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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稅天堂　吸走窮國開發資金

2011-9-12  TWM

我抵達加彭時，歐圖格（Autogue）和一名助手已經搭著法航的頭等艙，飛到首都自由市（Libreville），還訂了最貴的旅館一星期，歐圖 格愉快的承認，他們的唯一目的是幫忙我。

多年來，我一直觀察、報導和住在大西洋濱西非大海灣、北起奈及利亞、中經加彭、南到安哥拉的國家。這個地區供應美國將近六分之一的進口石油，供應中國的比 率也大約相同，而且富麗堂皇的外表遮蓋了可怕的貧窮、不公和衝突。

想和財政部長共進午餐嗎？沒問題。歐圖格先生一通電話就安排妥當。我在一家旅館的大廳裡，和權勢薰天、後來擔任聯合國大會主席的半個華人外交部長尚平（編 按：尚平的父親程志平祖籍浙江溫州）一起喝雞尾酒，他讓我盡情的採訪，還親切的問候我的家人。後來石油部長拍著我的肩膀，開著玩笑，說要給我一塊油田，然 後收回承諾，說：「不行，這些東西只能交給權貴要人。」

不管我人在哪裡，自由市大街旁赤貧民居離我始終都不超過兩百碼。尊貴的歐圖格先生引領著我，進入空調舒適、富麗堂皇的天地，把我送到隊伍前面，優先會晤總 是樂於接見我的權貴。大家很容易忽視這個受到魔法保護的平行世界，這個泡沫靠著對可能的內外破壞者發出無言的暴力威脅，得以維持下去。歐圖格一心讓我忙碌 不堪，反而讓我下定決心，找出他可能有心隱藏的東西。結果我在無意間，撞見後來在巴黎以「億而富事件」聞名的大弊案。

利用境外避稅強取豪奪

億而富事件發端的線頭很小，一九九四年，美國快捷公司（Fairchild Corporation）和法國一位工業家爆發商業糾紛，導致法國證券交易所遭到調查，案子由偵查檢察官伊娃．裘莉（Eva Joly）承辦。挪威出生的裘莉每次調查出什麼結果，新的線索就會出現，以致調查越來越深入。不久之後，她就遭到死亡威脅：有人郵寄一具迷你棺材給她，某 次突擊檢查時，她發現有一支裝滿子彈的史密斯威森（Smith & Wesson）左輪槍瞄準入口。但是她堅持不屈，更多的檢察官加入調查，離奇的真相越積越多，檢方開始描繪出一個超大貪腐體系的輪廓，億而富集團（Elf Aquitaine）、法國政壇、情報機構和加彭貪腐的統治者歐馬．彭戈（Omar Bongo）都在這個體系裡緊密勾結。

彭戈的故事是法國殖民地自治政策的縮影，過去的殖民地正式獨立，老主人想方設法，躲在幕後繼續控制。加彭在一九六○年獨立，展現非洲石油新天地的濃厚希 望，是法國特別注意的國家。加彭需要適當的總統，需要魅力十足、強硬精明、必要時絕對親法國的真正非洲裔領袖。彭戈正是完美的人選，彭戈出身人口很少的少 數民族，在國內自然缺乏支持基礎，必須仰賴法國保護。

一九六七年，彭戈三十二歲時，成為世界最年輕的總統，法國派了幾百位傘兵，進駐自由市的軍營，還用地道聯通彭戈居住的一座宮殿。這種安排極為有效的嚇阻政 變，以致彭戈二○○九年死亡時，成為世界上任職最久的領袖。

彭戈為了交換法國的支持，以極為優惠的條件，把本國礦藏的開採權，幾乎全部交給法國企業，後來法國非洲舊殖民地的石油工業，和法國大都會主流政治秘密結 合，利用瑞士、盧森堡和其他避稅天堂，建立可怕而龐大的全球性貪腐網絡後，他也變成這個網絡中駐在非洲的關鍵人物。

裘莉發現，加彭石油工業的若干部門擔任龐大行賄基金的角色，提供數以億美元計的資金，讓法國菁英利用。這種系統是漸進發展出來的，但是到了一九七○年代， 已經變成法國右派主要政黨共和聯盟黨（RPR）的秘密資金融通機制。

這件事不只是政黨的政治資金問題而已，法國諸多大企業也可以動用這筆西非石油財富，賄賂台灣、委內瑞拉、德國和澤西島，確保賄賂資金不會牽連到這些公司。 億而富的髒錢也推動法國的全球政商外交機器。

