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yicai.com/news/2011/07/9451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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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在浙江召開的「第二屆中國民企投融資大會」上,主持人問台上來自官產學各界的嘉賓:在未來兩三年之內,浙江中小企業將會出現百分之幾的倒閉?
問題的答案較為集中,絕大多數的嘉賓寫下的是:20%。
對於經濟學界,20%的企業要倒閉,這並非一個意向不明的數據。「如果達到20%,倒閉潮就真的要來了。如果政府有很好的政策,企業倒閉不會上升到20%,如果沒有政策,將會進一步惡化。」經濟學家辜勝阻在會上提醒說。
政府政策的底線究竟在哪裡?大家心裡都沒底。
「空心化」是一種趨勢
2011年,浙江的企業界一片蕭瑟。最壞的結果或許不是企業倒閉,而是企業家的信心沒了。
「在中國,做企業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蔡其文對自己得出的這個結論很無奈,語氣中充滿了哀怨。
蔡其文是浙江省芸芸小老闆中的一個。他的企業主要貼牌生產家具和兒童玩具,銷往德國和日本,旗下員工約500人,今年的產值大約在6000萬。
在浙江,多的是像蔡其文這樣沒有自主品牌、沒有核心技術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在所處的大環境裡,他們一直需要面對稅收、匯率、融資、土地等等問題,只是今年的形勢更嚴峻。所謂的「三荒兩高」集中地來了,電荒、錢荒、人荒,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價格上漲。
在目前的形勢下,他基本是以成本價向客戶報價,然後靠國家出口退稅這一塊來維持利潤,甚至還要從退稅裡拿一部分出來補貼到成本裡去。「你不做,有的是人做。」蔡其文說。
蔡其文介紹,員工工資平均在2500元~3000元左右,近500個員工每月工資支出過百萬。再除去各種稅收、銀行利息,一年下來,如果還有利潤的話,有個幾十萬的淨利潤已經很好了。
「這樣一分一釐地積累起來,再投入,擴大再生產,一年到頭手上是沒錢的,一輩子也是沒錢的,除非企業停了。」 蔡其文說,當年與他在同一財富起點上起步的許多老闆,後來放棄了實業,轉向了投資,財富的積累比他快多了。
他也很會安慰自己說,「製造業的特點就是一步一步壯大,企業的發展需要慢慢地積累,我從來沒想過一夜暴富。如果狠心咬牙堅持下去,相信總會看到光明的一天。」
但像他這樣的企業,規模不大,沒有自己的品牌,沒有核心技術,沒有太多的科技含量,他幾乎也沒有妄想過「什麼轉型升級」,那是一件看起來很遙遠的事情。
蔡其文的堅守,讓他的老闆朋友們心生敬意。因為他們中更多的人選擇了將生產規模縮小到最小的程度,甚至棄實體而去。
浙江省工商聯研究室主任周冠鑫曾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分析:大部分大型民營企業的資本配比基本實現「三三制」,即主業、房地產、金融證券投資三分天下,而且後兩塊投資比例越來越高,進一步限制了對主業的投資。
以溫嶺市為例,位列前幾強的企業,主業都有房地產項目。「有些企業投資的副業大大超過主業,投資不當也有可能死掉。」溫嶺市科學技術局原局長林應勤很擔憂。
事實上,也不乏這樣投資不當而陷入困境的例子。
在溫州,此前傳出倒閉的三旗集團,原以電纜為主業,但在貨幣政策擴張期間,這家企業頻頻投資房地產、釀酒等多行業,最終陷入了財務危機。而最新傳出倒閉的天石電子公司,在多地均有投資項目,在股市上的投資也不少,最終導致了資金鏈斷裂,老闆逃跑。
在不斷傳出企業倒閉的同時,民間資本在浙江的投資也顯不足。根據公開資料顯示,近10年來,浙江投資率增速一直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以2009年為例,全國的投資率為65%,浙江僅為47%。
這些個體的選擇,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一個城市乃至一個省的經濟全局?
在過去的10年,浙江GDP增速已經連續10年下滑,且近6年,浙江GDP增速連續低於江蘇。在長三角經濟總量中,浙江所佔比例呈持續下降態勢,在全國的GDP排名中,雖位列第四,但已被前三名拉開較大差距,又被位列其後的河南緊追不捨。
浙江的產業空心化之憂,已經越來越甚。
溫州:「金融中心」可能嗎?
