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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与钱祸】逃跑的“炒钱团” 浙江高利贷“跑路”成风 中小企业危险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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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

炒钱已取代炒房成为浙江人的投资首选，高利贷资金近一半在民间借贷市场来回拆借“空转”

化解高利贷危局，必须要放开投资渠道以疏导资金，同时给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监管

杭州：“世道疯狂”

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不下2000家。近期跑路的庄家，何金认识的已有3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2011年9月10日凌晨，杭州一个小区停车场入口，高利贷业者何金（化名）一行四人冒雨“踩点”。

“现在是最乱的时候。”昏暗路灯下，身着正装的何金踩灭烟头，对南方周末记者喟叹。

何金三十出头，入行3年，运作一只数千万元的“信贷基金”。两天前，基金的一名客户——杭州一家服装企业老板关机“跑路”（即潜逃）了。之前他向基 金借了370万元高利贷，作为银行到期还贷的过桥资金，而4天后此人从银行续贷出500万元便人间蒸发，名下资产早以离婚等安排悄然转移。

报案后公安局刑侦和经侦部门均不接案，答曰：“这种情况属于欺骗，不是诈骗。”按现行法律，该笔贷款利息率超过法定基准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56%）的4倍，合约不受法律保护。

何金面临基金数十名股东的问责，记者9月7日联系采访时，他回复短信，“水深火热、焦头烂额中”。

9日晚上，“线人”报说该客户“前妻”将出现在这家小区，何金等人赶来彻夜守候，但无功而返。

第二天，何金又据线报远赴江苏找人。中秋节3天长假他都在“跨省追捕”中，还是无功而返。

如果这370万元最后追不回来，何金大约要向股东们赔付20万元，“小半年白干了”。

一家银行贴出拒绝高利贷的宣传画。但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与监管不解决，再多的宣传也没有用。 （CFP/图）

但变故却丝毫没影响何金的职业热情。“干了这行之后不会想干别的。”他坦言，因为“来钱太快、太容易了”。

入行的第一单放贷600万元，两个月他挣了7.2万元（月息6%，他提成10%）。他还亲眼见到有人3年前拎着5万元入行，如今身家2000万元； 另一方面，干这行有个最大好处——“不求人”，“无论多大身家的老板，见了我们都是低声下气的。”他说，“这个行业的人都由内而外地自信和强势。”

如此的行业魅力吸引的当然远非何金等人。江浙民间借贷的平均月息已经超过1毛（年化利息率120%），最高的能达到月息100%。在畸高利润的诱惑下，眼下杭州城从事高利贷业务的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地下钱庄等，据何金估计不下2000家。

即使是投资何金基金的投资者，也都集体作出了更冒险的选择——他所在的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两类选择，一类风险相对低收益相对低，另一类风险更高收益更高，但他介绍说，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了后者。

在他看来，放高利贷和赌博是一回事，赌的是借款人的信用。“什么都靠不住，最可靠的是感觉，看面相，印堂发黑的人千万不能借。”何金总结他的经验， “干我们这行，《易经》、风水啥的也要懂点”；其次，忌贪，“借高利贷就像吸毒，借了一次就有第二、第三次，直到被毒死。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摄毒过量之前 切断毒源”。

“火眼金睛”的何金把自己的这次走眼，归咎于“世道疯狂”，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中跑路的，他认识的已有3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放眼全国，今年以来因民间高利贷而起的跑路、暴力追债、自杀等恶性事件在浙江、陕西、郑州、江苏、福建、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都不绝于耳。

温州：多米诺“跑路潮”

周德文说，在“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最发达的“借贷之城”浙江温州，资金链条已异常紧绷。

中秋夜，本报记者获悉，至少有3家温州企业老板因无力偿债而做了“走佬”：洞头县奥米流体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管集体失踪；“泵阀之乡”永嘉县的阿斯泰泵阀公司老板跑路和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现已归案）。

节后的温州，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本地网上论坛“703”中，“老高”（放高利贷的人）跑路、“走佬”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9月14日，记者赶往宝康公司所在的蓝田标准厂房东区2号查看，占地约1000平米的厂房大门紧锁，没有任何标牌显示这家公司的身份。绕道至厂房 后，紧闭的铁皮门上有一行小字“宝康不锈钢管有限公司”。透过门缝，偌大的厂房内除了一堆不锈钢管和设备外空无一人。记者长叩厂办公室铁门，躲进屋内的数 人始终不应答。

坊间传言，董事长吴保忠所欠债务包括2亿元银行贷款、8000万元民间借贷和5000万元承兑汇票。

在此之前，据记者不完全统计，4月以来温州已见诸报端的涉嫌高利贷的“老高”跑路事件已不下10家：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 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均出走，百 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

由于楼市低迷，据估计温州至少有220亿热钱转战民间借贷。 （CFP/图）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在跑路“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会逃的。”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延法告诉记者，有的债权人 有黑社会后台，债务人一跑人身安全就失去了保障，而温州人乡土观念重、好面子，跑路等于自毁后半生的信用，“一般欠个几千万都不会跑”。

但数量级已经改变。数据显示，截至9月8日，“郑珠菊案”自发登记的债主名单已经上升至7页，涉及85人共计8948.62万元，郑珠菊共欠债权人的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

而江南皮革一案，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由中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江南皮革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截至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负债约2.6亿元，其留下的资产总计约为1.7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8741万元，严重资不抵债。

江南皮革欠中国银行、深发展、浙江农合三家银行的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分别为6400多万元、1400多万元和2200多万元。而通过银行借款和办理 应付票据，从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银行借出却又无法确认资金使用情况的，总计达6315万元，其中光大银行达到3000万元。另外，截至5 月31日，其供应商向龙湾区成立的清算组申报债权整理数为8231万余元。

“这只是账面上，最近几个月又有很多债权人登记，没统计在内。”清算组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还不知道黄鹤私底下跟民间借了多少钱。”他认为，江南皮革倒下引起的恐慌导致了民间借贷的资金挤兑效应，“后面发生一系列事件，或多或少跟它有关系”。

最典型的便是8月案发的涉及15亿元的原瓯海区国土资源分局公务员王晓东案，当时王遭到债权人“挤兑”，以“自首”形式向警方寻求庇护，被控于温州龟湖饭店。

王的一位朋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平时为人和善，不赌博、不玩女人，“只爱喝点小酒”。事发前，一位借给他180万元的债权人因银行贷款到期，向其讨要债款。他一直敷衍，债权人警觉后联系数名债权人一起逼债，王为自保，前去警局自首。

还有更多的高利贷业者行踪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债主们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就这样硬挺着，还公开放话：把我逼死了，一分钱也拿不到。”温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天龙集团总裁陈奎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场地震让我想起1985年的温州‘抬会’崩盘。”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近几个月来，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待上门咨询或委托高利贷合同纠纷事宜的客户，“超过2亿元的不少于10个人”。

他所指的当年温州乐清抬会“炸会”（即崩盘），会款发生额达8亿元，参与人数达30万之多，致63人自杀，200余人潜逃，近千人被追债者非法关押、拷打，数万家庭倾家荡产。类似的事件还包括1999年温州平阳水头发生的“会案”，2004年苍南爆发的“矾山连环会案”。

"链接：银行的钱如何转入高利贷？

1.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多数是银行授信。

2.银行和担保公司的“交易”。每季度末，银行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完成“存贷比”指标，下季度初再由对方取出存款。作为交换，银行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

3.银行职员就任民间高利贷公司的股东，甚至直接放贷。

4.通过信用卡办卡公司从银行申请办理大量信用卡，刷卡购物在黑市变现，获得资金进行放贷。

（南方周末记者冯禹丁采访整理）"

浙江玻璃48亿元“非法吸存”庭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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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炫丽的烟花逐渐散尽。当浙江玻璃（0739.HK，下称“浙玻”）董事局主席冯光成出现在法庭，一种英雄落幕的苍凉感迅速蔓延，旁听席上不时发出唏嘘声。因听力障碍，冯光成不断重复着激动的抗辩，导致法警不得不经常上前拍拍肩，以示冷静。

这位境内民营企业香港第一股的掌舵者，如何将一家上市公司玩到停牌一年半有余，又如何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嫌，身陷近48亿“非吸”黑洞？随着绍兴县人民法院的庭审，冯光成及其昔日麾下融资团的运作脉络逐渐清晰。

然而，冯光成在法庭上不断提及原光宇集团总经理没被列入被告，并表示抗议；他还要将相关证明该总经理参与“非吸”的证据提交给法官。但法官当庭未予接受。

庭审持续了一天，法官当庭宣布，后续庭审时间未定，再行通知。

当天庭审结束后，冯光成在一群人簇拥下步出法院大门。记者欲上前访问，一彪形肌肉男迅速挡上前来，冯语气谦逊地婉拒了访问。边上有人透露，他现在被“监视居住”。

浙玻是中国内地首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民营企业，2001年12月10日上市，旗下包括浙江玻璃厂、青海碱业等，总资产超过130亿。

浙玻曾带动了当地一个镇20多家民企上市。不过一波宏观调控下，相关概念股大跌。如今，浙玻停牌已超过一年半。

冯光成的故事背后，凸显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境内外资本运作、投资扩张与收缩等因素中，无法把控的短板。

五人融资团

9月22日上午，绍兴县人民法院二楼1号审判庭，一场被检察机关指控涉嫌金额高达近48亿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审开庭。涉案主角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冯光成及其昔日“将帅”共五人。

