個人拒絕了這一職位，沒有人願意離開巴黎。

可恰恰是這個“燙手山芋”歷練了安鞏,使得他在很短時間內將管理、銷售、營銷、人力資源的種種能力激發出來。僅四年時間，他就理順了一切，還成功扭轉了虧損的局面。直至如今，希臘仍是歐萊雅集團運作最好的分公司之一。

不過，回過頭來看，歐萊雅集團敢於讓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沖上前線，這也是公司一貫的風格。在安鞏的任上，他繼續將這一傳統發揮到極致。

安鞏告訴記者，在歐萊雅，公司一直倡導為年輕人提供機會，使其成為真正的企業家。直至今日歐萊雅的企業文化都不是那種大公司的姿態，而是創業精神、挑戰者精神和企業家精神。

“如果你放眼歐萊雅中國，你會發現我們的許多經理人都是年輕人，他們很早就開始承擔重要的責任，通常這些責任很可能是在自己的年齡段去其他公司沒機會做的事情。但在歐萊雅，我們會賭，我們不會根據他們的經驗做出決定，不會根據他們已經做的事情等做出判斷。我們賭他們的才能。當我們認識到一個才華橫溢的人時，我們敢為他們下賭註，因為我們認為他們可以做任何事情。”安鞏對記者說道，歐萊雅中國首席執行官斯鉑涵正是這樣的例子。

一位在歐萊雅中國工作多年的相關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歐萊雅內部，就好比一個遊泳池，“在這里，你想蛙遊或者是自由泳，沒有人會限制你太多，在這里，它鼓勵發揮你的自主性，也很喜歡給年輕人鍛煉的機會。”

溫文爾雅的並購能手

由於歐萊雅歷史上的掌門人屈指可數，人們很喜歡將安鞏與他的前任對比。細數他的前任們，可以說是各個個性十足。如他的直接前任，歐文中就是一個非常喜歡競爭和挑戰的角色，喜歡沈浸於各式各樣的競爭中。歐文中也被稱作“征服者”的掌舵人，真正帶領歐萊雅實現了國際化。

安鞏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我跟我的前任不一樣，歐文中他是一個真正喜歡比拼的人，他想為他所做的一切爭個輸贏、比個高低。在商業領域我個人也喜歡比賽，和斯鉑涵以及中國團隊一起比賽，與競爭對手一決高下。使自己更具創新性，帶來更多高質量且革新的產品，更好地說服我們消費者。但是當工作結束時，我就更願意平衡我的工作和生活，不想再參與競爭，想和大家和睦相處。”

在歐萊雅員工眼中，安鞏一直是一名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領導者。不過，溫文爾雅另一面，這並不代表安鞏並未缺乏足夠的積極進取。如果單純從安鞏2006年任職歐萊雅集團首席執行官一職算起，短短十余年時間里，歐萊雅集團的全球銷售額增長了100多億歐元，2017年歐萊雅銷售額達到260.2億歐元，同比增長4.8%，高於2017年全球化妝品4%的增速。營業利潤方面則是達到了46.8億歐元（約合360.44億人民幣），其營業利潤率和現金流均創下了歷史新高。

充當業績增長的引擎之一，並購起到了重要的助推效果。事實上，歐萊雅的成長史，就是一個並購史。在安鞏的任上，歐萊雅的並購更加密集。並購考驗的是領導人的眼光、前瞻性。在這一方面，安鞏的並購才能得到充分展現，如並購聖羅蘭美妝就是成功的一筆。

2008年，歐萊雅集團以18億美元將聖羅蘭美妝納入懷中。在當時的處境，聖羅蘭美妝的前景並不被外界所看好。但之後，誰也沒有想到，聖羅蘭美妝的產品會在市場中走紅，業績也蒸蒸日上。

安鞏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歐萊雅踏上國際化征程伊始，50多年間，公司的收購策略從來都沒有變過。歐萊雅一直都在尋找有潛力成為全球化品牌的小型或中型品牌，也因為歐萊雅是美妝行業的專家，所以非常了解全球不同市場。

“得益於我們的全球平臺，當看到一個品牌仍處於發展的早期階段時，我們就可以推測並權衡是否有潛力將其打造成一個全球品牌。科顏氏甚至蘭蔻這些品牌便是很好的例子。50年前的蘭蔻是一個小型法國品牌，如今它是全球第一高檔化妝品品牌。”安鞏說到。

