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強北陽謀：創客、老板與官員的三角盟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747
在華強北的街頭，擡頭就是很多創業標語。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改革開放30年，深圳華強北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元器件集散地，也憑借山寨產業練就了精湛的制造能力，它們相互成就，為這一輪智能硬件浪潮打下基礎。
智能硬件是市場為產能過剩的華強北尋找到的一條出路：創客負責創新與設計，急於轉型的傳統制造業老板負責生產，他們互相捆綁，布局未來。
但硬幣的另一面，是低階制造業的窮途末路，和孵化器的過熱之象。
硬件創客的天堂
“在美國，幸運的話，3個月時間能夠找齊各種電子元件，但在華強北，一天就能找齊所有材料。”
“如果山寨垮了，華強北也就垮了。”五年前，在深圳華強北淘金山寨手機的一位商戶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如今，山寨手機早已垮了，但在華強北歷史最為悠久的兩棟大廈——華強與賽格之間，一座新的地標立了起來，上面寫著“創客的搖籃，創業的天堂”。
華強北位於深圳市深南大道北側，這片方圓1公里的土地上矗立著二十多個專業市場，巨量的電子元器件和數碼產品在此集聚交易。
它曾經是全國聞名的山寨重鎮，也曾經隨著山寨手機的沒落而奄奄一息，現在卻正成為智能硬件和移動互聯網浪潮中的弄潮兒——從無人機、機器人、智能臺燈、3D打印機，到智能手環/手表等可穿戴設備，智能硬件在這里幾乎應有盡有。一位新近從海外歸國的創業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只要是做智能硬件，你就繞不開深圳。”
正因如此，這里正在日漸成為全球硬件“創客”的天堂。“創客”一詞來源於英文單詞“Maker”，是指出於興趣與愛好，努力把各種創意轉變為現實的人。
在今年6月舉辦的“2015深圳國際創客周”新聞發布會上，深圳市科創委主任陸健介紹，創客群體在深圳不斷壯大，創業型的創客和帶有興趣愛好的創客加起來有1萬多人。
2015年7月22日，經過激烈的PK，來自世界各地的15支創業團隊，帶著他們的創意和風險投資，匯聚在了華強北。
他們加入的是聞名全球的HAX硬件孵化器。HAX由兩位法國創業者Cyril Ebersweiler和Benjamin Joffe創立，總部位於舊金山。三年前，Cyril發現華強北有硬件創新和設計所需的各種元器件以及產業鏈，便與深圳矽遞科技公司展開合作，在華強北設立了HAX中國公司。
在寸土寸金的華強北，HAX租下了世紀匯廣場21層的一半，超過1500平米的辦公室，年租金在400萬元人民幣左右。
HAX位於華強北的辦公區外部由透明玻璃搭建，內部則完全打通，工作區十分淩亂，辦公桌上擺滿了電腦、零件和半成品，以及從華強北淘回來的各種新奇玩意兒，比如一個能打電話的刮胡刀。
目前，HAX在孵化80個項目，其中僅有8個來自中國，其余均為外國團隊。美嗒嗒創始人王傑是今年這批HAX創客中唯一的中國人，他曾是華為的一名硬件工程師，正在和他太太合作開發一款能夠測試皮膚健康程度的鏡子。
王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為了讓國際創客迅速熟悉華強北，HAX設置了一套完整的培訓課程。比如報到第一天，15個團隊就要組團沖進華強北，尋覓購物單上的一眾電子元件，買得最齊、花錢最少者為勝，“但很多外國人壓根不認識電子元件。”
這並不稀奇，矽谷雖然有英特爾、蘋果這樣的硬件巨頭，但其制造環節早已轉移到了海外。
不過很快，國際創客們就入鄉隨俗融入了深圳，甚至學會了淘寶。一位申通的快遞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四通一達”五家快遞公司每天要往HAX運送一百多個快遞，大部分就來自樓下的各大電子、數碼商場。
“在美國，幸運的話，3個月時間能夠找齊各種電子元件，但在華強北，一天就能找齊所有材料。3個月，我們孵化的一個項目能完成從設計、研發到生產測試的各個環節。”HAX創始人Benjamin向南方周末記者強調，創業時機很重要，行動要非常迅速，“2年前，智能手環還是個好點子，但現在滿大街都是，小米手環69元一個”。