辩方律师团，分别为来自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9时许，五名被告在法警带领下进入被告席。冯光成板寸头，着深灰色西装，面容憔悴。因为左耳据称有听力障碍，冯光成法庭上自辩数度搭话如同“自说自话”而被法官“提醒”。自辩到激动处，冯光成会颤抖地挥舞着大大的手掌，上市公司董事长的“气场”再现。

由于需要资金庞大，浙玻以高管、财务人员为主成立了一个“民间借贷团“，共约十来人。庭审控辩中，这个团队的运作细节逐渐清晰。

冯光成的身份是浙江光宇集团董事长、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同时被列入被告的还有徐炳校、宋宇、谢勇、李国军等“财务将帅”，均为光宇集团或浙玻高管，包括副总经理、主管财务等。

绍兴县检刑诉【2011】528号起诉书显示，冯光成现年62岁，初中文化，家住绍兴县杨汛桥真联社村马社85—1号。因涉嫌非法集资，于2010年9月2日被绍兴县公安局监视居住，于2011年3月2日，转被绍兴县检察院监视居住。

宋宇，1980年出生，大学程度文化，原系光宇集团副总经理。因此案于2010年9月21日被绍兴县公安局刑拘，10月27日被批捕。同年12月24日经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一个月。2011年1月26日，经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羁押期限二个月。

徐炳校，1970年出生，大专文化程度，原系光宇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因此案于2010年11月24日被绍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12月29日被逮捕。

李国军，1979年出生，文化程度高中。原系光宇集团副总。绍兴县杨汛桥镇展望村展望404号。因此案于2010年11月24日被绍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12月29日被依法逮捕。

2010年8月31日，冯光成到绍兴县公安局投案自首。本案由绍兴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以上述人士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1年2月28日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其间，退回绍兴县公安局补充侦查二次，绍兴县补充后，于2011年7月22日再次将本案移送审查起诉。

审 查结果和公诉状显示，2005年至2009年，冯光成在担任浙江玻璃、光宇集团董事长期间，为弥补上述两公司生产投资、银行转贷等大量资金缺口，以支付 2%至12%不等的月息，单独或授权宋宇、谢勇、李国军、徐炳校等人以公司名义，向社会上100多户不特定的个人及单位非法吸收存款，合计近48亿元。已 归还本金和支付利息总共近42亿，至今未归还的本金为16亿多。

48亿黑洞垒成

2011年3月2日晚7点半，冯光成在杭州浙江医院又一次接受了警方1个小时左右的询问笔录，这条资本聚集与腾挪之路，更加清晰。

近48亿元的资金黑洞，起因是关于水泥的政策调控。2005年初，受宏观调控影响，水泥业务的运营遇到了诸多困难。当时H股股票大跌，国内出台针对水泥领域的调控政策，银行开始收贷。

当 时，冯光成其实也刻意遵从政策转向，欲及时调整发展方向，重新确定了“做大做强玻璃和纯碱两大产业，退出水泥行业战略部署”的总体思路。冯曾于2006年 底，将陕西富平水泥股权全部转让给意大利水泥；2007年，又将浙江省内的水泥企业股权100%转让给了中国建材集团。

但远水救不了近火。曾在一个月中，银行收贷24亿，这给正处于扩张状态的浙玻致命打击。为了填补资金黑洞，冯光成迅速启动了民间借贷。

法庭调查及辩论，就主要围绕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单位犯罪是否存在主从犯划分等展开辩论。

首 先，由于直接参与的人数众多，究竟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成为辩论焦点。庭审中，辩方律师认为，冯光成在涉案过程中，始终以公司而非个人名义进行借贷。 因此，虽存在借贷行为，但事实行为均由单位完成，但公诉单位只诉个人而非单位颇显蹊跷。且起诉书显示，另有多名光宇高层涉案，但公诉方均未对其提起诉讼， 有失公允。

公诉人对此回应称，光宇集团和浙玻两家公司均构成犯罪，但控方有选择起诉对象的权利。

辩方律师则认为，如果要审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必须将两家单位列为诉讼，“如果单位不构成犯罪，整个前提业已不存在，那么单位其中的工作人员何犯罪之说？如果五人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公诉人亦承认单位犯罪，那么单位何以不成为被告人？”

公诉人称，前后均依照公安机关出具证据及意见提起诉讼，而对涉案单位提起诉讼存在“有否必要的问题”。面对辩方律师提出的“究竟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一问，其称“指控的是个人共同犯罪，但单位亦构成犯罪。”

浙江玻璃48亿元 “非法吸存”庭前幕后

浙玻及光宇集团目前已由镇政府及县政府解困小组接管。

另外，对于冯光成涉嫌非法吸存，检察机关在庭审中出示了多个证据，包括省政府会议纪要，重组纪要，资金借据和收据，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词，及债权人的证词等。不过，冯光成对犯罪一说并不认可。他认为，所有借贷均用于维持公司生产运营稳定，并不存在非法占有或是个人牟利意图。

2008年开始，因宏观调控等原因，银行信贷收紧。此前据知情人透露，当时有银行最高一天收缩信贷24亿元。处于两难处境下的冯光成选择以民间借贷方式偿还银行借贷，并在公司之间相互拆借，从而形成巨大的债务黑洞。

“如果不是为了公司和员工，我有什么理由去借贷？政府说借高利贷是饮鸩止渴，那么银行不肯放贷，又要维持公司正常运营，我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吗？”庭审中，冯光成情绪激动。

侦查报告书显示，对于贷款人是否具有最高法司法解释罗列的“亲友”关系，宋宇、谢勇、李国军、徐炳校交代，他们系受冯光成的指派以光宇集团的名义，向社会有资金周转能力的对象借款。

借款对象分三类。第一类为与光宇集团有业务交往的企业及个人；第二为与冯光成、宋宇、谢勇、李国军、徐炳校有交往的企业与个人；第三类为与他们原本无交往，但出于光宇集团集资的目的，经他人居间介绍的社会不特定的企业及个人。

对 于采用何种方式公开宣传向社会借款，讯问笔录显示，2006年初因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光宇集团资金周转困难，冯光成基本每周开集资例会，要求他们向社会 有资金周转能力的企业及个人集资，他们即通过曾有交往的个人，社会上的资金掮客等，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向社会上不特定成员传达。

对于起诉书 所列数额，冯光成亦予以反驳。他称，审计债务之时，自己并未参与，因此利率多少均由债权人说了算。他坚称借贷金额除去已偿还的本息，剩余金额应不超过5亿 元，检察院所列剩余16亿元债务中，至少有9亿并不属于浙玻。而且他认为，浙玻债权人多集中于杭州、绍兴及金华等地，双方多为熟识关系，而非向不特定人群 吸取资金。

庭审中，冯光成多次提及“刘建国”。刘是浙玻董事局主席助理，被冯称作负责浙玻借贷的关键人之一。“怎么把刘建国吸收的金额也归我头上？”冯光成质疑。刘建国是否参与借贷，冯刘二人之间存在何种问题，目前仍不得而知。

扩张，资金入套

1998年，光宇集团成立，冯光成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0年8月起，光宇集团旗下控股子公司浙江玻璃踏上了赴港上市之路。从11月1日联交所聆讯通过，到12月10日H股挂牌，其速度之快，让市场为之一振。浙玻也成为了境内第一家在香港主板上市的民企。

融得5.6亿元资金后，浙玻开始全国大跃进。从2002到2009年，12条玻璃生产线相继点火。此外，公司分别于2003年3月和7月，成立了浙江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和青海碱业有限公司，并向水泥产业拓展。

当时的冯光成意气风发，不仅引领光宇集团成功打造内地第一只H股——浙江玻璃，还出奇制胜地发行了浙江水泥股权信托产品，真正成为募集资金的行家。“因为这次突破，当地一个镇，之后就涌现出20来家上市公司。”一名官员透露。

没想到，因为上述系列因素的叠加，扩张竟然成了冯光成和他麾下企业的桎梏。

9 月22日的庭审现场，100多旁听席位，落座了半数。和其他的非法集资案件明显不同，不管光宇集团员工、家属还是债主都对媒体避之不及，并拒绝回答记者提 问。浙江玻璃作为上市公司，此案件发生后，记者也没查询到相关的信息披露。有知情人士透露，集资资金中，有大额或属“官员”资本。

庭审从上午9点开始，午间仅仅休息1个小时，到下午5点结束，后续开庭再听法院通知。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时，尚未获得进一步开庭的时间信息。

这个在港股资本市场滑铁卢，又身陷非法吸存的“成功企业家”，是因国内宏观政策的调整而无法圆润转身的一个剖面。

自浙玻债务缠身之后，冯光成已消失于公众视野两年。此庭审为他第一次公开露面。2010年2月开始，冯光成被绍兴县公安机关监视居住，此后在媒体上销声匿迹。

2008年浙玻遇困，冯光成深陷高利贷传闻便从未间断。至今浙玻的重组和青海碱业的监管工作亦步履维艰。庭外有知情人士透露，浙玻重组中，青海碱业由于牵涉到浙江和青海两省参与的政府机构，如何处置，如今尚属一团乱麻。

