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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三地:都是為美國人服務 Uncle Ray


2009-03-17  AppleDaily





 

國內Home Office的模式十分普遍,在深圳,不少人以住宅作為辦公室。筆者有一個基金客戶,他的辦公室在小梅沙某個超豪的別墅內,四面環海,風清氣爽,然而十室九空,保安員及清潔工人比住客還要多。

壟斷令葵涌碼頭失優勢

每 幢別墅盛惠1000萬元人民幣,中國有錢人真是多的是,聞說大部份買家都是國內高幹,有報道指,國務院前副總理習仲勳女婿,亦即現今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大姐 夫,豪花1.5億港元現金在港島南區置業,以高幹約1萬元人民幣月薪,錢從何來?難怪幫農民爭取收地權益的維權律師,一個又一個被送進「秦城」,罪名就是 顛覆國家罪,亦即顛覆國家領導人的「荷包」。到小梅沙前,經過鹽田港,四周的道路十分混亂。鹽田港已成為葵涌貨櫃碼頭的最大競爭對手。香港的貨運業,自 97年後節節敗退,有評論指,由於葵涌碼頭一直被李家壟斷,政府又遲遲未能提供碼頭泊位土地,使費用被李家集團抬高,直接令葵涌碼頭失去競爭力。在中國的 政治體制影響下,官商勾結,政策向有權有勢人士傾斜,大勢所趨,無可避免。曾特首這位「媳婦」真難當。

美貿赤降 中出口挫

過 去幾十年,經濟學家一直擔心美國的外貿赤字,認為幾百億美元赤字,遲早爆煲。上星期美國商務部指,美國的外貿逆差降至6年新低。原來,美國逆差減少的代價 是全球,特別是中國的出口大幅下滑,工廠倒閉,失業率上升,溫總急急推出一浪又一浪的刺激經濟措施,天文數字的財赤。用清醒的頭腦想一想,大家到底還是要 看美國人的臉色,從鹽田港到葵涌貨櫃碼頭,原來都是為美國人民服務。Uncle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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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百三:中國股市是為國營企業服務的 語風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5249a201015udw.html

註:有時候我就在想,為什麼像騰訊、百度、網易、搜狐、新浪、新東方、奇虎360、優酷等等一大批極具活力 和潛力的企業就不能在國內上市呢?為什麼這些優秀企業在內地蓬勃發展,投資回報最終卻要拱手送給香港人和美國人呢?哦,對了,中國股市是為國企服務的。國 企再差,再不賺錢,弄點資產包裝一下就能上市;而民企再好,再能賺錢,排多久也不讓你排上號。至於上市企業的好壞,投資回報的多少,那就是很次要的問題 了。

    畢竟,讓效率低下的國企搞間接融資,國有銀行風險很大,甚至危及金融體系穩定。而把它們扔給全體股民,那就輕鬆多了。股民虧錢怪誰呢?「股市有風險,入市須謹慎」,開戶的時候,管理層告誡得很清楚嘛!

    股市不是一個好玩的地方,尤其是中國股市。2700多家上市公司,相信真正值得投資的不會超過50家!在您沒有學會用知識、眼光和紀律保護自己之前,在您沒有學會用腳投票、認清謊言和陷阱、拒絕大多數誘惑之前,請謹慎投資!股民朋友們。

 

    綜觀世界各國股市,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都是把它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一部分,作為金融市場的一個最活躍的最重要的部分而發起、成立、組建、發展的,也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

 

  如美國的證券市場是由於18世紀末獨立戰爭時,政府為了打贏戰爭融資,發行並交易大量國債,在東北各州紛紛成立各種證交所(股票也進入市場)時逐漸形成的,當時人們在紐約華爾街的一顆梧桐樹下交易了46年後,於1863年成立了規模與影響較大的「紐交所」。


  日本的證券市場形成於明治維新時期,從制定條例到進行有序的交易,蘊育長達19年。美、歐、日股市的最 大特點就是它是一個法制的公正的市場,金融市場主體間必須是平等的,必須實行三公原則:「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並且是有法必依,執法如山的。因此, 它們的發展雖然起起伏伏,但總體是健康、快速的。

 

  然而,新中國於改革開放後成立的股市,其創始之背景、宗旨與海外市場有很大的不同:即它是為國營 企業服務的,為它們融資、募資而成立的。國有企業是國家的,滬深證交所是國家(地方政府)直接組織下成立的,甚至交易所的官員、證監會領導都是國家任命 的。這樣,就發生了國有企業大量發行股票、上市的問題。

 

  一、1989年12月,上海市委決定為解決國有企業融資難問題成立「上交所」

 

  1989年夏,中國出現了一場「政治風波」,相當多的外資撤走了。維持國營企業的簡單再生產與擴 大再生產的資金來源一下子少了很多;向銀行貸款,銀行風險又很大。在這種情況下,試行直接融資,成立證券交易所就提上了議事日程。時任上海市長、市委書記 朱鎔基決定召開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於1989年12月2日同中國人民銀行領導及上海分行行長龔浩成、華東師大金融學教授陳彪如等開了一天會,決定立即籌備 成立「上交所」,朱親自撥給交易所400多部電話額度,並決定一系列基本規定、原則。

 

  當時,中國的民營企業廖如晨星,大量的是國有企業,所以成立上交所、深交所的初始目的宗旨就是為 國企服務、為公有制經濟服務,對此,沒有人有異議;也不覺得有何不對。後來的周正慶主席也公開承認:「股市就是要為國企服務的」。至於股市的其他幾大功 能:投資功能、資源最佳配置功能、公眾對企業的監督管理功能等等,實際上均很淡漠,也未被引起高度重視,政策面向國企、公有制經濟傾斜,如容忍大量國企長 期不分紅、少分紅;容忍他們各種不配股,卻讓中小股東高價配股(增發);容忍他們在「股改」時少付對價。

 

    二、大量國有企業發行股票上市,至今比例仍達80%

 

  在上述歷史背景及宗旨下,從1990年起大批國有企業,無論長期業績如何,均排著隊上市融資。鄧 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講話,鼓勵發展股市,他說:「有人說,股票是資本主義的,我們在上海深圳先試驗了一下,結果證明是成功的,看來資本主義有些東西, 社會主義制度也可以拿來用,即使錯了也不要緊嘛。錯了關閉就是,以後再開,哪有百分之百正確的事情。」鄧的講話,使中國新上市公司一年達97家,上海藉此 機會上市了幾十家國企:陸家咀、中百一店、華聯商廈、水仙電器、中紡機、二紡機、豐華股份、新黃浦、上海電器、大眾出租、浦東大眾、第一鉛筆、外交橋、興 業房產等等。其中絕大多數是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公司,1992年初發行時無人問津的股票認購證一下子紅火起來,人們視之為珍寶,在黑市高價搶購。