在挑選制造工廠的時候，HAX則會教不懂中文的創客們，通過觀察工廠的洗手間是否幹凈、員工是否開心等細節，來判斷工廠的制造水平。
Benjamin覺得深圳的神奇之處在於，總有聰明的制造業小老板對大公司不會搭理的初創項目感興趣，“盡管大多數人還不明白我們在幹什麽，但你打二十多個電話，總有三四家會說，‘來吧，我們談談’。”
在華強北附近的明通數碼城，一些做智能手機配件的店鋪由於產品不好賣，都關門了。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一開始我們追著政府，後來政府追著我們。”
2015年深圳創客有1萬余人，孵化器卻有一百多家，平均到每家的創客數量只有100人左右，大多數孵化器根本“吃不飽”。
越來越多像HAX一樣的國際孵化器，正在紮堆深圳。今年3月，英特爾在深圳設立了智能設備創新實驗室和1億美元創新基金。更早些時候，全球最大的桌面3D打印機供應商MakerBot亦在華強北運營了一個硬件創業孵化器。
深圳本土孵化器更是數不勝數，華強和賽格兩大集團正在分別組建各自的創客中心，龍崗天安數碼城開通了“矽谷直通車”。其中，騰訊與華強集團宣布，將共同投入總價值100億元人民幣的資源，希望在未來三年時間里打造100家估值過億的硬件創業公司。
組建華強創客中心的想法，最早是由深圳市電子商會執行會長、華強北電子市場聯合黨委書記程一木提出的。在接觸HAX等創客圈後，他意識到硬件創業孵化，無疑是華強北最擅長做的。2014年初，他讓華強集團拿出首期1000平米物業，做一個孵化器。
“沒想到2015年春節一過，深圳就跟瘋了一樣。”程一木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2015年1月4日，新年第一個工作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突然到訪深圳南山華僑城創意園里的柴火創客空間，它是深圳的創客們聚集的“創意會所”。李克強表示，要再為柴火空間添把柴。
此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被寫入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深圳市政府的熱情也被點燃。
全球規模最大的創客文化活動Maker Faire在中國已經連續舉辦了三屆，之前這一活動一直由柴火創客空間的投資方深圳矽遞科技公司代理，2015年深圳市政府首次接手。
深圳各區政府也開始爭搶創客及孵化器。程一木回憶，2014年在福田區搞華強創客中心時，南山區也搞得熱火朝天，寶安區說要做一個一萬多平米的創客工業園，福田區很緊張起來，一個勁催著華強掛牌，“一開始，我們追著政府，後來政府追著我們。”
據深圳市科創委主任陸健介紹，2013年深圳市共有20家孵化器，2014年迅速增至107家。
今年6月，深圳市出臺《促進創客發展三年行動計劃》，計劃從2015年開始，每年至少新增50個創客空間、10個創客服務平臺及新增創客3萬人。按照這個速度，到2017年底，深圳的創客空間將達200個、創客服務平臺達50個、全市創客超過10萬人。
“大幹快上”之下，深圳的創客孵化器已出現相對過剩的苗頭。
按照當前的官方數據，2015年深圳各種創客以及愛好者加起來有1萬余人，孵化器卻有100多家，平均到每家的創客數量只有100人左右，大多數孵化器根本“吃不飽”。
一位深圳的孵化器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柴火創客空間與孵化器本質並不相同，前者目的是為創新制作者（Maker）提供自由開放的協作和交流空間，而孵化器的商業目的性更強，孵化器要找的是初創企業（Start-up）。
對於創客空間和孵化器數量快速膨脹的現象，一位知名的深圳產業地產商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其原因是現在產業地產過剩，需要孵化器消耗多余的空間，聚集優質資源後，地產商也可以轉型做投資。
“但現在各種力量都說要做孵化器，就有點變味了。”上述地產人士還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他從外地好不容易招了一家優質硬件創業公司回來，辦公場地租金幾乎全免，為的是能股權投資。本來雙方已經達成口頭協議，結果創業公司第二天就擡價了，“跟炒股似的。”目前雙方已經鬧掰，創業公司打算搬走。