這個體系極為有力，協助法國在全球政經事務上，發揮超出本身實力的影響力，這個體系在不同司法轄區的縫隙中大力成長，也在境外欣欣向榮。

醜聞爆發後，法國政客宣稱億而富體系壽終正寢，同時億而富集團走向民營化，徹底轉型，現在是道達爾（Total）集團的一分子。但億而富不是法國與非洲貪 腐體系中唯一的角色，大家或許可以問，為什麼法國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二○○七年就任後，第一位打電話給他的外國領袖不是德國、美國或歐盟執委會總統，而是彭戈；大家也可以問，為什麼法國部隊今天還留在加 彭，還靠著地道，接通由彭戈兒子阿里．彭戈（Ali Bongo）總統居住的總統府。億而富體系可能已經死亡，但很可能由其他體系取而代之。

資金從非洲外流到歐美

億而富體系是境外世界的一環，也是境外世界的象徵，加彭沒有列在任何避稅天堂的名單上，卻擁有典型避稅天堂的特徵──提供非居民菁英秘密、腐化的服務，而 且像境外系統一樣，是公開的秘密。有些關係良好的法國人知道一切，很多外人知道有重要事情在其中醞釀，大致上卻視而不見，幾乎沒有人能夠看清全貌。但是， 整個體系確實是巨大的貪腐章魚，對非洲和法國平民造成最深遠卻大致無形的影響。

早在我初次訪問自由市前很久，我就注意到非洲流失大量資金，但是境外世界籠罩在秘密中，使大家無法追蹤其中的關係。金融機構和律師會在特定故事中浮現，然 後回歸由商業機密與專業判斷構成的幽暗境外世界裡。每次一有弊案爆發，這些人的重要角色都逃過認真的檢視，大家都說，非洲的問題和非洲文化、統治者、石油 公司與殖民主義的後遺症有關。提供境外秘密天地的人顯然是所有事件的核心，但是，要打進這個天地很難，而且似乎沒有人很有興趣這樣做。

一直到二○○五年，我才發現所有線索巧妙的匯聚在一起，我和曾任花旗集團律師的大衛．史賓塞（David Spencer）見面，暢談西非產油國的透明化與公共財政問題，當時史賓塞處理的事情和我的工作目標完全無關，包括會計規則、利息所得免稅與移轉定價，我 終於看出其中的端倪時，心想他什麼時候才會開始談非洲的貪腐問題。美國藉著提供租稅誘因與秘密，吸引海外資金，已經成了避稅天堂。

美國政府需要外國資金流入，因此用免稅待遇和秘密吸引資金。史賓塞解釋說，這一點已經變成美國政府全球策略的核心，世界金融資本的流動會反應這種誘因的小 小變化。史賓塞說，幾乎沒有人了解這一點，而且也幾乎沒有人希望知道這一點。

我在哈佛俱樂部裡，開始看出非洲貧窮與不平等的可怕人命成本，顯然和會計規則與免稅的無情世界息息相關。非洲的天災或不可避免的慘劇都有一個共同特性，就 是資金在避稅天堂和成群西裝革履、值得尊敬的銀行家、律師與會計師協助下，從非洲流出，流到歐洲和美國，但是沒有人希望走到非洲以外的地方，探問什麼原因 推動這種體系運作不息。

你只要想一想，就知道「資金外流」一詞把責任推到資金流失的國家身上，這是歸咎受害者的另一種方式。但是，非洲流失的每一筆資金，一定都有相對的流入地 點，有誰研究過資金流入的狀況？在我探討的很多故事中，境外系統不只是串場的外國秀，境外是主戲。境外把自由市和巴黎、盧安達和莫斯科、賽普勒斯和倫敦與 華爾街、墨西哥市和開曼群島、華盛頓和利雅德緊緊綁在一起。

境外勾串起犯罪的黑社會與金融菁英、外交、情報機構與多國公司，境外推動衝突、塑造我們的認知、創造金融動盪，送給權貴要人驚人的報酬。境外是權力世界目 前的運作方式，這點正是我在書中要告訴大家的故事。（本文摘錄自序）