安鞏實地訪店

並購容易，整合難，這是所有並購難以逃脫的命題。在內部，歐萊雅究竟是如何做到，讓不同並購而進的品牌和諧共處？

安鞏解釋道，公司在完成每一次策略性收購以後，並不輕易改變原來的品牌特性，而是著力提升產品的質量。歐萊雅有強大的科研力量和先進的生產技術，足以把產品做得讓消費者滿意。其次，公司也會增加品牌建設投資，盡量讓其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

“收購一個與我們已有品牌相似的品牌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如果你關註歐萊雅的產品組合，你會發現我們所有的品牌都不盡相同並且互為補充。例如，在高檔化妝品部，阿瑪尼美妝與蘭蔻完全不同，聖羅蘭美妝也不同於阿瑪尼美妝、科顏氏、碧歐泉、赫蓮娜及植村秀。所以，這就像一個拼圖遊戲，每一塊拼圖都對公司的整體戰略起著重要的作用。”他對記者形象地比喻道。

安鞏的勤奮也令內部員工欽佩。至今，安鞏保持著親身去全球實地訪店的習慣，他不僅會詳細了解所謂店內歐萊雅旗下產品的情況和表現，對於競品也會做深度的了解。他認為，這是在法國辦公室里和財務報表里無法感受到的。

如今，歐萊雅確實像個行業巨獸，旗下囊括了34個品牌，包含美發護發、彩妝、護膚、香水、美容儀器、浴室用品甚至與之相關的科技企業。盡管如此，它的擴張並未止步，可以說收購已經成為了歐萊雅的基因。

執著追求“讓所有人擁有美”

回顧21年前，面對其他跨國化妝品已相繼沖進中國市場開荒，經過幾番深思熟慮的歐萊雅等到1997年才真正選擇“著陸”。進入中國市場之初，歐萊雅當時的目標僅是想“讓每一位中國女性擁有一支唇膏”。而如今，哪怕幾十支唇膏也難以滿足中國女性對美的追求。

安鞏對第一財經記者描述他對中國女性的印象，20多年前來中國時，當時的美妝市場剛剛起步，無論是品牌、產品還是分銷渠道都還很少。而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那時候中國女性就已經是名符其實的美妝專家了。她們本能地可以區分出好產品和不太好的產品，也可以真正識別好的口紅、好的睫毛膏、好的護膚品等。“所以我認為中國女性有一種愛美的本能，一種鑒別品質的本能。”他對記者感嘆道。

實際上，他對中國女性追求美的敏銳度從業績表現中也能很好地展現出來。安鞏說：“中國的高檔化妝品市場是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市場，2017年，中國高檔化妝品市場的增長驚人。”這一年，得益於彩妝和面部護理產品的強勢增長，歐萊雅集團高檔化妝品部銷售額同比增長10.5%，主要得益於亞太地區的銷售額實現了雙位數增長。蘭蔻銷售額實現了雙位數增長，阿瑪尼美妝和科顏氏的銷售額均超過10億歐元大關，而這樣的增長引擎恰恰來自於中國市場。

安鞏在歐萊雅工作了近40年，也正是這個一直以追求“讓所有人擁有美的公司”是其職業生涯的全部。“我已經服務於歐萊雅集團40周年，如今的我依然感到興奮和充滿樂趣，和我剛開始時一樣。”安鞏在對記者分享自己這一計劃時，眼神里透露出了頗為得意的神情。

看重中國市場，押寶數字化

歐萊雅在2017年繼續保持了自己全球美妝第一的位置。“我們在世界各地服務的女性人數每天都在增加。現在已經超過了10億，所以很難知道確切的數字，因為沒有計數器。但事實上消費者人數在增加，而且增加消費者的一個神妙武器就是電子商務。”

安鞏認為，電子商務是加速消費者數量的一個好工具，特別是在中國。他希望可以有越來越多的其他國家效仿中國，像是印度、印度尼西亞和拉丁美洲國家。

“因為電子商務是加速我們的產品向更多消費者滲透的好方法，所以，我非常自豪能成為超過十億女性背後的男人。順便提一下，還有幾億男性，我也為之自豪。我在男女之間沒有任何歧視。我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偉大的使命，你知道，能夠讓所有人擁有美是一項偉大使命。歐萊雅的使命就是讓所有人擁有美，這就是我40年來所做的。”安鞏說道。

