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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百億燒到本業 面板夢一場空 八十四歲不拚了 許文龍放手奇美電 僵持兩年多的奇美電兩大股東爭執大戲，終於在許文龍家族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畫下句點。宣布退出後的第三天，許文龍在自家宅邸拉琴、宴客，透露出他的好心情。他很清楚，無法再為奇美電打拚，只能選擇放手。 撰文‧賴筱凡 五月十八日，就在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捐贈博物館的那個下午，一場小型演奏會緊接著在許文龍家上演。琴聲如訴，緩緩自小提琴弦上滑出，就好像許文龍這天的好心情一般，在他心裡，企業是一時的，唯有博物館與醫院之於社會的貢獻，才能長存。 這是奇美實業宣布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的第三天，許文龍表現平靜，「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了。」貼近許文龍身邊的人士透露，奇美電與群創合併走一遭，經歷整合問題、美國反壟斷訴訟案，乃至於龐大的債務問題，五月十五日奇美實業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許文龍心中的大石終於放下。 據了解，許家不得不壯士斷腕，從去年奇美實業年報可窺一二。過去石化業有「北台塑、南奇美」兩強，奇美實業更是公認的幸福企業，但去年在龐大轉投資的業外損失拖累下，竟繳出五十年來最大虧損成績單，在本業獲利僅七十一．九七億元，不若前三年的逾百億元水準，認列投資損失達一一九億元，最後每股稅後虧損達二．二一元，原來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的那把火，已經燒到奇美實業。 幸福企業五十年首見虧損 二○一一年，面板業的景氣蕭條，等不到面板報價回穩，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時任奇美電董事長的廖錦祥，為了奇美電銀行聯貸，擔心到耳中風，「他們都很清楚，聯貸案這關不過，奇美實業也會被拖下水，光看他們手上奇美電股票幾乎都質押，就曉得壓力有多大。」知情人士透露，即使奇美電與群創合併，但給許文龍家族的壓力未減。 眼看奇美電虧損累累，奇美實業只好進行內部大瘦身，「只要資源重疊的部分就整合，cost down再cost down。」奇美實業的員工私下抱怨，「虧錢的明明是（奇美）電子，卻連（奇美）實業也要一起苦。」對於奇美實業五十餘年的幸福企業員工來說，「打從○八年金融海嘯，奇美電大虧開始，奇美實業就不再幸福。」確實，過去一年來，奇美實業的營運費用大幅削減，以前一年營業費用得支出一四八億元，去年縮減到八十六億元。「（奇美實業總經理）趙令瑜上台後，整頓得很厲害，但一切還在常軌。」貼近許家身邊的人士不諱言，趙令瑜節省支出不遺餘力。 一頭灰白頭髮，面對記者追問，趙令瑜總是秉持著低調原則，一貫的笑容、快步離開，但奇美實業上下都知道，這位從基層做起的總經理，採購人員在他眼皮底下，很難搞鬼。 如果年輕三十歲 就跟它拚不過，奇美電的虧損壓力越來越大，即使奇美實業的塑化本業撐住，卻挺不住轉投資的虧損一再擴大。 甚至，奇美電兩大股東之間的矛盾，還倒打奇美實業一巴掌。 奇美電內部人士透露，在群創班底進入奇美電之後，奇美電董事長段行建把採購、財務等大權一手攬，過去奇美實業提供奇美電需要的塑化原料，可是，去年奇美實業送去的報價，居然被打回票。 這看在老奇美人眼裡，幾乎是大忌，「或許兩家公司的關係不若以往，但面對奇美電這種態度，奇美實業能忍嗎？」對此，奇美電發言人陳彥松回應，任何採購案都有其程序，奇美電不會因供應商不同而有差異，實在無需擴大解釋。 隨著外界不斷用放大鏡檢視奇美電兩大股東的關係，許文龍家族與鴻海之間的裂痕更大。就在奇美電董事會召開前兩周，許文龍家族的代表直接向段行建開口，決定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段行建馬上表達挽留之意，卻已留不住許家要退出奇美電的決心。 「我很清楚，如果今天年輕個三十歲，還可能跟它（面板）拚，但我已經八十四歲，能做的有限。」許文龍曾私下和身邊的人如此透露。 最終，奇美實業不得不放手，「或許（許文龍家族）退出，對奇美電好、對奇美實業也好，許董、廖董都比以往寬心得多，所以還能釣魚、拉琴，心情也不像去年跟著銀行聯貸起伏。」知情人士說。 面對外界猜測是否要將股權轉手中資，或讓奇美電引入其他策略聯盟對象，許家人揮了揮手，「許董的立場很清楚，他是重然諾的人，答應銀行團的（對奇美電）增資都會繼續做，其他的就留給段總安排。」許文龍八十四歲的人生，從石化業起家，拓展到電子產業，要投入面板業時，他曾問當時奇美實業總經理何昭陽一句：「賠了，會不會影響到奇美實業？」何昭陽很明確地回答，「不會。」然而，時光移轉，面板景氣不再如他們當年所想，奇美電的百億虧損終究還是燒到奇美實業門口，為奇美電、也為了奇美實業好，許文龍的面板大業最終還是一場夢。

2012-5-28 TWM

僵持兩年多的奇美電兩大股東爭執大戲，終於在許文龍家族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畫下句點。宣布退出後的第三天，許文龍在自家宅邸拉琴、宴客，透露出他的好心情。他很清楚，無法再為奇美電打拚，只能選擇放手。 撰文‧賴筱凡 五月十八日，就在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捐贈博物館的那個下午，一場小型演奏會緊接著在許文龍家上演。琴聲如訴，緩緩自小提琴弦上滑出，就好像許文龍這天的好心情一般，在他心裡，企業是一時的，唯有博物館與醫院之於社會的貢獻，才能長存。 這是奇美實業宣布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的第三天，許文龍表現平靜，「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了。」貼近許文龍身邊的人士透露，奇美電與群創合併走一遭，經 歷整合問題、美國反壟斷訴訟案，乃至於龐大的債務問題，五月十五日奇美實業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許文龍心中的大石終於放下。 據了解，許家不得不壯士斷腕，從去年奇美實業年報可窺一二。過去石化業有「北台塑、南奇美」兩強，奇美實業更是公認的幸福企業，但去年在龐大轉投資的業外 損失拖累下，竟繳出五十年來最大虧損成績單，在本業獲利僅七十一．九七億元，不若前三年的逾百億元水準，認列投資損失達一一九億元，最後每股稅後虧損達 二．二一元，原來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的那把火，已經燒到奇美實業。 幸福企業五十年首見虧損 二○一一年，面板業的景氣蕭條，等不到面板報價回穩，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時任奇美電董事長的廖錦祥，為了奇美電銀行聯貸，擔心到耳中風，「他們都很清 楚，聯貸案這關不過，奇美實業也會被拖下水，光看他們手上奇美電股票幾乎都質押，就曉得壓力有多大。」知情人士透露，即使奇美電與群創合併，但給許文龍家 族的壓力未減。 眼看奇美電虧損累累，奇美實業只好進行內部大瘦身，「只要資源重疊的部分就整合，cost down再cost down。」奇美實業的員工私下抱怨，「虧錢的明明是（奇美）電子，卻連（奇美）實業也要一起苦。」對於奇美實業五十餘年的幸福企業員工來說，「打從○八 年金融海嘯，奇美電大虧開始，奇美實業就不再幸福。」確實，過去一年來，奇美實業的營運費用大幅削減，以前一年營業費用得支出一四八億元，去年縮減到八十 六億元。「（奇美實業總經理）趙令瑜上台後，整頓得很厲害，但一切還在常軌。」貼近許家身邊的人士不諱言，趙令瑜節省支出不遺餘力。 一頭灰白頭髮，面對記者追問，趙令瑜總是秉持著低調原則，一貫的笑容、快步離開，但奇美實業上下都知道，這位從基層做起的總經理，採購人員在他眼皮底下，很難搞鬼。 如果年輕三十歲 就跟它拚不過，奇美電的虧損壓力越來越大，即使奇美實業的塑化本業撐住，卻挺不住轉投資的虧損一再擴大。 甚至，奇美電兩大股東之間的矛盾，還倒打奇美實業一巴掌。 奇美電內部人士透露，在群創班底進入奇美電之後，奇美電董事長段行建把採購、財務等大權一手攬，過去奇美實業提供奇美電需要的塑化原料，可是，去年奇美實業送去的報價，居然被打回票。 這看在老奇美人眼裡，幾乎是大忌，「或許兩家公司的關係不若以往，但面對奇美電這種態度，奇美實業能忍嗎？」對此，奇美電發言人陳彥松回應，任何採購案都有其程序，奇美電不會因供應商不同而有差異，實在無需擴大解釋。 隨著外界不斷用放大鏡檢視奇美電兩大股東的關係，許文龍家族與鴻海之間的裂痕更大。就在奇美電董事會召開前兩周，許文龍家族的代表直接向段行建開口，決定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段行建馬上表達挽留之意，卻已留不住許家要退出奇美電的決心。 「我很清楚，如果今天年輕個三十歲，還可能跟它（面板）拚，但我已經八十四歲，能做的有限。」許文龍曾私下和身邊的人如此透露。 最終，奇美實業不得不放手，「或許（許文龍家族）退出，對奇美電好、對奇美實業也好，許董、廖董都比以往寬心得多，所以還能釣魚、拉琴，心情也不像去年跟著銀行聯貸起伏。」知情人士說。 面對外界猜測是否要將股權轉手中資，或讓奇美電引入其他策略聯盟對象，許家人揮了揮手，「許董的立場很清楚，他是重然諾的人，答應銀行團的（對奇美電）增 資都會繼續做，其他的就留給段總安排。」許文龍八十四歲的人生，從石化業起家，拓展到電子產業，要投入面板業時，他曾問當時奇美實業總經理何昭陽一句： 「賠了，會不會影響到奇美實業？」何昭陽很明確地回答，「不會。」然而，時光移轉，面板景氣不再如他們當年所想，奇美電的百億虧損終究還是燒到奇美實業門 口，為奇美電、也為了奇美實業好，許文龍的面板大業最終還是一場夢。

電商價格戰前台熱鬧背後蕭條 三大疑問困擾業界

http://news.cyzone.cn/news/2012/09/05/232065.html

[導讀]檯面上一時熱鬧，向背後看去，新老電商倒閉裁員、虧損著燒錢、資本撤退，一番蕭條景象。即使是國內電商行業成功登陸資本市場的幾大「幸運 兒」，他們的共同關鍵詞也是「虧損」。價格戰打響，檯面上一時熱鬧。向背後看去，新老電商倒閉裁員、虧損著燒錢、資本撤退，一番蕭條景象。即使是國內電商 行業成功登陸資本市場的幾大「幸運兒」，他們的共同關鍵詞也是「虧損」。

在寒冬中倒閉和裁員

2012年元旦假期結束，盛大旗下品聚網宣佈「公司進行清算，暫停相關業務」，由此開啟了2012年的電商倒閉潮。

實際上，品聚網上線不足3個月。

按照品聚網的說法，關閉原因為「投資方承諾的投資款未能如期到位，公司資金鏈斷裂」。

到了春節前後，走秀網、尚品網等奢侈品電商相繼傳出裁員消息。奢侈品電商出現第一次洗牌。

4月份，百度、樂天百貨「強強聯手」推出的綜合類百貨電商網站樂酷天宣告死亡。跨國合資電商難逃行業盤整。

之前，阿里巴巴與日本軟銀合作的「淘日本」子站已停止銷售。再往前數，是「後馬特」3月的突然斷貨。

那些運氣較好、投資人較有耐心的，在忙於尋覓接盤者。

近日有消息顯示，現金充沛的蘇寧正在抄底垂直電商，洽談收購、入股事宜。其中包括母嬰品牌紅孩子，和主打高端服飾品牌的瑪薩瑪索。在兩家背後投資方名單上同時出現的，是北極光創投。

寒冬下，電商人感受真切。因為裁員的聲音從沒斷過。距今最近的兩家，是8月下旬達芙妮電商部門三大主管集體下課，以及凡客全資自建配送公司如風達大幅裁員。

「到今天，大家都想找真正懂電商、有競爭力的人，業內積累4、5年時間，而大部分人還都是半年或者1、2年。」一位電商企業負責人表示，與此同時，待遇水準在急速下滑。「一兩年前，普通的產品經理薪資上萬沒問題，現在，比較一般的只能拿3000-6000元不等。」

【例外】V1品、大朴等

寒冬中，也有企業逆勢而上。

8月中旬，V1品上線，進軍的仍是奢侈品領域。V1品CEO夏宗麟稱，不亂做廣告，不流血上市，踏實用功會「殺出一條血路來」。

另一最近趁著亂局往裡跳的是個「老人」。庫巴網創始人王治全今年3月離職，不到半年後，8月末，他的家紡類電商「大朴」上線。這次沒有走3C、家電的價格戰老路，而是以家紡類細分行業切入。據稱是因為該行業的整體利潤較高。

有人虧，有人賺

細數國內電商行業成功登陸資本市場的幾大「幸運兒」，會發現「虧損」是共同的關鍵詞。

噹噹網2012年Q2財報顯示，當季淨虧損1.22億元，而上年同期淨虧損僅為2800萬元。噹噹網將這一狀況歸咎於Q2期間，整個電商行業發起全麵價格戰。

在2010年12月噹噹網以代碼「DANG」在紐交所上市前，曾有多個季度實現盈利。2009年，公司淨利潤為1692萬元；2010年前9個月淨利潤為1420萬元。

當時圖書、電子產品等出版類佔營收絕對比重，近9成，目前，後來發展起的百貨已佔比超3成。同時經過幾年的擴張，噹噹網已在全國11城市設立了倉儲。但隨著業務擴展，虧損額卻出現並在加大。

近四個季度的業績，噹噹網對應淨虧損數額分別為1.22億元、1億元、1.3億元、7340萬元。財報可見，大筆花銷除了上面提到的品牌營銷費用，還有擴充採購團隊、設立新倉庫、提升發貨速度等等。

比噹噹網更早，在2010年10月掛牌納斯達克的服飾類電商麥考林，目前同樣處於虧損狀態，2012年第二季度淨虧損近3000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除去線下自營及加盟店銷售額，單純互聯網上淨營收同比下降了40%。麥考林分析下降原因是——持續減少了在線廣告投放，導致訪問量減少45%。

