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梅耶爾的9條創新原則：創新需要約束

梅耶爾現年37歲，擁有豐富的行業經驗，多年來一直負責谷歌最具人氣產品的外觀和體驗等項目，最近還負責了谷歌的地理位置和本地化服務等，主要管理谷歌公司1000多名產品經理。同時，梅耶爾還是谷歌運營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也是谷歌重要的資深高管。

四年多以前，即2008年2月19日，美國知名商業雜誌之一《Fast Company》網站曾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了時任谷歌搜索產品與用戶體驗副總裁梅耶爾的9條創新原則。作為谷歌的第20名員工以及長期負責核心業務的高 管，梅耶爾正是憑藉這9條原則引領谷歌發展成為全球最知名的互聯網企業之一。

以下是梅耶爾的9條創新原則：

1、持續創新，而非一步成型

「有兩種不同類型的程序員。一些人喜歡連續幾個月，甚至連續幾年編碼，並希望自己能夠開發出完美的產品。這是一種城堡建設法。很多公司喜歡這種方 法，蘋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你做對了，開發出一款完善的產品，那麼你會令全世界感到驚嘆。但問題在於，如果你做錯了，你花了5年時間、耗費100名 人力開發的產品不受市場歡迎，那無異於一記重擊。也有一些人傾向於邊開發、邊完善。這正是我們的做法，即我們的『迅速、頻繁發佈』戰略。向人們灌輸我們文 化的最難之處就在於，有的工程師向我展示產品原型，我也很喜歡，但他們卻說，『哦，它還沒有完成，還不符合谷歌的標準，還不像是一款谷歌產品』。他們想使 用城堡建設法，添加所有的功能，使之成為完美的產品。而我告訴他們，『谷歌產品應當是儘早進入谷歌實驗室，然後不斷完善，吸納市場需求的元素，並使之成為 偉大的產品』。這種實驗方法的好處在於，你永遠不會遠離市場需求，市場會把你拉回來。」

2、創意無處不在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內部候選名單，所有人都可以提供創意，並且可以看到這個名單。這就像一個投票箱，人們可以表達他們對這個創意的觀點。正是這些觀點引出了新的創意。」

3、追逐夢想的權利

「從2000年左右開始，我們就允許工程師將20%的時間用於研究他們喜歡的任何項目，我們相信他們一定能創造出有趣的產品。911事件之後，一位 名叫克里什納巴拉特(Krishna Bharat)的研究員每天在10到15個新網站上查找關於這起事件的信息。他就想，我為什麼不能編寫一個程序來做這項工作呢?因此，這位人工智能專家通 過網絡爬蟲來抓取文章。隨後，他將這些內容通過電子郵件傳回公司。我和辦公室的一位同事都收到了這些內容，並很喜歡這種做法，『這不僅僅是克里什納的一個 好東西，我們可以添加更多的來源，並將其打造成一款優秀的產品。』這就是谷歌資訊(Google News)的來源。克里什納並無意開發這樣一款產品，但他無意中給我們提供了創意。我們允許工程師將20%的時間用於研究他們喜歡的任何項目，我們相信他 們可以創造出有趣的產品。」

4、調整產品，而非封殺它

「谷歌CEO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這樣對我說：任何能夠進入谷歌實驗室的項目，從核心上看在其它方面也一定有可取之處，即便市場對此沒有反饋。我們的工作就是將產品轉化得符合市場需求。」

5、儘可能多地分享信息

「人們會對我們內部網MOMA上的海量信息感到驚嘆，因為整個公司分享的信息非常多，員工們可以知道公司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哪些是重要的。我們還 有一些從事Snippets的人。每週一，所有員工都會發一封電子郵件，裡面有五到七個要點，介紹他們上週的工作。作為一家搜索公司，我們將所有郵件納入 一個巨大的網頁，然後提供索引。如果你想知道誰在從事地圖研究，那麼就可以搜索到。這使得我們可以在全公司共享自己知道的信息，並減少重複。」

6、用戶，還是用戶

「我過去這樣說這句話：『用戶，而非金錢』。我們堅信，如果我們專注於用戶，金錢會來的。在一個真正虛擬的業務上，只要我們取得成功，人們就會通過訂閱的方式為此付費。只要擁有足夠多的用戶，廣告商也會願意付費資助這個網站。」

7、數據遠離政治

「我遇到過其他公司負責設計的人員，他們總說，『設計是公司最具政治性的領域之一，有的設計師喜歡綠色，有的設計師喜歡紫色，那麼誰的設計方案會被採納?誰與老闆關係好，誰的設計就會被採納。』」

「有些公司認為設計是藝術，而我們認為設計是科學。誰的設計方案最受歡迎，或者你更傾向於哪種美感並不重要，這全靠數據說話。進行一次1%的測試 (即在1%的用戶中進行測試)，哪些設計在兩週時間內獲得最佳的用戶反饋，我們就推出哪項設計。我們有一個學術氛圍非常好的環境，可以一直進行這些測 試。」

「我們可能會在實時流量中進行50到100項測試，每項測試的默認數據來決定設計成果。我們一直通過這種方法嘗試不同的方案。」

8、創新需要約束

「這是我最喜歡的觀點之一。人們總認為，創新就需要毫無約束，但工程師在有約束的情況下更能進步。他們希望這樣評論自己的創意：『我們知道你說這不可能，但我們仍然要這樣做，直到成功。』」