華強電子產業研究所研究總監潘九堂認為，這幾年來被狂炒的物聯網、智能硬件、人工智能/機器人、智能汽車/自動駕駛、工業4.0等新興領域更多是資本市場的狂熱和泡沫推動，本質上是地產、金融、互聯網等短周期行業已搶完淺礦。而新興領域大量爆發可能還需5-10年，因為這些應用背後的新型技術和算法目前還不成熟。
“一個項目的成功，政府的支持很重要，但不能以政府的支持做前提。政府的支持只能是錦上添花，不能是必要條件。”程一木說，“華強北本來就是因為市場才發展起來的。”
在深圳華強北的Hax孵化器里，來自北美的一些創業團隊在辦公室工作。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不變就等著死”
智能硬件熱潮是市場為產能過剩的華強北尋找到的一條出路，急於轉型的傳統制造業老板與創客捆綁，“你只管設計，我幫你生產”。
“90後”黃鈺祺在深圳龍崗區擁有兩個制造工廠，像無數華強北的傳奇一樣，黃鈺祺初中畢業後來到深圳，憑借一單德國人定制優盤的生意，賺得人生第一桶金。
10月末的一天，南方周末記者在他的一間工廠里看到，震天響的搖滾樂中，技藝純熟的工人們和機器配合著作業，一樓做外殼，二樓電子組裝，三樓表面噴油，四樓制印logo。從代工豐田車掛擋到沃爾瑪自營牙刷，工廠能做的東西擺滿了會議室的兩面墻。工人宿舍樓外刷著一條標語：“只為成功找方法，不為失敗找借口”。
“一條龍服務，客戶只需下單，我就能完成所有制造環節。”黃鈺祺的車間是租來的，其前身是經營不下去的服裝廠，他自己的另一個做模具的工廠也面臨被3D打印淘汰的危險。
最近，黃鈺祺盯上了創客。他入駐了龍崗天安數碼城的孵化器，和3D打印企業做起了鄰居。在孵化器，他一邊研發自己的智能配電箱，一邊想把自己的工廠和有想法的創客捆綁在一起，“你只管設計，我幫你生產”。
創客們的生產量很小，遠沒到批量生產的時候，但黃鈺祺決定提前布局未來市場，2000元以下的試驗性小單甚至免費幫創客做。“不變就等著死，等著別人把你改變，不如自己逐步改變，順便改變別人。”他說。
事實上，這一輪智能硬件熱潮，也是市場為產能過剩的華強北和深圳制造業尋找到的一條出路，它正在重塑整個產業鏈——創客負責難以山寨的創新，顛覆傳統產業；急於轉型的傳統制造業老板與創客捆綁，布局未來市場。
而跟不上這種變化的企業，則正經歷著難熬的寒冬。
從2014年年底開始，深圳的電子產業倒閉潮來臨，知名的手機零部件代工廠蘇州聯建科技，東莞萬事達、聯勝和兆信通訊，深圳福昌相繼倒閉，深圳福昌曾為華為、中興的一級供應商。
一位接近福昌的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以前華為低端手機用的是塑膠外殼，福昌以此起家，但後來越來越多的手機外殼使用純金屬工藝，而福昌沒能及時做出調整，最終倒閉。
“產業升級之後，小企業不轉變，不創新，就必死。就像一個沃爾瑪崛起，很多小超市就會因為它死掉，但有特色的店還會存在，甚至活得很好。”潘九堂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正是中國創客比較火的一個原因，“小企業想借助新興的東西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
謝浩傑是深圳偉健達電子的CEO，也是這輪智能硬件的淘金者之一。2007年，他在華強北做電子元器件起家，從一個1.2米的小櫃臺做到在華強北鼎誠國際開公司，代理國內外大品牌的電子元器件。
完成了原始積累的謝浩傑從今年起嘗試投資，他與朋友一起，在華強創客中心開了一家3B咖啡，類似於互聯網行業著名的創業圈子“3W咖啡”，目的也是為了聚合好項目和投資機會。
最近幾個月的時間，謝浩傑已經看過不下一百個項目，幾乎每天都有項目主動找上門，但他一個都沒投。“在中國這樣的土壤，像我們80後從小在山寨文化中長大，突然讓我們來做創新，是有困難的。”
難以複制的華強北
野蠻生長的低階制造結束了，在這個過程中，上遊的電子元器件市場和山寨技術相互成就，打通了深圳制造的全產業鏈。