暗查！東區醫美大街　吸走全台愛面子財

銀行業吸走了誰的金

銀行擴張日益脫離實體經濟的現象越來越受關注，人們抱怨，不受制約的銀行膨脹賺取了暴利，更帶來嚴重的負外部性，最終受損的將是經濟的長遠增長和社會福利。

2013年6月3日，在上海舉行的「外灘國際金融峰會」上，交通銀行新任董事長牛錫明的發言，再次引發銀行業暴利的熱議。

在這天的論壇上，民營企業家郭廣昌大膽向在場的金融家們提問：我們老是覺得為什麼銀行把那麼多錢都賺走了，好像2000家上市公司，一半利潤是10家銀行拿走了，這樣拿下去，我們製造業怎麼辦，還能拿多久？

資產大放水

賺錢動力強，風險控制弱。

對這個尖銳的問題，牛錫明沒有迴避，他直截了當地指出了銀行業暴利的原因——資產膨脹太厲害。

牛錫明，現在金融業的盈利水平確實比較高，在整個上市公司中，佔據了半壁江山，共有一萬多億的盈利。但他認為，銀行盈利這樣高，主要還是這幾年銀行資產膨脹得太厲害。

牛錫明解釋，中國銀行業2002年資產只有20萬億，2012年年底突破了100萬億，這麼短的時間之內金融資產大幅度膨脹，這是銀行利潤最重要的來源，利潤主要是資產膨脹型的利潤。

事實上，牛錫明記憶中的數據已略為保守。根據銀監會的統計，截至2013年一季度末，中國銀行業資產規模為138萬億元，2012年底為131萬億元，而2008年底資產規模不足62.4萬億元，四年增幅約為70萬億元；再看美聯儲公佈的數據，2012年底，美國銀行業資產為13萬億美元，折合人民幣83萬億元。

銀行業資產的快速膨脹究竟是喜是優？為什麼近幾年膨脹得如此迅猛？這當然是相當複雜而敏感的宏觀問題，與宏觀貨幣調控部門的宏觀政策直接相關。

牛錫明則明確表示了對龐大資產的擔憂，他說：這麼大的金融資產，本身所掩蓋或潛伏的金融風險，還是比較大的，而我們只看到了它顯性的一面，就是利潤，但沒有看到它風險的一面。

很明顯，這也是目前中國金融界的普遍憂慮：我們現在是贏得了利潤，但是利潤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只有兩個來源渠道，一個是把其他部門的利潤轉移到了金融部門，一個是以未來的不良資產為代價，贏得了現在的利潤。

牛錫明繼而又含蓄地點出了銀行業暴利的另一個深層次原因，他說，我在金融業幹了三十多年，我感覺到我們的盈利機制建設是比較完善的。因此，大家在市場上去競爭業務、取得盈利，這個動力是超強的。但是風險的控制機制相對是薄弱的。

賺錢動力強，風險控制弱，這番話幾乎從一個側面給出了答案。

資金熱，經濟冷

錢去哪裡了，都去還銀行利息了。

總的來說，銀行資產的膨脹有兩個途徑，一個是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的超發，一個是商業銀行信貸的發放。就是因為以上兩條，中國金融體系發放的M2已經超過100萬億，這最能說明為何商業銀行資產如此膨脹。

央行發行基礎貨幣是因為漸進升值的人民幣匯率政策，為了控制人民幣匯率過快升值，只有用人民幣購買貿易順差和進入境內的熱錢，這是純粹的印鈔，這些就是基礎貨幣，又叫高能貨幣。

商業銀行拿上這些基礎貨幣後，要去掙錢盈利，就只能拚命放貸，又加上中國行政性控制的巨大利差，導致放貸就是穩賺不賠的生意，誰放的多誰就掙錢多。

前幾年的圖景是，央行經常和商業銀行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央行懼怕信貸投放過多，導致通貨膨脹，就通過發行央票或者定向票據，或者打電話窗口指導，甚至召開行長會議進行約談等等方式，但是商業銀行總是不大聽指揮。為何？答案只有兩個字：掙錢。

因此，中國的銀行業在房地產和地方融資平台貸款風險方面，吹起了兩個大泡沫，這兩個大泡沫是中國宏觀經濟的兩大毒瘤，到現在還在時刻折磨著宏觀調控者的神經，進一步的投資拉動基本無從談起。

最近中國出現資金熱、經濟冷的現象，人們問錢去哪裡了，結果發現，銀行的錢被借去歸還銀行利息了，哪裡有資金進入實體經濟？

監管者的「護犢心態」

對於金融體系的這種負外部性要有足夠的警覺。

不過，監管層屢次對銀行業的放貸以及產生的暴利，給出了委婉的辯解。

2012年2月，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在亞布力論壇上發言，認為保持銀行業的利差是有「好處」的，這些好處就是：由於國家銀行是通過剝離不良資產，然後進行財務重組上市，在國家改制的過程當中背了很多的財務負擔，在一定的時間之內保持銀行的存貸款利差，保持銀行盈利能力，是為了儘早償還過去的歷史欠債。