最先傳出「企業倒閉潮」的是溫州。但很快遭到了官方的否認。
近日,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溫州官方主動提供了一組數據,希望對「倒閉潮」一說予以澄清。該組數據顯示:今年 1—5月,溫州市新註冊中小企業1909家,註銷戶數360家,全市在冊中小企業數超過7.3萬戶,創歷史新高。
以官方的統計來看,「倒閉潮」之說,或許有吸引眼球之嫌。但大多數的企業在微利經營、虧損經營,甚至將生產規模壓縮至了極限,這是不爭的事實。溫州 市經貿委的一份調查顯示:在其重點監測的35家眼鏡、打火機、制筆、鎖具等出口導向型企業中,虧損的佔四分之一強,僅三成企業利潤保持增長。行業平均利潤 率為3.1%,利潤率超過5%的企業不到10家。
「很多企業已經吃不消了,基本上處於半停半開的狀態,但還是硬著頭皮在撐,一停工,工人跑掉了,再招就很難了,所以都是壓縮規模在維持。」溫州市一位政府官員說,上半年很難,依形勢看,下半年更難。他估計,繼續這樣下去,很多企業將熬不過四季度。
《中國經濟週刊》在溫州企業界走訪瞭解到的情況是,「關門大吉」的企業數目已呈快速上升的態勢。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分析,「一些中小企業的轉型升級兼併重組,應該在兩年前就進行了,但金融危機期間發放的天量貸款,把他們給救了,現在央行收回流動性,一些企業受不了。」
事實上,在溫州,很多企業家告訴我們,近些年,大家早已不願做實業。從實體經濟出來的錢,一部分集中於炒房、炒股、炒資源上;另一部分則進入高利貸、私募基金、資本運作等領域。
在2010年,樂清市政協曾經做過這樣一項調查,被譽為低壓電器之都的柳市鎮,全鎮規模以上的企業,70%以上利潤是來自其他投資而非電器。溫州市 人民銀行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從2003年起,溫州市企業家對實體經濟擴大再生產就產生了嚴重的信心不足,更多的企業都把實業當作融資平台,並借力民間借 貸,參與投資外省市項目。
溫州產業的「空心化」以及建立於「空心化」基礎上的虛擬化已經是一個老話題,但在這個經濟環境不太好的年份,它再一次成為熱點。
在張震宇看來,「在像溫州這樣的經濟發達地方,產業空心化有什麼關係?第二產業下降一點,第三產業上升一點,這本身就是一個趨勢。實體經濟就是要轉移掉一點,再把高端的引進來。」
他認為,產業「空心化」之後,溫州可以在兩方面做文章:一是像迪拜那樣發展旅遊業,最近溫州一幫民間的資本投入到了游輪上去;第二,就是發展金融服 務業。「這樣,在溫州的大街上走的都是白領,有什麼不好嗎?每棟大樓裡面全部搞資本運作,稅收都在億元以上,有什麼不好嗎?溫州成為全國民間資本集散中 心,有什麼不好嗎?」
這或可視為溫州當局的一種態度。
問題是,溫州是否已經具備條件?成為金融中心的主要前提是擁有大量具有活力的中小企業以及自由流動的資金。
在張震宇看來,這個地方已經積聚了資金集中和擴散的基本條件:第一,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溫州民間完成了大量的原始資本積累。第二,溫州本身有大 量的中小企業存在。「幾十萬在海外的以及散佈在全國的溫州人,一旦回到家鄉來,就有大量的資金集中起來。」每年春節的時候,溫州會有大量的資本回流,春節 過後,大量的資本又向全國擴散。
大量的溫州民間資本在省內外快速自由地流動和聚集已成為事實。但另一方面,溫州「低端、分散、弱小」的產業基礎,是一個弱勢,而且越來越明顯。迄今 為止,溫州市的上市企業僅6家。全國民營企業最發達的兩個城市,一個是東莞,另一個是溫州,上市的企業卻很少。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張震宇分析:一方面,溫州的民間不缺錢。另一方面,溫州的很多中小企業本身就是家族企業,財務不規範,管理不規範,股權結構不規範,一旦上市,要求全部信息要公開和規範化,這使得企業的意願不高。
但現在這種情況慢慢在改變。「中小企業也感覺到了上市是一條重要的途徑,可以到資本市場去,可以作為公眾企業,促使公司的治理規範化。另一方面,同 行業的其他企業上市了,如果他不上市,可能就要面臨被淘汰。」這種示範效應也在逼迫企業走向規範化。據悉,溫州今年在排隊上市的企業已經有5家。
在《浙江省「十二五」金融業發展規劃研究》中提出,浙江要打造「中小企業金融中心」和「民間投資管理中心」,以杭州、寧波、溫州為核心,建立3個功能互補的金融集聚區和輻射區。
根據張震宇的介紹,溫州市政府已經劃出大片土地來規劃建設一個金融集聚區,「所有的金融機構都集中在一起,把全國的乃至世界的溫州人都請到這個樓宇裡來。那個時候高端人才自然就會進來。」
然而,是不是有了資金和樓宇,高端人才就會進來?金融業就會進來?從邏輯上看,這未免過於簡單。
進入溫州,你大概會訝異於這個地方的城市化進程與其經濟發展程度之間的差距。但若是與這個城市「低端、分散、弱小」的產業基礎相聯繫,倒也是匹配的。
在這個城市裡,街道、綠化、樓宇,凌亂而缺乏規劃;奔馳、寶馬、路虎竄駛在老舊、狹窄的街道上,混亂而無序;破敗的棚戶區極不協調地散落於豪華的高端住宅與商業樓宇之間,尷尬且毫無掩飾……破敗、陳舊而凌亂,是這個城市呈現於人前的面貌。
伴隨著整個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這個城市因公共服務產品供給的不足所帶來的滯後已經越來越明顯。與上海、杭州相比,則更為遜色。
事實上,溫州本地的一些企業在發展壯大之後,也相繼把總部或研發中心搬到了上海、杭州等地。溫州市市長趙一德曾對媒體坦言,溫州現有的平台、空間、環境,都難以與城市戰略地位的提升、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相匹配。
這是溫州今後著力解決的難題。
在最近一段時間的《溫州日報》上,常常出現的新聞是:該市的書記、市長在大規模地種樹,拆違,清理垃圾。
當地政府已經意識到,政府必須主動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務產品,創造新的發展空間與環境,才可能讓優質的企業和資本回流到溫州本土上來。
溫嶺:一個小縣城的轉型困境
台州的縣級市溫嶺,像是另一個縮小版的「溫州」。
在這個人口密度最高的小縣城,每三四戶人家裡就出一個小老闆。村鎮上,家家戶戶都是小企業、小作坊。這些人依靠著自己的勤奮和對市場的敏銳,偶爾也要偷稅漏稅,拚命掙扎,野蠻生存了下來。
這個小縣城50%以上的稅收來自中小企業,80%以上的就業靠中小企業來解決。
