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hk.myblog.yahoo.com/tin-knows/article?mid=1114
事件:
上星期四,20日,美銀美林的分析員Timothy在一份報告裡質疑中國綠色食品(904.HK)銷售有造假嫌疑,因為佔集團整體飲品業務的比重達50%之多的主力產品「玉米乳」在廈門25個零售渠道未有一個門店出售該項產品。結果報告一出,股價即時瀉逾6%,並於翌日停牌。
星期五中國綠色澄清了事件,重點如下:
· 2010財政年度 , 玉米乳產品的銷售額達到人民幣1.36億元。2011財政年度上半年的銷售額, 達到人民幣7千5百萬元。
· 在 2010年8月, 公司做出飲料的品牌整合決定, 將果蔬汁飲料列入作中綠青菜園品牌系列, 亦把水果型甜玉米飲料歸入中綠粗糧王品牌系列,取代原有玉米乳產品。
· 水果型甜玉米粗糧王品牌的TP250包裝飲品將於2011年3月份起陸續上市,把水果型甜玉米飲料作為粗糧王品牌系列中的王中王。
· 在2010年8月之後,本公司暫停TP250玉米乳產品在超市管道和常規管道的銷售, 但中綠食品不同包裝的玉米乳飲品仍在餐飲和特通管道進行銷售, 包括廈門航空、浙江、江蘇,、上海等的餐飲和特通管道。
天知觀點:
玉米乳產品的銷售分別佔中國綠色2010財政年度及2011財政年度上半年總營業額的7.1%及6.7%,如此重要的產品,竟在2010年8月至2011年3月期間8 個月停止於超市出售,非常不尋常。
我曾致電公司問及原因是否因為玉米乳產品賺不了錢,他卻堅決否認,只說“賣晒咪唔再生產囉”,試問如果你是該公司的老闆,在新舊產品交接期間賺錢的舊產品被賣清,你會怎麼辦?“死都死包奶出黎啦!”怎會有錢不賺,“嫌錢腥”,非常不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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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回收檔布置簡單:一張摺櫈,一張寫着「高價收購」的紙牌,再加一個由朝坐到晚的人。在旺角、中環、銅鑼灣,好似便利店一樣,梗有一檔喺左近,不但市民習以為常,連警察、食環署人員都懶理他們阻街。 不過原來這些回收電話檔,殊不簡單。每區每條街各個檔口,都由幕後老闆操控。老闆除了要派人運送巨額現金到各檔口,保證充足現金流,又要落場到各區打點關係,妥善安排勢力和檔口分布。下線亦分工仔細,前線收機,要懂得全方位QC驗貨,收貨之後,有專人負責物流(運返大陸),亦有人到手機專門店,用靈巧呃騙方法,壞機換新機;更有人專門做市場調查,緊貼市場新機及價格。 這門尋常街邊生意,比得上企業營運,絕不尋常。 香港是世界手機最普及的地方,去年統計,每個港人平均擁有二點六部手機,而智能手機大行其道,Samsung(三星)每季總有一至兩款新智能手機推出,更激化港人換機潮,加上蘋果iPhone系列的追隨者,換機如時裝換季,而香港人最常用的換機方法,是在街頭搵手機回收佬。 中環收入最肥 入行兩年多的「手機收買佬」阿昌表示,現時除了偏遠區域例如新界及元朗等地,是有人以個體戶形式開檔收手機外,港島九龍旺區的回收檔,都是由幾家人壟斷,每家檔口更有識別的「公司標記」。 「旺角行人專用區一條西洋菜街成十檔,一律採用巨型黃色的街頭招牌作招徠;而在中環戲院里和皇后大道中附近兩三檔,就會用iPhone手機機盒玩『層層疊』,看似是獨特招牌,其實是話俾啲行家知,切勿入侵!」阿昌說:「全香港來來去去都係嗰幾個老細做,旺角夠密集,都係一個老細,深水埗夠雜,乜機都收,同最肥最高貴的(最好生意)中環都係同一個老闆。」 在繁忙的中環,兩大回收電話檔分別位於戲院里及皇后大道中的十字路口。 