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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大省的省會 百貨業績直追台北忠孝S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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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國，雅詩蘭黛長期名列單櫃業績前三名的，你猜是在哪個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還是奢侈品定價更高的杭州？都不是，答案是河南的鄭州。 六成人口務農 它攻高檔商機，營收年年成長三成 河南不是富有的省分，儘管它有一億人口、是全中國人口第一大省，也是中國第一大糧倉；但這裡超過六成人口維持著與自然最貼近的工作方式──農民，這比率明顯高出中國平均水準的四八％，他們一年的平均工資不到人民幣三千元，僅台灣社會新鮮人月起薪二萬二千元的六七％。 但是，這樣一個經濟數據不「拔尖」的中原省分，丹尼斯百貨董事長王任生，在這裡一待十六年，開出了百貨業奇蹟。 每年十一月十六日週年慶時，搶購人潮湧進河南各地的丹尼斯百貨，光是鄭州人民店就要出動四百名公安維持交通秩序，甚至有外地人提前一天入住旅館，等著隔天開門搶購，比台北Sogo忠孝店更瘋狂。去年的這一天，丹尼斯做出新台幣十三億元的業績，高達該店全年營收的十分之一。 旗下業績最高的鄭州人民店，十五年來營收成長十六倍，今年營業額緊追台灣百貨坪效王──Sogo忠孝店，集團合計營收人民幣一百七十億元（約合新台幣八百二十億元），更打趴中國百貨王萬達百貨（以店數計），讓董事長王任生成為標準的「河南王」。 早晨九點多，在我們造訪之前，王任生已主持發包工作兩個小時，每一筆重要工程，他都親自上陣，二十多年來不假手他人。年約八十歲的他，每天七點半就到公司，直至晚上十點，數十年如一日。這會兒，他戴上工地帽，陪我們搭乘簡陋的工程電梯，登上酒店預定地的頂樓。 這裡才剛完成主建築結構，只能透過鋼筋混凝土，想像這間總統套房未來的富麗堂皇。站在還沒裝上落地窗的高樓邊際，高度讓我們瑟縮，王任生卻神態自若，指著腳底下一棟棟建築，「你看，深圳萬象城（中國指標購物中心）來了，這邊是華潤、萬豪……」 腳底下，是他引以為傲、明年五月開業的「大衛城」。四十萬平方米、投資超過新台幣一百億元，將是中國最大的一站式購物娛樂廣場，集結百貨公司、購物中心、超市、餐飲、電影院、國際精品等，是中國最大單一零售商業地產。 兩岸百貨業今年都不好過，中國久光百貨執行長蔡再添認為，今年中國百貨業產值將比去年衰退個位數百分點，但丹尼斯逆勢擴張、成長，不受經濟衰退干擾。 「老實講，他們（河南省政府）也滿需要我們的，」王任生說，每年丹尼斯上繳高額稅金，是河南重要財政收入，加上政府每開發一個新區，丹尼斯總第一個響應。 今年八月，丹尼斯的娛樂中心──七天地開業，所在的鄭東新區，五年多前還是鄭州市唯一飛機場；為擴大城區，鄭州政府把機場移往新鄭市，也就是鴻海集團的iPhone手機生產大本營附近，原址就由丹尼斯一馬當先、高價購地，帶頭繁榮了這個原是郊區的地段，現在這裡不僅房價居鄭州市之冠，更是彰顯生活品味的代表。 丹尼斯在河南，重現台商二十年前中國沿海的角色，開疆闢土、被當地奉為上賓。 從開店效益來看，人均GDP不高的河南不會是百貨業首選，但當全球一線百貨公司一個勁往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貼身肉搏時，丹尼斯卻在河南養兵、壯大，在龐大的人口分母下，只消瞄準金字塔頂端五％至一○％，就逼近台灣一半人口。 王任生一九九七年開出第一家丹尼斯百貨後，除卻二○○三年因SARS而成長停滯外，不管全球發生亞洲金融風暴，還是網路泡沫、金融海嘯……，丹尼斯營收每年都成長三成。 一線百貨沿海廝殺它看準內陸，買地創業、沒貸一毛錢 王任生很清楚，要利用沿海一線百貨還沒殺到內陸前的空檔，掌握黃金時機壯大；常保「居安思危」心態的他，一創業就做出了兩個關鍵的決定。 一、地產自有，丹尼斯百貨公司與量販店所有地產均為自有，免除租金年年上漲的成本壓力。 二、量入為出，不向銀行借錢，財務保持最佳狀態。 就算中國再拔尖的百貨品牌，到了河南，也得敬丹尼斯集團三分，它的據點滿布河南省重要城市，是國際一線品牌優先合作的對象。也就是說，由於最早到河南，深耕一個省，比在十個一線的城市更有效率，把整個河南的黃金城市編成一個網，後進者想合作，王任生就成了最佳人選。 體現在效益上，在所有部門裡，王任生最重視的就是「採購」部門，每週一親自講課至少兩小時，傳授的，不只是成本與利潤的觀念，更多的是「效益」的問題。 有一次，他見到十幾位員工幫忙搬運飲料，還放在門市裡最顯眼的位置，他告誡員工說，雖然這個產品賣得火紅，但獲利的絕對金額卻並不高，不應該投入這麼多人力、放在這麼好的位置。這些個案點滴透過講課，在員工心中建立共同的價值觀，一起把效益最佳化。 王任生中學時期從河南逃難到台灣，長成後以成功商人之姿回鄉投資。靠耶誕燈起家的他，四十多年來囊括全球三分之一市場，合作對象盡是美國大型零售業。看著大客戶潮起潮落，讓他總是高度警覺，從製造跨入百貨零售業，他就決定與美國百貨業逆向──買入房地產，不只是租賃。 城鎮化讓地方富起來工資、地價起漲，百貨績效跟著旺 正是這條蹊徑，確保了丹尼斯的競爭力。 蔡再添估算，上海近五年的市區精華地帶租金飆漲三倍；北京營運成本甚至比上海高。他坦言，一線城市的門店是「門面」，「二、三線城市的店，才是真正賺錢的。」 丹尼斯百貨集團八四％房產都是自有的，成本固定，河南省因為城鎮化、工資上漲而富起來的好處，完全反映在營運績效上。王任生從河南一畝地人民幣六萬開始買起，買到現在一畝地要價人民幣兩千萬，他最自豪的是，因為恪守「量入為出」的原則，丹尼斯從來只有買土地、沒賣過一筆土地，也沒有向銀行借過一分錢。 現在丹尼斯旗下三種業態，百貨公司、量販店、便利店，合計逾兩百店，二○一五年這數字將翻倍到四百二十五間店，雇員數高達五萬八千人，集團將達高峰。 如今，中國二、三線城市遍地開花，又是長出下一個王任生的理想環境，誰能不貪戀現下當紅的城市繁華，下一個豐收才會掉到你身上。 | ||||||
首個央行省會支行發文明確放松限貸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824周一，據新浪財經報道，中國人民銀行南昌中心支行發布文件進一步支持放松房貸。文件中指出，二套房首付比例下限從70%降到60%，即日起執行；要求各金融機構在10月10日前，將執行情況以書面形式報告。
9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南昌中心支行發布名為《中國人民銀行南昌中心支行關於調整南昌市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的通知》文件，進一步支持放松房貸。根據該文件，二套房首付比例下限從70%降到60%，即日起執行。人行南昌支行要求各金融機構在10月10日前，將執行情況以書面形式報告。
這是首個央行省會支行發文明確放松限貸。文件中顯示，該文件是應南昌市人民政府的請求，面向內資行及外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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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會信息公開調查：18份公開、3份延期、10份拒絕食品監管信息，能否“芝麻開門”？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210
31省會城市食藥局信息公開申請情況 （李伯根/圖）
平均每年每個地級市查辦食品安全行政處罰案件1000件左右。此次調查中，收到15個城市總計212個案件，平均每地僅14.1件。選擇性公開由此可見一斑。
信息公開不易，怎樣公開更難。前者是價值觀，後者是方法論。如何在信息公開與不引發社會恐慌之間尋找平衡點，至關重要。
“某奶粉”是誰？
“這是什麽？”
“你想幹嘛？”
“我們是不可能公開的”
“我們早就主動公開了。”
這是南方周末記者向全國31個省會城市（含自治區首府、直轄市，不含港澳臺地區）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食藥局）遞交信息公開申請後，得到的迥然不同的反饋。這也是消費者向地方食藥部門申請信息公開遭際的縮影。