9、你很優秀?我們正在招聘。

「當我還是斯坦福大學一個快樂的學生時，我在計算機科學系的樓上看到一家公司傳單上的這樣一則口號。這則口號讓我停下來大笑。幾個月以後，我開始在 谷歌工作，工程師們被要求為招聘工程師而撰寫宣傳語。我們進行了一次比賽，我寫了『你很優秀?我們正在招聘。來谷歌吧。』這則廣告語的點擊率相當於其他廣 告語的八倍。」

「現在谷歌的員工數量已經相當於我進入谷歌時的一千餘倍，這令我感到驚訝。不過更重要的是那些沒有改變的東西，即來這裡工作的人們的類型，以及他們 喜歡的工作類型。這與我們這些谷歌的前20名員工幾乎完全相同。這就是公司文化中願意解決重大問題、願意為世界做貢獻、堅信我們可以在堅守標準和價值觀的 前提下建立成功企業的元素。」

「如果我是一位企業家，我想要創辦一個關於支付系統的網站。哦，谷歌開發了Checkout支付服務。我想要一個地圖功能，哦，谷歌開發了谷歌地圖。那麼，我需要廣告。谷歌有AdSense服務。我需要用戶名和密碼認證系統，我們有了谷歌賬戶。這比從頭創業要容易得多，這正是我們保持創新的方式。我們會不斷吸引企業家加盟，他們會說：『我有一個創意，我可以前往谷歌，在一個月內展示這個創意，並在六個月內推出產品』。」

銀行資本新規起步 加強約束追求效益

　　2012年6月，中國銀監會制定了《辦法》，全面引入巴塞爾III確立的資本質量標準及資本監管最新要求，涵蓋了最低資本要求、儲備資本要求和逆週期資本要求、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要求等多層次監管要求。

　　12月7日，銀監會發佈了《關於實施<資本辦法>過渡期安排相關事項的通知》，為進一步減緩商業銀行實施《辦法》的壓力，對儲備資本要求（2.5%）設定六年過渡期：2013年末，儲備資本要求為0.5%；其後五年，每年遞增0.4%。到2013年末，對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分別為6.5%、7.5%和9.5%；對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分別為5.5%、6.5%和8.5%。

　　目前中國銀行業核心資本的質量雖高，但二級資本合格工具和補充渠道太少。各家銀行還是在2012年底再度展開賽跑，以補充二級資本。

　　11月15日，中行和建行同時收到獲准發行次級債的批文，中行230億元、建行400億元。此前,農行董事會剛剛通過發行500億元次級債的計劃。工行則搶在年中發行了200億元次級債。銀監會負責人要求，銀行要努力加強內源性資本補充，自上而下推動資本工具創新。銀監會近日發佈《關於商業銀行資本工具創新的指導意見》，明確了合格資本工具的認定標準，要求商業銀行發行的非普通股新型資本工具應通過合同約定的方式滿足認定標準。銀監會國際部副主任王勝邦告訴財新記者，監管部門的基本思路是鼓勵銀行走內源性擴充核心資本、控制資產規模的轉型之路，而非一味尋找補充二級資本、規避資本監管的套利空間。

　　資本新規帶來的也不全是衝擊。根據監管新規，商業銀行對操作風險的計量有多種方式，其中較為靈活的是高級計量法，一位財務條線的銀行高管認為，銀行量體裁衣的空間會增加。對一些銀行而言，甚至可以通過採取不同的計量方式，提高資本充足率。

　　銀監會負責人指出，各銀行要加快完善內部治理架構、風險管理機制與資本管理機制，制定與資本佔用掛鉤的考核評價機制，改造信息系統。熟悉監管思路的知情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現在一些銀行資產規模擴張過快，但擴張速度與管理能力不匹配，新規就是要通過資本約束，讓其從對規模的追求轉向對效益的追求。

M2亂竄引起李克強過問 銀監會約束存款“沖時點”難治本

M2數據失真引起中國領導人過問，銀監會等管理機構近日為此出臺新規，加強管理銀行的存款偏離度。分析人士認為新規“治標並未治本”，銀行可能提前沖存款化解監管，存貸比的剛性約束未除，還可能激化融資難。（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商業銀行存款“沖時點”問題由來已久，今年上半年表現也十分明顯。存款月末沖高、月初回落，月末存款偏離度較高，季末尤為突出。路透由銀行業業內人士處獲悉，李克強總理曾在某次高層會議上過問沖時點導致的M2增速上下亂竄、以至失真的問題。

日前中國銀監會、財政部、中國央行聯合發布通知，要求商業銀行加強存款穩定性管理，完善績效考評體系，約束月末存款“沖時點”行為，月末存款偏離度不得超過3%。

所謂存款偏離度指標，是指各項存款余額/日均存款余額-1，用來測算存款的波動性，屬於銀行主要經營狀況指標之一。上述通知要求設置月末存款偏離度指標，即(月末最後一日各項存款-本月日均存款)/本月日均存款×100%，明確該項指標不得超過3%。