據記者連日觀察,位於戲院里的檔口每日中午十二時開檔,迎接中環午飯人潮,到晚上七時收檔。 記者估計,該檔一天可以平均收到八至十部智能手機。 「每部機可以拆到九十蚊,計埋車費飯錢,坐足八粒鐘,唔算好好景。」該檔的檔員伸着腰向記者說。以每日收八部手機算,一天可以賺七百元左右,每月工作廿天,月薪一萬四千元。 他笑說:「總好過做保安,工作就係坐喺度,玩手機睇報紙睇街邊靚女又一日。」 打999試機 晚飯時間過後,中環人流減少,檔口亦夠鐘收工。檔員會收好摺櫈,把收到的手機放入隨身揹袋跟身;而近十個電話盒和摺櫈等開檔用品,記者跟蹤發現,他們會藏到附近後巷一個寫上「有用勿取」的鐵箱裝着,第二日開檔時再取。記者見工作簡單,曾游說檔員阿昌介紹入行,他說其實入行「絕不簡單」。「要識得檢查手機,打開熒光幕掃兩掃,然後拆開機背殼,檢查機身和有無更換零件痕跡,最重要是打電話試試通話功能。不過一般放售手機已經冇sim卡,所以我們最方便梗係打999。」單是中環戲院里一檔,每日試機十次,打的都是報案熱線999。 阿昌說,要熟悉市場趨勢外,在街邊擺檔時處理客人,亦要有一手。「要識討價還價。」除了這個入行要求,他還表示,這一行行頭其實好窄,所有員工也必須由熟人介紹,獲得老闆信任。「因為一個檔口金錢的上上落落,涉及大筆現金。」 老細出更 「一個檔口每個月要有二、三十萬現金調動,每部機收返嚟要二、三千,一日十部都兩三萬喇,全部現金交易,老細大概一星期落嚟一次,一手交現金,一手收齊啲機,再搵人出貨。」阿昌說。週一在中環戲院里開檔不久,一名平頭裝的中年男人便走近檔口,據知他正是收買集團的幕後老闆。中年漢在口袋拿出一大疊現金交給檔員,叮囑幾句後,又步行到中環皇后大道中十字路口的檔口,吩咐下屬收機。阿昌說老闆每次來收機,還會向員工update最新市場型號。「邊啲機out,邊幾款手機最in,有時佢更加會指定要幾多部,好似近來Samsung note 2喺大陸超搶手,老細就會話出價多五十蚊收,都要收多幾部。」阿昌說,由於大部分手機回收後送往大陸,而大陸手機市場十分緊貼香港,一旦回收機款過時,手機回收價立即下跌。 憎Samsung 愛iPhone 「好似兩三個星期前,Samsung note 仲可以用二千一百蚊收,但係三星最近又出咗新機,note即刻跌到落千五蚊,好快連有機都唔買。」另一回收檔的雄哥說,三星不停出新機,令他們一行生意淡泊。「香港人追機追得快,但每逢Samsung出新機,舊款機立即跌價,但新款機又未有人賣,就是我哋最艱苦的時候,我哋行內人稱為慘淡季。」雄哥埋怨:「真係俾三星玩死,好在中環仲有好多iPhone收。」行內人指,iPhone始終是市場上最穩定的收入。「iPhone出機慢,我哋通常都收,一來大陸多客要,二來有時會收到筍貨。」所謂「筍貨」,原來就是一些手機收購檔口寫着「入水好壞照收」的iPhone。原來每當有人不小心將入了水壞機的iPhone拿去回收檔出售時,他們會藉口以低至八百元收購,但就會立即通知老闆,派人將iPhone拿到蘋果專門店,試圖要求換新機。「好多香港人好×蠢,唔知iPhone未滿保用期有壞包換的售後服務,我哋用八嚿水壞機換了一部五千幾的新機,大賺一筆!」記者當日便跟蹤到其中一名手下在中環檔口收到入水iPhone後,立即跑到中環國金的專門店要求店員把壞機換新機。 華強北路交貨 除了把收回的手機到專門店舊機呃新機;大部分手機,集合後都是經水貨客帶上大陸,最後的目的地是有手機城之稱、深圳華強北路的遠望數碼城。數碼城一樓多是發售手機零件和配件,人流較少,二樓卻截然不同,有五個籃球場大的場地擠滿手機人群,買賣雙方互相出價競投。每個小店鋪都貼上一份最新手機的報價表,跟股票市場一樣,會隨着供貨量及市場需求不停調整,同一款手機在一天之內可以有幾個價格上落。 其中一日,記者便跟蹤到幾名拖着行李喼的水貨客,喼內裝滿由香港收購回來的電話,過關去到華強北路。