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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动李跃新政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15061&time=2011-01-08&cl=115&page=all

　　在反腐引发的人事震荡中接班，先稳定而后动，还是大刀阔斧改革？中移动新任掌门人李跃选择了后者。

　　自2010年5月升任中移动集团总经理后，李跃对中移动广告和数据业务的调整思路逐渐清晰。

　　一方面，核心外延业务收归集团，对外合作模式由“分成”变为“固定承包”付费，颠覆电信增值行业运行多年的行业规则；另一方面，将在设备采购管理上的“集中采购”思路，扩展运用到了广告和终端定制上，上收权限，一大批中间商失宠。

　　作为上任不过半年的央企“一把手”，李跃如此激进的改革选择并不常见，不仅令内部为之震撼，亦延伸至以中移动为核心的整个电信增值服务产业链。

　　激烈反对者怒斥其因噎废食，把企业内控问题归罪于市场，是一种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倒退，不仅可能毁掉多年市场力量形成的电信增值行业，更可能让中移动这一国有垄断巨头更加垄断，将原来仅做“通道”的主业之手伸到通信、通话主业之外。

　　支持者则称这是壮士断腕之举，惟有这样才能彻底切断中移动内部多年根深蒂固的利益链条，将原有的内控失控基因连根拔掉，彻底清除众多依附于中移动的“关系户”“寄生虫”。

　　不过，行业规则和格局重定，各方博弈难免，最终落点并不可预知。

　　可以肯定的是，李跃新政仍有试错空间。

集中与收权

　　在李跃主政中移动后的调整中，广告首当其冲。

　　2010年11月，实力传媒再次中标中移动非互联网业务合作伙伴。不过，虽然其中标业务金额仍达1亿美元，但业务仅限于广告策划业务，而不再包括过去利润更丰的媒介代理这块。

　　实力传媒以往几乎垄断了中国移动的所有广告业务，包括广告投放代理，以及策划、媒体评估等。而中移动每年巨额的广告采购中间代理费，则成为实力传媒主要利润来源。

　　目前，中移动广告采购业务已全部收归集团采购部负责，停止通过代理进行广告业务投放。

　　一位接近中移动市场部的人士透露，过去市场部负责广告业务对接的人员也都被调离原岗位。

　　此外，手机终端的定制采购也全部收回集团采购部，采购部正筹划以一家控股子公司来承担采购代理。

　　对设备商而言，终端定制利润极低，完全靠规模获利，中间代理商则更是如此。

　　“连1-2个点的中间商费用都要省，足见李跃对成本控制多严，而且不务正业。”一家中移动合作伙伴的负责人如此抱怨中移动新的政策。

　　控制成本并非惟一目的。

　　2010年下半年，李跃赴瑞典考察LTE发展状况，走访了当地五六个营业厅，这些营业厅和超市一样，挂满了琳琅满目的产品。

　　“他们的客户通过网络银行在网上缴费，所有业务，包括缴费，全是网络化，客户到营业厅来主要是买手机，顺便定制一些客户端软件。”在2010年11月底一次内部讲话中，李跃透露说，这对其触动很大，并提出中移动在东部沿海大城市有条件的营业厅尝试向“超市”发展。

　　“如果这种体系建立起来，我们5.7万个营业厅就将变成巨大的财富，再加上120万个代办点，如果销售末端产品的话，我们将开辟一片新天地。”李跃说。

　　在李跃看来，传统运营商必须吸取苹果等IT公司迅速崛起的发展经验，看到终端市场这块更广阔的空间。这也为他以集中化增强渠道控制力的思路提供了现实支持。

　　这一思路，与过去主管广告及终端定制的中移动副总裁鲁向东以及中移动董事长王建宙思维恰恰相左，后者更倾向 向下放权，对外授权。接近中移动人士透露，2010年春节前，李跃和鲁向东两位副总裁主管部门对调后，原来业务线条上的人员都极不习惯，受到冲击更大的， 则是过去十年围绕数据增值业务形成的生态圈。

重新定义合作者

　　在李跃主导下，目前中移动正在深入研究如何调整过去以分成为核心的互联网合作方式。

　　中移动旗下增值业务的典型“卓望模式”正被推倒重来。

　　卓望控股在境内有三家公司，分别为卓望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暨梦网运营支撑中心（下称卓望信息）、卓望数码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下称卓望数码）、卓望信息网络（深圳）有限公司暨139社区（下称139社区）。

　　一位卓望控股前管理层透露，成立卓望之初，中移动领导人就已认识清楚，这些业务不是中移动有能力做好的，要向社会招募人才。故而有了2008年 11月成立的一三九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六名出资人中，中移动集团客户服务部部长叶兵为中移动代表，其余 均个人股东，为卓望控股相关高管。