2014年12月底，四川省南充市食藥局公開9起已辦結食品安全違法案件，其中一涉案品牌以“某奶粉”代替。彼時，南充市食藥局稱若曝光企業名稱，“對企業打擊是致命的”。迫於輿論壓力，該局後來公開某奶粉品牌為雀巢能恩，一同涉案的還有知名奶粉品牌貝因美。
作為1歲孩子的母親，廣州消費者何佳最早向南充市食藥局遞交信息公開申請，“奶粉有問題，卻不知誰有問題，是什麽問題”讓她感到恐慌。2015年1月26日，何佳收到南充市食藥局書面答複稱，該信息屬於“行政處罰相關信息”，由工商局查辦，要求其與工商局聯系。
深圳市民楊占青也收到同樣的答複，一字不差。在南充事件之後，長期關註食品藥品安全的楊占青又向山東省食藥局遞交了信息公開申請。
2015年1月下旬，山東省食藥局通報了該省食品安全違法犯罪二十大案例。但除1家企業外，其他19家企業均以“某某”代替。楊占青為此遞交申請，山東省食藥局由此向楊占青公布了其中的10起，稱另外10起“應由公安機關發布”。
鑒於越來越多的讀者反饋“食品安全信息公開難”，2015年1月27日，南方周末記者同時向全國31個省會城市食藥局申請公開“該市2014年度已辦結的食品安全行政處罰案件信息”。
這一信息原本屬於“主動公開”範疇，但其中20個地方食藥局將其視為“依申請公開”信息，並援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以下簡稱《信息公開條例》）要求“自收到申請之日起15個工作日內予以答複”。
至2015年2月26日截止日，武漢、成都、哈爾濱等3地要求延期回複。截止到發稿前，南方周末記者共收到北京等18地公開的信息，而海口等10地拒絕公開、無法公開或無回應。
辦公室推法規處，法規處讓找稽查局
申請食品安全信息公開找哪個部門？
有些地方食藥局內部也未必清楚，更別提消費者了。
以西安市食藥局為例，撥通其網站公布的電話，被告知歸法制辦管；法制辦回應“這是食品稽查分局在管”；食品稽查分局稱“這個信息必須由市局發布，我們是分局”。
實際上，西安是為數不多的已經在食藥局網站上公開案件信息的城市。
按照2014年8月國家食藥總局頒布的《食品藥品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實施細則（試行）》，“縣級以上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指定專門機構負責本部門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日常工作”。
但此次南方周末記者調查顯示，各地食藥局負責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的專門機構並不統一。有的是辦公室，有的是法規處，有的是稽查執法部門。
就具體查辦食品安全案件的稽查執法部門而言，在不同省會城市也存在稽查局、稽查處、稽查大隊三種表述。
“這是各地在食藥機構改革中改革力度不同的結果。”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評價，稽查大隊一般是參公事業單位，稽查處是局內設機構，稽查局（分局）是有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權的獨立性較強的機構，通常比一般處室高半級。
“各地都希望成立稽查局，但結果大部分都是稽查大隊。”胡穎廉說。這意味著作為案件信息公開的基礎，各城市的行政執法能力已經存在先天差異。
食品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都由誰來負責 （李伯根/圖）
選擇性公開
食品安全行政處罰案件屬於哪一類信息公開，同樣也存在地區間認知差異。
2007年1月頒布的《信息公開條例》，將政府信息公開分為“主動公開”和“依申請公開”和“保密”三種。
2014年8月，國家食藥總局頒布的《食品藥品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實施細則（試行）》（以下簡稱《細則》）已經明確將“食品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納入縣級以上食藥局“應主動公開”的範疇。主動公開的包括“被處罰的自然人姓名，被處罰的企業或其他組織的名稱、組織機構代碼、法定代表人姓名；違反法律、法規或規章的主要事實”等6項內容。
但此次調查中，南方周末記者發現，除已公開相關信息的11個地方食藥局外，其余20地均要求按照“依申請公開”的程序辦理。
以南寧市食藥局為例，不但需要以傳真的形式提出申請，該局還要求“出示記者證和身份證，否則不予辦理”。當記者提出以公民身份提出申請時，被以“需要說明有何切身利益”為由拒絕。
“規定很豐滿，現實太骨感。”楊占青也常遇到這樣的困惑。
“目前食品安全是地方政府負總責，食藥總局的細則只有指導意義，卻沒有強制性。”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劉鵬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漢華對此深有同感。他正接受國家食藥總局委托，開展一項關於食藥系統信息公開制度的課題研究。在實地調研中，對於行政處罰信息公開，“一直是較難的部分”。
法律和部門規定要求必須公開的內容，為何實踐中阻力重重？沈陽市食藥局一名工作人員的話道出了一些地方監管部門的擔心：“有時候你公開一個案件，會影響到企業發展。”
周漢華分析指出，對企業而言，“不怕罰款，就怕公開”。信息公開後，消費者會用腳投票。比如南京冠生園月餅事件，當年信息披露之後，很快這家企業就垮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為追求GDP形成的地方保護主義，導致地方監管部門面對企業出現錯位、缺位，甚至從監管的“警察”扭曲為“保姆和保安”。有的信息又確實涉及第三方的商業秘密，有的涉及個人隱私，所以地方食藥監管部門存在各種考慮。
即使案件信息公開，也可能只是選擇性公開。
胡穎廉算了一筆賬：國家食藥總局每年會公布食品藥品監管清單，總量在二三十萬件，中國地級市近300個，平均每個地級市每年辦理的食品行政處罰案件應該在1000件左右。
而此次南方周末記者調查中，收到15個城市總計212件信息公開案件，平均每地只有14.1件——遠小於1000件。
除數量外，公開的範圍和對象也是選擇性公開。此次經南方周末記者申請後公開的7地中，南京、福州、石家莊、南寧是公開在食藥局網站上，杭州、長春、濟南則只對申請者本人公開信息。
在胡穎廉看來，這更能體現各地食藥局選擇性公開的現實考量：如果只有本地公開、別的地方都不公開，當地嚴格的監管環境可能會“逼走”企業。
有些食藥局為什麽拒絕公開信息 （李伯根/圖）
公開案件打蒼蠅不打老虎？
在調查中，多個城市都提到了食品藥品機構改革進展緩慢對信息公開工作的影響。
天津和銀川分別推行工商、質監、食藥“三合一”的市場局模式。由於銀川尚未完成改革，因此無法公布信息，已完成改革的天津，其處罰信息散落在不同部門，無法集中整理成發布版本。
完成機構改革後，地方食藥局的職責包含生產、流通和餐飲三個環節。但公開的212件案件中，餐飲環節以44.3%的比例占了近一半。
“餐飲在2010年劃歸食藥局，生產和流通直到2014年才劃歸，因此餐飲案件自然做得多。”廣州市食藥局相關處室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餐飲企業很容易“攤上事兒”也與其數量多、規模較小、原輔材料容易發生變質、直接面對消費者等因素相關，江蘇省南通市食藥局副局長繆寶迎認為，因為餐飲業處罰的對象，通常是小飯館，實際危害比較局限，個案公開影響也有限，因此，被公開的案件“自然也就多了”。而生產、流通這兩塊，盡管改革後職責劃轉，但人員還沒到位，食藥部門對於這兩塊不熟悉，如果企業提出行政複議要吃官司，監管部門也要權衡這個風險。
從公布案件看，的確很少涉及大企業。
上海市食藥局主動公開了“上海俏江南酒店冷凍庫內的156.3公斤肉類產品無動物產品檢疫合格證明”一案。這是為數不多的涉及大型餐飲企業的案件。
“沒有壓力，實事求是，檢驗報告不可能作假。”上海市食藥局負責信息公開的工作人員回應稱，如果企業認為有問題，可以在期限內申請複檢。
據悉，上海俏江南自收到《行政處罰決定書》之日起十五日內便繳納了罰款。
從地區分布上看，15個公布案件的城市，東部10個、中部1個、西部4個。案件數量上也有差異。公布案件最多的廣州達60件，最少的南寧只有1件。信息公開數量和質量似乎與經濟水平成正比。胡穎廉認為，“這背後是治理理念”的差別。
安徽省食藥局局長徐恒秋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曾表示，對於不合格產品，該省主張“全部曝光”，並且要打快仗。“一檢測出來馬上就公布出去，要等企業找來時，就難辦了，不能給他們找的機會”。