還有一家，2012年3月，唯品會「流血」登陸紐交所。2008-2011年，該公司淨虧損逐年遞增，在上市後的兩個季度裡，毛利率才開始顯著改善，淨虧損收窄。2012年Q2財報顯示，公司淨虧損仍超過3000萬元。

【例外】阿里巴巴集團等

雅虎8月10日提交給美國證交會的文件顯示，阿里巴巴集團(阿里巴巴、淘寶網、天貓、支付寶、萬網、聚划算等)在今年一季度淨利潤達到13.8億元，同比猛增356%。

「我認為，目前國內電子商務可以看得清商業模式的只有阿里巴巴一家。它做的是平台。」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大部分電商與此模式不同，因此繞不開運輸、倉儲、損耗，以及巨大的營銷宣傳費用。「這也是普遍虧損的原因。」

有的不被看好，有的被看好

2011年前後，是電子商務投資的黃金時代。

普華永道和清科聯合發佈的報告顯示，2005年-2011年上半年，已經披露的中國電商行業投資事件為239起，披露的投資金額為31.08億美元，平均投資金額為1091萬美元。

但此後不久，「中概股」在美遭遇危機，赴美上市窗口隨之關閉。同時，電商企業營銷、人力等成本的不斷提升，加之盈利能力有限。資本市場對電子商務企業投資放緩。

「從2011年上、下半年投資分佈情況來看，下半年電商投資熱情明顯放緩，披露投資事件34起，佔全年披露93起投資案例的三分之一多，遠不及上半年。」清科研究中心張亞男告訴記者，資本對於電商的投資逐漸從跑馬圈地變得理性。

目前，二級市場IPO遇冷的趨勢還在持續。拉手網、凡客誠品、京東商城、58同城等中國知名電商都曾曝出啟動上市程序，卻因種種原因相繼臨門收手，一再推遲。今年3月，唯品會在自身資金鏈吃緊的條件下不得不「流血」上市。

根據清科的數據，2012年截至目前，樂淘網、快書包、我買網、酒仙網等電子商務企業獲得投資，共有36家。電子商務投資雖不似2011年下半年「過山車式」下滑，卻仍在持續走低。

投資了聚美優品、寺庫兩家電商企業的銀泰資本高級合夥人郭佳告訴記者，資本層面對電商的熱度確實在降低，已經意識到估值太高，而企業運營效率差。「很多投資者都是基金背景，對退出時間上有所要求，對投資採取一些變動也就不可避免。」

【例外】服飾、特色電商等

從2012年以來獲得投資的電商品類來看，服裝服飾、珠寶、奢侈品等毛利率較高的還是有一定熱度，比如，樂淘網、聚美優品、佳品網都獲得投資機構的青睞。

此外，一些特色電子商務企業也成功在市場低迷期獲得資本關注，如家具類O2O電商美樂樂、經營寵物用品的魔友、經營數字閱讀產品的蜘蛛網等。銀泰資本郭佳還表示，未來看好女性和小孩消費這些深度化領域。

電子商務的「怪象」疑問

此前，樂淘網創始人畢勝(微博)曾在一次演講中尖銳地提出了「電子商務是騙局」。他認為電商行業表面繁榮，實則浮躁，是一種完全不賺錢的模式。而與畢勝的觀點相呼應的，是電商行業的投資銳減。電商行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疑問1】做「量」是未來嗎？

以國外電商模板亞馬遜為例，它熬到創立後第8年才止住虧損，燒掉了風險投資的巨額美金。亞馬遜自營電商至今仍呈現微利運營，但由於用戶量龐大，利潤仍比較可觀。

於是，大部分電商都寄希望於做「量」，拼到業內老大老二之時，掌控定價權。

一位投行人士對記者稱，國內純互聯網電商和傳統領域後來開發線上業務的公司，對電商理解也存在差異，「遊戲規則並不一致」。

他表示，「作為傳統領域特別是上市公司發展電子商務，如蘇寧。它需要遵守國內資本市場慣例，有硬性業績要求作為標準。純電商企業瞄準國外資本市場，更多立足於行業指標，迎合VC的估值參考。」

銀泰資本高級合夥人郭佳向記者描述，她眼中的電商從來不是一個「性感」的行業，「一隻辛辛苦苦的小螞蟻，頭上頂著一台電腦。」她表示，其實現在很多小的電商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模式，並實現了盈利，但他們都比較低調，「公眾的注意力被那些高調的電商吸引，談論時又不太嚴肅。」

【疑問2】為何要去做全品類？

「國內的電商等不到做大的一天，沒有未來可講。」IT評論家賈敬華向記者描述了國內電商的怪圈。

「越來越多電商跟進，一起去拼這個市場。風投最終被電商平台綁架。不投資，先前的錢打水漂了，投資，看不到盈利。」賈敬華表示。

他認為，這種模式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電商瘋狂的燒錢需要風投新的投入，就要擴大銷售規模，繼續衝量。這也是為什麼一開始噹噹網賣圖書，京東商城賣3C好好的，非要擴大到全品類的原因。」

而這種模式帶來的影響是顧客不存在忠誠度，因為電商哪樣做得都不精。

賈敬華稱，造成上述怪圈的責任之一，在於國內法制不健全。「國內電商成本太高，物流中心、平台、快遞物流、廣告促銷都在砸錢。特別是廣告促銷，流量 和銷量很多時候都是這些頂著，一減少投入，銷量就往下掉。甚至有時候，以低於傳統進貨的價格賣出，這已經觸及惡意傾銷了。不過，國內沒有嚴格的立法規範。 這個市場就變得很亂。」

【疑問3】為何忽視用戶體驗？

幫5買CEO尹汝傑多年前曾在美建立過比較購物網站，和在線比價及產品調研公司，現在進入中國市場創業，對中國和國外電商環境頗有感觸。

「中國電商現階段最重要的問題是不重視用戶體驗，只注重通過營銷推廣帶來短期收益。這是由其『投資驅動』而非『盈利驅動』的商業模式決定的。」尹汝傑認為，「電商必須熟悉並研究自己的產品和用戶，通過技術創新不斷滿足用戶需求。」

尹汝傑介紹說，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美國的zappos.com，是一家專注於鞋類的電商，經歷了美國的網絡泡沫時代，但是仍然獲得巨大的成功。他們非常重視用戶體驗。

「在亞馬遜，權力最大的是客服部門。用戶有時候甚至直接把問題發給CEO貝索斯。」尹汝傑說。

他表示，國外的電商非常重視搜索引擎的使用，「中國的網購用戶規模仍然在不斷增長，通過技術提升用戶體驗，能從增長的用戶中分化出更值得電商長期培養的細分用戶群體。」

中國經濟將逐漸走入蕭條期 歲寒知松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7a300f0102e2x7.html
看下圖：