雖然存款“沖時點”已得到高層重視，並出臺規定加強管理，但分析人士認為，適時適度放開、甚至取消存貸比考核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銀監會在新規中列出“八不得”，要求商業銀行不得運用高息攬儲吸存、非法返利吸存、通過理財產品和同業業務倒存、以貸轉存吸存等八種手段違規吸收和虛假增加存款。

銀監會新規規定，對於月末存款偏離度超過3%的銀行，自下月起連續暫停準入事項三個月以上；對於一年之內月末存款偏離度兩次超過3%的銀行，適當降低其年度監管評級。

國信證券固定收益團隊認為，即使加強銀行存款偏離度管理，恐怕也無法平抑季度末貨幣市場利率高企的波動，因為以往拉存款白熱化的時點是月末，新規將導致導致銀行大幅增加存款的時間段提前，如前兩周就主動拉存款。國信指出：

“從本規定來看，沒有降低利率波動（只是將其前置或延長），而且令沖存款的難度加大，在存貸比剛性約束下，反而可能導致融資更難獲得。”

中金債券團隊也認為，銀行只要稍微提前沖存款的時點就可化解上述監管。破除陋習應改變銀行對存款的依賴性，比如放松存貸比指標的約束或者放開存款上限。

由於今年銀行分支行普遍未完成放貸和存款的業績指標，中金預計，短期來看9月末可能仍是銀行沖存款的關鍵時點。

鑒於目前資金格局較不均衡，主要資金融出方集中在政策性銀行，中金建議，投資者仍需提防9月末流動性沖擊，如果疊加IPO沖擊更要提防。其報告指出：

“9月份是成皇敗寇的關鍵，因此我們的草根調研顯示不少銀行分支行仍有較強的準備在9月份沖存款的沖動，而沖動是魔鬼。”

日本外相稱中日四點共識不具約束力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有關日中兩國7日發表的四點共識，日本外相岸田文雄13日在參院外交防衛委員會上表示：“這是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只是總結了日中之間取得一致的內容，並不帶有國際承諾。”他同時表示，“（該文件）是日中磋商的結果，應該得到尊重。”

文件中記錄了日中有關釣魚島（日方稱尖閣諸島）局勢和歷史問題達成的共識，由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與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在7日淩晨的會談中匯總而成。岸田表示並未在文件上簽字。

圍繞釣魚島問題，岸田重申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關於不存在領土問題的立場沒有變。關於文件中提到的日中之間的“不同主張”，岸田舉出了中國公務船駛入釣魚島周邊日本領海、中國在東海進行海底鉆探的例子。

上周五，中日雙方剛剛就處理和改善中日關系達成四點原則共識：

一、雙方確認將遵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各項原則和精神，繼續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系。

二、雙方本著“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就克服影響兩國關系政治障礙達成一些共識。

三、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島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同意通過對話磋商防止局勢惡化，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態。

四、雙方同意利用各種多雙邊渠道逐步重啟政治、外交和安全對話，努力構建政治互信。

四點共識之後中日首腦也時隔數年首次舉行會見，給冷凍多時的中日關系帶來了新的期望，但日本外相的發言顯示出中日圍繞“四點共識”解釋的對立已經顯現。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企業用工靈活性面臨勞工約束

最近幾個月，媒體報道了一些政界與學界人士對《勞動合同法》的批評。這些報道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勞動合同法》對勞工過度保護，損害了企業的用工靈活性。

《勞動合同法》確實對包括用工靈活性在內的企業用工權進行了限制。但在筆者看來，真正限制企業用工靈活性的，不是《勞動合同法》的條文，而是勞動力市場上供(勞工)求(企業)雙方的博弈。

以下，筆者分兩種情況，分析勞動力市場上作為供給方的勞工對企業用工靈活性的約束。

“候鳥式”農民工的約束

先看勞動密集型企業。

勞動密集型企業使用的主要是非技術工人。非技工的工作沒有多少技術含量，員工經過短期培訓(短的幾天，長的也不過1~2個月)就可以勝任。技術含量低意味著勞動密集型企業勞工來源廣。只要勞動力市場上供不小於求，招聘非技工就相對容易。因此，勞動密集型企業偏好靈活用工。

從勞工的角度看，影響就業靈活性的有兩方面因素：技術含量與流動周期。

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作一學就會，勞工另找工作(包括改行)容易，因而就技術含量而論，企業用工靈活、勞工可以接受。

但也就是因為技術含量不高、農民工進城後一學就會，且他們的工資底線遠低於城鎮職工，因而農民工迅速取代城鎮職工，成為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勞工主力。

用工主要用農民工，這給企業用工靈活性帶來了約束。農民工的工資底線之所以比城鎮職工低得多，主要是因為農民工的家屬(子女和老人)通常留在生活開支只有城鎮1/3的鄉村。但“工作在城鎮、家屬在鄉村”，同時又意味著農民工必須“候鳥式”定期回鄉探親。回鄉探親的時間通常在春節前後，一年一次。回鄉探親的花銷對農民工來說是一筆不小開支。正因為“候鳥式”流動的存在，所以外來農民工希望找到的是能從當年春節後一直持續到下一年春節前的工作。換句話說，就是農民工認可的企業用工靈活性，必然受到農民工“候鳥式”年度流動的約束。

2008年以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訂單多為長期的，能保證全年生產，因而工作(不論是否簽訂合同)以年為期成為企業用工的潛規則。