安鞏認為，過去3年間美妝市場的變化幾乎等同於過去30年的變化，尤其顯著的是數字化。

實際上，安鞏和他的團隊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傳統渠道，“今天的產品銷售渠道和過去完全不同，”安鞏說，“2017年我們在中國的電商銷售占了總銷售額的四分之一，2018年可能會達到三分之一。我們在中國的電商業務可以說是全球發展最好的。”去年9月安鞏曾公開表示，美國和歐洲的數字只有10%-15%，中國基本是其他市場的2倍。

今年，斯鉑涵被任命為歐萊雅集團管理委員會的成員。“事實上，這意味著對中國戰略重要性的認可。這不僅是因為經濟規模或市場規模，還因為發展速度、現代化的步伐、數字化轉型速度、渠道演變的速度、消費者變化的速度，對於歐萊雅管理委員會而言，讓歐萊雅中國首席執行官成為管理委員會的成員是絕對有必要的。當然，這也是中國團隊的驕傲，因為他們的地位已經得到認可。”安鞏解釋道。

歐萊雅中國首席執行官斯鉑涵在今年2月進行的年度戰略發布會中稱，歐萊雅中國在數字營銷的投入已經超過了傳統營銷。除了線上廣告，歐萊雅也很熱衷於做直播，但斯鉑涵稱“我們絕不是為了數字化而數字化”。

安鞏十分肯定歐萊雅中國團隊在數字化上的前瞻性。他認為，六七年前，歐萊雅中國團隊就已經和阿里巴巴進行合作。這對今天歐萊雅能夠成為中美妝行業電子商務領域的領導者有很大的助力。

“我個人有時也會網購，但我必須說，在法國網購沒有在中國那麽便利。當然，我認為如果我在中國生活，也會頻繁網購。我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在法國運用阿里巴巴、天貓、京東、唯品會等平臺，我認為這會極大地促進法國的商業發展。”安鞏說。

【美麗中國長江行】星巴克、科勒主動紮根 ，河道治理增強園區產業吸引力

“當時這里還是老閘北，地理區位不是很占優勢，如何在產業扶持引進方面能有自己的特點，那時候考慮下來最終還是把這條河保留下來。現在整個環境的改善對我們產業的引進非常有幫助。”上海市北高新（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周曉芳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中揚湖位於市北高新園區內，全長約770米。在整治前河道淤積嚴重，兩岸無防汛墻且違章搭建現象嚴重，各種垃圾被丟棄傾倒在河道中，導致河道常年黑臭、環境惡劣。如今這里是一幅“樹綠花香鋪大道，鴛鴦天鵝唱新歌”的美麗畫卷。

5月17日，“美麗中國長江行——共舞長江經濟帶·生態篇”網絡主題活動，走訪了中揚湖、東茭涇－彭浦新村街道段、江場河等河道，感受到了上海市靜安區在河道生態治理上的成果。

據工作人員介紹，2004年4月至2004年12月中揚湖實施了河道綜合整治工程，整治後的中揚湖兩岸是達到百年一遇標準的防汛墻，河道暢通，且水清岸綠，不再黑臭。

2005年6月起，原閘北區河道所在市北高新園區委員會的支持配合下，又先後對中揚湖實施了種植水生植物和機械環水、曝氣增氧、種植水生植物相結合的水質深化治理工程，改善了中揚湖河道的水質。

2010年，對河道兩岸景觀進行了再次改建，打造了許多靚麗的綠化景觀和親水平臺，並在河道內放養了天鵝、鴛鴦等水禽。

如今隨著河道長效管理的不斷深入與河道養護管理的日趨精細化，中揚湖已成為了區內屈指可數的景觀河道，為市北高新園區的環境增添異彩，更使眾多中外企業包括科勒等全球知名企業紛紛落戶於園區，成為新的經濟創收點。

周曉芳告訴記者，當初星巴克當初不願意進園區，後來看到了河道的治理效果，主動提出要進來。“如今這家星巴克在上海所有的園區店里單店銷售額居於前列。”

“美資企業科勒之前沒有在中國置產的經歷，2007年考慮在我們園區置產時他們內部爭議很大，當時還挖我們這邊的土壤拿回美國做鑒定，最後還是買下了一棟，2018年1月份又在這里買了第二棟。”周曉芳告訴記者。

全長1.89公里的東茭涇河道彭浦新村段，地處城鄉結合部偏僻地段。過去河岸邊空地內環境長期處於臟亂差狀態。

2016年彭越浦-東茭涇被列入全市56條黑臭水體，市政府要求2017年完成對東茭涇的治理。

此後，靜安區分步驟出重拳對東茭涇地區的臟亂環境進行大規模集中治理，聯合彭浦新村、區城市管理局等部門對東茭涇十米退界內的違法建築進行了全面拆除，確保了河道的全面貫通。通過改建防汛墻、種植沿岸綠化等措施改善河道環境面貌，並在臨汾路東茭涇沿岸修建了東茭涇濱河雨水公園。