在這個中小企業的艱難時世,「跟不上形勢而倒掉」的小企業已經越來越多。這裡,也是此次宏觀調控的重災區。
「倒掉一批無所謂。我們這個地方的企業太多了,工商、財稅,都已經管不過來了。」溫嶺市科學技術局原局長林應勤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說,對於當地政府來說,多一些GDP、少一些GDP已經無所謂。
「但一旦溫嶺那些以機械製造為主的企業倒閉了,那將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信號。」這是林應勤最大的擔憂,依目前的調控力度來看,他不認為自己是杞人憂天。
林應勤所指的這些產業,佔有很大的國際市場,上繳大量的稅收,需要一定技術和資金投入。那是當地政府要竭力保住的企業。
僅以土地資源來看,溫嶺已經很難容納更多的小企業了。這個小小的縣城,房價平均已高達2.5萬一平米,工業用地已經是180萬一畝。而在江西一些欠發達地區,工業用地僅3萬一畝。
「沒辦法,人多地少,土地已經不可能降下來,產業要流走,資金要流走,人才也要流走,流向成本更低的地方去。」據粗略統計,這裡走出去的老闆大約有近40萬,進來的打工者大約有60萬。
這麼多的外來人口,對當地的社會治安是一個很大的壓力。隨著一些小企業的倒閉,失業人口增多,當地的社會治安已經出現了不和諧的跡象。根據當地人反映,命案明顯增多,殺人搶劫事件呈上升之勢。
「人空閒下來,沒錢的時候,比物價上漲還要可怕。」林應勤提醒,宏觀調控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就業問題。「失業的這批人,不安撫好,是要出大問題的。」
對於這樣一個容量已經逼近極限的小縣城來說,除了官方語境下進行「轉型升級」和「騰籠換鳥」,似乎已經沒有更好的出路。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籠子」騰出來之後,高端產業能否進來,當地的企業能否實現轉型升級是個問題。
當地一位工業經濟局的官員告訴《中國經濟週刊》:關於轉型升級、技術創新的文件,他們學習了很多,但真正做起來,難度非常大。「現在看來,這更像是一個理論上講講的口號。」
這個以小機械生產為主的縣城,這麼多年,一直想辦一個技術類的大專院校,可以為企業提供專業的人才和技術支持,「為此,還專門去北京跑,跑了兩三年,但一直未獲批准」。
「就卡在這個地方了。」林應勤認為,轉型升級已經不是溫嶺市政府自身能夠解決的問題。「你不可能解決一些根源性、體制性的問題,我們朝這個方向去努力了,但現在確實沒有能力去解決它。」
本地的企業因此很難做成規模。事實上,一些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的中小企業也並不十分想做大,企業做大以後,管理跟不上,一跨就垮掉了。「老闆自己的素質跟不上,要請別人來也不放心。」他們坦陳。
這兩年,溫嶺市圍墾了5萬畝的土地,按規劃,大概拿出五分之一的土地要招進全球500強的企業。「市長天天在招商,結果還是招不到大企業。」溫嶺市一位主管經濟的官員說。
土地不便宜,區位也並不佔優勢。改革開放之前,從溫嶺到杭州,很擠的一個長途車,要坐12~14小時。現在交通改善了,但在全省還是不佔優勢。
這裡幾乎沒有很具吸引力的招商條件。
有一次,上述這位官員在大連出差,有人問他是哪裡人,他說是溫嶺人。對方一聽,說:哦,溫嶺我知道的,這個地方錢比較多,但城市很破爛,房屋一棟一棟很密很擠的。
「溫嶺給人的就是這個印象。」這位官員繼續說,城市裡應該有的文明這裡是沒有的,城市裡有的弊病這裡全有。例如,這裡的環境髒、亂、差;又例如,這 裡的人,城市化文明程度較低,「沒事就喝酒,很少搞一些比較健康的文體活動」,事實上也很難找到像樣的鍛鍊場所;再例如,這裡每天上下班高峰期交通的擁堵 絲毫不「遜色」於大城市,「每天上下班,都堵得滿滿的,去年平安夜堵了4個小時。」
溫嶺人有很多的牢騷。
這裡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政府最初的「無為」使得溫嶺人依靠最初的自由的市場經濟走出了貧窮,哪個行業賺錢就轉到哪個行業。但這種「完全的自由」和「政府的無為」帶來的無序,又成為了新的煩惱。
「現在政府也在努力幹,但很難。政府如果想要下一個什麼令,去引導一個什麼行業,在這裡是行不通的。這裡的老百姓比你聰明多了,他們不會理你的。」這位主管經濟的官員自我調侃說。
確實,雖然它沒有懷揣像「金融中心」這樣的野心和壓力,但現在看來,這個小縣城的問題不比溫州好解決。
(來源:中國經濟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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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牛糞的管理問題,現代牧業曾在招股書中寫道:「我們各畜牧場每天平均產生約700噸牛糞,全部均經我們於各畜牧場的中央發電系統收集及加工,轉 為生物氣用以發電。繼而透過我們的循環系統將餘下的牛糞循環再用,以轉化為肥料。我們生產的肥料主要用於我們本身的飼料種植田或提供予當地農夫(大部分為 免費),當地農夫則向我們供應飼料」,「我們的各個畜牧場均配備牛糞處理設施,足以處理各畜牧場產生的所有牛糞」。
記者在丹東村現場卻看到,傾倒的牛糞沒有經過處理,不像在肥東縣那樣的沼液。丹東村村長楊大寶和現代牧業一內部員工也向記者證實了這一點。
乳業專家:未經處理排放是絕不允許的
乳業專家王丁棉指出,一頭奶牛每天約產生50公斤排泄物,以現代牧業一個牧場萬頭奶牛的規模,如果將未經處理的新鮮牛糞直接投放到農田裡,牛糞中的大量有害細菌會對農作物造成嚴重破壞,這種做法是絕不允許的。
2002年,為鼓勵生態養殖,減緩農業面源污染加重的趨勢,國家環保總局發佈了《畜禽養殖業污染物排放標準》(以下簡稱 《標準》)。該標準在制訂過程中遵循了不破壞受納環境的原有使用功能;不影響人們的身體健康和正常生活;鼓勵生態養殖,減少末端污染物處理量等原則。
《標準》規定,用於直接還田的畜禽糞便,必須進行無害化處理;禁止直接將廢渣傾倒入地表水體或其他環境中;畜禽糞便還田時,不能超過當地的最大農田負荷量,避免造成面源污染和地下水污染。
2001 年3月,國家環保總局第9號令 《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第十四條亦對牛糞的處理作出了明確規定:畜禽養殖場應採取將畜禽廢渣還用、生產沼氣、製造有機肥料、製 造再生飼料等方法進行綜合利用。用於直接還田利用的畜禽糞便,應當經處理達到規定的無害化標準,防治病菌傳播。
