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9-15 NM
如果,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是一台Audi RS6;那麼,在內蒙古,負責開礦的是米高.舒麥加,一往直前。去年,冧庄連續八年奪得GDP增長率全國第一的桂冠,也是意料之內。意料之外的是,敢言學者預計,荒漠化正以每年七個香港的速度,蠶食內蒙古的草原。數數手指,不到半世紀,草原就會消失。草原是蒙古族人的根。破壞草原命脈,無異於絕子絕孫的文化滅絕。「你消滅別人的文化同時,自己肯定也被消滅!」這是專家的話。錫林郭勒哥哥三十歲,弟弟二十五。臉方方,眼細細,兩頰泛紅。坐在破落的瓦房,一臉嚴肅,六分像成吉思汗。
聲調顛三倒四,普通話滲透着蒙古詞。
「唉呀!一颳點風的話,在外面騎摩托車,都是灰。有時候(房子的)窗戶都不能開,都污染的。唉呀!」弟弟布仁邊說邊嘆氣。「草都是煤,黑黑的!」哥哥巴達日胡有一句沒一句說。
從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出發,往東北坐一小時飛機,再坐十小時汽車,方抵兄弟土生土長的扎格斯太村。往北走一點,就是姜戎寫《狼圖騰》的那片草原。兄弟憶述,自兩年前,一座煤礦在他們四千五百多畝地的牧場跟前拔地而起,一條坑坑窪窪的土路把無際的草原分裂成兩半,兩百多輛重型運泥車日夜穿梭,他們的羊就陸續患肺病死亡,母羊流產,羔羊長不大,行兩步都喘氣。「死了四、五十頭!以前得病死的就兩、三頭。」布仁說。他們才養三百多頭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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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希望,上海自貿區內的負面清單,能逐步演化為“權力清單”。(CFP/圖)
自2013年在上海自貿區誕生第一版“負面清單”以來,經過三年的發展,它已成為政府治理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流行概念。隨著負面清單一步步從試點推向全國,它將逐步演化為“權力清單”,成為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大推動力。
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全國部分地區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這是2015年10月《國務院關於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為推進負面清單制度規劃的時間表。它意味著,從2013年起在自貿區推行的負面清單開始走向全國,擴展至國內市場準入。
負面清單管理,是指政府列出禁止和限制進入的行業、領域、業務等清單,清單之外的領域都可以自由進入。自2013年9月,上海自貿區誕生第一版負面清單以來,已有3個版本更新叠代。
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所列的9項主要任務和措施中,“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位列第三,排名僅在“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擴大服務業開放”之後,備受外界關註。其原因在於,人們希望,負面清單能逐步演化為“權力清單”,成為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大推動力。
眼下,負面清單已成為政府治理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流行概念。然而三年來,它究竟經歷了怎樣的轉變,它因何而起,又走了多遠?
