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是治理超編,各單位上繳的都是最差的車,「讓他們把好車交上來,顯然不現實」。
烈日之下,兩輛舊面包車,停留在中牟縣委大院不遠的一個停車場。雖經一番清洗打扮,但車頭油漆斑駁脫落,露出內裡的塑料材質。
它們正是不久前中牟縣拍賣掉的43輛超編公車中的兩輛。因為這43輛公車的總拍賣價僅39.11萬元,且被官方稱為實現國有資產增值率達53.2%,一時受到輿論熱烈關注,驚嘆「公車賣出白菜價」。
中牟縣官員很委屈。2012年7月25日,一位中牟幹部對南方週末記者抱怨:「網上說就算賣廢鐵也不止賣這點錢,可是這面包車裡面都是塑料的,連廢鐵都算不上。」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因嫌拍價過高,且其中一輛車有十多個違章記錄未消,這兩輛面包車一直未被競拍者取走。
媒體的質疑,源自中牟官方的一篇宣傳稿。2012年7月13日,負責此次超編車收繳的中牟縣紀檢委領導幹部廉潔自律辦公室主任師永濤和同事、縣紀委 宣教室主任洪瑋琨,聯合署名在媒體上發佈了上述「工作成果」。師永濤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由於報導中沒有寫清拍賣的43輛車的車況、車型等信息,結果造成誤 解。負責此次拍賣的中牟縣國資局局長張寶蘭,委屈得大哭數次。
在媒體的諸多質疑中,一個被忽略的細節是:和溫州在「史上最徹底車改」中直接拍賣各單位的大部分公車不同,此次中牟縣拍賣的43輛公車,不是超標公車,而是公務用車專項治理中由各單位上交的超編公車。
河南省三門峽市一名負責國有資產交易的官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超編車和超標車是兩個概念,超標車都是好車,而各單位在上交超編車時,盡撿破車交,好多都是拖過來的,破爛不堪。」
在媒體「狂轟濫炸」之下,中牟縣公佈了43輛超編車的車況、車型等信息,主要涉及昌河等面包車共26輛,桑塔納等轎車15輛,尼桑皮卡等小貨車共2輛。這些車輛基本使用年限在10年上下,「平均油耗較高、維修費用較高」。
河南省工商局也派出了調查組。調查結果稱,中牟縣此次拍賣沒有違法違紀問題,一切都是按程序來的。
南方週末記者在中牟縣調查發現,中牟此次公車拍賣風波背後,有著諸多涉及公車治理而不能說的「秘密」。這些現實的「秘密」,決定了公車治理仍然任重道遠。
被忽略的「超編車治理」
中牟此次拍賣超編公車的一個重要背景,是河南全省自2011年4月開始的公車治理,主要治理超編車、超標車、公車私用等問題。治理行動開始後,整個河南省停止了公車購買。
中牟縣紀委官員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超編車中牟之前沒有抓過,因而成為這一次治理的重點。
師永濤介紹,過去公車管理只定標準不定編制,經濟條件好一些的單位,只要不超標,買的車就多,經濟條件差的買得就少一些。2011年年底,河南全省各級黨政機關共自查登記實有公務用車113778輛。
他說,根據中央文件,公車數量與各單位的行政和直屬事業編制數量直接相關。目前,中央文件初步制定的標準是15-20人的單位允許保留一台公車。此次公車治理中,按照這個標準,中牟縣各單位核定了各自的行政事業編制人數,按照人數確定車輛數量。
經過清理,中牟縣確認收繳了超編車43輛,最舊的兩輛車要算1997年購買的一輛紅旗轎車和一輛普通桑塔納轎車,車齡有15年;最新的,也是2007年購買的面包車,使用已5年。交車單位,則有縣財政局、審計局、黃店鎮等縣直機關和鄉鎮等部門。
中牟縣監察局副局長朱馬濤對南方週末記者介紹,按上述標準,連縣委書記和縣長都分別算入了縣委辦和縣政府辦的行政事業編制數。交車時,縣政府辦上交了兩輛超編車。
因過去沒有限制公車數量,一些經濟狀況較好的單位,超編車較多。同時擔任中牟縣財政局副局長的張寶蘭說,該局包括下轄的19個縣鎮財政所共有公車43輛,因超編上交了4輛:一輛桑塔納2000、3輛長安和昌河面包車。
師永濤說,外界可能都覺得,公車就是領導坐的車,肯定都是好車,但在中牟確實有很多基層幹部坐的就是破舊的面包車。因為是治理超編,各單位上繳的都是最差的車,「讓他們把好車交上來,顯然不現實」。
中牟縣審計局辦公室副主任張欣介紹,該局局領導8人,全局有公車4輛,一輛北京現代,平時局長用得多一些,另一輛是前任局長在任時買的桑塔納2000,另還有一輛普通桑塔納和一輛面包車。桑塔納2000買得最早、車況最差,就上交了。
中牟官員認為,只交差車不交好車,並不違背中央此次公車治理的12字原則:總量減少、降低費用、管理規範。中牟縣監察局副局長朱馬濤介紹,經估算,中牟縣財政每年要為43輛公車支出近100萬元的養車費用。賣掉後,財政每年可省100萬。
但即便是差車,師永濤收得也並不順利。那些瀕臨報廢的面包車,大多是基層公務員們乘坐,這些車上繳後,一批辦事員會無車可用。
「車上交後,普通辦事員用車的問題,由各單位領導自己內部處理,我們只管收車。」師永濤說,現在越來越多公務員買了私家車,出去辦事沒有公車就開自 己的車、燒自己的油。在中牟縣委縣政府大院內,大樓背後的停車場,專門是給機關公務員私家車停放的。南方週末記者發現,公務員停車場停滿了各類車。其中, 不乏寶馬等豪車。
交車過程也不順利。師永濤說,幾乎沒有哪個單位是很痛快就把車上交給紀委的。領導要求,能解釋的儘量解釋,解釋不通的不多說,必須限期交車。
南方週末記者從中牟縣紀委和審計局獲得信息稱,縣審計局上繳了一輛車,過程頗費周折。在縣紀委確定審計局必須上繳一輛車後,審計局局長陳贊枝多次打 電話給縣紀委書記張永憲和負責具體事務的師永濤稱,該局人多車少審計任務重,希望不交。該局紀檢組長也多次打電話求情,試圖留下該車。遭拒絕後,該局又提 出派職工以個人名義競拍,拍下該車繼續使用。
「後來,這個車的現場競拍價超出了審計局的心理價,他們放棄了。」師永濤說。
縣領導公車不在治理之列
中牟縣用什麼標準確認各單位的車是否超編?