 

  但是國企的上市目的,其實就是融資、圈錢;同時一些領導的骨子裡是看不起股市、股民的。當時的規 定是:「處級以上幹部不得炒股」。很多領導把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時對股市講的「即使錯了也不要緊嘛,錯了關閉就是」這句鼓勵性質的話,從反面去理解,認為國 家只是試試而已,所以對股市漲跌、幾千萬股民的虧盈從來無動於衷。有時稍漲了一些,就擔心「泡沫」出現,拚命地、無窮無盡地趕著新股排隊發行上市。如 1992年在香港一位經濟學家的一封建議信下,***、朱鎔基、劉鴻儒均作了批示,其中重要一點就是「不停地增加供給」,大發大上新股。結果將股市從 1992年6月5日的1249點,一下子打了下去,一直跌到1992年11月20日的386點。此外,1996年12月,還發了《人民日報》社論來批判股 市,使股市從1200多點大跌到777點,滬深股市開始了漫漫熊市,同時伴隨著大面積的股民虧損。當然,後來國家又改成鼓勵股市上漲,以解決宏觀經濟不景 氣問題--總之,用用的味道很重。

 

  到2011年12月,中國股市總市值26萬億,其中國有上市公司總市值達20.3萬億,佔比例為80%。所以,當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平新橋問我:「中國股市最大特點是什麼?」,我回答:「是一個以公有制經濟為主的,上市公司大多數為國有、公有企業的股市。」這種情況對於西方國家是不可思議與難以想像的。

 

    三、國有企業存在的通病導致股市長期低迷

 

  國有企業有一些通病,世界各國均有之,主要如下:

 

  1、產權不清。不知企業的最終所有 權歸誰所有,李鵬、朱鎔基嗎?他們都退休了。表面上它的產權歸全體人民所有,實際上是由政府代表人民來統一行使支配管理企業資產,而政府部門眾多,都能行 使部分所有權,卻無人對企業財產承擔最後的經濟責任。這種產權代表多元化實際上是沒有代表,造成了大批國企產權虛置,造成事實上的所有者缺位。企業內部也 無法形成強有力的所有權約束機制---這是世界各國國有企業最致命的缺陷。

 

   2、「責、權、利」相分離。國 有企業的領導是官方任命的,他們責任不大,不必為投資的失敗承擔風險,巨虧了不必為此跳樓自殺;他們權力也不大,外受到各上級主管部門的約束,內受「黨政 工團」的約束;他們多數人利益也不大,工資、收益不能像私有企業主那樣可以無限增長。因此,他們的動力、積極性也不大;在「官本位」影響下,相當一批企業 家還想到政府擔任官員。職工的情況更差,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改革開放幾十年了,人們可以看到一些國營影院、劇場、中西藥房,依然人 浮於事,混飯吃,效益十分低下。

 

   3、社會負擔重。國 有企業普遍承擔著辦學校、醫院、安置就業、離退休人員開支管理(交幾金)等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責任。有的企業富餘人員高達60%,企業的社會負擔十分沉重。 還有不少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不分紅、少分紅,卻反而大搞產品漲價,利用「通脹」製造企業盈利的虛假繁榮。因此,國有企業實際上不是獨立意義上的經濟實體, 而是政府機構的附屬物,企業的效益總體是低下的。此外,資源配置能力也十分低下:能耗是日本的6倍,韓國的4.5倍,美國的3倍;鋼、水、木材消耗強度是 發達國家的10-30倍。

 

  與此同時,國有企業中,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主要表現形式為:承包經營中流失;MBO改制中流失;股份制改制中流失;國企虧損中流失;企業破產中流失;中外合資中流失……改革開放中,出現了一大批不法分子、貪污腐敗分子,每年涉及犯罪的官員、國有企業領導人數是驚人的。

 

  這種情況,無論東西方各國,其實是普遍存在的。當年,中國國有企業代表團去埃及參觀學習,請求看 幾家國有企業,該國接待人員說:「納賽爾總統領導期間曾經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強行把大批私有企業國有化,導致企業效益低下,經濟發展緩慢。」最後, 讓他們去看了蘇伊士運河管理局,那是資源壟斷國企,效益尚可。

 

  美國為解決國有企業效益低下、工人在上個世紀50年代經常罷工的問題,不得不在工人、員工中大搞內部股及股權激勵機制,又稱人民資本主義。英國撒切爾夫人更是堅定地把很多效益低下的國企私有化,即「民營化」浪潮。

 

  請記住:中國今日的股市中,上市公司2300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為1000家;總市值為26萬 億,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為20.3萬億,即股市80%的股權為國有股法人股。它們總體效益不高,它們有的多年來不分紅,分不出紅,也不想分紅(這就是 朱鎔基任總理期間堅定地開始搞「國退民進」運動的深層次原因)。這是中國股市長期低迷不振的一大原因。在股市中,公有經濟的成分比例遠遠高於中國實體經濟 中公有經濟的成分比例。

 

(文章來源:《金融投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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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華為:不上市是為稱霸世界

http://www.21cbh.com/HTML/2012-11-30/3NNTQxXzU3NDY3NA.html

從兩萬元起家,到現在年銷售額逼近400億美金,成為全球第二大電信設備廠商,華為一直以來都是外界頗感興趣的話題。華為低調,它的創始人任正非更低調,過去20多年裡幾乎看不到他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但一個不容質疑的事實是,華為成功了。

為什麼華為成功了?難道背後有神秘的力量?西方人質疑、猜忌,媒體也在企圖「揭秘」,並且極盡渲染,即使是華為的一些員工,也從未停止過好奇與懷疑。最新出版的一本書《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嘗試性地進行了總結。

華為成功的秘密

任正非說:「我們沒有任何背景,也沒有任何資源,我們除了擁有自己,其實一無所有。」「一切進步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在別人。」「制度與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不是上帝……」這即是華為成功的「神秘力量」。

「我可以告訴你,釋放出我們10多萬員工的能量的背景是什麼?就是近20年來,華為不斷推行的管理哲學對全體員工的洗禮。如同鈾原子在中子的轟擊下,產生核能量一樣,你身上的小小的原子核,在價值觀的驅使下,發出了巨大的原子能。」

《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的作者表示,20多年後的今天,回頭審視任正非的一系列講話、觀點,讓人感到驚異的是,他的基本思想從未改變過,這就是:以客戶為中心,以奮鬥者為本,長期堅持艱苦奮鬥。

正如任正非所言:「是什麼使華為快速發展呢?是一種哲學思維,它根植於廣大骨幹的心中。這就是『以客戶為中心,以奮鬥者為本,長期堅持艱苦奮鬥』的文化。並不是什麼背景,更不是什麼上帝。」