2008年以後，國內外經濟形勢惡化，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訂單中短單越來越多，一年之內接單量起伏波動很大且沒有規律。為了降低成本，企業用工從以年為單位縮短到以季度或月為單位，有訂單就招工、沒訂單就隨時解雇勞工。

前述媒體報道中，企業一方面埋怨解雇勞工不易、解雇成本(賠償金)太高，另一方面又埋怨無法約束勞工隨意離職。這種初看起來矛盾的現象，正是上述短單經濟的反映。有訂單特別是急待完成短單時，企業不希望勞工走;沒有訂單時，企業不希望勞工留。至於沒有活幹時外來農民工何以為生，企業管不著。

企業如此靈活用工，苦的是外來農民工。如果被解雇後留在就業地不走，等待工作期間他們沒有收入，食宿開支卻一點不能少;如果回內地家鄉，有活再外出，則需承擔額外的來回交通費。無論哪種選擇，如果工資不漲，農民工都吃虧。

面對企業“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式的靈活用工，一部分工作熟練、勞動生產率高的農民工，幹脆自願成為職業性的臨時工。企業需要短期用工時，這些農民工招之即來、能夠按時按質按量完成議定的工作。但企業必須為此支付比正常用工高得多的計件工資。臨時工用有活幹時的高工資，彌補沒活幹時的食宿花銷。

短單與職業性臨時工的結合，使“勞動關系的靈活性”趨於極致。至此，《勞動合同法》是否有礙企業用工靈活性，已經不重要，因為勞資雙方都不打算簽訂勞動合同。

技工改行難的約束

再來看作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升級換代目標的技工密集型企業。

與非技工相比，技工要額外支付兩方面的成本。一方面，技工培訓期長，培訓支出及因培訓期無法工作或無法充分掌握所學技能而損失的收入多。另一方面，技工所學技術通常是專用於某一行業、某一工種的。技術層次越高、技術的專用性往往也越強。技工如改行，他經多年學習和工作所掌握的技能會全部或大部分報廢。如果勞工面臨的就業形勢是工作極不穩定、頻繁改行，那麽，學技術、當技工未必比當非技工上算。

技工從事本行工作多久，累計收入才與普通員工相當?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看技工的培訓期有多長，其次要看技工的收入比非技工高多少。

就筆者所知，一般來說，要成為中級技工，需要在技校學習3年(包括1年實習);成為高級技工或技師的學習期更長，需要學習4~6年。從事本職工作後，還需經過3~10年的“從幹中學”，才能達到相應的技術水平。

至於技工與非技工的收入差距，最近，筆者看到兩篇媒體報道的調研結果。一篇是中智人力資本調研與數據服務中心對勞工2015年平均收入進行的全國性調研;另一篇是廣東省人社廳公布的2016年一季度廣東用工監測情況，其中收入是指在崗普工和技工的月工資中位數。有意思的是，兩份調研結果中，技工工資都比非技工(普工)高25%。

筆者據此算了一筆賬。假設⑴只要求技工達到中級水平;⑵上技校的學費由政府全額補貼;⑶上技校的頭兩年因不能打工而少掙的錢相當於普通勞工兩年的收入;⑷實習期和“從幹中學”時，技工的年收入同樣比普通農民工高25%。在上述有助於提高技工累計收入的假設下，粗略計算的結果是：從實習開始，技工至少要再工作8年，才能把上技校的頭兩年少掙的錢賺回來。如果考慮先上技校後掙錢的影響(即貼現因素)，再放棄“不切實際”的最後一條假設，想把上技校少掙的錢賺回來，技校畢業後技工需要從事本行工作10年以上。換句話說，如果農民工掌握一門技術後，從事對口工作的時間超過8~10年，那農民工學技術是上算的;反之，如果從事對口工作的時間少於8~10年，那學技術還不如不學。

遺憾的是，用工企業招聘技工時，並沒有打算給技工從事本行工作8~10年的機會。近兩三年，媒體上經常可以看到原勞動密集型企業“機器換人”的報道。其中一些報道對用人與用機器的成本作了比較。從這些報道看，企業收回購買與使用機器人成本的回本期，長的4~5年，短的1~2年，都比前述技工學技術8~10年的回本期要短得多。4~5年後，上述企業本身“機器換人”的成本已經收回，無論改行還是停業，企業不會有多少損失;技工可就進退兩難了。

與非技工相比，技工需要更大程度的職業穩定性，而這種穩定性恰恰與中國企業所崇尚的用工靈活性相沖突。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矛盾現象：企業為“技工荒”而頭疼，社會各界也都在呼籲發展職業教育、提高勞工職業素質，唯獨作為當事人的勞工無動於衷。技校招生數量在增加，技校畢業生“畢業即改行”的數量也在增加。“機器換人”需要相應的技工，但嘗試向機器人技工轉型的主要是傳統的技工，特別是從最早做自動化的企業出來的技工。有原有的技術為基礎，這些技工改行從事與機器人有關的技術工作，往往舉一反三、事半功倍。非技工改行成本要比傳統技工高得多，於是在簡單熟悉機器人之後，他們轉向機器人銷售崗位去了。