已公開的15省會城市包含哪些案件信息 （李伯根/圖）
信息公開易，怎樣公開難
種種跡象表面，食品安全信息公開已是大勢所趨。
中國政府網消息，2015年3月6日上午，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聽完人大代表孫丕恕提出的關於“讓政府數據實現共享和公開”的建議後，明確表態：“你的建議很好！政府掌握的數據要公開，除依法涉密的之外，數據要盡最大可能地公開。”
事實上，正在修訂的食品安全法中，信息公開也被放在一個更重要的位置。
“通過加大信息公開的方式，來實現食品安全監管，這部分內容已經審議過兩次。”參與食安法修訂工作的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高秦偉介紹，修訂草案使用的是“信息公布制度”的概念（第109條），特別強調政府義務。同時修訂中增加了風險交流制度（第22條），風險交流是以信息公開為基礎，是信息公開的更高水準。
“信息公開易，怎樣公開難。”廣州食藥局一位負責人指出，越來越多的地方食品安全監管者已經意識到風險交流的價值。比如某企業生產的某批次鹵味食品存在致病菌超標，但是簡單的公開可能造成該企業所有產品滯銷甚至整個城市鹵味市場的恐慌。因此“如何在信息公開與不引發社會恐慌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至關重要”。
胡穎廉認為，應當樹立“公開是常態，不公開才是例外”的原則。高秦偉也認同這一觀點，食藥部門“應持續不斷地進行公開，建立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
“信息公開制度應向上遊和下遊延伸。”周漢華認為，向上遊延伸就是更及時地公開，不能永遠比網絡傳播慢半拍。所謂往下遊延伸，就是要在信息公開同時，要加強對這個信息的解釋和解讀工作。
周漢華以被妖魔化的食品添加劑為例，有些人談添加劑就色變，但添加劑是現代食品工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些濫用添加劑的信息公開之後，要通過後續的專家的科學解讀、政府的政策解讀來讓大家能聽得懂，信得過。
對於操作難度，周漢華坦言“比較棘手”，但並非不可實現。
“可以借鑒最高法院在推動裁判文書公開這個領域的做法。既然裁判文書能夠公開，食品行政處罰當然也能公開。另需完善相關制度。比如原來最高法院的文書公開，連當事人身份證號碼都公開了，但後來最高法院專門作了一個司法解釋，要求把這些信息要做匿名化處理。”
楊占青至今仍在向各地各部門申請信息公開。他有一個信息公開的夢，“人們買食品前，有意識的查一查食藥局公開的信息，將成為一種消費常態”。
（南方周末記者袁端端對本文亦有貢獻）
誰能當省會城市的書記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247
空缺三個月的昆明市委書記一職，2015年7月29日由北京市朝陽區區委書記程連元“空降”擔任，之前程連元剛被評為“全國優秀縣委書記”。 （CFP/圖）
省會城市書記大多經歷過多崗位歷練，特別是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歷練。
省委常委雖然是中央管理幹部，但在確定省會城市書記時，省委有提名、推薦權。
1992年以來，國內27個省會城市共產生175位市委書記，除在任的27位外，離任的148人中，有61人官至正部級以上，占41%。
2015年7月29日，空缺3個月後，昆明的“一把手”終於有了新人選。這天下午昆明市召開幹部大會，宣布北京市朝陽區區委書記程連元擔任昆明市委書記。程連元剛在29天前，被評為全國優秀縣委書記。
在前三任市委書記相繼落馬之後，程連元的“到任儀式”不同尋常：幹部大會由雲南省委組織部長劉維佳主持，並宣布任命決定，省委副書記鐘勉到會講話。依照慣例，地市黨政主官變動，一般只有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到會。
程連元調任昆明市委書記，級別暫未提升，但主政一個省會城市，施政舞臺無疑更大。此外，其他26個省會城市市委書記都是省委常委，程連元的仕途有足夠的想象空間。
包括昆明在內，十八大後已有7個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落馬，省會城市書記這個群體也備受關註。他們有多大權力？為何會高配為省委常委？應該具備什麽樣的素質？有什麽樣的履歷要求？日後去向如何？
南方周末梳理1992年以來175位省會市委書記的從政軌跡，試圖從中尋找答案。
在任者八成具有“條”“塊”經驗
8月2日，程連元開始了他到任後的首次調研，主題是滇池的治理工作。程連元說，滇池如果治理不好，對不起黨中央、國務院、省委省政府和全體昆明市民。
昆明經濟總量在國內城市間排名不靠前，但在雲南省內一城獨大，2014年以3415.3億元的經濟總量，占全省30%左右。按經濟學界通行說法，一個城市經濟總量占全省25%以上，說明該城市對所在省份十分重要，如果超過三成意味著所在省份對這個城市的依賴程度較高。
在內地，省會城市一城獨大已是普遍現象。2014年，除去四個直轄市，27個省會城市經濟總量占全省經濟總量百分比中，有15個占比超過了1/4，其中有10個超過了30%。老工業基地長春的GDP為5342.4億元，占全省比重38.7%，中部城市武漢占比超過35.95%，西北的銀川更為突出，GDP占全省比重51.7%，占比超過一半以上。與中西部相比，省會城市一家獨大的現象在東部不太明顯，杭州GDP在浙江占比23.1%，這跟東部省份省內發展均衡、一些地級市齊頭並進有關。
省會城市經濟強勢多種原因，最基本的還是區位優勢，機場、鐵路建設大多都是以省會為中心展開布局，此外省會城市對土地、科技等資源的整合能力更強，城市發展更加迅速。
但一個城市的重要不能只看經濟因素，省會城市是一個省的政治中心，同時占據大量文化、教育、衛生等公共資源。如高校集中的湖北共有123所高校，84所位於武漢；陜西有高校81所，其中有53所位於西安。
1990年代以後，省會城市市委書記的規格不斷提高，陸續高配為省委常委。2000年後，多個省會城市的書記還由省委副書記兼任。2006年黨委“減副”後，基本由常委兼任。由於省會城市黨政機構經常與省直部門打交道。在行政級別決定協調能力的現狀下，省委常委兼省會書記無疑增加了協調力度。
目前27個省會書記的年齡，多在51歲到55歲之間，50歲以下有4人，最年輕的是福州市委書記楊嶽，生於1968年7月。年紀大的要數沈陽市委書記曾維、西安市委書記魏民洲，都生於1956年，已經59歲。
梳理他們的簡歷可以發現，省會書記大多經歷過多崗位歷練，特別是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歷練。
據統計，27名省會書記中，有23人曾當過縣、（普通地級）市兩級的黨政“一把手”，他們至少在縣長、縣委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四個崗位中擔任過一個職務，大多數都擔任過兩到三個職務，少數如鄭州市委書記吳天君，在四個職務崗位上都待過。他先後擔任過河南內黃縣縣長、縣委書記、新鄉市市長、市委書記以及鄭州市代市長。
作為省會城市的書記，僅有“基層”經驗並不完美，這23人全部還都有省級部門工作經驗，通俗的話說就是既有“條”（省直部門）的經驗，也有“塊”（市縣地方）的經驗。
他們大多數都“上上下下”好幾輪，不少人還在省里當過廳長，最後才當上省會書記。如合肥市委書記吳存榮一直在安徽省水利系統工作，1997年從水利廳處長一職“空降”擔任樅陽縣長、縣委書記，後又回到省水利廳擔任廳長，4年後轉任合肥市長，最終升任市委書記。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說，在國家部委和省廳局做“條”的工作，需要的是處理某方面事務能力，到地方需要綜合治理能力。省會書記對個人能力要求更高，所以一般都是“條”“塊”經驗都很豐富的人才能當省會書記。
南京市委書記黃莉新2003年前一直在江蘇省水利系統工作，2003年由水利廳長升任副省長，2011年從副省長位置轉任無錫市委書記後，開始有地方工作經驗，並在今年1月任南京市委書記。
長沙市委書記易煉紅，是從省委黨校常務副校長一職空降擔任嶽陽市委書記之後，才積累了地方工作經驗，後從嶽陽市委書記升任省委秘書長，2013年又轉任長沙市委書記。
27名省會書記中，有4人沒有擔任過市縣黨政一把手，其中杭州市委書記龔正曾擔任深圳海關關長，廣州市委書記任學鋒任過國企董事長，也有“一把手”經歷，只有福州市委書記楊嶽和西寧市委書記王曉在任市委書記之前沒有當過前述類似崗位“一把手”。