　　这本身即是中移动对原有SP（服务提供商）集中管理的一次重大调整，试图由此实现一些核心SP业务个人激励，因此备受争议。李跃主政后对卓望控股进行了调整。

　　卓望控股内部人士透露，目前139社区的运营已移交广东移动互联网基地管理，这导致139社区在北京部分员工离职。原高调聘入139社区的知名互联网人罗川也准备退股退出。

　　卓望信息则正与中移动飞信系统集成公司神州泰岳制定新的结算政策，尚未有具体结果。

　　卓望控股也正进行改组，所有员工原有合同均被解除，等待签署新合同。卓望数码和139社区或将被注销，保留卓望信息，或成立一家新公司“卓望中国”，取代此前的卓望控股。

　　熟悉中移动的一位行业人士认为，动卓望控股就是动了“合作伙伴”模式的根了，这是对过去多年鲁向东的SP管理思路的全盘否定。

　　李跃力主“移动MM”平台，这个平台类似于苹果iTunes，将很可能取代“移动梦网”。

　　上述人士认为，李跃应该不会采用“一刀切”方式对待所有增值业务，而会在收入相对固化的增值业务和增值前景较强的增值业务间做区分。此外，服务 和产品本身的差异性，以及各省移动公司的反应速度和能力差别巨大，同一业务在各省推广或者实施的时间差可以超过两年。彻底改变并非易事。

KPI之变

　　与此同时，中移动改革各省级移动公司业绩考核体系，取消了KPI考核指标［即中国移动各省（区、市）公司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中对数据增值业务的考核。

　　中移动KPI本质是对各省级运营商的考核，包括11项：利润22分、营运收入16分、资本开支占收入比重8分、客户满意度10分、网络运行质量 8分、数据增值业务8分、集团客户业务8分、中高端客户数8分、TD客户数6分、扣减分事项-15分、总资产报酬率（三年共24分）。

　　这套考核结果与年度奖金等直接挂钩，自然各省公司非常重视。而李跃新政后的2011年中移动KPI，基本变为三部分：网络质量类、客户服务类以 及经济指标。包括了网络运行质量、客户满意度、集团客户业务、中高端客户数、TD客户数，以及利润、营运收入、资本开支占收入比重、总资产报酬率等，扣减 分事项继续保留，惟一取消掉的就是数据增值业务指标。

　　“没有了KPI，就要求我们塑造两个能力：第一是业务创新能力。就是要使你的产品让人家一看就懂，人见人爱……第二是业务销售能力，所以没有KPI也要做好企业增值业务。”李跃坚称。

　　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彻底取消增值业务考核指标有点过犹不及，如果地方公司失去考核压力，也就意味着增值业务指标可能难以完成，中移动上市公司明年业绩报表也可能“很难看”。

　　在旧的KPI体系中，数据增值业务的8分包括数据增值业务收入占5分。另外3分，根据中移动集团每年设定所谓“战略型数据业务”考核，即所谓的当年主推业务。各省公司在其中选择三项，根据其用户总量按一定比例确定要发展的用户目标 ，每完成一项可获1分。

　　正常情况下，移动用户定制的收入很难达到考核指标的80%，省级公司为完成指标往往提供赠送服务以吸引用户，比如每月3元的手机报、每月5元的手机邮箱等。

　　这样做，可能并不带来新增收入，发展的多是沉默用户，但在财务报表上可将用户收入单独计算，很容易在报表上完成任务。

　　这还由此产生了权力寻租空间，因为向大量包月手机用户赠送的服务中，收入由SP、CP（内容提供商）与中移动分成，于是SP和CP纷纷努力与地方移动搞好关系，希望能获得地方移动推荐，作为主选业务直接推送给包月用户。

　　比如一家SP公司有包月用户1000万，每个都订阅（其实是赠送）了2块钱包月的阅读，那就意味着每月2000万的费用。假设SP+CP分 85%的话，即使提供给用户的内容是垃圾，SP+CP一个月也能获得1700万元分成。而省级移动公司也在这些沉默用户的基础上完成指标。

　　 这也是导致四川移动无线音乐基地负责人李向东携款潜逃的深层背景。对中移动集团而言，这样的增值业务收入并不可靠，很多都是沉默用户，增加了腐败空间。取 消掉KPI中数据增值业务的考核，直接结果是让过去依靠数据增值业务造假KPI成为历史，但也将使一大批靠此生存的SP倒闭。李跃以此斩断权力寻租空间， 同时也关上了开放的大门。

市场决定结果

　　李跃曾对内解释，对管理模式调整，压力首先来自于增长瓶颈。中移动传统主营语音业务增长受限，新的互联网增值业务虽然流量和用户增长明显，却并 未带来相当增幅的收入增长。在客户普及率达到60%以上之后，中移动的话务增长量已明显放缓。中移动内部数据显示，2010年前十个月始终保持20%的增 长，而十月增长急剧下降。