一名不願表露身份的老闆向記者坦言:「收返來的iPhone價格最穩陣,市場波幅不大,我通常都賣到高價;其他電話都有市場,近年Samsung啲機都幾好。告訴你,這裡每年有逾億元人民幣成交,不只廣東,遠至北京、新疆、黑龍江的客人都會來呢度辦貨,所以唔好睇小我哋班街邊電話收貨佬。」 收買檔三宗罪 大街小巷、行人專用區充斥着收購手機檔口,大律師陸偉雄表示,收買佬佔據街頭收購電話,明顯已經干犯了阻街罪。同樣位處中環戲院里,○九年中曾有擦鞋匠被食環署控告阻街,引起社會關注,最後促成《小販(認可區)宣布》條例的通過,八名擦鞋匠獲得「擦鞋牌」,而時至今日,手機收買佬卻可在戲院里公然擺檔,警方和食環署卻視若無睹。陸又指,手機收買其實亦可能涉嫌犯了處理贓物罪。「佢有無問部電話點嚟,有無單據?如果明知部電話偷返嚟,無問清楚手提電話的來源,對來歷不明的手機隻眼開隻眼閉。收取電話後,再提供現金,就有機會涉嫌接老鼠貨。」陸說。至於收買佬打999測試電話功能,陸偉雄指,足以控告浪費警力罪。但他強調舉證比較困難,除非要便衣人員放蛇,再憑着999熱線的電話錄音,當場人贓並獲。 | ||||||
對於吃貨來說,有什麼比花較少的錢享用一頓奢侈菜品更有幸福感的事情呢?而今,美國緬因州龍蝦產業因氣候導致豐收,致使龍蝦每磅售價暴跌。龍蝦自列入奢侈菜單以來終於「飛入尋常百姓家」。
FT 消息稱,據緬因州海洋資源部數據顯示,該州龍蝦豐收總量已由1990年的2800噸暴漲至去年的12600噸。這很大程度要感謝海洋溫度升高幫助貝類繁殖生長。但作為一道奢侈菜品,龍蝦的需求尤其在08年金融危機以後,並沒有得到增長,同時捕撈和運輸等需要的燃料和設備成本的上升也進一步收縮了對龍蝦的需求。
緬因州龍蝦協會執行董事Patrice McCarron對記者表示,
「如今龍蝦整體行業盈利能力很痛苦。目前龍蝦捕撈量較之08年增長了近80%,因此我們必須試圖日益增加供應鏈進入一個疲軟的市場。」
一個好的消息是,中國高檔海鮮需求市場正在崛起,根據最近聯合國農業組織的一份報告顯示,來自那裡的需求推動全球水產品價格至歷史最高點。中國的餐館開始紛紛銷售龍蝦和各種奶酪,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在美國波士頓市中心的平價商店Walgreens對於活龍蝦的售價為9.99美元。
在龍蝦產地的緬因州,McCarron先生告訴記者,
「目前價格在每磅2.25美元,儘管每天都在變動,但我們龍蝦的產量還要突破記錄。」
今年,從中國來的龐大的訂單將龍蝦過夜價格拉低至每磅2.5美元。龍蝦價格的暴跌也加劇了加拿大和緬因州之間緊張的關係。緬因州豐收的是相對便宜的軟殼龍蝦,一般都出售給該地區餐館和食品加工廠。而加拿大盛產硬殼龍蝦,這也更容易運輸。一直以來,緬因州和加拿大相互出口自己盛產的龍蝦。但去年加拿大漁民指責緬因州龍蝦收穫巨大,低廉的價格損害了加拿大自產龍蝦的市場,因此加拿大龍蝦捕撈者憤怒的阻止卡車將緬因州龍蝦運往加拿大北部的加工廠。
今年加拿大龍蝦收穫勢頭依然高漲,立法者打算限制漁民對加工廠,當地餐館,農夫市場甚至路邊攤的供給量。
但經濟學家對此倒是非常樂觀,美國緬因州大學龍蝦研究機構負責人Robert Bayer表示,
「誰能說龍蝦不會推動美國經濟復甦呢?!除了作為一道慶祝的食物,作為人們外出就餐來說,這又是一個極其受歡迎的選擇。」
資料圖:劉鶴 (資料圖/圖)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1月18日,美國財長雅各布·盧和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下面簡稱中財辦)主任劉鶴跨洋通話,這件事立刻引發了關註。
這通電話到底有多不同尋常,讓南方周末記者給你細細說來。
過去,美國財政部長有沒有給中國高層打過電話?一般都是誰接電話呢?