如今該公園按照“海綿城市”建設要求，集雨水收集、生態環保、健身休閑於一體，深受市民好評。

記者又來到了靜安區內的江場河。這條河東起滬太支路，西端與先鋒河相連，長度為260米。為了持續提升江場河環境面貌，打造靜安區河道新亮點，2017年9月中旬開始實施了江場河沿線景觀提升工程，對河道沿線綠化、護欄進行了全面改造。考慮到居民有親水垂釣休閑的需求，新建了數處觀景平臺，構建了和諧的人水互動空間。

塘南社區經濟合作社支部書記、理事長孫嘉新告訴記者，之前這條河受到居民生活汙水、企業汙水排放、水產批發市場等汙染源的汙染，隨著這幾年市政配套建設的推動，該納汙的全部都納到市政網了。“現在這條河體量小、又沒有汙染源排放，水質明顯改觀，目前水質接近4類，超過5類。”

三代扎根　村民哭訴無日安寧

1 : GS(14)@2017-08-04 06:35:58

【本報訊】橫洲三村的私人土地昨日凌晨起，被正式收回變成官地，村民面臨被政府逼遷。居住約50年的村民伍靜嫺，連續三代家人都扎根三村中的鳳池村。她說昨晚對村民來說是噩耗，因家園頓變官地，她哽咽道：「自2015年10月起，地政（總署）大批人嚟話收地，村裏就無日安寧，有老人家受唔住刺激。小朋友見到父母為頭家奔波，都知父母嘅憂愁」。


促重組發展棕地

伍靜嫺斥政府從無諮詢村民，村民多次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向政府表達不遷不拆的訴求都不獲理會，政府更以不公不義的手段壓迫村民，感到非常失望，「由（前特首）梁振英搞出嚟嘅禍，但（現屆）政府係逃避」。她期盼特首林鄭月娥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能面對面聆聽村民意見，採用興建公屋同時，保留三村和重組發展棕地的「三贏方案」，「?家政府搞到三方都輸，令到村民變暴民」。另一三村村民張太亦不禁哽咽，「呢兩年過得太憂慮，驚間屋會被人拆、會無屋住，但無人可以理解到」。她強調村民不是刁民，只是希望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與官員對話，「點解要溝通都咁困難？係咪好驚我哋？」■記者李詠希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804/2011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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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籽】日文老師扎根天水圍　高橋信之高唱社運之歌

1 : GS(14)@2017-09-17 17:38:32

望着天水圍河邊日落，高橋讚嘆夕陽的美，說道：「如此美麗的夕陽，香港和日本也是一樣。」



【文化籽：胚芽故事】天水圍河畔的單車徑，清晨有居民擺賣自家種蔬果的天光墟，平日有不少人沿河跑步，閒坐聊天，傍晚或有三兩老人，圍坐捉棋、拉二胡、奏色士風，遙對流浮山小丘慢水、夾道綠樹，聊聊往事。河畔風景，日文老師高橋信之，十多年來幾乎每日踩單車經過，還是相看不厭，眼前總有跟天水圍基層一起打拼、弱勢社群安居樂業的遠景。



日本人扎根天水圍做社區工作，高橋可說是唯一。他創辦「天水圍草根社」，白恤衫黑色西褲，每日踩單車來往區內多個屋邨工作。草根社無辦公室，倒過來說，整個天水圍都是他的辦公室。日文課可說是高橋多年來區內工作的起點。2007年，高橋信之開始於天水圍教日文。談起開班初衷，他留意到區內有不少年輕人對動漫、J-Pop、日本文化感興趣，但一般日文課程學費不菲，學生難以負擔，居港日本人大多替當地公司服務，參與地區工作的人不多。相對市面的日文課程，高橋收費不貴，由課程設計、訂購日文教材，到張貼招生章程，高橋一手包辦。不少學生留意到屋邨大堂內，告示板上的日文課招生章程報名。有意報名的學生打電話給高橋，電話筒另一端，往往傳來高橋帶有濃濃日本腔的廣東話。