有學者認為，現有《勞動合同法》過於“超前”。筆者認為，就技工密集型企業而論，“超前”說並不成立。如上所述，技工的特點，一是培訓期與累計收入回報期長，二是技術專門化程度高。沒有較高的就業穩定性，就沒有勞工願意先苦後甜學技術。制造業要升級換代，要培養德國式的小行業“隱形冠軍”，就需要大量高素質的技工。由此導致的對企業用工靈活性的約束，恐怕是很難避免的。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私募資管新規重塑行業 強化約束監管導向成型

7月18日起，針對私募資管業務的新規“新八條底線”開始實施。受訪的券商資管、私募基金人士紛紛坦言，新規對業務影響重大，證券期貨領域機構主動適應變革，並積極嘗試布局。

“我們現在就是嚴格按照規定執行。新的產品沒上線的按照新規來發行，已經上線的要完全按照執行，如果有違背的要修改協議、補充協議修改。這不存在討價還價的余地，基金公司也都是在自查自改的過程中。”上海一家私募基金高管向記者表示。

“新八條底線”體現了監管層對私募資管業務“正本清源、強化約束”的監管導向，強化了對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的合規要求。這無疑對解決當前私募行業存在的突出問題、對促進私募資產管理行業規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同時，新規也傳達出監管層對券商、基金子公司等機構中通道業務作出改變的信號。

影響

7月15日，證監會發布《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業務運作管理暫行規定》(簡稱《暫行規定》)。這是2015年3月實施的“八條底線”的升級版，也被業內人士稱為“新八條底線”。

“《暫行規定》出臺的影響挺大的。”滬上一家私募高管與本報私下交流時表示，必須要按照新規來修改自己的操作。

多位受訪人士指出，《暫行規定》的出臺主要對產品結構、投顧的選擇、產品資金的投向和募集等多方面產生影響。

“前段時間清理了8000多空殼私募，也代表了對私募行業的清理。在監管趨嚴的大背景下，這是符合趨勢的。資管新規對資金的投向，包括資管計劃、杠桿率等都有明確的規定，在去杠桿的大背景下，對市場的非標準化或者是非規範類資金的流入的限制會比之前更多。”北京一家私募老總向《第一財經日報》如是表示。

上述上海私募高管指出，《暫行規定》實施後，簡單來說新的產品必須按照規定來執行，不到期的、繼續存在的也要按照新的規定來。

《暫行規定》自2016年7月18日起正式實施，並且該規定要求溯及既往。其中，不符合第三條要求，即在資產管理計劃名稱中含有“保本”字樣的產品，不得新增凈申購規模，產品到期後應當轉為非保本產品或者清盤、終止，不得續期。

對於不滿足《暫行規定》關於“直接或間接對優先級提供保本安排”、“杠桿比例超過比例限制”(股票類、混合類超過1倍;固收類超過3倍;其他類超過2倍)、“結構化產品嵌套其他結構化劣後級”、“總資產占凈資產比例超限”(結構化超140%;1對多超200%)等四種情況的，在“合同到期前不得提高杠桿倍數，不得新增優先級份額凈申購規模，合同到期後予以清盤，不得續期”。

中新融創資本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定增領域的專業資管公司，對於新規影響，公司合規部李豫川表示，按照新規，舊規則下成立的高杠桿產品根據《暫行規定》第16條的要求，就要面臨清盤的命運。

“杠桿比例超過1：1的結構化產品到期不能續期。新規出臺前，如果結構化產品投資上市公司定增股票的，理論上產品到期時如果股票鎖定期沒有結束或者減持價位不好，在委托人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有續期的空間。但根據新規的要求，這些根據以前規定杠桿倍數在1：10以內成立的定增產品，就必須要盡快投出去，否則產品到期時可能出現股票鎖定期沒有結束或倉促減持的風險。”李豫川說。

同時，為落實《暫行規定》相關自律管理要求，加強對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管業務的備案管理和風險監測，基金業協會起草下發了《關於落實<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業務運作管理暫行規定>有關事項的通知》，在《暫行規定》實施後，基金業協會有監測、報告的職責。

改變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對比新舊“八條底線”後發現，新規主要在優先預期收益率、穿透核算、杠桿及資管投資顧問資格等方面有所改變。

“對杠桿限制的很死，原先一般是銀行做優先級，券商的自有資金做劣後，這樣的話很多自有資金參與結構化的產品不能做了。帶保本的和預期收益字樣的一律不行，也不能投資金池。我們公司的風控比較嚴，影響較大的就是結構化的股票質押沒法做了。”北京一家券商資管人士對本報表示。

投資顧問方面，《暫行規定》明確指出，符合提供投資建議條件的第三方機構，是指依法可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證券期貨經營機構，以及同時符合以下2個條件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第一是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登記滿一年、無重大違法違規記錄的會員;第二是具備 3 年以上連續可追溯證券、期貨投資管理業績的投資管理人員不少於 3 人、無不良從業記錄。

上述北京私募老總也指出，這對小私募基金公司的影響是不言自明的。“私募的註冊時間也好，還是專業人士的儲備，不光是有沒有的問題，還要看符不符合相關的要求。”他說。

“如果不符合的話，肯定就沒法開展相關的投顧類的業務。8月1號清理了8000多家私募的殼公司，這就不代表私募行業的監管整改結束了，我覺得有可能只是開始。”該北京私募老總表示，保殼公司的業務有所規範。

