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d4888a0100njri.html
“超复利”这个概念原出自于徐星论坛张老师，主要是总结了A股优秀企业高融资实现企业超越复利（复利就是正常的高roe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将每年赚取 的现金再投入到生产中，表现为企业净资产不断扩大且ROE能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典型的如A股的万科，在不断高融资的基础上（溢价融资），企业净 资产增长速度大于其自身的滚动发展能力，且在融资后仍然能保持比较高的ROE，实现了超越复利的发展速度。
1：扩张初期的高费用率造成的低收益，和不断扩张产生的网络效应。在一定时期后（拐点），费用不断降低，而且收益持续增长，净利润增速更高。如燃气，超市 连锁等的扩张。初期投入很大，在使用杠杆的情况下各项费用率高企，而到达平衡点后，网络效应产生的无形资产积累，以及规模优势的发挥造成成本控制能力的上 升，甚至在一定规模上掌握定价权，或者议权权。
2：主要为无形资产的积累使企业品牌价值，技术储备等越来越高。如药品企业的研发初期大量的投入造成的低收益，以及在研发产生效果前后不断持续的投入所积 累的技术储备和优势越来越多，到收获阶段收益的不断提高以及费用的不断降低。以及技术的可重复利用及使用范围的扩大导致企业长时间超额收益的保持。另外如 可口可乐，云南白药等品牌类企业，也具有使用人越多，品牌越有价值的特性，在没有或者天花板非常高的基础上，此类企业也能在企业品牌所积累的无形资产的基 础上不断提高企业品牌深度和广度的应用。就A股而言，早如云南白药，近如东阿阿胶。而作为正处在低收益期的如同仁堂，广州药业旗下的老品牌等都有可能产生 低收益期到高收益期的转变。
3.如546类，通过产能的扩张（在低成本区域的扩张能产生超额收益的），利用经济危机打败竞争对手获得在大的规模优势上成本的降低，市场的扩大，以及议价权的提高而产生的根本竞争地位和优势上的转变也是非常值得研究和发现的一种。
http://hk.myblog.yahoo.com/Green-leaves/article?mid=1236
黃國英先生於去年九至十月間，發表了四篇有關「值博率」的文章。文辭練達，例子生動，對我等股場初階者而言，自然是絕佳的教材。最近又看了周顯先生一篇談論「止蝕」問題的文章，私意覺得若能跟前者結合地看，將有助我們深化對「值博率」一概念的瞭解。
最簡單的說法，假如我們估計，當買了某一股票後，在大多數情況下將會贏錢，那麼當然可以說，它甚具「值博率」了。不過，現實情況不會如此簡單。首先出 現的問題，就是如何準確地衡量「值博率」？特別是當一間公司未來的前景與盈利，充滿著太多變數的話，外人摸不透其底蘊，那便根本談不上任何值博率，下注形 同賭博。這是黃氏第四篇文章的重點。
其次，縱使我們對一隻股票的勝算甚有把握，但假如經過仔細衡量，贏面雖大，但實利卻不多；又或實 利雖至巨，而潛在損失亦極大（例如一間公司因謠傳將倒閉而股價下瀉，縱使我們相信只屬流言，可信性不高，但考慮到萬一屬實的話，投資將會血本無歸），那 麼，值博率便要大打折扣了。這是黃氏第一、二篇文章的重點。
以上所言的「值博率」，只著眼於某一股票（公司）自身，未有考慮其他因素。進一步地看，股價始終是由市場決定的。縱使某公司的基本因素甚佳，但只要整體氣氛不配合，時不利兮，則金剛股王也要捱沽。
最後，我們每一個人的具體財務情況皆不相同，對於是否應該買入、繼續持有，抑或沽出某一股票，亦因人而異，不可能一概而論。周氏說：「從股票的角度 看，只有值博率之分。如果一隻股票的贏面遠遠高於輸面，那就構成了非買不可的條件了。但是，從財務管理的角度看，你購買一隻股票，究竟投注多少，取決於你 能承擔的風險有多少，你的整個佈局又是怎樣，你手頭又有多少注本錢，你的整個投資組合的分佈，諸如此類。」（《明報》專欄2011年1月3日）這個區分， 充分顯示了周氏頭腦的清晰、思考的敏銳。縱使股票自身具有十分高的值博率，但假如我們手上的資金將另有急用，投資變成許勝不許敗，顯然亦談不上任何的值博 率了。這點其實亦是黃氏第一和第三篇文章的議論重點。
總結而言，在股票投資（投機）上，所謂的「值博率」，最少可從三個層面作考慮：
1.「公司值博率」 ---- 只考慮公司自身的因素。
2.「市場值博率」 ---- 考慮到公司與市場雙重的因素。
3.「具體值博率」 ---- 除以上兩者外，更兼及考慮個人財務管理的因素。