“‘法無禁止即可為’,這個說法是不科學的,應該是‘法無禁止即享受準入前國民待遇’。”
早在2013年9月18日,國務院公開批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時,就提到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10月1日,上海市政府就公布了第一版的負面清單:《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3年)》。
自“負面清單”的說法出現起,三年間已經變成了流行詞匯,代表“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理念。然而在它真正的使用語境中,針對的只是自貿區的外商投資領域,可以理解為是國門對外資敞開的邊界。
自此,外商投資在負面清單以外的領域,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上海自貿區商務委員會投資促進管理處處長曹磊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有90%的外商投資項目都可變成備案制。
從前外商投資,需要拿著申請、報告、股東決議、合同章程等很多紙質材料來政府部門窗口當面提交,一項項審批。
備案制以後,外商只需要通過網站提交材料,後臺進行負面清單對比,只要是清單外的一律放行,直接把備案清單打給對方。整個流程不需要面對面。
據曹磊介紹,負面清單實施前,上海浦東每年新增項目約1000個,而2015年前十個月的自貿區新增項目有2500個,是往年的近三倍。
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負面清單實施前,外商獨資進入中國平均要8個月時間;實施後就減到了1個月,最新的消息是減到7個工作日內了。
負面清單分類的依據是《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及代碼》(2011版),幾乎囊括了國計民生的所有行業門類,共18類。
就內容而言,它主要依據《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1)》制定,該目錄分為鼓勵、限制、禁止三類。負面清單摘出了其中的限制、禁止部分,另納入了散見在其他部門規章中類似的部分,列成清單。
在第一版負面清單中,包括190條管理措施,其中限制類74條,禁止類38條。
2014年6月30日,上海市政府頒布了第二版“負面清單”。相較第一版,這一版由190條減到了139條。其中比較引人註意的是,刪除了關於制造武器彈藥、博彩業和色情業的禁止。
曹磊說,“不是我們開放了這些東西,武器、黃賭毒是內外資都不能做的,負面清單里就不單獨寫了。”
“一般對於負面清單的解釋是‘法無禁止即可為’,這個說法是不科學的,應該是‘法無禁止即享受準入前國民待遇’,換句話說就是不在負面清單上的就和中國人一樣,中國人也不是什麽都能做。”陳波補充道。
2015年4月8日,第三版“負面清單”頒布者,由上海市政府升為國務院辦公廳,適用範圍也擴展到了福建、廣東、天津和擴區後的上海四地自貿區。
相較前兩版,這一版本改動最大。它由最初的190條減少至122條,但是,並非各個行業數量均等下降,而是有些行業的限制徹底解除了,也有些行業的要求被大大擴充。
限制減少最多的,如制造業由2013年的63條減為17條,對食品飲料的限制消失了,剩下的主要是對交通工具的限制;完全解除限制的行業有建築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及房地產業。
限制條件被細化和擴充的有兩個行業——金融和文化娛樂業。金融業的負面清單從2013年的5條擴展為10大類26小條,新增了兩項“禁止”:外資不得成為證券交易所和期貨交易所會員,不得開立A股賬戶,禁止外資成為證券交易所會員、開通A股賬戶,禁止外資從事再保險分入或分出業務。
文化娛樂行業的負面清單,從2013年的12條擴充一倍,至24條。新增內容包括對境外新聞機構的控制,如在境內設立辦事機構、派駐記者須經批準等3條;電影行業新增電影院建設由中方控股,以及放映單位年放映國產電影片的時間不得低於年放映電影片時間總和的2/3;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限制新增5條。