2014年，麻省理工學院實驗室媒體總監Joi Ito帶領學生來到深圳，參觀完產業鏈上各個環節後，回去寫了一篇觀察，文中寫道：在深圳，我們體驗到的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低成本的勞動力是這一切的推動力，他們把深圳打造成了一個最先進的世界級制造基地。這個生態系統由工廠網絡和制造技術組成，在這里可以生產各種規模的硬件產品。
的確，深圳是中國目前智能硬件產業最發達的地方。
在創投圈，有一種說法是，“互聯網創業在北京，硬件創業在深圳”。10月27日，阿里百川聯合IT橙子發布的“2015創業生態報告”顯示，深圳硬件行業獲得投資占比達到16%，而全國比例僅為6%。
易觀智庫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8月，中國創新智能硬件主要集中在深圳，占比44.4%，遠高於以12.4%排名第二的北京。
但在十年之前，深圳華強北還以IT大賣場和“山寨手機”聞名，沒人能想到，當賣場蕭條和山寨式微之後，它能夠再次立在硬件創新的潮頭。
上世紀80年代初，電子元器件率先在華強北發展起來。那時中國還是計劃經濟時代，為解決體制外的電子元器件采購難題，深圳市政府獲批在華強北開設了電子市場，允許大企業把用不完的尾料和電子元器件放在這里買賣，形成後來華強北的雛形。
由於早期供不應求，這個曾經的漁村以地利之便，形成了灰色地帶。電子元器件不僅從港澳臺走私進入，潮汕、貴嶼等地也偷偷承接歐美的電子垃圾，將電子元器件拆卸、翻新後，再源源不斷地送入華強北。
隨著電子元器件市場做大，下遊的數碼產品市場隨之興起，最終令華強北聲名遠揚的，是“山寨”產業。
從2000年開始，華強北的小老板們“前店後廠”，在臺灣聯發科手機芯片解決方案的推動下，從電話機/傳呼機、VCD、音響、DVD、MP3/MP4等產業一路“山寨”過來，最後湧進了手機行業。
潘九堂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並不具備獨創性的山寨業隨後陷入毫無質量和價格底線的自我毀滅，2007年，蘋果以iPhone這一真正的破壞性創新開啟了智能手機和3G時代。
“在這之後，中國人的消費能力和品位均向上進階，國內市場迅速品牌化，小米、華為、金立、OPPO以高性價比徹底終結了山寨的輝煌。”他說。
一位在華強北從事電子元器件生意近10年的老板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電子元器件的頂峰要比山寨結束的晚一些。因為2008年國家“四萬億”投資後，“家電下鄉”政策也推波助瀾，“兩個月之內，一個燈泡上面的電子元件從20元炒到50元。整個行業的庫存全部清空，一個月賺千百萬，很正常。”
但這樣的行情只維持了七八個月，2010年之後，電子元器件市場也開始收縮，“因為下遊把之後幾年的銷售都透支了。”
在賣場最輝煌的時候，華強北明通數碼城日出貨量能達到1億元左右，一個鋪位的轉手費曾高達數十萬元。如今，這里已出現整層空置的蕭條。
明通數碼城的手機檔主們仍然保持著中午12點後才來上班的習慣，一位檔主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山寨手機的價格瞬息萬變，當年一天有可能賺500萬，也有可能虧500萬，“來太早摸不準當天的行情”。
程一木認為，山寨手機在一段時間里的鼎盛，也反映出華強北快速的市場反應和配套能力。
“很多地方政府讓我們把華強北複制過去，我說很難複制，華強北獨一無二。”程一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華強北的電子商戶至少有1萬家，每個商戶背後可能都有幾個工廠，以及積累多年的供應商體系。這些商家又相互交織，形成一個巨大的信息網絡，遍布珠三角產業集群，甚至延伸至海外。
野蠻生長的低階制造結束了，但在這個過程中，上遊的電子元器件市場和山寨技術相互成就，打通了深圳制造的全產業鏈，這也是華強北新的生命力所在。
兩大孵化器相繼倒掉，深圳創客空間怎麽了？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4935.html
今年以來，深圳兩家規模較大的孵化器因為入駐率不高等原因相繼倒閉，再一次引發外界對於孵化器模式的思考。
“真的不相信這個地方就這樣倒了。”當老牌孵化器“孔雀機構”因拖欠物管費而被強拆，曾經在孔雀機構孵化過的項目紛紛在論壇上留言惋惜，許多曾經在里面待過的創業者開始緬懷在孔雀機構中的日子。