網絡上信息如海，數據如山。如何便利快捷地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如何利用如海似山的數據創造有競爭力的商業模式，如何掌控大數據進行社會管理和服務，正是今天個人用戶、以網絡業為首的企業界以及社會管理部門所面臨的重大機遇和挑戰。
在如何獲取大數據的問題上，網絡業正逐步形成三種戰略：前台為主，中台為主或後台為主。蘋果公司實行的是典型的前台為主戰略，即通過設計、製造 和銷售各類數據終端從源頭上獲取數據，通過自己開發的操作系統和開放平台來規範數據的標準，通過自己的云計算系統來彙集和存儲數據。Facebook則是 典型的中台為主戰略，即通過Web2.0平台的建設和運營獲取標準化和結構化的數據，並通過標準接口和對第三方應用的開放形成龐大的共享數據流。亞馬遜實 行的是典型的後台為主戰略，通過建立強大的經營後台獲取豐富的用戶數據，並通過對第三方電商開放獲取電子商務行業的大數據。
以何為主並不意味著排斥其他，真正有實力有理想的網絡公司正在全面出擊，實施系統大數據戰略。谷歌曾是個單純的搜索網站，至今靠搜索仍創造著輝 煌的業績。但面對Web2.0革命的挑戰和隱約可見的大數據時代，谷歌幾經躊躇毅然走上了轉型新路。谷歌通過Google+將網站進化到平台，搶奪中台陣 地；通過安卓移動操作系統和推出平板電腦，爭雄前台市場；通過google drive涉足云計算領域，試水後台。這看似複雜全面出擊的玩法如果從大數據角度去理解，暗藏邏輯和雄心昭然若揭。
在如何管理大數據的問題上，無論誰來做都難以迴避三大挑戰：個人隱私、企業利益和社會安全。在大數據爭奪戰中，個人、企業和政府是三大主角。在 理想上，大數據的獲取和使用約束越少越好；在現實中，數據所有權和使用權卻成為巨大障礙，大數據難以做大。經過多年探索實踐，一些約定俗成的規矩逐漸形 成，在一些國家已經上升到法律層面。例如，個人隱私未經本人同意不得公開，非公開的獲取和使用也得保護個人信息（姓名換成ID，屏蔽信用卡號碼等等）。隨 著網絡服務的發展，企業間的數據平等共享和交換開始時髦起來。至於對那些靠百姓稅金養活的社會管理部門，越來越多的國家立法規定必須向公眾提供原始的、完 整的、實時的數據。
在如何利用大數據的問題上，正出現三種局面：數據獨佔、數據共享和數據公開。無論在個人層面、企業層面還是政府層面，數據獨佔幾乎是一種本能。 大家憑直覺認為一旦把自己的數據拿出去共享或公開，一定會被別人佔了便宜或做出對自己不利的事情。這有一定道理，但代價是無法有效利用大數據時代的機會和 空間。
以蘋果和Facebook為代表的Web2.0平台正在使數據共享成為時尚。基於平台與應用之間的數據平等交換和共享，平台運營商和應用運營商 都獲得了過去無法獲得的用戶數據。當然，這種平等交換和共享是相對的，一個成功的平台可以彙集和整合數以十萬計的應用所帶來的豐富數據，而每個獨立的應用 獲得數據卻極其有限。但無論如何，這種交易是公平的、雙贏的，儘管大贏家是平台運營商。
在數據公開方面，引導潮流不是個人或企業，代表公共利益並由公眾稅收維持的政府反而正在成為數據公開的潮流引領者和規則制定者。世界上幾十個國 家去年成立了開放政府聯盟，其中有美國和英國，但也有秘魯、東帝汶、肯尼亞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加盟。聯盟的基本宗旨就是向人民提供儘可能多的數據。今天，由 美國政府開發運營的大數據網站Data.gov正成為有志在大數據時代建功立業的個人、企業和社會團體的朝聖地。這個網站體現了大數據時代所需要的基本特 徵：數以十萬計的開放數據庫，數以千計的數據分析工具，對任何第三方開放，歡迎來自其他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參與建設和創新。
大數據是個浩瀚的藍海，無邊無際，風很大，浪很高，水很深。主動參與進去未必會成功，而被動捲入則一定失敗。在山重水復中尋找新路，注定是這一代的歷史使命，無論他們是個人、企業還是政府。
泡沫破滅的時候都是相似的，泡沫形成的時候就各有各的不同。
第一種泡沫，資產本身無孽息，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價格上漲的惟一理由是預期還會繼續上漲。上漲與對上漲的預期互相推動，不可永續，參與者無論賢愚心知肚明，只為追逐泡沫膨脹的過程，僥倖於能在破裂之前出逃。鬱金香、君子蘭、普洱茶、紅木家具，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狂歡。