任正非說:「這就是華為超越競爭對手的全部秘密,這就是華為由勝利走向更大勝利的『三個根本保障』。」

為何不上市

與華為的競爭對手們不同,華為過去25年裡一直在迴避資本市場的誘惑。

據《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披露,幾年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率領一個機構投資團隊訪問華為總部,但任正非並沒有出面回見。事後,羅奇有些失望地說:「他拒絕的可是一個3萬億美元的團隊。」

任正非對此事的回應是:「他羅奇又不是客戶,我為什麼要見他?如果是客戶的話,最小的我都會見。他帶來機構投資者跟我有什麼關係呀?我是賣設備的,就要找到買設備的人……」

任正非還在其他場合對這個話題有過回應,他認為不上市才能保證華為的戰鬥力。

任正非說:「豬養得太肥了,連哼哼聲都沒了。科技企業是靠人才推動的,公司過早上市,就會有一批人變成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他們的工作激情就會衰退,這對華為不是好事,對員工本人也不見得是好事,華為會因此而增長緩慢,乃至於隊伍渙散;員工年紀輕輕太有錢了,會變得懶惰,對他們個人的成長也不會有利。」

為此,華為要求「高層要有使命感,中層要有危機感,基層要有飢餓感」。

不過,不上市的背後其實是一盤更大的棋。「不上市,就可能稱霸世界!」任正非私底下這麼說。

未來會倒下嗎

過往的20多年,華為活下來了,華為的許多同行卻倒下了,那些貌似「戰無不勝」的「巨無霸」企業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裡,常見的情形是:幾乎毫無徵兆地從正午的輝煌急劇地走向沒落。AT&T如此,朗訊如此,摩托羅拉如此,下一個是誰?

過去20多年,華為圍繞「以客戶為中心」,通過艱苦奮鬥,邁上了一個又一個高峰,但是隨著組織的不斷擴大,員工的富有,文化的稀釋,華為未來的挑戰也無疑是嚴峻的。

任正非反覆說:「失敗這一天一定會到來,大家要準備迎接,這是我從不動搖的看法,這是歷史規律。」「什麼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業一樣,經九死一生還能好好地活著,這才是真正的成功。華為沒有成功,只是在成長。」

素描任正非

20多年來,任正非思維的興奮點幾乎從沒有離開過華為。

一個44歲才開始經商的男人,一個幾近白手起家的知識型前軍人,一個從來都不甘居人後的理想家,一開始就給自己和華為確立了高不可攀的標高。為了一種使命感,他付出了全部的身心。他沒有文娛、體育的任何一項愛好,唯一的嗜好就是閱讀和思考,他也沒有政界商界的任何朋友,可以說他幾乎沒有朋友,從學校到部隊到華為。但他卻善於交流,從國內到國際,經濟政治外交,無一不侃侃而談。但這一切,也都脫不開對華為的思考。

冒險而不賭博

冒險是企業家的特質之一。但冒險不等於賭博,賭博是一種智力遊戲,靠的是聰明、直覺,還有運氣。任正非說,人天生都有賭性,但我必須遏制自己,必須控制住自己的慾望,學會管理自己的慾望。到拉斯韋加斯的賭場去玩,任正非寧可到處看看,也絕不會去嘗試一把。他笑言:「我怕陷進去……」

居安思危

當華為成為一家世界級公司時,任正非居安思危——

「為更好地服務客戶,我們把指揮所建到聽得到炮聲的地方,把計劃預算核算權力、銷售決策權力授予一線,讓聽得見炮聲的人來決策。打不打仗,後方決定;怎麼打仗,前方說了算。由前方指揮後方,而不是後方指揮前方。機關是支持、服務和監管的中心,而不是中央管控中心。」

「誰來呼喚炮火,應該讓聽得見炮聲的人來決策……」

焦慮警醒

任正非是那種典型的「焦慮症患者」。他無數次地警告公司的管理團隊和全體員工:「繁榮的背後,都充滿危機,這個危機不是繁榮本身必然的特性,而是處在繁榮包圍中的人的意識。」華為「一天不奮鬥,就可能出局;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思科、愛立信、阿爾卡特,這不是一句玩笑,而是嚴酷的事實」。

「不要把我想得多麼高尚」

在《一江春水向東流》一文中,任正非道出了華為員工持股制度的產生過程:「我創建公司時設計了員工持股制度,通過利益分享,團結起員工,那時我還不懂期權制度,更不知道西方在這方面很發達,有多種形式的激勵機制。僅憑自己過去的人生挫折,感悟到要與員工分擔責任,分享利益。創立之初我與我父親相商過這種做法,結果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在(20世紀)30年代學過經濟學。這種無意中插的花,竟然今天開放到如此鮮豔,成就了華為的大事業。」

任正非坦陳:「不要把我想得多麼高尚,我要是當初選擇做房地產,地是我跑關係拿的,款是我找門路貸的,風險主要由我承擔,我為什麼要把股權分給大家?華為是科技企業,要更多的聰明人,有理想的人一起做事,所以就只能一起抱團,同甘共苦,越是老一代的創業者和高層領導幹部,越要想到自覺奉獻,只有不斷地主動稀釋自己的股票,才能激勵更多的人加入到華為的事業中一起奮鬥……」

和諧共存

思科起訴華為案結束的第二年,美國微軟公司總裁鮑爾默到深圳華為總部拜訪任正非,開門見山地提議:希望華為不要參與到針對微軟的反壟斷陣營中。任正非答:反壟斷是政府的工作,有利於創新,也有利於社會進步和消費者,但這不是華為的職責,華為也沒有這個實力。任正非清楚,華為正是靠反壟斷擊退了思科的強勢訴訟,這是為生存而戰。但華為不會主動地反壟斷。我們為什麼不能同時在兩把傘下待著呢,左手舉著微軟的傘,右手舉著思科的傘,你賣高價,我低一點,也賺了大錢。我打倒了你,太陽曬得我滿身大汗,汗水又澆肥了我腳下的小草,小草以低價侵佔我的地盤……我才不吃力不討好呢!