省委秘書長更有“競爭優勢”
27名省會城市書記中，盡管大多數都有“條”“塊”雙重經驗，但大多也沒能立即擔任省會書記，有20人先是以省委常委身份兼任其他職務，熟悉了省委常委會運行規則後再擔任省會書記。
例如，成都市委書記黃新初，當初卸任四川阿壩州州委書記後，又當了4年的省委宣傳部長，才於2011年就任成都市委書記。朱海侖從新疆和田地委書記升任自治區黨委常委後，先兼任了3年政法委書記，2009年改任烏魯木齊市委書記。
常委們轉任省會城市書記前，當省委秘書長的最多，共有7人。除太原市委書記吳政隆是從重慶市委秘書長跨省空降，其他都是在省內由省委秘書長轉任，如長沙市委書記易煉紅、南昌市委書記龔建華、福州市委書記楊嶽、海口市委書記孫新陽、沈陽市委書記曾維、西安市委書記魏民洲。
省委常委雖然是中央管理幹部，但在確定省會城市書記時，省委有提名、推薦權。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省委秘書長作為“大管家”，協調能力強，對省會也熟悉，在競爭省會書記時更有優勢。
另外不是由省委常委轉任的7名省會城市書記中，哈爾濱市委書記陳海波原來是沈陽市長（副省級），石家莊市委書記孫瑞彬原是河北省副省長，廣州市委書記任學鋒原是天津市副市長，這3人本來就是副省級。另外城市4人則由廳級幹部直接被提拔為省會書記，分別是內蒙古巴彥淖爾市委書記那順孟和任呼和浩特市委書記、吉林通化市委書記高廣濱任長春市委書記、合肥市長吳存榮任合肥市委書記、北京朝陽區委書記程連元調任昆明市委書記。
4名廳級幹部中，除了程連元，另外三人在被宣布為市委書記的同時就升任省委常委。
十八大以後，已有廣州、南京、西寧、南寧、濟南、太原等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落馬，但“救火者”都是已經在副部級崗位上履職多年的“老資歷”，唯有程連元是從正廳級崗位提拔為昆明市委書記，這在講究論資排輩的官場是個突破。
根據黨政幹部任用條例，加強中央和地方的幹部交流，是近年幹部任用的思路之一。省會書記也不乏從中央空降者，但中央幹部到地方很少一開始就主政一方，一般都是先進省級黨政領導班子鍛煉適應一下。
龔正從海關總署副署長空降到浙江後，先擔任副省長，後又擔任常委兼常務副省長，5年後才改任杭州市委書記。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王曉2013年空降青海，也是擔任了兩年常委、副省長之後，今年5月擔任西寧市委書記。
1992年以來，四成省會書記官至正部級以上
從省會城市市委書記的履歷看，從政經歷不僅比一般地級市市委書記豐富，甚至也超過一些省級幹部。豐富的履歷，也使得省會書記們的仕途被看高一步。1992年以來，27個省會城市共產生175位市委書記，除去在任的27位，已有148人離任，其中有61人官至正部級以上，占41%。
近年來知名度較高的正部級幹部中，原山西省委書記、現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袁純清曾任西安市委書記。從袁純清手中接棒的現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曾任長春市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羅誌軍曾任南京市委書記。
已退休的正部級官員中，原國家能源局局長吳新雄曾擔任過南昌市委書記，原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曾任長沙市委書記，原廣電總局局長王太華也當過合肥市委書記。
61名日後官至正部級的省會書記中，還有13人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其中就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1990年，習近平在37歲時擔任福州市委書記，3年後升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趙樂際1995年38歲任青海省副省長，兩年後以省委副書記身份兼任西寧市委書記。當過省會城市書記的國家級領導人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當過西安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當過南京市委書記，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楊晶擔任過呼和浩特市委書記。
這些後來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省會城市書記們有個共同特點，就是升至副部級幹部時年紀輕，13人升副部時平均年齡為43歲。現任27位省會書記中，除程連元還是廳級，另26人升任副部時平均年齡是48歲。
27個城市中，鄭州、烏魯木齊自1992年以後，歷任市委書記中還沒有出現過正部級幹部。1992年後，武漢歷任市委書記都升至正部，1991年到1998年擔任市委書記的錢運錄日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其繼任者羅清泉官至湖北省委書記。
省會書記雖然仕途光明，但直升正部的不多。現任部級官員中，陳政高是從沈陽市委書記直升遼寧省長的，後來又調任住建部部長。車俊是從石家莊市委書記直接升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楊松直接升省政協主席，不過後兩人都是以省委副書記的身份兼任市委書記的。
從近幾年的人事調整看來，如果不是年齡到屆，省會書記離任後，先升任省委副書記或改任常務副省長的幾率較大，這兩個職務都是省長的熱門人選。現任湖南省委副書記孫金龍、黑龍江省委副書記陳潤兒等人，都是從省會城市市委書記升任的。各地常務副省長中，湖北省常務副省長王曉東曾任貴陽市委書記，河北省常務副省長楊崇勇此前是昆明市委書記。
在省會書記的去向中，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崗位，如原哈爾濱市委書記林鐸現任遼寧省紀委書記，原鄭州市委書記連維良現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南方周末記者註意到，27個省會城市的上一任市委書記中，除了幾個落馬者之外，沒有一人的仕途會止步於省會城市市委書記，都會在其他省部級崗位繼續工作。即便是年齡到了60歲才離任的原濟南市委書記焉榮竹和原海口市委書記陳辭，也都進入當地省政協擔任黨組副書記，並兼任排名第一的政協副主席。而同級別的其他省委常委，到了60歲後大多都直接退休。
1992年以來，148名已離任的省會城市市委書記中，除了落馬的，仕途止步於省會城市書記的也不過10人左右。
（本文數據資料截止到8月9日，10日杭州市委書記龔正已擔任山東省委副書記）
保險版“以房養老”試點擴大至所有省會城市
中國保監會15日發布消息，被稱為保險版“以房養老”的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將擴大範圍，同時延長試點時間至2018年6月30日。
反向抵押養老保險是一種將“住房抵押”與“終身養老年金保險”相結合的創新型養老保險，即擁有房屋完全產權的老人，將其房產抵押給保險公司，繼 續擁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等處置權，並按照約定條件領取養老金直至身故。老年人身故後，保險公司獲得抵押房產處置權，處置所得將優先用於償付養老保險相 關費用。
作為一個新興事物，“以房養老”在中國已開始探索，政府、銀行曾從不同層面開展過，保險的探索還是起步階段。
2014年7月起，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正式開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這意味著保險版“以房養老”正式開閘。
本次，保險版“以房養老”試點範圍擴大至各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以及江蘇、浙江、山東和廣東的部分地級市，這四個省中，每省開展試點的地級市原則上不超過3個。
根據前期試點情況，共有42戶家庭57位老人參與試點並完成了承保手續，參保老人平均年齡為71.6歲，平均每戶月領養老金約9071元，最高一戶月領養老金2萬余元。
