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彥麟去留周末前揭盅國泰史樂山等做CEO 李華華

陳曉去留即將「掀蓋頭」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3/703362.html

中國國企的去留問題（上） 吳曉波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323?page=1

我不知道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上，還有沒有代表提案談企業改革，而如果談，又從何談起。

這是一個十分奇異的事情，因為在過去的很多年裡，企業改革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主命題之一，而在改革行至半途之際，它卻「失蹤」了。

先讓我來簡單回顧一下過去三十多年的企業改革路徑。

本輪經濟改革的序幕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拉開的，而經濟改革的主要命題就是如何搞活國有企業——當時中國並沒有私有企業，也沒有外資 企業，所以惟一的目標當然只能是國企。國有企業的現狀則是慘不忍睹，用一句諷刺性的話說，「國家假裝給工人發工資，而工人則假裝工作」。三中全會的公報中 十分明確地寫道：「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 理自主權。」

正 是基於這一共識，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始發站。1979年5月，國務院宣佈，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八家大型國企率先擴 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7月，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徵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等五 個文件一併發佈。

也是從這時開始，在十多年的時間裡，通過機制創新讓國有企業煥發活力，成為經濟改革的一大主線，其被嘗試的辦法包括：放權讓利試點、試行企業經營承 包制、企業自主權落實以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等，而這些辦法最終證明的是，在產權不清晰的前提下，國有企業改革要取得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到1995年之後，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持續惡化，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國營企業的虧損面超過40%，另據國 家統計局對天津、哈爾濱、瀋陽、成都等15個大中城市的2600家國有工業企業的調查顯示，這些企業的資產總額為2544億元，負債卻達2007億元，企 業負債率平均高達78.9%，與10年前相比，資產增長了4.1倍，債務則增長8.6倍。

國家顯然已經無力照顧數以百萬計的「親生兒子」們。正是在山窮水盡之處，改革再次「被動」地得到拓進，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 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肯定了國有企業改革「抓大放小」的新思路。所謂「放小」，其本質就是 改變所有制性質，讓中小型國有企業實現私有化。

這一戰略真正得到大面積的實施則是在1998年之後，朱鎔基在這一年三月的北京「兩會」上正式出任國務院總理，提出「用三年時間讓國有企業擺脫困 境」，他動用的辦法就是「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而實施的戰略就是堅決地「國退民進」。這一戰略引發了重大的思想和政策分歧，有人斥之為國有資產 流失，有人則視之為一場產權革命。

「國退民進」運動從1998年大規模推廣，一直到2003年進入尾聲，它意味著，政府最終放棄了之前二十年以機制轉換和放權搞活為主題的改革路徑， 中國企業的所有制格局為之一改，從而也深遠地影響著日後相當長時間的中國經濟。2002年，一份題為《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顯示，在過去的四年裡，有 25.7%的被調查的私營企業是由國有和集體「改制」而來。

到2003年的北京「兩會」，朱鎔基卸任，隨後中央政府成 立國資委，它標誌著「國退民進」時代的終結。從此之後，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形成了「楚河漢界」之勢，前者控制了資源、能源等上游產業，而後者則在以製造 業、服務業為中心的中下游產業盤旋。也正是從這時開始，企業改革失去了對象和方向。

通過對改革歷史的簡單梳理，我們可以得出下述的三個結論：

——國有企業從來是企業改革的對象，而且是惟一之對象；

——國有企業的脫困不是以制度改革的方式完成的，而是以形成產業壟斷來實現的；

——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的完成，仍然以改革國有企業為主要任務，舍此，無他途。

而在這一認識前提之下，更為尖銳的問題則是：在一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變革目標的國家中，國有企業到底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而現有的、形成了強大盈利能力和產業控制能力的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應該如何進行改革。

