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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香港很「麥兜」

這天下午，我匆匆從九龍觀塘一個後巷經過時，發現原本在巷口被堆到一起的木板已經支成了一個剪髮攤，其中一塊木板上書：每天11點準時營業。一個顯然是老闆兼任師傅的中年男人正在給一位老人剪頭髮，剪的同時還在輕聲聊著天。

韓松：80後為什麼比我們那時還艱難

結果，有很多跟帖，令我頗有感觸。

我跟他們相差二十年。二十年前，我跟他們一樣，來到北京上班。一九九一年，一個月大概有三五百元的收入。兩年後上升到了千元。另外，單位可以分房子。大概上了五六年的班後，我分到了兩室一廳，有八十平方米。後來又用十幾萬元的"單位優惠價"買了下來，一直住到現在。那時候的時尚玩意兒，比如BP機什麼的，也都有了。我還在一九九二年買了第一台黑白的筆記本電腦。那時，常與同事一起到新華社西門外下館子，啤酒兩元一瓶，我們無憂無慮。我買書也很多，九十年代，書還很便宜。二零零零年，我的《二零六六年之西行漫記》（《火星照耀美國》）出版，四百多頁，賣十七塊錢，現在再版，同樣厚，要賣四十塊錢。我在一九九八年買了第一部手機，一千多塊錢。

我覺得，八零後年輕人與我那時不一樣的是，他們面對更豐裕的社會，有更多的生活需要去享受。而且，由於信息和交通手段的方便，世界離他們更近了，總是有那麼多的炫目東西，就在他們眼前不停晃動。他們等不及，立馬就想要。一九九一年，對於年輕人來說，沒有蘋果手機，沒有平板電腦，沒有MP4，沒有出國旅遊，沒有錢櫃，沒有互聯網，沒有那麼眼花繚亂的時裝、化妝品、手錶、運動鞋，沒有那麼多的電影、影碟、圖書、動漫、科幻......是的，科幻，最近這才變得有些酷了，現在的年輕人可以去參加成都的科幻大會，坐火車或坐飛機從很遠的地方過去，他們翹了大學的課前往，自己找旅館住。那時，我幾乎沒有這麼想過。我在一九九一年，連出租車也沒有打過。另外，八零後還要有電子遊戲，要有穿越、懸疑和盜墓。同時，我那時的奢侈品，對他們來說則成了必需品，比如筆記本電腦，比二十年前便宜不了多少。至於工作，則更成了奢侈大件。他們經歷了大學擴招，記得我那時，幾個人考一個崗位，他們是幾千個人考一個崗位。而他們的確面臨更多的需求，他們要買房，他們要買車，這些也都成了他們立足於世的身份標誌。總之，冷戰結束後的這二十年，是物質世界迅速進化的二十年。人們還說，這個時代的基調是和平與發展的，人們更多地耽於享受而不是搏鬥。總之，如今，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擺在八零後的面前。這些都要花錢，花大錢。我無法想像，他們那每月三四千塊錢的收入，怎麼去滿足。

我那時還能看得到未來，我不會說，我靠工資一輩子買不起房。但八零後靠工資，目前來看，的確一輩子買不起房。

社會出了什麼問題？一九九一年，冷戰結束，再加上一九九二年，南方講話後，中國進入了新一輪的改革開放，我作為科幻作者，滿懷激情地想像過，二十年後，中國發展了，中國繁榮進步了，經濟上的，社會上的，體制上的，環境上的，很多問題應該都解決了。在我讀大學時出生的新一代人，會過得比我更幸福、更豐裕、更開懷，這絕對絕對是沒問題的，否則，時代就停滯了或者倒退了。

但如今的年輕人，活得比我那時，壓力更大，磨礪更多，糾結更重，形容他們，常常有"苦逼一代"。當然，這首先是物質上的。從八零後他們降生那時起，中國一躍千里了，實現了幾千年來未有之夢想，超了英，超了日，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它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它舉辦了奧運會和世博會。我那時，出國看不到什麼中文，現在，機場商店，都有了中文。所以，八零後面對的問題，所謂"苦逼一代"，這是一個很嚴重也很尖銳的問題。怎麼會這樣？時代難道真的停滯或倒退了？常人卻無法想像。每天，我們看到的是私車堵成江河，餐館裡人山人海，歌廳要排隊等候，報紙上充滿對功成圓滿的讚頌。

