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擺脫土地財政 陸磊

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3-05/100232690.html

　　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的非對稱性和不平衡發展，是融資平台與土地財政問題的根源。

　　以分稅制改革為分水嶺，在近15年間，中央財政收入佔比從40%上升到50%以上，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支出佔比60%持續攀升到80%。當然， 整體財政收支通過中央再分配得以平衡。但地方守土有責，在之前經濟滑坡期有保增長、保就業和保民生壓力；在當前的通脹背景下又負有管住米袋子和菜籃子的責 任；在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期還承擔著通過固定資產投資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職能；再以當前熱議的保障房為例，以大數4000萬套，在不考慮建材成本呈現逐 步上升趨勢、不考慮土地成本，僅以每平方米建築成本3000元計算，假設每套80平方米，則全部投入將接近10萬億元，這意味著投資總規模將超過2009 年財政投資計劃的2倍。

　　在如此逐步提高的剛性支出背景下，地方政府具有持續「開源」的內在衝動——信貸和土地成為籌資的兩大模式。

　　一是銀行中長期信貸需要的抵押品，主要體現為土地。二是地方財政的土地出讓金收入連年攀升，2010年已經達到2.7萬億元。當土地出讓金收入形成後，按照固定資產投資所需自有資金比例，地方又可以再度完成槓桿化，以此撬動銀行信貸。

　　於是，我們觀察到一種土地與信貸循環往復的交易流，通過土地，財政和金融再度實現相互捆綁，成為地方政府的融資聖經，並把房地產徹底改造為一種金融資產，所謂「大金融板塊」。

　　一旦出現土地財政，且地方財政支出剛性，則房地產價格泡沫化，決策當局等於騎上了老虎背，只能隨其狂奔而難以自拔。當前的「限購」令雖然一定可 以形成抑制房價的效果，但只要土地財政問題沒有得到本質解決，限購必然面臨某種尷尬：一方面，限購抑制了土地出讓金來源，將在根本上造成地方財政收支失 衡，所有債務負擔最終仍將體現為中央的包袱；另一方面，假如在地方財政收支壓力下放鬆或取消限購，房價反彈勢必發生；此外，還蘊含著某種極端情形——不排 除信貸違約時，土地和房產等抵押品會作為抵貸資產進入銀行，又因找不到合格競購對象，大量缺乏流動性的資產將堆積到銀行賬面上。

　　因此，解決上述問題的核心還在於設計某種機制，促使地方擺脫土地財政。

　　一是中央從地方剝離某些事權，民生主要歸地方，投資主要歸市場；由於整體經濟景氣週期和宏觀政策造成的波動及損失，應由中央給予抵補。只要財政支出增幅有所下降，對「開源」的壓力自然有所降低。

　　二是推動市政債券發行。當前的問題體現在兩方面：不同地區發債籌資的難度是否不利於區域均衡發展？地方發債是否可能轉化為中央債務？顯然，從兩 害相權取其輕的角度出發，發債可以在額度上加以控制，且有利於專款專用；從最終成本負擔看，中央一旦控制了房價，就應該能夠意識到地方借債已經通過銀行體 系把債務轉嫁為中央銀行金融穩定成本；從發行價格看，中央應該替欠發達地區代發，但發達地區債券發行完全可以在銀行間市場上隨行就市。

　　三是分稅制比例向地方傾斜。但需注意的是，整體宏觀稅負水平應呈現持續下降態勢。當然，由於中央轉移支付壓力大，同時亦面臨赤字風險，這一比例確定涉及存量改革，因而難度極大。

　　四是變徵地為租地。既可為農戶獲得細水長流式的租金收益來源；又可打掉地價推動房價的循環，降低全社會對資產價格持續攀升的預期；再是可維持恆產者有恆心的穩定社會結構。

　　本文有刪減，全文詳見財新網陸磊專欄

　　作者為廣東金融學院副院長

斷裂的金融改革推動全民投機 陸磊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09-24/100308988.html

　 幾乎在一夜間倒退回15年前，毫無技術含量的金融騙局重新上演，銀行在高息攬儲，民間在炒資金

陸磊回歸央行

央行研究局局長陸磊：全面降準不是強刺激開始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央行研究局局長陸磊昨日表示，本月4日央行全面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降準）“只是根據金融體系流動性狀況和經濟情況進行延續性操作”，不能理解為通道型降準，“更不能理解為是強刺激的開始“。未來貨幣政策根據經濟運行指標，按松緊適度的原則操作。