「裸身」企業家浙江潛伏

http://news.cb.com.cn/html/56/n-545556.html

　距離義烏300公里外的溫州正在上演一幕幕「落跑」的故事，然而跑路老闆中大多早已為自己鋪好了「落跑移民之路」，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早已拿到美國綠卡的信泰集團老總胡福林。
老婆孩子已經在國外，資產能轉移的也已經轉移完畢，義烏的老闆們在資金鏈斷裂風險面前不太恐慌。

二代已轉移

據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目前約有4500萬華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數量居世界首位， 而浙商則在中國第三波移民浪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據溫州新通出國諮詢服務公司一名資深移民專家介紹，中國大陸移民輸出主力軍主要在北京、廣州、江浙滬三 個區域，其中浙商二代成移民主力軍。 
在義烏做服裝加工生意的肖豔（化名）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自己正在委託溫州一家移民中介公司辦理移民手續，將「移民」提上日程，可謂是一波三折。 
早就打定主意讓女兒到國外讀書的肖豔告訴記者，心想早晚也要出去，晚幾年等事業做大些再走，沒想到一拖再拖，一晃六年過去，直到廠子遭遇危機，移民才又趕緊提上日程。 
「6年前兩個做生意的哥哥就開始辦移民了，這幾年他們家裡老的在加拿大養老，少的在加拿大讀書，只留叔伯兄弟在浙繼續經營工廠，他們每年還須在國外待上個把月。」 肖豔說他認識的企業家很多都像她哥哥一樣想法，早早的就把老婆孩子先轉移到了國外，留自己在國內掙錢。 
肖豔的工廠註冊資金1000萬元，在浙江屬於微型企業，平時流動資金全靠每年向銀行借上百萬元作為周轉，然而近來隨著原材料價格上升，勞動力成本提高， 規模又擴大，利潤不如從前，又趕上銀行限貸壓貸。回款速度一般是3個月，眼看還有幾天，卻還不上銀行貸款又貸不出錢，很是頭疼。 
肖豔告訴記者，一個生意夥伴曾放高利貸，對方還不上錢，他也無錢還銀行只能落跑，他早就辦好了美國簽證，現在都沒回來。另一個朋友企業做的很大，近年來卻虧損嚴重，好在去年辦好了加拿大簽證，他將資金抽出來後將全家老少和產業都轉移到加拿大。

名下企業已成空殼

「據浙江省有關部門統計：全省1000萬元註冊資本以上的企業主，已經有24%辦完國外移民手續，正在辦理的有32%。實際上有一半以上的浙商已經不是 浙江人！」不久前杭州萬事利集團總裁李建華在微博中透露這個「非常內部的信息」引起一片嘩然。儘管浙江省出入境管理局辦公室、浙江省外事辦出國管理處都否 認了此說法，但李建華本人一直未正面回應。「溫州老闆好多都變成了『外國人』，但他們的生意沒移走。」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說，秘魯溫州工商總會會 長曹國榮，德國溫州同鄉會榮譽會長馮定獻等知名僑領都還在溫州做投資。
「從2005年起這邊移民就開始盛行了，一直以來我們辦的移民客戶絕大 多數是投資移民，對象也是以企業主為主，他們移民的模式大同小異，就是先將孩子送出國讀書，老人照看孩子，自己則會兩頭跑，而且辦移民手續出手很闊綽，可 以說不惜代價求快速安全。」加拿大伊恩投資集團公司資深一名從事多年加拿大移民的顧問告訴記者。每年要做加拿大40~50單，主要是去溫哥華和多倫多兩個 城市，而來諮詢的人有2000人以上，並有不斷上升的趨勢。「我們接手的客戶幾乎清一色是企業家，以義烏、溫州和台州的企業家居多。企業註冊資本基本都在 5000萬元以上，而且擁有資產10億元以上的客戶佔了約30%，還不包括『隱富』企業家。」 
該顧問告訴記者，2004年是浙江移民行業市 場競爭元年，就在這一年，報刊廣告開始大量出現「移民」字樣，而此前，移民中介公司由於政策的限制，只能選擇「出國定居」來代替。2010年成為移民市場 的分水嶺，據相關調查分析顯示，2008年之前技術移民申請人數大於投資移民申請人數，2008年技術移民政策發生重大變化，從2009年開始投資移民申 請人數逐步上升。2010年投資移民政策大幅提高，技術移民再次收緊，從2010年第三季度後，符合條件的申請人數大幅下降，遞交移民申請的人數也大幅下 降。目前，浙江有幾十家移民公司以及辦事處。
據多家移民公司中介透露，中介「轉人」和地下錢莊「轉錢」屬於移民的兩條線。移民中介名義上只負 責代理代辦移民手續，處理文件等等，但是也對地下錢莊或其他機構幫助轉移資產的事「門兒清」，因為既然是投資，那麼在辦理移民的過程中就伴隨著需要處理少 部分資產的轉移，而單靠移民中介本身也不能完全做到。另外，轉移大量資產也有問題，國外對這部分錢需要嚴格審查，因為美國查的嚴，所以選擇移民美國的人就 少；移民中介還能幫助移民者合理避稅。 
澳際留學移民的資深顧問楊明崧告訴記者，一方面中介公司可以作為機構分擔一部分結匯需求，另一方面中 介機構也會讓移民者將錢款分拆匯出。「比如美國投資移民匯50萬美元，可以讓10個親朋好友幫忙，一人匯5萬元，一般都是這樣做的，沒風險又簡單。」另外 通過地下錢莊等路徑將財富轉移，或者在當地開辦公司也絕對是「可操作的」。 
根據浙江省內一些移民公司的不完全統計，目前浙江投資移民成功率 較高的國家分別為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其規定投資門檻分別為80萬加元（約500萬人民幣）、80萬澳元（約454萬元人民幣）、250萬新元（約 1240萬人民幣）。也就是說，只要向這些國家投資以上金額的資產後，便可以在2年甚至一年後拿到當地的「綠卡」。 義烏一移民中介曾經給企業主推薦過位 於加拿大薩斯喀溫省和安大略省的快速移民項目。移民中介向記者介紹，只要在加拿大和美國投資購買和租用價格在60萬人民幣左右的商舖，就符合移民政策。移 民中介向記者介紹，加拿大政府支持該項目的初衷是在加拿大建立義烏一樣的商品交易中心。
浙江省工商局最新的年度統計顯示，這個民營經濟大省有超過7萬傢俬營企業在健康地經營運作著，總資本近1.3萬億元。對於這些富豪移民所引致的資本外逃數目，幾乎無從測算。

浙江軒 左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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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左丁山所知，中環有三間江浙人士會所，就係萬年大廈嘅蘇浙、南華大廈嘅上海總會，業豐大廈嘅寧波同鄉會，規模似乎係上海總會較大，起碼有三層樓係自置物業，零銀行按揭負債，唔怪得收會員只收入會費，月費全免。三間會所都主要係吃飯會所，淮揚菜主打，喜歡者自然喜歡。
江 浙人有三間會所，仍然意猶未盡，後日獲頒中文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嘅江浙幫證券、黃金大老李和聲老先生早前寄來一張表格，囑左丁山申請入會，新會叫做「浙江 軒」，設於駱克道 300號僑阜大廈二至三樓。左丁山走上去睇吓，內裏有介紹，原來有二十五位浙江鄉賈，以李達三博士始創會長為首共二十五人，籌集資金一億餘元購置物業，設 立獨立會所餐廳，名為「浙江軒」。二十五人包括李達三、李和聲及公子李德麟、包陪慶、顧家麒、車越喬、曹其鏞、王緒亮、范思浩等等。佢地認真慷慨，辦個會 所都可以閒話一句，斥資逾億元，唔到你唔服。中國人鄉土觀念之重，直情係深層次。
既然落到灣仔浙江軒，就益埋建築邦，叫佢行過嚟食飯，佢本來就好鍾意到上海總會嘅，依家知道佢寫字樓附近開咗間浙江軒，好不開心，即刻上嚟，點一個鱔糊，試完之後，佢話與上海總會水準差唔多，以後要食小籠包唔駛塞車上中環。
李 達三會長已經九十歲過外，多年前獲中大榮譽博士，最近又得到母校上海復旦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非常開心，至於新科博士李和聲會長已年逾八十，仍然精神奕 奕，比左丁山更有睇頭。上海總會多長壽長者，幾年前理事會為九十九歲嘅邵爵士預祝一百歲，主家席中最年輕嗰位係六十後，被稱為小弟弟，因為其他人係九十 後、八十後、七十後，而且位位一站起身就可以唱番幾句京曲，不用米高峯已可全場聽得好清楚。最近有上海崑劇團來港演出，上海總會有份贊助，實在係好自然嘅 一回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嘅著名歌星/明星葛蘭係上海總會票友嘅中堅分子，聽佢唱京曲，回憶佢嘅舊歌「我要飛上青天」，別有一番味道。

2012浙江第一起資金崩盤案：還不上高利貸的年關

http://www.infzm.com/content/67723

還不上高利貸，俞中江主動向政府匯報資不抵債的情況並尋求保護。據估算，他的案子牽涉3家銀行，上百家公司，把所有資產都抵押變現之後，還有約30億元借款還不上。

俞中江是被房地產投資拖垮的。他的主業一直盈利，但後來開始大筆投資，用五個蓋子蓋十口鍋，導致資金鏈越繃越緊。

年關之際，江浙地區的資金鏈異常緊繃。

兩週前，走投無路的俞中江主動向政府匯報資不抵債的情況並尋求保護。這是最近的一起資金鏈斷裂事件。

俞中江是浙江中江控股集團董事長，浙江建德市人，名下有包括一家新加坡上市公司在內的多家公司。據知情人士估算，這個案子牽涉3家銀行，十幾家大公 司，上百家小公司，涉及民間借貸約25億元，向銀行及國資背景的杭州市財務開發公司貸款、借款達25億元。把俞中江的所有資產都抵押變現之後，還有約30 億元借款缺口，「將有一場大震」。