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院副院長孫元欣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條款更多不代表監管更嚴了,2014版的條款太籠統,一條就像一個抽屜,抽屜里還有好多條。2015年把這些條款說得更明確,透明度更高。”
他介紹說,金融這一塊的規則制定實際上控制在央行手里,2015年版的金融細則,有央行的意見在其中。
另外,在2015版中取消了對一些重要領域的“禁止”,如加油站、網絡遊戲運營以及房地產。
雖然可以做,但加油站和房地產都沒有外資在做,因為自貿區內的加油站已接近飽和,房地產余量也不多。孫元欣說,“有時候不是不能做,而是市場飽和了,做了也沒什麽盈利,就沒必要做。”
簡單來說,“可以做”和“做不成”是兩回事。制度放開了,市場未必留有空間。
在陳波看來,負面清單接下來開放的內容會更有爭議性,碰到真正的邊界——服務業、金融業、信息安全、意識形態。“就是我們那些想發展又不是很自信的行業,和一直封閉的、保護比較多的行業。”他說。
2013版的負面清單,比《外商產業投資指導目錄》還要嚴格。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教授馮軍,是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業務總監。他的團隊在2013年直接參與了第一版負面清單的設計,親身經歷了負面清單在中國從無到有的過程。
他介紹,2013年1月初,上海市就向中央報了關於自貿區的材料,但批下來的時候,不少有實質性內容的條款沒有得到核準。
當年3月,新一屆政府上任,月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上海視察。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外高橋保稅區再次向總理匯報了籌建自貿區的具體設想。李克強特別感興趣,覺得要繼續推。後來就有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成立。
4月,上海市成立了相應班子,馮軍所在的WTO中心也是負責負面清單的部門之一,屬於非官方機構。當時市政府辦公廳發文,讓他們設計負面清單的框架。
一開始在外高橋開會時,很多部門都不知道什麽是負面清單,包括好多領導也不明白。馮軍就拿出了美國和韓國自貿協定中的負面清單做成了一個冊子,給商務部的人參考。如今,美韓自貿協定的打印本,仍然在他辦公室彎腰就能找到的地方。它也是2012年全球負面清單的範本。
當時,制定負面清單的時間非常緊張,要求7月初上報國務院討論,制定框架的時間僅有三個多月。馮軍那段時間非常忙,“不停地開會”。
當時在中央,負面清單得到了總理、副總理、商務部部長、以及商務部外資司、條法司的支持,由當時的商務部部長助理主推此事。2013版的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實際上是“中央定調、指導,上海幹活”。
因為國內沒有可參考的框架,就考慮參照國家發改委的《外商投資指導目錄》,里面有鼓勵條款,也有限制和禁止類。馮軍記得,當時商務部的有關領導說,“現在也沒辦法,只有發改委才有個指導標準,只有對著這個先搞一個框架。”
馮軍說,當時涉及的上海的行業部門,就原來的禁止性規定現在要不要放在清單里,都跟中央管理部門——發改委、文化部、工信部等溝通商量過。
為了起草框架,他在北京待了一個多禮拜,哪些細則列入、哪些拉出去,一條條仔細討論。這不僅涉及商務部、發改委,還有其他各大部委,都可能單獨出過文件說哪些東西外資不能做。除了中央,還有地方政府。
8月16日,負面清單中涉及要對現行法律進行修改或暫停實施的部分,被送到全國人大審議。一共四條,只有關於文物拍賣的一條未獲通過。
最終,第一版的負面清單共190條。
陳波認為,2013版的負面清單,比《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還要嚴格。“95%是一樣的,後面又多加了幾條。”
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實際上是中美雙邊投資協定中負面清單談判的先行先試。
實際上,負面清單的出爐與推行,與國際談判的承諾壓力息息相關。海外談判桌上的較量,推動著國內行政方式大刀闊斧的轉變。