當然有,而且電話線早在2008年就拉好了。2008年2月13日,美國《波士頓環球報》就曾報道,美國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表示,將創建一條可以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直接對話的電話熱線。
當時,保爾森還告訴記者,他經常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通話,雙方已經同意建立一條可以直接連通辦公室的熱線電話。
也就是說,中美兩方最高級別的財政官員之間的電話交流,早在2008年就已經確定了,而當時電話線就是接到主管經濟的副總理的辦公室。
要知道國家間高層的事務電話,並不是像咱們普通人這樣,說打就打,打了就馬上接。過程比較繁複,首先,雙方需要提前溝通,協調好時間。
仔細留意領導人之間通電話的新聞,就會發現里面都會有兩個字“應約”,就是提前約好,而且這種電話線路都是專線,也就是不想打就能打通,至少需要雙方都同意建立好電話熱線之後才可以。
另外,打電話的時候,也不是就雙方兩人在場。一般都是開著免提,現場會有翻譯。所以,不要以為兩國高層之間打電話,就是簡簡單單撥個電話。嚴格意義上來說,應該是兩國間一個固定的溝通機制。例如,上次習馬會就提到了要建立兩岸熱線,可不是就互相記個手機號碼那麽簡單。
2008年2月,保爾森剛剛和吳儀商量好,兩國同意建立一個熱線。不到一個月,2008年3月兩會後吳儀就宣布退休了,接任者是王岐山。
2008年12月,新華社報道了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同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保爾森通話,就即將在北京召開的第五次中美戰略經濟進行對話的消息。
因此,可以確定從2008年起,中美最高級別的財政官員已建立了固定的電話溝通機制。
公開報道顯示,在此之後這一機制被固定下來。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到2012年,美國財政蓋特納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王岐山的通話次數多達8次之多。
2013年開始,美國財長由雅各布 ·盧接任,中方分管經濟的國務院副總理由汪洋接任,之後雅各布 ·盧開始與汪洋進行通話,直到2015年12月22日雙方最近一次通話,3年間,雙方通話次數多達12次。
今年,美國財長辦公室的電話,撥給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接電話的人也換成了劉鶴,這說明什麽呢?只是臨時的舉動嗎?當然不是。
讓我們一起回憶一下,過去幾個月里,有什麽關於中美經濟事務定期通話機制的改變的事情發生嗎?