神木蕭條

2013-08-05  NCW

表面上神木繁華奢靡依舊，暗中浮動的卻是民間借貸崩盤引發的恐慌◎ 本刊見習記者 李妍 文曾經因全民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紅極一時的陝北縣城神木，7月29日，一年一度最大的廟會如期舉行。 夜幕初降時分，群山圍繞下的縣城燈火輝煌。高層建築鱗次櫛比，金碧輝煌的高級會所、酒店、娛樂城占據了中心城區的近半數地盤。伴隨著交錯混響的音樂和滿城閃爍的霓虹燈，蘭博基尼、法拉利、保時捷等百萬級跑車呼嘯而過。 表面上繁華奢靡依舊，暗中浮動的卻是民間借貸崩盤引發的恐慌。 白天，在當地頗有威望的高利貸大戶徐某開著悍馬環繞全城，以此展現鎮定，更避免十余名散戶上門逼債。時常還遇到同樣“巡城”的熟人，彼此相視，會心一笑 ；而到晚九點，徐某僱傭的十人“追債團” ，從“跑路”的堂兄家里拖出一輛寶馬X5。 在此之前， “追債團”已在西安尋找堂兄近半個月未見蹤影。為避免和兄嫂、大伯等親友發生正面衝突，徐某特意選擇家人趕廟會的時間動手。雖然一輛寶馬X5遠遠不抵堂兄欠下的5億元融資款，但“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徐某也借此釋放信號，以警告堂兄， “光躲是不行的” 。 近半年來，神木豪車數量銳減大半。 徐某說，大部分被抵債賤賣了，剩下的都是“死撐著裝門面，逼債的還沒下手” 。 神木一夜暴富的傳奇故事早已經轟動全國。 2001年，盛產紅棗、雜糧和牧草的神木還是陝西省貧困開發重點縣。2008 年，乘著煤炭黑金“黃金十年”的東風，神木憑借地下富藏的煤礦一躍成為全國百強縣。同時， “炒煤礦”風潮與高息民間借貸相互助勢，神木財富急劇膨脹，產生了2000位億萬富翁和全縣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為代表的“神木模式” 。 2012年，神木成為西北首個 GDP 過千億元的縣城，位列全國百強縣的第26位，遠超過陝西漢中、安康、商洛等地級市。不料，同年國際煤炭行情大逆轉，神木煤炭塊煤從680元 / 噸直跌到550元 / 噸，籽煤、面煤等跌幅都在100 元 / 噸左右，售價直逼成本價。隨後，神木近百處煤礦陸續停產，如今僅有不足10處維持正常運轉，焦化廠、洗煤廠也相繼停工。 煤炭危機迅速傳導至民間借貸環 節。2012年底，融資規模超40億元、波及人口超5萬的“黃金大王”張孝昌“跑路” ，成為神木民間借貸全面崩盤的關鍵節點。 2013年初， “房姐”龔愛愛（詳見本刊2013年第7期“龔愛愛： 金錢玩家” ）身份意外曝光，只是令當地民間借貸危機的冰山一角浮出水面。此後，2000余家地下高利貸機構憑空消失，超300億元民間資金蒸發，近千人出逃的局勢引發了全城恐慌。終於，在神木，房價暴跌、商業蕭條、醫保欠款、社會解構，如同一張張倒下的多米諾骨牌。 “全民借貸” 崩盤 不到三個月，神木2000多家“典當行”消失得無影無蹤。所謂典當行，其實是以投放高利貸為生，從事吸貸轉貸活動的民間機構，當地人稱擔保公司或融資公司，實乃地下錢莊。 近年來，神木的金融規模已相當龐 大。根據神木縣政府公佈的信息，2012 年，神木縣有銀行類金融機構21家，是長江以北地區銀行最多的縣 ；還有小額貸款公司22家，數量為陝西各縣之冠，註冊資本總額近27億元。 但合法金融機構所提供的貸款，仍難以滿足動輒幾十億元的煤礦交易需求。靈活易取的典當行迅速遍地開花，民間借貸成為主角。 “開個房間就是典當行。 ”在一家僅有21個房間的招待所里，典當行就有四家。招待所老闆何龍稱，在賓館、寫字樓和居民小區里，典當行更是不計其數，甚至很多人把典當行開到家里，擺張桌子就辦公。更有甚者，拎著包就到鄰近農村搞流動典當，隨手拿一張白紙，寫個字條就是票據。 典當行承諾的高額利率令人咋舌。 據徐某介紹，當地通常使用月利率，最低為3分，年利率即為36% ，約為銀行利率的6倍；較高可達到4-6分，年利率即為48%-72%，約為銀行利率的8-12 倍；極個別時期，典當行中的大戶和老闆提供五天以內的大額資金緊急周轉，開價高達5角，年利率為600%，約為銀行利率的100倍。 按照銀監會和央行2008年5月聯合出台《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的規定，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利率不得超過銀行利率的4倍。典當行所推行的超高利率留下了大量轉貸空間，利率金字塔體系也由此而成。 典當行老闆黃永生介紹說，金字塔頂層是神木縣著名的“黃金大王”張孝昌、 “集資大王”劉旭明、 “80後富豪”喬秀峰、 “神木四大富婆”中的劉銀娥“房姐”龔愛愛等人，他們直接擁有或控股煤礦，通過民間借貸炒高煤礦價格享受最高額的利潤。 位居金字塔中間的是各層級吸貸放貸大戶，也有“空手套白狼”的“轉貸專業戶” 。黃永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運作手法很簡單，以低利率貸款，再以高利率融資進入另一典當行，賺取差價。黃永生稱，最牛的一筆，他貸出億元，一個月時間，賺了近100萬元“轉貸主要靠關係和信譽，看你能貸出多少，能爭取多大的差價空間，全靠消息靈通，隨時進出。 ”更多人，處於金字塔底層。7月2日，財新記者看到，在神木縣人民法院門口，白髮蒼蒼的老者涕淚交加，幾十萬元養老金不見蹤影；穿著補丁衣服的農民掏出了大半生積蓄，賠上了女兒的嫁妝錢 ；養雞場的大姐背上了百萬元欠債，在縣政府、人民法院門口一睡幾天……在神木，從七八歲的孩童到七八十歲的老人，幾乎人人都知道高利貸並能夠說出利率、典當行、三角債關係里，典當行就有四家。招待所老闆何龍稱，在賓館、寫字樓和居民小區里，典當行更是不計其數，甚至很多人把典當行開到家里，擺張桌子就辦公。更有甚者，拎著包就到鄰近農村搞流動典當，隨手拿一張白紙，寫個字條就是票據。 典當行承諾的高額利率令人咋舌。 據徐某介紹，當地通常使用月利率，最低為3分，年利率即為36% ，約為銀行利率的6倍；較高可達到4-6分，年利率即為48%-72%，約為銀行利率的8-12 倍；極個別時期，典當行中的大戶和老闆提供五天以內的大額資金緊急周轉，開價高達5角，年利率為600%，約為銀行利率的100倍。 按照銀監會和央行2008年5月聯合出台《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的規定，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利率不得超過銀行利率的4倍。典當行所推行的超高利率留下了大量轉貸空間，利率金字塔體系也由此而成。 典當行老闆黃永生介紹說，金字塔頂層是神木縣著名的“黃金大王”張孝昌、 “集資大王”劉旭明、 “80後富豪”喬秀峰、 “神木四大富婆”中的劉銀娥、“房姐”龔愛愛等人，他們直接擁有或控股煤礦，通過民間借貸炒高煤礦價格，享受最高額的利潤。 位居金字塔中間的是各層級吸貸、放貸大戶，也有“空手套白狼”的“轉貸專業戶” 。黃永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運作手法很簡單，以低利率貸款，再以高利率融資進入另一典當行，賺取差價。黃永生稱，最牛的一筆，他貸出1億元，一個月時間，賺了近100萬元。 “轉貸主要靠關係和信譽，看你能貸出多少，能爭取多大的差價空間，全靠消息靈通，隨時進出。 ”更多人，處於金字塔底層。7月29 日，財新記者看到，在神木縣人民法院門口，白髮蒼蒼的老者涕淚交加，幾十萬元養老金不見蹤影；穿著補丁衣服的農民掏出了大半生積蓄，賠上了女兒的嫁妝錢 ；養雞場的大姐背上了百萬元欠債，在縣政府、人民法院門口一睡幾天……在神木，從七八歲的孩童到七八十歲的老人，幾乎人人都知道高利貸，並能夠說出利率、典當行、三角債關係、著名大戶等信息。無人否認神木已然是“全民借貸”的現實。民間信貸總額龐 大到無法估算。 據公開信息，已“跑路”的集資大戶張孝昌、劉旭明、喬秀峰、劉國林、王鳳義等人借貸資金總額已近200億元。 “現在至少有上千人‘跑路’ ，有逃債的，有追債的，有一邊追債一邊逃債的，也有偶爾回來又跑了的。 ”徐某稱，僅他熟識的就有七人“跑路” ，其中最低融資金額超3000萬元，民間資金“失蹤的至少300億元” 。 徐某分析，民間借貸崩盤的直接原因是利率過高導致利滾利壓垮借貸者，錯綜複雜的三角債關係也令斷裂的金融鏈無處可解， “跑路潮”導致的巨額資 金流失更是加劇了人們的恐慌和絕望。 死亡的氣息瀰漫在縣城上空。 “西安、鄂爾多斯的一些酒店不讓神木人住，害怕是去躲債的，惹麻煩，更怕會自殺，晦氣。 ”剛從兩地追債回來的借貸大戶劉大龍擔心，上半年，仍有很多人在觀望堅持，到了下半年，絕望和壓力會更大。 “自殺的人也會更多” 。 2012年12月12日，神木人武安詳在西安一酒店割腕自殺。今年1月23日，神木縣國內安全保衛大隊政治教導員張 英被發現服毒死亡。兩起自殺事件均被證實與高利貸有關。 禍起 “炒煤礦” 表面看來，神木民間借貸崩盤源於高利貸機構混亂無序，且煤價大跌導致實體經濟支撐乏力。但實際上， “神木危機的根源在於‘炒煤礦’ ，煤礦價格已經遠遠偏離實際能產出效益的價格” 。陝西省榆林市一位官員對財新記者分析說，煤炭價格難以再現2006年前後的大幅暴漲，煤礦泡沫已經形成。 “五年內，神木難以恢複元氣。 ”神木人楊才茂從19歲就在煤礦上工作，20年後，他已經成為神木縣頗有名望的煤礦買賣中介人和談判高手，他本人也在多個煤礦持有小額股份。據介紹，從2005年到2012年，神木煤炭價格從68元 / 噸飆升到680元 / 噸，漲價10倍。 與此同時，神木“炒煤礦”形成風氣，甚至很多人只買賣，不開采。 神木煤田被視為聚寶盆、搖錢樹。 已探明的儲煤面積占全縣總面積的59%，達到4500平方公里，已探明儲量500億噸。當地煤層斷層稀少，埋藏淺，易于露天開采，煤質優良也屬罕見，特低灰、特低磷、特低硫、中高發熱量。神木煤一時價格高企，奇貨可居。 國家宏觀政策和地方政策對神木的煤炭產業也都屬於利好。2008年，因北京舉辦奧運會，鄰近的山西、河北煤礦多處停產，加之國家4萬億元投資計劃的刺激，神木煤炭供不應求。 神木縣也通過財政補貼和稅收返還的形式鼓勵煤炭行業和蘭炭（蘭炭又稱半焦、焦粉，是利用陝西神府煤田盛產的優質侏羅精煤塊燒制而成，品質和性能優于焦炭，作為新型炭素材料取代冶金焦而廣泛運用于電石、鐵合金、硅鐵、碳化硅等產品的生產- 編者注）行業的發展。神木很快成為全國第一產煤大縣、全國最大蘭炭基地和聚氯乙烯基地，西部最大火電、浮法玻璃、電石基地。 隨著百萬噸級項目不斷上馬，作為稀缺資源的煤礦成為“炒價”目標。楊才茂稱，曾有人在2001年入股煤礦1萬元，2006年即分紅1000萬元。他也曾親自參與煤礦買賣，見識過一日三次易主、漲價上億元的瘋狂。到了2012年，煤礦價格最高炒到了40億元，而十年前，價格僅為20萬元 -50萬元。瘋狂炒作中，動輒幾十億元的買賣很難以現金交易，買方賣方都打條為證，隨後再去借高利貸周轉。高利貸泡沫由此而生，並與“炒煤礦”泡沫共生共長，直至崩潰。 根據中國法律規定，礦山企業轉讓 采礦權，必須經省級以上地質礦產主管部門審批，並繳納采礦權使用費、礦產 資源補償費和資源稅等，但據財新記者瞭解，神木炒礦者與煤礦原法人一般簽訂兩份合同。表面上簽訂長期承包合同，以應對監管機構查處 ；私下再簽訂一份轉讓合同。雙方同時達成協議，如果以後出現任何事故，全部由購入者負責。 從2005年起，榆林市也曾多次下達整治煤炭生產經營秩序的通告，但由於大部分炒家採取參股或長期承包形式與煤礦原法人合作經營，政府工作人員已很難掌握礦權轉讓的實際情況。 很快，神木人已經不僅僅滿足于神木百余個煤礦的炒價。在神木人的炒作下，鄰近的府穀、東勝、中旗等地煤礦價格大漲。據楊才茂稱，鄂爾多斯約八成的煤礦都控制在神木人手中。神木人還組團出省，到新疆、甘肅、湖北等地炒煤礦，與溫州人、河南新鄉人一起高額競價，名噪一時。 瘋狂炒作下，神木煤礦價格已經偏離正常值。然而，煤價至2012年跌至530元 /噸，按照當時煤礦價格及開采成本， “開1噸賠100元” 。徐某稱，很多煤礦賠在手里，炒家為了出手只得以休整為名停產。 據《榆林市2013年一季度經濟運行分析》顯示的數據，今年一季度，神木縣99處地方煤礦停產42處，有50處在搞基建，正常生產的只有7處。據財新記者瞭解，時值7月底，正常生產的煤礦不足10處，神木縣焦化廠和洗煤廠也相繼停工。 泡沫破碎 距離鄂爾多斯僅1個小時車程的神木也曾席卷“炒房”潮。2012年初，神木老城區房價普遍在5000元 / 平方米以上，中心城區達到1.2萬 -1.6萬元 / 平方米，個別小區高達2萬元 /平方米。 如今，中心城區房價普遍跌幅過半，下降到6000-8000元 / 平方米，且交易清淡。寫字樓、商舖、住宅區的租金價格也大幅降低。據地產中介張忠民介紹，前兩年神木房價高企主要源於外地人口大量湧入，租金價格攀升推動房價暴漲。 “當然，也有炒房的原因。 ”張忠民稱，現在縣中心地段的惠民路、麟州街、金煤路都有大量商品房閑置，很多住宅房被低價抵押變賣。 房地產大幅受挫導致神木多處在建工程停工，由此引起的勞資糾紛令地方政府頭痛不已。位於呼家圪台村的房產項目就已停工近三個月，其中已經成型的樓群建築有15棟左右，已打地基的建築有五處。據張忠民介紹，此項目是神木縣醫療衛生系統的集資房，每平方米價格在4000元左右， 遠低於同地段房價。 今年6月，負責此項目的神木地產商王和平突然死在鄂爾多斯一家賓館 內。據財新記者瞭解，王和平涉及高利貸問題，並牽涉多人。由於王和平拖欠工人數千萬元工資，7月8日，100多名工人圍堵神木縣政府，要求政府出面解決問題。 神木一向奢華繁榮的商業、服務業也備受挫傷。在最熱鬧的人民廣場四周，恒生購物中心、開元商場、萬千百貨等高檔購物場所打出低價折扣的廣告牌，部分品牌低至三折。據瞭解，這三家商場進駐神木已有五年以上，罕有折扣。消費均價在千元以上的王府國際大酒店、五洲國際宴會中心、亞華酒店等入住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一半以上。 高檔KTV 和娛樂中心也大不如前。 前述招待所老闆何龍稱，外地前來神木提供陪酒等服務的女子在當地被稱為 “公主” ，如今“公主”數量減少過半，鄰近供“公主”長租的小旅館也門可羅雀。 最顯露敗象的是金店。 “黃金大王”出逃後，神木原比超市還多的金店均被警方控制，金店財產也被清查收繳，很多專櫃和店面被受損散戶砸爛。 2009年3月，在全國醫改多年未見實效， “看病難、看病貴”備受詬病的大背景下，神木率先推行的全民免費醫療引發全國矚目。按照神木推行的報銷起付線，鄉鎮醫院每人次200元，縣級醫院每人次400元，縣外醫院每人次3000元。起付線以下的費用由患者自付，起付線以上的費用按規定由縣財政埋單，人人皆有保障。 如此待遇遠高于大城市。然而，7月16日，一則關於神木縣財政300億元虧空，免費醫療、免費教育政策將大受衝擊的傳言通過手機短信迅速散播，並引發多達2萬人的群衆集體圍堵縣政府。 對此，神木縣財政局局長劉小平闢謠稱：2012年神木地方財政收入為53.5億元，上級補助14.37億元，財政支出67.8 億元，淨結餘700萬元，神木縣財政沒有虧空和赤字； 2013年，全民免費醫療年初預算2.04億元，截止到6月份已撥入免費醫療專戶1.5億元，免費醫療並未受到影響。 但據財新記者瞭解，負責全縣城鄉居民免費醫療各項業務工作的合療辦（全稱神木縣全民免費醫療管理辦公室，原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辦公室 - 編 者注） ，以地方財政不足為由，欠神木縣第二醫院900多萬元報銷款，欠全縣100余家定點藥店400多萬元報銷款，並要求醫院和定點藥店照常為病患報銷，承擔墊資壓力。 撕裂的信心 煤炭經濟驟然間崩塌，讓已經習慣于暴富神話的神木百姓始料不及。 養雞場大姐只拿到一張收據，就交出所有錢財。字據上寫著一句話， “今收到某某人民幣三百萬整，利息三分。 張孝昌，2011.9.18。 ”這位大姐稱，她輾轉托人花錢，才終於使“黃金大王”張孝昌願意收下她的錢。因為信賴中間人，也信賴張孝昌響亮的名聲，她從未想過有可能不賺錢，還賠本。 直到聽聞張孝昌“跑路”並被警方控制，她才慌忙抄起家里的尿素袋，從農村趕到縣城，想著隨便找個張孝昌的金店，裝些金首飾也行。但面對貼著封條、空蕩蕩的店鋪，她坐在門口嚎啕大哭。 與她有類似遭遇的人不在少數。神木人習慣于用“良心”談論投資風險，對於法律意識和市場經濟規則的漠視令人震驚。反之，對於宗族血親和親朋好友無原則的信賴也令人匪夷所思。 對於近十年來已經習慣于富有生活的神木人而言，投資風險是遙遠的。即使在2011年，相距僅100公里的鄂爾多斯爆發因“炒房”而起的民間借貸危機，神木人也普遍認為，煤炭作為稀缺資源和實體經濟，價格上漲是大勢所趨，只是漲幅多少的問題，由此而生的民間借貸也必然踏實穩當，牢不可破。 神木縣位於陝西省北部，榆林市東北部，遠離省會西安，並位處陝西、山西、內蒙古三省( 區 ) 接壤地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神木在風俗習慣和人文傳統上獨樹一幟，既與三地各有相似之處，又都有著明顯區別。 “神木人口音、習慣、性格跟別的都不一樣。 ”多位神木人表示，即使神木曾貧窮多年，但仍信奉“男不外出、女不外嫁”的傳統，在社會結構極其穩定的小縣城里，因血脈相連、名望顯赫或相識多年而產生的信任感非常強烈。 如今， “神木人失去的不僅僅是錢，最重要的是信任” 。徐某說，事已至此，他已做好與親戚朋友翻臉的準備。在三角債叢生的神木，幾乎每個人的債務都會牽扯上幾個自家人。 “現在誰都不相信，大家都這樣。 ”多位神木人感嘆 ：“錢都把人搞壞了。 ”一夜暴富曾讓神木人的生活充滿戲 劇性，先後湧現了打“飛的”去吃一頓火鍋的“80後富豪”喬秀峰、空運20多輛加長林肯辦百萬元婚禮的“集資大王”劉旭明、囤積黃金白銀百余噸的“黃金大王”張孝昌，以及以“房姐”龔愛愛 為代表的“四大神婆”……腰纏萬貫、高調豪奢的“煤老闆”形象成為神木人的標簽，也成為積累信任，為自己籌集巨額資金的最大籌碼。 昔日的“佳話”今天令神木人痛恨不已， “都是吹牛滿天飛” 。 “還是實實在在做人做事。 ”招待所老闆何龍坐在他曾經最不屑的招待所里，體會著經營利潤細水長流帶來的踏實感。他的侄子不再說一夜成為億萬富翁的夢想，打算繼續做裝修生意。 “原來都是被高利貸鬧的，太不務正業了。 ”“有得有失吧！”徐某說， “不過，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

一切似曾相識—–有關蕭條的讀書筆記

http://barrons.blog.caixin.com/archives/45779

在此我推薦Murray Rothbard的《美國大蕭條》（America's GreatDepression)與《經濟蕭條：成因與治癒》(Economic Depressions: Their Cause andCure)。閱讀歷史，傾聽分析，讓人清醒。因為歷史不相信「這次真的不一樣」。