這既是一個理論層面的課題，也是一個操作層面的課題。

就在上週，民間的天則經濟研究所發表報告稱，考慮到土地、融資和資源等成本較低，2001年-2008年，國有企業實際上沒有實現利潤。

這份報告指出，從2001年到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累積獲得利潤總額為49174.8億元，平均的淨資產收益率為7.68%。但是，「這 並非真實業績，是國有企業在享受著種種政策優惠，和民營企業在不平等的經營環境下所體現出的績效，若從賬面財務數據中還原企業的真實成本，並對政府補貼和 因行政壟斷所致的超額利潤予以扣除，2001年至2008年，國有企業沒有盈利，平均的真實淨資產收益率為-6.2%。」

在天則的這份報告中，融資成本和土地成本是分析權重最大的兩塊。

在融資成本方面，國有企業平均實際利息率為0.016，民營企業平均實際利息率為0.054。若按照民營企業的利率水平重新計算國有企業應支付利率，2001年-2008年利息支付差額共計約28469億元，佔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名義淨利潤總額的84.55%。

在土地成本方面，中國土地出讓制度沿用「雙軌制」，工業用地和市政基礎設施用地多採用協議出讓方式和成本價。與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能以較低的成 本獲得土地。根據測算，按工業用地價格的3%計算工業土地租金，2001年-2008年國有企業共應繳納地租34391億元，佔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名義淨 利潤總額的102%。

如果天則報告的數據是真實的，結論是理性的，那麼，我們為什麼需要國有企業？我們很希望聽到來自國資委研究機構對天則報告的反對意見。

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則新聞是，全國政協委員、剛剛從中央企業——招商局集團董事長職位上退下來的秦曉先生在接受記者訪談時提出,「從長遠看，政府不需要經營國企。」他不是第一次表達類似觀點，早在2009年，他就撰文認為，國有企業是計劃經濟遺產，應當被逐步社會化。

天則報告和秦曉觀點已經在媒體和社會上引起了很強的反響，而它們會在「兩會」上遭到怎樣的呼應？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中國國企的去留問題（中）吳曉波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642

不出預料的是，在本月結束的北京「兩會」上，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話題幾乎未被涉及，這表明企業改革——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話題之一——仍然處在「休眠狀態」。回顧過往的三十多年，對於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應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我們曾經捅破過三層紙。

「第一層紙」是「國有經濟是公有制的高級形式，是社會主義所必須追求的目標」，它是在改革之初就被率先捅破的，允許個體經濟、鄉鎮企業的發展，無疑是對這一蘇聯式理念的徹底揚棄，早期的經濟改革也因此被稱為是「增量改革」。

「第二層紙」是「國有企業必須在國民經濟中擁有絕對領先的份額」，這層紙捅了很久，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國有經濟為主、民營經濟為輔」，再 到「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市場經濟」，這期間經歷了意識形態氣氛非常濃烈的大反覆和大交鋒，終而在1992年前後，此論終告破功。

「第三層紙」是「國有經濟的減少，必將影響社會主義性質」，這層紙是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被捅破的。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大會報告中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概念，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已經不僅僅是補充，而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這次重要的大會上，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有過清晰的闡述：「對關係到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佔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

這段闡述在1997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進步，其重要性不在於肯定前者，而在於允許後者，正是在這一戰略的引領下，國有企業從大量競爭性行業中退出，大規模的「國退民進」由此發生。

接下來的「第四層紙」其實正是這一闡述的前半段文字——「對關係到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佔支配地位。」至今我們仍然沒有足夠的勇氣和能力去觸及它、論證它、捅破它。

在過去的十多年裡，絕大多數從事經濟研究和實務工作的人們都已經切身地感受到，控制重要資源以及居於產業上游的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已經成為 與民爭利的工具，也成為中國產業經濟進一步發展、民營企業做大做強的重要障礙。其實早在1997年前後，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已經試圖從理論上對此進行突 破，吳敬璉在一份給中央領導人的信中便寫到，「增加國有制的比重，並不能保證社會主義社會的鞏固。追求國有比重的不斷提高，既不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也不是 社會主義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石，更不能保證政權的鞏固……無論國有經濟成分是多是少，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都是有保證的。」