這家成立於2010年的孵化機構，前身是深圳市趨勢文化創意聯盟，擁有22家聯盟企業。就在被清場的5天前，其剛被評為全國十佳創客空間。
算上過年前的“地庫”，這是深圳今年第二起較有規模的孵化器倒閉事件，而這只是一個開始。
“由於入駐率不高，今年將會有一批以收取房租為主營業務的孵化器可能撐不下去。”松禾資本副總經理袁寧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在創業大潮的湧動下，作為培育創業團隊的溫床，孵化器也隨著創業團隊數量增加而有所發展。截至2014年，深圳創客空間數量為67個，而根據政府計劃，2017年，創客空間將達到200個。
然而當創業者與投資者擺脫了之前的狂熱，而逐漸偏向理性，這些創客空間的生存環境就變得不那麽樂觀了。“現在孵化器太多了，沒有資源特色很難經營下去。”熟悉孵化器的創業咨詢顧問李生(化名)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在深圳，一大批依靠二房東轉租模式支撐的“孵化器”在創業大潮冷卻之時將面臨大洗牌。對於這些孵化器來說，如何在退潮中摸索出有效的運營模式尤為重要。
孵化器的前世今生
孵化器概念最早起源於美國。1956年，約瑟夫·曼庫索在紐約州的貝特維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企業孵化器，用來解決地域失業率問題，這個最初設立孵化器的目的之後被多次驗證行之有效。
最初的孵化器主要營收依賴投資所孵化的項目，辦公空間則是作為資源提供給入孵團隊。這種模式在歐美地區較為成熟，這些地方大部分的孵化器是由有一定能力的企業或者有資源、能力的個人以及科研機構來承擔。
直到1980年，美國真正開始重視並且大力發展孵化器，到1990年，北美的孵化器數量達到了400家。但發展速度過快，導致部分孵化器建設過於盲目，1990年代前期美國的孵化器發展出現了停滯。
隨後風險資本的引入，使得孵化器內的初創企業得到了更有效的幫助與資本的投資，孵化器開始了企業化的運作，迎來了第二輪的高度發展。到2002年美國的孵化器總數達到了1000個左右，其中有15%屬於營利性孵化器。2005年，北美洲的企業孵化器幫助了超過27000家企業，創造了超過10萬個就業崗位，收入170億美元。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決定開始實行專門為發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而設立的“火炬計劃”。在該計劃中，國家把建立孵化器——科技創業服務中心列為重要的內容。
而直到2000年以後孵化器才得到發展。近年來，“大眾創業”浪潮下，孵化器數量激增。
一般來說，孵化器創辦主體為有實力的投資者以及科研機構，然而，孵化器模式能有效解決房屋空置問題，並有利於企業營收，因此也有一部分房地產商以及企業借鑒這種模式給自身帶來收入，然而對比孵化器，大部分企業更願意選擇聯合辦公場地的方式，既能有效解決空置，又不用花費過多的運營成本。
“上周公司讓我們去參觀一家孵化器，”在一家國有企業從事項目運營的葉淘告訴記者，公司正打算將寫字樓改造成聯合辦公空間，轉租給創業團隊。“聯合辦公產品針對的不是創業者，而是小規模公司。這些創業企業缺乏資金，整租難度較大。用聯合辦公的方式每平方米的租金和整租差不多，但是聯合辦公的方式空置率會更低些。”
脆弱的二房東
“創業的成果實現，需要基礎支撐，並不是修一個辦公室，引入一些投資機構進駐就可以催生好項目。”柴火空間創始人潘昊說道。
但現實是後者對於技術門檻以及投資的低要求，讓許多“生意人”無法拒絕。由於孵化項目大部分是初創企業，孵化器面臨的投資回報周期少則一兩年，多則三五年，相對而言，出租空間能夠在短期內獲取一定的商業利潤，因此越來越多的孵化器將部分空間轉租來換取短期的現金流。“二房東”模式也在這個行業興起，一些雖然名為孵化器或者創客空間，但實際上，是類似於聯合辦公的轉租模式。
記者走訪深圳一部分“二房東模式”的孵化器，發現在這些空間里，出租運營是比較大的收入占比，而對於孵化器的內容建設，很多孵化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孔雀機構創始人陳鵬福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其大部分的營收依賴於租金，這部分收益占到總收益的65%到70%。雖然從孔雀機構的官網上能夠看到其提供不少的創業增值服務。然而對於後期入駐的創業團隊來說，這些增值服務的數量和質量都在下降。