2013年3月的兩會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對銀行業暴利的說法也進行了辯解。他說，說中國銀行業存在暴利有點過分，但是相對於其他行業，去年銀行業的利潤狀況確實是不錯的。周小川認為銀行業的利潤的高低可能由多種因素決定，其中有一種因素是（銀行業利潤）存在很大的週期性。

針對銀行業高利潤是否主要是由利率管製造成的問題，周小川說，「高利潤是不是完全是利差的原因，還需要進一步分析。」他解釋，從亞洲金融風暴到現在，中國存貸款基準利率的利差大致在3個百分點左右，其中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高一些，大約是3.6個百分點左右。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以及危機恢復期間，銀行是全面虧損的，而且虧損留下的窟窿，之後好多年都沒有完全補上。可是那個時候的利差比較高，而現在的利差則有所收窄。

兩位高管把維持利差、導致銀行業暴利的初衷歸結於歸還歷史欠賬上。可是，是誰承擔了銀行業巨額不良資產的成本？

就銀行業而言，我們看到的是，除了當時被下崗的人員以外，其他人隨著銀行業很快進入暴利階段，薪水猛漲，遠遠高出社會平均水平。

至於就不良資產本身而言，則政府為此專門成立了不良資產處置部門，也就是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先後被剝離的達20萬億的不良資產，是以發行特別國債的方式交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處置的。它們處理不良資產所得收益連歸還特別國債的利息都不夠，最終這些特別國債還掛在中央銀行的賬上無人問津，早被大多數國人忘卻了。

而從銀行業分離出來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最近幾年也成了暴利行業，此前的不良資產在一輪輪貨幣超發泡沫中突然升值，不良資產成了優質資產，資產管理公司們自然賺得缽滿盆滿。

那麼，被剝離的不良資產成本到底是誰來承擔？要想讓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來還，已經幾無可能，那麼央行的掛賬只能以發行貨幣稀釋存款人的存款價值為代價。

這樣，在當下中國的銀行業就產生了這樣的景觀：當宏觀經濟上升時期，銀行業瘋狂放貸，風險控制被棄之不顧，資產膨脹，利潤暴漲，銀行業薪酬待遇讓全社會豔羨；當宏觀經濟下行，不良資產形成，處理不良資產又成了政府的職責，而對不良資產付出「對價」的則是全體國民，銀行業在「經濟安全」的藉口下安然無恙，當然不排除在改制時一些下崗職工付出成本。這就是目前中國銀行業在「護犢心態」和「父愛情結」之下的道德風險。

從長遠來看，銀行業暴利對中國會產生什麼影響？就大的方面來說有兩個，一個是社會層面上的，一個是宏觀經濟層面上的。

在社會層面上，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就以2013年5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為例，「2012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和「2012年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顯示，非私營單位的平均工資遠高於私營企業，其中金融業收入最高，是農、林、牧、漁業收入的4倍還多。

宏觀經濟層面上，則是形成了製造業的空心化，同時產生了房地產和地方融資平台債務這兩大毒瘤。

如此看來，限制金融業的暴利已經是刻不容緩，根治它，則必須從最根本的改革開始，一個是利率市場化，一個是匯率市場化，一個是資本賬戶的開放。

更重要的是，監管者需要站在社會福利的角度，對於金融體系的這種負外部性要有足夠的警覺，從而及時調整政策，維護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菲永：能吸走法國極右翼10%選票的男人

以理性著稱的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在當地時間11月29日表示，他永遠不希望“國民戰線”領導人勒龐成為法國總統。

與允諾上臺就帶領法國“退歐”的勒龐相比，朔伊布勒明顯更青睞法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總理菲永，並稱贊他為重振法國設計了一套強有力的方案。

菲永在黨內的勝出，被法國媒體評價為，終於有候選人可以“維護法國總統職位的尊嚴”了；然而，菲永可以擊敗當下氣勢如虹的勒龐麽?