馮軍記得,第一版負面清單的基本框架是在2013年7月11日前確定的,而7月10-11日,正逢中美第五次戰略與經濟對話,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表示,中國要出臺負面清單,框架也已確定。
目前國際貿易和投資協定談判中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正面清單”模式,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為代表;第二種“負面清單”模式,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代表,它創設了“準入前國民待遇+否定清單”的投資規則。
美國在其推行的雙邊投資協定中力推第二種,即負面清單模式,主要是因為相對正面清單而言,負面清單模式自由化程度、透明度更高。
美國從1982年開始制定雙邊投資協定範本,之後於1994年、2004年和2012年分別推出了新的範本,2012年的範本提出了“負面清單”和“準入前國民待遇”兩大前提條件。
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簽訂的多個雙邊投資協定(BIT)中都采用了負面清單模式。美國的負面清單中不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極少,主要包括核能、海關報關、國內航空運輸、信用社、儲蓄銀行和儲蓄機構等。
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以雙方經濟規模之大,談判範圍之廣和難度之高,被稱為國際投資領域的“世紀談判”,中國的第二次“入世”。自2008年中美談判啟動以來,共舉行了17輪。2013年7月,中美舉行第五次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始進行投資協定的實質性談判,該投資協定將以“負面清單”模式為談判基礎。
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實際上是中美雙邊投資協定中負面清單談判的先行先試。
陳波說,2015版的負面清單將是BIT談判中方的藍本,所以更加正規化。因為最終是國家戰略,全國一盤棋,要能夠被複制和推廣,隨著談判的深入,對負面清單標準化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研究所所長沈玉良,與副研究員李墨絲近期撰文,列舉了與其他國家負面清單相比,自貿區負面清單存在的幾個問題:
清單相對較長,對外商投資限制較多。2015版有122項特別管理措施,而國際高標準基本都是短清單模式。
無具體限制條件的特別管理措施仍然存在。如“衛星電視廣播地面接收設施及關鍵件生產屬於限制類”,“大型主題公園的建設、經營屬於限制類”,這些措施到底限制什麽、用什麽方法限制,沒有具體明確。2013版此類無具體限制條件的為55條,占總數的29%,2014版25條,占18%。2015版盡管大幅縮減為8條,但仍然存在,占7%。
就“禁止”類而言,英國、法國無禁止行業;美國的禁止行業僅為航運、核能2個行業;德國僅限於核電站、核垃圾處理2處。
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在2015版本的中國負面清單中,“禁止”“不得”共出現54次,覆蓋13個行業。其中出現最多的行業是,文化體育娛樂(18次)、交通運輸(6次)、租賃和商務服務、金融、教育(各5次)。
負面清單制度,更重要的作用是倒逼政府簡政放權,把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說清楚。
“以外促內”,是南方周末記者此輪采訪中學者們的共識。負面清單制度,是在簽訂國際條約的環境下產生的,但它的出現,更重要的作用是倒逼政府簡政放權,把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說清楚。
“我沒說行,你永遠不知道行不行。做什麽不行呢?有待我解釋。”馮軍說,“負面清單就是把這個解釋的東西公開了、透明了,進一步說也就是放權了。”
龔柏華把這種“法無授權”與“法無禁止”之間的空白地帶解釋為法律規定的“沈默”問題。“沈默”是“是”還是“否”?在一般情況下,“沈默”不能視為意思表示,這種“沈默”,實際上是一種無形的權力。