不要忘了在三個月前的9月份,習近平訪問美國期間,一個重要的成果就是:中美宣布兩國之間建立經濟事務定期通話機制。
那麽,中美雙方關於經濟事務定期進行通話的機制早在2008年就已經形成了。這次的建立,應該是確定了新的通話機制。
為什麽2016年美國財長的第一通電話是打給中財辦主任劉鶴,應該可以明晰了。
最後,再提另一個可供觀察的細節。
在國際交往中,都講究一條對等原則,美國財長是美國總統的主要經濟顧問,是政府經濟和財政政策的關鍵制定者。
按照美國總統繼任順序,當美國總統因故發生缺位時,美國財長在繼任順序中排名第五,僅次於美國副總統兼參議院議長、眾議院議長、參議院臨時議長、國務卿。
值得一提的是,劉鶴所在的中財辦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最高議事機構,是一個正部級單位。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負責財經工作的領導機構。在十八大之後,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強調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中財辦亮相的頻次大大增加了,在國家經濟工作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更是超過以往,從這個意義上說,你應該能理解為何美國財長的電話,現在打給了中財辦主任劉鶴。
“大千世界是個舞臺;所有男男女女不外是戲子;各有登場和退場;一生扮演著那些角色;七樣年齡分為七幕。”從嬰兒、學生、情人、士兵、法官、老人,到孩提時代的再現,莎士比亞的名篇《皆大歡喜》用舞臺七幕容納了整個人生。在歐美戲劇的發源之地,音樂劇早已成為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而這一新興的文化類型在中國僅僅初露晨光。如何利用現代的商業管理讓這一傳統的藝術門類重煥新生、從陽春白雪飛入尋常百姓家?在文化產業的風口中,音樂劇能否抓住中國新興消費者的心?第一財經記者獨家專訪了七幕人生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創始人及CEO楊嘉敏。
規模經濟降低音樂劇成本
音樂劇產業有著怎樣的收支結構?由於七幕人生定位於“漢化”海外經典音樂劇,因此版權引進、劇目制作和劇場租賃是音樂劇“海外引進+漢化演出”模式的主要成本項。七幕人生音樂劇高級制作經理、《我,堂吉訶德》執行制作人劉漢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比較大的成本是版權費用,根據作品的大小,購買版權能占到成本的20%~30%左右。再就是制作環節,包括主創、演員、樂隊、技術等人員的費用,以及燈光、音響設備的采購及租賃,服裝、舞美的制作費用等。另外,國內較大的成本項是劇場的租賃費用。因為音樂劇的呈現更加綜合化,除了演員、樂隊的表演及演奏,燈光音響、舞美服裝的呈現都需要細膩的服務劇本故事,各個環節也都需要平衡的資金投入,所以音樂劇的票價普遍會比話劇偏高。”
如何降低音樂劇的成本,進而為觀眾提供更親民的票價?七幕人生創始人及CEO楊嘉敏的答案是“規模經濟”。
“音樂劇是一個規模效應很強的行業。必須通過長檔期的演出攤薄前期制作成本和單場場租等運營成本,通過更低的票價吸引觀眾,反過來再促進演出的長檔期。”楊嘉敏指出,但在內容為王的文化產業,長檔期的前提是好內容。“電影即使口碑不好也會有觀眾追求輿論去觀看,但音樂劇每場只能覆蓋1000~2000個觀眾,前期宣傳只能支撐幾周的上座率,如果口碑不好很快就會傳播出來,因此只有非常好的演出才能有可能吸引新的觀眾。”楊嘉敏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隨著規模和良好口碑的不斷傳播,良好的品牌也可以為音樂劇的現金流帶來直接的優勢。“初期發展可能需要投入大量前期成本做出劇目,然後慢慢回收,那麽項目現金流壓力就會比較大,也需要外部融資。但當品牌發展到一定階段,實際上就可以通過預售權益——比如以預售演出票、與票務網站的保底合作等方式先期收回成本。”
《我,堂吉訶德》經典劇照
音樂劇變現方式並不單一