很顯然，在當時的改革環境中，這段論述帶有一定的超前性，不過十多年之後的今天，我們似乎應該認真的面對這一話題——國有企業是否一定要在國民經濟 中處於主導性地位，這一地位的保持或喪失，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到底將發生怎樣的影響，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到底有沒有必然的依存關係？

這一層紙不捅破，企業改革當然便無從談起。

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這「第四層紙」的確非常難捅破。因為在中國，這不僅僅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同時是一個歷史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體制的問題，更 是一個治理哲學的問題。我們這個國家是「國有企業的故鄉」，早在公元前七世紀，齊國的管仲便提出了鹽鐵專營的政策，他的理念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也就 是說，只要有了國有企業，不用向老百姓多徵稅賦，國庫裡也會很富足。我們當前的國有企業理論與此並無太大出入。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一些思想家對此進行過不同程度的反思。比如——

在宋代，寫《資治通鑑》的司馬光就說，「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與民將焉取之？」桑弘羊是漢武 帝的財政大臣，也是一位管仲式人物，司馬光的意思很明確：辦國有企業就是與民間企業重新分配利潤，民間少了的，就是國企多了的。

在明代，當過戶部尚書的丘浚說，「市者，商賈之事……（朝廷）大抵立法以便民為本，苟民自便，何必官為。」意思是，經營商業活動，是商人們的事情，作為政府，只需要制訂便利人民的法律，讓民眾自由貿易，何必要官辦什麼企業呢？

在晚清，學者劉師培寫過一篇《論中國古代財政國有之弊》，對國有企業制度進行詳盡的解讀，在他看來，這些制度的基本邏輯就是「壟斷天下之利源，以便 其專制"，其手段則是"以國家之手操縱商業」，其最終達成的結果是「利歸權家」——由權勢階層獨享經濟利益。國有企業壟斷重要產業，是滋生權貴資本主義的 天然土壤，這一點，一百多年前的劉師培已經看到了。

在 民國，著名的私人企業家榮德生曾給國民政府寫信說，「若論國家經濟，統治者富有四海，只須掌握政權，人民安居樂業，民生優裕，賦稅自足……能用民力，不必 國營，國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雖一切皆歸官辦，亦是無用。因官從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費而已。」榮德生此信寫於1946年，時值國民政府熱火朝天 地推行「統制經濟」之際。

這些散落在中國歷史中的思想，如螢火般微弱，久已不為人所聞、所論、所識。現在，我把它們一一抄錄在這裡，仍然能夠感受到歷史的涼風從身後徐徐襲來。

立在我們眼前的那「第四層紙」，或許真的堅硬如鐵？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43歲一姐去留　列財報重大風險

深圳大量低端工廠深陷去留兩難境地

曹兵，湖北人，44歲，深圳流水線上的一名操作工，天生一副笑臉，但是月薪從4000元(人民幣，下同)到2800元的心理落差，讓他眉頭緊蹙，平添幾分愁苦之色。

在人民幣升值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各個因素的壓力下，企業的利潤日漸微薄。記者在深圳的一些工業園區走訪下來，發現不少企業的工人實際薪水比去年有所下滑。

為了留住工人，部分企業已經調高底薪。但對於人力成本高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和利潤微薄的代加工企業，很多則繼續選擇撤離到周邊和二三線城市，外遷的趨勢正在加速。

工人的賬本

曹兵在深圳寶安區福永鎮一家做電池的工廠看守生產線和裝卸鋼帶。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家鄉，之前在老家一家紡織廠做了20多年。

去年，聽說在這家工廠幹活，底薪雖然只有1500元，但加班加點是常態，每月綜合下來能拿4000多元的大有人在。這讓每月在紡織廠拿2200元的他心動。

但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來到該廠之後，工廠效益急劇下滑，4000多元的盛況已經不再。

「去年很多長期固定的單子，今年都取消了，以前不接的爛單子也開始接了。」曹兵告訴本報記者。他口中的爛單子是指那種下得急要得也急的訂單，通常會讓生產部門措手不及，難以安排。