《暫行規定》的第三條、第四條都對優先級做出了相關分析，比如有分析人士指出，《暫行規定》出臺後，結構化資產管理計劃不得違背“風險與收益相匹配原則”，那麽也意味著，分級產品已不能設計成優先級保本保收益而劣後虧損的的模式，而這也是結構化產品不能宣傳優先級預期收益率的原因之一。

去通道

“有的券商通道業務做得不多，以權益主動管理為主，那樣的影響不大。而新規後像一些通道做的多的券商影響是比較大的。”上海一家券商人士表示。

監管層近期多次釋放“去通道”信號，無論是私募資管新規，還是證監會高層在保代培訓會的“窗口指導”，都表明監管層對機構依靠牌照優勢坐收通道費的情況希望做出改變。

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張曉軍8月4日在回答《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時也表示，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機構，要依法合規穩健地開展資產管理業務，秉承“賣者有責”原則，履行誠實信用、謹慎勤勉的管理人職責。

近期發布的《暫行規定》，便是針對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開展私募資管業務中暴露出的問題進行明確規範，旨在“正本清源、強化約束”，推動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提升資管業務能力水平，“特別是主動管理能力”，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和投資者多元化的理財需求。

在李豫川看來，通道業務有其兩面性，對行業發展而言是一把“雙刃劍”。首先，通道業務不利於市場透明。一方面，通過產品的設計、股權代持，會隱藏一些市場主體或交易信息，給監管層的管理增加難度;另一方面，分業監管背景下，不同的“通道”之間存在監管套利的空間。

“通道業務的錢很好賺，但我們也討論過，這種模式是不能持續的。”北京一家基金子公司副總亦與本報記者交流時表示。

不過，李豫川也認為“通道”業務很難馬上消亡。一些“通道”機構除了牌照價值之外，還有另外兩個價值，即品牌價值和基礎設施功能。比如以大型持牌券商作為通道，會增加產品的市場接受度;再比如，許多業務的開展需要一定的人力、設備等基礎設施條件，大型“通道”機構可以為小型機構提供基礎設施方面的支持。

天齊鋰業：確認競購鋰業巨頭股權 僅提交無約束力報價

2016 年 9 月 7 日 ， 有媒體刊載了題為《天齊鋰業參與競購智利化工礦業公司股權》 等文章， 文章的主要內容為：“智利《時代評論者報》稱，天齊鋰業已提交報價，參與競購全球鋰業巨頭智利化工礦業公司股權。”

經公司申請，公司股票自 2016年 9 月 8 日 開市起停牌。

針對上述內容，天齊鋰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及時進行了相關核實工作，現說明如下：

天齊鋰業確認，公司已就潛在的交易與 Sociedad de Inversiones Oro Blanco S.A.進行接觸，並就交易標的提交了無約束力的報價文件，交易標的系 Pampa Calichera S.A.的 100%的股權。Pampa 的主要資產為其所持有的(Sociedad Quimica y Minera S.A. ，以下簡稱“ SQM”) 約 23.02%的股權。

SQM 是一家主要生產並銷售化肥(鉀肥為主)和特種化學品(主要包括：鋰、碘、及太陽能鹽)的企業，其總部位於智利聖地亞哥， 同時在智利聖地亞哥股票交易所和美國紐約股票交易所上市掛牌交易。

公司目前考慮的潛在交易對未來發展可能具有重大意義，但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簽署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交易文件。

現公司已對上述媒體報道進行了核實並予以說明，經公司申請，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9 月 9 日開市起複牌。

奧巴馬稱南海仲裁有約束力 外交部這樣回應

對於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美國-東盟峰會時對於南海仲裁案的表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8日表示，美方曾表示對所謂南海仲裁案結果不持立場、不選邊站隊，支持直接當事方開展對話，需要進一步核實表態的具體內容。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出席美國-東盟峰會時表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做出的裁決具有約束力。同時，他希望繼續通過外交手段和平解決爭議。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說，在今年東亞合作系列外長會上，美方曾表示對所謂南海仲裁案結果不持立場、不選邊站隊，支持直接當事方開展對話。你提到的奧巴馬總統的表態，我也看到了報道，需要進一步核實具體內容。

她表示，對於所謂南海仲裁案，我們已多次表明中方不接受、不承認的立場。臨時仲裁庭做出的所謂裁決侵犯了中國的合法 權益，挑戰了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國際法準則，損害了國際海洋法律制度的嚴肅性和完整性，沖擊了以《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為基礎的地區規則。仲裁庭的成立缺 乏合法性，它對本案也不具管轄權，不可能有任何的法律效力。

華春瑩繼續道，不管是美方還是其他有關各方都應明白，在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問題上，中國不會接受任何未經中方同意的第三方解決方式，也不會接受任何強加於中國的解決方案。中國將繼續堅定維護自身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同時堅持通過與直接當事方協商談判和平 解決爭議，同東盟各國一道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希望美方在南海問題上秉持客觀公正立場，為維護南海地區和平穩定真正發揮建設性和負責任的作用。