第二種泡沫，股價上漲與企業盈利改善形成閉環。每一步，股價上漲都有企業盈利改善的支撐；每一步，股價上漲反過來幫助改善企業盈利。這就是索羅斯所說的反身性。
反身性在中國市場並不少見：渠道購貨囤貨，同時購入企業的股票，購貨創造企業銷售收入，再轉化為利潤，以數十倍市盈率放大為股價增幅，渠道獲得投資收益，以此再購貨，循環往復。
只要市值膨脹，企業和渠道皆大歡喜。如果所選標的得力，故事動聽，遊戲可以持續很久，甚至變成一部分人的信念。
第三種泡沫，經濟走出低谷，預期改善，企業增加投資家庭增加消費，槓桿加大，信用擴張，推動經濟進一步向上。信用擴張與經濟增長互為因果，形成自我強化的循環。如果陶醉過久，信用擴張過度，明斯基時刻終將到來，繁榮結束，減債開始，無人躲得過。
時下中國，你看到了幾種泡沫？
本期值班主編 王爍
更多的「堵城」正在躍躍欲試效仿北上廣那些先行者實行車牌管制。但它們能否躲避人們對北上廣三種模式的批評聲浪？
自2012年7月1日廣州試行汽車限牌政策之後，關於溫州、南京等多個堵城將步其後塵的傳聞不絕於耳。
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一汽車大國之後，各座城市的交通擁堵已經愈演愈烈，成為城市管理者的心頭之患，但如何治理擁堵，並無定論。無論是上海的車牌競拍政策，還是北京的單純搖號、廣州的搖號與競拍結合政策，都有諸多詬病之處，包括法律授權不清、過程公開透明不足等等。
更多的「堵城」正在躍躍欲試效仿那些先行者實行車牌管制。但它們能否躲避人們對北上廣這三種模式的批評聲浪？
「最貴鐵皮」的由來
上海是國內最早、2010年之前也是唯一一個對私車牌照普遍實行限制性政策的城市。
早在1980年代，上海就開始競拍私車牌照，那時的起拍價就高達十萬元，以當時收入水平這主要被視為一種「奢侈稅」。
1990年代初，由於汽車需求的較早湧現和城市道路狀況的難如人意，上海中心城區的交通已呈不堪重負之勢。在著手修建這座城市的第一條高架道路和地 鐵線路的同時，以競拍方式全面限制私車牌照的政策也被推出，並被官方冠以「市場化分配」的時髦名頭，不過那時的競拍仍是「有底價、不公開」的。
經過一系列演變，2000年上海開始實行針對國產汽車（後因中國加入WTO把進口汽車納入）的「無底價」競拍，這也是現行私車牌照額度競拍制度的起 點。當時上海的做法是，政府每月只推出一定數量（通常是幾千個）的私車牌照「額度」，購車居民通過競拍買到「額度」，才能辦理私車牌照的手續。
實施十二年來，「額度」競拍價格從初時的不足萬元一路攀升至2012年8月的6.3萬元。這是2012年4月以來，第三次月度競拍價格突破6萬。這意味著，車牌價格已高過很多經濟型轎車，民間把上海的私車車牌嘲為「最貴的鐵皮」。
得益於實施多年的車牌額度控制，上海這座特大城市的擁堵程度遠遜於比它少了1/6人口的北京。一個可資對比的數據是，目前上海汽車保有量為200萬輛，而北京已超過500萬輛。
但是，考慮到這一政策的種種負面因素，上海市政府也一直在考慮實行「B方案」的可能性——被學界公認為相對最能兼顧效率和公平性的徵收擁堵費模式，就從2001年開始多次出現在上海決策者的案頭。
所謂擁堵費，指通過在交通擁擠時段對部分區域道路使用者收取一定的費用，以控制交通出行需求，調整出行路徑，減少擁擠區域道路交通流量，在倫敦和新加坡等地均有實行。
早在2001年，上海市建委就已在牽頭調研擁堵費徵收模式，並因寫入了2002年《上海城市交通白皮書》內而被坊間熱議，但那時上海市政府內部各部門反對意見很大，認為「電子收費系統等條件尚不成熟」。
此後，每當現行車牌額度拍賣政策遭到輿論質疑時，這一「B方案」都會被重新翻出來討論一番。
2004年，時任中國商務部部長助理的黃海就在中央電視台「炮轟」過上海的車牌限制政策。黃海稱，上海的私車牌照競拍違反了當年5月開始實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希望上海方面能夠按照新的道路安全法規，對這個行為再進行一次認真的研究」。
這個表態旋即引發全國熱議，法律專家們更是以研討會和撰文等方式，對這個政策的合法性問題提出猛烈批評，稱其還違背了行政許可法、《機動車登記規定》等法律法規。
這些質疑聲讓上海非常被動。「為此，上海專門去（中央）作瞭解釋，對黃海個人也去進行過解釋。」上海市政府法制辦副主任顧長浩在2012年8月末一場小範圍的車牌政策研討會上回憶道。