全面降準是否意味著強刺激？

陸磊本月5日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此次降準是根據基礎貨幣投放的結構性變化進行相應安排，同時考慮到節日因素。

“我國春節前後，現金投放量比較大，每年會出現大規模的資金缺口。在外匯占款情況發生逆轉的情況下，僅靠公開市場操作難以彌補缺口。”

時隔三年實施全面降準，是否意味著貨幣政策轉向？

“不能把此次降準理解為通道型降準，更不能理解為是強刺激的開始。我國貨幣政策在穩定存量、優化結構方面一直有所作為，此次只是根據金融體系流動性狀況和經濟情況進行延續性操作。”

陸磊表示，任何國家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都會根據宏觀經濟主要指標狀況進行相應操作。我國經濟由原來的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按照逆周期的經濟調控，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微調，為結構調整爭取時間和空間，避免流動性緊張，導致經濟和市場出現過度的短期波動。

“未來的貨幣政策會根據經濟運行指標，按照松緊適度的原則，進行相應操作。”

此次降準的一大特點是采取普降和定向降準相結合的方式。對此陸磊表示，此次降準特別註重了加大三農、小微企業等薄弱環節的幫扶力度、加大結構性註入，凸顯了調結構的政策意圖。

“我國PPI連續３４個月負增長，意味著實體經濟中制造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壓力大。實施結構性降準，主要目的是將金融資源引導到實體經濟當中最需要的領域。”

企業融資成本是否下降？

去年央行兩次實施定向降準、一次降息，今年又啟動全面降準，這些政策的實施效果如何？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是否得到解決？

陸磊表示，央行研究結果顯示，從去年二季度到四季度，人民幣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呈現明顯下降趨勢，實體經濟總體融資成本在降低。

陸磊指出，目前社會關註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經濟周期的客觀反映，企業在穩健貨幣政策周期獲得的資金成本肯定要比在寬松期高一些，這是供求關系決定的。

他同時強調，小微企業與大型企業相比，融資成本一定存在天然的差異，這不僅僅是中國特有現象，即使在成熟的發達經濟體，企業的資金獲得也或多或少的存在成本差異。

“緩解企業融資難題，不僅要從政策面入手，在改革層面，要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發展多層次金融市場和多元化金融產品。”

釋放流動性是否進入實體經濟？

降準釋放的流動性會去往哪里？會不會流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對此，陸磊表示：

“對於貨幣政策的調整，金融市場的反映通常快於實體經濟，傳導到實體經濟會有一定時滯，不會短期內就有明顯效果，但並不意味著最後資源只會配置到金融市場上，在金融體系空轉。”

陸磊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除了金融政策外，在產業政策方面，應該打造經濟增長點，形成有競爭力的產業，重塑實體經濟的競爭力，才能引導金融資源不斷流向實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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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磊：經濟下行 央行更傾向於定向工具

中國央行研究局局長陸磊在財新《新世紀》周刊撰文稱，當經濟進入下行周期時，中國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將從人為確保經濟增長演變為必要的流動性註入，以實現整個經濟體系避免出現流動性枯竭。定向或結構性工具的運用迫切性遠高於總量性工具。

陸磊指出，目前流行的看法是，必須通過總量性政策使無風險資產收益率壓低；但微觀面的情況並非如此，由於在經濟下行階段一般會出現避險需求，勢必形成國債與地方債的風險差距拉大、政府債與企業融資風險差距拉大、大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風險差距拉大，這使得不同風險等級間的風險溢價——即融資成本差在擴大。因此，定向或結構性工具的運用迫切性遠高於總量性工具。

此前，中國央行決定，自2015年2月5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同時，為進一步增強金融機構支持結構調整的能力，加大對小微企業、“三農”以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設的支持力度，對小微企業貸款占比達到定向降準標準的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額外降低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對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額外降低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4個百分點。

陸磊在央行降準後曾表示，降準“只是根據金融體系流動性狀況和經濟情況進行延續性操作”，不能理解為通道型降準，“更不能理解為是強刺激的開始“。未來貨幣政策根據經濟運行指標，按松緊適度的原則操作。