保監會相關負責人表示，試點運行總體上是平穩、正常的，對於反向抵押養老保險這種創新型小眾業務，主要針對特定老年群體，不能沿用傳統標準，簡單地以數量論成敗，只要它滿足了一部分老人的需求，為老年人增加了養老選擇，哪怕只有一單業務，也是成功。
從國際來看，“以房養老”也是一個小眾業務，有條件有需求並且有意識使用這種養老方式的人群比較少。即使是在“以房養老”開展得比較早、比較成功的美國，在有條件參與的老年家庭中，也只有約3%的參與比例。
下一步，保監會將繼續鼓勵支持保險公司開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業務，並將堅持維護保險消費者合法權益，逐步建立規範有序的反向抵押養老保險市場，為廣大老年人提供更加豐富的養老服務，更加靈活的投保選擇。
(綜合來源：保監會、新華網)
31個省會房價：12城均價過萬 北京一套房可換重慶長沙七套
作為所屬行政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省會城市往往具備了該省最好的教育和醫療等公共資源，在城鎮化加快推進的過程中，資金、人口進一步向省會城市集中，這些城市也成為未來城鎮化的核心區域。
那麽各個省會城市的房價是怎麽樣的? 《第一財經日報》根據中國房價行情平臺發布的9月31個省會城市(含四大直轄市)的住宅房價排行情況統計發現，9月份，有12個城市均價超過萬元大關，北京均價已經超過5萬元/平方米，是重慶、長沙的7倍多。在部分東部和中部省會房價高企的同時，西部和東北的大部分省會仍處於去庫存的過程中，房價也比較平穩。
這也正是本輪樓市的一大特點，即一線城市和二線熱點城市十分火熱，廣大三四線城市和弱二線城市仍比較平淡。熱點城市房價上漲過快的情況，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從9月30日開始，各地也紛紛出臺了限購限貸的調控舉措，房價上漲過快的熱點城市出現了明顯降溫。
需要說明的是，統計中價格和漲幅為該市的全市範圍內均價，在現實成交中，一個城市中心城區的價格和漲幅都會比統計的數據高出不少。
12城均價過萬 合肥上漲最快
首都北京的均價已達到了52104元/平方米，是31個城市中唯一一個突破5萬元大關的城市。必須指出的是，這僅僅是統計中的均價，目前北京中心城區市場早已豪宅化，10萬+比比皆是。
北京之後，另一個超一線城市上海的均價達到了46154元/平方米。位居第三的是南京，這個二線省會城市均價達到了23472元/平方米，超過了廣州和杭州。之所以位居第三，是因為去年下半年以來南京房價持續高漲，今年更是與蘇州、廈門、合肥並稱房價上漲的二線“四小龍”，而同期廣州、杭州漲幅遠低於南京。
在31個城市中，房價最高的7個城市來自沿海發達地區，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直轄市外，南京、廣州、杭州和福州對應的江蘇、廣東、浙江和福建，剛好是東南沿海四個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省份，經商群體眾多，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也比較高。
例如，位居第七的福州，盡管在外邊的影響力不如省內的另一個中心城市廈門，但作為省會，福州近年來經濟發展勢頭不錯，其均價也達到了18149元/平方米，與天津、杭州相當。
福州之後，排名第8到第10的是中部的三個省會城市合肥、武漢和鄭州。這其中，第8的合肥，雖然與第7的福州還有較大的差距，但上升速度最快。去年9月，合肥的均價只有8122元/平方米，在中西部排在武漢、南昌等城市之後，但到今年9月，合肥均價已上漲至13298元/平方米，雄踞中西部各城市榜首，其漲幅高達63.71%，位居31個城市第1。
過快上漲、過高的房價也帶來了不少隱憂。從產業結構上看，由於緊鄰長三角經濟發達地區、承東啟西的地理位置、較低的綜合成本、良好的高教資源、以及安徽充足的勞動力資源等優勢，加上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的獲批和建設，作為該示範區的核心城市，合肥吸引了美菱、榮事達、海爾、格力、長虹、美的、華淩、三洋等家電巨頭落戶，並一舉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家電制造業基地。
制造業的發展壯大對合肥區域經濟快速發展至關重要。制造業的發展需要一個較低的綜合成本環境。房價上漲過快、房價過高，同樣也會造成房租等各種生活成本的提高，進而會阻擋年輕人流入的步伐，那麽未來合肥在與同類型中西部城市的競爭中就可能處於不利的位置。
武漢和鄭州兩個中部省會的大漲也頗為引人關註。作為這些人口大省的省會，武漢和鄭州都是所在省份的單極核心城市。例如，在人口大省河南，早在2010年末，河南省的戶籍人口就超過1億人。盡管有1000多萬人口流向了沿海發達地區，但本省常住人口還有9000萬左右，城鎮化還有很大的空間，這其中，鄭州最可能吸引大量的人口進入。因此，鄭州也成為近兩年來房地產市場廣為看好的二線城市。
北京1套房可換重慶、長沙7套
排名第11位的第三經濟大省山東的省會濟南，房價低於合肥、武漢、鄭州三個中部省會，與同為東部沿海的省會南京、廣州、杭州、福州更是有相當大的距離，這其中的一大原因在於山東雖然是第三經濟大省，但產業結構中以農業和重化工業為主，在城鎮化水平、人均純收入等方面與浙江、江蘇、廣東、福建都有差距。
不過，城鎮化率低的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潛力無限。今年以來，濟南樓市也開啟了一輪火爆的行情，價格隨之上揚，9月濟南均價已達到了11770元/平方米，比去年同期上漲了兩成。
排名第12的是石家莊，隨著京津冀一體化的推進，身為人口大省河北的省會，石家莊的房價也水漲船高。9月石家莊均價突破萬元大關，達到了10974元/平方米，同比漲幅超過了三成以上。
總體上看，31個城市中，房價排名靠前、漲幅較多的大多位於東部沿海以及中部幾個勞動力大省的省會，房價較低的省會則主要來自東北、西北和西南。雖然省會城市作為所在省份的核心城市，聚集了所在省份最好的教育和醫療文化等各種公共資源，但仍有不少省會由於供應量過大，目前仍處在去庫存的階段，在今年以來一二線城市房價上漲的過程中，這些省會仍處於下滑或不溫不火的水平。
從漲幅上看，沈陽、長春都出現了同比下降的情況，哈爾濱、西安、銀川、呼和浩特等地的漲幅也很低。這些城市大多來自能源重化省份或西部地廣人稀省份，供應過大，人口流入緩慢，面臨著不小的去庫存壓力。
一個城市的房價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緊密相關。但這並不等於說，房價越高，經濟發展水平就越好，競爭力就越強;房價越低，經濟發展就越差，城市競爭力就越弱。比如重慶和長沙，這兩個城市近年來的經濟增速領跑一二線城市，但這兩個城市的房價卻保持穩定，至今仍沒有超過7字頭，這個價格甚至還不如浙江、江蘇的很多縣城。
這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重慶、長沙的供應十分充足，很好的滿足了購房需求，從而使得房價保持在較為平穩的水平，有利於為當地的實體制造業提供較好的外部成本環境，區域經濟也得以快速發展。
以重慶為例，9月重慶的均價為6869元/平方米，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在西部地區，這一價格排在蘭州、昆明、成都、南寧、西安等城市之後，不到北京的七分之一。中部的長沙均價也只有6906元/平方米。也就是說，同樣買100平方米一套的房子，北京1套房子就可以換至少7套重慶、長沙的房子。
但在房價保持低位的同時，重慶、長沙的實體制造業卻保持十分良好的態勢。例如，重慶市統計局發布的半年報顯示，今年上半年重慶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8000.8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6%，較全國高3.9個百分點。這也是重慶經濟增速連續十個季度在全國領跑。
各直轄市、省會、首府的小區在當月出售的存量住宅均價的算術平均值(元/㎡)。
(數據來源：中國城市房價行情平臺)
哪省最依賴省會經濟：寧夏最高山東最低 成都武漢均獨大
省會城市作為所在省份中心城市，往往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資源，經濟發展也比較快。不過在不同的地方，省會城市在全省的占比有就存在很大的不同。大體上，中西部的省城強勢度特別高，而東部不少省城的占比較低。
10省的省會經濟占比超30%