但是，的確我們有了一些不滿。這些不滿，是慾望過高了？脫離現實了？脫離國情了？我覺得也不盡然。我的那些年輕的同事們，他們是獨生子女，在家裡是心疼的寶貝，卻為了租房便宜一些，住在四環、五環，每天擠地鐵公共汽車，花兩個小時來上班，這讓我感到辛酸。我有時在想，一九九一年時，社會上當權的，大都是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他們為什麼沒有創造出一個比期望中更美好的社會？他們為什麼沒有給年輕人帶來更充裕的各種財富？哦，也許，他們有自己的苦衷。

八零後與我另一個不同的是，他們比我們這一代人，有更多的精神上的追求。

六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生人的不同，是我們這些人大多更現實更世故。經歷了文革，經歷了冷戰，經歷了八十年代末期的動盪，很多人只顧個人，只看眼前，心機很重，理想則幾乎喪失了。但我覺得八零後更純真。他們出生在一個真正開放起來的時代，他們許多人不知道什麼是飢餓、算計和傾軋，他們對未來的烏托邦有憧憬，他們有夢，儘管那麼大的生活壓力，但他們還是看到了很多的美好。他們的眼神是清澈的，他們的笑容是陽光的，不像一些五零後六零後那麼虛假和城府（我們在二十年前就那樣了，而且我們比八零後更懂得怎麼去搞"關係"）。他們會為一本小說、一篇散文、一個博文、一部電影感動得流淚。他們有近於單純的理想。他們工作很認真、很敬業，常常是為了守衛心中的一份真誠。在我的單位，加班到深夜的，往往就是八零後了，不少人挑起了大梁。我也看到，他們中的不少尋找各種機會體驗那些純粹精神層面的東西。雖然他們沒有多少錢，但他們中卻有那麼多人熱愛科幻----這個被許多成年人視為幼稚天真的文藝品種。而我那時不是這樣。我到單位十年，身邊沒有遇上一個喜歡科幻的。但八零後來了後，這樣的人就多了。大學裡面，都雨後春筍般湧現了科幻協會、科幻俱樂部。學生們很投入，他們為了見一面最喜歡的科幻作家劉慈欣，久久守候，在見到時，熱淚滿面。當然了，他們的眼光也很高，欣賞的東西，理解的東西，比較深入，有時比較空靈高遠，有時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是宇宙性和終極性的。我們那時要費勁思考一番的，他們一下就明白了。他們基礎更好，專業素質更強，也更有文化和教養。更讓我有感觸是，他們的思維比較正常，也就是能按照常識、能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去看問題。六零後不少人已對很多蠢事習以為常，但八零後看一眼就知道什麼很搞笑。

八零後活得很難，但他們卻在北京奧運會火炬被搶的時候，自己組織起來，出來捍衛這個國家的榮譽。這讓五零後六零後很感動。需知有些五零後六零後的人，早已不把這個國家當回事了。有的人高喊著為中國爭民主自由的口號，其實在為自己謀私利。他們把年輕人推到前面，自己卻躲到一邊。

在我看來，八零後（也包括七十年代末出生的人）應該是中國最有希望的一代人。在他們之前的中國人，我覺得基本上還是農民，也就是用農耕意識來生活的人，有的人居住在大城市裡，但他們的思想行為方式大致是鄉村式的。不是說農耕不好，它卻與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的人類進化大過程脫節。特別是在一種滋生於河流與黃土上的農耕意識的深處，經過幾千年封建大一統文化的錘煉，它的特點是在權力面前唯唯諾諾，崇拜關係和面子。但八零後，從整體上講，是第一代真正的城裡人。他們有了具有了平等和自由意識及行為。中國要現代化，這是一個新的起始點。

所以，我們現在要給八零後什麼？如今掌權的，五六十年代的人，可能很少去這麼想。他們太忙了，他們已經經過奮鬥，形成了自己牢固的利益集團或圈子。有的人正在陞官發財的路上繼續奮力跋涉，有的人則喪失了良知和正義，忙著做昧心事。房價也正是被他們這裡面的一些人搞高的。某種程度上講，八零後是在六零後的剝削中成長起來的。八零後正在為六零後實現自己最後的人生目標而打工。當然，主觀上講，六零後所做的一部分，也是為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九零後的，積累一筆財富，讓他們今後不要過得這麼難，但是，卻無法為八零後，或者九零後或零零後，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更公允的大環境。這正是殺雞取卵。因為這一代掌權的人，有的的確很自私，貪得無厭，也狹隘和保守。他們出生於亂世，有亂世的哲學。他們整體上還是沒有太多文化。有文化一些的，在二十年前出國了。