萬頭牧場隱憂:空氣污染+疫病
據瞭解,將牛糞還用、製造有機肥料、製造再生飼料等處理方法,是目前國內外普遍採用的做法,但業內通常認為,要徹底解決牛糞污染問題,目前仍是一個世界難題。
「牛 身上的味道就不說了,光是牛放屁排出的二氧化碳,都會給空氣帶來很大的污染,甚至造成溫室效應,即使是在奶牛養殖業最發達的新西蘭和澳大利亞也存在這樣的 問題,甚至引發究竟是發展養殖還是控制養殖的爭論。」上海銘泰銘觀乳業諮詢公司總經理勞兵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
然而,與現代牧業不同的是,國外幾乎沒有一個畜牧場的存欄量達到萬頭規模。「北美一般在1000~2000頭,西歐大多在80~100頭,不會超過200頭,而新西蘭恆天然牧場一般也只有兩三百頭的規模。」東方艾格乳業分析師陳連芳說。
光明乳業(600597.SH)控股子公司上海光明荷斯坦牧業有限公司旗下的20多個牧場,平均每個的存欄量控制在1000頭左右。此外,恆天然在華投資興建的第三個牧場,設計乳牛存欄量也就3200頭。
在 陳連芳看來,現代牧業給周邊環境造成的污染問題,癥結就在其引以為傲的萬頭規模養殖。「養殖規模越大,奶牛高度集中產生的甲烷廢氣就越多,對空氣的污染也 就越大。」陳連芳說,國外牧場之所以把規模控制在千頭以內,還有一個考慮就是防疫,一旦疫病出現,規模大的牧場損失就更加慘重。萬頭牧場養殖密度很高,這 麼多奶牛集中飼養,疫病控制令外界擔心。
現代牧業招股書顯示,截至2010年6月30日,現代牧業在全中國經營11個畜牧場,總佔地面積約3892.84萬平方米。11個畜牧場中有10個的設計存欄量為1萬頭乳牛。
牧場距居住地不足200米
畜 牧場的選址與佈局也決定了其對周邊居民的影響程度。根據衛生部2010年5月發佈施行的 《動物防疫條件審查辦法》規定,動物飼養場、養殖小區選址應距離城鎮居民區、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區域及公路、鐵路等主要交通幹線500米以上。種畜禽 場應距離生活飲用水源地、動物飼養場、養殖小區和城鎮居民區、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區域及公路、鐵路等主要交通幹線1000米以上。
據記者現場目測,現代牧業馬鞍山牧場距離丹東村不到200米,肥東縣牧場的排污口距離村口更是不到50米。在四川,有些村民居家之處距離現代牧業洪雅牧場的直線距離也就二三十米。
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期間,胡振鵬等30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議案,要求加快畜禽規模養殖污染立法。《畜禽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已經列入2010年國務院立法工作計劃的二類立法項目,環保部會同農業部已經完成送審稿,於2010年年初上報國務院法制辦。
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認為,當前我國畜禽養殖業發展迅速,帶來了建設佈局不合理、污染物超標排放嚴重等問題。該委員會建議,國務院法制辦結合代表議案提出的規範、引導、保障畜禽規模養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有關建議對畜禽養殖污染條例審查修改,儘早提交國務院審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db8fda0102dvy3.html
銀行渠道優勢難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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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油氣產消反差強大,不僅引來對中國消費壓力的擔憂,更產生如何保障 能源通道戰略安全之困 ◎ 本刊記者 張環宇 文zhanghuanyu.blog.caixin.com 10月上旬,美國能源信息署(EIA)在數天內發出兩份報告,一份宣佈美國在2013 年將成為全球最大的非歐佩克原油生產國; 另一份則預測,9月美國日均石油消費與產量差值為624萬桶,同期中國的差值為630萬桶,中國自此超越美國,晉身最大原油進口國。 水落石出。當前面的遮光板撤去,光柱便完全照在中國頭上。 自稱進行獨立數據調查及分析的美國能源信息署,用 “game change”來形容這一轉折,除了其國內能源價格及海外油氣資源格局可能的變化,似乎也意指國際能源市場的主角更替。 以淨進口量估算,中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已從本世紀初的32% 上升至2012 年的57%。過去幾年間,中國汽車保有量快速上升,原油消費出現井噴式增長,但本國原油產量卻僅略有增長。 近日,國家能源局首次將頁岩氣納入戰略性新興行業,並規定頁岩氣出廠價格實行市場定價,加大財政扶持力度,對頁岩氣開采企業減免礦產資源補償費、礦權使用費,研究出台資源稅、增值稅、所得稅等稅收激勵政策。 “中國石油依存度逐年上升的趨勢 已是確定無疑,依存度升到60% 甚至更高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一位長期研究油氣資源的學者向財新記者提到,中國的油氣資源人均佔有量本來就偏低,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均油氣消費量的增加,油氣短缺矛盾顯現已不足為奇。反觀美國,在油氣產量持續增長的同時,其人均汽車擁有量及客車行駛里程已呈下降趨勢。增減之間,兩國反差更為突出。 “餅就這麼大,關鍵是怎麼節約消費,這就需要政府在引導消費結構上好好想辦法。 ”這是中國學者的思考,而海外觀察者更關注,美國能源可能實現自給,作為原油聚寶盆的中東等地,其能源通道的戰略意義還有多大? 