　　“这说明我们的增长确实面临着顶部的压力。”李跃说，“另外，我们的数据业务增长量收不同步，数据单价较低，造成虽然数据业务量大幅度增长，但相应的收入增长却不多。”

　　在李跃看来，这意味着用户占用了中移动的通道资源，收入的更大部分却并未被移动获得。固守传统语音主业，中移动将最终丧失市场竞争能力。

　　其次是竞争对手压力。早期中移动对携号转网重视不够，政策实施后才发现客户流出效应十分明显，流出率远远大于流入率。据李跃自称，其中三分之二 是流出，仅三分之一是流入，这令中移动用户黏性受到考验。此外，来自互联网激烈竞争，无论是对传统移动语音业务，还是对铁通固定电话业务和宽带业务，都带 来很大冲击。

　　对此，李跃的应对之策是低调推进移动互联网新战略，以“统一门户、统一入口”为原则，将之前分散在各大入口平台的应用，统一到10086，取消原有入口。现在打开10086的页面，移动核心增值业务都已完全在框架上统一接入，包括飞信、无线音乐、139邮箱等。

　　这个整合刚刚开始，中移动计划从2011年上半年发动大规模推广，并已聘请IBM为其做接入平台整合计划，预计耗资人民币6000万元。

　　“我们现在的运营商商业模式得到了政府保护，如果没有政府保护……能否经得起互联网的冲击？”李跃的担心溢于言表，他清楚，及早应对，变革试错的成本会在政府保护下相对降低。

　　这也部分解释了何以李跃能在内外认同并不一致的情况下，强力推进变革。

　　在2010年12月13日于北京举办的“2010移动互联网国际研讨会”上，中移动董事长王建宙提出“开放和合作是中国移动过去的成功经验”， 并表示今后将会坚持和加强各种形式的开放和合作，呼唤从终端、操作系统到内容应用在内的各种合作伙伴和中移动展开合作，加入到移动主导的开放产业链中。王 建宙这一提法的时机颇为微妙，明显与李跃确定的方向不同。

　　并非巧合的是，2010年12月24日，中移动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联通集团公司也宣布，正式启动行业应用合作伙伴招募计划。中移动与中国联通的新方向孰优孰劣，最终市场将会决定。

信贷新政双预案

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1-15/100217182.html

央行、银监会双双担负信贷调控职责，信贷汹涌能否就此因势利导？
《新世纪》周刊 记者 温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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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信贷冲动如期而至。同业交换数据显示，1月上旬四大行信贷投放近2400亿元。令人关注的是，2011年央行和银监会将如何来调控信贷？

1月14日，央行宣布自1月20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 个百分点。调整后，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将高达19％，中小金融机构亦将达到15％。此前，在2010年底央行针对商业银行召开的货币政策吹风会、2011年央行工作会议与即将召开的2011年银监会工作会议中，通过更加公开透明的政策工具、实施更为精细化的调控，成为货币和监管当局的共识。

    信贷新政双预案

多位大行高管透露，央行已经将差别准备金率的测算公式下发到各家银行，要求各银行据此测算各自的规模。银监会正在探讨调整不良贷款的监管思路，会重点关注贷款分类的准确度和资产质量的细微变化。

不过，在两部门内部仍不乏不以为然的声音。有官员认为，这些创新工具不够市场化，是规模难以制定下的变通之举，现在必须开始探讨一些市场导向的调控工具，而且，两部门相互如何协调以避免叠加，也是一大难题。

悬念与底线

“今年的信贷投放规模，目前依然没有确定。”接近货币和监管当局的权威人士称，“最终恐怕还是要定个数，否则可能不好控制。”决策层是否制定2011年信贷投放目标规模，已成为银行业界判断今年信贷新政的风向标。

一位大行高管一语道破个中缘由：“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已经有紧缩的信号，但到底是松是紧还要取决于CPI的变化，由于变化趋势和成因难以预测，所以规模也不好确定。”

相比提出框架性要求的2011年央行工作会议，在针对商业银行召开的货币政策吹风会，则详尽透露了央行的调控思路和底线。在会上，央行总的希望是均衡投放，特别是，“上半年进度的安排要留有余地”。

由于CPI走势难以确定，这就使得定多大的盘子，变得扑朔迷离。这也是央行希望在上半年“留有余地”的重要原因。不过，在央行看来，在GDP增长8％，CPI增长4％的情况下，可以接受的贷款增速应该是12％到13％，并将根据GDP和CPI的消长情况，动态调整。

而CPI上涨究竟是输入型的还是国内因素导致，也会影响政策走向。如果是前者，央行认为，“信贷增速有所加快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是后者，就“必须加大贷款的调控力度”。