劉漢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票房目前仍是音樂劇產業的主要收入來源。但隨著產業的逐步成熟,贊助和衍生品的開發也可以為這一文化產品提供源源不斷的收入。
“除了票房之外,衍生品是最常規的收入來源;第二塊就是贊助和招商的收入。因為音樂劇的觀看人群往往凈值較高,所以金融、汽車、化妝品、時尚品牌往往願意會做道具植入和贊助;第三就是大IP的延伸。比如《Q大道》積累了線下的幾十萬粉絲,就可以把毛毛錘的卡通形象進行獨立開發,比如做成微信表情;也可以做音樂、數字版權、實體CD的發行;甚至延伸到影視,開發真人加動畫的電影等。”楊嘉敏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
借鑒國際經驗,影像化的音樂劇甚至可以突破劇場的局限。“參考英國國家劇院NT Live的模式,可以把劇錄制成影像,然後在電影院播放。畢竟音樂劇主要集中在一、二線城市,通過影像化複制覆蓋到二、三線城市的更多觀眾也是很好的嘗試。”楊嘉敏表示。
“最大風險是選錯劇”
不過,即便是在音樂劇最為成熟的美國,音樂劇投資的潛在風險依然不容忽視。“百老匯是一個風險極高的地方,80%的劇目投資都是失敗的。音樂劇的最大風險就是選錯劇。”楊嘉敏對第一財經記者坦言。
對於將本土化海外成熟劇目作為核心模式的七幕人生而言,分析劇目的海外市場表現是選劇的第一要務。“以《我,堂吉訶德》的選擇為例,在紐約百老匯該劇早在60年代就已興起,百老匯歷經4次複排,包攬了最佳音樂劇、最佳詞曲等獎項。”楊嘉敏指出,同樣引進音樂劇後本土化的日本、韓國也具有參考價值。“在韓國,《我,堂吉訶德》演了10年,是觀眾心中海外音樂劇的前5名;在日本演了50年,男主角松本幸四郎甚至將堂吉訶德扮演了一生。”
除了市場分析,在互聯網企業中流行的小規模試錯、快速叠代模式也可以應用於戲劇的選擇。“從小劇場開始嘗試是非常重要的。除非是《音樂之聲》這樣的知名劇可以直接在保利劇院上演,否則一般都會從容納200-300人的小劇場試演,根據觀眾的口碑和反饋慢慢放大到800、1000、1500人的劇場。”事實上,這也是成熟音樂劇產業的通用模式。甲乙丙丁工作室導演胡曉慶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在西方,一部新作品都會有試演tryout和預演preview。一部瞄準百老匯的音樂劇作品會先到紐約周邊的城市——比如波士頓和費城去試演,根據觀眾和業內人士的反饋對作品進行調整。之後,整個演出班子會到紐約劇場進行預演,直到首演。預演期間,導演、編劇、作曲和編舞可能還會繼續調整作品。因此,對創作團隊來說,劇目不到首演,這個創作過程一直是延續的。”
除了選劇,為了將海外成熟劇目真正本土化,還有諸多細節和挑戰需要完善。《我,堂吉訶德》男一號、堂吉訶德的扮演者劉陽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原版的《堂吉訶德》就用古英語寫就,如何讓中國觀眾理解其中的精神非常複雜。由於沒有先例,(七幕人生3號員工、音樂劇譯配)程何幾乎每天都在調整。”再比如,“《Q大道》中有一個角色是美國的過氣童星,如何讓中國觀眾看劇的同時接受到劇本原本要帶給觀眾的信息,公司內部可能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去探討,最後聯想到國內的‘小龍人’,才完成了現在的翻譯並得到了觀眾的認可。”劉漢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瓶頸是基礎設施和人才缺口
不過,作為一個傳統又新興的行業,音樂劇在中國的發展仍然受到基礎設施和人才匱乏等諸多因素的掣肘。劉漢坤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相對而言,目前中國的劇場硬件條件還處在比較落後的狀態。現在市面大多是老劇場或者改造翻修過的老劇場,硬件條件很難滿足大型音樂劇的演出要求,比如燈光的位置受限,或者劇場本身的硬件條件很難實現燈光、音響或是舞美的設計理念。因此,目前大多是迎合劇場去設計舞臺,而不是根據舞臺呈現去選擇劇場。”