中牟縣紀委副書記韓明欣和縣監察局副局長朱馬濤口徑一致:上級下發的文件上,註明了「機密」,不能說。師永濤則透露,原則上是15-20人保留一輛車。而縣財政局一名官員稱,其獲得的標準是13人保留一輛車。
此前既然沒有公車編制方面的限制,那中牟縣究竟有多少公車呢?朱馬濤再次表示,「這也是機密,不能說。」
不過,公車總數這個被中牟縣視為機密的數據,在河南省紀委眼裡並不機密。
2011年11月,河南省召開了全省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會議。會議透露,河南全省各級黨政機關共自查登記實有公務用車113778 輛,其中越野車4227輛;通過審查核實發現違規車輛共26876輛,其中超編車25025輛,超標車644輛,違規借車1079輛,其他違規問題車輛 128輛。
另一個不能說的秘密,是競拍者的身份。師永濤介紹,43輛車最後被18人拍走。按照相關法規,這18人的具體身份也不能說。拍賣現場,競拍者大多來自外地,有鄭州市區的,有鄰近縣市安陽、新密的,也有部分競拍者來自中牟縣。
此外,中牟縣此次拍賣的公車,多為基層幹部坐的破舊公車,顯然並不涉及縣領導的公務用車。
中牟縣紀委、監察局官員反覆強調,在中牟縣沒有領導專用車,車輛都是按工作需要安排。這一說法,在中牟縣縣委大院的車庫裡,很難被證實。走進縣委大 院,迎面是一塊停車的指示牌。該指示牌明確標示,「縣領導公務用車」停在縣委縣政府大樓一樓停車場,大樓右側才是機關公務車停車場。將縣領導公務車與普通 的機關公務車分開,在地方上並不多見。
中牟縣機關事務管理局工作人員透露,縣領導公務車車庫主要是四大家領導的車,縣委、縣政府的車位面對面,縣人大和縣政協的車庫面對面。7月23日至25日,南方週末記者連續三天在縣領導公務車停車場注意到,裡面約有50個車位,基本停滿。
中牟縣領導公務車車庫裡,最打眼的是兩輛陸地巡洋艦霸道車。該縣機關事務局一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兩輛車是書記和縣長的用車。
「書記和縣長,都是雙保險,一輛大車一輛小車。大車就是你看到的那兩輛越野車,書記的小車是廣州本田,縣長的小車是帕薩特。」該工作人員稱,兩位領導平時主要用小車,越野車用得很少,只在下鄉或天氣不好的時候用。這一說法,得到了中牟縣其他官員的證實。
縣委書記和縣長一個人用兩輛車,但兩車並不在此次超編車治理範圍內。中牟縣監察局副局長朱馬濤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這兩輛車都是防汛車,不是縣領導專車。」這兩輛號稱用於防汛的越野車,一直停在「縣領導公務用車」專用車庫裡。
中牟縣官員認為,中牟縣算是公車治理做得較好的地方。正如中牟縣委常委、紀委書記張永憲說的,「中牟縣的公車治理在鄭州各區縣起步早,力度大,一直是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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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實上月突然拆售葵涌雍澄軒酒店房,套現十四億,有市民以為執到寶搶買平價「住宅」,結果報警收場,地監局上週共收到六宗買家投訴,不過由於有關地契並沒有列明不可拆售物業;面對長實挑機,政府內部鑽盡空子,可惜至今仍是無計可施。 長實出招將非住宅物業包裝成住宅出售,其實早有前科。本刊發現長實旗下位於香港仔的匯賢大廈,在入則建樓時明明盡地積比率興建寫字樓,但到頭來卻以「高於商廈、低於住宅」的呎價發售,這幢海景「商業大廈」今天成為區內熱門「住宅」樓盤,部分單位更被徵用為鲔喀宿舍,成為李嘉誠保鑣大本營。 「呢幾架車係誠哥o架,佢懐鮋車先可以泊粛呢度。」記者上星期跟地產代理到香港仔石排灣道匯賢大廈睇樓,大廈門外行人路泊了一部寶馬房車及一輛三菱四驅車,地產代理直言,不少由長實聘用的鲔喀保鑣及司機,都是住在這幢大廈內,而根據查冊,該兩部房車分別由「Transland Limited」及「Concordo International Limited」擁有,車輛登記地址同為長江中心。記者連日觀察,這幢樓高廿六層的商業大廈,的確有不少鲔喀出入,而經常接載李嘉誠長子李澤鉅的房車、以及為李嘉誠開路的電單車,亦不時停泊在大廈門外。事實上,由香港仔石排灣道的匯賢大廈開車至李嘉誠位於壽臣山徑的大宅,只需九分鐘;駛往其深水灣大宅更只需七分鐘,位置非常方便,即使誠哥急call,鲔喀保鑣亦可極速趕到。根據土地註冊處資料,匯賢大廈合共有一百八十二個單位,長實旗下公司共持有當中四十九個單位,其中包括九至十六樓全層,及個別分布於其他層數的單位。記者於匯賢大廈採訪多日,發現大廈十樓全層是健身室,設有洗衣房,不時有鲔喀出入做gym,而其餘層數的單位門外,大部分都掛了藏式的宗教幡旗。記者曾到其中一個由長實持有的單位拍門,應門的是一名尼泊爾女子,她直言跟尼泊爾籍丈夫同住該單位數年,稱自己是租戶,但當記者追問她每月要交多少租金時,她卻表示不清楚。 盡地積比 匯賢大廈雖然被長實徵用為鲔喀宿舍及保鑣大本營,不過,原來匯賢大廈根本不能用作住宅用途。翻查地政總署資料,匯賢大廈所在的石排灣道55至61號地皮,雖然屬於「非限制性用途的舊契」,理論上可以興建任何建築物,而該地段在規劃上亦容許興建住宅單位;不過,早在一九九四年,長實及其士國際集團合組了「Springrun Limited」公司,以一億一千七百萬元購入地皮,然後向屋宇署入紙申請興建商業大廈。本刊翻查當日的圖則,入則文件清楚列明該幢為商業大廈,而且建築師更幾乎用盡了商廈地積比的上限(即15倍)來興建可發展的總樓面面積,不過圖則顯示每個寫字樓單位有獨立廁所及鋅盆,與一般商廈有別。香港測量師學會成員陳華偉指出,由於非住宅建築物的地積比率及上蓋面積百分率都比住宅建築物為高,把商業大廈變作住宅,發展商必定大賺。他以六十一米以上的建築物為例,非住宅建築物的地積比率是15倍,但住宅建築物僅得8倍,以此推算,現時總樓面面積達6,036平方米的匯賢大廈,若果在入則時以住宅計算,總樓面面積只能有3,219平方米。匯賢大廈的則師曾在九五年、匯賢大廈尚未落成時,先後兩次向屋宇署申請,希望把大廈改建成酒店,但卻未有獲批。本刊亦取得屋宇署在一九九六年向匯賢大廈發出的入伙紙,亦清楚列明全幢匯賢大廈單位,均只可用作「非住宅用途的辦公室(offices for non-domestic use)」,換言之,長實將單位當作鲔喀宿舍,明顯違法。 