深圳市星塵大海電子商務團隊在去年12月入駐孔雀機構，其創始人孟大維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回憶當時入駐的原因主要是看重其曾孵化過許多明星企業，並且提供的租金相對合理，然而其入駐之後並沒有接受到資源對接。“其實這里面大部分都是租戶，不存在孵化關系。孔雀機構很少組織活動，偶爾會有一些創業課堂，但孔雀機構大部分只是提供場地，每次都有不同的主辦單位，主題因人而異，針對性不強。”
陳鵬福在早期以較為便宜的價格租下科興科學園整層辦公場所，再以散租的形式租給創業者從中賺取租金差價。大部分孵化器也主要采用這種方式。在深圳一些較好地段的商用住房租金平均為145元到165元/平方米，租用一層1000平方米的商用住宅，加上物業管理費，價格最少在15.5萬元到17.5萬元之間。而根據記者走訪發現，這些地段一般的租金也相對較高。
深圳南山軟件產業基地是另一個孵化器聚集地，不同的是這里聚集的是類似3W咖啡、京東奶茶、飛馬旅等知名的孵化器，這些孵化器背後也有一定的資源做支撐。記者打聽發現，這些孵化器一個工位(一平方米)的平均租金在1000元/月以上。雖然每平方米單價差距較大，但考慮到其所承擔的孵化辦公的功能、孵化器內還有一些面積作為會議室等提供給創業團隊，如此折算下來，假設1000平方米只要孵化50個3到4人的小型團隊就能夠覆蓋租金以及物管費。
而10人以內是一般初創團隊的規模，租用這些孵化器的辦公空間對於這些小微企業來說，無疑比租用單間辦公室更為節省成本。
為初創企業帶來的另一個好處就是，空間內聚集不少創業團隊，更有利於新興創業團隊的資源開拓。“我們那一屆的孔雀機構的團隊是最好的，團隊之間都比較有感情，就像學校里的師兄師姐的關系，平時有什麽問題大家都會互相關照。”李生2014年在孔雀機構曾待過一陣子，當時他負責一個創業團隊，與他同期在孔雀機構辦公的還有Uber深圳、億航無人機等。
二房東模式所帶來的“快錢”也讓一些個人經營者快速進入市場，這些個人經營者對於內容孵化缺乏資源與經驗是大部分孵化器目前只能依賴租金的重要原因。
“他們也不想當二房東，但是不得不當，因為沒有這個實力。更現實的是，如果一個團隊沒有錢也沒有找到錢的情況下帶著項目到你那孵化的話，那這些團隊可能也不是太好的項目。”李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其認為，孵化器的孵化功能正逐漸弱化。“當你要給團隊投錢的時候，才會去考察這個團隊到底行不行，團隊要把股份給孵化器的話也會考慮這個孵化團隊有沒有經驗，這才是健康自然互相篩選的過程。如果給房租就能拿股份，兩邊都不認真，事情很難成。”
遠離的租客
雖然二房東模式對於初創團隊具備較弱的孵化功能，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的小微企業選擇入駐孵化器提供的工位，而這些企業選擇的原因也非常簡單：租金便宜。
去年12月，孟大維和他的團隊一共三人入駐孔雀機構，當時由於租金上漲，孔雀機構已經經過一輪漲價，孟大維以每月2000元的價格租下了三個公開工位，這其中包括了水電以及物管費。當時資金鏈已經出現問題的孔雀機構有意對新租戶進行漲價，然而由於孟大維堅持，漲價最後只能作罷。“他們(孔雀機構)希望在原來的基礎上加500元左右，我當時租的時候是要漲到2480元，最後砍到2000元的。”
對於大部分的小微企業，有否具體的孵化內容並不是最重要的，能否從租金中節省出運營成本才是業務能否起步的關鍵。
“提供地方辦公對於創業團隊來說是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之後的資本對接主要看投資人，跟孵化器沒有太大關聯。”從事垂直娛樂服務軟件開發的小禾(化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小禾所在團隊大部分為剛出校園的年輕人，剛創立初期，團隊入駐由一家國內比較有名的基金公司成立的孵化器。由於項目較為出色，加上基金公司是早期投資者，小禾團隊每月的租金都能獲得相應的折扣，這為團隊省下不少費用。