這場波瀾的發生，也和當時價格走高帶來的關注度相聯。在黃海講話之前，私車牌照「額度」的競拍價格，已一路漲至4.5萬元的歷史高點。
此後，儘管上海官方宣佈「經請示全國人大、國務院等部門，以及內部專家多次研究，各方都認為上海的政策沒有違法」，但「取消競拍」的說法一度在坊間盛傳數月。
到2007年末時，又一波的價格飛漲，把上海的競拍政策推向輿論中心。上海私車牌照的「額度」價格快速上升，直奔6萬。而當時樓市股市火爆，上海居民財富迅速積累，購車需求旺盛。
這一次上海市政府把矛頭指向了被指控為操縱一手車額度競拍報價、拉升二手車牌照價格的汽車經銷商。當時，政府查處了一批違規的經銷商，還調整了競拍辦法來規避這種行為。
當時，上海市城市交通管理局一位副局長還公開表態稱，上海現行的競拍制度只是一項「過渡性政策」，今後會隨著城市公共交通的發展完善逐漸淡出，於是又引發一波「取消競拍」的傳聞。
上海市政府在2004年、2007年兩次風口浪尖之時，都曾拿出徵收擁堵費的方案重新討論，但都因實際操作困難、反對意見較大而不了了之。
事實上，技術障礙早已不存在，但計費、繳費各個環節的管理問題，依然讓官員們頭疼。參與討論的一位技術官員就持反對意見，「這個收費天天都要交，不像牌照一次性就交完了事」。
倫敦採取的是先記賬單、再由車主自行繳費的方式。上海市政府法制辦副主任顧長浩舉了一個例子，在和倫敦的政府官員交流擁堵費方案時，他問對方，倫敦 平均每個月要處理多少拖欠繳費的案子，對方回答說是一兩千例。這個答案讓顧很感嘆，「想像一下，如果照搬到上海，僅這一項，就會是一個多大的量。」
不僅如此，在2007年這輪討論中，如何定價、如何補償本身住在擁擠區內的居民、如何處理與外地車的關係等問題，均引發了與會官員們的爭論。
這項政策動議依然被「擱置」下來。顧長浩說，「那時打算擱置到世博會結束之後再說。」不過世博會已過去兩年，擁堵費的討論未再重啟。
而上海車牌額度的價格雖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一度跌落，但後來又隨著經濟好轉噌噌漲起來，2012年5月更是創下6.4萬元的歷史新高。
「當決定了使用這個拍賣政策，就已經意味著必須承受價格越來越高的趨勢不可改變，想要同時把價格控制在老百姓可接受的合理範圍內，是很難實現的。」 一位多年來參與這項政策改進的上海官員坦言，車牌「額度」本質上就是一個資產性產品，那就必然會具備資產的特徵，比如價格變化受預期左右、存在投機炒作行 為等。
在私下場合裡，政策制定者們並不掩飾自己的想法，「這塊鐵皮的價格，早晚會奔10萬元錢去。」
與價格伴生的另一個爭議話題，是每年數十億、累計已有兩百多億的拍賣資金的流向，儘管官方早就宣稱用於公交設施建設，但在「兩會」代表、委員、律師 信息公開申請和訴訟等各方持續壓力之下，直到近兩三年，才做到每年定期公佈收支大數，但政府網站上簡單的幾欄數字，顯然還遠未達到民眾所要求的公開透明的 程度。
京廣模式之弊
「現在北京、廣州等城市一『進來』，上海壓力就小多了。」在上述參與車牌政策改進的官員看來，北京的搖號帶來的種種副作用，使北京取代上海站在了輿論風暴眼上。
北京是在2010年底公佈並開始實施新的車牌發放政策的。此前，北京已經嘗試過單雙號限行、尾號限行等措施來緩解交通壓力，但效果有限。
「最後還是下決心採取了限制車牌發放的措施，有兩個背景，一是來自中央政府的壓力，北京各種活動多，交通必須有保障；二是北京曾做過研究，如果不管 制，到2015年北京的汽車保有量將會達到700萬輛，而城市的容量只有400萬輛。」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常務理事賈新光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雖然目的都是限制車牌發放，但北京採取的是和上海截然不同的措施：搖號。根據政策，車牌「指標」的獲得是無償的，只要是符合戶籍、社保等條件，擁有駕照的居民，都可報名搖號，搖到號後需在半年內辦理汽車上牌手續。
上海的競拍政策，過去遭到的諸多批評聲音就是來自北京，因此北京最終選擇了搖號，沒有重蹈上海「覆轍」，亦是順理成章。
「北京並不是個商業氣氛濃厚的城市，如果搞拍賣，居民不能認可，可能會引發一些矛盾，如被人反映到中央，甚至可能會被批評。」賈新光說。
不過，比競拍更顯公平的搖號政策，實施一年多來，卻為效率低下所累。在上海，急需買車的人群可以通過競拍迅速獲得車牌額度，而北京不競拍僅搖號，則導致符合條件的居民紛紛加入搖號大軍，搖號儼然成為一場浩浩蕩蕩的社會總動員。