西部的「鬼城」，鐵路的大躍進，城市化促進發展，出口帶動經濟，資本資產及房地產強勁上漲而消費品價格相對穩定。高儲蓄率與高投資加速經濟的發展。在這些一切的背後是銀行信用的大規模擴張，貧富差距加大，腐敗盛行。這是美國發展早期，尤其是1920年代的狀況。

美國在1920年代經濟持續繁榮，處於著名的「RoaringTwenties」時期。而在繁榮的背後，是美國信貸的大規模擴張。從1921年到1929年，美國的M2增加了46%，由於同期流通的貨幣量保持穩定，所以增加的大部分是信用。美國1920年代信貸擴張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出口導向，支持農產品的出口及農業的就業。胡佛積極支持補貼對外國的貸款，認為即使這些貸款變成壞帳也能幫助美國的出口，是一種廉價的穩定就業的方式。在此時期，美國大量購買外國政府債券，尤其是德國地方政府債券。另一方面，美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高進口關稅阻礙進口，對外貸款支持出口，造成大量順差。由於美國存在巨額貿易順差，在金本位下黃金大量流入。為了防止黃金大量從國外流入而削弱國外對美國商品的購買能力，美國大量借貸給外國，以支持他們購買自己出口的農產品。美國還與英國協調，用自己本國的通脹來支持英國恢復金本位。

由於大量廉價的信用，極大的促進了美國的經濟發展。從1920年到1929年，美國的真實GNP平均每年增長4.2%，真實人均GNP平均每年增長2.7%，汽車大量普及，軌道交通大發展，城鎮化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與此同時，美國的物價保持了穩定，CPI的變化一直不大。在此期間，美國經歷了強勁的經濟增長。

但是，大規模的信貸擴張帶來長時間的大繁榮之後，便是可怕的大蕭條。

美國大蕭條對美國，乃至世界的影響巨大，至今仍然讓人膽寒。而歷史上基於對經濟蕭條的分析而產生的理論與決策，無論對錯，都曾經影響了幾十億人的命運。《經濟蕭條：成因與治癒》一文，則回顧了經濟學家，尤其是奧地利學派對蕭條的分析及解決方案。

馬克思是研究經濟週期的先驅。他的很多理論就建立在他對經濟週期，尤其是蕭條的分析之上。馬克思很早就觀察到了經濟週期的現象。他發現在工業革命之前，除了外部因素的衝擊，並沒有反覆出現的有規律的經濟繁榮與蕭條。由於這些經濟週期的現象出現在進入現代工業社會之後，馬克思認為這種經濟週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內在固有的。他認為資本主義定期發生的蕭條將會越來越嚴重，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從而進入生產資料公有制及計劃經濟的社會。他對蕭條的分析，以及提出的解決辦法，影響了世界。

與馬克思的觀點不同，奧地利學派不認為經濟週期是市場經濟固有的。如果把一個完整的研究分為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三個部分，那麼提出問題是最重要的一個開始。對於經濟蕭條，奧地利學派提出了三個問題：

1.為什麼從繁榮到蕭條的經濟週期反覆出現？

2.在經濟蕭條時，為什麼幾乎所有的企業家都同時作出了錯誤的判斷？

3.為什麼在繁榮和蕭條時期，生產者貨物的波動遠遠大於消費品？

奧地利學派對經濟週期的理論始於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e)和英格蘭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Ricardo)。他們發現，在18世紀中期，與工業系統同時出現的，還有一個重要的機構，那就是銀行。他們認為商業銀行由於具有信用擴張和增加貨幣供給的能力，因此在反覆出現的經濟週期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李嘉圖對經濟週期的分析認為，在金銀本位的制度下，銀行可以超過所擁有的金銀數量來擴張信用。信用擴張的越多，銀行的利潤越高。信用擴張帶來貨幣供應增加，造成物價上漲，帶來繁榮。但是，當人們用新增的貨幣去購買國外的產品時，黃金或白銀就隨之流出國境，造成這個國家作為貨幣基礎的金銀數量萎縮。由於銀行有義務兌現貨幣所代表的金銀，為了避免擠兌，他們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收縮信用。由於信用收縮，蕭條隨之而來。但信用收縮讓價格下跌，促進出口，讓金銀重新回流。這樣以來，銀行用來信用擴張的金銀基礎重新增加，銀行又可以開始下一輪信用擴張。這樣週而復始，造成了經濟週期。

但是，這種最初的分析並不能解釋奧地利學派所提出的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在一個市場經濟裡，企業家的工作就是預測並應對未來。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讓富有遠見，能夠準確預見未來的企業家發展壯大，而讓無法預見到未來變化的企業家被迫退出競爭。為什麼在這樣的機制下，大量的企業家仍然無法預測反覆出現的週期，同時做出了錯誤的判斷？為什麼在繁榮與蕭條時資本貨物與消費貨物的波動相差如此之大？

基於李嘉圖的理論，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米塞斯（Ludwig vonMises）提出了他的經濟週期理論。他認為如果沒有銀行的信用擴張，就不會有經濟的週期起伏。政府通過中央銀行，刺激銀行信用擴張，增加貨幣，推高價格，造成通脹。但是，更險惡的是，大量的信用傾瀉到經濟體中，人為壓低了利率，使利率低於自然的自由市場利率水平。在自由市場中，利率是由人們的時間偏好決定的。「一鳥在手勝過雙鳥在林。」由於人們偏好當前勝過未來，今天拿走現金卻在未來償還的貸款就必須支付利息。但是，如果利率被人為壓低，麻煩就來了。由於利率很低，生意人大量投資於資本資產和貨物，那些之前無法盈利的長期項目也變得有利可圖。資本資產，耐用設備，工業原材料方面的投資快速增加，超過了對消費品產出的投入。資本資產的投資具有自我實現的正反饋，與資本資產相關的價格不斷上漲，進一步推動投資。在這些行業的工作的人們也獲得更多報酬。企業家們被人為壓低的利率所迷惑，集體做出了錯誤的決定。

但是，當人們把多得到的錢花出去時，問題就來了。雖然政府可以人為壓低利率，卻無法改變人們的時間偏好，也就無法改變人們消費/儲蓄的比例。人們把增加的收入更多地投入消費，而不是進行儲蓄。這樣一來儲蓄不足，造成投資不足。沒有了更多的投資，企業也就無法購買那些新產出的機器設備、資本資產和工業原材料。突然間，人們發現產能過剩了，過去的很多投資實際上是不良投資。由於過剩，價格必須下降進行調節。但是，由於成本在信貸膨脹的繁榮時期已經變得過高，大規模的虧損就不可避免。但是，有人會問，人們收入的增長很快就會見效，為什麼信用膨脹帶來的繁榮能持續很久呢？這是因為信貸膨脹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斷進行的。這就如同給賽馬不斷注射興奮劑。「藥不能停！」一旦信用膨脹停止，危機就來臨了。經濟必須進行痛苦的調整，為以前的錯誤付出代價。而在繁榮時期的大量不良投資則暴露無遺，必須進行清理。

蕭條令人不快但卻又是必須的。只有把那些在信用膨脹時期過剩的和扭曲的東西清除掉，經濟才能打下堅實的基礎，繁榮才能重新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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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幾點思考：

從控制論的角度看，在沒有外部輸入擾動的情況下，一個系統如果進入週期性的震盪，那麼這個系統很有可能存在正反饋。作為一個複雜系統，經濟體系的自組織有可能造成這種正反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優勝劣汰，用價格信號調節供需，這樣的經濟系統更像是有著自適應的負反饋調節，是穩定的。如果由於某種原因，讓系統產生了正反饋，那麼這個系統就會變得不穩定，產生巨幅震盪，甚至崩潰。這時候需要找到產生正反饋的原因，改變正反饋，讓系統重新回到負反饋的穩定狀態。從奧地利學派的分析看，人為壓低利率到低於自由市場利率似乎是開啟整個經濟系統正反饋的關鍵。低利率讓市場經濟參與者行為趨於一致，形成複雜系統的自組織，產生正反饋作用，讓系統發生震盪。在系統延時很長，正反饋作用強烈的子系統，比如需要長期投入大量資金的資本資產投資，震盪強烈。在系統延時不長，正反饋作用不那麼強烈，甚至仍然以負反饋為主的子系統，比如只需要短期投入較少資金的消費品生產，震盪相對較弱。對整個經濟系統來說，由於整個系統的巨大延時作用，系統整體震盪的週期較長，如幾年，甚至幾十年，在上升階段人們感覺不到正反饋的作用，而誤以為是經濟自然的增長與繁榮。當震盪的下降週期到來，正反饋讓下降的幅度非常劇烈，由於大多數市場經濟的參與者都只善於在自己的子系統內進行短週期調節，長週期的震盪讓所有人都措手不及。這就從控制論的角度回答了奧地利學派所提出的三個問題。

而如果重新設計一個系統，不參考反饋信號（如價格），完全靠人為的預測與計劃調節，這相當於一個開環系統。這樣的系統不會有反饋，也就不會有週期震盪。但是，開環系統只能用於非常簡單的控制，控制粗糙，無法自適應，對於複雜的系統，外界的擾動等完全無能為力。這樣的系統總會處於超調或不足狀態，遠遠比不上具有負反饋的系統。

附錄：

美國1920年代統計數據： http://www.census.gov/prod/www/abs/statab1901-1950.htm

Economic Depressions:Their Cause and Cure

by Murray N. Rothbard

We live in a world of euphemism. Undertakers havebecome "morticians," press agents are now "public relationscounsellors" and janitors have all been transformed into"superintendents." In every walk of life, plain facts have beenwrapped in cloudy camouflage.

No less has this been true of economics. In theold days, we used to suffer nearly periodic economic crises, thesudden onset of which was called a "panic," and the lingeringtrough period after the panic was called"depression."

The most famous depression in modern times, ofcourse, was the one that began in a typical financial panic in 1929and lasted until the advent of World War II. After the disaster of1929, economists and politicians resolved that this must neverhappen again. The easiest way of succeeding at this resolve was,simply to define "depressions" out of existence. From that pointon, America was to suffer no further depressions. For when the nextsharp depression came along, in 1937–38, the economists simplyrefused to use the dread name, and came up with a new, muchsofter-sounding word: "recession." From that point on, we have beenthrough quite a few recessions, but not a singledepression.

But pretty soon the word "recession" also becametoo harsh for the delicate sensibilitie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Itnow seems that we had our last recession in 1957–58. For sincethen, we have only had "downturns," or, even better, "slowdowns,"or "sidewise movements." So be of good cheer; from now on,depressions and even recessions have been outlawed by the semanticfiat of economists; from now on, the worst that can possibly happento us are "slowdowns." Such are the wonders of the "NewEconomics."

For 30 years, our nation's economists haveadopted the view of the business cycle held by the late Britisheconomist, John Maynard Keynes, who created the Keynesian, or the"New," Economics in his book,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Money, published in 1936. Beneath their diagrams,mathematics, and inchoate jargon, the attitude of Keynesians towardbooms and bust is simplicity, even naïveté, itself. If there isinflation, then the cause is supposed to be "excessive spending" onthe part of the public; the alleged cure is for the government, theself-appointed stabilizer and regulator of the nation's economy, tostep in and force people to spend less, "sopping up their excesspurchasing power" through increased taxation. If there is arecession, on the other hand, this has been caused by insufficientprivate spending, and the cure now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increase its own spending, preferably through deficits, therebyadding to the nation's aggregate spending stream.

The idea that increased government spending oreasy money is "good for business" and that budget cuts or hardermoney is "bad" permeates even the most conservative newspapers andmagazines. These journals will also take for granted that it is thesacred task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steer the economic systemon the narrow road between the abysses of depression on the onehand and inflation on the other, for the free-market economy issupposed to be ever liable to succumb to one of theseevils.

All current schools of economists have the sameattitude. Note, for example, the viewpoint of Dr. Paul W.McCracken, the incoming chairman of President Nixon's Council ofEconomic Advisers.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New YorkTimes shortly after taking office [January 24, 1969], Dr.McCracken asserted that one of the major economic problems facingthe new Administration is "how you cool down this inflationaryeconomy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tripping off unacceptably highlevels of unemployment. In other words, if the only thing we wantto do is cool off the inflation, it could be done. But our socialtolerances on unemployment are narrow." And again: "I think we haveto feel our way along here. We don't really have much experience intrying to cool an economy in orderly fashion. We slammed on thebrakes in 1957, but, of course, we got substantial slack in theeconomy."

Note the fundamental attitude of Dr. McCracken toward the economy –remarkable only in that it is shared by almost all economists ofthe present day. The economy is treated as a potentially workable,but always troublesome and recalcitrant patient, with a continualtendency to hive off into greater inflation or unemployment. Thefunction of the government is to be the wise old manager andphysician, ever watchful, ever tinkering to keep the economicpatient in good working order. In any case, here the economicpatient is clearly supposed to be the subject, and the governmentas "physician" the master.

It was not so long ago that this kind of attitudeand policy was called "socialism"; but we live in a world ofeuphemism, and now we call it by far less harsh labels, such as"moderation" or "enlightened free enterprise." We live andlearn.

What, then, are the causes of periodicdepressions? Must we always remain agnostic about the causes ofbooms and busts? Is it really true that business cycles are rooteddeep within the free-market economy, and that therefore some formof government planning is needed if we wish to keep the economywithin some kind of stable bounds? Do booms and then busts justsimply happen, or does one phase of the cycle flow logically fromthe other?

The currently fashionable attitude toward thebusiness cycle stems, actually, from Karl Marx. Marx saw that,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approximately the lateeighteenth century, there were no regularly recurring booms anddepressions. There would be a sudden economic crisis whenever someking made war or confiscated the property of his subject; but therewas no sign of the peculiarly modern phenomena of general andfairly regular swings in business fortunes, of expansions andcontractions. Since these cycles also appeared on the scene atabout the same time as modern industry, Marx concluded thatbusiness cycles were an inherent feature of the capitalist marketeconomy. All the various current schools of economic thought,regardless of their other differences and the different causes thatthey attribute to the cycle, agree on this vital point: That thesebusiness cycles originate somewhere deep within the free-marketeconomy. The market economy is to blame. Karl Marx believed thatthe periodic depressions would get worse and worse, until themasses would be moved to revolt and destroy the system, while themodern economists believe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successfullystabilize depressions and the cycle. But all parties agree that thefault lies deep withi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at if anything cansave the day, it must be some form of massive governmentintervention.