預算約束加強，年底不再突擊花錢

大量財政資金集中在年末花掉，甚至一些部門為花錢出現濫發年終福利、召開豪華年會現象，被社會詬病為年底突擊花錢，不過這一多年頑疾或在今年消失。

根據財政部數據和年初預算數據，今年最後兩個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約3.3萬億元，占全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重約為18.2%。

多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官員、專家認為，上述比重屬於正常，從這一數字上看，年底突擊花錢現象確實消失。

年底不再突擊花錢，離不開近些年實施的財稅體制改革。2015年新預算法施行，硬化預算約束，財政支出進度提速，確保不再出現巨額財政資金集中在年終支出。而在中央八項規定、反腐倡廉重壓下，公款吃喝、濫發獎金等奢靡之風也被剎住，機關單位亂花錢現象得到遏制。

年底突擊花錢現象終結

每到年末，突擊花錢現象都成為輿論關註的焦點，這體現在全年大量財政支出集中在最後一兩個月。

“記得最嚴重時，最後一個月財政支出占全年支出比重差不多27%，也就是說一個季度的財政資金在最後一個月里花完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稱。

突擊花錢現象也令中央頭疼，財政部通過各種手段來杜絕這一現象，近些年該現象逐步消解。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2008年以來的財政收支數據發現，最後兩個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占全年支出總額比重一路下降，從2008年的35%降至2015年的23.7%。而這一數字將在今年繼續下滑，並首次跌破20%。

根據201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2016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80715億元。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1~10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36759億元，如果預算準確，這意味著今年最後兩個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金額為32940億元，這占全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重為18.2%。

長期關註政府預算的上海財經大學鄧淑蓮教授認為，18.2%屬於正常數值，從這個數字上看年底突擊花錢現象沒有了。

湖北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年末兩個月支出占比18.2%屬於正常，年末突擊花錢現象確實沒了。

楊誌勇認為，年底突擊花錢有貶義傾向，自己更願意用年末集中花錢來替代前述說法。從近些年財政支出情況看，預算月度支出分布偏正常，年末集中花錢現象慢慢消失。

如果全年各月財政支出平緩，一般來說，每個月政府財政支出占年內預算比重大概為8%。而現實中不少錢在年末結算，因此年末財政資金支出占的比例略高一點屬於正常。

部門不敢亂編預算、花錢提速

一些部門為了爭取更多的財政資金，往往在年初預算編制上誇大支出金額，而當資金真正撥付到位後，由於沒有相應的項目支出，為了這筆資金不被上級政府收回，往往在最後一兩個月內突擊花掉，這是導致年末突擊花錢現象的原因之一。

葉青稱，以前部門單位向上面要錢很積極，現在預算管理越來越嚴格後，它們預算安排比過去合理，錢花不完就不敢要。

鄧淑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以前年底突擊花錢一大原因是政府撥錢進度慢，每年全國人大在3月份才批準中央財政預算，經過一些流程，中央財政的錢撥付到地方時已經是第三、四季度，晚的甚至到12月。而近些年財政支出進度明顯提速，這就避免了年末突擊花錢。

今年5月，針對部分地區存在預算下達不夠及時、預算執行進度偏慢等問題，財政部公布了《財政部關於采取有效措施進一步加強地方財政庫款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快預算執行進度，壓減庫款規模，按月對地方財政庫款情況進行考核，對庫款考核排名靠前的地區將適當加快轉移支付資金撥付進度和頻率；對排名靠後的地區進行約談，暫緩1個月的轉移支付資金調度。

今年前10個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47775億元，同比增長10%，明顯高於年初預算支出增速（6.7%），由於前期支出進度加快和基數較高等因素，今年10月份單月財政支出罕見出現了12.5%的負增長。

鄧淑蓮表示，年底突擊花錢現象慢慢消失，與這一輪財稅改革中預算管理體制改革密切相關。2015年新預算法實施後，預算編制和預算執行得到加強，預算支出進度也明顯提高，這都有利於解決突擊花錢這一難題。

亂花錢現象少了

年底突擊花錢現象中最令社會詬病的是亂花錢。

此前，有的部門和單位有自己的“小算盤”：今年預算花不完，明年預算會減少。正所謂“有錢不花，過期作廢”。正是在這種錯誤認知下，一些人認為“節約無功，浪費有理”，甚至把花錢當成任務，一擲千金、揮霍無度。從天價采購到虛假列支，為花錢而花錢的事情時有發生，這也為腐敗滋生提供了溫床。

葉青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中央八項規定和反腐倡廉重壓之下，沒有人敢去或想去用公款消費吃喝。也正是如此，現在部分單位在申請預算時更加謹慎，確保申請到的錢可以花出去。

一位地方稅務局人士表示，在政府支出方面，自己感覺到“三公消費”、辦公經費等支出控制越來越嚴格，支出增速下滑很明顯。

2014年中辦國辦發布的《關於做好2015年元旦春節期間有關工作的通知》中，第五條重申堅持務實節儉文明過節，嚴禁年底突擊花錢。這是近10年來，首次把“嚴禁突擊花錢”單獨列出，放在針對黨政機關和黨員幹部過節相關要求的文首。在《關於做好2016年元旦春節期間有關工作的通知》中，又再次強調“嚴肅財經紀律，嚴禁年底突擊花錢和濫發津貼、補貼、獎金和實物”。