據南方週末記者調查，俞中江目前並未被捕，但已被限制出境。由於涉嫌虛報產權和重複貸款等違法違規行為，該案很快將轉為刑事案件，俞中江本人還未被正式拘留，但「護照已經收了，有警察監視行蹤」。而該案涉及的某國有銀行建德支行行長已被撤職。

目前杭州市政府會同建德市政府正聯合多家債權人對中江控股旗下資產進行保全，成立專門小組爭分奪秒地處理此事。「既要最大限度地保護債權人利益，也要防止俞中江的企業倒閉，他的香料廠就有一千多員工呢。」建德當地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告訴記者。

俞中江的手機一直無人接聽，在短信中他以「暫不方便談」為由婉拒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請求。

敗在房地產

房地產投資失利，讓中江控股資金鏈斷裂。

據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介紹，中江控股資金鏈斷裂的主要原因是投資房地產失利。

2008年，俞中江開始大舉進入烈火烹油的房地產行業。當年6月，中江控股接盤杭州金星房產公司及其位於杭州餘杭區的西城時代家園。當時西城時代是 一個幾乎處在停工狀態的爛尾樓盤，中江控股接手後遇到房地產調控，房價大跌，也未正常開發。其間金星房產的股權幾經轉讓倒手，曾被媒體指稱「炒賣地皮」。 該樓盤二期拖延了一年多未按期交房，2009年6月在杭州市委常委、餘杭區委書記朱金坤與網友對話時，維權的業主大倒苦水，被多家當地媒體跟進報導。

同期，俞中江還在建德嚴州大道的新安江畔投資了5萬平方米的高端住宅樓盤「拉里維娜·水上人間花園」，該小區售樓處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住宅樓已銷售 告罄。但記者1月16日看到，沿江的15幢排屋尚無一戶有人入住。當地論壇上有消息稱，數十套拉里維娜的房子已被金華法院凍結，將進行公開拍賣。

「他的運氣不好，2009年和2011年都遇到了調控和緊縮。」一位俞中江的朋友告訴記者，而俞「運氣最差」的投資項目，當屬接盤西湖畔的准五星級酒店——溫德姆豪廷大酒店。

位於杭州環城西路的溫德姆大酒店原是都錦生絲綢廠所在地，與浙江省政府一街之隔。10年前一家北京的公司以每平米5500元的「地王」價格拍得這塊 地，蓋了這幢造型獨特的「蝴蝶樓」，其間兩易其手，業主都虧損退出，「蝴蝶樓」也成為西湖邊著名的爛尾樓，還落了個「風水不好」的名聲。

2010年，中江控股以7億元的價格將該酒店和公寓的部分產權拿到手，當年9月溫德姆正式開張。

俞中江的一位朋友告訴記者，接盤溫德姆的目的就是為了轉手倒賣。由於是第三次轉手，俞接盤的價格已經很高，而當時他並沒有足夠的資金，因此花了很大的代價去集資。

表面上看，溫德姆豪廷大酒店似乎沒理由虧損：它地理位置優越，內部豪華程度比肩5星級酒店，並由美國豪生國際酒店集團管理，來自冰島的大堂經理給客人極專業之感。

但1月15日晚，記者來到這家酒店，從燈光來看其入住率非常低。晚間在燈光效果下，酒店呈藍色蝴蝶形狀，蝴蝶「左翼」是酒店，「右翼」是公寓，中間 則是一片嘈雜而燈紅酒綠的KTV、酒吧和名品店。該酒店內部人士告訴記者，其入住率一直不高，「今年還稍微好一點，聽說老闆虧了很多錢，已經把股份轉給了 合作夥伴。」

一位當地酒店業業內人士認為溫德姆的虧損不是因為風水，而是因為「這個老闆是『半桶水』，本不是吃酒樓這碗飯的，酒樓的定位、規劃、管理和經營其實 是很複雜的，做不好就是燒錢」。他說，「我認為他最大的失誤是酒店的主打不清晰，又是賓館又是公寓又是KTV，初來客人連正門都找不到，搞得『三不像』， 做砸了不奇怪。」

浙江一位投資界人士告訴記者，據他所知2010年溫德姆的原業主無力償債時，曾將酒店的全部物業收益權作為抵押，進一步獲得新的貸款或股權資本注 入，以期拯救其整體業務。但由於酒店收益回收期長，而地產項目短期風險較大，酒店資產估值又明顯偏高，他當時就感覺所謂的重組不過是「飲鴆止渴」，後來俞 中江接手溫德姆的結局證明了他當初的判斷。

俞中江前傳

「中江的主業盈利其實非常好。」多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但俞中江並不願固守主業。

俞中江在建德當地是風雲人物，出租車司機出身，發家於香精香料行業。

1998年俞中江成立建德市新安江中江汽車出租服務社，註冊資本36萬元。2000年他創立杭州友邦香料香精有限公司，生產高科技香料及油脂化學 品，該公司曾被評為「杭州市高新技術企業」，後在新加坡借殼上市成功，年營業額1億元，據說年利潤為2000萬元左右。「中江的主業盈利其實非常好。」多 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但俞中江並不願固守主業，「他這人性格冒進，膽子大，有些盲目求發展。」俞的一位朋友告訴記者。

2002年，俞中江在杭州正式成立「集投資、科技、製造、貿易、旅遊、服務於一體的綜合性、多元化控股集團」——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旗下控股公司包括杭州麥林環保船用漆有限公司、杭州中外合資博來盛化工有限公司、浙江建德市望江賓館有限公司等。

2003年，俞中江看中了民用航空業的投資機會。中江控股作為佔股70%的大股東，在建德市壽昌鎮投建佔地500畝，包括1條800米長的跑道、2 個停機坪的千島湖通用機場，試圖開通千島湖區域的空中遊覽項目、空中貨運以及飛往黃山等地的航線。該機場的小股東之一是建德市政府，一期投資4000多萬 元，二期投資2000萬元，當年曾因拿到國家相關部門的第1號批文而「名震建德」。但之後該機場一直處於虧損狀態，空中貨運和開通航線的宏偉藍圖並沒有實 現，至今機場「只有幾架滑翔機在那裡玩玩，那塊地幾乎空置」。知情人估計，包括拿地和早期投資在內，俞中江此次投資虧了「不下一個億」。

五個蓋子蓋十口鍋

「他是個四兩撥千斤的騰挪高手，常常『五個蓋子蓋十口鍋』，說實話三年前我都沒想到他能撐到今天才倒。」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俞中江的攤子鋪得如此之大，資金需求早已超過其主業的盈利所得。「他是個四兩撥千斤的騰挪高手，常常『五個蓋子蓋十口鍋』，說實話三年前我都沒想到 他能撐到今天才倒。」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早期，俞中江主要以項目做抵押，向銀行等正規渠道融資，他一共向建德本地的一家銀行貸款約7億元，向浙 江省某銀行系統以及國資背景的杭州市財務開發公司貸款18億元。

後來當貨幣政策和房地產市場緊縮時，為了借新還舊和維持項目運轉，俞中江在建德、溫州以及北京的民間共借貸了約25億元，「從月息二三分一直借到五 六分」。其債權人中，既有官員、大老闆，也有普通工薪階層。據說，中江旗下企業的內部員工為了每個月多賺點利息（月息1.5分），很多人聯合親戚朋友拿出 積蓄，甚至從銀行貸款出來打到中江的集資賬戶上。

有的債權人已將俞中江告上了法庭，據金華市人民法院公告顯示，案由為「民間借貸糾紛」的永康市中泰混凝土有限公司董事長徐旭曦訴俞中江及中江控股案，將於2012年2月7日開庭。徐旭曦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無可奉告」。

在利滾利的高利貸雪球效應下，俞中江根本無能力償還債務。事發之前的一段時間，俞中江還鋌而走險，向有黑社會背景的紹興高利貸借了幾筆資金。據說幾個月前他從某銀行貸出4億元，回到建德的當天晚上就被高利貸債權人分光以償還利息。

最後實在壓力太大，他選擇了主動去政府匯報情況並尋求保護。

更正並致歉：

本報1月19日「2012浙江第一起資金崩盤案」一文中的「浙江省財務開發公司」有誤，應為「杭州市財務開發公司」。特此更正，並向浙江省財務開發公司致歉。

浙江高院："枉法違心判吳英死刑"系造謠

http://www.yicai.com/news/2012/02/1406145.html

「我們已注意到近日網絡上有關浙江高院枉法違心無奈判處吳英死刑的帖子。」6日下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相關負責人向《法制日報》記者表示，這些帖子完全是造謠，該院將依法追查追究造謠者的法律責任。

「我們高院已注意到最近網絡上專家學者、民營企業家和普通民眾對吳英案的關心議論。」浙江省高院相關負責人說，吳英案在浙江省已依法走完審判程序，現已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覆核。