There are, however, some critical problems in theassumption that the market economy is the culprit. For "generaleconomic theory" teaches us that supply and demand always tend tobe in equilibrium in the market and that therefore prices ofproducts as well as of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productionare always tending toward some equilibrium point. Even thoughchanges of data, which are always taking place, prevent equilibriumfrom ever being reached,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general theory ofthe market system that would account for regular and recurringboom-and-bust phases of the business cycle. Modern economists"solve" this problem by simply keeping their general price andmarket theory and their business cycle theory in separate,tightly-sealed compartments, with never the twain meeting, muchless integrated with each other. Economists, unfortunately, haveforgotten that there is only one economy and therefore only oneintegrated economic theory. Neither economic life nor the structureof theory can or should be in watertight compartments; ourknowledge of the economy is either one integrated whole or it isnothing. Yet most economists are content to apply totally separateand, indeed, mutually exclusive, theories for general priceanalysis and for business cycles. They cannot be genuine economicscientists so long as they are content to keep operating in thisprimitive way.

But there are still graver problems with thecurrently fashionable approach. Economists also do not see oneparticularly critical problem because they do not bother to squaretheir business cycle and general price theories: the peculiarbreakdow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function at times of economiccrisis and depression. In the market economy, one of the most vitalfunctions of the businessman is to be an "entrepreneur," a man whoinvests in productive methods, who buys equipment and hires laborto produce something which he is not sure will reap him any return.In short, the entrepreneurial function is the function offorecasting the uncertain future. Before embarking on anyinvestment or line of production, the entrepreneur, or"enterpriser," must estimate present and future costs and futurerevenues and therefore estimate whether and how much profits hewill earn from the investment. If he forecasts well and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his business competitors, he will reapprofits from his investment. The better his forecasting, the higherthe profits he will earn. If,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a poorforecaster and overestimates the demand for his product, he willsuffer losses and pretty soon be forced out of thebusiness.

The market economy, then, is a profit-and-losseconomy, in which the acumen and ability of business entrepreneursis gauged by the profits and losses they reap. The market economy,moreover, contains a built-in mechanism, a kind of naturalselection, that ensures the survival and the flourishing of thesuperior forecaster and the weeding-out of the inferior ones. Forthe more profits reaped by the better forecasters, the greaterbecome their business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more they will haveavailable to invest in the productive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afew years of making losses will drive the poorer forecasters andentrepreneurs out of business altogether and push them into theranks of salaried employees.

If, then, the market economy has a built-in natural selectionmechanism for good entrepreneurs, this means that, generally, wewould expect not many business firms to be making losses. And, infact, if we look around at the economy on an average day or year,we will find that losses are not very widespread. But, in thatcase, the odd fact that needs explaining is this: How is it that,periodically, in times of the onset of recessions and especially insteep depressions, the business world suddenly experiences amassive cluster of severe losses? A moment arrives when businessfirms, previously highly astute entrepreneurs in their ability tomake profits and avoid losses, suddenly and dismayingly findthemselves, almost all of them, suffering severe and unaccountablelosses – How come? Here is a momentous fact that any theory ofdepressions must explain. An explanation such as "underconsumption"– a drop in total consumer spending – is not sufficient, for onething, because what needs to be explained is why businessmen, ableto forecast all manner of previous economic changes anddevelopments, proved themselves totally and catastrophically unableto forecast this alleged drop in consumer demand. Why this suddenfailure in forecasting ability?

An adequate theory of depressions, then, mustaccount for the tendency of the economy to move through successivebooms and busts, showing no sign of settling into any sort ofsmoothly moving, or quietly progressive, approximation of anequilibrium situation. In particular, a theory of depression mustaccount for the mammoth cluster of errors which appears swiftly andsuddenly at a moment of economic crisis, and lingers through thedepression period until recovery. And there is a third universalfact that a theory of the cycle must account for. Invariably, thebooms and busts are much more intense and severe in the "capitalgoods industries" – the industries making machines and equipment,the ones producing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 or constructingindustrial plants – than in the industries making consumers' goods.Here is another fact of business cycle life that must be explained– and obviously can't be explained by such theories of depressionas the popular underconsumption doctrine: That consumers aren'tspending enough on consumer goods. For if insufficient spending isthe culprit, then how is it that retail sales are the last and theleast to fall in any depression, and thatdepression really hits such industries as machine tools,capital equipment, construction, and raw materials? Conversely, itis these industries that really take off in the inflationary boomphases of the business cycle, and not those businesses serving theconsumer. An adequate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then, must alsoexplain the far greater intensity of booms and busts in thenon-consumer goods, or "producers' goods,"industries.

Fortunately, a correct theory of depression andof the business cycle does exist, even though it isuniversally neglected in present-day economics. It, too, has a longtradition in economic thought. This theory began with theeighteenth century Scottish philosopher and economist David Hume,and with the eminent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English classicaleconomist David Ricardo. Essentially, these theorists saw thatanother crucial institution had developed in the mid-eighteenthcentury, alongside the industrial system. This was the institutionof banking, with its capacity to expand credit and the money supply(first, in the form of paper money, or bank notes, and later in theform of demand deposits, or checking accounts, that are instantlyredeemable in cash at the banks). It was the operations of thesecommercial banks which, these economists saw, held the key to themysterious recurrent cycles of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of boomand bust, that had puzzled observers since the mid-eighteenthcentury.

The Ricardian analysis of the business cycle wentsomething as follows: The natural moneys emerging as such on theworld free market are useful commodities, generally gold andsilver. If money were confined simply to these commodities, thenthe economy would work in the aggregate as it does in particularmarkets: A smooth adjustment of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refore nocycles of boom and bust. But the injection of bank credit addsanother crucial and disruptive element. For the banks expand creditand therefore bank money in the form of notes or deposits which aretheoretically redeemable on demand in gold, but in practice clearlyare not. For example, if a bank has 1000 ounces of gold in itsvaults, and it issues instantly redeemable warehouse receipts for2500 ounces of gold, then it clearly has issued 1500 ounces morethan it can possibly redeem. But so long as there is no concerted"run" on the bank to cash in these receipts, its warehouse-receiptsfunction on the market as equivalent to gold, and therefore thebank has been able to expand the money supply of the country by1500 gold ounces.

The banks, then, happily begin to expand credit,for the more they expand credit the greater will be their profits.This results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money supply within a country,say England. As the supply of paper and bank money in Englandincreases, the money incomes and expenditures of Englishmen rise,and the increased money bids up prices of English goods. The resultis inflation and a boom within the country. But this inflationaryboom, while it proceeds on its merry way, sows the seeds of its owndemise. For as English money supply and incomes increase,Englishmen proceed to purchase more goods from abroad. Furthermore,as English prices go up, English goods begin to lose theircompetitiveness with the products of other countries which have notinflated, or have been inflating to a lesser degree. Englishmenbegin to buy less at home and more abroad, while foreigners buyless in England and more at home; the result is a deficit in theEnglish balance of payments, with English exports falling sharplybehind imports. But if imports exceed exports, this means thatmoney must flow out of England to foreign countries. And what moneywill this be? Surely not English bank notes or deposits, forFrenchmen or Germans or Italians have little or no interest inkeeping their funds locked up in English banks. These foreignerswill therefore take their bank notes and deposits and present themto the English banks for redemption in gold – and gold will be thetype of money that will tend to flow persistently out of thecountry as the English inflation proceeds on its way. But thismeans that English bank credit money will be, more and more,pyramiding on top of a dwindling gold base in the English bankvaults. As the boom proceeds, our hypothetical bank will expand itswarehouse receipts issued from, say 2500 ounces to 4000 ounces,while its gold base dwindles to, say, 800. As this processintensifies, the banks will eventually become frightened. For thebanks, after all, are obligated to redeem their liabilities incash, and their cash is flowing out rapidly as their liabilitiespile up. Hence, the banks will eventually lose their nerve, stoptheir credit expansion, and in order to save themselves, contracttheir bank loans outstanding. Often, this retreat is precipitatedby bankrupting runs on the banks touched off by the public, who hadalso been getting increasingly nervous about the ever more shakycondition of the nation's banks.

The bank contraction reverses the economic picture; contraction andbust follow boom. The banks pull in their horns, and businessessuffer as the pressure mounts for debt repayment and contraction.The fall in the supply of bank money, in turn, leads to a generalfall in English prices. As money supply and incomes fall, andEnglish prices collapse, English goods become relatively moreattractive in terms of foreign products, and the balance ofpayments reverses itself, with exports exceeding imports. As goldflows into the country, and as bank money contracts on top of anexpanding gold base, the condition of the banks becomes muchsounder.

This, then, is the meaning of the depressionphase of the business cycle. Note that it is a phase that comes outof, and inevitably comes out of, the preceding expansionary boom.It is the preceding inflation that makes the depression phasenecessary. We can see, for example, that the depression is theprocess by which the market economy adjusts, throws off theexcesses and distortions of the previous inflationary boom, andreestablishes a sound economic condition. The depression is theunpleasant but necessary reaction to the distortions and excessesof the previous boom.

Why, then, does the next cycle begin? Why dobusiness cycles tend to be recurrent and continuous? Because whenthe banks have pretty well recovered, and are in a soundercondition, they are then in a confident position to proceed totheir natural path of bank credit expansion, and the next boomproceeds on its way, sowing the seeds for the next inevitablebust.

But if banking is the cause of the businesscycle, aren't the banks also a part of the private market economy,and can't we therefore say that the free marketis still the culprit, if only in the banking segment ofthat free market? The answer is No, for the banks, for one thing,would never be able to expand credit in concert were it not for theintervention and encouragement of government. For if banks weretruly competitive, any expansion of credit by one bank wouldquickly pile up the debts of that bank in its competitors, and itscompetitors would quickly call upon the expanding bank forredemption in cash. In short, a bank's rivals will call upon it forredemption in gold or cash in the same way as do foreigners, exceptthat the process is much faster and would nip any incipientinflation in the bud before it got started. Banks can only expandcomfortably in unison when a Central Bank exists, essentially agovernmental bank, enjoying a monopoly of government business, anda privileged position imposed by government over the entire bankingsystem. It is only when central banking got established that thebanks were able to expand for any length of time and the familiarbusiness cycle got underway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central bank acquires its control over thebanking system by such governmental measures as: Making its ownliabilitie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 and receivable in taxes;granting the central bank monopoly of the issue ofbank notes, as contrasted to deposits (in England the Bankof England, the governmentally established central bank, had alegal monopoly of bank notes in the London area); or through theoutright forcing of banks to use the central bank as their clientfor keeping their reserves of cash (a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Federal Reserve System). Not that the banks complain about thisintervention; for it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central banking thatmakes long-term bank credit expansion possible, since the expansionof Central Bank notes provides added cash reserves for the entirebanking system and permits all the commercial banks to expand theircredit together. Central banking works like a cozy compulsory bankcartel to expand the banks' liabilities; and the banks are now ableto expand on a larger base of cash in the form of central banknotes as well as gold.

So now we see, at last, that the business cycle is brought about,not by any mysterious failings of the free market economy, butquite the opposite: By systematic intervention by government in themarket proces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brings about bank expansionand inflation, and, when the inflation comes to an end, thesubsequent depression-adjustment comes into play.

The Ricardian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grasped the essentials of a correct cycle theory: The recurrentnature of the phases of the cycle, depression as adjustmentintervention in the market rather than from the free-marketeconomy. But two problems were as yet unexplained: Why the suddencluster of business error, the sudden failure of theentrepreneurial function, and why the vastly greater fluctuationsin the producers' goods than in the consumers' goods industries?The Ricardian theory only explained movements in the price level,in general business; there was no hint of explanation of the vastlydifferent reactions in the capital and consumers' goodsindustries.

The correct and fully developed theory of thebusiness cycle was finally discovered and set forth by the Austrianeconomist Ludwig von Mises, when he was a professor at theUniversity of Vienna. Mises developed hints of his solution to thevital problem of the business cycle in his monumental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publishedin 1912, and still, nearly 60 years later, the best book on thetheory of money and banking. Mises developed his cycle theoryduring the 1920s, and it was brought to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by Mises's leading follower, Friedrich A. von Hayek, who came fromVienna to teach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n the early1930s, and who published, in German and in English, two books whichapplied and elaborated the Mises cycle theory: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and Prices and Production. Since Mises andHayek were Austrians, and also since they were in the tradition ofthe great nineteenth-century Austrian economists, this theory hasbecome known in the literature as the "Austrian" (or the "monetaryover-investment")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Building on the Ricardians, on general "Austrian"theory, and on his own creative genius, Mises developed thefollowing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Without bank credit expansion, supply and demandtend to be equilibrated through the free price system, and nocumulative booms or busts can then develop. But then governmentthrough its central bank stimulates bank credit expansion byexpanding central bank liabilities and therefore the cash reservesof all the nation's commercial banks. The banks then proceed toexpand credit and hence the nation's money supply in the form ofcheck deposits. As the Ricardians saw, this expansion of bank moneydrives up the prices of goods and hence causes inflation. But,Mises showed, it does something else, and something even moresinister. Bank credit expansion, by pouring new loan funds into thebusiness world, artificially lowers the rate of interest in theeconomy below its free market level.

On the free and unhampered market, the interestrate is determined purely by the "time-preferences" of all theindividuals that make up the market economy. For the essence of aloan is that a "present good" (money which can be used at present)is being exchanged for a "future good" (an IOU which can only beused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Since people always prefer moneyright now to the prospect of getting the same amount of money sometime in the future, the present good always commands a premium inthe market over the future. This premium is the interest rate, andits height will vary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to which people preferthe present to the future, i.e., the degree of theirtime-preferences.

People's time-preferences also determine theextent to which people will save and invest, as compared to howmuch they will consume. If people's time-preferences should fall,i.e., if their degree of preference for present over future falls,then people will tend to consume less now and save and invest more;at the same time,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the rate of interest,the rate of time-discount, will also fall. Economic growth comesabout largely as the result of falling rates of time-preference,which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saving andinvestment to consumption, and also to a falling rate ofinterest.