學生不論學歷　每周上課90分鐘

高橋的日文課，開設初級、中級及高級班，學生來自不同背景。在職人士、學生、一家大小、殘疾人士，不限學歷背景，對日文有興趣，每個星期總有90分鐘，跟「高橋先生」學習日文。同學學習日文用語和詞彙，並分組練習日常對話，練習過後，高橋總會跟學生擊掌，說一聲「奸爸爹」（即日語加油）。除了教授基本日語，高橋每堂課，都會播放動畫和教同學唱日文歌。播得最多的，當是動畫導演宮崎駿的作品：《千與千尋》。「宮崎駿藉作品表達世界和平和環保的理念，我很認同，而且動畫很好看，有藝術感，我想同學會喜歡。」高橋又提到另一套常播的動畫，同樣為宮崎駿的作品《夢幻街少女》。「同學都有各自的夢，追尋自己的理想。」平日看來嚴肅的高橋，說起來也靦腆一笑。上過高橋日文課的學生，大多都學會唱一首日文歌，便是谷村新司主唱的《星》（すばる）。除了日文原唱版，高橋更喜歡作詞人鄭國江譜的粵語歌詞，鄧麗君主唱的版本，「帶着熱情，我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尋夢而去，哪怕走崎嶇險徑。」高橋低聲唱着，回想自己和學生共同尋找夢想。一人在天水圍奮鬥，孤獨嗎？高橋答道：「也有這樣的時候，但想到自己為草根打拼的理想，逐點將希望和動力帶給天水圍居民，這種使命感想來便很幸福。」採訪當日，高橋在課堂尾聲播了日本兒歌《虹》（にじ），帶着同學用日文唱起來，歌詞意思是「彩虹、彩虹，掛在天空，將愁懷抹去，我敢肯定，明天會是好天氣。」高橋說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福島傳來這首鼓舞樂曲，在課堂教同學唱，也希望同學對前路抱有希望，感到「明天會是好天氣」。


牢記平上去入　學廣東話接觸基層

除了晚上教授日文，高橋關心基層民生，他反對領展霸權，組織居民上街示威，白天的工作還有上樓家訪、跟社工合作，幫助有經濟壓力的家庭和年輕人申請書簿津貼、曾在區內籃球場教授巴基斯坦青年空手道，又籌辦免費瑜伽班，主動跟區內少數族裔婦女聯絡，希望她們藉瑜伽互相認識，建立社交網絡。決心高昂，不過跟街坊接觸仍有一道難關，就是廣東話。「廣東話跟日文、英文都不同，平上去六聲，加上三個入聲，一共九聲，的確很難。」談起學廣東話，高橋不禁說起粵音六聲要訣，哼出「三碗細牛腩麵」的聲調，平日看書自修，主動跟居民聊天，受訪、上課都說得一口帶有日本腔的廣東話。高橋出生神戶，於日本福祉大學修讀社會工作，上世紀80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執政期間，高橋擔任大學學生會主席，投身社會運動。當時中曾根政府奉行新自由主義，大幅削減日本公民福利，連串舉動包括解散工會、鐵路私有化，令日本基層福利無法得到保障，高橋帶領學生上街抗議、示威，開展社運之路。「大學前我只想當個日本足球員，但那只是一人之事。要逐漸改變社會，惟有參與社會運動。」高橋信之畢業後，便在日本當記者，編採國際和財經新聞，不過看不過日本政府對傳媒的控制，在政府部門、警區等設立「記者俱樂部」，只讓親政府傳媒採訪，藉此操控輿論。


大學投身社運　不滿解禁集體自衞權

1992年，他把握《Business Post》外派到香港的機會，採訪財經新聞，訪問過合和集團創辦人胡應湘、恒生銀行大班利國偉等商界巨頭。不過隨着採訪時日越長，高橋認為要更直接幫助香港市民，倒不如選個地方，努力耕耘。高橋考慮過長駐深水埗，不過該區當時已發展出社區意識，千禧年代左右的天水圍，地區工作仍有待開拓，高橋便由港島搬到元朗廈村，一待十多年。高橋信之時常希望身邊人關心社會、開拓眼界。有住在天水圍的學生，因喜歡日本動漫，主動跟高橋學習日文，課餘時跟老師討論核問題、社區重建等議題，其後赴日本德山大學升讀，在學期間燃起大學所在山口縣的社運，將天水圍基層和領展的個案帶到當地，帶動日本居民討論，探討當地小學空置的問題，社區關懷如此越過千里，落戶日本城鄉。根植天水圍，高橋不止關心朝夕對着的香港，仍着眼日本和世界。年輕時，高橋的理想世界就一直心繫日本憲法第九條，其中「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不擁有宣戰權」三大原則，皆是高橋一直相信和提倡。近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代表的執政自民黨和政治聯盟公明黨，極力提倡解禁集體自衞權，違反戰後「和平憲法」的理念，引起不少民眾反對，高橋認為這股反政府民氣，代表公眾對和平和社會的願望。他同樣創辦另一個社運組織「亞洲和平前進」（Asia Peace Front），在國際社會發聲。