央行高层在会上直言，“行政性的规模控制远远不够，效果也不稳定”，而且“往往会催生要规模等问题”，“相当于摁下葫芦浮起瓢”。

不过，商业银行更希望早点落袋为安，即投放要趁早，在没有确定规模之前多圈点地。

按照1月上旬四大行新增贷款总量已经达到2400亿元推算，即便没有月末冲动，平稳投放，如果没有硬约束，有受访银行高层预计，仅四大行在1月的投放就可以轻松突破7000亿元。这意味着，整个行业的信贷投放将达到1.5万亿元左右。

虽然大盘子尚未确定，但央行不会对各行的投放冲动坐视不理。数位知情人士透露，央行已经确定了差别准备金率计算参数，并要求各行据此约束自身的信贷投放。

央行对主要商业银行表示，凡是被要求上缴差别准备金的金融机构，应及时调整自身的信贷投放。否则，央行就“可能会在存款准备金的利息上采取相应的差别政策”。

在前述吹风会上，央行高层直言，原则上各行2011年新增贷款均要比上年有所回落。其中大型银行由于系统性重要的程度更高，新增贷款下降的幅度相应地也应更大一些。

事实上，央行在2010年12月中旬就曾召集各行高管，结合即将推行的差别准备金政策，要求各行警惕年底年初的投放冲动。有央行高层在会上表示，“如果突击冲规模，会对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产生直接的影响”，“希望各行统筹安排，避免对今后的资产管理和利润造成负面影响”。

新规预案

“银行显然不会喜欢，但也并非无法接受。”有大行高层表示，差别准备金制度提高了调控执法的透明性，使得银行对货币当局的调控行为有更为明确的预期。

    信贷新政双预案

至于效果，他认为，虽然大银行根本不会在乎提高一点存款准备金率带来的影响，却害怕“公然受罚面子难看”。所以会想方设法在“体制内博弈”，而不会搞得“太出格”。1月投放的最大不确定性在于其他银行是否“听招呼”。

央行高层在前述吹风会上，向各家商业银行的高管详细解释了这一工具的要点所在。

首先，是以社会融资总量和银行信贷这两项比值偏离其长期趋势值的程度，来表征整个宏观经济热度的状况，增强政策工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其次，在动态调整的取向确定之后，调整重点是具体金融机构对整体偏离度的影响。如果银行资本充足率达不到宏观审慎的要求，就需要缴纳一定的差别准备金。央行表示，这主要是考虑到在银行体系存在流动性过剩、信贷投放规模较大的形势下，单个金融机构在其中的表现和作用不同，而且是不断变化的，所以需要有差别性和针对性。

再次，是动态缴纳会考虑不同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对于系统重要性较高的金融机构要给予较高的宏观审慎要求”。

而金融机构的经营稳健状况也是重要的参照物之一。“对于资本充足率较低、资本质量较差、经营稳健型指标也较低的金融机构，需要缴存的差别准备金就更多。”

央行认为，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有助于在经济形势或金融市场发生意外情况或突发逆转的时候，提供较为充足的损失吸收能力。央行寄望于系统重要性较高的银行及早达到宏观审慎的要求。

数位受访银行高管透露，央行日前已明确了差别准备金率相关参数，并要求各行根据2010年三季度的资本状况，测算出今年的投放规模。目前各行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初步测算，并与央行对了表，双方的估算情况基本一致。

接近央行的有关人士透露，央行目前根据四大行的系统重要性做出的排序为：工行、建行、农行和中行。

其中一位高管认为，差别准备金率的推出，既是国际金融同业的大势所趋，也与银监会之前推行的宏观审慎监管不谋而合，被视为央行市场化调控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央行对具体机构进行规模调控的基本工具，但效果究竟如何，仍需拭目以待。

“双头调控”

在受访银行高管看来，央行和银监会谁将主导今年的信贷调控尚不明晰，双方如何分工合作亦将对商业银行的投放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信贷新政双预案

2010年，银监会首次也被赋予了信贷投放的调控职能。知情人士称，这主要是因为有关方面认为，银监会在逆周期资本监管和微观风险监管方面，有更多的指标和手段，可以在特殊时期，有效调节商业银行的投放节奏和行为，效果更为可控。此举在保障均衡投放的同时，也有助于商业银行防范风险和稳健经营。而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通过政策信号来调节预期，效果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商业银行分秒必争时，不足以立竿见影地遏制其投放冲动，这也是央行今年刻意创新调控工具的原因。

银监会在投放狂潮中实施的一系列逆周期监管手段，对于银行业在快速扩张中守住风险底线，防范系统性风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银监会2011年将会有哪些新政，从而使得1月17日召开的银监会年度工作会议备受关注。