實施一年多來，這個搖號池裡人數已從初時的20萬，增加到現在的118萬人，且在繼續擴大，中籤率也不斷降低到目前2%的水平，民間戲稱為「搖號就像買彩票」。急需買車的人也只能跟著大家一起希望渺茫地等待「中獎」。
而在民間，也因此衍生出各種不規範的牌照調劑手法。最常見的是朋友親戚之間的互助，一對搖中兩個號的夫妻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們將其中一個「指標」 借給了一位不符合社保條件的朋友。這對夫妻特意研究了相關的法律和政策，結論是如果發生車禍，掛名者是要承擔連帶責任的，但他們基於親友關係的信任，覺得 不會因此招來糾紛。
此外，一些銷售商和黃牛也可以幫客人代理指標的買賣和租賃。據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的黃牛報價，急於用車的人，可以選擇一年5000元租個車牌，或花幾萬元「買」一個「指標」，但指標是掛在賣家名下，雙方只能私下簽署一份簡單的協議書來約定權責關係。
這些問題的出現，並非缺乏預見。在搖號政策實施之前，北京就曾經到上海調研和交流，搖號可能帶來的「一手市場無價，二手市場有價但政府無法管控」等後果，在當時就已被提及。
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海的樣本，陡然翻身成為了好榜樣──有效治理了擁堵、有序地發放了牌照，還為政府籌集了公共交通建設的資金。
儘管北京市交通委信訪辦官員向南方週末記者強調，目前並無調整車牌政策的計劃。但在坊間，北京將改為競拍的流言，已大肆流傳了好一段時間。
2012年8月最新試行限牌政策的廣州，則在北京和上海的經驗基礎上，設計了一個折中方案：一半指標搖號產生、一半指標競拍獲得，由參與者自行選擇。這個方案的意圖不難理解，既吸納了上海競拍的效率，又兼顧了北京搖號的公平。
「這個模式的效果，尚需等待實踐的檢驗，但這種做法無疑是增加了系統的複雜度，在吸納兩個城市做法優點的同時，兩種模式的缺點很可能也會隨之而至。」上述上海官員提出了自己的擔憂。
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常務理事賈新光不讚成上述任何一種限牌政策，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從交通警察和交通專家的角度而言，自然是路上的車越少越好管理，但時常被忽視的是，治堵的根本，還是要靠合理的城市規劃和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統。
而在不久前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上海大學法學教師楊小欣仍在追問上海私車限額拍賣的合法性問題，他表示：「該項措施在實質上增加了機動車登記的條 件，剝奪了上海居民依據國家立法規定的條件申辦登記領取號牌的權利；對私車主增設了國家立法沒有設定的交費義務。具有如此效果的行政措施，應當具有國家立 法上的特別授權根據，應當具有國家立法中的行為法上的授權根據。」
這樣的合法性追問，同樣適用於中國已經或即將採取車牌限制政策的地方政府。
有些所謂的「傳統」的觀點會在瞬間被顛覆，不過這需要不斷的閱讀、積極的思考，方能實現。第三大道資產管理公司的主席馬丁·惠特曼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 「非常規性」的投資思維。馬丁·惠特曼不愧為一代宗師，讓他來顛覆我們的「傳統」思想肯定是有益的，因為它或許就讓你進入到霍華德·馬克斯所說的「第二層 次思維」的狀態之中，從而使自己略顯得「與眾不同」。舉例說：
1、許多人會理所當然地追求公司的高利潤率，當然，這並沒有錯。但是，如果盲目地把高利潤率作為股票投資的重要指南，則是危險的。這其中有兩個原因：首 先，由於利潤率持續走高的公司一般會被投資公眾視為高質量的公司，因此，這類公司的股票價格往往處於高位。其次，有時會發生保持多年的高利潤率突然不復存 在的情況。實際上今天的高利率公司都遭遇到了特殊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如果有理由認為低利潤率將會有所提高，那麼低利潤率就有可能成為導致購買某種證券的 重要原因。因為低利潤率的小幅上漲能夠導致收益的大幅增長，而高利潤率同樣的幅度則只會對收益產生有限的影響。