浙江非法集資案高發

吳英案引發了法律界、企業界知名人士的廣泛熱議。

2009年,浙江麗水杜益敏因集資詐騙罪7億元被終審判決死刑後,溫州的高秋荷和鄭存芬均因集資詐騙1億多元被判處死刑；到2010年,紹興趙婷芝 因非法集資2.7億元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台州王菊鳳因非法集資4.7億元被判處死刑；溫州陳少雅因非法集資5億元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2011年,麗水 銀泰非法集資55億元,主犯被判死刑……

重刑仍然阻擋不了非法集資的愈演愈烈,溫州最新版「吳英」施曉潔又因涉嫌非法集資7億元、非法承兌匯票5億元,被檢察機關批准逮捕。而近日,風傳了3個月的溫州立人集團民間借貸案最終走進了司法程序,董事長被刑拘,涉案額可能達22億元。

《法制日報》記者在調查中瞭解到,非法集資類案件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僅2007年第一季度,全國公安機關立案偵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兩類案件就同比上升了101%；2010年全年,浙江省共立非法集資類案件達206起。

來自浙江大學的一份《浙江民間融資問題研究報告》中顯示:2010年,杭州處理非法集資案47起,寧波處理49起,涉案額分別達16億元與61億 元；麗水在2008年至2011年間已經處理此類案件涉案額達86億元；在台溫地區,發達的台會、標會、擔保公司、地下錢莊,每天有數億的熱錢在湧動。

北京浙江企業商會副會長陳俊向記者指出,民間借貸成就了浙商,95%以上浙商有借貸。

據瞭解,去年年底,浙江省出台了國內首個民間融資管理辦法《關於加強和改進民間融資管理的若干意見(試行)》,將試點推行民間融資備案管理制度,並健全信息檢測、預警與風險救助制度。

溫州立天集團董事局主席曹紹國對《法制日報》記者說,目前的問題是,地方政府的監管機制尚未真正落實到位。

緣何成非法集資重災區

「浙江民營經濟發達,中小企業多,民間融資活動由來已久,有著深厚的市場基礎。」浙江省金融法學會會長、浙江光華法學院教授李有星在接受《法制日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民間融資本質上屬於私人交易行為,一旦涉及不特定公眾,就具有相當的社會性、公共性和連鎖效應,容易引發欺詐和各種犯罪,甚至影響經 濟秩序和社會穩定,從而增加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

據瞭解,浙江台州民間融資總額達1000億元,溫州民間資本估算大概超過8000億,民間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呈逐年上升趨勢,已成為浙江第一位的投資力量。

台州職業技術學院的吳偉萍曾做過一項調查:在其走訪的255家企業中,有182家曾經有民間借貸,佔71.37%；在被調查的423戶家庭中,則有367戶家庭有過民間借貸行為,佔86.7%。

「企業相互借貸的現象非常普遍,臨時周轉性的民間借貸利率明顯偏高,無息的都是向親友借的,月利超過30%的9家企業有5家是來自民間借貸機構,1 家來自社會集資,還有3家借自別的企業。」吳偉萍向《法制日報》記者介紹說,交易規範化程度還有待提高,就容易演化成非法集資,像路橋、黃岩等區都出現了 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

中國光大銀行台州支行吳傑向記者透露說,台州民間借貸機構都有一個諸如擔保公司、典當行之類的公開合法身份,由過去的地下金融逐漸轉向半公開與公開,企業相互拆借、借貸的高利率增加了企業的財務負擔,容易引起資金鏈斷裂,隱藏著較大的金融與治安風險。

「民間融資有利於緩解金融壓抑造成的扭曲,每年近百億的利息形成了相應的利益輸送渠道,滋生了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浙江律師童松青為記者分析說, 浙江民間融資活躍,是因為正規金融單一及較強的政策性壟斷局面、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滯後、金融市場化程度低所致,客觀上增加了非法集資的機會。

「家庭婦女,沒別的事,就是放貸,反而比幹別的工作來錢快,又輕鬆,你說干嘛不做啊?」家住臨安市錦城街道的朱阿姨是某集資詐騙案的受害者,她告訴記者,「借錢給人很平常,但各家借各家的,不通氣,出事了才知道原來他發展了那麼多下線,這下被害苦了!」

據記者瞭解,在這起案件中,十多個被害人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但都被告知因沒有可執行的財產而宣告執行終結,朱阿姨說,「少則幾十萬,多則上千萬,但其中有幾個靠利息賺夠了,也不會追究了。」

民間融資如何引導規範

民間融資如何引導與規範?作為民間融資課題的參與者,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碩士生徐雅婷梳理了現有的民間融資立法,發現現有立法呈現出分佈散亂、層級效力低的狀態,但釋放出了逐步放鬆金融管制的信號,現正處於從金融「壓抑」到「自由」的轉軌時期。

「規範與引導民間融資陽光化、合法化,以促進和推動其健康發展的政策意圖十分明確。」浙江省金融辦袁軍培向記者指出,國務院發佈《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等文件無不表明國家為鼓勵民間投資提供更多的政策與立法支持。

去年,浙江省政府出台的國內首個引導和規範民間融資管理辦法《關於加強和改進民間融資管理的若干意見(試行)》,就是為了引導與規範民間融資行為,發揮其積極作用的一面,逐步構築一個使之從地下走上地面的陽光化體系。

政府對貨幣財產在平等主體間運行如何幹預?既要實現有效監管,又讓融資者免受無端追究,就需要一項免除後期糾紛的程序安排。備案登記制度應成為民間融資立法的主要內容。

「在安全港灣的制度設計上,法律責任的明晰更加重要。」李有星說,應細化民事責任,強化行政責任的預警機制,立法邏輯應同時關注融資雙方,可以借鑑 香港《放債人條例》,從被融資者角度對法律責任進行規制,當然,民間融資涉案面廣,單靠某一部門的力量很難實現有效的管理,要建立協調機制,由政府、銀監 會、人民銀行等共同監管模式。

浙江：小額信貸公司有限「鬆綁」

http://www.infzm.com/content/71175

在資金鏈繃得最緊的浙江，小額信貸公司開始被「鬆綁」——此前牢牢捆住他們手腳的「資本金」規定，放鬆了一圈。

但工商局出台的這個新政能否真正「落地」，還是個問號。關鍵在於，接受銀監會監管的銀行是否承認與支持

沒錯，不是小貸公司數量最多的江蘇省，也不是最早試點的內蒙古、山西，最先試圖給小貸公司發展鬆綁的是浙江。

2月中旬，浙江省工商局出台了全國首個《浙江省小額貸款公司融資監管暫行辦法》，至此，浙江境內的183家小貸公司，超過10萬戶小微企業、農戶和個體工商戶將因這項「新政」受益。

「都有一肚子牢騷」

「最有幫助的是小貸公司負債率提高了1倍。」永嘉縣瑞豐小額貸款公司的總經理潘獻勇喜滋滋地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這意味著，瑞豐小貸公司原來2億的貸款額度馬上翻了一番。

在溫州這個浙江省小額貸款公司最多的城市，每逢季末，這些公司會召開碰頭例會，可近半年來，這樣的會議幾乎成了「牢騷會」，22家小貸公司的高管湊到一起，談著談著就會大嘆苦經。

小貸公司的生意也不好做。即使是在中小企業四處借錢，小貸公司供不應求的年關，「有些主要股東開始萌生退意。」談起新政實施之前的情況，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溫州小貸公司總經理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首當其衝的牢騷，就是過去管理條例中對負債率的限制非常嚴格。

根據銀監會、央行在2008年的有關規定，小貸公司的主要資金來源為股東繳納的資本金、捐贈資金，以及來自不超過兩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融入資金。而小貸公司從銀行業金融機構獲得融入資金的餘額，不得超過資本淨額的50%。

這一條款直接制約了小貸公司的發展步伐，也大大降低了股東的資金回報。

「我們公司現在的資本金是8個億，銀行貸款也有接近4個億，差不多用足50%的上限了。」瑞安華峰小貸公司工作人員談到，相比同行，這家公司算得上實力雄厚，可依然時時面臨「無米下鍋」的窘境。

2011年全國各省市小額信貸公司情況統計，數據來源：央行網站 （溫翠玲/圖）

「到處都是框框。」一位小貸公司的老闆說。在其看來，小貸公司約束過多。不能吸收存款，不能拆借資金，不能經辦委託貸款，負債率又受到限制。「普通 工商企業沒有負債率的上限約束，只要有人願意借錢就行。」他說，「如果以個人名義放高利貸，成本低多了，不受監管，更不用繳稅。」

中國小額信貸機構聯席會秘書長焦瑾璞更是在多個場合呼籲，「小額貸款公司的融資槓桿率只有0.5倍，存在待遇不公。」

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是8%到10%，也就是說，銀行的槓桿率在10倍以上，一般信用社的更高。典當行1倍，擔保公司10倍，小貸公司0.5倍，他們必 須主要依靠股本金。據業內人士透露，現在全國小貸行業的淨資產回報率不到10%，遠不如銀行和信用社，雖然小貸公司的管理成本高，風險也更高——客戶一般 又沒有抵押物或抵押物不足。

政府之手過緊，讓當初那些熱情洋溢的老闆們開始有些失望，有人後悔當初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申請牌照，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腳。