長實枉法商廈變住宅 事實上,匯賢大廈在九七年入伙後,早已成為區內熱門「住宅盤」。地政總署在九八年曾接獲匯賢大廈改成住宅的投訴,但署方當時卻未有積極跟進,縱容業主違法,而長實當年回覆傳媒查詢時亦表明,「集團與大廈一手買家簽訂買賣合約時,合約內已訂明該大廈只能作商業用途。」把責任推向小業主身上。翻查資料,早在九七年樓市高峰期,長實將匯賢大廈的樓價定於介乎商廈與住宅之間,當時同區的住宅平均呎價約為$4,468,而商廈平均呎價則為$2,345,但匯賢大廈的開售平均呎價卻是$3,287,較住宅價平一截;不過,時至今日,匯賢大廈的呎價早已「住宅化」,平均呎價高達六千一百多元,與同區住宅六千八百元呎價相差不遠。其實,地產經紀雖然明知匯賢大廈是商業大廈,但早已將這幢大廈視為住宅盤。記者曾到香港仔的地產公司表示想租住匯賢大廈,經紀隨即指匯賢「好搶手、好好租」,並帶記者參觀一個月租八千元、三百五十九呎的低層單位。臨行前又提醒:「你知道佢(單位)係開放式設計嗎?即係無房,因為佢係商業大廈鈬鮋……」她更說:「大廈單位全部都係用鈬住鮋,無№o架,由入伙到而家十幾年都係咁……單位好多買賣o架,完全唔需要擔心,唔驚o架!你望纒個水牌,都係得幾個做商業,唔會有好多閒雜人出入,管理又好好,lobby好靚,除鰦商業大廈唔可以明火煮食,基本上都係同住宅一樣。」 千年地契 翻查地政總署資料,匯賢大廈所處的香港仔田灣石排灣道地皮,在1888年批出,地契年期為999年,幾乎等同永久私有。原來此等「千年地契」,是本港開埠初年的歷史產物;曾於地政總署任職多年的永利行測量師有限公司董事蕭亮鴻指出,在1868至1898年,殖民地政府為爭取怡和、渣甸等大商行融資進行公共建設,曾批准將港島及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地皮以「千年地契」的形式批出,以保障商行長久發展的利益。此項政策至1898年租借新界後廢黜,此後批出的地契分別只有75、99或150年不等,回歸後更跟隨內地制度,地契一律只批50年。蕭亮鴻指,「千年地契」多集中於電車路沿線及維港兩岸,著名地段包括中環礇豐總行、太古城、百德新街一帶及尖東星光行等。由於此類舊契對物業的規管近乎零,發展商多爭相收購,「當年根本未有汽車、高樓,現代地契大部分的規限如停車位數量、建築密度或地積比上限等統統不存在,鰠呢種地段只要唔觸犯建築物條例及城規會指引,地產商可以起到盡,乜都可以起!」另外,因地租課稅金額亦是早在百多年前便已經定下,即使今日價值千億的地段如干諾道中、雲咸街等,按舊契每年地租亦只不過一千幾百,千年不變。 管理公司有責 區內另一名地產代理則向記者講明:「(買賣)銀行按揭造唔足o架,最多造到五成左右!」他又力銷指單位甚具升值潛力:「呢度近三個月都有五、六個成交,上年尾講緊二百一十萬,今日已經叫價二百五十萬;就算放租都收到八、九千一個月,好過你買兩個車位啦!」對於匯賢大廈由商廈變成住宅,律師何傳經指出,入伙紙是政府批予匯賢大廈的最後土地用途指示:「如果寫到明係non-domestic use,而家當做住宅就係違反使用目的,屋宇署可以出warning俾業主,最嚴重鮋政府可以收番土地使用權。」何又指,匯賢單位買賣時,風險會全數轉向買家:「買家一定知係買緊商業單位,佢鮋代表律師亦一定會解釋,係買賣雙方有默契去買賣,所以賣家係無責任,買家要自己承擔風險,他日有可能被收番使用權。」不過他亦指,由於政府根本難以入屋搜集證據,所以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權的機會很微:「政府可以話係無符!」匯賢大廈的公契訂明,若業主要改變大廈用途,必須先得管理公司同意,不過匯賢大廈的管理公司是長實旗下的港基物業管理,猶如長實自己管自己。大財團長實覷準有法不依的無能政府,損害香港市民利益,地政總署回應本刊查詢時竟然表示,由於匯賢大廈的地契並沒有限制用途,故不會作出任何行動,而屋宇署則於截稿前未有回覆。長實回覆本刊查詢時更避開保鑣違規入住商廈的問題,只答:「經本公司租出之單位租約條款已清楚列明物業只可作辦公室用途。」即是把責任推向租客。 御用發水高手操刀 負責設計匯賢大廈的建築師樓,是藝達建築設計有限公司,大股東是凌顯文、亦即長實執行董事吳佳慶的丈夫。現年五十多歲的凌顯文,正是李嘉誠及長實近年御用的「發水高手」。近年作品包括發水超過一倍的李嘉誠深水灣道大宅、將九百呎室內空間發水至二千二百呎出售的四季雅苑。其他作品還有斬伐前水警總部一百五十一棵樹而興建的尖沙咀商場1881以及「平台花園大宅」變地下的馬鞍山天宇海。 商廈自住屢見不鮮 除匯賢大廈外,原來全港各區都有這類具有「長住潛質」的工商廈;如上環的四海通銀行大廈、金煌行、大角咀的SOLO及葵涌的維京科技商業中心等,地產代理更力銷這類「住宅」樓價比同區樓盤平近三成。早在○九年,政府曾推出「活化工廈」措施,當時嘉華地產大股東呂志和家族私人持有的大角咀必發道工廈樓花項目SOLO,便極速「打茅波」以「活化工廈新典範」作招徠,推出有獨立廁所、浴室及冷氣設施的工廈「住宅盤」。當時,嘉華國際副董事(營業及市場策劃)陳玉成更講到明單位可以住人︰「如果做№做到好夜,都會通宵留鰠公司啦!」另外,由小型發展商立怡發展有限公司興建、在○四年落成、鄰近雍澄軒的維京科技商業中心,雖然位處工廠區,又講明是「商業大廈」,但配套卻媲美大型樓盤,不但擁有八千平方呎會所,而且更設有室內泳池。記者本週一相約地產代理前往睇樓,甫見面,代理即「話中有話」地向記者指出該單位只屬寫字樓,並非租住單位︰「呢度唔算係正式住宅,不過過夜休息就好自由鮋、大廈亦可以廿四小時出入,咁你明啦!」他更指大廈管理嚴密,租戶出入都要靠拍卡感應才能進入電梯,「好過唔少私家樓!」 睇死政府無能 他更安排記者參觀八樓一個五百八十呎的單位,單位租金叫價七千五百元,室內不但放有梳化、電視及組合櫃等大型傢俬,甚至更間出睡房及衣帽間各一,浴室更已安裝好全套電熱水爐、企缸及洗衣機,而露台亦改裝成小型廚房,儼如一個標準住宅單位。若論間隔布局,甚至比匯賢大廈更四正、更像家居,現時正租用該單位的李姓住客更大讚單位實用,「個廳好四正,飱飱新年親戚拜年,仲開到兩䒷麻將!」又指租用單位已兩年多,只因合約完結才遷出,入住以來從未收過投訴,更直言︰「前後左右好多人都係咁住,邊有人會告!」對於坊間不少工廈、商廈變住宅,擺到明違法,香港測量師學會成員陳華偉批評:「建築物條例指引其實寫到明,如果風險唔高,唔屬於『須優先取締』鮋項目,屋宇署係唔會做№。寫字樓轉做住宅單位,危險性唔係太高,好多時都係就咁記錄在案就算;地政總署有權叫你改變番個土地用途,最終撒手騐就係將你幅地收番,但咁多年鈬根本就無咁做過!」 | ||||||