接近监管当局的知情人士透露，银监会正在探讨调整不良贷款的监管思路，通过对贷款分类和迁徙率等指标的监控，敦促商业银行加强资产质量的管控。风险迁徙类指标衡量商业银行风险变化的程度，表示为资产质量从前期到本期变化的比率，属于动态指标。

银监会成立之后，一个重要使命和目标就是实现不良贷款率和余额“双降”。当时整个银行业不良资产处于高位，具备“双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经济形势不确定性的加大，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反弹压力增大，所以监管部门提出了更为务实的“双控”目标。不过，由于最终经济形势得以企稳回升，银行整体的不良资产继续保持了“双降”的态势。

目前，中国银行业整体不良率在低位运行。在持续创造了较高利润的前提下，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的提高也增厚了银行业的风险抵御能力。在这种前提下，监管当局的风险控制思路有望朝着更为精细化的方向调整。即关注银行的资产分类和迁徙情况，通过对迁徙率等指标的监控，实施“窗口指导”。

不过，对于个别不良贷款水平依然比较高的机构，将继续要求其实现“双降”，对于更多的机构，则会重点关注分类的准确度和资产质量的细微变化。

接近银监会的知情人士介绍，在投放结构上，今年或将出现一个变化，即从过去要求小企业贷款和“三农”贷款实现两个“不低于”（增速不低于平均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变为一个“不低于”，即贷款增速不低于平均贷款增速，而不再要求继续上规模。以防一些银行可能以此为借口，要求突破预设的规模，甚至导致总量失控。

一位大型商业银行信贷负责人亦坦承，各家银行都不愿意就下一步小企业贷款的发展趋势做公开承诺。究其因，“如果总量大幅压缩，总不能把有限的资金都向小企业倾斜吧”？

而就行业看，监管当局最为关注的风险点，依然是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相关贷款。经历了2010年的治理整顿，平台贷款的情况基本得以控制，但潜在的风险依然值得重点关注。

有关人士介绍，目前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点有二：一是房地产调控形势下，土地收益和房地产相关价格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导致平台公司未来的经营收益和现金流，有不确定性；二是不少平台贷款并未充分确权，虽然名义上有土地作为担保，但并未落实到具体地块，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

不过，面对货币与监管当局同时发力的局面，一位大行高管指出：“若干从紧的工具叠加使用，其效果如何，难以简单地衡量。用力过猛，恐怕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所以如何在综合运用多种调控手段的同时，趋利避害，对调控者亦是不小的考验。”

創業板退市新政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2-04/100334067_all.html

　備受關注的退市制度，終於在創業板運作兩年之後提出全新完善方案。雖然各方對新方案仍 褒貶不一，但這次完善已經具有標誌性意義——退市制度真的來了。

　　11月28日，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掛出《關於完善創業板退市制度的方案（徵求意見稿）》（下稱新方案），向公眾徵求意見。

　　較之原本形同虛設的「退市制度」，新方案增加了「連續受到交易所三次公開譴責」和「股票成交價格連續20個交易日低於面值」即需要退市的新規 定，取消了「退市風險警示處理」。

　　與此同時，新方案特別設計出一個退市緩衝帶，即創業板公司並不直接退市，而是進入「退市整理板」，漲跌幅由原ST板塊限制為５％放大到10%的 單獨板塊進行交易。

　　「新方案提出的退市條件可執行度依然很差，還需進一步調整。」業內人士表示。

　　在權衡各方利益與市場穩定種種附加因素後，深交所推出創業板退市新方案仍不算十分有效率，只能為一個妥協方案，未來仍有可能留下和主板一樣的殭 屍公司，連年虧損而不能徹底退市。

退市「溫柔」新政

　　對於主板而言，由於歷史原因，退市幾成泡影。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0年5月13日，先後有PT水仙等75家上市公司摘牌退市，其中，強制退市43家、自願退市32家。兩市退市公司約佔 上市公司總數的2.4%。

　　境外交易所退市數據顯示，2003年-2007年間，納斯達克退市公司數為1284家，超過了同期該市場新上市公司1238家的數量；日本佳斯 達克、加拿大多倫多創業板和英國AIM的退市公司數量與新上市數量之比均超過了50%；韓國科斯達克退市公司數超過100家，為該市場新上市公司數量的三 分之一。

　　深圳證券交易所理事長陳東征表示，主板的退市制度雖有缺陷，但其有歷史原因。「主板企業的重組和地方政府有很大關係，因而帶來很大弊病。」他特 意強調，創業板基本上是民營企業。

　　深圳證券交易所此前曾就退市制度上報兩稿，第一個方案是直接退市方案，但此舉遭遇較大阻力。因為考慮到直接退市將對中小投資者造成直接損失，由 於恐懼屆時可能無法承擔「社會不穩定」之後果，監管層最終退卻。