與此同時,音樂劇人才的稀缺也成了行業發展的瓶頸。“由於舞臺360度的審視,而且無法NG,音樂劇人才在演唱、舞蹈、形體和戲劇表演三大塊都需要達到相當的高度才能演繹經典作品。但如果這三塊都有很高的實力,現場演出又不是報酬很高的職業,因此就會出現許多人才流失。所以音樂劇演員圈子不大,實力也是參差不齊。”劉陽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國內相對較短的歷史積澱和培訓體系也導致了音樂劇專業人才的稀缺。“在國外音樂劇比較發達的地方,在社會上很容易獲得演員訓練的機會。但中國的體系性會差一些,而且從業者也沒幾代人,退下去做教學的很少。因此,目前中國音樂劇的演員大部分還都是來自專業院校表演、演唱、或者音樂劇專業的學生。”
當然,不成熟才意味著機會。“在美國、英國、日本和韓國等音樂劇比較發達的國家,音樂劇的票房能占到電影票房的30%~60%;而目前中國音樂劇票房只占到電影的2%~3%,未來增長到電影的30%~60%還是有空間的,因為這是新的娛樂方式,也需要培育的市場。”對於未來,楊嘉敏充滿信心。
這也為陰雲密布的中國經濟提供了一定的視角。
本文由闌夕(微信ID:techread)授權i黑馬發布。
2011年,陳華拍板決定將「唱吧」作為又一個創業項目時,他的理由非常充足:
「唱歌需求的用戶規模是上億級的,但其行動成本很高,在缺乏組局能力的情況下,沒有任何產品能夠吻合一個人的場景。」
所以「唱吧」的橫空出世,不僅驗證了陳華及其團隊的市場洞察,也在某種意義上重構了以個體為中心的KTV社交模式。
在一場飯局中,陳華興致勃勃的掏出手機,展示在「唱吧」應用內兩個男聲對唱同一首古風情歌——兩人分別錄制,再將音軌合成——的聽眾留言,作為聲控的腐女們幾乎都是在用尖叫表達情緒。
工程師出身的直男陳華可能很難感同身受的深切理解這種融合了亞文化和惡趣味的曖昧交互,但這並不影響他在產品層面的繼續發掘。
所謂的互聯網平臺,也就是這麽一個概念:它如一片豐饒的土地,造物主僅僅負責做好生態設計,至於物種及文明將怎樣發展,全都取決於蝴蝶們扇動翅膀的總和。
有趣的是,在帶領「唱吧」行遠自邇的同時,陳華也在修正著自己的認知圖譜,並將「唱吧」的品牌和功能反複置入實體產業,使之微妙而貼切的和馬雲竭力鼓吹的「新零售」關聯頗密。
最具典型色彩的,就是「唱吧」投資咪噠迷你KTV,繼「唱吧麥頌」連鎖KTV之後再度擠入實業市場,經營起了線下生意。
在中國愈來愈多的商業中心——尤以一二線城市為甚——無人值守的零售機器正在填滿走廊或是角落的空余之處,造型若如一間大型玻璃房的迷你自助KTV亦是其中一種。
這種終端設備的誕生毫無疑問是對「唱吧」創建因由的一種顛覆——「傳統場景很難滿足獨自一個人的唱歌需求」——然而創業者的合格與否,就在於他能否適時而變,將新的趨勢為己所用。
於是,陳華帶著團隊做了一輪盡調,最終選了廣州艾美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咪噠迷你KTV——這家公司研發生產的跳舞機曾因品質過硬和養護便利而成為各大城市遊戲廳的標配——投資入股,並將線下品牌升級為「咪噠唱吧」。
用拉美作家加萊亞諾的話來說——「娛樂行業靠著孤獨的市場存活,就像安全行業靠著恐懼的市場存活,欺騙行業靠著愚蠢的市場存活」——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造就了高密度的人口空間,也將名為孤獨癥候群的疾病散布到了擁擠繁華的人間。
東亞文化似乎特別鐘情於這種「大隱隱於市」的體驗,以日本為例,令人局促的膠囊旅館、隔離他人的一蘭拉面、訪客神秘的深夜食堂都是有著獨特氣質的商品類型。
而單人KTV的起源,同樣可以追溯到日本,早在2010年,就有部分連鎖KTV在東京和大板等城市開設一人包廂,並以競技遊戲的形式增添了排位比賽、CD錄音等功能,不少年輕人也樂於借此練習歌喉,不必擔心因為唱功不力而在朋友面前丟臉。
經過驗證的商業模式,總是會以出人意料的效率進入中國市場,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北上廣深的商業中心開始頻繁出現迷你自助KTV的身影,和日本那種多數還是需要委身於連鎖KTV的門店中作為一種包廂選項的做法不同,中國將兩種場景予以割裂,將迷你KTV定義為逛街購物的一段插曲,引導用戶打發碎片時間。