鄧淑蓮認為，從賬面上能看到突擊花錢現象確實消失，但這些錢是否真正花出去且有效率還有待觀察。在預算約束加強的背景下，一部分賬面上支出的財政資金，可能體現下面部門單位的結轉結余資金，實際上並未花出去。

私募評比”五花八門” 亂象有望迎來監管約束

經過兩年的蓬勃發展，私募基金規模在2016年10月超越公募。然而頗為尷尬的是，私募行業目前依然沒有一個公開、透明、完整的科學評價體系，導致目前私募基金評價業務方面亂象叢生，各類評比五花八門。

不過，《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這一現象即將迎來自律監管部門的約束。中國基金業協會秘書長賈紅波在“2017國際視野下的創新與資本論壇”上發表講話表示，接下來將采取系列措施完善自律規範，遏制私募基金評價亂象，規範行業發展。

私募基金評價亂象叢生

基金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2月底，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已登記私募基金管理人17433家。已備案私募基金46505只，認繳規模10.24萬億元，實繳規模7.89萬億元。而銀河證券基金研究中心數據顯示，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募基金資產凈值規模合計9.17萬億元，份額規模合計8.86億份。

盡管行業規模已經實現了歷史性飛躍，但私募基金評價業務的完善速度卻遠沒跟上規模擴張的步伐。

“對比公募基金的評價業務，私募基金評價開展的比較晚，評價機構不多，商業模式不成熟。此外，私募基金評價業務還面臨著數據不全、覆蓋面不廣、分類標準不統一等難題。”賈紅波表示。

另外記者也註意到，從2015年以來，包括媒體、第三方財富機構等舉辦了名目繁多的私募基金評比。在記者的朋友圈中，時常可見私募管理人轉發相關拉票鏈接，請朋友圈好友幫忙投票。

“其實有時候我們自己都沒去仔細探究過這個評選是不是科學。主要是現在私募監管很嚴，公開宣傳不能做，但大家都想做出一個品牌。參加評比如果獲獎，其實也是一種增信的方式。”上海一家老牌私募的市場部負責人向記者表示。

據賈紅波介紹，目前私募基金評價業務主要存在3方面亂象。

首先是部分評比的高收費增加了行業負擔。“部分機構或組織以頒獎、排名為噱頭，向機構索要費用或者各種利益。以評價為誘餌，吸引機構參加活動，增加自身知名度。”賈紅波稱。

另外，目前私募基金的估值標準不統一，分類標準不統一，與此相對應的是，很多私募基金評價標準不公開、不透明，評價的隨意性比較強。這也直接導致部分機構熱衷於各種評獎、排名，以此來進行自我增信，擾亂了行業秩序。

值得註意的是，賈紅波最後還指出，部分評價缺乏獨立性，存在私益沖突之嫌。一些機構或組織在做評價的同時，積極拓展自己的母基金業務。“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存在利益沖突，有的甚至暗中打壓競爭對手。”

“這就是強調防火墻要做好，現在相對規範的第三方機構，銷售和評價、管理業務是單獨分開為兩個公司的。銷售和評價之所以不分開，是因為要通過評價來找到好的基金。”上海愛方財富總經理莊正向記者表示，按照目前的監管的思路，把3個業務都分開，在防範利益沖突方面會有更有效，可能也是受監管層歡迎的。

監管約束有望完善

“沒有科學的私募評價體系，如同缺乏行業的好壞分辨標準，市場容易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評價體系能夠對私募機構形成正向引導，讓市場自發地優勝劣汰。”賈紅波表示，建立具有行業公信力的私募評價體系，可以把過去神秘、分散、難以獲取的私募信息變成簡潔明了的評價結果，能夠提高公眾對私募的理解和信任，有利於行業長期健康發展。

前述私募市場部負責人也表示，如果能有一套相對固定、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也節省了私募奔波於各類評比中的精力和成本。“現在私募行業內部是越來越規範了，外界對我們的評價標準卻還是無章可循。如果有一個科學的評價體系，機構投資者和高凈值個人挑選私募時候的盡調成本也會降低，對雙方都是好事。”該負責人稱。

就基金業協會目前的設想來看，賈紅波表示，基金業協會作為行業自律組織，自身不會搞評級，但將推進基金評價業務自律規範，將私募基金評價納入到基金評價規範體系中去，為私募基金評價行業定規立制。

此外，基金業協會下一步也將牽頭若幹優秀的私募機構和評價組織，彌補私募評價中的若幹理論和實踐空白，探索建立私募基金的估值標準、分類標準、評價體系指引等，為行業提供公共產品。

“大體原則是，私募評價的樣本要足夠大，業績指標的時間長度要足夠長而且可驗證，評價方法要向協會報備並在協會官網上公示。”賈紅波稱。

另外，賈紅波強調，私募評價不搞壟斷，鼓勵市場化競爭，同時落實行業自律準則。“對於優秀的私募基金評價組織，協會宣傳推廣其好的做法。對於那些要挾機構、買賣排名等違法違規經營的評價組織，我們要采取自律措施。”

最後，基金業協會也鼓勵增加社會責任ESG(環境、社會及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Governance)評價指標。“增加社會責任ESG評價指標，就是希望私募機構不僅要考慮傳統的業績規模指標，還要分析ESG等非財務元素，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實現可持續發展。”賈紅波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