馮軍回憶,2013年開始制定負面清單時,一開始開會,有的部門說,“什麽負面清單?我們從來沒這麽管理過。”也有部門說,“這個是外國東西,又不是我們的。”甚至有在上海某政府部門工作的學生跟他說,“馮老師,如果這樣下去,我們這個部門可能就沒什麽用了。”
在他看來,負面清單模式,是把政府審批的權力變成了監管的義務。“原來有很多權力,需要他蓋章,現在不用了,現在強調事中、事後監管,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都很順暢,只有出了交通事故或違章才需要你來管。管不好,就變成管理水平差了。”
除了消除“沈默”的權力以外,負面清單模式還可以解決從前外商投資所遇到的審批制度十分複雜的局面。
負面清單的推廣,目的是將所有外資準入的禁止、限制條件聚集在一張表格中,由此打破外資準入領域各類、各級政府利益訴求不同、要求不同的混亂局面。迫使不同部委放棄或減小在外資管理上形成的固有權力,並觸動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
在2015年10月國務院公布的“走向全國”的負面清單意見中,一個重要特征是將自貿區範圍內的外商投資清單,擴展為市場準入和外商投資清單之和。
也就是說,原來的負面清單是外資市場準入標準,將於2018年全面實行的清單,將“對外”與“對內”合一,也包括適用於中國人本身的市場準入標準。這意味著,政府的行業壁壘,以及對於國有企業的特殊政策也得取消,因為壁壘和特殊政策都屬於不公平競爭。
孫元欣說,這張清單出臺以後,要把各種各樣行業的行規、許可、限制、潛規則,放在一起,形成一張清單。這張清單先在自貿區試驗,2018年在全國推動。
四月二日,鴻海與夏普正式簽約大典上,除了雙方主角,還有一位重要角色浮出枱面, 就是牽成四年鴻夏戀的幕後操盤手戴正吳,他有機會坐上夏普社長大位嗎?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這樣。」這句話翻成日文,成為鴻海集團副總裁戴正吳在四月二日「鴻夏戀」記者會中,跟日本媒體握手時說的第一句話;幾乎所有的日本媒體都是這樣問他:「接下來夏普的社長,應該是您接吧?」當天日本時間下午一時許,五百多個中外媒體爭相湧入位於大阪的堺工廠,為即將展開的簽約大典預先卡位,當時記者會現場大致布置妥當。 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台上高掛的台、日國旗外,會場正前方、由左至右早已安置好的三個名牌,依序為戴正吳、郭台銘、夏普社長高橋興三,也是另一焦點。 郭台銘的名牌放在正中間,凸顯出他在這個大日子的主導地位;高橋興三是「女方代表」,列席自是無庸置疑;至於鴻夏戀事件四年來,一直隱身在幕後操盤的戴正吳,在這次雙方結婚大典上,不僅浮出枱面,還跟進「坐上大位」,這樣安排背後的含意,確實引人遐想。 他是鴻海第一任發言人 佐政三十年 謹慎少言 答案隨即揭曉,郭董欽點,由戴正吳作為代表,和高橋興三簽約,正式宣告鴻海以三八八八億日圓迎娶夏普,取得六六%股權,成為夏普最大股東。 這一天對郭台銘來說,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天,但對戴正吳來說,又何嘗不是呢?透過這樣的座位安排,多少說明了戴正吳是鴻海集團「第二把交椅」的地位。 對於外界猜測他將接下夏普社長大任,戴正吳正式否認:「我現在沒有立場講。我們會以成立委員會的方式決定董事。四月底,雙方合議之後才會提出來。」他自己也透露,之後「不會定居住在日本」。而據了解,戴正吳即使不會掛名夏普社長一職,也將是操盤夏普改革的幕後要角。 這一點,可從郭台銘在簽約當晚的一句玩笑話推敲一二。當時他對台灣記者發下豪語,說夏普家電產品要在兩年內從五成市占率成長到七成,「夏普一個快倒掉的公司,市占率還五成,我們進來幫它,如果沒有成長兩成,我們戴副總裁,我看我要天天幫他打屁股了!」要讓夏普止血重生,郭台銘所寄託的大將,儼然就是戴正吳。 戴正吳何許人也?他可是鴻海集團裡響噹噹的人物,除了郭董、掌財政大權的「錢媽媽」黃秋蓮,在鴻海掛「老字號」的,非他莫屬。戴正吳在鴻海佐政三十餘年,算起來,他還是鴻海第一任發言人。 雖說是鴻海第一任發言人,但這位發言人卻「謹慎少言」,鮮少與媒體互動,寧可將全副精力都拿來拚事業。 在鴻海拚命三十年的戴正吳,轄下的軍隊有多少?版圖有多大?至今還是個謎,就連鴻海內部的人也說不清。 