But what happens when the rate of interest falls,not because of lower time-preferences and higher savings, but fromgovernment interference that promotes the expansion of bank credit?In other words, if the rate of interest falls artificially, due tointervention, rather than naturally, as a result of changes in thevaluations and preferences of the consumingpublic?

What happens is trouble. For businessmen, seeingthe rate of interest fall, react as they always would and must tosuch a change of market signals: They invest more in capital andproducers' goods. Investments, particularly in lengthy andtime-consuming projects, which previously looked unprofitable nowseem profitable, because of the fall of the interest charge. Inshort, businessmen react as they would react if savingshad genuinely increased: They expand their investment indurable equipment, in capital goods, in industrial raw material, inconstruction as compared to their direct production of consumergoods.

Businesses, in short, happily borrow the newlyexpanded bank money that is coming to them at cheaper rates; theyuse the money to invest in capital goods, and eventually this moneygets paid out in higher rents to land, and higher wages to workersin the capital goods industries. The increased business demand bidsup labor costs, but businesses think they can pay these highercost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fooled by the government-and-bankintervention in the loan market and its decisively importanttampering with the interest-rate signal of themarketplace.

The problem comes as soon as the workers andlandlords – largely the former, since most gross business income ispaid out in wages – begin to spend the new bank money that theyhave received in the form of higher wages. For the time-preferencesof the public have not really gotten lower; the publicdoesn't wantto save more than it has. So the workers setabout to consume most of their new income, in short to reestablishthe old consumer/saving proportions. This means that they redirectthe spending back to the consumer goods industries, and they don'tsave and invest enough to buy the newly-produced machines, capitalequipment,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 etc. This all reveals itselfas a sudden sharp and continuing depression in the producers'goods industries. Once the consumers reestablished theirdesired consumption/investment proportions, it is thus revealedthat business had invested too much in capital goods and hadunderinvested in consumer goods. Business had been seduced by thegovernmental tampering and artificial lowering of the rate ofinterest, and acted as if more savings were available to investthan were really there. As soon as the new bank money filteredthrough the system and the consumers reestablished their oldproportions,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re were not enough savings tobuy all the producers' goods, and that business had misinvested thelimited savings available. Business had overinvested in capitalgoods and underinvested in consumer products.

The inflationary boom thus leads to distortions of the pricing andproduction system. Prices of labor and raw materials in the capitalgoods industries had been bid up during the boom too high to beprofitable once the consumers reassert their oldconsumption/investment preferences. The "depression" is then seenas the necessary and healthy phase by which the market economysloughs off and liquidates the unsound, uneconomic investments ofthe boom, and reestablishes those proportions between consumptionand investment that are truly desired by the consumers. Thedepression is the painful but necessary process by which the freemarket sloughs off the excesses and errors of the boom andreestablishes the market economy in its function of efficientservice to the mass of consumers. Since prices of factors ofproduction have been bid too high in the boom, this means thatprices of labor and goods in these capital goods industries must beallowed to fall until proper market relations areresumed.

Since the workers receive the increased money inthe form of higher wages fairly rapidly, how is it that booms cango on for years without having their unsound investments revealed,their errors due to tampering with market signals become evident,and the depression-adjustment process begins its work? The answeris that booms would be very short lived if the bank creditexpansion and subsequent pushing of the rate of interest below thefree market level were a one-shot affair. But the point is that thecredit expansion is not one-shot; it proceeds on and on,never giving consumers the chance to reestablish their preferredproportions of consumption and saving, never allowing the rise incosts in the capital goods industries to catch up to theinflationary rise in prices. Like the repeated doping of a horse,the boom is kept on its way and ahead of its inevitablecomeuppance, by repeated doses of the stimulant of bank credit. Itis only when bank credit expansion must finally stop, eitherbecause the banks are getting into a shaky condition or because thepublic begins to balk at the continuing inflation, that retributionfinally catches up with the boom. As soon as credit expansionstops, then the piper must be paid, and the inevitablereadjustments liquidate the unsound over-investments of the boom,with the reassertion of a greater proportionate emphasis onconsumers' goods production.

Thus, the Misesian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accounts for all of our puzzles: The repeated and recurrent natureof the cycle, the massive cluster of entrepreneurial error, the fargreater intensity of the boom and bust in the producers' goodsindustries.

Mises, then, pinpoints the blame for the cycle oninflationary bank credit expansion propelled by the intervention ofgovernment and its central bank. What does Mises say should bedone, say by government, once the depression arrives? What is thegovernmental role in the cure of depression? In the first place,government must cease inflating as soon as possible. It is truethat this will, inevitably, bring the inflationary boom abruptly toan end, and commence the inevitable recession or depression. Butthe longer the government waits for this, the worse the necessaryreadjustments will have to be. The sooner thedepression-readjustment is gotten over with, the better. Thismeans, also, that the government must never try to prop up unsoundbusiness situations; it must never bail out or lend money tobusiness firms in trouble. Doing this will simply prolong the agonyand convert a sharp and quick depression phase into a lingering andchronic disease. The government must never try to prop up wagerates or prices of producers' goods; doing so will prolong anddelay indefinitely the completion of the depression-adjustmentprocess; it will cause indefinite and prolonged depression and massunemployment in the vital capital goods industries. The governmentmust not try to inflate again,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depression. For even if this reinflation succeeds, it will only sowgreater trouble later on. The government must do nothing toencourage consumption, and it must not increase its ownexpenditures, for this will further increase the socialconsumption/investment ratio. In fact, cutting the governmentbudget will improve the ratio. What the economy needs is not moreconsumption spending but more saving, in order to validate some ofthe excessive investments of the boom.

Thus, w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according tothe Misesian analysis of the depression, is absolutely nothing. Itshoul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conomic health and ending thedepressio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maintain a strict hands off,"laissez-faire" policy. Anything it does will delay andobstruct 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the market; the less it does,the more rapidly will the market adjustment process do its work,and sound economic recovery ensue.

The Misesian prescription is thus the exact opposite of theKeynesian: It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keep absolute hands off theeconomy and to confine itself to stopping its own inflation and tocutting its own budget.

It has today been completely forgotten, evenamong economists, that the Misesian expla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depression gained great headway precisely during the GreatDepression of the 1930s – the very depression that is always heldup to advocates of the free market economy as the greatest singleand catastrophic failure of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Itwas no such thing. 1929 was made inevitable by the vast bank creditexpansion throughout the Western world during the 1920s: A policydeliberately adopted by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mostimportantly by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It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failure of the Western world to return toa genuine gold standard after World War I, and thus allowing moreroom for inflationary policies by government. Everyone now thinksof President Coolidge as a believer in laissez-faire andan unhampered market economy; he was not, and tragically, nowhereless so than in the field of money and credit. Unfortunately, thesins and errors of the Coolidge intervention were laid to the doorof a non-existent free market economy.

If Coolidge made 1929 inevitable, it wasPresident Hoover who prolonged and deepened the depression,transforming it from a typically sharp but swiftly-disappearingdepression into a lingering and near-fatal malady, a malady "cured"only by the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Hoover, not FranklinRoosevelt, was the founder of the policy of the "New Deal":essentially the massive use of the State to do exactly whatMisesian theory would most warn against – to prop up wage ratesabove their free-market levels, prop up prices, inflate credit, andlend money to shaky business positions. Roosevelt only advanced, toa greater degree, what Hoover had pioneered. The result for thefirst time in American history, was a nearly perpetual depressionand nearly permanent mass unemployment. The Coolidge crisis hadbecome the unprecedentedly prolonged Hoover-Rooseveltdepression.

Ludwig von Mises had predicted the depressionduring the heyday of the great boom of the 1920s – a time, justlike today, when economists and politicians, armed with a "neweconomics" of perpetual inflation, and with new "tools" provided by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proclaimed a perpetual "New Era" ofpermanent prosperity guaranteed by our wise economic doctors inWashington. Ludwig von Mises, alone armed with a correct theory ofthe business cycle, was one of the very few economists to predict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hence the economic world was forced tolisten to him with respect. F. A. Hayek spread the word in England,and the younger English economists were all, in the early 1930s,beginning to adopt the Misesian cycle theory for their analysis ofthe depression – and also to adopt, of course, the strictlyfree-market policy prescription that flowed with this theory.Unfortunately, economists have now adopted the historical notion ofLord Keynes: That no "classical economists" had a theory of thebusiness cycle until Keynes came along in 1936.There was a theory of the depression; it was the classicaleconomic tradition; its prescription was strict hard moneyand laissez-faire; and it was rapidly being adopted, inEngland and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accepted theory ofthe business cycle. (A particular irony is that the major"Austrian" propon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andmid-1930s was none other than Professor Alvin Hansen, very soon tomake his mark as the outstanding Keynesian disciple in thiscountry.)

What swamped the growing acceptance of Misesiancycle theory was simply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 the amazingsweep that Keynesian theory made of the economic world shortly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General Theory in 1936. It isnot that Misesian theory was refuted successfully; it wasjust forgotten in the rush to climb on the suddenlyfashionable Keynesian bandwagon. Some of the leading adherents ofthe Mises theory – who clearly knew better – succumbed to the newlyestablished winds of doctrine, and won leading American universityposts as a consequence.

But now the once arch-KeynesianLondon Economist has recently proclaimed that "Keynes isDead." After over a decade of facing trenchant theoreticalcritiques and refutation by stubborn economic facts, the Keynesiansare now in general and massive retreat. Once again, the moneysupply and bank credit are being grudgingly acknowledged to play aleading role in the cycle. The time is ripe – for a rediscovery, arenaissance, of the Mises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It can comenone too soon; if it ever does, the whole concept of a Council ofEconomic Advisors would be swept away, and we would see a massiveretreat of government from the economic sphere. But for all this tohappen, the world of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must bemade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an explanation of the business cyclethat has lain neglected on the shelf for all too many tragicyears.

This essa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aminibook by the Constitutional Alliance of Lansing, Michigan,1969.

與經濟蕭條做鬥爭，最好的辦法就是投身股市，擁抱它而不是逃離它。 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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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蕭條做鬥爭，最好的辦法就是投身股市，擁抱它而不是逃離它。這就是托馬斯·羅·普萊斯的成長感悟。

(轉）成長股之神---普萊斯

  五十年前，華爾街出現了一位證券投資的曠世奇才——洛威·普萊斯。作為當時最大基金的管理者，他對成長性的看重顯得十分另類。他認為，投資者成功的捷徑就是尋找成長性好的行業並長期持有該行業內優秀的上市公司。由於投資業績突出，他逐漸成為偶像級的人物，許多追隨者還成立了一個龐大的組織，他的方法被稱為「洛威·普萊斯方法」，他喜歡投資的股票被稱為「洛威·普萊斯股票」。

　　「洛威·普萊斯股票」的評價標準是：
　　(1)非同凡響的市場和產品開發能力；
　　(2)行業內沒有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3)不受政府的嚴格管制；
　　(4)人力資源總成本極低，但單個僱員待遇較優；
　　(5)每股收益能保持較高的增長率。

　　從這些標準可以看出，這種方法需要經驗、判斷力、對政治的敏銳和普通人的智慧，而不是繁瑣艱難的數字分析，易於被學習和接受。選擇這類股票應注意兩個方面：首先是鑑別某一行業是否正處於成長階段，其次是在這個行業中選擇最有希望的公司進行投資。

　　普萊斯認為，當某一行業開始走下坡路時，一般都會顯示出「槓桿效應」：淨利潤的下降速度要遠快於單位銷售量的下降速度。根據此，他準確地判斷出30年代鐵路行業的衰退；而在「二戰」之前，普萊斯就發現了航空運輸、柴油發動機、空調、塑料以及電視機產業的誘人前景。

　　此外，夕陽行業如果脫胎換骨進入了新的成長期，不管是新產品的開發還是老產品有了新用途，都可以成為投資對象。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成長型股票的價格都已經炒作到非常高的市盈率水平，普萊斯認為市場上已經沒有什麼便宜的成長型股票，投資方向也應當有所改變，於是把資產轉讓給合夥人，放棄了對公司的控制和經營。其私人財產主要投向能夠抵禦通貨膨脹風險的資產，如房地產、自然資源、金銀和債券等，成功地躲過了1973－1974年高價股的暴跌。

　　他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代宗師，不僅在於其探索出了投資成長股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沒有教條地運用這種方法。堅持直覺、尊重現實和靈活應變是投資的最高境界。
　　
　 盯住成長股，在市場恐慌時買入

　　如何才能在市場恐慌時買入？
　　在別人貪婪時恐懼   在別人恐懼時貪婪

　　這句讓大多數投資人聽得耳朵都起了老繭的名言，究竟有幾人能做到？事實上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股市走勢，也沒有人能買到最低點，賣到最高點。所謂抄底逃頂、波段操作是神做的事，而不是人做的事。

　　投資大師對投資機會的嗅覺，就像森林之王對獵物的嗅覺一樣靈敏。巴菲特並不刻意預測股市短期的走勢，他從格雷厄姆那裡學到「別人恐懼我貪婪，別人貪婪我恐懼」的原則，當市場情緒趨於歇斯底里，當股價極度低估或出現泡沫，他有足夠強大的自控力保持客觀理性、獨立思考，有勇氣反其道而行之，實施拿手的「選擇性反向投資策略」。何況他還有一個真正的「安全邊際」，那就是，即使他買錯了，在套牢時，只要他願意，他可以弄到很多錢不斷買入，攤薄成本，這樣一旦股價反轉，他就會大賺。

　　低估就買入，應該說是比較純正的價值投資流派，然而在具體的實踐中，我們遇到幾個問題：
　　1、企業真正的價值，究竟如何體現？
　　2、企業內在的價值，究竟如何評估？
　　3、什麼價格，叫做低估？安全邊際的大小，如何界定？
　　4、買入後繼續下跌，如何處理？
　　5、買少了，快速上漲，如何面對？
　　
　　有這些疑問，我們就無法把投資簡單的理解為低估就買入，因為上述問題不解決，無法踐行「低估就買入」。　　

　　根據我的經驗，解決上述實踐的困難，除了科學的、多維度的估值方法、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研究外，正確理解市場情緒和良好的資金管理，是一個良好的補充。　　