自給率之憂 中國的整體能源自給率始終保持在90%左右,但能源結構並不均衡,考慮到龐大的人口基數,人均能源佔有量更是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中國的能源政策(2012) 》白皮書數據顯示,中國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人均佔有量僅為 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和7.5%。 另一方面,中國當前人均能源消費水平僅為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相比煤炭資源,中國油氣資源的貧乏更為明顯,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油氣供需矛盾愈發尖銳起來。從上個世紀末的2億噸到2012年的4.8億噸,中國的原油消費量倍增僅僅用了15年時間,但同一時間內,中國的原油生產量僅僅從1.6億噸上升到2.1億噸。 “原油產量基本就在當前的水平上下,除非發現新的油氣資源,否則很難大幅上升,至於頁岩氣,短時間內不會發展太快,要知道,雖然最近幾年美國頁岩氣產量增長很快,但之前是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積累的,中國很難一蹴而就。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這樣分析。 國際能源署(IEA)近期的數據顯示,最近兩個季度,美國原油日產量達到十年來的巔峰,為1000萬桶左右,這也意味著,美國很可能會在明年二季度以前超越俄羅斯,成為最大的非歐佩克產油國。 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史劍道(Derek Scissors)認為,中國人口基數如此龐大,經濟又持續以高速增長多年,中國在能源消耗方面超越美國是遲早的事情。隨著美國頁岩氣技術的進展,美國的能源生產量正在急劇增加,因此,美國能源的消費缺口正在縮窄,中國則正好相反。 就在 EIA 發佈報告的同時,中國海關總署公佈的數據顯示,9月中國淨進 口原油2568萬噸,同比增長近28%。針對中國9月原油進口量大增,有觀點認為,中國9月石油進口量大增或源於天氣因素影響,大慶等中國主要產油區遭遇洪水侵襲,部分油井被關閉,新油井開采計劃也有所延遲,產油量下降主要受到天氣因素影響,但隨著這種影響逐漸消退,油井產量將會恢複,進口量自然會出現回落。 不過,即使原油產量恢複到正常水平,也很難應對消費量的快速攀升。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統計顯示,2012年中國銷售汽車1930.64萬輛,而在次貸危機初期的2008年,中國的汽車銷量只有900多萬輛。不僅如此,盡管中國的汽車保有量已超過1.2億輛,但和發達國家相比,無論從絕對值還是人均汽車保有量來看,都存在相當大的上升空間。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許勤華對財新記者說,很多發達國家也經歷過中國的消費階段,比如日本人在上世紀70年代就頗為青睞大排量的汽車,事實證明,這種消費偏好很難被控制住。 “汽車製造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型產業,中國政府不能也不會出台過分嚴厲的(限制)措施。而且,在人均收入增加和生活條件逐漸改善的大背景下,汽車消費的增加也是很難抑制的。 ”一家國際能源咨詢機構的研究員對記者稱,中國正處於消費升級的關鍵時點,汽車消費很難人為抑制住。 “不然還怎麼去談7%、8%的增長速度呢?” 替代路仍遠 過去幾年時間里,各種新能源概念的崛起令人目不暇接,從 “特斯拉”電動車到光伏、風能的中概股崛起,幾乎所有的新能源概念題材都曾經被瘋狂炒作,多數概念炒作僅僅是曇花一現,畢竟,距離替代傳統能源,新能源仍然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到新能源形成規模,很可能還要20年甚至更長時間。 ”許勤華對財新記者表示,想要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政府還需要在基礎設施方面做出很多努力,比如一直困擾新能源電動車的續航和充電問題,政府必須增加充電樁等配套設施建設,在充電樁網絡成型之前,消費者很難大規模接受新能源。 在她看來,中國石油資源依賴進口的狀況很難改變,但民衆對能源的恐慌更多源自心理因素。 “你去看日本和韓國,它們的進口依存度更高,如果按照這種思維,它們更應該感到不安全” 。 她覺得,石油消費量看不到峰頂,這種持續增長的消費壓力才是恐慌的源頭。石油消費結構中,用于電力較少,主要還是交通和化工,因此,對一些可以採用替代能源的行業應該積極轉變。 同時,降低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是政府及民衆的當務之急。 許勤華稱,當前的情況下,一方面應該積極開源,不僅僅通過股權等方式獲得新的能源儲備,更要積極去升級技術,在原有能源品種的清潔利用和高效率利用方面做出更多探索。 “像日本,煤炭的能源轉換比例相當之高,相比之下,我們還是有很多潛力可以去挖掘的。 ”許勤華稱。 由於受到資源儲量的限制,中國在原油開采方面的潛力相對有限,但中國的煤炭資源相對豐富,這或推動政府將政策向煤化工方面傾斜。今年以來,有包括煤制天然氣、煤制烯烴和煤制油等多個新型煤化工項目獲得國家發改委審批通過,這些項目多分佈在中西部地區,資源優勢較強,人工成本較低,更是因為投資周期長、投資規模較大而頗受地方政府歡迎。 “關鍵就是能否產業化,還有形成規模效應。 ”一家國際能源咨詢機構的研究員稱,一些煤化工項目盡管已經建設多年,但仍面臨很多技術和產業化制約,系統故障較多,經常要停運檢修,這嚴重影響了項目的盈利狀況,而且,產品下游的接受度也不高。 “關鍵還是技術,打通全系技術,提高成品率,然後再用規模去降低成本。 ”不過,該研究員也表示,各地一旦蜂擁上馬煤化工項目,最終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這就需要國家在審批環節 把握好尺度。 對美國而言,成熟的頁岩氣技術幫助其降低了原油的依存度,但對中國而言,距離產業化生產仍然路途遙遠。按照《頁岩氣“十二五”發展規劃》 ,到2015年,中國頁岩氣產量將達到65億立方米。但對於這一數字,業內專家仍保持質疑,因為頁岩氣開采仍然受到地質條件、資金、管網建設和水資源匱乏等條件制約。 “頁岩氣產量短期內不可能噴發,‘十二五’期間主要還是資源勘查,查探家底,離大規模開發還差很遠。 ”北京理工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能源市場與碳市場研究室主任張躍軍稱。 據EIA公佈,2012年美國頁岩氣產量占全球的39%,加拿大為15%,中國不足1%。在一些學界人士看來,美國近幾年油氣自產量大增,並不意味著中國也能成功複制。畢竟水力壓裂法需要大量的水資源,即使對於美國而言,在乾旱地區從事頁岩氣開采所耗費的水資源也是不能持續的,對水資源相對貧乏的中國而言,這更是一大制約。 困擾頁岩氣產業發展的另一重阻礙則是其對環境產生的損害。開采過程中,注入水要加注一定比例的化學製劑,這是否會對當地的地下水資源造成汙染?過度開采又是否會引發地震活動?諸多疑問並未形成定論。出于對環 境汙染的擔憂,頁岩氣資源同樣十分豐富的歐洲,對其開采技術並未表現出很大的熱情。 對中國而言,如何平衡頁岩氣開采和環境、水資源保護之間的關係,成為擺在決策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牛津能源研究所的戴維· 羅賓遜 (David Robinson)相信,在美國能源獨立影響下,中國最終會克服機構、設備及技術等方面的挑戰,開采頁岩氣這類資源,當然,這需要時間、社會的支持、大筆投資和行業改革。 何以解憂 中國原油需求的持續上升,對中國而言意味著什麼?又是否會給油價提供更多的上升動力? 在張躍軍看來,中國原油進口量的上升,長期看會對市場預期有支撐作用,從而影響油價波動,但短期內不是影響油價的重要原因。美國庫存變化,政治經濟變動,中東局勢等因素才是影響油價短期波動的重要原因。 “投資者似乎更多將這當做花邊新聞來看,市場對此幾乎沒有什麼反應。 ”一家從事商品交易的海外對沖基金研究人員對記者表示,中國對原油的渴求已經不算什麼新聞,而且是伴隨著美國能源需求的減少同時出現的。在大家還在擔心中國經濟是不是能維持高增長的時刻,這種新聞對市場的衝擊力十分有限。 在他看來,中國更應該擔心的是,一旦量化寬鬆退出成真,人民幣難再堅挺的時刻,中國勢必要為原油進口付出更多的成本。 “如果歐洲、日本這些發達經濟體的需求也上來,油價上漲帶來 的壓力也會隨之而來” 。 對中國而言,能源市場改革的任務已經迫在眉睫。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史劍道認為,產業結構、資源價格、金融市場的成熟度,這些因素都在制約著中國能源結構的內生性調整。如果油價走高,開采和技術革新的速度就會更快,但如果政府出于社會穩定的考慮人為抑制油價上漲,則可能會損害產業擴張和技術創新的積極性。 林伯強持有同樣的觀點,在他看來,能源價格市場化改革雖有所進展,但遠遠稱不上真正的市場化。 “你可以試想,石油價格在每桶100美元附近時,我們價格可以聯動,如果再次上到150美元,政府就要考慮社會的承受力了” 。 他進一步提出,如果沒有價格機制和相應的市場准入、產權明晰,油氣開采的資金就很難跟上,技術自然就很難突破。 “關鍵還是要讓市場流動得更有效率,讓更多的民營資本進入這個市場,在產權、價格方面打破壟斷” 。 他認為,中國雖然可以通過海外並購的方式獲得新的油氣資源,但在全球能源短缺的今天,中國很難獲得後發優勢,且勢必會遭遇重重阻力。 美國總統奧巴馬曾描述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核心利益,將其歸納為確保美國及其盟國和伙伴的安全,確保能源通道安全、反恐、禁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研發與使用。 一旦美國能源自給率提高,能源通道安全的戰略意義勢必有所降低。有分析指出,美國在中東地區部署軍力的重要原因,是為了保障石油輸出的安全,但隨著美國能源獨立以及美國提出戰略再平衡,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支出料將減少。如此一來,中東地區的安全要求將是另一番景象。 中東政權中的反美派對此也表示擔憂,稱中東對美國能源的抑制作用削弱後,原有的秩序將被打亂,中國雖然是中東石油最大的買家之一,但其潛在影響力無法和美國相提並論。 如果中東石油變得可有可無,美國就無需再顧忌中東方面的減產威脅,更可以將其原本的進口份額作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以求在中東獲得更大的政治話語權和影響力。即使美國仍會顧及盟國和戰略伙伴的訴求,但其手段可能會變得更加激進。 中東可能在中國能源戰略中顯得更為重要,這將帶來一系列安全需求。 “關鍵還是要讓原油來源地變得更加多元化。 ”林伯強認為,除中東外,中國還應該積極開發新的油氣資源來源地,比如俄羅斯。 他認為,和中東民族、國家衝突不斷,能源運輸甚至需要軍艦護航相比,俄羅斯產油區相對穩定,又和中國邊界相鄰,同時,俄羅斯傳統的能源輸出地——歐洲的經濟仍在萎縮,需求相對不足,這些因素都意味著,中俄雙方可以在能源領域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10月22日,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在訪華時公開表示,俄中雙方已簽署文件,俄方每年將向中國增供1000萬噸原油,未來十年總量將達到1億噸,總金額達到850億美元。 許勤華則指出另外一種可能性,中國可以和東南亞國家共同開采海洋油氣資源。在清潔能源領域,也可以和周邊國家進行更多的水電合作。 2014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將在北京雁棲湖舉行,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推進APEC 成員國之間的能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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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15年之後,人民幣的貶值壓力與日俱增。由此所引發的擔憂情緒一方面正在促使中國巨富選擇逃離人民幣資產,另一方面又讓中國公司的美元負債成本走高。
2015年至至今為止人民幣對美元貶值近1%,而2014年全年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幅度則為2.5%。隨著美聯儲加息預期的增強,中國資本外流的情況已然明顯。