為避免人員流失，曹兵所在的工廠不敢經常停工，而是延長訂單生產週期，十幾台機器只開一半，讓稀少的訂單維持工廠運轉。除此之外，工人的底薪也上調了100元。

但這顯然與曹兵的期盼相去甚遠。曹兵給記者算起在深圳和老家支出的差距：在深圳，每天早餐2元河粉，中晚餐各6~10元的兩素一葷快餐，一月下來吃飯要花400~700元，工廠雖提供免費住宿，但曹兵和妻子在外租了一間農民房，夫妻二人分別負擔房租200元，加上電話費等其他開銷，一月下來1500元左右。

曹兵已經連續半年都無加班機會，每日工作8小時，每月拿到的工資在2800元左右，扣除開銷之後一月能結餘1300元。而在老家的紡織廠上班，住的是自家的房子，飯也在家做，一月下來結餘的錢也有1300元。

曹兵空餘時間就在該工業園內打探哪家工廠的待遇高，但一番打聽下來，發現今年效益都不好。

企業的賬本

日子難熬的不止這一家。距離福永鎮不遠的松崗鎮，一家做PCB代加工工廠的製造部經理感嘆，5~7月本來就是行業淡季，現在又兩頭受氣，一頭是原材料採購價還在往上漲，一頭是代加工的港台企業壓價，工廠雖然只有六七十號人，但也快撐不下去了。

福永鎮一家生產手機周邊產品的老闆周明(化名)告訴記者，有些勞動密集型高的企業人力成本已經佔到60%了，加上原材料成本，工廠的利潤所剩無幾，每給工人增加一分薪水，都在刺痛老闆的神經。

周明的工廠人力成本佔總支出雖僅有15%，但已比去年高了不少。

他們今年的訂單量還算穩定，200名工人每月加班時間仍有100個小時，今年底薪上調了100元，加班費每小時上漲了2元，每人每月一共能多拿300元。但對於周明而言，每月人工支出多了6萬元。這削減了周明不高的利潤點數。工廠佔地3000平方米，每平方米月租金19元，加上水電費每月開銷11萬，佔總成本的7%。而原材料成本佔比則高達70%以上，利潤空間只剩不到8%。

2008年，周明的工廠剛開辦時，每名工人的月薪在1800元左右，現在則達到3000元，5年間上漲的幅度近70%。若以200人來計算的話，現在一年要多支付近300萬元。

周明的一個朋友6月份已經搬到東莞了。除了內地企業，大量港台企業也在迅速搬離。根據廣東省要求，2012年底對「三來一補」企業完成轉型，企業不再享受稅收政策優惠。由於政策優惠的喪失，今年部分港台企業面臨倒閉或搬遷，工人薪水或被拖欠，或被大幅壓縮，勞資糾紛不斷。

周明認為，管理成本高於內地企業，也是港台企業撐不下去的一個原因。「管理層多來自於港台，工資是內地員工的1.5~2倍。管理人員數量也遠多於內地企業。」

深圳市電子行業協會的一位權威人士解釋道，港台企業公司制度比較健全，管理人員配備多，分別負責不同的項目，不像內地企業一個人幹幾個人的活，財務採購一肩挑，很多甚至是夫妻檔，分工不明確。

外遷之痛

從2010年開始，全球最大手機代工企業富士康大舉從深圳內遷，轉至湖南衡陽等地。

上述權威人士表示：「相比於大型企業或工廠，中小工廠的搬遷並非是戰略規劃方面的考慮，而是人力成本的上升。」

他補充道，作為電子行業的集中地，深圳有3萬~5萬家電子元器件和電子設備製造商，其中七成為中小型企業。雖然沒有明確的數字，但至少有20%的中小型工廠已經搬到外地。

在松崗鎮，廠房轉租的紅色廣告標語到處可見，舊的標語顏色尚未褪去，新的標語又已貼上。

周明是福建人，為縮減人工成本，他曾經動過舉廠搬回老家的念頭，但是由於供應商在深圳周邊，出口也方便，最終還是放棄了。

生產基地在龍華新區的一家大型企業副總許信忠說，雖然企業搬回二三線城市會享受當地政府提供的政策優勢，招聘難度和人力成本低，但是產業鏈的上下游缺失，配套設施跟不上。

但是，對於100人以下的工廠，即便他們有意忽略缺失的配套設施，二三線城市也不是他們的歸宿。許信忠說，工廠人數太少，難受當地重視，享受不到政策優惠。他們要麼直接關門倒閉，要麼轉行。