2、許多人會傾向於公司業務的「專業化」而排除業務的「多樣化」，因為多樣化容易「多樣惡化」。有的公司的管理層在某些情境下似乎能夠很好地從事單一業 務。麥當勞就是一個經營業務單一、高度成功的很好例子。而有的公司集中致力於一種業務的公司而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相比之下，有的公司採取了積極的多樣化策 略，大膽涉足其他業務或產業，因此而獲得高度成功。當然，也有一些公司進行多樣化的嘗試不是難以令人滿意，就是損失慘重。所以，根本就沒有先驗的方法可以 用來斷定公司業務多樣化的好壞。多樣化常常需要營運和投資方面的高超管理能力。
3、許多人會一味排斥高週期性公司，當然，這也沒有什麼不好。但是，馬丁·惠特曼觀察到：競爭產業的公司往往能夠吸引經營能力較強的管理層，而不那麼投入 的人士則往往會去經營基本穩定的產業的公司。他曾經看到，某些機床製造和金屬加工公司的管理層在一個以競爭加劇、大規模技術創新和總需求週期性銳減的環境 裡展開角逐。當他把這樣的公司管理層與受政府提供的壟斷所保護的某些公司的管理層進行比較後，最終他還是選擇了高度競爭、高週期性環境下的持續經營的公 司，尤其是它的普通股表現出基於財務健康標準的吸引力時。這樣的公司，其資金往往充裕，流動性相對極強。
列舉這些例子，不是讓投資者積極模仿並準備踐行之，而是旨在提供一種「非常規性」的思維。這種思維或許就是「第二層次思維」。現在我們都知道，「第一層次 思維」因為對相同事件有著相同的看法，通常也會得出相同的結論。正因為如此，第一層次思維者是不可能取得優異結果的。因為「如果你的行為是常規性的，你很 可能就會得到常規性的結果。只有當你的行為是非常規性時，你的表現才有可能是非常規性的。而只有當你的判斷高人一等時，你的表現才會高於平均表現。」因此 霍華德·馬克斯建議，為了持之以恆地獲得優異的投資回報，你必須成為第二層次思維者中的一員，而馬丁·惠特曼或許就給我們指出一條這樣的途徑。
不知道「自媒體」這個詞是誰發明的，但現在大家儼然把微信公眾平台視為自媒體的最佳甚至唯一平台。自媒體的火爆，坊間看客所持意見各有不同，有人說這會是一場持久的革命，有人則發出「你全家都是自媒體」的戲謔之詞。任何事物都不是非左即右的，我想聊下利用微信公眾平台做自媒體，需要把握的三種平衡關係。
一、內容品質與發送頻率的關係。
這是個舊話題，但值得老生常談。做自媒體必須有一顆敬畏之心。要為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個字負責。許多自媒體人在談論甚至嘲諷傳統媒體的沒落，可明日黃花也是有可借鑑之處的。譬如對消息源的求證。
沒錯，微信公眾平台推送評述或觀點性文章，如果邏輯成立，即使角度有些怪異，文本有點粗糙，也不會受到什麼批評，本就是一家之言嘛。但我確實看到過個別文章，消息來源不明，捕風捉影，引用的一些材料也沒有經過考證，就娓娓道來。要知道我們都像尼爾·弗格森一樣在寫《未曾發生的歷史》，除非自我安慰說就當作了次蹩腳的預言家。
質量穩定，口碑不賴之後，推送頻率成為要考慮的一項事宜。想做成品牌，就要愛惜自己的羽毛，寧缺勿濫。如果覺得力不從心，千萬不要硬撐著每天都寫，或者東拼西湊、濫竽充數。不要給自己戴上道義枷鎖，說什麼「要對粉絲/訂戶負責」什麼的，現代人患的是信息焦慮症，大家追隨的是好的內容，而不是偶像。
其實做任何事都要首先考慮質與量的關係。九年前我在學校讀研，剛開始寫經濟評論時一天一篇，因為那時是無名小卒，所以一稿多投，不到一年，最多的時候一篇文章先後發表在了近二十家媒體，那個開心。可又堅持了幾個月，果斷決定轉變策略。因為意識到自己雖是財經專業，但以後八成會做媒體。那麼重要的不是稿費，是成長，是口碑，遂轉而只為三五家影響力大點的媒體寫專欄，收穫更豐，至今慶幸。
二、個體與聯盟的關係。
這裡所說的聯盟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意思。第一，自媒體是一人主政，還是團隊合作；第二，自媒體是完全獨立，還是與一些機構或企業達成了某方面的共識；第三，不同自媒體之間的聯盟。
對於第一點，我個人不主張「一個人的媒體」的形式。因為容易閉門造車容易孤芳自賞，同時也不讚成超過三個人的自媒體。兩個人，或一個半，最好。兩個人的，如曾航+莊明浩，前者媒體人出身，後者為創製人士，這樣的組合甚好；而所謂「一個半」，就是再找一個視野開闊的助理——不是複製粘貼式打雜的，而是「內容特助」。譬如在你想談一個話題時，他能和你碰撞，至少把業界其它觀點整理呈現、點評。說白了仍是儘可能增加自媒體客觀的屬性，減少過強的個人情緒。如果做自媒體的本身就是媒體人，則更要注意這一點，我們不能成為自己反對的那種人。