開放的心態

關於華為的開放,任正非說:「華為不可能迴避全球化,也不可能有尋求保護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心態。因此,華為從一開始創建就呈全開放的心態。在與西方公司的競爭中,華為學會了競爭,學會了技術與管理的進步。因為,只有破除了狹隘的民族自尊心才是國際化,只有破除了狹隘的華為自豪感才是職業化,只有破除了狹隘的品牌意識才是成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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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中國打造信貸流轉平台是為救助銀行鋪路

http://wallstreetcn.com/node/52672

雖然中國官方公佈的銀行系統不良貸款率仍然只有1%,但經歷「4萬億」刺激計劃的信貸狂潮以後,中國銀行業貸款質量問題早就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今年年初,銀行就對違約風險最高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進行了集中展期處理,但這可能只能拖延了壞賬爆發的時間。鑑於中國經濟增長不斷下滑,而且人民銀行看起來將在下半年繼續收緊貨幣政策,起碼不會大規模寬鬆,在經濟和金融的雙重壓力下,中國銀行業貸款質量問題爆發的可能性大增。據路透報導,中國政府正在打造信貸流轉平台盤活存量信貸,但這也可能是為打開救助銀行的渠道鋪路:

...中國正在開發一個新的交易平台,容許銀行向更大範圍的投資者出售貸款資產,這一舉措可以為政府救助銀行或向私人投資者出售不良資產鋪路。

該交易平台正處於測試階段,是專門設計用於引入新類型投資者的,包括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大型企業。

現在,因為缺乏資產流轉的先例,導致了銀行實際上只有兩個選擇:要麼通過私人交易出售不良貸款,交易對手方大部分是國家支持的大型資產管理公司;要麼無限地對貸款進行展期處理,避免產生賬面損失。

大部分分析師認為,北京將最終不得不使用公共資金,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但如果有能力吸收一些私營部門資本,將可能能降低救助的成本。

新的交易平台可以激活貸款流轉中的價格發現功能,有助於吸引私營部門投資者,並創造一個基準,為未來的交易提供指引。定價過程更大的透明度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資者。

...

信貸流轉平台將容許轉讓資產支持證券(ABS)和沒有證券化的貸款資產包。

...

 雖然系統範圍內的不良貸款率不到1%,但市場參與者普遍懷疑,不良貸款問題的真正規模可能比官方數據要大多了。向地方政府提供的貸款已經成為了特別嚴重的風險源。

容許銀行出售資產可以有助於避免債務危機的發生,如果資產價格大跌,流入實際經濟的信貸下滑,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經濟衰退。

這還有助於釋放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空間,容許它們給經濟提供更多的新信貸。

...

在回應中,中國銀監會看起來確認了計劃的存在,表示這符合領導人「盤活信貸存量」的號召,其正在「研究相關的體制結構和方法」。

...

接近監管者的消息人士稱,上週,系統上已經進行了數筆模擬交易,然後經過進一步的內部討論和公眾評論期以後,該平台會正式推出。

但問題仍然是,誰將願意購買高風險的銀行資產,會用什麼價格購買。

1999年,中國政府成立了四家國家支持的資產管理公司,購買了四大國有銀行1.4萬億元的壞賬資產。它們購買壞賬的價格等於或非常接近賬面價值,這明顯就是對商業銀行的救助。

這次,資產管理公司可能會再次介入購買最低質量的資產。

除了原來的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去年銀監會還授權省級政府成立自己的資產管理公司,購買規模較小銀行的壞賬資產。至今,只有江蘇省正式成立了資產管理公司。

然而,私營部門投資者,包括經紀商、以營利為導向的資產管理公司,不良債務投資者、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將很可能要求折價購買低質量的貸款資產。

市場參與者表示,就算能折價,因為難以對別的機構發放的貸款進行盡職調查,這可能會限制了投資者對這些資產的興趣。

一家中型中國銀行的高級銀行間市場參與者表示:「資產的非標準化一直是限制信貸資產流轉的主要因素。你可以怎麼評估風險呢?債券有信用評級,但貸款沒有。這將會造成定價的困難。」

...

路透上月就報導,證監會正和中國證券監管者合作,制定新的限制更少的創造資產支持證券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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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大學是為刮人民幣而立! 朱泙漫屠龍記

http://johnchrysostom.blogspot.hk/2013/08/blog-post_25.html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versity in HK would appeal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across the border. More significantly advance British influence and rank as an 『Imperial Asset'. – China Mail (December 1905)

盧吉勛爵(Sir Frederick John Lugard,香港一般稱為盧押)是二十世紀初英國最偉大的海外殖民地封疆大吏之一,曾於1907年7月至1912年3月任職香港總督,盧吉勛爵任職香港總督最重要的建樹是籌建香港大學。筆者且借當年香港大學籌建的歷史反思香港之於中國乃至世界有何地緣政治的意義。
根據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博士於2011年3月5日在香港大學的講座《為中國而立?為香港而立?香港大學創立百年反思》中指出,香港總督盧吉當年籌建香港大學的最初目的本來是《為中國而立》:「⋯他(盧吉)指出中國的覺醒為英國提供互利機會。因此擬設立一所大學,不單為香港,也為中國而立⋯通過教育向中國及華人宣揚英國文化藉以增強英國在遠東 - 尤其是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中國的影響力,是他這個帝國使者義不容辭的事。⋯」對於大英帝國來說,一個穩定的滿清政府最符合帝國的利益,因為其龐大的人口為帝國提供一個利潤豐富的市場。因此香港大學的基本任務是替帝國培育技術人材在滿清統治下的中國替英商開拓市場。其中英廷更下達了指導思想不許香港大學教授人文學科以傳播英國民主制度和思想予低等而思想未開發的中國人以免其顛覆滿清政權:

「⋯The study of the philosophic theories of the West,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of Western History with its outstanding examples of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eople from oppressive control, are all apt to fire the immature imagination of imaginative races, and to impel them to conclusions destructive alike of the family influence on which the social system is so largely based, and of all constituted authority⋯」

當年籌措經費最力的其實包括滿清政府和香港的華商。當年粵督張函致司道會商籌助香港大學校經費時曾如此說:「⋯我國派遣學生出洋。留東洋者。一人歲需學費數百元。留西洋者,一人歲需學費數仟元加以往返川費。為數猶屬不貲。各省財力。同此支絀。深恐難乎為繼。若改留學香港。所省何啻倍蓰。⋯」一所掛名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學店猶如今天所謂的中歐商學院之類的External Programme原來都只是一個省錢的折衷方案矣!

以昔日大英帝國和滿清的關係,再回顧今天中美的政局,大家便不難想像米帝和共匪的共同利益比雙方的矛盾大得多。有不少陰謀論者皆認為米帝眾多小動作的目的是顛覆共匪的政權,但筆者更相信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其龐大市場和所擁有的美元儲備,令米帝骨子裡更喜歡一個由共匪統治的邪惡但穩定政權多於一個動盪而被鄰邦入侵的社會。
筆者好研究歷史政局是源於尋找投資機會的動機,但對於一些涉及政治上價值判斷(Normative Judgment)一直嗤以之鼻。流水不腐,世界上任何一個商業或金融中心必須依賴一個龐大的腹地去托起,而非一些虛無飄渺的仁義道德。日前筆者拙文《朱氏M型樓市》引起了博友暘明兄和匿名兄的討論,其中涉及來自強國人到香港留學的住宿問題。這些問題對於一些有政治抱負的政客而言固然是另一個上街抽水的機會,但對於筆者來說本人更有興趣研究其背後的商機。正如《九十後投資記》博客RkwC兄在事頭婆專做留學生盤也可以有一番天地。
無獨有偶,日前筆者亦留意到一些在大學附近鐵路沿線的學生盤迴報亦不俗。以實際成交個案所示,一個三球(即三百萬,個別尚有少於三球)的盤月租港幣10,500元,年租值有4.20%而優於大市。由於缺乏入息證明,強國留學生一般會預付半年租金。可能由於開學在即,當天便有數個操北方口音的小夥子經紀行查詢租盤。
上街無謂,刮水最實際!一百年前香港總督盧吉勛爵已經清楚確定香港大學的市場定位是為刮人民幣而立,那麼醒目的你應該知道如何選擇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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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制裁解禁 是為中東全面撤軍鋪路 伊朗核談 終結「美國老大」時代?