不過,若以廠區分,約略可以將鴻海細分成四大軍區,分別為深圳龍華、煙台、成都和鄭州,其中,煙台廠的統領就是戴正吳。此外,戴正吳也出任過鴻海內部號稱「天下第一會」的SMT技術委員會主委,手握數十億美元的採購預算,足見戴正吳在鴻家軍的動見觀瞻。 信奉「少說多做」為最高指導原則的戴正吳,律己甚嚴,很多人因其與日本淵源極深,給他起了「鴻海德川家康」的稱號,不過,毋寧用「日本版的郭台銘」來形容他更傳神,因為,他比郭台銘更郭台銘。 他深諳日式管理 人稱戴桑 一天工作17小時曾經有一場在台大舉行的青年論壇,席間,一位學生向郭台銘請益創業成功之道。郭董回答:「我剛開始創業時,睡的枕頭叫作電話簿,蓋的棉被叫作報紙,創業三十多年來,我每天都工作十六個小時以上,這些你都熬得住嗎?」這句「工作十六小時」說,讓學生啞然;但你可能不知道,在郭董一天工作十六小時的那段時間,戴正吳一天工作至少會是十七小時。 有著「拚命三郎」精神的戴正吳,每天硬是比郭董早一小時到公司,依照慣例,郭董每天早上八點開早會。為了做足準備,戴正吳會趕在早上七點前,召集其事業群的重要幹部,先行召開屬於該事業群的早會,且三十年如一日。 戴正吳的謹慎是有其淵源的,因為他是日本通,於是得了個「戴桑」的外號。 從小家住宜蘭的戴正吳,大學念大同工學院化工系,畢業後,順理成章進入大同公司上班。可別小看了那時的大同公司,在民國六○年代中期,是國內第一大民營企業,能進大同,對台灣人來說是一種殊榮,更何況戴桑曾被公司派到日本受訓兩年,更是少見。 他很會抓成本 擅長從微利擠出更多獲利 在那個「日本第一」的年代,戴正吳汲取了不少日式管理的精華,對成本和品質的管控特別有感。友人評論:「幾乎在任何競爭激烈的戰場,他都可以殺出一條血路來。」事實上,戴正吳在鴻海內部也有「製造先生」之稱,原因就在於他對抓成本很有一套,擅長從微利裡面擠出更多的獲利。 面對科技業無法避免的ASP(平均銷售單價)年年下滑困境,戴正吳有他的解決之道。據說,他曾表示,當產品定價下降三○%,首先就一定要讓訂單數量增加三○%以上;再者,是要把所有的製造流程全部拆解開來,一一細究,從中挖掘任何cost down(降低成本)的可能空間。 要新增訂單,又要壓低成本,這些目標的重要眉角還是在於管理,而戴桑的管理,靠的是言出必行,賞罰分明。據了解,在戴桑的團隊裡不重「年資」,重的是「表現」。他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曾將一名課長直接拔擢為經理,這在鴻海集團裡面極為罕見,除非有極大的戰功。 業界人士指出,那個案子當時確實在鴻海內部引起很大的討論,更令人意外的是,「郭董竟然批准了」,據鴻海內部人士表示,「郭董事必躬親,鴻海所有人事案都必須經郭董首肯,但戴桑批過的升遷案,從來不曾被打回票,足見戴桑在郭董心目中的分量。」 他為郭董擋子彈 面對四方質疑 都能神回覆形容自己個性「就是喜歡跑快一點」的戴桑,一九八五年獨排眾議,選了當時規模還小的鴻海,作為人生新戰場;三十年後的今天,戴桑又將披掛上陣,為鴻海鋪下一哩路。 鴻夏戀這條道路走來艱辛,面對四方湧現的質疑,戴桑身先士卒,擋在郭董身前,毫無畏色。 當記者問到,會否擔心參與夏普投資銀彈不足?戴正吳神回,「鴻海的資金有新台幣六千億元,會不夠嗎?」日媒質疑入股會否造成日本技術外流?戴桑更反問:「今天韓國所有的面板技術,不都是日本人給的嗎?從設備到技術轉移、到人員都是,日本甚至派駐人員到韓國教三星、LG,這些難道都是台灣人做的嗎?而且鴻海與夏普交流都四年多了,有聽過任何鴻海對夏普、對堺工廠技術外流嗎?」戴桑犀利的對話,現仍言猶在耳,隨著入股夏普案告一段落,這位牽起鴻夏戀紅線的戰將,無論是否親掌夏普社長大位,必然都會是帶領夏普這家百年老店換新裝的要角,結局成敗不僅牽動著夏普的革新大計,也牽動著鴻海帝國全新篇章的未來。 戴正吳 出生:1951年 現職:鴻海集團副總裁 學歷:大同工學院(現大同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經歷:大學畢業後,於大同公司服務1970年代赴日本進修二年 1985年加入鴻海 1992年擔任鴻海公司副總經理2005年擔任鴻海集團副總裁撰文 / 張少芬、楊卓翰 |
線上建出1億道題目的智能題庫,線下開出近100家實體店,從K12工具發展到OMO,阿凡題似乎找到了最佳的變現之路。
來源 | 火柴盒觀察(ID:huochaihejiaoyu)
作者 | 張乘輔
從2015年12月拿到B輪融資後,阿凡題似乎有點沈默。兩年的時間里,阿凡題在做什麽?