我本來覺得，決定一個國家命運最關鍵的，就是要有創造性的東西，有喬布斯那樣的東西，這會在八零後這裡勃發，但現在看來，還是很難。因為八零後的生活很難，同時他們又沒有遭遇前幾代人那樣的瀕死苦難。他們處於這樣一種半死不活狀態。他們理應創造更大器的東西，但他們被瑣事纏身，目光收了回來，思想和精神糾結了，打起轉轉。

房子當然是一個問題。但不僅僅是房子。八零後的一些新鮮想法往往又遭遇打壓，因為他們進入社會時，社會遭遇了矛盾凸顯，恰恰又更需要穩定，更需要權威，更需要服從。

不過我也看到，一些有些背景或者不那麼有背景的家長，靠著用各種方式和手段在八九十年代獲得的積累，已經給自己的孩子買下了房子，也把他們送到西方國家讀書。這些在多個方面相對活得寬鬆的八零後，會在未來中國的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呢？我不知道。

而那些在城市裡做著搬家工人、建築工人的八零後呢？

要給八零後一些什麼？比如，給韓寒一個更舒服和更自由說話的機會？這是一個很要緊的問題。我在看《金陵十三釵》時，印象最深的一個鏡頭，是片子開始前，韓寒扮演著一個廣告片中的角色。韓寒未能堅持他最初的"不拍廣告"的理想。也許這個理想本來就是錯誤的。但這的確也曾是理想，我年輕那時，沒有過這樣的理想。我感到，八零後已經很低調了，不必要一味去質疑和嘲諷，不管是在他們求職時，還是在寫作中。

我覺得，應該在一代人年輕的時候，就要讓他們在物質和精神上，不要過多陷入絕望。但中國的一些情況，正在讓大家變得十分絕望。很多東西，比如，住房，這並不是過分的要求。

六零後批評八零後為了買一個蘋果手機，不惜賣腎，批評他和她不靠努力工作，不懂得艱苦奮鬥，卻沒有去想，這個手機本來就或是他或她該得到的。這正是他們的理想，跟我們當年為了某個精神不惜犧牲性命是一樣。但他們的機會卻更少了，才要出此下策。

八零後可能是中國曇花一現的、最後一代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人。九零、零零後也許會笑話他們，怎麼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麼糟，怎麼那麼的不切實際。

當八零後最終也與社會妥協，與五零後六零後妥協，當他們最終也變得世故和圓滑，中國就將再一次喪失創造的機會。這種事似乎總在發生。

編者註：

韓松，1984～1991年就讀於武漢大學英文系、新聞系，獲文學學士學位及法學碩士學位。1991年，他以優異的考試成績進入新華社，歷任記者、《瞭望東方週刊》雜誌副總編、執行總編，對外部副主任兼中央新聞採訪中心副主任等職。韓松的作品極富文學情趣，結構精巧，內蘊深遠，可謂獨樹一幟。1988年、1990年獲中國科幻銀河獎，1991年獲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1995年獲中國科幻文藝獎。

那時，這一行的人不歡迎我們迪士尼戲劇集團總裁談音樂劇

《獅子王》是第一個在中國嘗試長期連續演出的音樂劇。托馬斯·舒馬赫也不知道它能演多久，但“能在迪士尼開園的時候開演，就已經成功了。”（迪士尼戲劇集團供圖/圖）

它能在中國演多久我不知道

《瘋狂動物城》不會變成音樂劇

馬化騰回憶騰訊第一筆融資：那時互聯網VC全在北京

在12月17日深圳舉行的第二屆中國深商大會上， 騰訊董事局主席馬化騰表示，深圳無形中已經形成了IT、通信、智能硬件制造的整套生態鏈，所以要做智能硬件的話，即便你在國外研發原型，生產也必須要來深圳。

這和深圳的創業環境密不可分。作為創業大咖，馬化騰本人對這一點感受頗深。馬化騰於1984年隨父母來到深圳，從初中到大學都在深圳就讀，大三、大四就看到師兄參加一些課外的項目，如軟件開發，所以當時已經感受到深圳整個創業的氛圍很濃厚。

馬化騰說：“我記得，我當時想畢業後可能是自己開個公司，後來發現什麽都不懂，你只會寫軟件，不了解市場，不了解趨勢。我加入一個公司去磨煉自己，在這個過程中學到很多東西，也感受到了深圳是一個非常有創新活力的城市，可以說是一個創業的熱土。”

他補充道：“所以我從一個只會寫軟件的書呆子，到被感召去創業創新，這和整個深圳的環境是完全分不開的。”

在他看來，深圳的另一個特點是開放。因為企業家們來自五湖四海，沒有保護主義，政府也非常重視和吸引外來的企業和人才，所以很多企業來到深圳創業，或者把總部從外面搬到深圳來。