即便是溫州的小貸公司年回報率可以達到15%，但這點收益，在民間融資回報很高的浙江，簡直不值一提。

於是，一直以來，放開資本金上限限額、拓寬融資渠道、放大銀行融資比例都是本地小貸公司的強烈呼聲。

經濟危機改變了一切，2011年在以民營經濟活躍著稱的浙江，小微企業因資金鏈難題大批倒閉死亡，漸漸成為誰也無法忽視的現實。

要想扶持小微企業，扶持民營經濟，必須給小貸公司鬆綁，於是，新年伊始，這些反覆呼籲的問題終於得到了部分解決。

打折的新政？

在採訪過程中，南方週末記者發現，浙江省包括臨近的江蘇省、上海市的小額信貸公司從業人員都高度關注這一新辦法，但也有不少受訪對象表示，「這是一個打折的新政。」

根據新出台的《浙江省小額貸款公司融資監管暫行辦法》，除了融資比例上限提供了一倍，小貸公司的資金來源渠道得到拓寬，包括擴大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融 資比例、可向主要法人股東定向借款、本地同業之間可進行資金調劑拆借、可與銀行和地方金融資產交易平台合作開展資產轉讓等業務。

鑑於現在小額貸款公司的融資來源主要依賴銀行，這條新規也讓不少小貸公司心存疑慮，由於新規的出台部門是工商局，而以銀監會為主要監管機構的銀行是 否願意為小貸公司增加融資，甚至在資產交易平台上開展資產轉讓業務。「這些目前都是問號。」潘獻勇說，「還需要等待進一步有細則補充。」

這背後隱藏著深層次矛盾。

依照2008年央行和銀監會下發的《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將小額貸款公司的性質描述為「由自然人、企業法人與其他社會組織投資設立， 不吸收公眾存款，經營小額貸款業務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由此可見，小額貸款公司在發起人和組織形式上和一般的公司相類似，但是貸款業務又是一 般的公司所不能經營的業務。

身份不明也導致了小額貸款公司也陷入了多頭管理的狀況中。從全國範圍來看，目前小額貸款公司日常監管和風險處置由地方政府負責，而地方政府在監管過程中涉及的有關部門包括金融辦、財政、工商、公安、銀監、人行等諸多部門，難以釐定職責分工，監管協調困難也由此而生。

「銀行未必同意借款。這存在銀監會向銀行落實的問題。倒是新增加的融資要向工商部門報備，增加了日常工作量。」一位小貸公司高管說。

浙江新政之後，小額信貸公司將迎來快速發展？這個想也別想。一位小貸公司的老闆向記者總結，主管機構的邏輯向來是，穩字優先，寧可發展的慢一些，也不能出事。

截至2011年年底，全國共有小額貸款公司4282家，貸款餘額3915億元，全年累計新增貸款1935億元，平均下來每家新增也不到5000萬。

2011年，中國國內信貸餘額為58萬億元，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總和不及興業銀行的40%。

而在全國範圍內，在監管者的眼中，小貸公司的風險並不可小覷。

一位安徽省銀監局的官員在一份報告中總結了小貸公司存在的問題。他列舉到：

資金投向盲目。小額貸款公司存在趨利性、盲目性、隨意性、自發性和隱蔽性等特點，資金流入一些國家限制或禁止的行業，使部分不符合產業政策的企業維持著生存，導致局部的無序競爭，制約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和信貸結構的優化，削弱了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效果。

業務管理混亂。一是變相提高利率，惡意規避監管。部分小額貸款公司在計收貸款利息的同時，往往收取財務顧問費和手續費等，或強迫客戶接受與其有關聯關係的擔保公司為客戶擔保，通過收取擔保費用變相抬高利率。

典型調查反映，民營小額貸款公司實際月利率普遍超過3%，借款人負擔較重。

內部管理混亂。存在現金結算，或以現金形式收取貸款利息；或在客戶大額現金還貸時，當日直接將現金貸於他人；或指使客戶在節假日以現金還款，並截留作其他用途。

通過賬外經營，掩蓋不法行為。據業內人士透露，在小額貸款公司大量存在賬外經營行為，將非法籌措的資金從賬外高息放出，或掩蓋超過規定上限的利息收入。「這部分資金的進出主要通過個人賬戶流動，難以查實。」

但不少小貸公司的高管認為，這樣的擔憂過於挑剔，一位從業人員反駁說：「這些問題哪家國有銀行沒有呢？」

看來，即便在政府權力陰影最淡的浙江，一紙條文依然很難直接改變小貸公司的命運。

浙江互保圈信貸危機

經濟觀察報 記者 萬曉曉 浙江省四家企業案發所引起的信貸危機，正威脅著43家集團。

6月14日，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江控股）董事長俞中江被刑拘；3月28日，浙江中科邁高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科邁高）董事 長、高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高盛科技）總裁洪漢民跑路，被浙江省安吉縣公安局經偵大隊以「涉嫌騙取銀行貸款」為由，立案調查；去年12月20日，天 煜建設有限公司（原浙江野風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煜建設）旗下分公司涉非法集資案發。

本報獲得的一份由杭州某銀行繪製的互保圈信貸關係圖，將上述這四家企業，通過43家集團公司，串聯了起來。數家圖內企業介紹，「此圖僅顯示集團間的互保關係，旗下各有分公司、子公司級別的互保，約涉及法人單位600至700家，資金數百億元」。

處於擔保鏈條中間的一家企業向本報提供另一份互保關係圖顯示，僅由天煜建設有限公司（原浙江野風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煜建設）一家引發的互保圈信貸危機，所牽涉的互保資金總額就超過100億元。

6月28日，杭州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以下簡稱：經信委）中小企業處副處長樓建民向本報證實，由互保引發的信貸危機正在逐漸深化。「互保圈共有四級，將各行業囊括其中，僅一個行業協會打報告上來稱，涉及的互保資金約在200億至300億左右」。

對於目前互保圈的涉及範圍，到底有多大，在5月的一次企業協調會上，杭州市經委副主任許虎忠稱，「我們心裡一點底都沒有」。

傳導

俞中江旗下的公司是最新的一起資金鏈斷裂案例。

2012年，中江控股董事長俞中江因還不上高利貸，資金鏈斷裂。5月31日，旗下恩氏香料香精（浙江）有限公司由中國建設銀行杭州寶石支行申請破產重整，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召開。

6月14日，來自新華網的消息稱，俞中江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刑事拘留。旗下數十家實體企業和相關資產正在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制定的「管理人」監管之下，相關債權、債務、資產正依法核查，目前涉及的金額已經達數十億元。

浙江正邦水電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正邦水電）董事長楊勇，正慶幸及時與中江控股旗下公司完成了數千萬元擔保款項的交割。在本報採訪中，楊勇表示：「並不受中江控股資金崩盤的影響」。

然而，本文上述提到的「互保圈」關係圖顯示，正邦水電仍在承受另外一家案發企業——天煜建設，所間接傳導的信貸危機影響。天煜建設的非法集資案發，引爆另一個擔保圈的信貸危機，造成浙江虎牌控股集團（以下簡稱虎牌集團）資金鏈緊張，正邦水電亦與虎牌控股存在擔保關係。

經企業和政府證實的信貸危機擴散脈絡是這樣的。2011年12月20日，天煜建設因分公司非法集資立案。

受天煜建設影響，2012年1月，嘉逸集團有限公司被建設銀行收貸，隨即引發連鎖反應，集團共被8家銀行收貸1.15億元，並且1.2億元的貸款逾期。

受嘉逸集團影響，3月初，浙江榮事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被北京銀行收貸3000萬元。3月26日，虎牌集團受榮事實業收貸影響，加上自身因收購引發問題，被華夏銀行收貸4000萬元，3月27日，被中國銀行收貸4000萬元。

4月，虎牌集團下游擔保圈的企業陸續出現被收貸的情況，上文提及的正邦水電正是其中一個。

6月14日，正邦水電的董事長楊勇在政府召開的協調會上介紹，受虎牌集團的影響，正邦水電自4月起，短短45天，被4家銀行收貸1.05億元。與此同時，與虎牌集團相關的6家互保企業，亦陸續出現被收貸的情況。

5月2日，在餘杭區人民政府主送浙江省銀監局的文件中，亦指出了上述危機擴散脈絡，尤其指出「嘉逸事件」。文件顯示：「因分公司經理非法民間集資訴 訟後，天煜建設的全部賬戶和房產均被法院凍結查封。」「受此影響，互保圈內的嘉逸集團被多家銀行收貸……嘉逸集團的互保圈有6大集團，涉及企業超過30 家，互保金額總計4.18億元，總資產為55.17億元」。

餘杭區政府預警：目前「嘉逸事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已向下擴散，出現企業正常流動資金面臨斷裂情況。希望銀監局召集各相關銀行協調處理「嘉逸事件」。此前一個月，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政府亦曾召開專題會議「支持杭州嘉逸集團貸款有關事宜」。

此外，公開資料顯示，高盛科技、中科邁高的實際控制人洪漢民自3月欠款18億跑路後，不僅給互保公司中業控股集團帶來壓力，也直接導致互保企業浙江康輝銅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輝銅業）的停產，康輝銅業總負債達數億元。

溯源

「好像大病了一場，不知什麼時候能好起來。」虎牌控股集團董事長虞成華在向本報記者描述企業現狀時表示。虎牌集團不僅受嘉逸集團危機傳導，更承受收購的後遺症。

作為「中國民企五百強」，虎牌集團坐擁35億資產，恪守輸配電領域本業數十年。去年，虎牌集團以7.98億收購浙江省電力公司下屬企業浙江宏發能源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宏發能源）的全部股權，創下國內輸配電行業收購案的新紀錄。