在阿凡題辦公室里,我見到了阿凡題創始人兼CEO陳李江。阿凡題辦公室坐落在海澱區五道口的優盛大廈,被清華、北大、北語、北科、北航等近十所高校簇擁著。
冬日晝短,三點的陽光斜透過窗戶照進來,氣氛很輕松。陳李江坐在我對面,我們一問一答,一切都在有條不絮地進行著。陳李江的創業故事從他口中娓娓道來,逐漸勾勒出一個新的模式,或者說是一個新的物種。在阿凡題低調沈默的兩年時間里,陳李江探索出一條與眾不同的路,他們稱為“智能學習吧”,而對比分析後發現,儼然教育版的“新零售”。
阿凡題創始人兼CEO陳李江
“管教分離”的智能教育“新零售”
去年“雙 11”,阿里張勇對新零售進行了闡述,認為新零售就是通過大數據和互聯網重構“人、貨、場”,而形成一種新的商業業態。今年 4 月,馬雲談到,線下與線上零售深度結合,再加智慧物流,服務商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等創新技術,構成未來新零售的概念。
一言以蔽之,就是重構“人、貨、場”,升級重組供應鏈,利用大數據等新技術,完成線上線下的深度融合。而阿凡題的“智能教育新零售”實體店,也正是重構了學習場景,重組了老師、課程到學校、課堂的供應鏈,利用AI、大數據等新技術建立起“人工智能題庫”,並通過“管教分離”的方式完成了線上線下的深度融合。
過去互聯網圈的流行詞是 O2O(Online To Offline,從線上到線下)。隨著線上紅利逐漸消失,演變成OMO(Online Merge Offline)模式。線上線下不僅僅是連接,更多是聯合、整合,教育中探索OMO的不僅有“新”“好”巨頭,阿凡題也是先行者。
零售行業講究“效率”和“體驗”,一般情況下,“效率”提高必然會導致“體驗”下降。教育行業如是,本質上也是“供需問題”,主要解決“教師人效”和“學生體驗”的平衡問題。目前來看,隨著消費升級,這個平衡點是往“學生體驗”一端偏移的,比如線下小班課,線上1對1等註重體驗的模式。但隨著技術升級,也在不斷地提高著“教師人效”,比如雙師課堂、在線直播課等。
阿凡題的實體店,是消費升級和技術升級的產物。類似於在線下開設多個連鎖加盟店,總部的“中央廚房”生產出標準化的內容(1對1輔導、雙師課堂、智能題庫、在線批改、大數據報告),然後通過其“教育供應鏈”傳輸到各個連鎖加盟店。學生(用戶)在店內學習(消費),甚至可以根據自己需要,選擇不同的內容(商品)。
打造全新的教育供應鏈
近兩年線下托管特別火,而阿凡題早在2014年即開始“瞄上”以每天課後寫作業為核心場景的課業輔導這個市場。
陳李江認為,課業輔導主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孩子看管,二是作業輔導。托管是強剛需的行業,目前中國托管都有一個共同的痛點——缺乏專業的教育輔導資源。於是,阿凡題創造了一種模式,叫“管教分離”。“阿凡題相當於在線上打造了一條全新的教育供應鏈”,陳李江表示,“這條教育供應鏈把老師和課程,直接輸送到線下的托管店里面去”。線下的機構,只需要請人來“管”即可,“教”的部分,由阿凡題的線上老師來完成。並且,在線的答疑老師不需要預約,而是在線快速匹配,“像滴滴一樣,隨叫隨到”。
2016年9月份,阿凡題在北京和保定的直營線下實體店——“智能學習吧”開始開課,“保定是三線城市,和北京對比發現,二三線城市的市場非常大”,陳李江稱。今年4月份,阿凡題完成了整套加盟體系設置,半年多的時間,已經有近100家的加盟店,遍布20多個省市。
因為切入的是課後輔導業務,所以阿凡題實體店選址類似於社區教育,即以社區為依托,最好就在學校旁邊或小區里。與眾多傳統的社區教育所不同的是,每一次課程、每一次答疑,阿凡題都會進行監控,將全過程學習行為數據化。
目前,實體店受眾多為小學高年級學生及初中生,學生放學後在實體店的使用模型如下:
進入實體店——開始自主做作業——完成作業後拍照上傳——線上教師進行作業批改——線上匹配教師答疑(目前是1對1為主)——完成講解批改並將錯題入庫——定期推出錯題冊和個性化練習冊——自動生成個性化學情報告並推薦個性化學習方案(1對1在線輔導)。
陳李江稱,目前實體店有三種產品:作業輔導(晚輔);在線1對1輔導;雙師小班課。周一到周五多為作業輔導這一基本業務,周末則會有在線1對1輔導和雙師小班課兩種增值業務。“這三個業務是相互交叉的,平時主要是作業輔導,積累學習數據,分析定位知識盲點,再推薦定制化的1對1輔導或小班課。”三種產品搭配,實體店的利用率得到了較大提升,分攤了場地成本壓力。
通過阿凡題線下實體店,不僅學生能得到更好的服務,老師也可以在平臺上完成能力晉升。阿凡題的線上老師是分級的,初級老師、中級老師、高級老師、專家老師。不同的級別,收入也是不一樣的。
阿凡題或成下一只“題目基因”獨角獸?