如果一個省會經濟占所在省份的三成以上，那麽可以視作省會的強勢度較高。《第一財經日報》通過對27個省份(不含直轄市)的省會2015年GDP占比統計發現，有10個省份的省會占比超過了30%。
表1：27個省會城市2015年GDP及占全省的比重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制作)
這些省份主要位於中西部，一部分是經濟總量較小、人口較少的省份，如寧夏、青海、西藏，地廣人稀，總人口均在千萬以下，人口和經濟都主要集中在省會城市。東部的海南，作為1988年才成立的省份，總人口也才910萬，僅有4個地級市，所以省會占比也比較大。
另一部分則是一些經濟總量較大的中西部省份的省會，如武漢、成都和西安，這幾個城市均為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的大區中心，聚集了整個大區最好的教育、醫療等資源，比如華中開頭的大學基本集中在武漢、西南開頭的大學有相當大一部分在成都，西北開頭的大學大多數在西安。這些城市具有對周圍地區強大的輻射力和吸附能力，在所在省份的強勢度相當之高。
東北的吉林、黑龍江的省會長春和哈爾濱的城市經濟規模也比較大，作為副省級城市，這兩個省會的占比均達到了38%。
一些中西部省會占比盡管沒有超過30%，但也都超過了25%，比如長沙達到了29.3%，昆明為28.94%,烏魯木齊為28.74%，貴陽也達到了27.53%。
貴州省社科院教授胡曉登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中西部的省會城市大多是省內單極核心城市，各種公共資源包括交通、醫療、教育等資源都集中在省會城市。
正因為如此，在2008年以後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的過程中，中西部省會城市往往成為大型企業布局的首選，比如富士康就先後布局武漢、貴陽、鄭州等城市。畢竟對大企業來說，便捷的交通是企業布局的重要因素。在中西部，只有省會城市才有大中型的機場、豐富的航線，在近十年來的高鐵大發展中，省會城市也往往是區域的樞紐。
以鄭州為例，中國民航大學航空運輸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曉津說，鄭州圍繞空港經濟區給富士康做配套，富士康主要做手機，手機的時效性很強，用飛機運輸很有優勢。鄭州空港經濟區剛好抓住了產業梯度轉移的時機，是空港經濟區建設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大型企業是如此，對優秀人才來說也一樣。沿海北上深這幾個一線城市生活壓力太大，但要回到家鄉的話，又不可能去三四線城市，因此省會城市就成為首選。在信托行業工作、來自湖北鄂州的李小姐在武漢讀完大學後曾到上海工作幾年，前幾年回到了武漢，“基本上我們這行業也只有武漢才有較多機會。”
另一方面，隨著高鐵、城際鐵路、城市軌道交通的建設，中西部省會城市對周圍中小城市人口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強，省會城市逐漸成為主要的人口流入地。以武漢為例，目前武漢的到周圍的鹹寧、鄂州、孝感等城市均有便捷的城際軌道相連，加上武漢市內逐漸便利的地鐵線與動車站相連，武漢與周圍的聯系越來越緊密。
來自鄂州的楊先生說，一到周末，大量的鄂州人會跑到武漢來消費，周日下午坐城際列車回去。“這對我們鄂州的商業消費產生了較大的沖擊。”
在這種情況下，中西部的不少省會近年來的占比不斷提高。例如，相比2010年，武漢占比從34.9%提高到36.9%，成都從32.85%提高到35.88%;貴陽從24.42%提高到27.53%，合肥從22.04%提高到25.72%，省會城市明顯跑贏了非省會城市。
當然也有少部分省會過去5年的占比不升反降，這些省會有西安、昆明、濟南等。
表2：過去5年27個省會城市經濟占比變化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數據制作)
東部：省會首位度普遍較低
相比中西部，東部的省會城市普遍的占比普遍不高，占比普遍低於25%。
這其中，廣州算是占比最高的沿海省會，達到了24.86%。廣州之所以相對較高，與廣東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緊密相關。作為第一經濟大省，廣東是沿海發達省份中經濟發展最不均衡的省份，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尤其是廣深兩大一線城市GDP之和就達到了3.5萬億。而粵東、粵北地區的大部分地市人均GDP仍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因此廣州在全省的占比也相對其他沿海省會高。
不過在廣東省內，廣州的“強勢度”並不高。同省的深圳作為計劃單列市、副省級城市，近幾年的發展勢頭蓋過了省城。由於高新技術產業、金融和房地產等產業的帶動，近幾年深圳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現如今無論是金融還是IT、房地產業，北上深的格局已經形成，深圳儼然成為華南的金融、高新技術產業中心。
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深圳名義增速大漲11.2%，總量進一步逼近了廣州，僅比廣州少269億元。
實際上，有計劃單列市在的省份，省會的強勢度都比較低。深圳、廈門、寧波、青島、大連這五個計劃單列市都是我國十分重要的港口城市，加上計劃單列、副省級城市的行政地位，這些城市在聚集各種資源方面的能力不弱於省會，甚至強於省會，所以這些城市的發展勢頭也往往蓋過了省會。
例如在遼寧，沈陽的GDP低於大連，在山東，濟南的GDP距離青島還有較遠的距離。在福建，省會福州雖然比計劃單列市廈門來得高，但城市影響力方面卻明顯遜於後者，GDP總量方面也不如閩南的泉州，位居福建第二。
江蘇盡管沒有計劃單列市，但改革開放後，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借外向型產業的發展，經濟也隨之高速發展，多年來蘇州和無錫GDP分列江蘇一、二位，身為副省級省會城市的南京只能屈居第三。只是近年來，省城南京“奮發圖強”，終於趕超無錫，上升至第二。不過，南京的占比仍然只有13.86%。
與江蘇相鄰的經濟大省山東的省會濟南，要擺脫“魯小三”的位置則還有較長的路要走。2015年，濟南GDP僅占山東的9.68%，是全國唯一一個占比低於10%的省會。在山東省內，濟南GDP比青島少3200億，比第二的煙臺少了300多億。並且相比五年前，濟南占全省的比重不僅沒有提升，而且還略有下降。
當然，並不是所有占比低的省會都在沿海，呼和浩特、太原、南寧、鄭州這幾個中西部省會的占比同樣不高。尤其是呼和浩特，目前該市的經濟總量在內蒙古僅位列第三，與排名前兩名的鄂爾多斯和包頭均有一定距離。
從各省會在所在省份的位次來看，有21個省會位居第一，4個省會位居第二，分別是沈陽、石家莊、福州和南京，2個省會位居第三，為濟南和呼和浩特。
如果要衡量一個省會在所在省會的“首位度”，可以通過計算“省會城市”/“非省會城市中GDP最大的城市”來觀察。通過對27個省會城市的這一比值統計，我們可以發現，成都、蘭州、武漢、昆明、銀川的首位度最高，比值均超過了3。
這其中，作為中西部的經濟大省省會，成都是四川第二大城市綿陽的6.35倍，堪稱是中國最強勢的省會城市。與成都同為大區中心的武漢，是湖北第二大城市宜昌的3.22倍。
相比之下，東部兩個經濟大省江蘇和山東的省會——南京、濟南的首位度最低，南京只有蘇州的67%，濟南只有青島的66%。
表3：27個省會城市首位度比較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數據制作，GDP單位為億元)
多地突出“省會引領” 省城為何跑得更快？
作為所屬行政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省會城市往往具備了該省最好的教育和醫療等公共資源，在新一輪的發展中，省會城市的引領派頭作用日益凸顯，多個地方均提出要突出省會引領作用。
多地突出省會引領
2月6日，福州市創新發展大會在海峽會展中心召開。會上，福州市發布推動新一輪經濟創新發展十項政策，包括49條措施。
十項政策包括加快福州市總部經濟發展的八條措施、扶持企業技術改造的五條措施、扶持企業技術研發的四條措施、扶持工業企業創建品牌的兩條措施、扶持企業上市的五條措施、鼓勵引進高層次人才的七條措施、加快現代職業教育發展的五條措施、扶持“雙創”工作的七條措施、加快物聯網產業發展的三條措施、加快大數據產業發展的三條措施。