缺少實力去支撐增多的上下游成本也是小工廠難以搬遷的原因之一。上述深圳市電子行業協會人士補充道，100人的工廠甚至達不到小型企業的標準，只比微型企業高一點，一般至少有四五百人的工廠才會考慮外遷。

一位在去年便已搬回湖南老家的電子工廠小老闆稱，他是早早在當地低價買了一塊地皮，無高昂的租金之憂加上銷售渠道穩定，才決定搬回去的。

即便能搬回去，搬遷過程的痛苦也削弱了對未來的期盼。他像螞蟻搬家一樣，幾十台沉重的設備和幾噸的原材料，拉了幾十車，才把工廠全部挪到了湘潭。再加上安裝設備和組裝調試，費時整整一個月，花費了近20萬元的顯性成本和不可見的隱性成本，才安頓下來。

各顯神通

隨著工廠的搬遷， 外界一直在擔憂深圳可能會出現製造業空心化的趨勢，進而影響關聯的產業。

出租車師傅崔啟寧住在福永鎮，常在附近轉悠拉客。雖在酷暑之中，他已經感受到了工廠搬離帶給他的寒意。「之前，常有客戶來拜訪工廠，打車的人多，尤其是晚上吃飯時。但今年，打車的人數已經比去年少了三四成。」

許信忠對是否出現空心化持樂觀態度。「不必太過擔心，畢竟大環境和綜合優勢在這，會吸引更多優質的企業，未來留在深圳的企業必須要有核心的競爭力和高附加值。」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曲建表示，全球正在進行第四輪的產業調整，不僅僅是深圳，中國整個沿海的製造業都在搬遷。要素價格的全面提升，會換來人力資源水平的提高，進而換來高附加值的產業。

在身邊工廠不斷搬離的情況下，周明已經意識到了將來的危機，一有空閒就參加各種收費高昂的培訓班，學習企業內部管理以壯大企業。

對於價格壓得太低的訂單，周明外發給湖北等偏遠地區的工廠代加工，「那邊銷售渠道不暢通，而且工人薪水只要1500元，租金又低，工廠還是非常願意接這樣的訂單的。」周明說。

在人力成本上升的壓力下，一些工廠則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記者在福永鎮走訪時，有多名工人表示，該鎮的工業園及深圳其他區域的一些小工廠週末通過招聘臨時工的方式來減低成本。

曹兵抱怨說，他所在的電鍍車間環境太差，沒有安裝空調或風扇。在深圳已經連續多日30多攝氏度高溫下，一走進車間，汗水就細細密密地爬上了身。

生活壓力下，天氣之外，曹兵更不能忍受的是沒有加班的日子。即便週末去做臨時工，曹兵還是覺得工資太低了，他準備再幹兩個月，情況若是不好轉就返回老家。

工作去留的選擇 止凡

餿水油案再挫頂新集團 魏應充陷 去留困境

配資最後的末日 股民在去留中掙紮

配資最後的末日 股民在去留中掙紮

一財網禪宗七祖 2015-09-01 18:11:00

在這個時候，筆者不認為中國經濟即將奔潰，真那樣的情況，你持幣和持股都沒有意義。所以，看好中國經濟還有潛力，那麽在這個3000點，筆者選擇堅守和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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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公投前夜：去留兩派舌戰移民、經濟和主權話題

6月23日英國退歐公投前夕，脫歐和留歐兩大陣營的代表在溫布利體育場舉行的電視直播辯論中激烈交戰。這場持續約2小時的大辯論主要圍繞移民、經濟和主權等問題。

這場電視辯論是英國脫歐公投運動中聲勢最浩大的一場，也是兩大陣營在全民投票前充分亮出自己觀點的最後機會。在幾千名觀眾面前，蘇格蘭保守黨領袖露絲·戴維森（Ruth Davidson）幾次與倫敦前市長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激烈交鋒，稱後者的脫歐陣營“撒謊”。約翰遜則宣稱：“如果大家投票選擇脫歐，那麽周四將可能成為英國的‘獨立日’。”他的這句話贏得了現場的熱烈掌聲。