從最早的“快樂搜題”到現在的“智能教育新零售”,阿凡題一直圍繞作業場景探索。之前,無論是學校還是輔導機構,都是圍繞“教”來展開,也就是圍繞“老師”來展開。阿凡題從創立之初,便提倡學生的個性化學習,所以希望圍繞“題目”來展開,也就是以學生為中心。把教學的環節拆開,有診斷、教學、練習、測驗、答疑,而“題目”貫穿每一個環節,所以阿凡題要用“題目”將各個環節打通,並形成閉環。
作為北京大學及耶魯大學聯合培養博士,陳李江在校期間便有了創業的念頭,“我是北大天網實驗室的成員,天網實驗室有很濃厚的創業氛圍,我們很希望前沿的技術能夠落地變成產品,被很多人使用。”
創業前,陳李江便對個性化教育很感興趣。但他發現,中國的教育沒有數據,沒有數據就沒辦法個性化教育。“中國的教育處於非常傳統的狀態,特別像中醫行業。就像老中醫一樣,教師也需要多年教學經驗,才能熬成名師。”,陳李江說,“家長給孩子報個班,就像賭一樣,要賭這個老師好不好。”
陳李江希望教育能夠基於數據變得精確,真正的幫助學生和家長,所以,當務之急是要造出一個擁有大數據的超級題庫。我們都知道,各個省市,甚至每個學校的題庫都是不一樣的,這個想法很難踐行。
同時,陳李江還發現,“各個地方的教育資源是不平均的,但最困擾學生的還是當下產生的疑惑,沒有辦法得到及時解決”,而學習好的學生幾乎不會帶著問題過夜。所以,他提出一個樸素的假設:“如果問題不過夜,學習成績自然就會好起來。”
基於收集數據的目的,以及及時解決作業難題的需求,拍照搜題APP阿凡題於2014年7月正式推出。
“學生每天寫作業,不會的就可以搜索題目,每道作業背後的題目就是標準化的細胞數據”,有了APP進行數據收集,再加上底層打造、數據打造,手寫識別等技術逐漸完善,阿凡題於今年建立起了全中國最大的人工智能題庫(含1億道題目,其中6600萬來自金牌教輔機構,4000萬來自一線教師),並通過人工智能為每道題打上細致的、多維度的標簽。
網上一直有議論,拍照搜題APP從出生就背著一個原罪——抄作業。
“抄作業就是我們的一個坑,我們現在就用線下實體店,搭建約束的場景和空間,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商業模式,從而也填上這個坑”,陳李江滿意地說。
難怪陳李江自己也很滿意。不僅填完了坑,阿凡題還在沈默低調的730天里在線上建出1億道題目的智能題庫,線下開出近100家實體店,從K12工具發展到OMO,阿凡題似乎找到了最佳的變現之路。
智能教育新零售這只新物種,正在悄然裂變,快速擴展,沒準就是下一只獨角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