　　之後，深交所提交第二稿，表示創業板公司可先退市至三板市場。2009年5月8日，深交所發佈的《創業板股票上市規則（徵求意見稿）》，在肯定 「直接退市」的同時，也預留了「符合條件的，可提出在代辦股份轉讓系統進行股份轉讓的申請」。

　　根據該份意見稿，創業板公司平均規模較小、經營不夠穩定，在具有較大成長潛力的同時也蘊含著相對較高的風險，因而有必要通過實行有效的退市制 度，實現優勝劣汰，保持市場的總體質量。

　　創業板現行退市的條件主要包括連續虧損、淨資產為負、審計報告為否定意見或拒絕表示意見等11項。

　　新方案提出增加兩大反映公司規範運作情況和市場效率的退市條件。一是「連續受到交易所公開譴責」，即創業板公司在最近36個月內累計受到交易所 公開譴責三次的，其股票將終止上市；二是「股票成交價格連續低於面值」，即創業板公司股票出現連續20個交易日每日收盤價均低於每股面值的，其股票將終止 上市。

　　數據顯示，從2009年1月1日至今，深交所共22次對該所上市公司進行公開譴責，沒有一家公司達到三次公開譴責的紅線，創業板更是沒有一家公 司受到譴責，僅有聚龍股份（300202.SZ）、南風股份(300004.SZ)和豫金剛石(300064.SZ)受到了通報批評。

　　股票成交價格連續低於面值這一條款顯然來自於納斯達克市場的同類規定，但是對於中國現行IPO發行審批制度下上市的公司，跌破發行價已屬不易， 跌破面值並保持20個交易日，幾乎是天方夜譚。

退市有退路

　　監管部門表示，為了保證投資者在創業板公司退市前擁有必要的交易機會，使投資者有更加充足的時間處理手中持有的股票，同時有充裕的時間來實現退 市公司股價的回歸，化解高價退市的風險，借鑑境外證券交易所的做法，設立「退市整理期」，在交易所做出公司股票終止上市決定後，公司股票終止上市前，給予 30個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時間，在此期間不再受理公司重組申請。

　　同時在創業板設立「退市整理板」，將進入「退市整理期」的股票集中到「退市整理板」進行交易，行情上實行另板揭示，不再與其它創業板公司股票一 同顯示行情。

　　對於「退市整理板」的漲跌幅限制問題，考慮到現行針對ST股份5%的漲跌幅限制不足以實現股價的回歸，而完全不設漲跌幅限制可能存在暴漲暴跌的 風險，因此將與正常股票相同維持10%的漲跌幅限制，以便退市風險得到合理的釋放。

　　同時，《創業板股票上市規則》對創業板公司退市後的去向未做統一的安排，如果公司符合代辦股份轉讓系統掛牌條件的，可以自願申請到代辦股份轉讓 系統掛牌轉讓。如果達到破產條件的，依法直接進入破產程序，不再平移。

　　根據2004年出台的《關於做好股份有限公司終止上市後續工作的指導意見》的文件，已經終止上市的公司可以再次申請上市。

　　該指導意見明確，股份有限公司終止上市後重新符合上市條件並具有持續經營能力的，可以直接向證券交易所提出其向社會公眾發行的股票再次上市交易 的申請。證券交易所根據中國證監會授權，依照法定條件和法定程序審核公司的再次上市申請。至今，尚無公司申請。

　　將公司再次上市的權力交給交易所，而不是IPO通道，無疑放寬了再次上市的條件。

　　「深交所第一個方案是直接退市，但是又怕對市場有衝擊，最終妥協成為第二個方案。」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對於設立「退市整理板」，一位券商併購部人士表示，需要分清「退市整理板」的設置週期，「如果連續兩年虧損就符合退市條件，那麼是否連虧兩年 後，這個企業進入『退市整理板』，給他一個緩衝期？如果是這樣，那麼就是退市制度的倒退。如果反之，在符合硬性退市條件之前就把企業放入「退市整理板」， 這個政策就起到了警示的作用。」

卡住借殼炒作

　　雖然新方案對於退市標準的設定缺乏實際操作可能，但是整個方案中對於借殼和重組標準的提高卻具有重大影響。

　　目前，主板暫停上市的公司通過各種調節財務指標的方法實現恢復上市的現象較為普遍。鑑於主板、創業板股票上市規則均沒有規定以扣除非經常性損益 前後的淨利潤孰低來判斷是否達到恢復上市的條件，因此不少上市公司通過政府補貼、大股東輸送利潤、資產處置等非經常性收益調節利潤，以規避退市。這類公司 雖然在財務指標上暫時實現了盈利，但是並不具備持續盈利的能力，其實現恢復上市對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非常不利。

　　為此，新方案完善了創業板恢復上市的標準，明確以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前後的淨利潤孰低作為恢復上市的盈利判斷標準，防止創業板公司通過一次性的交 易、關聯交易等非經常性收益調節利潤規避退市的行為。