環保部成立新三司,按大氣、水、土等環境要素進行管理。(勾犇/圖)
2012年,美國環保局的預算是90億美元,中國環保部只有6億元;美國環保局總人數是17106人,中國環保部在編人員只有311人。
1973年,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成立,彼時已與國際接軌,按照環境要素設置了處室,包括水、氣、固廢與化學品處等。
“打包”的汙染防治管理建制一直延續,這讓官員的“專業化”變得“不專一”:光懂氣的治理還不行,得各個類型汙染物管理都輪崗一遍。
如今,土司不僅是面包,還是環保部一個部門的簡稱。
2016年3月3日上午,一張“水、氣、土三司成立暨幹部任職宣布大會”的照片和司長名單在網上傳開。下午,環保部發布消息,稱在2015年2月,中央有關部門批複同意環保部機構編制作部分調整,不再保留汙染防治司、汙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司(以下分別簡稱汙防司、總量司),設置水、大氣、土壤三個環境管理司。
這是年初環保部宣布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之後,再次對自身管理體系動大手術。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三司設立後,因“暫不提拔”的考慮,除大氣司司長由現任總量司司長劉炳江擔任外,水司和土司暫由兩位副司長主持工作。三司中氣司的編制最多,並按照空氣汙染來源進一步細分,如管理機動車的移動源、稭稈焚燒的面源和企業排放的固定源等,噪聲也將屬於氣司。
關於更具體的設置,環保部通報稱,由於機構調整涉及面廣,內部職能、運行機制的建立和人員配備完全到位尚需要一個過程,待整個工作完成後再向媒體發布。
相較於外界的熱切關註,在環保部門內部,新三司好似水到渠成,是一種回歸,而非新聞。
當被問起最早何時聽到新三司風聲時,多位接近環保部的人士回答都是“記不清了”,甚至是“提了二十多年了”。
水、大氣、土壤、生物……這些環境要素構成了人類生活環境,也是人類汙染物的排放地。廢氣容易擴散,廢水可以流動,廢渣留在土里降解很慢,不同環境要素的管理差別很大,按照環境要素進行管理是國際經驗,國內也呼籲了多年。
提建議的有民間智庫。2013年初,中國清潔空氣聯盟成立,第一批報告中就有《灰霾防治需要多少“錢”和“人”》。報告提出:2012年,美國環保局的預算是90億美元,中國環保部只有6億元;人員差別則更大,美國環保局的總人數是17106人,中國環保部在編人員只有311人。
“那時候我們探討了多種方案,其中就包括學習美國,按照介質把大氣、水等問題分類管理,有些專家還提出希望中央層面針對大氣問題設立專門的協調小組,比現在的大氣司級別更高一些。”上述聯盟主任解洪興說。
環保部官員也發現了這個差距。2013年,時任汙防司司長趙華林(現任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牽頭制定“氣十條”,赴美國考察時發現,美國擁有一支龐大的專業化大氣環境管理隊伍,大氣和輻射辦公室就有1400名公務人員,加州地方也有上千人專門管理大氣環境。
而當時環保部汙防司大氣處只有3個編制,還借調了十多人。“怪不得外國人說‘中國是環境汙染非常嚴重的,管理大氣的人又最少’,我們是以一當千啊。”趙華林說。
之後,恰逢中編辦到環保部開展黨日活動,趙華林就和中編辦工作人員說起,如果以後希望孩子早點呼吸清潔的空氣,環保部需要增加人手,專門管理空氣質量。
不只是學習國外,出於城市特點和“氣十條”“水十條”的執行需要,地方實踐則走得更早。
北京、廣東、山東等省級環保部門早已按照水、氣、土/固廢劃分了處室。在蘇州,2007年啟動藍天工程時,就成立了“藍天辦”,當時由分管環境的副市長負責。在2013年“氣十條”推出之後,又成立“大氣辦”,已升格為市長負責。在被環保部視為治霾榜樣的太原,這種協調機制的級別則高至省級:省長任全面改善省城環境質量指導協調小組的組長。
地市級層面,也有和三司完全對應的三處。2015年,常州市環保局新成立了水處、大氣處和土處。2016年3月10日,常州市環保局相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市編辦已經同意增加編制,正在安排人員到位。
“歷史發展到現在,環保部門經歷了螺旋式的變化,最終還是回歸到了最初的要素管理。”環保部原總工程師楊朝飛感慨,他1978年即進入環保系統工作。
在老環保人看來,三司成立是一種回歸,提起環境要素管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從1970年代中國剛開始成立環保部門說起。
1973年,簡稱國環辦的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成立,彼時已與國際接軌,按照環境要素設置了處室,包括水、氣、固廢與化學品處等。
1982年,環境保護局成立,但一直隸屬於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1988年獨立出來,成為副部級的國務院直屬機構。這是環保部門第一次升格,級別提高了,機制也需要調整。楊朝飛記得,環保局要從二十多個處並成九個司。在時任局長曲格平領導下進行了機構改革。
和規劃司、人事司等並列,囊括了水、氣、聲、渣等環境要素汙染防治的汙染管理司成立了,成為局里最大的司級部門。“當時覺得都是汙染物,就歸到一起吧,沒有意識到不同環境要素的汙染都是不一樣的,沒有充分重視環境保護要精細化管理。”楊朝飛說。
1998年,國家環保局升為正部級的國家環保總局,2008年升為環保部,“打包”的汙染防治管理建制卻一直延續。這讓汙防系統的官員的“專業化”變得“不專一”:要當汙防處處長,光懂氣的治理還不行,得各個類型汙染物管理都輪崗一遍。
1988年的機構劃分還給土壤汙染防治留下了問題。由於汙染管理司承擔了太多的職能,土壤汙染中,只有工業場地汙染劃給了汙染管理司。因為農村既有生態保護的問題,也有土壤汙染問題,農村土壤汙染就交給了剛剛成立、工作量略小的生態司。
直到現在,從環保部的網站仍可看出:城區土地汙染防治工作設在汙防司固體廢物管理處,農村土壤汙染防治則在生態司農村環境保護處。
“土壤汙染不能按照城市和農村割裂開來,也分不清。農村的很多汙染是城市汙染、垃圾、煙氣排放造成的,得從源頭解決。”楊朝飛說。
從1993年起,楊朝飛擔任了十多年的生態司司長。他認為,這種割裂的機制對於即將出臺的“土十條”,乃至土壤汙染防治立法都是阻礙。