與機構或企業合作的方式我認為不妥，或者說，多交流或鬆散型合作無妨，但緊密捆綁無益。譬如我這些年在南方週末一直是做財富人物報導，五年前的第一本書是與胡潤合作的。現在是否可以與胡潤達成戰略合作關係，做一個「財富自媒體」。我認為不合適，也不會這樣做。自媒體的之所以被稱為自媒體，是因為他打破了一切的話題霸權，形成了一個群島社會，每個人都是島主。同樣，不同自媒體間的「聯盟」也要慎重。現在的聯盟形態多是互相推介公眾號，比較簡單。但即使如此，也是在互相背書。
三、情懷與市場的關係。
做自媒體的同學大都是有情懷，也是聰明的人。可情懷和聰明有時會產生衝突。譬如研究一家公司，原本可以更深入一些，更專業一些，但碎片化的信息洪流和快餐式的消費節奏讓一切打折。雖不至於淺嚐輒止，但你心裡知道其成色原本不應如此。可你說，沒辦法，我得「適應」市場，我知道讀者需要什麼，況且我不是經濟學家不是諮詢公司不是券商研究員，我要考慮時間和精力的「投入產出比」。說的也沒錯，但我覺得不能完全迎合外面的世界。實際上我們有的時候低估了讀者的專業水平，有的時候則武斷地對讀者閱讀習慣標籤化。換句話說，如果一週你創作四篇文章，希望其中一篇真正沉下來，做成如傳統媒體的「頭條」或「深度報導」。這是在給自己交答卷，更是在避免丟失一個好習慣。
情懷和市場的另一層關係，是關於愛好與變現。因為程岑峰等一些人已開始有進賬，許多人躍躍欲試，信心十足，覺得自己也差不到哪裡去，這感覺就像大躍進。先不說稟賦的差異，積累的深淺，至少直接沖錢而干自媒體的同學，99%都沒有戲。我們看到的那些腰包鼓起來的自媒體人，不是微信讓他們發了財，而是微信讓他們更容易發財。沒有微信，他們一樣可以找到靠譜又體面的變現渠道。天底下的事情大都是水到渠成的，既是愛好，找準定位，用心耕耘，總會開花結果。患上「微信渠道迷信症」的結果，輕則讓自己內分泌紊亂，重則砸了自己之前打造的小招牌。
說了這麼多，有些班門弄斧。因為我自己並沒有做自媒體。我也考慮過，因為我之前在紙媒上的觀點類的「產品」形態——南方週末上的「旁觀富人圈」系列、上證證券報上的「愚者一慮」專欄，以及週末畫報「荷爾蒙經濟學」隨筆等，主角都是中國企業家，分別寫他們的財富觀，商業技能以及「後院」生活——若轉移陣地打個組合拳，做個微信公眾號似乎也可以一度。可我始終沒想明白我這樣做到底是為了什麼。即使未來有廣告商感興趣，我也擔心自己的精力不足。可能我在傳統媒體呆慣了，寫作常有著天殺的儀式感，節奏一快，就容易事倍功半。從這種意義上來講，我非常佩服那些天天能寫一大篇文章的朋友們的韌性。
不過我確與幾個搭檔經營著一個微信公眾號（YouthMBA）——少年商學院。這和我所有之前安身立命的專業無關，而是一個有著半公益色彩、關於青少年啟蒙與創新教育的平台。我看到聽到周圍所有的人都在感慨國內的教育，包括這些年我的採訪對象——那些大佬們。今年春節的時候我想，能不能做一個牛叉的教育博客，同時做一個微信公眾號，專門提供國內外關於青少年創造力方面鮮活的資訊及現身說法。於我而言，一來做這個與我先前從事的新聞行業皆具有啟迪民智的功能，有些理想主義色彩，但是讓你內心豐盈。二來也是因為兩年前我升級做父親後，也在考慮孩子未來的培養方式和教育問題。
我先後找到在香港、台灣和美國及歐洲共五位朋友，說了我的想法。大家一聽很有興致，分別負責提供自己所在地區或國家這方面的內容，並輪流做微信公眾號的值班小編。教育博客也在架構和中了。朋友們的野心比我大，建議未來除了正常的青少年思維啟蒙的內容之外，至少再做三個系列，一是國內外100位創新教育名家訪談，二是100位國內外各界名人育兒經訪談，三是100位國內外有代表性的普通人士的訪談。三個系列當中，國內與國外人士的比例皆為3：7。
你瞧，顯然是一幫理想主義的傢伙，特別是在美國的X同學，她現在除了常去參加各種創新教育方面的論壇和活動外，還準備花不菲的價錢給娃報一個班，目的之一是通過親身體驗來為我們未來的教育博客和微信公眾平台提供更多一手資料。而我們的微信公眾號開了一個月，主要通過朋友圈的分享即積累起上千訂戶，不少網友常主動給我們推薦文章、圖書或其它，希望與大家一同分享。我讓我很受觸動，也覺得，其實相比於自媒體，興趣小組或公益組織如果能夠好好利用微信公眾平台，無論對自我提升還是社會變革，更有著不可低估的能量。
來源：i黑馬 作者：李陽林