他在追憶騰訊的第一筆融資時感慨：“我們在第一屆高交會拿到風險投資，那時候深圳也非常難，互聯網所有的VC、PE全都在北京，沒有VC過來深圳，所以沒有深圳舉辦的高交會平臺，小企業非常難接觸到這些資本。”

微信里的信息安全問題一直頗受外界關註。目前，大量的信息在微信里面流轉，企業甚至不需要註冊域名、申請網站、申請托管空間，就可以直接申請公眾號，公眾號里面提供服務號。

馬化騰說：“未來可以直接用小程序就可以建立高效的、基於社交通信平臺的網站信息，企業就可以在上面跑起業務，也不需要開發很難推廣的APP。”

這里面大量的信息安全，包括網絡謠言以及其他很多不良信息，甚至黃毒賭等內容都給騰訊帶來了非常大的壓力。

前不久在微信的公眾號上面，一些所謂的返利網和一些與金融、傳銷有關的活動非常猖獗，給用戶帶來了損失。

馬化騰表示，這給他們很大的反思，將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做的更多，包括金融的安全等。

馬雲起家時的杭州市長仇保興：政府那時並沒有規定要他搞什麽

日前，在浙江大學舉辦的“浙江省特色小鎮研究會揭牌儀式暨特色小鎮高峰論壇”上，國務院參事、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仇保興稱，人的變化，導致了特色小鎮的逐步變化。

他提到，特色小鎮從小鎮+“一村一品”的1.0版，升級到小鎮+企業集群的2.0版，再到小鎮+旅遊休閑的3.0版，目前已經進入到小鎮+新經濟體(並進入城市)的4.0版。

具體來說，仇保興表示，特色小鎮的1.0版，小鎮服務於周邊的農村、農民、農業，服務於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後，這種小鎮的模式跟農耕文明同樣悠久。改革開放以後這三十多年來，由於浙江沒有國家的投資，沒有大工業對其機制的約束等外部條件的限制，使得特色小鎮應運而生，走向了2.0版，鄉鎮企業“家家點火、村村冒煙”，小鎮里面所有的人都進行了專業化的分工與合作，相互之間構成一個高效率的生產體系，形成“塊狀經濟”，“塊狀經濟”的所在地就是一個特色小鎮。

到上世紀80年代末，沒有被“塊狀經濟”所覆蓋的小鎮，由於保留了明清的建築、古代的風貌，其外觀建築是獨一無二的，奇特的文化與建築和地形的和諧融合，就成為旅遊資源。不過，旅遊是一把雙刃劍，也會攜資金將小鎮改造成低俗、急功近利的模式。

仇保興稱，當前特色小鎮4.0版的貢獻最大，因為城市這三十多年來的建設出現了大學城、產業城等，將城市天然有機的聯系割裂，而浙江的特色小鎮就能夠發揮城市修補、生態修複、產業修繕的功能，增強城市活力。

那麽，4.0版的特色小鎮“特色”如何形成呢?

仇保興認為，“特色”的影響力有三個維度，是否浙江唯一、是否中國唯一、是否全球唯一。至於“特色”如何形成，他舉例說，馬雲在杭州創業成功，政府並沒有規定要他搞什麽，而是其根據外部世界的動向發揮主動性創造出來的阿里巴巴。

他認為，特色小鎮的特色不可能全部由“規劃”所覆蓋，本身特色小鎮就比以往的產業園區更難規劃，具有廣泛的不確定性，甚至混沌。這個“混沌”特別複雜，特別難以琢磨。不過，借助於當前互聯網和城市的創新體系，4.0版的特色小鎮能夠進入到全球的價值鏈當中，但是這種企業集群的變遷，是一連串間斷的或者是相互沖突的事件積累的結果。

值得註意的是，4.0版的特色小鎮產業和空間的活力，源於其個體的自適應所形成的“自組織性”。

仇保興認為，任何一個有活力的組織，都必須是自己組織出來的，從下而上，就具有無比的活力，比如東陽橫店的影視小鎮是中國最大的影視體驗主題公園群，每年遊客增長30%以上，而政府投資做的第一代影視城，現在破落得一塌糊塗，草長得比房子還高，遊客一年比一年少。

因此，這對政府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認為要跟管理一般的產業完全不一樣，其基本策略可概括為，激勵不取代、簡政不專權、護航不包辦、評估不刮風。說到評估體系，盡管一直在提評估要科學，但說易行難，因為按照GDP總量、財政、稅收、投資、就業評估未必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