　　銀行、保險類企業的低估值，已經持續了兩年，而中小盤企業的高估值也持續了兩年，那些無法深刻理解市場情緒、缺乏良好資金管理的投資者（包括很多機構），深受其苦。　　

　　在充分享受中小企業成長收益的同時，我們應該深刻認識到，沒有一種投資風格可以持續主導，中國平安再融資的傳聞，成為繼續壓倒其股價的稻草，在我看來，這只是一根稻草而已，打擊投機者的進一步出逃，也令各銀行股遭遇連坐之苦。　　

　　成長型投資是真正的價值投資！　　

　　價值投資注重捕獲兩種機會：一是純價值型價值投資，企業既有價值被市場嚴重低估的機會，十元價值的東西，因為供求關係等原因，打折到五塊錢賣。尤其是指一些成長性不算太好，但因為大環境比如貨幣政策、市場供求關係或宏觀經濟背景的影響而被低估的股票；二是成長性價值投資。企業具備長期價值成長，有可能發展成為大企業的機會，這樣的企業通常容易被高估，但他們幾乎很少有被低估的機會，只有等市場犯錯時，那就是最好的買入良機。中國股市中，有時把股本擴張當成了成長性投資的代名詞。最好是在成長股被嚴重低估的時候買入，並長期持有，這樣既買到好東西，還可節省不少成本，一舉兩得。

 細分的話，這兩種機會是根本不同的。價值低估的機會，實際是一個套利的機會，其所追求的利益也是一次性機會，當企業價值的估值水平恢復到正常時，就可以退出而完成套利操作，本質上這種交易性質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投資，更像是投機，是借用外部環境一個明顯的錯誤而獲利，這種機會不但存在，而且還是週期性地重複出現。這種機會也是可遇不可求，保留一定的現金，其意義之一在於等待和捕獲這種機會。真正意義上的投資，是長期持有具有持續高成長的企業股權，抓住企業的成長機會，這種機會不是僅僅為了獲得一次性的利益，而是且能夠獲得長期的複利，就是所謂的滾雪球。這是價值投資的核心和要點。

　　很多人自命為價值投資者，其實並沒有理解上述兩個機會的意義和差別。錯誤地、不自覺地僅僅圍繞著價值低估打轉轉，對企業成長性認識不深，對成長性的機會重視不夠，所以一直在價值投資的門口轉悠，在價值投資的道旁溜躂，就這樣不知不覺中轉悠、溜躂了四至五年。不是不知道這些道理，而是根本就沒有深刻領會其核心內容，不到山頂就不知道山頂上另有一番好光景。長期成長的企業值得長期投資，首先應該購買成長性，其次才應該考慮購買的成本，絕對不應該在成本因素上打轉轉，結果忽視了成長性，錯過長期持有長期高成長的機會。說通俗一點就是，寧願花大本錢養母雞，也不貪便宜買公雞，必須買會下蛋的雞！買的不是雞，而是雞的生育能力。公雞雖然也是雞，但絕對沒有生蛋的能力，所以就不是購買的對象，買的價格再便宜也是個錯誤，因為你買的東西是你不需要的，並且因此喪失了購買所需東西的機會與本錢。這就是問題所在。過去，的確買了一些被市場低估的股票，也因此獲得了一些套利性差價收益，但這個收益與長期投資成長性企業所可能獲得的收益相比，太微不足道了，真的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研究成長型企業的特徵，尋找成長性好的企業，牢牢抓住成長型企業在成長期的股權，比什麼都強。這是繼續研究其他方面的基礎，不獲得成長型企業的股權，再做別的工作都就失去了意義。很多人欣賞銀行類股票，實際上是看重了銀行類資產被明顯地低估了這個機會，我以為這就是價值投資了，其實僅僅是個套利的機會，比銀行具有成長性的股票很多，相對而言，銀行資產的成長性並不佔優勢，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儘管銀行類股票的套利機會是客觀存在的，但用成長性才是真正的投資機會這樣的觀點衡量，投資銀行未必是最佳選擇。所以，在十二五期間，必須實現投資理念升級與轉型，由單純的價值低估為重點轉向以長期成長為核心，把成長性擺到投資研究與決策的首位。至少要將三分之二的資產投向成長型企業，投資週期至少要穿越36個月（大致1111個自然日或3年）的經濟週期。要淘汰老舊體胖型企業，吸收青少精壯型企業，伴隨成長型企業而成長。發展是企業的硬道理，成長是投資的硬槓槓，保本是交易的最底線。收益是成敗的度量衡。今後就是要在投資實踐中貫徹和檢驗這些認識，要做的僅僅是：發現成長、擁有成長、伴隨成長，忠於成長、享受成長。這是今後五年的基本任務。

　 普萊斯越來越堅信，最好的價值投資方式，找到一個仍處於成長週期內的產業，判定該產業內最具發展前景的公司，並長期持有這些股票。

  與經濟蕭條做鬥爭，最好的辦法就是投身股市，擁抱它而不是逃離它。這就是托馬斯·羅·普萊斯的成長感悟。

  普萊斯總是與大眾投資者選擇不同的做法。無論市場如何風雲變幻，他總是鎮定自若，應付自如。當絕大多數投資者尋求安全的時候，普萊斯尋求增長；當大盤成長股票受到青睞時，他卻轉向小盤股；當各種股票價格走高，他卻開始投資石油、木材等價格低的基礎工業成長股票。普萊斯從不隨波逐流，他游離於華爾街潮流之外，不斷發揮著他的獨創思想。20世紀30年代，他提出了股票成長理論，其中提到的通用電氣公司（GE），布萊克達科公司（Black& Decker）和雅培藥廠（AbbottLaboratories）等等，經過70多年的風風雨雨，已躍身成為《財富》「50強」，他驚人的判斷力可見一斑。

  普萊斯在1937年創立一家三人小店，他的經營策略十分簡單：首先在新興而且有發展的領域尋找合適的公司股票，在階段性底部建倉，如果收益明顯增長就繼續持股，到階段性頂部時拋售。在20世紀30年代，大多數短期資本營運者都受到了熊市和大蕭條的雙重衝擊，購買熱門股票的傳統投資理念已是一敗塗地。

  最大限度地獲得利潤、降低風險的訣竅，就是普萊斯的「成長股票」。在為《巴倫斯》雜誌所寫的文章中，他假定，像人類一樣，公司也有一個明顯的生命週期——成長、成熟、衰落。普萊斯評價說：「當成熟期到來時，風險也會隨著增加。」他的收益主要來源於可口可樂公司、IBM和寶潔公司。這些當時低收益的小公司持續成長，使股利不斷累積。而類似於美國煙草公司這樣收益較好的股票，都被他劃入成熟期。

　　為什麼收益低的股票卻更值得購買？普萊斯認為，收益低的成長股企業雖然並不保證在經濟下降時不受影響,但在接下來的經濟增長中,這些企業能夠更快復甦並成長，因此價格較低的成長股更值得購買。

　　判斷一個公司處於什麼階段是門很深的學問。普萊斯會觀察銷售趨勢、利潤幅度及資本收益率。而這些指標均會受到競爭、專利有效期、管理策略變化及法律等因素的影響。

　　在一本保存了40年的日記中，普萊斯寫到：「沒有足夠的錢付賬、發工資，的確不是滋味。若不是《巴倫斯》雜誌的文章使我們邁向成功，那還會是什麼？」

　　在生意最慘淡的華爾街歲月中，39歲的普萊斯創建了他的顧問公司——普信。他記載道：「或許該死的傻瓜才會冒這種無謂的風險，但我會因為我的努力而感到滿足。如果失敗了，我也無怨無悔。」直到10年後，普信集團才開始盈利。

　　1938年，為了引起人們對企業的注意，普萊斯不顧經濟的嚴重滑坡先後兩次買入股票，但均以失敗告終。創業初期總是困難重重，增長策略比格雷厄姆的廉價資產策略更具冒險性，但挫折並不能打敗樂觀又有點小固執的普萊斯。

　　普萊斯有句名言：「如果你很好的照顧了客戶的利益，客戶就會很好的照顧你。」這一至理名言已經成為普信資產管理公司自1937年成立以來一直貫徹的業務原則。為了招攬客戶，普萊斯想出了新招：為女性準備特殊的盥洗室，裡面有電話、書桌等。這種令人賞識的商業技巧現在仍為許多大公司採用。

　　其實在建立普信之前，普萊斯曾付出了更多昂貴的代價。出身於化學專業的他，第一份工作是藥品試驗。公司的經營狀況不好，後來又發生了罷工，隨後就破產了。他又在杜邦公司做了兩年化學師，之後在一次全公司大裁員中被炒魷魚。此時他發現了自己對金融行業的熱愛，「晚上的全部時間都用來讀金融雜誌了」。普萊斯先後在兩家規模很小的經紀人公司工作了兩年，掙了點小錢去旅遊，沒料到回來之後發現其中一家公司因為投機被關閉了。他回憶說：「我工作過的公司中有兩家失敗了，一家因為缺乏經驗，另一家因為欺騙。這些經歷使我的判斷力更加敏銳，工作更加謹慎、一絲不苟。」

  開創事業的壓力使得普萊斯失眠，但也給了他閱讀大量資料的時間。專業知識同樣派上了用場，他對頗具潛力的化學和航空工業股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和兩個同伴馬不停蹄地奔走，研究考察，以便篩選出好的公司。普萊斯的目標是：四次股票交易中至少有三次是盈利的。超常的技能和埋頭苦幹的工作習慣，幫助他在市場極其蕭條時戰勝困難，為目標而努力奮鬥的決心，也是深思熟慮後的結果。

　　為瞭解決小的信託賬戶資金的統一管理問題，1950年普萊斯開闢了一項全新的業務——T·羅·普信成長股票基金。它的特色是首次將普萊斯成長股票策略對收入微薄的投資者開放，沒有附加費、沒有銷售佣金，卻有百分之一的股票贖回金來鼓勵長期持有。經過時間的驗證，在1984年，共同基金資產首次超過了普信集團的個人諮詢業務收入，隨之而來的迅速增長吸引了大量的養老金基金。T·羅·普信成長股票基金不斷發展、並最終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經營最好的無附加費基金。

　　普萊斯成功的經驗是：客戶對我們的滿意程度等於事實減去期望值。構築的期望值與事實越接近，客戶的滿意程度越高。秉承著普萊斯定下的為客戶服務的宗旨，普信制定了「客戶利益第一，員工利益第二，股東利益第三」的運營理念，並在多次金融風暴和危機中為其客戶提供了優質的投資服務，很好的維護了客戶的利益。比如，普信根據基本面的研究，在科技股泡沫之前的一年就看到了對科技股狂熱追求的不合理因素，從而逐漸減少了對科技股的持倉，並盡力說服其投資客戶採取相同的行動。這種做法在科技股泡沫破碎之前曾遭受到很大的壓力和媒體的批評，但普信的基金經理們嚴格遵照將客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原則，在公司本身的利潤受到影響的情況下堅持自己基本面的分析和結論，最終在科技股泡沫破碎引起市場暴跌的情況下成功保護了客戶的利益。

  任何產業和企業都有生命週期，回報最大、風險最低的持股時機就是起成長初期。而當一家企業成熟以後，投資者的機會就漸漸減少，風險則是逐步上升。

選擇成長股需要著重注意下列幾個問題：

 （1）成長股未必與新經濟產業相掛鉤，成長股也可能出現在傳統行業甚至是夕陽行業裡。在大眾心目中，成長股總是與網絡、IT、生物技術等新經濟產業相聯繫的。但事實上，鋼鐵、石油、汽車、電力、商業等傳統產業領域，也經常出現高速成長的公司。在中國的當前階段尤其如此。普萊斯認為，夕陽行業如果脫胎換骨進入了新的成長期，不管是新產品的開發還是老產品有了新用途，都可以成為成長股的投資對象。巴菲特更是從來沒有染指過新興的科技類股票，但他選擇的也是那些成長性非常優秀的股票，不同的是它們處於傳統行業中。

 （2）成長股未必與高增長行業相掛鉤，成長股也經常出現在增長放緩的成熟行業。當前中國正處在市場爆炸的特殊歷史階段，幾乎各行各業都面臨著市場總量的快速放大，從而表現出行業的高速增長。但是由於行業內的競爭結構問題，我們更易見到的現實是，在行業總量高速增長的同時，行業內的廠商卻因為過度競爭而經營維艱，比如中國的彩電、軟件、旅遊等行業。相反，世界經驗表明，那些增長放緩甚至負增長的行業裡卻往往出現高成長公司，比如快餐和軟飲料行業總量增長幅度很小，但麥當勞和可口可樂卻以其出類拔萃的競爭優勢獲得了企業的高速成長。

 （3）成長股未必與小盤股相掛鉤，大盤股甚至是藍籌股也可能保持快速成長。中國的小盤股公司，大多沒有產業地位、資源優勢和核心能力，成長為大公司的概率不是很大。而中國的大盤股公司，或者經歷市場競爭成長而來，形成了自己的競爭力，或者由具備一定行業地位或資源壟斷優勢的大型國企轉制而來，其中的優秀企業，反而前景更可期。國外的經驗也顯示，大規模未必與高成長不兼容。典型的例子如沃爾瑪，在超大型規模的基礎上依然保持著驚人的成長速度。

 （4）成長股未必與企業的歷史成長速度相掛鉤。中國有很多公司，因為抓住了一時的商業機會而一夜暴發，表現出高成長的歷史紀錄和勢頭。實際上，這些公司的高速成長是一時機會導致的，而不是企業的系統能力和競爭優勢造就的，往往是曇花一現。所以，選擇成長股，要謹防被過往成長的歷史假象所迷惑。

  如今，成長股投資已經成了市場共識，甚至成了投資者人人高喊的口號和下意識趨之若鶩的本能。然而，在群氓市場裡，究竟有多少投資者真正理解成長股投資的本義，又有多少投資者真正具備識別成長股的慧眼呢？