投資人和創業者關係的話題，一直是老生常談，但是常談常有新意，因為失敗和成功的案例一直在發生，經驗永遠總結不完。黑馬會秘書長楊守斌，是一位資深連續創業者，近期轉型做投資人，成立豐厚資本，他對i黑馬聊起了投資業界流傳「三不投」。根據他所說的三條黃金鐵律，i黑馬整理歷史案例分享給大家。
不投公司股權特別平均的公司
任何組織，尤其是初創公司，如果想要運行良好，一定要有一個核心人物，堅定不移地使戰略堅持下去，世界上沒有完全正確的戰略，只有堅持到底才有可能成功，平衡和制約，反而使決策效率變低，股權平均還可能導致大家都往自己碗裡扒飯，誰也不願意承擔責任，最後一拍兩散。
紅孩子就是股權平均最終導致失敗的案例，這家公司有三位股權平均的創始人楊濤、李陽、徐沛欣，楊濤和李陽分管業務，徐沛欣主管資本。通過幾年的發展，紅孩子開始面臨轉型，路像何處去?員工經常看到創始人激烈爭吵：李陽認為紅孩子應該專注細分領域，不應該和京東們正面競爭，徐沛欣堅持做綜合品類，結果資本方選擇支持徐沛欣，李陽被請出局。
李陽離開後，徐沛欣又和楊濤發生激烈爭吵，誰也說服不了誰，最終的結果是楊濤出局，更進一步打擊了這家公司的脆弱士氣，「業務已失，資本何用」。後來，當紅孩子副總裁廖衛國意識到自身明顯陷入了「多元化陷阱」之中，已經錯失發展良機。多股東，股權平均，最終導致公司喪失創業基因，大家的精力都放在了內容上。
楊守彬一句話總結：「三足鼎立容易掐，兩足並列容易分家」。那麼什麼樣的股權方式是投資者比較青睞的呢?一股獨大，其它相對平均。
不投創始人有潛在不穩定婚姻關係的公司
巴菲特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資並不是買入哪種股票，而是選擇跟誰結婚。法律對夫妻關係的保護，讓投資者對於創始人婚姻生活非常關注，尤其是夫妻創業公司。被夫妻兩個傷害的投資人比比皆是：如趙丙賢離婚案、鋼鐵大王杜雙華離婚再審案、被稱為史上最貴離婚的藍色光標董事孫陶然協議離婚案、趕集網總裁楊浩然離婚後財產糾紛案，土豆王微離婚案。
王微因為糟糕的婚姻，喪失上市先機，不得不說，壓倒土豆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土豆創始人王微的婚姻，最後賣給優酷;真功夫更離譜，夫妻兩個爭相把對方送進監獄，這得是有多恨?另外，巨人教育夫妻把公司做上去，然後再把公司搞垮也不失為經典案例。
北京巨人教育集團始於1994年，早期，巨人教育真的是教育界的霸主，僅在北京一個城市，就做到了4個億的份額。但是強勢的妻子，和陰柔的丈夫尹雄在工作上形成對立，夫妻內鬥，兩人輪流執政，誰上就把對方的人洗掉，前前後後，公司換了五六批人。嚴重影響公司的發展，首輪融資，SIG和啟明投資順利入賬，到第二輪6000萬美元的融資計劃，被妻子破壞，並把投資人趕了出去，以至於目前公司運行困難，不過兩人目前沒有離婚。
所以投資人入駐前，考察一下創始人的夫妻關係，非常有必要。
不投創始人人品敗壞的公司
有品德問題，有過明顯與投資人交惡的歷史，這樣的創始人對於投資人來講，都是需要謹慎的。創始人離婚可以，但是千萬不要做出把自己作成負資產、讓前妻淨身出戶這種「低人品」案例。投資者會自然而然地對此發問，待前妻尚且如此的創始人，又怎麼會對股東負責呢?
久經考驗的北極光創投人鄧峰曾說過，比起商業模式，他更在意的是一個企業的創始人，創始人的心胸是不是寬廣，個性是否很自私，控制慾是不是很強，是否能在企業建立一種平等、關懷、分享的企業文化。
說到創始人因人品跟投資人交惡，就不得不提曾經的「80後財富新貴」高燃。2005年2月，高燃創立MySee.com。12個月後融進了100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其中投資人蔣錫培當時對互聯網領域並不太懂，主要是看中了高燃本人才給他的投資。但接下來的事情是所有投資人都沒有想到的。MySee燒錢的速度太快了，8個月時間，200萬美元的投資款，消耗殆盡，僅辦公裝修就花了100萬。高燃還喜歡誇大事實，融資200萬美元變成了融資1000萬美元。成名了就浮躁，不認真經營企業，什麼事兒都做，就是不做公司的事情。他時刻最關注的都是自己的知名度和形象，他到處演講，宣揚創富成就，最後被投資方請出公司。
去年貼身服飾品牌維棉的倒閉案，也令投資人深思。2010年，徐小平在微博上關注到維棉，通過私信和其CEO林偉發私信約見面聊，僅僅溝通了20分鐘，徐小平就決定給予林偉1000萬元人民幣的天使投資。錢很快被林偉用光，甚至再去找徐小平要錢救急，2012年，維棉網全部商品下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