新三司成立後,城鄉土壤防治都將納入土司,土司的處室也將按照土壤、固體和化學品管理等分開管理。
2016年3月11日,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在全國人大答記者問時,回應三司改革的目的:要強化以環境質量改善為環保工作的核心,通過水、土、氣三個有明確質量要求的環境介質作為核心業務司。
三司成立的同時,汙防司和總量司也隨之撤銷。這也意味著,我國環境管理的重心從總量控制轉向環境質量改善,從粗放走向精細。
作為曾經的總量司司長和汙防司司長,趙華林表示撤銷這兩個司並非說明這兩個司的工作不好,而是因為成立三司後,原來兩個司的職能剛好可以合並。
趙華林察覺到,雖然一直“打包”在一個司,但汙防部門的名字也經歷了“汙染管理-汙染控制-汙染防治”的變化,代表著汙防工作從建立規章制度到開展汙染控制措施,從被動走向主動的過程。防治對象也從過去是常規汙染物、向高毒的難降解汙染物轉變。
總量控制制度早在1988年就被提起,1996年開始實施。因“十五”的汙染減排目標沒有完成,“十一五”期間,二氧化硫和COD這兩項汙染物第一次被列入約束性指標,環保總局與各地簽訂了責任書,由此開啟了總量控制受到地方政府高度重視、環保系統傾力而為的減排歷程。
為何總量減排任務完成,但是公眾卻不能感受到環境質量改善?趙華林表示,總量控制的工作並非不管環境質量,在考核總量控制的四個標準中,其中一條就是改善環境質量。
“在一個人快要不行的時候,先要穩住心率。對於環保而言,先抓COD和二氧化硫兩種主要汙染物。”趙華林打了一個比喻,“等到心率穩定了,再增加血壓、血糖等指標,比如PM2.5。不能說穩住心率就和治療沒有掛鉤,總量控制就和質量沒有掛鉤。”
關於總量制度的得失,環保系統有多篇論文進行了探討。“十三五”期間,總量制度並沒有被拋棄,探索區域、流域、行業的總量控制模式、實行以許可證為載體的企事業單位總量控制已是業內共識。而三司改革正是這種共識的一個體現。“歷史發展到這個階段,這樣的改革是比較好的選擇。”趙華林說。
談及三司改革時,盡管美國環保局的機構設置被提到的最多,目前我國的三司機構設置和美國仍有很大區別。
首先是機構和法律的對應關系。美國環保局的機構設置由法律授權而來,比如大氣與輻射辦公室是主要為了執行清潔空氣法案和原子能法案,水辦公室主要為了執行清潔水法案和安全飲用水法案。
雖然三司設立後更有利於“氣十條”“水十條”和“土十條”三大戰役的落實,目前的三司機構設置跟法律的對應關系並沒有那麽清晰。
“中美的環境管理差距不在機構改革,而在依法治理環境。如果能夠嚴格執法,環保部改不改問題還真不大。”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副教授張俊傑說,“在當前的法治環境下,也只能進行政府機構打補丁的改革方式,改進政府效能,彌補法治的缺失。”
另一個區別則是人的數目。除了國家級環保局的環境要素管理部門,美國在波士頓、舊金山等地設置了10個區域辦公室,劃片管理各州的環境問題。比如管理加州的第9區辦公室,其中也設置了水、氣、土等職能部門。
相較於美國上千人的規模,環保部新三司目前的人員數目並未增加多少。在地方上,雖然多地早設立了大氣處,但人員數目乃至專業素養還遠遠不夠。“很多大氣辦只是解決了領導重視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人員緊缺的問題。”解洪興說,“領導重視,大氣處處長要匯報的次數多了,真正幹活的人依然不多。”
例如在落實“氣十條”的行動措施時,讓各地負責大氣汙染的處長處處長心里沒底的是,做了這麽多工作,PM2.5到底能降多少?結論可以通過源清單、模型模擬等預測得出,但計算過程相當專業,大氣處很難辦到,只能委托高校和環科院、環規院等專業的技術團隊來做。
“目前看,相比”錢不夠”不是問題,人少才是更嚴峻的問題。專業人才不足,問題研究不清楚,不知道如何做才能有效果,如何才能成本效益最大化就不敢花錢。應該把更多的資金放在‘軟件’建設上,幫助省市形成專業團隊,把落實方案做好讓更多的專業人把錢花出去,做方案。”解洪興說。在無法擴充政府的專業人員的前提下,這些工作可以放開給更多的環境服務公司來做。
設立三司只是捋順職能的第一步。如陳吉寧答記者問時所言,這項工作涉及面非常廣,不僅僅是兩個司變三個司的問題,還涉及一些流程的重構、與其他改革的銜接,比如環評制度改革的銜接。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三司的職能也將包含更多的內容,例如原屬於科技標準司的行業標準制定也將按要素劃歸給三司。
(農健/圖)
旨在修複毒地的“土十條”國家行動計劃即將頒布,在此之前,國家已在全國各地實施了名目繁多的試點,但大多都秘而不宣。“是到了梳理的時候了。客觀地評估示範成果,總結經驗、反省過失,是修複行業走向成熟的理性選擇。”
“這可是敏感詞啊!”2015年,國家重金屬汙染防治重點區域競爭性評審項目下發了28億元資金,第一個開工的是雲南省陸良縣歷史堆存渣場汙染土壤修複治理項目。但這個在2011年因非法傾倒鉻渣而引起全國媒體關註的縣城拒絕了采訪。
在全國土壤汙染總點位超標率已高達16.1%的局勢下,旨在指導土壤修複的《土壤汙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下簡稱“土十條”)頒布在即。可是,那些年動輒耗資數億元的土壤修複試點,目前大多秘而不宣。
“項目才剛剛開始招投標,你們明年再來采訪吧。”湖南省懷化市辰溪縣、東安縣、雲南省紅河州元陽縣均獲得了2015年重金屬汙染土壤修複治理示範項目資金,但都婉拒了采訪。
土壤汙染修複分為場地、耕地和礦區,在公開稱謂上,它們大都被定義為“某地塊”。南方周末記者根據公開資料,搜尋了多個試點項目,發現它們有的是上世紀開礦的礦區,比如湖北大冶、廣西河池。有的是電鍍區、電子垃圾拆解地,如珠三角、浙江臺州。有的是鉛蓄電池生產地,比如重慶市巴南區、浙江長興縣。有的曾是鉻鹽產地,比如青海湟中。有的只是單純的汙水直排灌區,比如甘肅白銀。
實際上,專事土壤修複的示範項目並不多,更多的是其他類型的國家專項里,會涉及土壤修複。據南方周末記者根據公開資料不完全統計,類似的試點項目有上百個。
連名字都如此敏感,相應的試點總結更難得一見。南方周末記者遍訪試點相關人員,以管窺試點的經驗得失。
2004年,北京宋家莊地鐵站施工工人中毒,中國的毒地問題開始受到重視。但要找到中國第一個土壤修複的試點卻不容易。