2015-07-27  TWM


伊朗與六強敲定的核子協議,真如歐巴馬所說,會為我們帶來更安全的世界?伊朗從此乖乖受監督?或許歐巴馬沒說的其實是,這個協議代表了美國不再是萬能的事實,承認美國對中東區域的無能為力。

七月十四日一覺醒來之後,發現伊朗與六強(美、英、法、德、俄與中國)敲定了核子協議。在如此超現實的時刻中,最令人感到怪異的,就是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白 宮發表的談話了。他的結論除了推銷這協議帶來的更大範圍的監管與透明度,還有對伊朗提煉鈾設施的限制;歐巴馬也重申,美國在全球領導地位的重要性。

「歷史已經表明,美國必須要出來領導,但不是用我們的武力,而是用我們的道理。」歐巴馬說。「歷史表明了我們的強大,不是在我們孤立自己的時候,而是在我們與世界團結的時候。今天的協議開啟了歷史的新頁,將帶我們走向一個安全、更有希望的世界。」

協議背離對反恐的堅持

這些言詞聽來平凡、悅耳,卻也隱含了欺騙。在維也納所達成的協議,不是美國傳統上所追求的一個安全、更有希望的世界;相反地,這背離了美國在中東區域對於恐怖主義與禁核擴散的堅持。

首先,這協議將解凍伊朗所擁有的一千五百億美元的資產,而這政權曾無視自身國內經濟,以數十億美元資助敘利亞獨裁者對人民開戰。美國在中東的這些傳統盟 友,聽到協議的第一反應都是充滿著震驚與恐懼。當他們看著伊朗不斷地得寸進尺時,歐巴馬卻正與盟友的敵人大談建立新關係的可能性。

很多支持協議的人認為,雖然明知這些錢將助長中東的區域動亂,然而就長遠的角度來看,禁核擴散的利益仍然比較大。確實,這個協議限制了伊朗的濃縮鈾與核子 燃料的再加工。按照條約內容,國際原子能總署的檢查員,將有權進入任何可疑的軍事基地。這協議也將允許總署監控伊朗的鈾礦和濃縮鈾設施。

伊朗曾毀約 這次能信任?

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協議裡並未談到伊朗現有的核子基礎建設。十年以後,伊朗可以愛濃縮多少鈾就濃縮多少;十五年以後,伊朗能夠在隨便一座臨近庫姆(按:什 葉派的聖地)的山中,躲避世界的目光,再偷偷建濃縮鈾的設備。一個已建造工業級核計畫的國家(過程中還不斷妨礙國際原子能總署的介入),被容許保留這些核 子基礎建設,以交換進一步的監管和檢查;但不為人知的是,十二年前這國家就簽過這樣的協議了,還毀約過。如今,這個協議將對這世界釋出什麼樣的訊息?

這看來不像歐巴馬向來所夢想的非核世界。

最後還有恐怖主義的問題。美國自九一一恐怖攻擊以來,一直試圖孤立並制裁那些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在這串歷史悠久的名單上也包括了一向支持恐怖主義的北 韓,但北韓的支持其實是歷史因素大過實際上的威脅。然而,伊朗始終是美國國務院所認為世界上頭號贊助恐怖主義的國家。歐巴馬的這項協議,在提供伊朗政權政 治合法性的同時,竟未要求其結束對恐怖分子的支持。

美伊將化敵為友?

儘管核談充滿了這些漏洞,歐巴馬與伊朗的協議仍可能是值得的。如果伊朗能信守諾言,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伊朗政權更迭變得更為溫和,那麼歐巴馬將可讓這世界 上最危險的武器,遠離這世界上最危險的政權。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榮譽主席蓋爾伯(Leslie Gelb),七月十四日時曾表示,「這是個將伊朗化敵為『友』的良機」,或許歐巴馬能夠善用這個時機。然而考量到伊朗在談判攻防過程中,所展現咄咄逼人的 態度,情況似乎沒有這麼樂觀。

或許從歐巴馬的觀點來看,這項核談真正的好處,至少是替美國自中東全面撤軍鋪路。經過十多年的戰爭和重建,這個區域不僅沒有穩定下來的跡象,甚至還比九一 一前更危險。《大西洋報》(The Atlantic)的特約編輯彼得.貝納特,對此協議表達支持的立場,說這些批評歐巴馬的評論,其實只是無法接受「美國不是萬能的事實,因而指責歐巴 馬。」所謂美國的領導,或許在這個區域已經達到所能負荷的極限。如果這樣的假設為真,歐巴馬實在應該要有風度地讓我們理解這樣的事實,這個協議其實不是對 美國領導的肯定,而是承認美國的無力。

伊利.萊克(Eli Lake)是彭博觀點的專欄作家,精於政治及外交事務的評論。他曾於美國前新聞網站the Daily Beast擔任資深軍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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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副主任胡祖才:油價新政,是為兼顧生產者和消費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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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5日,海南博鰲,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南方周末記者 李微敖/圖)

2013年3月26日,國家發改委出臺政策,規定“汽、柴油價格根據國際市場原油價格變化每10個工作日調整一次”。

此後,國際油價一度從90美元/桶左右,摸高至2013年9月間的110美元左右;隨後國家油價震蕩下跌,至2016年1月12日,已不足30美元。

次日,即2016年1月13日,國家發改委宣布修改上述“遊戲規則”:規定當國際油價每桶低於40美元時,汽、柴油最高零售價格不降低;當國際市場油價高於每桶130美元時,汽、柴油最高零售價格不提或少提;在40美元-130美元之間運行時,成品油價格則按原有規則運行。

這兩個多月來,國際油價上下震蕩,一度最低跌至26美元左右,而國內成品油價格則沒有隨之下調。

與此同時,煤炭價格這幾年亦連續暴跌,當前價格已不及2012年時的四成。但中國以火力發電為主的電價,下降幅度非常有限。

這些問題引起了公眾的諸多非議。

國家發改委為什麽臨時調整成品油價的“遊戲規則”?為什麽電價下調有限?這是否是受到了國內石油石化,以及發電企業等行業的幹擾和影響?