中國央行最新數據顯示,1月金融機構口徑的外匯占款下降1,082億元人民幣,為連續第二個月減少千億元。考慮到當月外貿順差創新高及FDI亦呈高位,顯示私人部門對美元資產的興趣日濃。
《華爾街日報》表示,許多富豪正在將人民幣資產轉換成海外高端地產。從曼哈頓到倫敦再到新西蘭的使命灣都能見到中國人的身影。
而高盛也認為,中國居民繼續增持海外資產(包括通過隱藏的資本外流渠道)意味著未來幾個月外匯外流的情況將持續。
人民幣貶值所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超級富豪所控制的公司所面臨的美元負債成本增加。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目前中國公司利用人民幣資產作為抵押品的美元負債超過1萬億美元。如此巨大的負債規模已經引起了監管部門的關註。更為關鍵的是,一旦外資銀行拒絕認可這類抵押品並要求中國公司償還債務的話,超級富豪將被迫拋售人民幣資產並引發中國外匯儲備的縮水。
新加坡銀行高級貨幣策略師Sim Moh Siong在本月一份研究報告中認為,在周邊國家競相貶值本國貨幣的情況下,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性正在降低。如果人民幣繼續選擇亦步亦趨緊盯美元的話,在強勢美元的大環境下,中國勢必失去更多的競爭力。他預計未來中國央行可能會將日交易波動範圍從目前的2%放大至3-4%,未來6-12個月內,美元對人民幣有望升至6.35。
羊年第一個交易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6.1384,較上個發布日(2月17日)6.1330,調貶54個基點,創近一個月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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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想圖個方便叫個網約車,結果取消訂單後被司機恐嚇“小心殺了你”。如果遇到這情況,你還會毫無顧慮地叫車嗎?
而這不是一個假設,是最近發生的真事兒。據北京晚報報道,家住海澱的李先生稱,他愛人前晚“打優步”回家,結果顯示對方車輛是外地牌照的,考慮 到晚上的乘車安全,他愛人取消了這次訂單。沒想到訂單取消後,司機竟連續發來恐嚇短信:小心殺了你,你今晚優步打不了車,外地車對你來說都要你的 命....。.
優步規定10分鐘之內可以取消訂單,李先生的愛人按規定操作,並未超時,也沒有任何不妥。但訂單那頭司機的滿滿戾氣,卻令人膽戰心驚。
這樣惡劣的素質,怎能繼續留在網約車行業?
令人無奈的是,這種現象還不僅僅是個例。近一年時間里各地網約車惡性事件頻發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今年3月,深圳市相關部門就曾發布數據顯示,深圳網約車駕駛員群體中發現吸毒前科人員1425名、肇事肇禍精神病人1名、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員1661名。
龐大的數字提醒人們,網約車行業里存在的這股粗暴力量亟待規則去鉗制。
今年7月28日,備受關註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正式出臺,網約車合法身份得以最終確定,同時,網約車的資質以及用戶安全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網約車新政中明確規定:從事網約車服務的駕駛員,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一)取得相應準駕車型機動車駕駛證並具有3年以上駕駛經歷; (二)無交通肇事犯罪、危險駕駛犯罪記錄,無吸毒記錄,無飲酒後駕駛記錄,最近連續3個記分周期內沒有記滿12分記錄; (三)無暴力犯罪記錄; (四)城市人民政府規定的其他條件。
同時,在監督檢查方面,新政也明確指出:出租汽車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建設和完善政府監管平臺,實現與網約車平臺信息共享。共享信息應當包括車輛和 駕駛員基本信息、服務質量以及乘客評價信息等。 出租汽車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定期組織開展網約車服務質量測評,並及時向社會公布本地區網約車平臺公司基本信息、服務質量測評結果、乘客投訴處理情況等信息。
嚴格的進入資質審查以及運營當中的多環節監督審查,相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網約車存在的種種安全隱患。新政將於今年的11月1日正式實施,各地具體的實施細則也有望在此之前陸續出臺。
只是類似於李先生愛人的這次經歷提示我們,或許在實施細則出臺過程中或今後的監督檢查過程里,除了緊盯司機的從業資質外,也要加大對乘客評價、投訴環節的重視,讓遊離於規則邊緣的恐嚇、咒罵、威脅等戾氣和惡行得到該有的懲處,畢竟,這也是網約車安全不可或缺的內涵。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領導的執政黨自民黨正力推此前曾多次夭折的賭場合法化法案,希望其能成為2020年東京奧運會後的又一個經濟增長點。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眾院議院運營委員會11月29日中午以自民黨和公明黨及日本維新會的多數贊成決定,將包括賭場的綜合度假區(IR)建設推進法案移交給眾院內閣委員會。執政黨積極和在野黨協商相關審議。
法案主要內容為敦促政府推進建造賭場、酒店與大型會場一體化的綜合度假區。目前,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都力推,希望早日通過該法案。公明黨雖然同意啟動審議,但出於對賭博依賴癥增加的擔憂等,要求慎重審議。
今年9月開始,力爭實現賭場合法化的日本遊說集團開始大力推動相關法案的通過,並稱一旦通過,該行業預計每年創造400億美元價值。