中環循環境技術中心主任龔宇陽印象中,2007年前後開始的重慶天原化工場地修複項目應該是國內第一個從汙染調查、風險評估,到修複和驗收的完整案例。項目後被評為環保部科技進步二等獎,也是中國汙染場地修複項目的第一個獎。
2009年涉足土壤修複領域的廣西博世科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稱參與了多個國內“第一”的項目。全國最大的北京建工環境修複有限責任公司則認為其在2012年承擔的原武漢染料廠生產場地複合汙染修複,是國家發改委首個重金屬汙染土壤治理與修複試點示範工程。
多個項目自稱“首家”並不為奇,因為這些國字頭的試點名目紛繁,甚至還包括“資源枯竭城市轉型”,它們不一定是土壤專項,但土壤修複是不可缺少的一環。
比如,試點項目治理的汙染物不同,有的是重金屬,有的是有機物,還有的是複合汙染。範圍也不同,有的是地域性的,比如湘江流域重金屬汙染治理實施方案;有的是跨區域的,比如南水北調工程水源地水質安全保障。分管的單位也包括發改委、農業部和環保部等,甚至在環保部內部還來自不同的部門。
同一個地區也可申請多筆資金,很難歸屬於某個示範項目。據當地提供的資料,比如在湖南省湘潭市嶽塘區,重金屬汙染治理、全國老工業基地整體搬遷項目節能減排綠色搬遷專項、工礦棚戶區搬遷改造……多個項目都給竹埠港工業園區治理提供了資金,每一筆資金均以千萬甚至億元計數。
這些年國家資助了哪些項目,起到了什麽示範作用?多位受訪者表示:範圍太大、內容太多,很難理清。
“是到了梳理的時候了。”龔宇陽說,“客觀地評估示範成果,總結經驗、反省過失,是修複行業走向成熟的理性選擇。”他記得業內人士多次呼籲梳理已有的試點,環保部固廢中心曾試圖出版示範項目的案例集,中環循還曾交過案例,但至今尚未見出版。
根據已有報道,場地(指工業地塊,集中在城市)和耕地是“土十條”關註的重點。場地修複的相關試點,從技術到管理以及資金,都已積累了不少經驗。
“小而嚴”是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到的場地修複試點的特點。比如在大地益源修複有限公司總經理辜曉平的印象中,公司承擔過江蘇溧陽農藥場地修複。公司通過招投標拿到這個世界銀行的項目,雖只有300萬元,卻使用了四種技術,方案由環保部委托南京環科所設計,驗收由環保部組織。
當時沒有相關技術與標準的導則,只能參考國際標準,試點中的經驗對以後的工作仍大有裨益。比如在工廠拆遷之前,修複公司就要進入,以防止拆遷過程中造成二次汙染。參與評估的龔宇陽點評說,這次示範最大亮點是首次解決了農藥生產設施的無害化處理問題,最終還出了導則。
項目在信息公開上也有啟示。“施工之前要求公告周邊百姓,我們在做什麽,怎麽做。”辜曉平記得一開始要公告時,大家還有顧慮,怕引起恐慌,結果公眾很支持。所以在後續項目中,公司都會找來當地政府各個部門、街道辦,告知修複情況,甚至還安排修複的參觀路線。
在湖南,重金屬土壤修複的規範流程已日臻嫻熟。湖南凱天重金屬汙染治理工程有限公司總工史學峰發現,在2009年剛剛啟動時,企業的利潤還比較高。現在業主對於流程已相當熟悉,連征地、搬遷費用都愈發規範,工程公司的利潤低多了。以前還曾出現農民為了一棵橘子樹的補償而阻工,得當地政府出頭幫忙協調,現在則少得多。
進一步的,不僅是修複項目,場地修複在管理上也有試點。2014年環保部選擇了湖南、重慶以及江蘇常州、靖江開展汙染場地環境監管試點工作。環保部曾向媒體解釋過試點的背景:“我們選取了一個省、一個直轄市、一個地級市和一個縣級市作為試點,這些試點的共同點在於其前期基礎工作開展得比較好,如果這些試點成效顯著,我們將擇機向全國推廣。”
這也是南方周末記者唯一找到的針對土壤修複監管的試點項目。
江蘇聖泰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理楊軍就記得,在公司中標修複的汙染場地中,靖江當地的環保部門不知道如何驗收,還委托了環保部的專家編制了驗收表。
重慶在2015年排查出疑似汙染場地387塊,湖南省環保廳提供的數據也顯示,湖南篩查出891個重金屬汙染場地,分級排序建立了重金屬汙染場地數據庫。
這些都已經和“土十條”摸清底數、開展詳查的要求非常接近。“為下一步建立潛在汙染場地清單信息數據庫及‘土十條’項目儲備庫提供了支撐。”重慶市環保局回複稱。
而在國家相關的標準還沒有修訂之前,湖南和重慶的管理辦法和地方標準都已先行頒布。
因可轉為城市建設用地,汙染場地修複的商業模式已較為清楚,這些年來的國家試點項目已經減少。對於耕地而言,專門的土壤修複的項目不多,主要依托於重金屬汙染防治。
2013年,在廣西河池,歷時兩年的“大環江河流域土壤重金屬汙染治理工程項目”一期工程耗資兩千多萬元,修複了1280畝受到砷、鉛、鎘、鋅等重金屬汙染的農田,被媒體解讀為“環江模式”。
作為技術支撐單位負責人,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複研究中心主任陳同斌認為環江從技術和產業模式上都有了探索——政府主導,科技支撐,企業參與,農民實施的模式把各個利益相關方都調動了起來。
不過,相較於場地,耕地修複的經驗要少得多,在有著“鎘米”難題的湖南亦是如此。據凱天重金屬汙染治理工程有限公司技術副總經理李娟介紹,湖南的耕地都還在做試點,沒有成熟的技術和模式,規模都不大。公司計劃今年以1000畝為單位,在修複的耕地上種植有機食品提高價格,逐步推廣。
其他的重金屬示範區也嘗試修複耕地,但最終還是因為成本太高而放棄。在銅產量連續18年同行業全國第一的甘肅白銀,廢水汙灌造成了流域七千多畝農田重金屬嚴重汙染。雖然獲得了7.2億元的專項基金,但用於農田修複的並不多,只修複了65畝農田,因每畝成本高達10萬元而未能大規模推廣。
“我們想尋找既經濟又實用的技術來治理農田,但國家並沒有明確的技術和標準。”白銀市環保局總工張瓊說,“修複完以後雖然重金屬不超標了,所用的試劑會不會形成二級汙染?是不是可能比重金屬還嚴重?這些都沒有定論。”
多位專家表明,國外幾乎沒有耕地汙染,無法借鑒經驗,而國內已有科研成果的應用也不多。比如“農業面源和重金屬汙染農田綜合防治與修複技術研發”重點專項2016年度申報指南就直接指出:我國在近十年中針對農業面源和重金屬汙染形成的理論和技術多數僅停留在“實驗室”和“論文”里。
相較於場地,耕地示範區的另一特點是地偏,敏感,大部分地區不太願意接受采訪。
環保組織申請信息公開也杳無音信。湖南省環保組織曙光環保在實地調研後發現了一些問題,便三次向當地環保局申請《石門雄黃礦區砷汙染綜合治理工程(一期、二期)建設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報告》,但都沒有回應。