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此前也表示，對農發行和符合標準的城商行、農商行的定向降準體現了政府繼續加大結構調整力度、支持小微和三農等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的意圖。這些定向降準的措施在幫助調結構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穩增長的作用。這次降準和前期降息政策的後續效果應該有助於降低市場利率和企業的融資成本。

陸磊的觀點與此前李克強總理的表態意見一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1月21日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發表主題為“中國經濟轉型的全球影響”時表示，中國將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會搞大水漫灌，而是更加註重預調微調，更好的實行定向調控，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的區間。

而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達沃斯論壇上表示，貨幣政策可以為結構性改革提供空間和時間，但不是萬能藥。“在這個意義上，貨幣政策是有效的”。

陸磊表示，中國的中期經濟增長需要全方位深化改革，如土地政策和戶籍改革、財稅體制和行政制度改革、國有企業和市場準入改革、人口政策調整等。但是其中極為關鍵的內容是財政和金融一體化改革，只有強化預算管理，才可能實現金融改革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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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磊：經濟下行 央行更傾向於定向工具

中國央行研究局局長陸磊在財新《新世紀》周刊撰文稱，當經濟進入下行周期時，中國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將從人為確保經濟增長演變為必要的流動性註入，以實現整個經濟體系避免出現流動性枯竭。定向或結構性工具的運用迫切性遠高於總量性工具。

陸磊指出，目前流行的看法是，必須通過總量性政策使無風險資產收益率壓低；但微觀面的情況並非如此，由於在經濟下行階段一般會出現避險需求，勢必形成國債與地方債的風險差距拉大、政府債與企業融資風險差距拉大、大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風險差距拉大，這使得不同風險等級間的風險溢價——即融資成本差在擴大。因此，定向或結構性工具的運用迫切性遠高於總量性工具。

此前，中國央行決定，自2015年2月5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同時，為進一步增強金融機構支持結構調整的能力，加大對小微企業、“三農”以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設的支持力度，對小微企業貸款占比達到定向降準標準的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額外降低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對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額外降低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4個百分點。

陸磊在央行降準後曾表示，降準“只是根據金融體系流動性狀況和經濟情況進行延續性操作”，不能理解為通道型降準，“更不能理解為是強刺激的開始“。未來貨幣政策根據經濟運行指標，按松緊適度的原則操作。

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此前也表示，對農發行和符合標準的城商行、農商行的定向降準體現了政府繼續加大結構調整力度、支持小微和三農等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的意圖。這些定向降準的措施在幫助調結構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穩增長的作用。這次降準和前期降息政策的後續效果應該有助於降低市場利率和企業的融資成本。

陸磊的觀點與此前李克強總理的表態意見一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1月21日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發表主題為“中國經濟轉型的全球影響”時表示，中國將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會搞大水漫灌，而是更加註重預調微調，更好的實行定向調控，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的區間。

而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達沃斯論壇上表示，貨幣政策可以為結構性改革提供空間和時間，但不是萬能藥。“在這個意義上，貨幣政策是有效的”。

陸磊表示，中國的中期經濟增長需要全方位深化改革，如土地政策和戶籍改革、財稅體制和行政制度改革、國有企業和市場準入改革、人口政策調整等。但是其中極為關鍵的內容是財政和金融一體化改革，只有強化預算管理，才可能實現金融改革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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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磊：自貿區金融開放方案分五部分 率先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陸磊：自貿區金融開放方案分五部分 率先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一財網 馬曉華 2015-10-23 16:26:00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陸磊在23日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此方案設置了五個方面的主要任務和措施，首先是率先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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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司局級換崗：陸磊有望出任金融穩定局局長

近日，有消息稱，中國人民銀行再向中國證監會輸出一名幹部。上級組織部門已經對宣昌能完成任職考核，如無意外，宣將赴任證監會任主席助理，目前正處於走程序時間。

記者向陸磊本人求證上述消息，截至發稿時止，陸磊尚未回複。

宣離任後，現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陸磊有望接替宣昌能的工作，出任央行金融穩定局新任局長，而央行金融市場司巡視員、負責上海票據交易所籌備工作的徐忠有望接手陸磊的工作，執掌央行研究局，目前相關人事程序還在履行中。但第一財經記者就以上人士變動向央行相關人士進行核實，截至發稿前未獲回複。