就此,2016年3月25日,在海南博鰲參加“博鰲論壇2016年年會”的,國家發改委分管價格、發展規劃等工作的副主任胡祖才,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成品油價格機制在2013年修改完善出臺後,“已經完全形成了一個符合中國市場特點的機制”,此後,成品油價格“已經沒有任何人為的因素,就是公式算出來的”。

之所以在2016年1月,增設40美元的“地板價”和130美元的“天花板價”,“完全是為了保障中國國內成品油健康穩定運行,也是為了兼顧生產者和消費者利益確定的。”

為什麽要出臺“地板價”?

胡祖才表示,低於40美元的石油價格,“是一種超跌的下跌”。從國際上來看,40美元的價格,很多低於開采成本,當然也低於中國的開采成本。中國因為資源稟賦不是很好,石油開采業的成本,要比國際上更高。

目前,中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已經達到60%。如果成品油價格再繼續下浮,顯然會對中國國內的石油開采率會造成巨大影響,會進一步擴大進口依存度,隨之而來,就是石油安全的風險繼續上升。因此,設定40美元的“地板價”,“不僅僅是一個保障國內石油價格、成品油價格保持相對平穩,同時也是保證國家石油安全的需要。”

至於煤炭價格的問題,2015年,中國進行了兩次煤電價格的聯動下調。第一次下調了2分錢電價;第二次對一般工商業用電下調了3分錢。

胡祖才回答南方周末記者說,外界較多存在的一個誤區是,“市場上往往是按當時最低的煤炭價格來比較,我們這個機制是一個周期內的平均降幅。如果是一年為調整周期的話,這一年煤炭價格和上一年煤炭價格進行比較,它是一個區間的平均價格,跟最低時點價格會有很大差別”,因此,中國“不存在,煤炭跌多,電價降少的問題。”

對於新能源的發展,胡祖才介紹說,目前風電、光伏等清潔能源成本較高,如果油價很低的話,實際上制約了新能源發展,“比如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就受到了挑戰,因為油很便宜。這兩個要平衡。實際上中國新能源發展非常快,風電裝機超過1億,世界第一。光伏裝機也是世界第一,發展非常快。”

胡祖才還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其他領域的價格改革,國家發改委都在推進當中。2015年,中國價格改革力度非常大,中央的定價目錄減少80%,“現在(中央定價)基本上只保留在自然壟斷行業和公共服務領域,其他的領域都放開給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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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三會”越來越留不住人,原因據說是為養家糊口

一大波“一行三會”官員離職潮越來越引發市場關註。

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推進,新型金融業態方興未艾,造成的金融監管層的人事變動還在持續。《第一財經日報》盤點近年來中國監管高層離職動向,發現“一行三會”離職官員分為三個走向:一是去往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二是監管系統內部調動,如央行官員去往證監會,或去往互聯網金融協會;三是轉向金融機構,如銀行、保險、基金、證券甚至互聯網金融業等。

有去往金融機構的央行離職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半開玩笑地表示,離職原因很簡單,“為了養家糊口”。這無意中透露了監管機構收入低,內部缺少激勵和約束機制,走向市場化機構成為金融精英的“無奈之舉”。也有內部人士稱,央行官員加入市場機構很正常,雙向流動有助於央行官員理解市場,也有助於市場人士理解政策。

央行精英加速流動

隨著8月伊始,姚余棟向《第一財經日報》確認辭去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長職務,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央行高層集體“下海”的消息又添一樁。

央行高層大變動要從2014年末說起。當時,時任央行副行長的劉士余卸任,履職農行董事長。2016年2月,劉士余任中國證監會黨委書記、主席。

2014年末,金中夏辭去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長職務,任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執行董事。

2015年2月,胡曉煉辭去央行副行長一職,任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央行行長助理金琦於年初卸任,擔任絲路基金董事長;5月,支付結算司副司長周金黃從央行離職,出任華瑞銀行副行長。

2015年10月,1966 年出生的央行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局長焦瑾璞卸任,擔任上海黃金交易所理事長。在中國黃金市場國際化進程的關鍵時刻,此次人事變動,預計將推動上金所加快打造“上海金”品牌。

而2016年以來,央行前副行長、61歲的李東榮當選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首任會長。互聯網金融方興未艾,隨著國家級行業協會成立,李東榮正試圖為亂象叢生的互聯網金融行業立“家規”。

包括姚余棟在內,央行今年多次開啟了官員轉“首席”模式,赴市場化機構任職。央行貨政二司原處長、青年經濟學家伍戈離職,出任華融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和總經理助理;3月,央行金融穩定局金融體制改革處李超出任華泰證券首席宏觀研究員。

證監會人事調整未完

近日,證監會國際部主任祁斌離職赴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即“中投”)擔任副總經理的消息,再次引發市場對證監會內部“人才流失”的關註。

祁斌的下一站是中國“主權基金”中投,而證監會機構部主任梁永生則是調往江蘇證監局任職。業內消息顯示,今年6月離開的證監會上市部副主任陸澤峰,下一站可能是到大學任教,亦不是到金融機構“淘金”。

自2014年底以來,隨著市場向好、金融機構業績爆發,以及金融反腐的深入推進,金融監管部門出現一波密集離職的熱潮。據本報記者統計,僅2015年前5個月,證監會就有7名局級幹部離職,這樣的級別和規模比較罕見。

2015年1月,證監會宣布免去江向陽辦公廳副主任、黨委辦公室副主任兼新聞辦公室(網絡信息辦公室)主任職務,隨後江向陽赴博時基金擔任總經理一職。

2015年3月,證監會創新業務監管部原副主任王歐離職,去了中投公司的專項投資部。同時,證監會黨委巡視工作領導小組原辦公室主任韓燕也從原崗位離開。

到了2015年5月,證監會又有三名局級幹部同時離開,他們分別是稽查局原局長歐陽健生、證券基金機構監管部原副主任徐浩、私募基金監管部原副主任楊文輝。

證監會的“離職潮”在2014年就已現端倪。2014年11月赴大成基金擔任總經理的羅登攀,此前曾任規劃委專家顧問委員、機構部創新處負責人;同赴大成基金的還有周健男,離職前在上市部任職。

有媒體統計發現,2014年全年,證監會約有30名處級以上幹部離職,其中大多數投身市場機構。可以看到,2015年下半年證監會人員離職相對較少。上述證監系統內部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這是因為下半年證監會出臺了一項政策,規定處級以上幹部離職之後,3年內不得在監管對象內部任職。

雖然無法證實該政策的出臺是否為了限制人員離職,但客觀上確實遏制了“離職潮”。

近期證監會內部人員離職更多的則是系統內的人事調整。今年4月,深交所總經理宋麗萍出任中國上市公司協會黨委副書記;今年5月,上證所理事長桂敏傑退休;6月,鄭商所黨委書記、理事長張凡離任。有證監系統內部人士預計,這一輪人事大調整可能還沒有結束。