陳同斌坦陳,環江農田土壤修複的效果,驗收結果,錢花的是否合理,都有第三方監理和評估報告。但項目涉及到局部地區汙染信息,而且管理部門也沒有要求公開。“不是對土壤數據保密,而是擔心公開農產品質量數據,會造成不良影響。”陳同斌說,“以後如果項目管理公開,可能會向公眾公開。”
陳同斌覺得,環江農田修複工程除了取得技術和工程突破外,吸引廣泛農民參與土壤修複活動,同時還取得良好社會效益尤為重要。項目的實施還獲得了精神文明典範。環保部曾在環江召開“農田土壤修複現場會”。
國家“ 土十條”即將開啟我國土壤修複新時期。(CFP/圖)
根據《十三五規劃綱要》,“十三五”期間要完成100個農用地和100個建設用地的汙染治理試點,建立六個示範先行區。這些內容很可能也會在“土十條”中體現。
這六個示範區包括貴州銅仁、廣西河池、廣東韶關、湖南常德、浙江臺州以及湖北黃石。據專家介紹,這些試點都有前期技術儲備和實驗,比較成熟,故抽出來作為重中之重來支持。
修複產業界對於迫在眉睫的“土十條”非常期待,卻也表示了擔憂。反映最多的是前期評估不足以及後期的過度修複。
前期評估好比去醫院看病。在臺灣,評估要占到土壤修複一半的時間和精力。但現在國內項目申報期限都很短,導致前期評估工作不夠細致,後面的工程實施難免有出入。“如果診斷得不對,很可能將小感冒誤診為大手術,明明是大腿有毛病,卻把胳膊切了。”高能環境修複公司副總經理馮國傑說。
不僅時間短,評估工作在國家撥款之前就要啟動,需要事先墊資。所以在項目批下來之前,評估公司的積極性並不高,最終只能是地方政府墊資。“得探索模式調動第三方評估公司的積極性,不然在重點汙染區域,十幾個項目的評估都要地方政府墊資,根本墊不起。”史學峰說。
對於修複到什麽程度就足夠了,企業也是沒底。多位受訪企業人士表示,目前的試點中存在過度修複的情況——如果該場地是用作展覽會用地甚至公共綠地,並不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而在一些偏遠地區,非耕地的土地上切斷汙染源,做好生態恢複就已足夠。“不是修幹凈,而是減少到可以接受的風險水平。”龔宇陽強調。
對於基層環保部門來說,在示範之外,更希望得到監管方面的指導。“土壤修複這塊,我們確實是門外漢,我們學到的知識和接下來的工作不配套,有點著急。”浙江省長興縣環保局汙防科科長俞文傑說。在被列為國家重金屬汙染防治重點區域的浙江省長興縣,如何開展鉛蓄電池關閉場地治理修複工作,迫切需要技術指導和支持。
陳同斌希望“土十條”中的示範區可以建立起一系列管理模式和制度,如果這樣區域性試點取得成功,就可以為提供可複制到全國其他地方的經驗。
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有關部門要篩選和推薦成熟技術,多組織現場會和培訓會,也要加強宣傳教育和正確引導,“我們要告訴老百姓土壤汙染的問題和危害,但也要讓他們建立這樣的意識:土壤修複好比量大面廣的慢性病,有的可以治療,但不會短時間解決,需審慎樂觀。”
坐擁七百億身家的華人置業(127)前主席劉鑾雄(大劉),上週宣布與紅顏甘比結婚,讓後者真正跨入豪門,成為第二任劉太。大仔劉鳴煒仍未表態,其親母、第一任劉太與大劉的恩怨,是不少人的「集體回憶」。本刊知悉,當年劉鑾雄得以自立門戶,有賴外母、亦即寶詠琴媽媽鍾全英,將自住物業多次抵押科水給他,完成大劉春秋創業大夢。現時鍾全英仍然在生,隱居於外孫劉鳴煒名下物業,由對方打點照顧。至於大劉,寶詠琴姐姐寶詠華向本刊直言,與前妹夫已沒聯絡二十年,不想評論對方再婚。本刊亦查得,劉鑾雄另有六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姊妹,包括大哥劉鑾成,大姐劉鑾娟等,但他們既無公司、亦不見有私人物業,其中妹夫顏利漢只是居住鑽石山龍蟠苑,同是劉家親戚,真是蚊髀同牛髀! 大劉與甘比結婚的消息傳出後,除了成為全港熱話,亦傳到了住在多倫多的前妻寶詠琴親朋戚友的耳邊。越洋傳來,他們知道消息後都相當錯愕,並對大劉向女朋友「豪使」的作風有點感慨:「嗰時大劉都好冧得掂個外母,按埋筲箕灣層樓借錢俾佢創業,好似話每月俾番五萬銀外母,不過同大劉俾女朋友幾廿億,冇得比!」本刊曾聯絡寶詠琴在澳洲的姐姐寶詠華,她移居澳洲布里斯班已五十年,亦是寶詠琴的遺產執行人。聽她語氣並不喜歡大劉:「我同佢(大劉)二十幾年嚟都無對話。我們與劉鑾雄沒有來往,(全家都沒有?)沒有沒有。」她多次重複:「我哋同佢二十年來,一啲來往都沒有。二十年來一點交往都沒有。你最好問劉鳴煒,(你與劉鳴煒比較熟?) 你自己與劉鳴煒說吧!」 由劉鳴煒照顧 劉鳴煒與寶家關係仍親密,而曾經有恩於大劉的寶詠琴媽媽、亦即大劉前外母鍾全英,現時在生亦有賴外孫劉鳴煒照顧。事實上,大劉早年曾說過:「我外母真係有功勞!佢按過層樓俾我做生意,如果講到有功勞都係我外母!」翻查記錄,鍾全英於五九年以兩萬多元,購入筲箕灣樂群大廈一個高層單位自住,並曾多次抵押按揭。其中七五年按予恒生銀行,當時大劉正醞釀自立門戶;到七八年按予渣打銀行,大劉同年創立愛美高(Ever Go)生產吊扇。該單位已經轉售,而鍾全英手頭亦無任何物業。鍾全英並沒怎樣讀過書,寶詠琴未發跡前,曾靠車衫幫補家計。現時她居於大坑豪園,為寶詠琴於○一年以近一千三百萬元買入,現時由劉鳴煒持有關物業公司的股份。據悉劉鳴煒小時候亦曾住過該單位。其後他回港發展,於○七年斥資二千萬元,買入同一屋苑另一單位,與外婆為鄰。上週記者到豪園探訪鍾全英,兩名外傭把門微微打開,記者探見白髮蒼蒼的鍾老太坐在客廳,記者對外傭說明來意,鍾老太緩緩把頭轉過來,但外傭立即把門關上。其後一名少女再度開門,索取記者卡片,五分鐘後馬上有隱藏號碼的電話打來,對方指:「我係寶太嗰邊打嚟,寶太老人家休息緊,費事打擾佢了。」電話中人先指自己屬寶太辦公室,再說自己是劉鳴煒公司。其後記者再訪,樓下保安即指:「收到指示,呢個單位係唔會有訪客。」 兄姊不離不棄 劉鳴煒一向緊張外婆,他過往曾指最憎去大劉至愛的福臨門食飯,但卻曾多次被發現帶同外婆到福臨門飲茶。當年寶詠琴生病時,劉鳴煒及細妹劉秀融,都是由外婆家照顧。寶詠琴○三年去世,根據遺囑,遺產都分給兩名子女及兄弟姊妹。估計她遺下十億,四成給兒子劉鳴煒,四成半給劉秀融,另一成給姪兒寶天泓。餘下的百分之五,予劉鳴煒決定,並付予其弟弟寶德志、姊姊馮寶詠嫻及其他家人作生活和緊急開支。寶詠琴曾在報章專欄表示:「(患病期間)哥哥馬上前往醫院介紹的apartment……若我不是在金錢方面比一般人富裕點,就不能帶着跟身工人、哥哥及二姐服侍我。」