宣昌能今年50歲，安徽省無為縣人，是金融、法律專業雙料博士。1988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1997年獲得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金融學博士，後擔任JP摩根銀行衍生產品研究部高級分析師，事衍生證券的交易和定價以及公司的風險管理。工作兩年之後又到賓西法尼亞大學法學院攻讀了法律博士學位。當他在得克薩斯讀書的時候，曾發起成立了中國留美金融學會，定期進行學術交流，組織專家回國講學，與中國的一些政府部門建立了對口聯系，在中美經濟界之間架起了另一座橋梁。宣昌能也被當選為該學會第五任會長。

2000年宣昌能回國，進入證監會工作，先後擔任過證監會規劃委委員和機構監管部副主任。2004後調任建行，先後擔任建行重組辦資深顧問、建行董事會秘書。2006年宣昌能曾加入私人股權投資基金JC. Flowers，擔任董事總經理；兩年後回歸央行，先擔任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長，2009年擔任央行穩定局局長至今。

陸磊2014年8月起，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資料顯示，陸磊是江蘇常州人，1970年11月出生，經濟學博士。先後歷任招商銀行研究部總經理助理、中山大學管理學院研究員、廣東金融學院院長，現任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

陸磊1995年8月至2003年8月，先後在中國人民銀行政策研究室、研究局工作。2003年8月至2005年8月任招商銀行研究部總經理助理、高級研究員。2005年8月至2005年12月任中山大學管理學院研究員。2005年12月調入廣東金融學院工作，2006年5月任中國金融轉型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2009年1月兼任華南金融研究所所長，任院長助理，2012年7月任院長。

接近陸磊的央行人士表示，陸磊平易近人，為人謙和，學術味很濃，經常會給基層工作人員理論指導，對工作要求非常高；從接觸就感覺到，陸磊的口才非常好，聽他演講，條理清晰，口才相當好。　　

陸磊：金融新業態沖擊下，變革的三個基本方向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5月19日在“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的發言中表示，金融要素新業態對整體的金融供給造成的沖擊，由此形成了對經濟行為的一系列的供給沖擊，由此應該有三個變革的基本方向。

本屆“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的主題圍繞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和穩定，陸磊在主旨演講中首先提出，必須要認識新時代我們面臨的沖擊和金融業的新演變。

他表示，網絡、信息和數字技術對金融業構成了系統性沖擊，技術也可能對金融業造成的沖擊，“可以看到，金融要素新業態對整體的金融供給造成的沖擊，由此形成了對經濟行為的一系列的供給沖擊。”

在陸磊看來，應該有以下三個變革的基本方向：第一，標準的一致性是市場主體和市場本身變革的基本趨勢。由於信息技術是不同機構和市場日趨趨同。新的金融行業標準的一致性是首當其沖的，資管新規就是一種嘗試，試圖把銀行、信托、券商、基金和保險子公司從事同類業務的基礎性的行業標準實施規範，這僅僅是一種邊際調整，體現了實事重於形式的原則，也應該是面向下一步技術供給和沖擊的首要方法論依據。

第二，行為監管工具箱的創新是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方略，可以預見我們未來面臨的主要風險是信息的準確性及其濫用。在既往案例看，例如，昆明泛亞的有色金屬交易所，都存在依托虛假甚至是意想出來的數據構造預期，並形成涉眾交易的可能。而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在這種沖擊面前毫無疑問體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據此，金融管理體制改革的技術演變方向在於，“一要以更為權威的數據庫及時校正和是對沖虛假信息，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要統籌建設金融業綜合統計和金融業基礎設施。二是要建立雙峰監管的模式，健全具有信息劣勢或被誤導的事中消費者保護和追索機制。”陸磊稱。

第三，則是要在法規上借鑒涉眾欺詐處理中的集體訴訟中的合理內核，全面提高欺詐的社會成本。這是在監管的層面。

“最後一點，金融業對外開放要註重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陸磊表示，面向新時代在世界範圍內在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進程中，我們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引進來走出去那麽簡單。

“隨著我們國家的對外貿易、投資和金融服務的穩定發展，內資金融業態的迅速成長，流動性的充裕，推動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全球性金融穩定，並提升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才是我們對外開放的重要命題。“陸磊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