根據民調顯示，菲永能否勝選的命門有可能就掌握在法國的藍領工人和低收入人群之中，這些人占所有法國勞動人口的40%。目前，他們仍在搖擺中。不過從歷史數據上看，這些人現身投票的幾率通常很低。

然而，一位專註於歐洲宏觀政策研究的投行高級經理對《第一財經日報》匿名表示，他在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上都預測錯了。所以，“我對於法國要發生什麽已經毫無頭緒了。什麽都有可能。”

他奪走“國民陣線”10%的選民

上述人士對記者指出，無論怎樣，菲永的勝出，為目前的歐洲打了一劑強心針。

歐洲有點著急：在12月4日，意大利將舉行修憲公投，奧地利將舉行利第2輪總統選舉，而兩場投票都有可能導致極右翼民粹主義上臺：在意大利是由前喜劇明星貝普·格里羅(Beppe Grillo)創立的“五星運動黨”，在奧地利是極右翼政黨“自由黨”總統候選人霍費爾(Norbert Hofer)。

一旦歐盟核心國之一的法國走上極右翼之路，後果將無法想象。菲永在黨內的選舉中勝出，令歐洲各國領導人暫時松了一口氣：從諸多方面而言，崇拜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的菲永，在改革方式上可以吸引到右翼民粹主義者，但又是一位堅定的歐洲主義者，並不將法國的“內憂”責怪到歐洲一體化的外因上。

在競選中，菲永提出，要減少1000億歐元財政開支，削減50萬公務員崗位，以及廢除每周35小時工作制等。可以看出，這同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在第一次競選之時提出的方案高度相似，只是後者已經沒有機會實現了。民調顯示，他同薩科齊的區別在於，法國選民覺得菲永“靠譜”。

在菲永贏得黨內初選後，國民議會前議長、菲永的支持者阿誇耶(Bernard Accoyer)高興地表示，從數據看，菲永“從國民陣線奪走了10%的選民”。

在菲永陣營開始進行選戰分析的同時，“國民陣線”則打算“左傾”，進一步在被現任社會黨惹怒的左派選民中擴大基本面。

法國巴黎政治大學教授考特(Bruno Cautres)指出，在菲永勝選後，勒龐將更傾向於吸引那些覺得自己被全球化忽略的選民，那些強烈需要國家保護的選民。

菲永勝選後，勒龐並沒有公開對此作出評價。據報道，勒龐私下評價道，菲永的勝選給“國民陣線”出了一道戰略難題，“他(比其他候選人)更危險。”

能不能打動沈默的大多數

目前看來，菲永成功地贏得了右翼保守派的心，甚至是那些對政治漠不關心的“老錢”：他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出身賽車聖地勒芒富裕階層，自己也是賽車好手。如此出身的法國中上階層候選人參選，在不少地方中產階級看來，可以扳回此前被薩科齊和現總統奧朗德丟掉了的法國形象。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研究院魯邦(Luc Rouban)指出，“我們看來，在所有的投票者中，包括工人階級和部分左翼選民，都強烈希望法國能夠出現一個權威領導人。”

不過魯邦也認為，菲永現在打動的是(小)資產階級、高收入者以及工商業群體，他仍需要贏得藍領工人的心。

原因在於，自2011年起，勒龐所制定的“提前退休年齡到60歲、增大公共服務收入以及退歐公投”戰略在法國去產業化的幾大省份中得到了左翼選民的認同。這些左翼選民將奧朗德選上臺，卻並未感到有任何生活改善，在失望中投向了“國民陣線”的懷抱。

根據民調機構Cevipof的數據，法國有45%的藍領工人以及38%的失業或正在尋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輕人表示，他們要在選舉中支持勒龐，這一群體占法國就業人口的40%左右。

而勒龐或菲永勒龐能夠在第二輪中勝出，也取決於是否可以動員這些傳統上“沈默的大多數”。

目前有消息稱，奧朗德將在12月10日宣布是否謀求連任。如果奧朗德退出，總理瓦爾斯有望代替他參加競選，而左派的當務之急是不能讓極右翼再充當左派的代言人了。

目前所有的民調顯示，菲永都將在第二輪勝出。不過，此前民調機構YouGov在最新的一次調查中發現，63%的法國選民全是持權威民粹主義觀點的選民。“2017年大選將取決於這些選民的選擇。如果這些選民在第一輪就全部偏向勒龐，而中右翼的法國共和黨無法得到足以進入第二輪的選票，勒龐將輕易贏得法國總統的寶座。”

對於出現這種極大的不確定性，考特評價道，“現在這些調查都沒什麽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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