  如果不考慮對群氓心理的借勢和利用，理性的結論應該是：投資者需要重視成長股投資，但必須破除成長性崇拜。首先，必須區分創造價值的公司成長和不創造價值的公司成長。成長性本身是沒意義的，關鍵在於成長是否意味著經濟利潤或EVA的增加。其次，需要十分講究市場估值的時間差，只能買進那些未來成長尚未被貼現進市價的成長股。不能不顧價格高低，凡是成長性股票就買進。最後，企業成長是有極限，不要一味地追求企業成長。投資者隨時都要有清醒的意識，即公司高速成長本身或許就同時意味著高速地奔向毀滅。巴菲特對此就極其清醒，他說：「在一個有限的世界裡，高增長率必定自我毀滅。如果這種增長的基數小，那麼在一段時間內這條定律不一定奏效。但如果基數膨脹，那麼機會就將結束：高增長率最終會壓扁它自己的支撐點。」總之，成長股投資並不能唯成長即投資。

國務院參事夏斌：中國經濟可能陷入嚴重蕭條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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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業一片蕭條 風潮一口氣開八間專屬店 他把非主流音樂做成億級公司

2015-07-27  TCW

無懼蕭條大環境，無懼國際大廠，他們的專輯銷量與數位音樂產值不減反增，以「做好音樂的信念」堅持二十七年，從負債五百萬元到「億級公司」，風潮音樂是如何找出活路？ 撰文•林惟鈴 正當唱片行一家一家從街頭巷尾消失，當唱片公司不斷地縮減規模，往經紀演唱方向轉型，風潮音樂逆勢而為，短短三年內，在全台開出八個專屬賣場，而且近三年營收皆達億元，成為數位音樂橫掃傳統唱片後，難得一見的贏家。 走過台北市華山文創園區的大草坪，順著一旁木梯往上爬，隨即傳來節奏輕快、鳥鳴啾啾唱和的音樂，為難耐的酷暑澆上一股清涼。走入店裡，映入眼簾的大樹，綠意盎然，這裡是風潮在二○一三年打造的六十五坪旗艦賣場。 「這個賣場花了上千萬元的裝潢，我預計六年才能回收成本。」風潮音樂總經理楊錦聰說。除了本業穩定賺錢，足以提供他慢慢磨的財力外，最重要的還是他對音樂的熱愛，不僅讓風潮音樂六度入圍美國葛萊美獎，更成為戰勝現實的最大本錢。 合作逾四年的華山文創園區營運長李正芳，也被楊錦聰這份決心感動，將協助在一樓設立販售據點，增加曝光率。 不攻主流市場 靠宗教、心靈音樂奠利基 「風潮就是要走進生活，讓音樂成為每個人的朋友。」在這個旗艦賣場裡，楊錦聰打造一個全新的音樂服務體驗環境。 這裡設置獨立座位，座位旁有平板試聽音樂；而展演空間盡頭是三角錐外形的「音樂靜坐金字塔」，供民眾預約體驗，藉由音樂與磁場，只需十分鐘便能感受身體明顯放鬆。工研院量測中心研究顯示，聆聽風潮的紓壓音樂，能降低緊張與專注的腦波，幫助情緒平衡。 文化部統計，實體唱片銷售金額在一九九七年將近一二三億元，到了二○一三年，卻大幅萎縮剩不到十分之一，但風潮年年成長，年營收晉升到「億級公司」。 華山旗艦店預計六年回收，但同一年設立松菸生活館，一年多來，已經開始賺錢，目前已將裝潢費用成本回收。 風潮音樂的前身是音樂中國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楊錦聰從員工變老闆接手經營時，公司負債五百多萬元，他向父母、鄰居借錢，幾乎是「傾家蕩產」地投入。 九○年，風潮推出中國梵樂專輯，時值慈濟、佛光山與法鼓山崛起，在佛教音樂熱賣下逐漸站穩腳步。 跳脫流行音樂的激烈戰場，風潮在宗教、心靈類等非主流音樂扎根，闖出一片天。就拿兒童音樂為例，合作八年的製作人謝欣芷認為，傳統的兒童音樂已不合時宜， 本著自己的專業，主動向風潮提案，「他們當初也是在賭。」○七年正逢國內興起鄉土教育，第一張台語童謠頗受好評，第二張國語童謠《幸福的孩子愛唱歌》也熱 銷，八年來推出四張專輯賣出十萬張，加上今年在北中南舉辦八場兒童音樂會，每場約三五○人，票不到一個月就賣光了，八年前做對的事情，沒想到今年還持續發 酵。 此外，風潮音樂總監吳金黛與荒野專家合作，實地走訪大自然，耗時五年製作《森林狂想曲》，從九八年推出至今熱賣二十萬張以上。 不打價格戰，只求價值鐵粉求上架 蘋果也闢專區○九年至一三年，風潮受到數位音樂衝擊，營收下滑，楊錦聰為了做出自己的價值，堅決不跟進「紅標配綠標」的促銷戰，還因此被玫瑰與大眾唱片行抵制兩個月。「最後是消費者救了我們。」楊錦聰說。 這群多介於二十到五十歲的消費者，紛紛打電話給唱片行，反映買不到風潮唱片，逼得通路只得重新上架。 促銷活動結束，當初加入戰局的專輯乏人問津，反倒是風潮專輯從當時一張三五○元變成三八○元，到今年的四四○元，價格不斷上漲，仍非常受歡迎，蘋果iTunes的數位娛樂媒體資料庫，甚至為風潮成立音樂專區。 除了力抗價格戰維持專輯價值外，楊錦聰觀察到數位的產業趨勢，決定做出新嘗試。首先，他與YouTube合作，營運模式就是拆分廣告費與授權收入兩種。如 果有人上傳影片，未附上音樂屬於風潮版權所有，YouTube可偵測辨識出來，幫助風潮管理版權，雙方可拆分廣告收入，風潮也得以擴增財源。 「風潮很願意嘗試新東西。」謝欣芷強調，像是近期推出的「數位音樂卡」，設計初衷是當你收到生日卡片時，上面有朋友送你的三首歌，相當貼心。原理就是卡片 附上QR Code（二維條碼），收到卡片的人可以掃描上網到專屬平台，下載三首完整歌曲，「裡面有我的創作喔！」楊錦聰得意地微笑。 若與餐廳合作，可將卡片送給顧客當成紀念品，音樂下載平台下方橫條可供業者置入訊息或優惠情報，即使顧客離開店家，還能藉此與店家產生連結，增加下一次消費機會。 楊錦聰表示，一四年實體專輯銷量占營收七成、數位音樂達兩成，而授權收入則占一成。今年數位音樂營業額則預計有三○％至四○％的增幅，光是今年五月，串流音樂的YouTube瀏覽數就突破數千萬次，為營收添柴火。 為了抓住時代脈動，突破伴手禮只能送鳳梨酥的迷思，風潮推出音樂伴手禮，精選具有台灣文化內涵的音樂，包裝用本土繪畫家的作品，並附贈新北坪林的有機茶葉，讓禮品同時將台灣文化送出國。 而在台南的十鼓文創園區，結合天空步道做出「天車」，民眾可化身為跳芭蕾舞的娃娃，進行兩分鐘的真人音樂盒體驗。下來後，可購買實體的「手搖音樂盒」，內 附三首樂譜與打洞器，除了享受已付清詞曲使用費的歌曲，也能自己創作曲調 ，推出至今，熱銷五千套，「相當於賣出三萬張專輯。」楊錦聰說。 此外，風潮利用鐵管創造出音樂互動樹「會唱歌的樹」，每片樹葉收錄不一樣生物的鳴叫聲，可讓多人拍打樹葉合奏，每到整點，還有不一樣的生物報時，這是吳金黛花了一年時間收音、編輯的創意成品，讓音樂體驗真正走入生活。 不拘泥音樂體驗形式 藉文創產品行銷台灣文化 「以前聆聽音樂，是人和音樂家接觸，二十世紀則是人和機器接觸，現在隨著演唱會興起，又重回現場體驗！我們也在努力建構出比較好的音樂presentation（展演）。」吳金黛說。 引進日本心靈音樂的金革唱片研展企畫處經理高浩涵，也認同風潮在開發音樂應用的努力，認為此舉能加強音樂在民眾心中的存在感。 談到未來的目標，楊錦聰說，公司不會上市櫃，因為風潮還是會持續做很多「重要但卻不會賣座」的音樂專輯，如原住民音樂、福佬系歌謠、南北管等，他也計畫將目前經營的生活館模式擴張西進。 「楊先生（楊錦聰）很願意根據員工的興趣適材適用，那是一種成全，在這種環境裡互相成全。」跟著風潮一起走過二十年寒暑的吳金黛說。在這種情境下創作，可以將每個人的能量發揮到極致，自然創造出最大的價值。 風潮對社會人心的關懷，也不落人後。六月底發生八仙塵爆案，風潮免費提供大自然水流聲及心靈音樂，期待透過音樂的療癒力量，陪伴患者、家屬及醫護人員度過艱難時刻。 不斷提升音樂價值，希望音樂成為每個人的朋友，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有音樂陪伴，風潮的初衷，就像楊錦聰大三在日記本寫下的「我這輩子，一定要從事音樂工作」，堅定而不悔。 風潮音樂 成立時間：1988年 負責人：楊錦聰（圖） 資本額：3500萬元 主要業務：產銷身體工房、心靈等類型音樂成績：六度入圍美國葛萊美獎 九次獲美國獨立音樂獎 風潮音樂的創意煉金術 1. 冷門賣得更久 多方嘗試非主流領域，從宗教、原住民到兒童鄉土音樂，不打價格戰，堅持專輯價值。 2. 擁抱數位平台 與iTunes、YouTube平台合作，分授權收入與廣告拆分兩種模式。另結合數位明信片與音樂，推出「數位音樂卡」。 3. 跨足文創禮品 開發音樂伴手禮、手搖音樂盒等文創商品，讓音樂融入生活。

ＧＤＰ保二破功 國內百業蕭條可比金融海嘯

2015-08-24  TWM

八月十四日，主計總處大幅調降今年經濟成長率至一．五六％，保二破功。細部分析，更加驚恐的是今年第二季台灣「百業蕭條」程度，堪比○九年金融海嘯時期。 國內生產毛額的組成共分為十三種行業，在○九年，這十三個行業之中有八個出現衰退，此後數年衰退的行業數約莫都在二到四個之間，至今年第二季，七個行業同時衰退。 七個悲情產業，包括被列在「工業」大項之下的五個次產業，也就是，「工業」在第二季全線失守；此外，服務業中的「批發零售」和「其他」亦見衰退。值得注意 的是，依主計總處統計自○八年以來資料，「其他」是從未衰退的行業項目，即使在○九年都還有○．五％的成長率，今年第二季卻出現○．二三％負成長。 所謂「其他」，含括餐飲、住宿等多種服務業，與市井小民息息相關，其生產毛額是十三種行業當中第三大，而依據一三年資料，其受雇員工數占國內整體服務業三六％以上。 主計總處對本季經濟表現的形容是「外冷內溫」，「形容內部溫，是有點溢美」，前台灣經濟研究院第六所所長楊家彥表示，台灣的內在經濟體質，恐怕遠比官員想像的悲觀。 （蔡曜蓮）

音樂產業難掩蕭條，為什麽音樂節卻越來越火爆？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853

2016年1月1日，深圳，深圳跨年迷笛音樂節現場。（視覺中國/圖）

五一又至，盡管“黃金周”縮水成了“小長假”，但是不減人們出行的熱情。避開人山人海的旅遊景點，全國各地的文藝青年競相奔赴搖滾現場，開啟一年一度的朝聖之旅。

今年五一，除了迷笛與草莓兩家老字號雷打不動開張迎客之外，鎮江的長江國際音樂節請來了後街男孩坐鎮，青島藏馬山藍莓音樂節因其海濱氣質獨樹一幟，古城洛陽也來分一杯羹，糖唐音樂節遙相呼應。不知不覺中，音樂節早已成為假日經濟當中不可或缺的產業大蛋糕。

據《好奇心日報》報道，2015年12月份，草莓音樂節的主辦公司摩登天空，獲得了來自複星旗下複娛文化的 B 輪融資，這一輪融資采取了1.3億元現金再加未來 30 億元投資計劃的形式。而在摩登天空所有的業務中，最有價值的部分還是以草莓音樂節為代表的現場演出業務。

賣唱片一度是音樂行當的主流商業模式，然而，在轟轟烈烈的數字洪流面前，唱片產業早已大廈將傾。唱片公司的收入多年不再增長，反而是像 Live Nation 這樣的現場演出公司以每年 10% 左右的速度在擴張。音樂人也不再能夠從唱片中賺到錢，演唱會的票房收入可以占到音樂人總收入的 70% 以上。

音樂現場逆勢飛揚的因由，與郭德綱倡導的“回歸劇場”理論異曲同工。大眾傳媒的技術進步，使得一口金嗓傳遍千家萬戶成為可能。越多的受眾聽到單個個體的聲音，意味著越多的人沒見過歌手真身，也就有越多的人原意付出相應費用近距離一睹真容。反之，如若不能被媒介指數級傳播，想看“你”唱歌的人，只能是親戚、朋友、同學這些個人際物理交往圈。

傳統的“賣一張專輯收一張專輯錢”的商業模式，一定程度存在著阻礙明星增加曝光率的弊端。（所以蘋果商店一首一首賣歌的變現手法存在天然缺陷，並不能代表音樂產業的未來。）

到了數字音樂時代，音節的傳播介質變得空前便捷，億萬網民聽到“好聲音”的代價大大降低，聽眾基數這一分母的大爆發理論上拉低了能夠買得到現場門票的概率。相應的，明星演唱會的價碼更加水漲船高。

事實上，早期德雲社就是通過互聯網的傳播才名聲鵲起的，成名成角之後，郭德綱、嶽雲鵬也上電視露臉，但主要作用是為了增加曝光率，德雲社的核心業務仍然是天橋、鼓樓劇場全年不休的商演。

如今，唱片公司有了轉變為經紀公司、演出公司的傾向，早已喪失重金打造“原創大碟”的動力，相較而言，他們更願意發成本低見效快的EP。甚至，為了推出一首金曲，主動踏上網絡盜版、免費試聽的模式，以加強傳播率，擴大樂迷分母基數，再從走穴中收回投資。

據《財經天下》報道，2014年，在北京、上海聯合舉行的草莓音樂節上，三天內有26萬人參加，公司營收在4000萬到5000萬元之間。2014年摩登天空營收約為2億元，2015年則為3億—4億元，沈黎暉預估2018年之前營收將達到10億元。

事實證明，音樂節是門一本萬利的好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