便宜的租金為這些剛起步的初創團隊帶來的短暫實惠，讓創業團隊將其當成唯一的選擇標準。
離開孔雀機構之後，孟大維很快找到了一家較晚創立，但更為優惠的孵化器：空間更大，價格更優惠，氛圍和服務比孔雀機構都要好，而偏僻的位置雖然看上去不夠理想，但也是其物美價低的原因。對於像孟大維這樣的創業者來講，只要有辦公場地就已經足夠。“我現在體量太小，(聯合辦公場地)沒有合適的機會和資源，只能解決業務不中斷的問題。”
這讓孵化器陷入了惡性的生態圈中：為了價格而來的創業團隊必然也會為了價格而去。而“二房東”單一的盈利模式，讓大部分孵化器在入駐率面前不堪一擊。
廣東晟典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毛鵬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種模式並不有益於孵化器的發展：“(孵化器)也不是看誰能交的租金最多，我也是選擇誰最符合我的行業，在我的平臺下能夠實現他的快速發展，也能夠實現我對他的投資的增值。”
據了解，孔雀機構曾經入駐率達到80%，而隨著租金上漲，以及大量的孵化器湧現導致孵化器平均租金下調，在無法提供更多孵化資源的情況下，許多創業者選擇離開，尋找更為便宜的辦公場地，而這樣的場地比比皆是。
根據廣東高新技術產業網數據，2015年，廣東總共有科技孵化器399家，比2014年增加166家。這個數量還將繼續增長。
在這樣的環境下，租戶的離開幾乎成為了必然。“有兩個原因促使租戶離開，一個是租金上漲，一些無法負擔成本的團隊會選擇更加便宜的場地，二是團隊發展逐漸成熟，也有可能離開租用的場地尋找更好的環境。”李生分析道。創業失敗也是團隊離開孵化器的原因之一，因此二房東模式的孵化器往往流動率比較高，而與加速器中主動讓創業團隊離開的情況不同，這種流動率只能帶來負面效果，讓孵化器處於被動狀態。
由於入駐率過低，在今年過年之前，深圳孵化器地庫不得不關閉，而記者在走訪中發現，許多知名的孵化器入駐率均不到50%。因此，大部分孵化器對於入駐項目不設篩選標準，而為了吸引項目入駐，許多孵化器更是打出價格折扣優惠。
從孵化器到加速器
“這一輪洗牌很可能洗掉一些不清楚的模式，加速器和二房東模式都比較清晰，但是大部分孵化器夾在中間不清不楚的很可能會難以經營。”李生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李生看來，孵化器洗牌並不能證明二房東模式不可行，恰恰相反，在如今的創業環境下，純粹的轉租有一定的市場需求，是一種不錯的商業模式。聯合辦公空間就是其中的例子：擺脫孵化器的孵化功能，最大限度利用空間，在同樣的空間下提供更優惠的租金，能夠吸引大批的創業團隊。
定位為聯合辦公的思微內部設置與大部分孵化器無異，團隊不負責孵化項目，但是能為創業團隊提供活動場所。目前思微在深圳已經開設四家店面，總面積達到11800平方米，給創業團隊提供385個開放工位和156個獨立辦公室。團隊大部分為精算師，思微目前入駐率相當可觀。在思微2.0中幾乎所有的工作間均已出租。對比一般的孵化器，雖然工位略顯擁擠，但是租金價格相對便宜。
如前所述，較為有效的模式是加速器的方式，目前國內缺少像YCombinator一樣較為成功的加速器，但也有不少的嘗試：設在華強北的HAX加速器模仿YCombinator的模式，每年設定兩期項目，將國外團隊與深圳硬件資源對接。
HAX每年從1000余份申請中選出30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創新硬件團隊來深圳參加加速項目，每期15個團隊。加速器能夠為創業者提供種子資金(2.5萬美元換6%的股權，10萬美元換9%的股權)、1500平方米的免費辦公空間、12名全職員工和顧問、50名專家導師，每周對團隊進行一對一指導。
“對於創業團隊而言，一些需要孵化的好項目，加速器是個不錯的選擇，而一些只需要辦公場所或者剛剛起步還沒有產品的小團隊則可以選擇聯合辦公空間。”李生說道。
而孵化器的模式，則更適合有背景以及資源的企業或者投資人運營。“孵化器模式本身並沒有什麽問題，從長遠目的去考慮布局是可以的。就像矽遞公司下屬的柴火空間，本來矽遞是硬件零件生產服務商，它去經營一個創客空間，本來就符合它的形象和品牌。矽遞甚至可以把這個列為市場經費、品牌花費。”李生分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