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0年開始,經濟學家Reinhart和Rogoff在公共部門債務比率,還有該比率與GDP增長的關係問題上的研究成果,在學術界和政策界都具有極為重大的影響了。在本週前,他們整合了過去200年數十個國家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看起來他們發現了一個重要的典型事實——債務比率高於90%的國家,比債務比例低於90%的國家GDP增長率低多了。很多發達國家的負債水平達到這條警戒線附近時,經濟增長水平都會突然下跌,這是給現在政府的驚醒,鼓勵它們採取緊縮措施。(以下成為RR現實)
本週,Thomas Herndon、Michael Ash和Robert Pollin(以下成為HAP)發佈了一份研究論文,認為RR的典型事實是基於一個簡單的統計失誤得到的,包括RR現在已經注意到的電子數據表錯誤。HAP在對RR典型事實的批評文中,承諾證明一個違反一般認知的事實——高的公共負債比率從來不會損害GDP增長。但事實可能比理論更為複雜,結論帶有大量的不確定性。
以下是我對RR和HAP之間爭論的一些看法:
第一,RR原來的研究工作從來沒有真正證明,當公共債務比率水平衝破90%警戒線以後,GDP增長很可能會突然下跌。
(左邊為RR的研究成果,右邊的HAP的研究成果;注意,Mean是平均值,Median是中值)
在RR發佈研究論文的很多結論中,他們的數據都傾向於證明,在公共債務水平比率突破90%警戒線以後,在該時點會出現增長的大幅下滑,但沒有嚴重的不連續性(平均值變化比中值變化快)。在RR統計結果第二列中值上看,當公共債務比率超過90%時,GDP增長將會下降1%多一點(2.9%-1.6%=1.3%)。
然而,基於獨特的計算方法,RR的確發現了突破警戒線時,GDP平均增長會發現突然大幅的下滑,正如上圖中粉紅色框所點出的。這是基於一個存在爭議的計算1945-2009年增長平均值計算方法的結果,而這個結果明顯足以吸引許多人的注意(也就是RR發現的經典事實)。HAP表示,這個關鍵的結論是因為簡單的錯誤得出的,正確的結果應該是2.2%,而不是-0.1%。
第二,並不是所有RR和HAP之間的結論分歧都源於電子表格的錯誤,而本週,媒體的報導有點「過火」了。事實上,源於電子表格錯誤引起的誤差只有0.3%,另外的0.1%是來源於腳本的錯誤。而剩下高達1.9%的差異是由RR原研究論文中數據的缺失,和應該怎麼設定國家權重的方法論差異引起的。
我的解讀是,HAP在該爭論中擁有更好的元素,因為新西蘭上世紀40年代末的一些數據對RR的方法造成了非常特殊的影響,看起來這使得RR的關鍵估算值被壓低了超過1.5%——這肯定失去了大部分科學意義。單純這個因素,就能解釋RR和HAP之間大部分的結論分歧。
第三,雖然RR經典事實的大部分觀點站不住腳,然而,HAP的研究也證明了,RR研究的跨國數據的確能證明更高的公共債務比率,通常伴隨的是更低的GDP增長水平。這是宏觀經濟學標準的結論,在很長時間很多其它的研究中都證明了這點。這個結論是難以被否定的。
第四,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教授克魯格曼多次強調的,負債和增長水平的負相關性並不存在正向的因果關係。RR表示,他們從來都沒有表示存在正向因果關係,但其它很多研究肯定在結論中暗示這點。高負債比率通過市場信心和利率影響的渠道,導致增長放慢是有可能的,但低增長降低了稅收收入,因此帶來了更多的債務也是有道理的邏輯。負債和增長不存在單向的關係。
第五,經濟學家Arindrajit Dub在這些影響的時間順序問題上的研究結果顯示,增長水平的改變要先於負債水平的改變,而不是反著來的。表面上看,這事實看起來是由凱恩斯主義影響引起的——當經濟發生衰退(比如說遭受金融危機的衝擊),公共負債水平接下來馬上就會上升。但這點仍然無法確定。
想像一個情況——當公共支出失去了控制,家庭因此擔心市場信心崩潰或稅負大增,這會導致未來的不確定性大增。家庭可能會削減當前的開支,而這將在債務水平上升以前導致GDP增長下滑;但真正引起這個情況的問題是,公共開支太高了,而不是太小了。換句話說,有時並不存在明確的因果關係。(經濟增長下滑可能是由債務水平上升引起的。)
第六,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的國情下,要預期公共負債和經濟增長存在穩定的關係,這是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科學思考方法的。在一個充分就業的經濟體中(上面考慮的大部分國家在大部分時間裡都是這個情況),故意增加財政赤字會導致利率上升,進而擠走私人投資。這將降低長期GDP的增長水平。
然而,如果一個經濟體運行在潛在產能以下,增加財政赤字可能不會導致利率上升,相反,還可能增加社會總需求,因此也能促進GDP增長。在這些情況下,增加財政赤字在往後的時間裡可能還能減低公共負債比率。
總的來說,RR經典事實的大部分觀點已經不再是經典事實。RR應該改變他們的論點——在大部分普通的時期裡,更高的公共負債水平會伴隨這更低的真實GDP增長水平,但無法證明負債比率超過90%時,存在增長水平的中斷。此外,因果關係可能是雙向的,這取決於具體的經濟環境。負債和增長變化的時間關係,並不是決定真正因果關係的指標,在充分就業和高失業的時期裡,它們間的關係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預期公共負債和增長水平存在始終不變的複雜關係的設想,是不切實際的。