會上，福建省委副書記、福州市委書記倪嶽峰說，只有以更高的標準來要求，進一步鼓足精氣神，才能在全省發展中繼續發揮引領作用。福州要當好帶動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排頭兵。
此間的一大背景是，改革開放以後，福建經濟重心一直在閩南泉廈地區，省會福州在經濟總量上不如民營經濟發達、重商主義氛圍最濃厚的泉州，在城市影響力和輻射力方面，又不如作為經濟特區和副省級城市的廈門。再加上與閩南三角洲緊挨著的閩西龍巖，福建經濟“南重北輕”的格局一直頗為明顯。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改革開放後，福州的商業氛圍一直不如閩南的泉州、廈門，計劃經濟思維比較嚴重，“比如以前福州當地很多高校畢業生，畢業後首選是從政，思想相對保守一些。”
在這種背景下，這幾年福建省正在下大力氣發展閩江口經濟，通過福州新區、自貿區建設帶動閩江口乃至福建中北部的發展。這幾年，省會福州的經濟也保持較快增長。
與福州相似的還有濟南。在山東省內，省會濟南的GDP總量多年來一直排在青島和煙臺之後，僅位居第三。濟南的GDP總量占山東省的比例僅為9.73%，是27個省會城市中最低的。
據山東媒體報道，在日前召開的山東兩會上，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書記王文濤說，從區位上看,濟南北面是京津冀城市群,南面則面臨著南京、合肥這些城市的強勁壓力,西面的鄭州不久前被確定為國家中心城市,是個很大的刺激,以鄭州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還包納了山東兩個市。“山東沒有形成‘峰’,中間就會形成塌陷。”
王文濤認為，資源向大城市集中是區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要先集聚再產生輻射帶動作用。未來各省間的競爭,就是城市群的競爭,或者說是核心城市的競爭。因此,他建議舉全省之力推進“省會戰略”,對山東的發展,對解決山東“群山無峰”的現狀來講至關重要。
在廣東，日前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提出，要讓廣州這臺全省最大的“發動機”開足馬力，必須讓廣州擁有與副省級城市相配套的審批權限、監管權限和責任權限，真正把全市各區聯合聯動起來，變成一個並聯的“發動機”，進一步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把廣州打造成為華南經濟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和國際樞紐中心。廣州要做大做強國家重要中心城市地位，努力在全省發揮“龍頭”作用。
省會占比不斷提高
在中國經濟進入到新階段後，省會城市所擁有的各種優勢正在凸顯。省會城市的發展也較普通地級市更快，多數省會城市在全省的比重也日益提高。
以福州為例，數據顯示，2016年福州市GDP總量突破6000億元，在福建省內僅次於泉州。從近三年來的數據看，福州市GDP與泉州市差距由2014年的564.19億元縮小到2015年的519.63億元，並進一步縮小到2016年的448.86億元，差距縮小幅度加快。
在江蘇， 2006年，南京GDP只相當於無錫的82.6%，相當於蘇州的57.6%。但到2016年，南京已經超出無錫一個身位，是蘇州的67.87%。
此外，相比2010年，2015年武漢占全省比重從34.9%提高到36.9%，成都從32.85%提高到35.88%;貴陽從24.42%提高到27.53%，合肥從22.04%提高到25.72%，省會城市明顯跑贏了非省會城市。
為何省會城市的占比不斷提高，為何省會城市的發展空間更大?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在2008年以後的4萬億投資大潮中，基建投資占據了很大的一部分。貴州省社科院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胡曉登說，在近幾年的基建大潮中，直轄市、省會城市具有天然的優勢，比如高鐵，一般都是以省會城市為中心展開的，很多重大投資項目也都會選擇在省會投資。
隨著高鐵、城際鐵路、城市軌道交通的建設，省會城市對周圍人口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強。例如目前武漢到周圍的鹹寧、鄂州、孝感等城市均有便捷的城際軌道相連。來自鄂州的楊先生說，一到周末，大量的鄂州人會跑到武漢來消費，周日下午坐城際列車回去。“這對我們鄂州的商業消費產生了較大的沖擊。”
不光是基建投資，在產業發展過程中，一些大企業在全國布局的時候，也往往會選擇進入省會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只有省會城市才擁有便利的大型機場，而便利的交通對大企業的發展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進入到轉型升級新階段後，省會城市所擁有的科教文化、地理交通等各種資源優勢逐漸顯現出來。
江蘇省社科院區域現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員王樹華認為，省會城市的科教文化資源雄厚，各種高端生產要素在省會城市的聚集度比較高。在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產業、價值鏈由低端向中高端邁進的過程中，一些高端要素資源必須要配套，在這個過程中，省會城市比非省會城市往往更有優勢，省會城市的服務業占比也會比較高，具備了更強的輻射周邊地區的能力。
不過，丁長發也提醒，省會城市不能只有服務業，而忽視了相應的產業鏈打造。因為如果周邊地區沒有發達的制造業體系，那麽生產性服務業也就沒有服務的對象。
以福州為例，丁長發說，福州以前的東南汽車、冠捷電子等都一度發展不錯，但後來整個產業鏈沒有並做起來，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也受到影響。他認為，福州的土地面積很大，所以未來福州的土地價格能否維持在相對合理的水平，降低融資、物流成本及各種隱性成本，為包括福耀玻璃、東南汽車等在內的實體制造業的壯大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十分重要。
任學鋒任廣東省委副書記 這些省會一把手由省委副書記兼任
近日，中央批準任學鋒同誌任廣東省委副書記。
由此，任學峰成為全國又一個省委副書記兼任省會城市市委書記的官員。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在此之前，已有南京、福州、沈陽、武漢四座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由省委副書記兼任，並且出現的時間也比較密集：去年10月後。
公開資料顯示，1965年10月生的任學鋒是河北邢臺人。1984年考入河北工學院(今河北工業大學，在天津市)，碩士畢業後留校任團委書記。1992年底，任學鋒調往天津新技術產業園區工作，先後擔任管委會業務處工程師，園區開發總公司工業投資部副部長、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等職務，2002年同時擔任園區管委會副主任。
2004年7月，任學鋒來到香港，先後擔任香港津聯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副董事長、董事長職務。津聯集團是天津市政府派駐香港的窗口，也是天津市在境外唯一的綜合性集團企業。 2008年1月，42歲的任學鋒當選為天津市副市長，進入省部級領導幹部行列;2012年11月當選為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2014年6月27日，廣東省委原常委、廣州市原市委書記萬慶良落馬被查。兩個月後的8月27日，經中央批準，任學鋒任廣東省委委員、常委和廣州市委書記。此間一大背景是，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市委書記一職幾乎都由廣東籍或在粵長期工作的官員擔任，任學鋒“空降”羊城，打破了這一多年傳統。