銀監官員“下海”:去往金融機構居多

《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公開資料不完全統計,2015年以來銀監會系統共有6位官員“下海”,而這一輪銀監會官員“下海”更多屬意銀行。

“監管官員下海一方面考慮薪酬問題,另外一方面則是個人的發展問題。”一位股份制銀行人士如是評論,他表示,監管指派官員到機構的,則是考慮個人本身的綜合素質,與機構的“契合度”多高。

2016年6月,銀監會副主席周慕冰轉戰農行任董事長,這是2015年以來最高級別的銀監官員從監管轉向金融機構。

2015年6月,銀監會原非銀部主任李伏安正式出任渤海銀行董事長,他從河南銀監局去銀監會非銀部僅一年時間。

2016年7月,有媒體報道上海銀監局副局長蔣明康加盟均瑤集團,均瑤集團則是民營銀行溫州民商銀行的發起人,蔣是否任職溫州民商銀行目前並未有確切消息。

“民營銀行走向常態化,需要更多的銀行業高管人才,以後監管或者其他銀行高管流動還會更加頻繁。”上述股份制銀行人士表示,另外,互聯網金融往往以更高的薪水和更多的發展空間來挖人。

2015年4月,銀監會創新部副主任楊曉軍出任陸金所副董事長、黨委書記;不過不到一年,2016年3月,楊曉軍卻加盟了玖富集團出任總裁。

某大行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稱,監管官員“下海”可能會獲得比在監管機構更多的薪酬和更多的空間,不過如果調整不好角色的轉換,也會“水土不服”。

除了銀行業金融機構和互聯網金融,信托公司也是一個去處。7月26日,大連銀監局發布消息稱批複了葉淩風華信信托副總裁的任職資格,葉原是銀監會信托部基金監管處處長。

保監會:離職者走向創新化機構、職位

2011年以來,保監會就屢見“下海”例子,回顧此前,機構仍是重要選擇之一。而近幾年的趨勢是,無論是機構和職位都緊跟保險行業的發展趨勢,呈現向創新型機構和崗位轉型的特點。

據《第一財經日報》不完全統計,近年來已有10余名保監會官員“下海”。

事實上這並非新鮮,例如早期的陽光保險集團董事長張維功曾任廣東保監局局長、百年人壽董事長何勇生曾任大連保監局局長、中華聯合保險董事長李迎春曾任安徽保監局局長、生命人壽保險公司副董事長方力曾任人身險監管部副主任一職等等。

隨著這兩年資本密集投入保險業,新籌建的保險公司亦希望“搶奪”人才,對於保險高層人才的需求亦日益旺盛。近幾年來,保監會官員入駐保險企業任高管已成潮流。從2011年初至今,包括閆波、丁昶、張宗韜、趙小鳴等在內共有10多名保監會官員先後下海,轉投長安責任保險、華泰保險等保險機構任高管。

近日,曾“下海”華泰財險的張宗韜以華農保險擬任總經理的身份,出現在了6月的一場車險討論活動中,其職業履歷覆蓋監管層參與商車費改制度設計、財險公司實踐等,職業軌跡也較為鮮明。

而地方保監局亦屢有“下海”案例,比如,江西保監局原局長張興出任大眾保險董事長,吉林保監局原局長劉德江掛帥都邦保險董事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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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福特百度投資的Velodyne說不差錢 開放股權是為迎合市場

本周福特和百度宣布1.5億聯合投資LiDAR激光雷達系統生產商Velodyne,目的是為了大幅降低目前LiDAR激光雷達的成本。

Velodyne亞太總監翁煒接受第一財經獨家專訪時表示:“只要LiDAR訂單達到50萬以上,單價就不會超過500美金。目前一切工序分隔和工廠改造都已完成,只等訂單。”

百萬訂單是天方夜譚?

翁煒向記者透露,前幾年LiDAR每年的銷量都在3000臺左右,主要用於地圖、安保及其相關行業。但今年銷量出現猛增,翻了2倍-3倍,銷量近萬臺,主要原因是傳統汽車制造商和互聯網企業買了一大批做測試。

盡管如此,年銷量一萬臺距離50萬臺的量產規模還相去甚遠。這也意味著,要真正開始量產還要等上好幾年。翁煒認為,大規模的采購可能會在2018年左右開始,到2020年左右,LiDAR成本將降至500美金。“低於50萬的訂單代工廠會賠錢,所以他們不做。我們希望能夠最終達到百萬級的訂單量。”不過他同時透露,“已為大規模的量產做好準備,與全球多家代工廠進行洽談,也包括中國一家耳熟能詳的代工廠。一旦訂單起來,就能隨時開工。”

對於LiDAR技術在無人車中的應用地位,業內幾乎是一致贊同的。但是成本也是最大的擔憂和挑戰。LiDAR質疑者的代表人物就是特斯拉CEO馬斯克。他認為價格過高令LiDAR沒有市場商業化的價值。但是包括福特、百度在內的傳統車企和互聯網公司都是LiDAR的堅決擁護者,他們認為LiDAR技術是至關重要的,並且相信能夠通過規模效應來降低其成本。

翁煒承認:“硬件並不是導致LiDAR價格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人力成本和時間成本才是最大的挑戰。”由於Velodyne的LiDAR都是使用人工標定,生產周期過於緩慢。而且目前該公司LiDAR工廠在灣區,人力成本又是全球最高的,這也是為什麽公司在全球其它地區物色代工廠的原因。據翁煒介紹:“如果未來能夠將大規模生產安排到其它地區,這部分成本能夠大幅度下降。而且元器件量上來之後,下遊供應商成本也會降低,只要能夠實現百萬級的產量,現在500美金的價格是100%可以達到的。”

根據Frost&Sullivan的數據,未來10年,約有30種-40種來自不同整車制造商的車型將配備LiDAR系統,LiDAR是自動駕駛汽車達到第四階段所必須的。根據美國NHTSA制定的標準,無人駕駛車目前主要分為四個等級。“二級”是半自動駕駛,也就是駕駛員在得到相應的警告後,如果沒有做出反應,汽車就會自動反應,比如偏離車道警告以及自動剎車等。典型的代表是目前的特斯拉汽車。“三級”是高自動駕駛,也就是系統能在駕駛員監控的情況下,讓汽車提供長時間或者短時間的自動控制行駛。最高級的“四級”是完全自動駕駛,在無需駕駛員監控的情況下,汽車可以完全實現自動駕駛,也就是所謂的“無人駕駛”。福特總裁Mark Fields明確表示對“二級”和“三級”都不感興趣,只對做“四級”無人駕駛車感興趣。