收購款的一半是自有資金，另一半來自某銀行提供的併購貸款，同時，該銀行亦負責做盡職調查。但銀行後又因故將已發放給虎牌的併購款收回了1.32億元。這意味著龐大的資金缺口，虎牌只有自行解決。

「這項併購確實給我們帶來很大壓力，政府對房地產的調控，波及到實體經濟，我們這些製造型企業也深受其害。在這過程中，銀行單方面收貸及合同履約處理得非常極端、強勢。而事後反省，我們自身對政策鬆緊的把控能力也有問題。」虞成華稱。

虎牌集團所在管轄區的杭州市拱墅區發改局經濟管理科科長包仁和向本報表示，虎牌之前的併購行為現在看來是有些衝動，併購後的高管團隊流失，使宏發能源不僅沒能發揮經濟效益，反而成為資金上的負擔。

包仁和說，虎牌如今的危機除了自身原因外，與整個經濟市場環境也是密切相關。GDP保八，使得個體企業拚命往前衝，而忽視風險，政策急剎車後，資金鏈往往難以為繼。「浙江的很多企業嘗過膽子大的甜頭，虎牌以前的發展經歷也是如此」。

5月8日，與虎牌互保的公司杭州新世管道集團有限公司，上書給杭州市政府稱：「近期受到虎牌等企業互保的嚴重影響，不少銀行也開始懷疑我們是否受影 響，我們也非常擔心銀行是否要開始收貸，如此下去，杭州很多優質企業都將受到影響，後果不堪設想，如不干預，估計未來將會有近千家企業受影響。」

個體企業的危機，是如何給其他企業帶來影響的？榮事集團人士告訴本報，在2009年以前，杭州市約有銀行20家左右，在4萬億的經濟刺激政策之後， 當地銀行數量迅速增至46家。「在這之後，我們就不再需要跑銀行，銀行自動會派人過來詢問要不要貸款，並幫我們出具相應方案，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至 2011年」。

據悉，浙江省投資實體經濟的民營企業，在前幾年政府鼓勵轉型升級的政策背景和寬鬆的金融政策環境下，在廠房、設備方面都有較大投資。這其中大部分信 貸資金都沉澱在固定資產及存貨、應收款等流動資產上。「由於房產作抵押貸款，需要在評估價上打一定折扣，設備、流動資產又不能抵押貸款，為此，很多企業在 增加貸款時，只能通過擔保方式解決。」上述人士介紹。

對此，銀行為了控制貸款的風險，往往要求企業在抵押或者單一擔保單位的基礎上，追加擔保單位或者企業法人個人無限連帶責任擔保，亦為擔保圈的無限制 擴大，打下了基礎。「本身在企業需要扶持的時候，銀行提出要找新的擔保單位、要提高利息，實際上就增加了企業的負擔和風險。」正邦水電董事長楊勇事後總結 道。「浙江省很多做實體經濟的企業，多採用企業間互保的模式獲得貸款，佔企業總融資比例的六七成左右。」杭州市一家大型集團股份公司董事長向本報記者稱。

聯保、互保作為信用模式創新，能有效提升業務量，但也會擴大風險蔓延，將優質的企業「連坐」拖下水。

觀察人士認為，擔保圈信貸危機擴散的原因是，銀行只針對單筆貸款的風險控制機制：一家企業出現問題，造成關聯企業脫保，相關銀行擔心貸款風險，遂採取收貸行為，而其他一些銀行也因為發現貸款存在風險，又看到同業收貸，為保障自己單筆單款的安全，採取跟風收貸行為。

救火

「自今年3月份以來，我們開始為個體企業的危機召開協調會，這在以前是鮮有發生的，現在的頻率每月達到兩三次，經信委的主任、副主任連同金融辦的負 責人都會參加。」杭州市經信委中小企業處副處長樓建民告訴本報。「互保圈到底有多大，金融辦是直接到銀監局去瞭解的，到現在為止，整個盤子擴散到底有多 大，我們心裡一點底都沒有。」在5月底的一次企業協調會上，杭州市經信委副主任許虎忠如此表示。

在樓建民看來，這場信貸危機的蔓延越來越厲害，雖由互保關係引起，根源卻在房產調控上。這一說法，亦得到浦發銀行杭州分行相關人士的認同，「房產調控後，與之關聯的多個行業受到影響，加上一些銀行前期發展過快，一些企業本身也沒做好功課」。

樓建民介紹，出現這樣的互保信貸危機，也不能全怪銀行。「在此之前，杭州有個金融現象是，來杭州開分行的，來一家賺一家，在杭州開的分行業績，都能位列全國前三位。」樓建民說，這主要是杭州的經濟環境和企業誠信度較好的原因。

然而，在今年上半年，浙江省銀監局相關負責人在一次會議上表示，浙江省信貸增長幅度，列全國倒數。該信息由參會的多位企業和政府人士告訴本報。

浦發銀行人士介紹，這並非由相關的政策導致，而是銀行自身的風險把控。「銀行也是企業，自身也有對業績和風險控制的需求。」

政府對企業和銀行的協調會議，便由此而生。許虎忠在一次企業協調會上表示，「受徐市長的委託，瞭解你們這幾家企業的情況，看能不能動用我們的應急資 金，然後給你們出台一個整體解套的方案，企業也要有自救方案。」「今年第一季度用電量大幅下降，製造業的形勢非常差，因此，銀行非常清楚，上半年很慎重， 是在預防控制下半年出現大規模的金融危機。」

4月底，拱墅區政府向虎牌控股集團的各貸款銀行發函指出，該集團為區重點骨幹企業，也是全國行業的龍頭，受銀根緊縮、成本上漲等各項因素制約，以及 虎牌集團大規模收購行動實施後，集團在資金運作方面出現了較嚴峻的情況。該會議召集相關的11家債權銀行和6家互保企業，在人民銀行、銀監局、杭州市金融 辦和拱墅區政府的統一協調指揮下，簽署債務危機化解方案。

在銀行的回執單中，本報記者看到，多數銀行選擇較為保守的支持選項。

6月14日，杭州市政府就企業信貸問題，專門召開政銀協調專題會議。專題會議紀要顯示，「企業所屬地政府要高度重視、建立企業信貸（債務）問題應急 工作小組，制定維穩應急預案。」要求銀行要「審慎處置與相關貸款企業的關係，銀企聯合共渡難關」，並要求企業「積極化解民間借貸風險，並盤活有效資產」。

6月20日上午，浙江省政府召開了「改善金融發展環境、確保經濟穩定增長」會議，杭州市政府「針對當前企業出現的資金鏈斷裂等風險」發言。

此會議中提出，「進入今年二季度，國內經濟下滑速度驚人，而浙江也未能保住快速增長的勢頭，浙江省委省政府為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號召金融機構進一步改善金融服務，確保我省經濟金融平穩較快增長」。

盲點

目前來看，政府的積極作為並未有效緩解企業壓力，銀行也並未放棄對會產生危機企業的警惕。

建設銀行人士指出，怎麼防止擔保鏈風險像多米諾骨牌一樣蔓延，是需要銀行有相對一致的步驟。但是做到這點是很難的，每家銀行是獨立法人，很難在很快的時間內做到統一。

6月19日，在正邦水電協調會上，正邦水電董事長楊勇強調，企業正在進行信貸規模瘦身，懇請各銀行不收貸、不壓貸、不改變擔保形式，利率上浮也不要加太多。但各家銀行仍對其如何償還3000萬的民間借貸和有可能蔓延過來的虎牌危機，提出質疑。

中國銀行代表提出，整體感覺正邦的生產經營是正常的，而且在收貸1億多的情況下能挺下去。由於正邦餘下的授信很分散，希望在座的銀行能統一行動，或者做一個銀團貸款。

杭州銀行代表說出擔心：「即便一起支持正邦水電，但其互保企業虎牌集團的擔保銀行突然動手的話，那我們的共進退都是空話了。」該位代表表示，今年的 宏觀形勢確實不如往年。「隨著擔保鏈擴大，只靠收一筆貸款是沒有意義的，把這樣惡劣的經濟環境下還能維持生產的企業都搞死，以後銀行就沒有客戶了」，浦發 銀行杭州分行資產保全部總經理高曉耘的發言獲得認同，他建議，政府出台快速處置倒閉企業的途徑，讓銀行和擔保單位快速地清楚所承擔的責任，避免風險不斷地 擴散。此外，因難以再找到新的擔保，建議省市政府引進國有背景的擔保公司參與到目前企業和銀行的解困工作中來。

這場由信貸互保所引發的連鎖收貸，任何一家企業都無法通過單獨的努力處理，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沒人知道這危機多久可以得到緩解。」在本報採訪中，政府和企業相關人士表示。

對於虎牌集團的危機，拱墅區發改局經濟管理科科長包仁和告訴本報，有風投正在和虎牌集團洽談。「這不失為一個好機會，對於這些優質的企業，政府畢竟只能從行政手段上促成。」

他介紹，虎牌僅集團設在拱墅區，生產基地和貸款銀行均不在管轄區內，因此協調難度較大。

據本報瞭解，上述提及的另外幾家受信貸擴散影響的企業，也在尋求併購解套。

杭州蕭山區政府相關人士告訴本報，去年區財政設立了5億元的政府應急專項資金，還安排落實了5億元中小企業集合債券基金，通過杭州銀行蕭山支行累計募集社會資金2.51億元，幫助轄區93家中小企業緩解了融資難題。