今年七一遊行　充當公民記者

至於香港，高橋深感社會近年因前特首梁振英政府和中共拈手，矛盾不斷。今年七一遊行，他充當公民記者，上街收集民眾對劉曉波事件和梁振英管治的意見，拍成短片，希望跟其他地方的社運人士交流。同樣於七一，日揆安倍在東京秋葉原為自民黨東京都議會候選人站台，會場出現大批民眾，高呼「打倒安倍」、「維護憲法」等標語，在高橋心中，兩地同樣稱為「家」的的地方，民眾不會坐視政權對社會不公，這也是他奮力前進的方向。訪問尾聲逢天水圍日落，高橋信之遠眺夕陽，想起日本歌星近藤真彥原唱，梅艷芳翻唱的《夕陽之歌》，望着天水圍河邊日落，讚嘆夕陽的美，說道：「如此美麗的夕陽，香港和日本也是一樣。」高橋念想跟日文課學生同唱《夕陽之歌》的時刻。



高橋的日文課，開設初級、中級及高級班，學生來自不同背景。

天水圍河畔的單車徑，高橋十多年來幾乎每日踩單車經過，來往區內多個屋邨工作。

高橋（左）在天水圍屋邨貼告示，招攬有興趣學習日文的人士，學費當然不貴。


高橋創辦「天水圍草根社」，自己生活一樣草根，愛去茶餐廳醫肚，日常生活如普通香港人。

除了晚上教授日文，他還會主動跟區內少數族裔婦女聯絡，建立社交網絡。

高橋每周跟學生上90分鐘課，上堂時不時跟學生擊掌，說一聲「奸爸爹」，以示鼓勵。


家住元朗的他，平日除了踏單車代步，還經常乘搭輕鐵出入。

要跟街坊接觸，高橋努力學習廣東話，平日看書自修，主動跟居民聊天。

採訪：陳駿豪編輯：謝慧珊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 ... t/20170915/2015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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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米芝蓮】扎根30多年　老闆娘自創麻辣臭豆腐

1 : GS(14)@2018-03-19 04:45:49

施老板麻辣臭豆腐施老闆


上星期公佈的台北米芝蓮必比登推介（港譯：車胎人推介）中，饒河街夜市一連有三家上榜，成為「夜市之冠」。福州世祖胡椒餅老闆吳玉成對結果感意外，又指因為胡椒餅是純手工，所以即使現時已僱用了不少員工，仍堅持每日到攤檔，一起製作胡椒餅。吳老闆說：「我們是用古窯烤的，所以很多細節要注意，還是要緊盯着，品質才會顧得比較好。」


麻辣豆腐鴨血$21（NTD80）（b）

福州世祖胡椒餅吳老闆



施老板麻辣臭豆腐的老闆就指出，她們起初並非靠賣麻辣臭豆腐起家，而是在饒河街夜市擺攤檔賣童裝衣服，「賣臭豆腐賣了22年，但我30多年前已在這裏賣童裝。」施老闆說。她改良了快炒店及餐廳那種以酒精爐上桌的小吃，改以窯製作，「因為以前的臭豆腐只有賣炸的，沒有做成麻辣型，然後台灣本地吃辣的也很多，我就試試看，然後沒想到就這樣紅起來，很多人也一起賣麻辣豆腐。」在這裏，即使喝完湯，想再添湯也是免費的，施老闆解釋：「湯再煮就有了，而且我們也沒有很認真在算成本，是薄利多銷這樣子吧。」


吳老闆持每日到攤與員工一同製作胡椒餅。

胡椒餅約$13（NTD50）（a）



（a）福州世祖胡椒餅地址：台北市松山區饒河街249號（b）施老板麻辣臭豆腐地址：台北市松山區饒河街189號採訪、拍攝：何卓謙（Facebook專頁：步遊台灣—港仔的圖文之旅）全新旅遊專頁，即like籽想旅行：https://fb.com/travel.appleseed



來源: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 ... e/20180315/2033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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