盡管要實現百萬級的產量在某些業內人士看來現在還是天方夜譚,但翁煒對此表示充滿信心,但他坦言最大的挑戰將來自各個國家對於無人車領域的政策法規。“包括道路交規、保險業的更進、誰來承擔責任等,這些才是未來無人車面臨的最大挑戰。技術層面的攻關已經完成,未來制約市場發展的因素主要是政策的不確定性。”

不過翁煒樂觀預計,全球無人駕駛車投產的時間表將會比預期的更早。“我們和很多合作廠商都預計,無人車發展的高峰期將會從2020年開始,頂峰時期會在2025年甚至更早一些到來。”翁煒表示。昨天,福特宣布到2021年將發布一款沒有方向盤也沒有油門剎車的全自動無人駕駛汽車。此前,寶馬也把首輛無人駕駛汽車的面世時間定在了2021年。

市場危機意識倒逼股權開放

今年可以說是傳統汽車制造商和互聯網公司大舉投入無人車研發的元年。

以福特為例,今年以來,公司已經完成了多項與初創公司的合作研發項目,其中包括最新的與百度聯合投資的Velodyne,以及收購以色列計算機視覺和機器學習軟件公司SAIPS;此外,福特還與虛擬視網膜技術公司Nirenberg Neuroscience簽署了獨家授權協議,並投資了3D地圖公司Civil Maps。

福特總裁Mark Fields已經不再把福特定位成一家汽車制造商,他更希望福特成為一家技術公司。他宣布明年年底前將把位於矽谷Palo Alto的福特研發中心的規模擴大一倍。

福特也是LiDAR技術的堅決擁護者。據翁煒透露,自從福特今年1月宣布要做使用LiDAR的無人駕駛汽車開始,對市場占有率的擔憂就越來越明顯,“市場彌漫著濃厚的危機風險意識,生怕我們哪天不做了,對市場產生過激的影響。那些傳統企業和互聯網公司需要對LiDAR技術有一定程度的話語權。”在這樣的背景下,要求Velodyne放開股權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翁煒說:“Velodyne最終決定放開一部分股權,也就是福特和百度聯合投的1.5億美金。為此我們談了8個月,David Hall(Velodyne創始人CEO)家族要求非常嚴苛,談判進行了三、四輪,在傳統車企、互聯網公司、中國公司、西方公司中權衡利弊,最終首批選擇了福特和百度兩家企業作為我們的商業投資者。”

“不過目前放開的1.5億美金投資占我們股權的比例仍然是很小的一部分,未來會向更多投資者開放,讓他們以商業投資的形式參與進來。”翁煒表示,“銀行對Velodyne的估值不能超過3億美金,但是我們的實際估值遠遠超過3億。”

之所以一直強調福特和百度是以“商業投資”的形式參股,是因為這將不會影響到Velodyne的產品走向和市場控制權。“這兩家公司將不會有董事頭銜,我們會開放兩個董事席位給第三方,這兩家公司對於獨立董事可以有建議權,但是他們不能變成董事。獨立董事的人選要等到資金到位後再進行考慮。”翁煒介紹稱。

“我們從來不差錢,我們有自己的融資渠道。”翁煒說。Velodyne是一家已經有30多年歷史的公司,從最早的音箱起家,公司從來就沒有過資金方面的擔憂。因此融資並不是其放開股權的目的所在。“Velodyne是希望有更多的行業參與者一起加入到無人汽車的研發中,一起把量做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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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茅臺:財報未造假 不存在截留利潤是為股權激勵情況

4月19日消息,貴州茅臺發布關於媒體報道的茅臺財報涉嫌造假的澄清公告稱,2016 年,經銷商從打款到提貨需要兩個月甚至更長時間;三季度符合產品質量標準的基酒不足,經銷商按計劃打款,造成公司三季度預收賬款大幅增加。三、 四季度預收賬款符合茅臺生產工藝特質。此前貴州茅臺公布2016年年報,擬以2016年年末總股本12.56億為基數,對公司全體股東每10股派發現金紅利67.87元,共分配利潤85.26億元。

澄清公告稱,近日有部分媒體發表並轉載了題為《茅臺財報涉嫌造假:隱藏利潤45.66億或為方便做股權激勵》等相關報道。針對報道所涉內容,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特作如下說明:

一、關於利潤問題。2016 年,經銷商從打款到提貨需 要兩個月甚至更長時間。公司堅持“崇本守道、堅守工藝、貯足陳釀、不 賣新酒”的質量觀,三季度符合產品質量標準的基酒不足,經銷商按計打款,造成公司三季度預收賬款大幅增加。四季度符合產品質量標準的基酒供應充足,供銷基本平衡,四季度預收賬款基本與三季度持平。因此三、 四季度預收賬款符合茅臺生產工藝特質。

二、關於消費稅問題。2015年12月,貴州省國稅局下發了《關於核定 部分白酒產品消費稅最低計稅價格的通知》,導致公司消費稅稅基提高,消費稅增幅較大。

三、關於財務公司。貴州茅臺集團財務有限公司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存放在財務公司的存款利率不低於同期商業銀行存款利率。同時,公司還能獲得財務公司經營收益。

四、關於股東利益。公司一直致力於為股東創造更好的效益,從未侵占股東利益。自上市以來,每年通過現金分紅與投資者分享企業改革發展成果。截止2015年度,公司現金分紅已累計超過351億元,約占上市以來 累計實現歸屬上市公司股東凈利潤總額的40%。按照《公司2016年度利潤 分配預案》,公司擬實施現金分紅約85.26億元,占公司2016年度歸屬於 上市公司股東凈利潤的51%。

五、關於股權激勵。公司認真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 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鑒於省國資委等相關部門未出臺相關指導意見和具體措施,目前尚未啟動股權激勵有關工作。因此相關報道所稱的茅臺截留利潤是為股權激勵的情況是不存在的。

此前4月14日晚間,貴州茅臺年度報告顯示,2016年度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實現營業收入388.62億元,同比增長18.99%;凈利潤167.18億元,同比增長7.84%;其中茅臺酒營業收入367.14億元,占總營收 94.47%。報告期內,貴州茅臺共生產酒類5.99萬噸,銷售3.69萬噸,庫存量為2.53萬噸。

亮麗的業績讓公司在推出分配預案時底氣十足。據財報顯示,公司擬以2016年年末總股本12.56億為基數,對公司全體股東每10股派發現金紅利67.87元(含稅),共分配利潤 85.26億元,剩余541.92億元留待以後年度分配。資料顯示,貴州茅臺2015年年末分紅方案每10股派現61.71元(含稅)。

 隨後在4月18日,貴州茅臺早盤股價一度沖破400元大關,再度刷新歷史新高,市值超5000億元,進一步鞏固兩市第一高價股和全球市值最高酒廠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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