吳敬璉警示:金融杠桿率已超警戒線 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警示:目前我國金融杠桿率不斷提高,去年已經超過警戒線,並且至今還在繼續提高,這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也指出,目前我國貨幣增長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在此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將不遠。
貨幣政策沒去杠桿
吳敬璉分析稱,我國現在陷入了一個困境,出現了兩個現象:第一是投資回報遞減。這些年來,每年刺激的力度並沒有減弱,但是效率是不斷衰減,幾乎沒有太大的作用。第二是杠桿率不斷提高。
去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意味著我們從原來主要靠凱恩斯主義式的刺激政策搞增長,轉向提高供給質量、提高發展質量為主的宏觀經濟政策。這是領導決策思路的重要改變。”吳敬璉說,西方經濟學家多次提出,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對於中國的中長期發展來說弊端很大。
現在的貨幣政策究竟是穩健的還是寬松的?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引用數據稱,去年的GDP增長率是6.9%,但是名義增長率只有6.4%,相比起來,M2增長率是13.3%,“整整比GDP增長高了7個百分點。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是寬松的了。”
“今年1月份,貸款投放增長2.5萬億,同比多增了1萬多億,按這個速度,我們的貨幣增長還要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這種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還遠嗎?”
在王小魯看來,實踐已經證明寬松的貨幣政策對解決經濟疲軟是無效的。造成經濟疲軟的主要問題在於結構,如果結構不調整,單靠寬松的貨幣政策來解決增長疲軟的問題,可能會帶來重大風險。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經濟振蕩,因為供給側幾個因素都在減弱,人口紅利消失,增加投資難以為繼,潛在增長率下降。”吳敬璉表示,解決這種震蕩的處方就是通過糾正資源的誤配置、改變結構惡化的狀況和建立兼容的激勵機制來調動積極性,千方百計提高資源的配置效果和宏觀經濟的運行效果。“所謂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運行效率,其實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然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成敗的關鍵是能不能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實現轉型的體制性障礙。”吳敬璉進一步表示,提出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已經20年了,但是直到現在轉型還沒有完全實現。“為什麽進展這麽慢?結論是存在體制性障礙。而如何解決,我認為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發揮市場的有效配置資源、有效激勵機制的作用來實現轉型。”
“對於政府機關和官員來說,最順手的就是老方法,即用行政手段幹預。”吳敬璉對供給側改革可能會走老路表示擔憂。其認為,供給側改革應是體制改革,而現在常常被誤解為“供給側的結構調整”,“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整實際上回到了老辦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調結構。我很擔心,這個辦法恐怕不能取得我們預期的效果”。
保持去杠桿與穩增速的平衡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亊長李揚在會上表示,在現代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經濟廣泛類金融化的情況下,去杠桿將是一個極為緩慢、曲折波動的過程。而降低杠桿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債務增長速度的同時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
李揚認為,核心問題在於去杠桿和保持適當增長速度存在著矛盾。要在兩者間保持某種平衡殊非易事。在經濟增速下趨勢未得扭轉的背景下,保持適當增長速度會成為政府的首選。雖然去杠桿關乎經濟長遠健康發展,但在短期內就會被犧牲。危機持續過程中設定去杠桿的任務,核心的意義在於提醒全社會不能迷失方向,不能過度依賴需求方調控,需要供給側合理安排去杠桿的路線圖。
“還有結構性的問題,期限錯配問題,地方政府資產量很大,但是負債集中在短期,所以期限錯配問題非常突出。”李揚稱,我們需要重視這個問題,不要以為它能很快解決。
更多精彩內容
請關註第一財經網、第一財經日報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