一直以來日本都被視為博彩業沈睡的巨人,雖然日本允許賭馬、賭船賽和自行車賽,但賭博仍被禁止,一旦開放很可能成為繼中國澳門以後的第二大市場。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就開始推動賭場合法化,2014年為吸引外國遊客、推動日本經濟發展,又一次掀起賭博合法化的大推動。安倍政府也有意解禁賭博限制,推動經濟增長,但有在野黨則擔心賭博合法化對社會安全、青少年成長等帶來的長遠負面影響。
此次亦是如此,此前因堅持謹慎立場的民進黨領導層要求在全體會議上進行主旨說明與答疑,導致法案一直無法移交眾院內閣委員會。目前,出於對治安惡化及賭癮增加的擔憂,公明黨仍對賭場解禁態度謹慎。民進黨政調會長大串博誌則在記者會上表示:“出於對賭博依賴癥的擔憂,黨內許多人持謹慎態度。將結合黨內氛圍加以應對。”
雖然反對的聲音一直存在,但賭場合法化的支持者得到了來自安倍及其財務大臣麻生太郎的鼎力支持。今年7月剛當選為東京都知事的小池百合子是另一個賭場合法化的強有力支持者,而且執政黨自民黨在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獲得了三分之二的席位,更增加了該法案獲得通過的可能性。
賭場合法化的支持者希望法案能盡快通過,那麽可以在2023年開設日本第一家賭場度假村,以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後幫助刺激該國經濟。
日本媒體報道稱,賭場合法化被很多人視為刺激日本經濟複蘇的“重要招數”。安倍早在2014年就曾表示,興建賭場是推動經濟政策的重要一環。摩根士丹利亦分析稱,作為賭場合法化的支持者,安倍認為該法案是其“日本回來了”倡議的一部分,該倡議包括制定前瞻性戰略刺激經濟增長,到2020年東京奧運會前將每年遊客數量增加到2000萬等。
除了在野黨等政治障礙外,目前對於該法案通過最大的障礙是討論的時間有限。有分析師稱這可能是安倍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前通過該法案的最後機會,現在的關鍵是要速戰速決,如果該法案拖過了2017年秋天,那麽通過的機會減少,因為屆時日本全國上下都將為2020年東京奧運會做準備。
“你能讓一屆內閣里都是將軍嗎?當然不行。就像你不能讓內閣里都是律師或者是商人一樣。”得克薩斯州共和黨眾議員多倫伯瑞(Mac Thornberry)本周三表示,“雖然這些(被任命的)人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人。”
多倫伯瑞針對的是特朗普的最新一項內閣任命。此前特朗普過渡團隊表示,他將提名退休的海軍陸戰隊上將約翰·凱利(John Kelly)擔任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
“將軍加高盛”內閣
凱利將軍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將近46年,在今年年初才退休。退休之前,凱利曾擔任美國南方司令部指揮官,負責美軍在中南美洲的軍事行動。除此之外,凱利也曾多次被派往伊拉克擔任作戰指揮,是前國防部長帕內塔(Leon Paneeta)以及蓋茨(Roberts Gates)的得力戰將。
凱利有著典型的軍方保守派特點,曾公開批評奧巴馬關閉關塔那摩監獄的計劃,稱那里關押的每個人都非無辜者,還對海軍陸戰隊向女性開放表示擔憂,聲稱“女兵可能影響戰鬥力”。
凱利的兒子也曾在軍隊中服役,並於2010年在阿富汗陣亡,讓凱利成為美國自9·11恐怖襲擊以後在戰爭中失去子女的最高軍銜的美國軍事將領。
接近特朗普過渡團隊的消息人士稱,特朗普選擇他是因為後者熟悉西南方邊境、有打擊非法移民的經驗。凱利曾經警告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移民給美國帶來了毒品和恐怖主義等威脅。此外,凱利曾執掌的南方司令部也經常與國土安全部合作,參與打擊非法移民網絡。他因此被認為是執行特朗普針對非法移民強硬政策的合適人選。
除了凱利將軍之外,特朗普已經任命了兩名退休軍事將領加入特朗普內閣,其中包括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馬蒂斯(James Mattis)上將,以及出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的弗林(Michael Flynn)中將。
“他(特朗普)分明是組建了一個G&G(Generals&Goldman Sachs)‘將軍加高盛’的內閣。”明尼蘇達州民主黨參議員麥克卡斯伊爾(Clarie McCaskill)表示。
政治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在內閣任命中高度重視軍方將領的做法同前幾任美國總統有很大差異,在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的內閣中都只有少數幾位軍方人員,而大部分的內閣職位都由具有多年平民服務經歷的人員擔任,包括政客、學術界和律師等行業的人員。
“特朗普在運作上顯然有著一定的模式。”布魯金斯學會學者格萊斯頓(William Galston)表示,“他的內閣成員大部分是軍方人員,還有就是大公司的高管,而這些人的共性就是,很強的領導能力和執行能力。”
軍方將領便於控制?
除了已經被特朗普任命的三名將軍之外,被看作國務卿熱門人選的彼得雷烏斯將軍如果能被任命的話,將會成為特朗普內閣的另外一位軍方高級將領。
美國國務院前高層反恐官員本傑明(Daniel Benjamin)表示,在這些本應是平民的內閣職位中,任命太多的軍方將領會引發“很嚴重的擔憂”。
“將軍們大體上都相信‘等級至上’和‘服從命令’的原則,如果總統給他們下達命令的話,他們不太可能做出反駁。”本傑明說,“將軍們有一系列的技能,而外交卻不是其中的一項。”
“偉大的將軍們不一定會成為偉大的內閣成員。”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學者、伊拉克戰爭退伍軍人卡特(Phil Carter)也表示。
曾經擔任前總統克林頓國家安全顧問的格萊斯頓卻不同意這種觀點。格萊斯頓認為,軍方將領不會在不考慮法律和憲法的情況一味服從命令,更不會不去挑戰總統的決定。“如果你問我,是更傾向於一個充滿將軍的政府還是一個充滿律師的政府,這會是一個艱難的選擇。我們已經經歷過充滿律師的政府了,並且結果不是那麽完美,不是嗎?也許是時候給將軍們一個機會了。”格萊斯頓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