這種舶來之後的設置似乎更加符合產品對應的人性:獨身前往呼朋喚友的連鎖KTV挑選單人包廂總是有些悲涼的意味,而在商場里面鉆進一視同仁的迷你KTV,則很難產生直接的對比結果,反而存在解釋的余地。
而「唱吧」盯上這塊生意,並不是以這次投資為最初的起點,早在兩年前,陳華就找了代工廠生產「唱吧」品牌的迷你KTV,並在北京做了投放和運營。
這種親歷而為往往能夠帶來最為精確的利弊反饋。
根據陳華的總結,其利在於回報周期極其顯著,這種設備只需要例行維護,而不像夾娃娃機或是榨果汁機那樣需要不定期的補充資源,前期可以簽署短租協議測試經營效果,如若人流規模不夠理想也能換地重演,直到滿意為止——「好的地段,最快八個月就能回本,接下來就是純利」——而在這種終端的設計思路里,又能非常自然和直接的連上「唱吧」的服務平臺,開拓產品的觸客面積。
至於弊端,則是這個產業方向和「唱吧」南轅北轍,其投入邏輯也必須要求「唱吧」深入線下經濟,甚至專門組建一支專業團隊來做二次創業,毫無疑問,這和「專註」的行業準則是大相徑庭的。
於是跨產業的資本合作,就成為了相對意義上的最優解。
這也為陰雲密布的中國實體經濟提供了另一種觀測視角,在龐大的存量市場面前,興盛抑或衰退都不過只是局部晴雨,既不乏貪婪時恐懼者,也存在恐懼時貪婪者。
丘吉爾的話無疑是應景的:「樂觀的人在每個危機里看到機會,悲觀的人在每個機會里看見危機。」
目前,「咪噠唱吧」的迷你KTV已經在全國投放了近一萬臺,每一臺的成本約為2萬元,在招商文件中,「唱吧」鼓勵擁有場地資源——比如大型商場、遊戲廳、咖啡館和電影院等——的商戶加盟,加速複制這個標準化的消費模型。
有著「唱吧麥頌」的加盟先例,「唱吧」的第二次線下滲透勝算不低。
兩年之前,也是在業界大感意外的情形下,陳華決定開辟連鎖KTV的經營支線,在全國擲下12家分店,除了接入唱吧的社交平臺之外,所有的服務模式都以麥樂迪、錢櫃等傳統KTV品牌作為對標。
兩年過去,「唱吧麥頌」的門店數量突破120家,陳華亦在微信朋友圈中宣告兩年的加盟優惠期宣告結束,2017年的合作費用整體上調,足見信心高漲。
這也讓「唱吧」這款產品的基因愈加複雜起來,所謂移動互聯網的「下半場」,維持增長的需求迫在眉睫,而健全的財務指標則屢屢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唱吧」似乎是在證明天無絕人之路的質樸道理,就像藏於深山的金礦只能被攀上峭壁者發現,染指陌生領域的勇氣,會為商業歷險帶來新的可能。
最新公布的文件顯示,億萬富翁投資者、金融大鱷索羅斯加大了看空美股的賭註。
據CNBC報道,在今年第一季度,索羅斯在其投資組合中擴大了看跌美股期權的比例。根據標普全球市場智庫的分析,索羅斯做了兩筆較大的空單——通過標普500指數做空大盤股、通過羅素2000指數做空小盤股。這兩筆空單做空的公司的市值總和基本上達到了7.643億美元。
在一季度末,索羅斯持有330萬股iShares羅素2000指數ETF,較上個季度相比增加了36%,賬面價值達到了4.596億美元。同時 ,他還將標普500指數的標準普爾存托憑證(SPDR)持有量提高到了130萬份,較去年第四季度增長162%,賬面價值也因此達到了3.047億美元。
根據美國證監會公布的文件13-F,索羅斯購買的期權是一個混合包,即有看漲的期權也有看跌的期權,因而其沽空倉位是否出現浮虧尚無法確定。
值得指出的一點是,索羅斯從2016年開始就開始做空美股了,效果不卻盡如人意。11月8日大選後美股一路上漲,年初至今,標普500指數累計上漲5.7%,羅素2000指數也漲了0.3%。
去年11月8日,特朗普逆襲希拉里意外當選新一屆美國總統之後,在某些行業規管或將放松、減稅、財政刺激措施等的預期下,市場開啟了一輪“特朗普行情”。
“股神”巴菲特在多家公司持有的股票大漲67億美元,把其他投資者遠遠甩在了身後。除巴菲特外,還有9名企業高管和華爾街大佬,包括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富國銀行前CEO斯頓夫、喬布斯遺孀等也在這波行情中賺了個盆滿缽滿。
但索羅斯在一開始就對市場持謹慎態度,特朗普勝選後,支持希拉里的索羅斯更是直接看空市場。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索羅斯當時在 “特朗普行情”中巨虧近1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