　　前述券商人士表示，以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前後的淨利潤孰低作為盈利判斷標準，判斷企業是否恢復上市是非常有力的一條政策。有券商人士表示，目前很 多殭屍企業，虧損多年不退市，手法主要就是用非經常性損益來調整利潤。

　　歷史顯示，主板暫停上市公司通過借殼上市式的資產重組實現恢復上市的現象非常普遍，出現了「借殼炒作」現象，相關的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行為極易 發生，深交所的這項新規定表明了其明確不支持暫停上市的創業板公司通過借殼的方式恢復上市。

　　深交所有關人士表示：創業板公司一旦進入暫停上市狀態，深交所不支持這類公司進行重大資產重組，並通過借殼的方式實現恢復上市，以避免「借殼炒 作」的現象在創業板重現。

　　對於暫停上市前的重組是否可能會引發同類的炒作行為，平安證券投資銀行事業部執行總經理韓長風表示，重組需要很長的時間，過程複雜，難度很大， 期間一旦上市公司進入暫停上市狀態，重組就毫無價值，重組方被套牢，所以對於以炒殼為目的的重組未來將會大為減少。

　　「我覺得暫停上市的企業不能重組是一方面，未來還需要把那些上市公司控制權和主營業務同時發生變化的重組行為認定為IPO行為，只有這樣，才能 真正有效的抑制炒殼行為。」一位券商人士說。

　　這需要監管層修改《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對資產重組的審批條件進行調整，等同於IPO。

　　韓長風表示，創業板股票轉到三板是能起到緩衝作用，總要給股東一個流動的可能性，且監管層完善退市制度的出發點是遏制炒作。

　　但也有觀點認為，創業板上市公司平移到三板之後，因為殼小，所以還有可能被爆炒。這樣，小股東不會有動力去追究大股東的法律責任，地方政府也不 會允許三板上市公司破產，司法就沒有辦法介入。因為只有破產之後，司法才可以界定破產的法律責任。這個一小步退讓，可能導致創業板整個退市制度的前功盡 棄。

公車採購新政衝擊

「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花自己的錢買車，不需要那麼多人說三道四，只要把握一個原則，我們不違反WTO的有關規定。」充滿火藥味的這番話，出自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下稱中汽協）副會長熊傳林，他在3月9日該會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如是表示。

　　2月24日，工信部發佈《2012年度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選用車型目錄（徵求意見稿）》（下稱「徵求意見稿」）。3月5日，中國歐盟商會（下稱歐盟商會）通過郵件發出聲明，對該項公車採購政策表示反對。

　　「徵求意見稿」確實動了外資、合資汽車廠商的「奶酪」。與往年公車目錄相比，今年目錄中包括汽柴油轎車、多功能乘用車、越野車和新能源轎車四大類型412款車型，幾乎全部是國產自主品牌車商，包括奧迪、通用、大眾在內的上資合資品牌產品無一入選。

　　「徵求意見稿」公眾討論期截至3月9日，因外方反對聲音較強，業界十分關注正式文件內容會否有所調整。據財新記者多方瞭解，正式文件最早可能在3月底出台，而調整增加合資和外資品牌的可能性很小。

　　支持政府採購自主品牌的一些業內人士認為，這份「排外」的新目錄不僅值得肯定，甚至還來晚了。不過，靠「排外」政策扶持本土自主品牌車企，終非 長久之計。一方面自主品牌車企不能再是「扶不起的阿斗」；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限制採購，面臨著來自「消費者」——各級政府人員的重重阻力，未來新政實施 的範圍和力度仍待觀察。

新政為何在此時

　　此次工信部公車採購新政，直接將合資公司自主品牌排除在外，將政府對本土自主品牌的傾向性支持表露無遺。

　　目前，自主品牌分兩類，一種是以奇瑞和吉利為代表的本土自主品牌，另一種是以合資公司如廣汽本田、東風日產為代表的合資公司推出的自主品牌。最近兩年，業界圍繞「本土自主品牌和合資自主品牌誰是真正自主品牌」的爭議頗多，但官方對此保持沉默。

　　目前，合資公司自主品牌與本土自主品牌一樣享受包括融資支持、項目審批在內的諸多政府政策支持。由於合資公司通常基於外方已有產品推出自主品牌車型，其研發成本和費用遠低於本土廠商，給本土自主品牌帶來很大壓力。

　　事實上，中國政府對本土自主品牌在採購方面的支持一直是「雷聲大，雨點小」。以號稱「自主品牌一面旗幟」的奇瑞汽車為例，加上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採購數量，每年的總量也就兩三千輛。「由於數量太小，我們沒有具體的數據統計。」奇瑞汽車新聞發言人金弋波對財新記者說。

