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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你的朋友，但要更接近你的 敵人。」這是電影《教父Ⅱ》裡，教父所說的經營之道。
台灣與中國大陸間貿易，常有人主張不可與敵人太接近，不過歷史上有些小國，卻正是靠著「更接近敵人」，與意識形態南轅北轍的敵人往來而致富，並找到生存之 路。北歐國家芬蘭就是如此。
芬蘭東邊有個傳統大國俄羅斯，歷史上芬蘭一直扮演著「基督教文明抵抗俄羅斯」的第一道防線。二十世紀時，芬蘭曾和蘇聯進行過兩次戰爭，芬蘭付出了極慘痛的 代價，這使得芬蘭開始重新思考國家的定位：即使再不喜歡蘇聯，搞對抗對芬蘭也絕沒有好處。
芬蘭：對蘇聯友好 以消費品交換，取得石油和天然氣
一九五六年，吉科寧（Urho Kaleva Kekkonen）當上芬蘭總統，他一開始是強烈的「反蘇派」，但隨著國際情勢變化，以及見到芬蘭與蘇聯對抗後的下場，他開始主張採取對蘇聯謹慎而友好的 策略。吉科寧當了二十五年的總統，他讓芬蘭成為「東西方的橋樑」，一方面對蘇聯友好，另一方面也維持和歐洲國家的經濟關係。
當時芬蘭曾與蘇聯簽訂了「蘇芬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裡面規定許多蘇聯對芬蘭的「權利」，這個條約無疑是屈辱的。當時在文明精神上與芬蘭更接近、也有實力對 抗蘇聯的國家，只有美國。然而美國實在太遙遠了，芬蘭也曾經期望借重德國的力量來對抗蘇聯，結果以慘敗收場。
就是這些現實，讓芬蘭不得不走一條看起來有點屈辱的外交道路，「不要激怒蘇聯」成為芬蘭國家最高指導原則。畢竟對芬蘭來說，近鄰（蘇聯）的友好，比遠親 （美國）的麵包更重要。雖然這不符合主權國家的尊嚴，但它卻避免了芬蘭步入像波羅的海三小國被蘇聯合併的命運。
芬蘭對蘇聯的友好，使得芬蘭可以輕易從蘇聯取得石油、天然氣，以交換芬蘭生產的消費品，蘇聯占芬蘭的貿易總額約一五％至二○％。
同時，芬蘭也不單蘇聯這張牌，它並未放棄與西歐國家發展經貿關係，雖然此舉為蘇聯所不樂見，但因為芬蘭已經得到蘇聯的信任，蘇聯並沒有公開反對芬蘭的經濟 與西歐走得更緊密。
冷戰結束蘇聯垮台，芬蘭來自蘇聯的安全威脅也下降，除了繼續安撫俄羅斯外，它也全力加入歐盟。芬蘭靠著「謹慎」與「克制」，拋開意識形態的束縛，和巨人做 生意，讓國內得以和平發展，投入高等教育，締造了自身的繁榮。最後，芬蘭終於撐到了身旁巨人的倒下。
這個「不激怒強鄰，和強鄰做生意」的策略，是芬蘭從歷史的痛苦經驗裡學來的。這也是芬蘭給那些身旁有強大國家的小國，最值得借鏡的一點。
威尼斯：和異教徒做生意 布局三角貿易，變中世紀商業王國
對資源貧乏的小國來說，除了拋開意識形態束縛、不惜與敵人做生意外，更需要開放才有活路，中世紀的商業王國威尼斯共和國（Venice）就是如此。
威尼斯位在義大利半島附近、亞得里亞海北端，它從事的是「三角貿易」：先到富有的伊斯蘭沿海城市，取得埃及和敘利亞的金幣，換取拜占庭絲綢，再轉運到西歐 出售。
在基督教與伊斯蘭這兩大敵對文明間進行貿易，對信仰基督教的威尼斯商人一點困難也沒有。儘管和「異教徒」貿易，被當時在文化上更接近威尼斯的羅馬教皇及東 羅馬帝國反對，但威尼斯人卻一直在進行。因為貿易背後利潤極高，只要顧客付得起錢，他們信什麼教都沒關係。
威尼斯不受意識形態束縛而做貿易起家，享受了數百年的繁榮，但後來卻犯了商業王國最嚴重的錯誤——封閉。
從十六世紀開始，威尼斯的開放態度開始大轉變，例如對待同樣貿易夥伴的日耳曼商人，威尼斯用集中隔離的方式來限制這些外商的活動，同時也禁止自己商人去日 耳曼直接交易。
因為這種封閉心態，倫巴底商人、日耳曼商人都陸續離開威尼斯，威尼斯把這些貿易夥伴都推給對手，讓對手壯大，自己卻得不到好處，開始走向沒落，這個商業城 市王國的繁榮也就結束了。
開放不只意味著自己走出去，同時也要讓別人走進來，這當然還要包括容忍那些意識形態不同的人，史上做得最好的小國之一，就是荷蘭。
荷蘭：接納外來移民 靠多元種族，促進經濟與文化繁榮
中世紀時，比利時的安特衛普相當於當今的倫敦或紐約，是歐洲繁華的中心。但十六世紀，安特衛普落入西班牙之手，開始肅清異己，大批手工業者、商人、銀行家 逃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在阿姆斯特丹，宗教寬容對任何人都有效，不管是工人、商人或逃亡者，都可以來這裡，不少學者因此避居荷蘭，因為阿姆斯特丹的開放與寬容，十七世紀成為荷蘭 文化的鼎盛時期，也帶來財富與繁榮。
芬蘭、威尼斯、荷蘭，都是小國拋開意識形態、走向開放而致富的例子。如果芬蘭無法拋開意識形態糾葛，全力和蘇聯對抗；或威尼斯拘泥於宗教情懷，不與異教徒 往來；或是荷蘭強調「本土化」，排斥外來移民，這些國家都不可能致富。
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在《小國崛起》一書中所說，既然小國玩不起大國的軍事遊戲，那麼就只能「以商立國」，但小國必須不被意識形態左右。對小國來說，是否 要用貿易「更接近你的敵人」，芬蘭、威尼斯與荷蘭的歷史提供了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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