寶詠琴生前亦十分照顧兄弟姊妹,九七年她與友人以四百九十萬購入元朗錦綉花園獨立屋,於九九年由其弟寶德志購入部分業權,有指是寶詠琴藉此給弟弟收租,之後金融風暴樓價下跌,寶詠琴再以原價購回所有業權出售。○一年,寶詠琴聯同哥哥寶德銘,以每股兩毫的價錢,購入中國星(326)一億股,再以一元半的價錢賣出,從中帶挈獲利一點三億元。 日捱夜捱打江山 現時寶家絕大部分親人,都已移居加拿大多倫多,遠離香港的是是非非,只有寶德志在香港有間新義投資公司,劉鳴煒亦為董事。寶詠琴九二年和大劉離婚時,並未有打官司要求更多身家。當時她與大劉協議,拿取到數億元贍養費,每月十萬子女生活費,及十萬大宅營運費,其時大劉身價約二十億,現時當然已暴漲至天文數字。對於大劉曾狠批寶詠琴只懂「斟茶遞水」,兩人的好友為寶詠琴平反,「劉寶(指寶詠琴)係好肯認低威嘅女人,佢老公係比較優秀,好大男人,朋友上大劉屋企,劉寶好識做入廚房整嘢食,仲會話係女人應該做嘅!」對內認低威,對外工作就是女強人,「佢俾足面大劉,生意上都幫得手。通常大劉諗大方向,由劉寶去執行。劉寶話過買到銅鑼灣皇室堡,有銀行借錢好開心,佢做咗人生最大嘅生意。」他續道,大劉與寶詠琴離婚,對雙方有好處,「劉寶可以分到錢照顧爸爸媽媽。因為啲錢始終有細劉(劉鑾鴻)份,離婚可以名正言順分錢。嗰陣三、四億係好多!」 同父異母親戚 大劉與寶家的人無聯繫,其實他與自己的同父異母兄弟姊妹,一樣關係疏離。大劉早年有「大哥Joe」之稱,但其實他還有一個大哥,叫劉鑾成。而且除「細劉」劉鑾鴻外,另有兄弟鑾強、鑾武及三個姊妹。此因大劉媽媽葉淑婉是繼室,大劉父親劉火榮另有元配李悅卿一家。祖籍潮州的劉火榮,有兩位太太,共同為他生了五名兒子及六個女兒。其中由繼室葉淑婉誕下的,包括大劉、細劉、玉玲、玉慧及玉珍。有傳大劉母親有「潮州婆」稱號,與「跛豪」稔熟,六一年劉火榮已能與繼室一家,購置黃泥涌道一百四十七號五樓連天台。該單位有一千三百呎,以六萬五千元購入,反映劉家早在六十年代,家境已不錯,而且能供大劉及四個弟妹往加拿大升學。七四年劉火榮與友人成立友聯岳記吊扇廠,從事風扇製造。大劉學成歸來後,與寶詠琴加入家族生意,後來提出把風扇銷往北美洲,遭家族成員極力反對,才自立門戶成立愛美高。由葉淑婉所出的子女,都富貴榮華,除大劉外,劉鑾鴻報住山頂Coombe Apartments、玉慧報住半山璈珀、玉玲報住渣甸山等。反觀由正室李悅卿所出一家,相當草根。本刊翻查這家人資料,各人並無任何公司或物業記錄,相信只是尋常家庭。其中大女劉鑾娟的丈夫顏利漢,只是報住居屋鑽石山龍蟠苑,而此單位是他媽媽留下。記者下午到訪,雖然無人應門,但當晚顏利漢據記者留下的電話回覆,並斬釘截鐵指:「你千祈唔好嚟搵我,(同大劉無乜聯絡?)呢啲嘢我唔會答任何一個字。」他曾有間「安文餐飲」公司,但一二年已解散。 化身股壇狙擊手 至於大劉另一妹夫蘇偉能,為正室二女劉鑾貞的丈夫。本刊於公司註冊處,找到一個蘇偉能記錄;他報住屯門居屋富健花園,但本刊記者多次造訪也無人應門。劉火榮另有一個契仔游德生,一樣無公司無物業。據大劉的好友指,大劉絕無提及這批同父異母的兄弟姊妹;其實上,其父雖供書教學及設廠,但大劉現時豐厚財富,由其個人才智得來。大劉離開家族生意搞愛美高,適逢七十年代中東石油危機爆發,各國為節省能源,吊扇再度受捧,令愛美高迅速發展美國市場,其後公司業務擴展至燈飾、電子滅蟲器及火水暖爐生意。八三年愛美高在港上市,並獲得李嘉誠作為基礎投資者,可見誠哥當時也看得起同屬潮州人的大劉,市值短短五年間急增至五億港元。大劉在八五年開始涉足股壇,化身股壇狙擊手,專門狙擊那些控股權不穩的公司,先後狙擊過莊氏家族的能達科技,李樹福家族與馮秉芬共同控制的華人置業及中華娛樂、李兆基的煤氣(3)和嘉道理家族的大酒店(45),全部得手,除了華置及中娛留作旗艦外,其他則高價賣回給大股東,大賺一筆便鬆人。而他狙擊英資置地時,連環購入皇室大廈及灣仔夏愨大廈等貴重物業,成就今天的規模。 紅顏知己逐漸掌權 近年甘比得寵,家人甚至逐漸走入華人置業的權力核心。甘比姐姐陳詩韻,於○二年加入公司,一二年升做執董。而現年三十二歲的妹妹陳諾韻,亦於○八年加入華置,任職銷售及租務部,曾負責化妝品包括「雙妹嚜」業務。於上年七月,再尾隨姐姐加入董事局。除了紅顏知己,大劉則相當照顧同父同母的弟妹。一向與大劉感情要好的細劉劉鑾鴻,曾在九十年代初出任華置主席,在拍賣會上多次與大劉一起出現,「拍住檔搵食」。大劉早年很照顧細劉,教他做生意及交際。在科網股時代,細劉快人一步投資科技業,更曾打本與妹妹劉玉珍丈夫袁子春,成立駿升科技,發展錄影機預錄設備,成功打入美國市場。之後科網泡沫爆破,幸他及早抽身重投地產行業,對他影響輕微。至二千年崇光百貨賣盤,鄭裕彤夥拍大細劉,以私人名義斥資三十五億元,購入整幢共五十萬呎百貨大樓。而經營崇光的利福國際(1212)在○四年掛牌,由細劉出任董事總經理、大劉出任非執行董事,現時細劉大女劉今蟾與細仔劉今晨,亦先後加入利福,擔任執董。至於劉玉慧,為牙科醫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執業,自○四年起為華置及利福的非執董。事實上大劉「愛恨分明」,他所愛護的對象,都能盡享榮華富貴。 寶詠琴講孤獨的「劉太」 「一生獨來獨往…生孩子、割盲腸及一切婦科疾病,都是一個人入院、一個人出院,丈夫永遠也不在身邊。」「我只想做回自己,一個很自由的自己,如何稱呼甚麼也可以,劉太還是我的稱號。」「如果我還在那段婚姻中,我不會去檢查身體,到發現有癌症也會是末期了。就像上天冥冥中有安排,我的苦難還沒完結。」「劉先生在女人方面,是非常的bad taste。」「我無佢,我無今日,佢無我,佢無今日。」「假如有機會和劉生一起,我想是事業的,因為我和他的確是最佳拍檔。」「從前劉先生單純點,大家都很欣賞對方性格。」「我值60分,他是40分,因我比他努力。」註:節錄自寶詠琴過往訪問及自傳《琴心集》 寶詠琴談兒子劉鳴煒 「他是我的心肝命椗,有什麼事,我都會考慮他的感受。」「我要保護仔女。他們在家要行後門的,不可以用正門,因為我常收到恐嚇信,問攞錢。」「每天等待兒子放學,談到升學問題,很擔心他的用功,實在太辛苦了。他大學畢業時才十九歲。兒子勤儉生性,使我自豪。」「生病時兒子和我手拖手,令我感覺不再孤單。」「兒子溫馴、老實、勤力、低調、節儉,自小我已能帶他出外見客。」「兒子從加拿大來探我病,他一向是感性的,很易下淚,我就由得他哭個暢快。」註:節錄自寶詠琴過往訪問及自傳《琴心集》 撰文:財經組攝影:財經組[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