　　公開資料顯示，在奇瑞中標政府採購較多的2006年，國稅系統採購了3095輛奇瑞轎車，價值5.5億元。這與當年奇瑞30萬輛的銷量相比，佔比僅為1%。而這幾年這一狀況並無大的改變。

　　據中央國家機關政府採購中心有關負責人在2009年6月接受新華網採訪時稱，中央國家機關帶頭採購使用節能環保和自主品牌汽車，2005年至2009年6月共採購奇瑞、中華、奔騰等自主品牌汽車1000餘輛。這對年20萬輛左右的公車採購量來說，實是微不足道。

　　官方對政府公務車採購情況一直諱莫如深，並無公開統計數據。歐盟商會預計，這部分需求在每年100萬輛左右，而瑞銀投資的一項分析報告預計該部分需求數量僅在25萬輛至30萬輛之間。

　　早在2009年1月，國務院出台《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明確提出政府公務用車向自主品牌傾斜，調整政府公務用車配備標準。隨後又提出到 2010年，各級政府和公共機構配備、更新公務用車中，自主品牌汽車所佔比例不得低於50%——這一比例目標跟現實應有相當差距。

　　2011年11月，工信部和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聯合出台《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選用車型目錄管理細則》，要求一般公務用 車和執法執勤用車價格限制在18萬元以下，發動機排氣量不超過1.8升。而此前的價格限制是25萬元以下，發動機排氣量不超過2.0升，包含合資自主品 牌。

　　這份管理細則，再加上新近拋出的「徵求意見稿」，已從採購價格區間到入選範圍，都給了自主品牌明確的扶持信號。但包括汽車廠商和觀察家在內的諸多業內人士，仍對公車採購新政的未來實施效果持謹慎樂觀態度。

　　瑞銀投資的分析報告認為，該政策短期內效果不明顯，但長期將對自主品牌提升影響力有正面作用。

　　AlixPartners諮詢公司董事吳晶輝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認為，一般公務用車採購自主品牌，更大的意義在於通過政府採購引起示範效應。「它會吸引更多消費者關注和購買自主品牌。」但新政策能在多大範圍和多大程度上得以實施，仍有待觀察。

　　有業內人士對財新記者分析指出，中國自主品牌車企在夾縫中生存的現實，是此番公車採購新政出台的大背景。

　　自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汽車產業結束了連續近十年雙位數的增長，自主品牌面臨生存難題。

　　據中汽協統計，2011年，中國汽車銷量達到1850萬輛，同比僅增長2.5%。其中，自主品牌乘用車共銷售611萬輛，同比下降2.56%；市場佔有率為42%，較上年同期下降3.37個百分點。而合資品牌則擁有58%的市場佔有率。

外資車企的憂慮

　　「徵求意見稿」公佈之後，歐盟商會聲明表示強烈反對，理由是政府及公共採購領域不能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要求中國政府向所有公司提供中資企業在歐盟享受的平等市場准入。

　　歐盟商會認為，新採購目錄將加重外資汽車製造商在中國受到的差別待遇，並因限制良性競爭而削弱這一領域的創新能力。

　　事實上，此次公車採購目錄僅涉及普通公務車，並不包括副部級以上幹部用車，因此包括奧迪、奔馳、寶馬在內的豪華車型暫時不會受到影響；而大眾、通用、豐田等品牌受到的影響將更為直接。

　　通用汽車一位內部人士對財新記者稱，通用在中國的每年政府採購量約為2萬輛，與全年250萬輛總銷量相比，「相當於一個零頭的零頭。新政不會對通用在中國的業務有大的影響」。

　　熟悉大眾集團的一位人士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也認為，儘管大眾汽車政府採購數量不少，但在大眾中國的銷量中所佔比例也僅在10%左右，且大眾近年的發展戰略已經向私人消費者轉移。

　　「但歐盟商會反應如此強烈，仍可能擔心這一政策會向高端轎車領域延伸，以及擔憂公車採購對私人消費領域的示範效應。」一位汽車諮詢界人士向財新記者分析稱。

　　接受財新記者採訪的多位汽車業內人士也表示，政府在公共領域採購本國品牌，在國際上也有慣例，由於沒有涉及到公開和隱性的貿易壁壘，因此並不違反WT0的規定。相反，此次新政是政府扶持自主品牌的一項遲來的政策。

　　過去多年，中國各級政府採購的公務車中，合資品牌佔到絕大多數。即使近年來購置本土自主品牌的呼聲很大，實施效果也牽強。

　　原因在於，首先，公車採購過程不透明，缺乏監督機制；其次，公車採購雖有價格限制，但採購部門通常都會在價格線內就高不就低，相對低價的本土自主品牌車反而難入政府人士的「法眼」；再者，本土自主品牌產品與合資產品相比，其在品牌溢價、售後服務等方面確實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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