新上任的倫敦市長薩迪克·汗和他的前任雖然前後在同一個崗位上工作，立場卻截然不同——這位支持留歐的倫敦新市長稱，脫歐派是在經營一個“仇恨項目”。

貿易和經濟

脫歐與留歐陣營的第一個沖突出現在貿易和經濟上。汗指責他的前任約翰遜改變了對歐盟為企業帶來的益處的看法。約翰遜則表示，留歐派“總是在貶低自己的國家”，而歐盟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一起阻撓了英國的貿易進程。

辯論一開場時，有一位小企業主提問。戴維森表示，她知道英國人認為歐盟“令人失望、又很挑剔”，但歐盟為小企業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地方”。她表示，如果英國脫歐，歐盟其他地區將會對英國施加各種關稅和稅收。

站在脫歐陣營的英國能源部長李德森稱，在工人權益領域，走在前面的是英國而不是歐盟。“我們不需要未經選舉的、官僚主義的歐洲領導人來告訴我們什麽是工人權益。”

移民問題

當談到移民問題是，汗表示，脫歐派是在推出一個“仇恨項目”，通過“說謊”的方式(土耳其一定會加入歐盟)來“試圖恐嚇人們”。汗說：“土耳其不會加入歐盟”。

對立陣營的斯圖爾特表示，英國政府正在積極“加快”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進程，而未經控制的移民將對服務業造成壓力“只不過是事實陳述”而已。

觀眾席中有一位男士提問道，英國每年能“合理處理”的移民人數到底是多少?

競爭和市場管理局主席歐格雷迪表示，“管理”移民很重要，但把政府的種種缺點都歸咎到移民上，她覺得“煩透了”。

李德森說，英格蘭銀行曾表示，未經控制的移民會對工資造成“下行壓力”。

在全球的地位

辯論的最後階段主要聚焦於主權和英國在世界的地位。

李德森稱，布魯塞爾控制了英國六成的法律法規。每一次英國想要反對歐盟的立場，都被投票否決了。“這怎麽能稱得上是我們自己在做決定呢?”她反問道。

戴維森則反駁說，“六成”的說法真是“無稽之談”，並批評脫歐派總是“說謊”，包括在土耳其加入歐盟的事件上。

約翰遜表示，正是因為歐盟法律，英國無法驅逐重罪犯，所以“留歐派居然有臉告訴我們，留在歐盟能提高國家安全，正是令人匪夷所思”。

汗的反駁是，請舉出一個支持英國脫歐的北約國家。

更多國家將脫歐?

英國如果選擇退歐毫無疑問將是一個會產生經濟結果的政治選擇。退歐派認為，這是恢複英國主權和控制移民的唯一辦法；留歐派認為，脫離世界上最大的貿易組織將會給英國造成嚴重的創傷。

對公投結果持有謹慎樂觀態度的英國首相卡梅倫為留歐做了最後的愛國宣言：“英國人不會放棄。”卡梅倫的助手表示，最近幾天民調結果顯示支持留歐的人逐漸占據上風，最終的公投結果將對英國在歐洲的地位產生關鍵性影響。

法國極右翼政黨法國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 party）主席馬琳娜·勒龐借英國退歐公投的機會，表達了希望法國也同樣退出歐盟的想法。她表示，即將到來的英國公投表明，歐盟正在“腐爛”：“我會投票給脫歐，而我認為，法國比英國多了1千個理由這樣做。無論公投結果如何，這說明歐盟正在‘腐爛’，到處都是裂痕。”

勒龐表示，如果明年法國大選中法國國民陣線能夠勝出，她就會著手在當選總統6個月後準備法國的退歐公投。勒龐表示，歐盟要對高失業率、低增長和不經控制的移民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