由省委副書記兼任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最近首次密集出現在是2016年10月份，彼時吳政隆由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調任江蘇省委副書記、南京市委書記。之後的2016年11月，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倪嶽峰在換屆後當選為省委副書記。一個月之後，遼寧省委常委、沈陽市委書記王蒙徽也在換屆後當選為遼寧省委副書記。今年1月3日下午，武漢市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會，宣布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決定：陳一新同誌任湖北省委委員、常委、副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此前陳一新擔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專職副主任。
省委副書記的職能變化，頗為引人關註，2006年，中央利用集中換屆這一契機，開始推行“一正兩副”模式。近些年，除新疆、西藏設四名副書記外，其他省(區、市)黨委只設兩名副書記，其中一名由省長兼任，另一名則是專職副書記。因此，省委副書記可謂是一省官員中職務最高的副職。由省委副書記兼任省會的市委書記，是近期才較多出現的現象。
與此同時，作為所屬行政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省會城市往往具備了該省最好的教育和醫療等公共資源，在新一輪的發展中，省會城市的引領派頭作用日益凸顯，多個地方均提出要突出省會引領作用。由省委副書記兼任省城一把手，也有助於省會城市發揮這種引領的作用。
例如在廣東，日前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提出，要讓廣州這臺全省最大的“發動機”開足馬力，必須讓廣州擁有與副省級城市相配套的審批權限、監管權限和責任權限，真正把全市各區聯合聯動起來，變成一個並聯的“發動機”，進一步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把廣州打造成為華南經濟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和國際樞紐中心。廣州要做大做強國家重要中心城市地位，努力在全省發揮“龍頭”作用。
中央環保督察組：西安已成全國汙染嚴重省會城市之一
說起全國汙染嚴重的城市，看看環境保護部每月公布的空氣質量榜單就知道了。石家莊、濟南、鄭州……這些省會城市是榜單上的常客。
近年來，在這個榜單中，又多了一個“西安”。4月11日，中央第六環境保護督察組向陜西省反饋督察情況時稱，關中地區大氣環境質量形勢嚴峻，西安市已成為全國汙染嚴重的省會城市之一。
2016年11月28日至12月28日，中央第六環境保護督察組對陜西省開展環境保護督察，並形成督察意見。
4月11日，中央第六環境保護督察組督察陜西省情況反饋會。
發展與保護矛盾突出
督察組組長李家祥在反饋會上說，陜西省在全國較早出臺大氣汙染防治條例，組織實施治汙降霾保衛藍天五年行動計劃和年度工作方案。完成渭河流域水汙染防治三年集中整治並啟動新一輪治理行動，推進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三北防護林建設、京津風沙源治理等重點工程，但發展與保護的矛盾依然突出。
督察發現，鹹陽巿、渭南市2016年大氣PM10和PM2.5平均濃度均比2015年大幅上升。但該區域仍在大量新建擴建高汙染項目，2014年以來，關中地區違規新建多個火電化工及燃煤供熱鍋爐項目，違規新上80多臺10蒸噸以下燃煤小鍋爐;龍門鋼鐵公司還擅自建成1座1800立方米高爐及附屬設備，新增煉鐵產能約150萬噸。
西安市因部分區域汙水管網建設不到位，多個汙水處理廠采取“河道納汙、抽取河水”方式收集處理汙水，2015年以來，渭河西安段天江人渡、耿鎮橋兩個斷面水質仍為劣V類。江村溝垃圾填埋場1994年建成後，一直向唐家寨水庫直排垃圾滲濾液，尤其是2015年11月以來，因垃圾滲濾液廠處理能力嚴重不足，每天約1800噸垃圾滲濾液未經處理直排水庫，造成嚴重環境汙染和風險隱患，群眾反映強烈。
鹹陽市永壽縣、旬邑縣、乾縣、三原縣汙水處理廠，以及紡織工業園區汙水處理廠2016年長期超標排放。
曾對空氣監測數據造假
“督察談話中，不少領導反映，全省環境保護認識仍有差距，一些地方領導仍然認為經濟發展是硬任務、環境保護是軟指標。”督察意見舉例說，西鹹新區本應成為落實新發展理念的示範區，但在實際工作中存在重開發、輕保護的問題。
一些地方領導仍然認為經濟發展是硬任務、環境保護是軟指標。攝影/章軻
督察發現，西鹹新區環境保護責任落實不到位，基礎治汙設施建設滯後，環境監管缺失，每天近4萬噸工業廢水和生活汙水未經處理直排滲坑或河流;灃東新城三橋和王寺街等城鄉接合部大量冶金、塑料、建材等小企業汙染嚴重;延長石油子午輪胎廠、陜西萬象鹹陽環保電力等企業環境問題長期未得到有效處理，群眾反映強烈。近兩年，西鹹新區大氣PM10和PM2.5平均濃度高居陜西省首位。
此前，西安市長安區、閻良區相關人員人為幹擾國家空氣質量監測子站正常運行，對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實施造假一事，已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
渭南市2015年11月還印發《關於加快縣域工業園區發展的意見》，要求除稅務和安全生產外，其他部門不得對工業園區內企業進行檢查，阻礙環境執法。
督察發現，由於歷史原因，關中地區重化產業比重較大，大氣汙染問題突出。但近年來仍在大量新建擴建高汙染項目，2015年火電裝機規模、煤化工產能、水泥熟料產能分別較2013年增加約13.0%、17.7%和8.4%，不僅進一步加劇區域大氣汙染，也為今後產業結構調整帶來沈重負擔。
督察意見說，陜西省發展改革委部門減煤工作不實，全省2014年規模以上工業1000萬噸減煤任務，僅完成295萬噸，2015年300萬噸減煤任務僅完成11萬噸。現場督察發現，鹹陽市發展改革部門認定渭河發電、大唐渭河熱電、陜西華電瑤池等3家企業2014年減煤25.67萬噸，但實際增加燃煤18.73萬噸。工業和信息化部門淘汰落後產能工作不力，陜西漢中鋼鐵集團公司4臺90平米以下燒結機長期違規運行，無脫硫設施，超標排放嚴重;寶雞秦安鍛造等7家企業仍然存在化鐵煉鋼、中頻爐和軋機等不符合產業政策的落後裝備，長期未按要求淘汰到位，環境汙染嚴重。
約談492人，938人被問責
督察還發現，陜西省重點生態區域環境破壞較為嚴重。近年來秦嶺地區采礦采石破壞生態情況突出，根據2016年衛星遙感監測數據分析情況，區域270多處礦山開采點中，60%以上存在違法違規問題，生態破壞面積達到3500多公頃。
目前秦嶺地區違法違規采礦采石行為雖然依法強制停止，但資源整合、有序退出、生態恢複等任務仍然艱巨。藍田縣東山麻巖礦、大岔溝花崗巖礦和戶縣栗峪石料礦均位於秦嶺限制開發區，在未取得西安市秦嶺生態環境保護管理機構準入手續的情況下，兩縣國土資源局於2014年前後仍違規向三家企業頒發采礦許可證。
陜西省重點生態區域環境破壞較為嚴重。攝影/章軻
渭北“旱腰帶”區域生態環境脆弱，但該區域近年來采石面積不斷擴大。涇陽縣政府及有關部門違規向采石企業供應建設用電及炸藥，該縣四星友誼、匯通等14家采石企業在未取得采礦證情況下，持續違法建設和生產。淳化縣整治工作不力，圓通、薄達等7家采石企業在整治期間違法開采。大量違法違規采石導致部分區域生態破壞嚴重，造成大片山體自然植被遭到破壞。
陜西省還有14家省級以上自然保護區存在采礦、采砂、開墾等違法問題。2013年以來，陜西省水利廳違規批複《漢江幹流漢中平川段2015-2019年河道采砂規劃》，占用朱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漢江河道15.9公里。韓城市將黃河濕地自然保護區核心區內近萬畝濕地開墾為耕地，並配套建設基礎設施，生態破壞嚴重。
第一財經記者從中央第六環境保護督察組了解到，按照邊督邊改要求，截至2017年2月底，督察組在陜西交辦的1309件環境舉報問題均已辦結，關停取締222家、立案處罰363件，拘留26人，約談492人、問責938人。
督察要求，陜西省要“在生態環境保護上算大賬、長遠賬、整體賬、綜合賬，在生態環境保護上強化系統思維和底線思維。”“依法依規嚴肅責任追究，對督察中發現的問題，要責成有關部門進一步深入調查，厘清責任，並按有關規定嚴肅問責。”
西安城夜景。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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