上文提及的「嘉逸事件」，蕭山區政府稱，嘉逸集團資產質量較高，根據《政府應急專項資金操作規程》的規定，鑑於嘉逸集團貸款多為杭州主城區銀行，同意通過在蕭對應金融機構承諾的方式，幫助嘉逸9家城區商業銀行轉貸。

然而，在這場互保圈信貸危機中，更多企業亟待援手解套，在政策的忽緊忽鬆下，更有人萌生退意。不過，近期中央提出的「穩增長」也給地方政府以信心，包仁和鼓勵企業和銀行要堅持下去，「政策傳導是需要一定時間的」。

【中國綠色峰會·系列報導（一）】開著「Smart貨車」也上路——「山寨」電動車的浙江樣本

浙江、山東等地生產的低速電動車要麼沒有被列入工信部的《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要麼達不到標準要求。但就是這些「山寨」電動車卻市場火熱——不僅得到地方政府默許生產、上路，甚至可以獲得補貼。

「像推廣自行車一樣推廣電動車」

酷似奔馳Smart的康迪「小電跑」，或將成為浙江省推行新能源汽車戰略的新寵兒。

在2012年8月10日杭州新能源汽車展開幕前，總部隸屬金華的浙江康迪車業有限公司正頻頻向媒體推銷一項龐大的新能源汽車商業計劃。

「和中航鋰電（洛陽）有限公司的合作意向協議已經簽訂。」7月27日，康迪車業副總經理應進鋒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協議核心內容，即要在新能源汽車國家級試點城市杭州推廣2萬輛純電動汽車。選擇的車型正是外表靚麗的康迪「小電跑」，其中中航鋰電負責生產鋰電池。

「它的（康迪的推廣）模式，會跟杭州的公共自行車有點相似——打個電話，叫個車，刷卡，開到固定地點後再還上。」浙江省經信委機械辦主任朱因加透露。

2萬輛的推廣意向正好與杭州設定目標吻合。清華大學汽車安全與節能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陳全世透露，一年前，杭州市分管領導曾雄心壯志提出這一目標，由於難以實現，「今年的目標修正到了4000輛，明年1.6萬輛，加起來2萬。」

如果計劃順利實施，2萬輛無疑是個誘人的數字——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2011年，全中國銷售的新能源汽車也不過8159輛，而其中的純電動汽車只不過5579輛。

不過，光鮮的計劃背後，罕為人知的是，受人追捧的康迪「小電跑」在主管部門工信部的登記中，竟跟五菱貨車同屬一類——「廂式運輸車」。「康迪小電跑看起來，有點山寨電動車的味道。」一位購買者在使用後說

7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純電動乘用車技術條件》國家標準為「山寨電動車」上了緊箍。該標準指出，純電動汽車最高車速不低於每小時80公里，續航大於80公里，據陳全世介紹，這一標準已經照顧了中國國情。國外電動汽車的最高時速跟轎車是一樣——不低於每小時120公里。

若按這一條例，浙江、山東等地生產的低速電動車，要麼沒有被列入工信部的《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要麼達不到標準要求。但就是這些山寨電動車卻市場火熱——不僅得到地方政府默許生產、上路，甚至可以獲得補貼。

鉛酸蓄電池車竟獲補貼？

康迪就是獲得補貼的車企之一。

自從2011年6月，康迪車業所在的金華市成為浙江省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試點城市後，使用鉛酸蓄電池驅動的康迪KD5010XXY型純電動汽車，一直享受著浙江省和金華市在銷售時給予的特殊財政補貼。「原價4.3萬的裸車價，財政補貼就有3.2萬元。」

「省裡批覆同意補貼的時候，沒有區分電池的問題，具體的政策由金華制定。」浙江省經信委機械辦主任朱因加說。

由於鉛酸蓄電池生產和回收過程的污染，國家規定的國家試點城市新能源汽車的財政補貼政策，一開始就將鉛酸蓄電池排除在外。工信部的新能源汽車目錄也根本沒有鉛酸蓄電池「乘用車」。

事實上，這些以鉛酸蓄電池作為動力的低速電動車最高時速，往往都在每小時40公里到70公里。康迪小電跑的72公里最高時速正好接近這一標準。人們懷疑，這個在金華試點中獲得大規模應用的純電動汽車，面目疑似此前被否定的「低速電動車」。

「我們認為，在電池技術沒有大突破的情況下，做微小型車是正確的方向。」應進鋒坦陳自己的商業思路。不過，他否認自己的企業與山東的低速電動車企業有任何瓜葛。「和山東的企業比，我們具有汽車生產資質。」他強調，公司之前更將同類產品出口到美國。

作為美國納斯達克上市企業「康迪科技」控股的全資子公司，康迪2008年在美國獲得退稅補貼的故事，早被廣為傳播。不過，知情者指出，美國當時的補貼並不區分電池，「這些補貼現在都已停止」。

一位購買者在使用後說，雖然從外表看新車整體外觀造型像極了Smart，很是時尚，但外觀件和內部構造卻十分粗糙，讓人難以忍受。

「工具箱蓋沒法關；煙灰缸關不到底；座椅靠背調角器太重；雨刮器刮雨範圍不能覆蓋開車視角，雨刮片運行發跳；玻璃升降器運行不平穩；頂棚粘貼不平整……」購買者們在網上發帖質疑康迪說。

「放上插板是貨車，抽掉就是轎車」

南方週末記者調查發現，浙江康迪車業有限公司的生產資質其實只有電動高爾夫球車、全地形車、廂式運輸車三種。而這三種「生產資質」，並不在我們普通人理解的「乘用車」裡面。

「我們拿的是廂式車的批號，只在吸收歐洲國家先進的兩人座汽車的理念上，做了一些創新。」應進鋒提供蒐集的數據說，城市裡的五座轎車，65%的時候都是一個人開，實在是過於浪費，「在停車和道路資源都很緊張的情況下，兩座車是最實用的。」

不過，看過康迪車型的金華市經信委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處處長陳琳坦承，「康迪其實就是廂式運輸車，中間有一小隔離板，放上去就是廂式，抽掉就是轎車。」顯然，這更像是打了個擦邊球。

金華的購買者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外形類似奔馳Smart的「康迪小電跑」，車輛行駛證上登記的類型正是「微型廂式貨車」，繳納的交強險，也是按「非營業貨車2噸以下1200元」的標準計算。

不過，杭州車管所牌證科科長黃志堅答覆南方週末記者時稱，目前康迪這樣的純電動廂式運輸車，只要按照工信部的公告目錄執行，上牌並無問題。「它只在道路通行上有區別，作為貨車，很多地方是不能走的，如果要推行計劃，可能要出台一些消除交通管制的措施。」

朱因加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兩年，一直有浙江的企業向他打聽，浙江是否會像山東一樣放開低速電動車。但出於謹慎，浙江省一直採取嚴控措施。「一旦讓他們上路，速度跑不起來，會直接拖垮本已緊張的城市交通。」

「無論是低速電動車，還是鉛酸蓄電池汽車，它們都與國家鼓勵的產業政策相反。」國家863「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重大項目監理諮詢專家組組長王秉剛說。

「試點成敗，主要看消費量」

雖然康迪在杭州的龐大租賃計劃尚未最終敲定，不過，在浙江金華它已收穫頗豐。

金華市經信委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5月底，金華已推廣純電動汽車520輛，這其中，除了15輛「眾泰朗奧」和5輛「海馬」純電動汽車外，私人購買最多的依然是康迪推出的純電動汽車。

陳琳稱，為了擴大規模，金華接下來將向浙江省建議，將試點擴大至整個金華市。作為浙江中部著名的汽摩配生產基地，金華早已形成汽車整車企業和汽摩配兼備的完善產業鏈——青年汽車集團在做混合動力，眾泰汽車在做純電動，康迪做小電跑，「從微型、一般乘用車到客車都有」。

2011年6月，金華獲批省級新能源汽車試點城市。其中省財政每年補貼1500萬元，金華當時預計，2011年推廣鋰電池純電動汽車30輛以上，每輛補貼8萬元。同在金華的青年汽車集團的純電動公交車，推廣目標則是50輛。

不過，由於公交公司不願意購買，青年汽車的銷售幾乎為零。眾泰純電動車的目標也沒完成，因為無法上牌。

根據國家政策，只有被列為國家級的試點城市，才能銷售、上牌以鋰電池為動力的電動汽車。由於金華只是浙江省的試點城市，只能銷售、上牌鉛酸電池的電動汽車，「眾泰沒辦法在金華上牌。」相形之下，4.8萬的康迪「小電跑」反倒成了政府的寵兒。

「每個試點都有新能源汽車推廣數量的要求，但財政補貼有限。」要求匿名的官員分析說。正因此，只要違法得不那麼明顯，他們顯然歡迎康迪這樣價格更低的車型。

對於正全力爭取「國字號」試點的金華而言，半年內500輛康迪汽車的推廣業績無疑更關鍵，「試點成敗，主要就看金華市場的消費量」。

知情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8月2日，浙江省副省長毛光烈專門召集浙江省發改委、經信委等部門開會，要求匯報浙江省新能源汽車規模化推廣應用情況，這其中就包括康迪車的試運行問題。

「（租賃）這是企業間的事，不過，現在最後的方案還沒確定。」杭州市經信委汽車處副處長魏兆宏在答覆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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