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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海提前9年出獄牽出案中案獄權尋租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3907

在我國，監獄系統全面掌握著減刑假釋的提請權，而監獄作為封閉的司法系統，哪些人該減刑，如何減刑，外界根本無從監督。

如果外逃的健力寶集團原總裁張海被抓獲，恐怕他要重回監獄，補回他利用欺騙手段逃避的9年刑期。

一審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的張海，先是在看守所中靠假立功減了5年刑期。之後，他又在監獄中先後2次偽造重大立功事實而提前4年多出獄。

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為期半年的排查中，通過捷徑“越獄”的711名罪犯已經被檢察機關建議收監。這711名罪犯主要涉及職務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其中有76名廳局級幹部。南方周末記者試圖複盤張海“越獄”案以管窺中國監所中權貴與獄官勾連運作的邏輯。

目前，我國有30萬監獄警察，他們監管著全國680所監所里170多萬名在押犯人。像張海這樣的罪犯是如何越過國家在監所里設置的重重防線“越獄”？最高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廳廳長袁其國說：“從薄弱環節來看，就減刑、假釋而言，主要是計分考核、立功受獎環節，容易出現假計分、假立功等問題；就暫予監外執行而言，主要是疾病診斷鑒定環節，容易出現假鑒定等問題。”

運作“越獄”

這一次，“氣功大師”、健力寶集團原總裁張海金蟬脫殼3年後才被外界獲悉。事實上，剛被收監，他就有“越獄”的盤算。

2007年2月，張海因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被佛山市中院判處15年有期徒刑。二審時，因有立功情節，刑期縮減5年。

張海的立功情節是在看守所里舉報了同監倉的獄友犯罪情況。而這條立功的線索，是張海律師徐玉發花3萬元錢從看守所里負責“深挖擴線”（即警方通過安排獄偵耳目進行偵查）的羅建能處購買的。為方便張海檢舉，羅還特意將涉嫌搶劫的犯罪嫌疑人張豐調至張海同一監倉。

嘗到立功的甜頭後，張海一入獄便開始策劃下一步減刑。監獄里的第一次減刑，手法和看守所里如出一轍：都是檢舉別人的余罪。

廣東政法系統的一位知情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10年6月，被關在韶關武江監獄里的張海，檢舉揭發了他在看守所時發現的犯罪線索。原來，這條線索也是張海的律師從佛山看守所負責“深挖擴線”的民警陳松柳那里花3萬元錢買來的。

和羅建能一樣，在民警陳松柳的幫助下，佛山看守所也為張海出具了檢舉立功的公函。2010年9月，立功得到認定，張海因此減刑2年。

上述知情者還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番禺監獄服刑期間，張海的女友和秘書康傑還試圖為其辦理保外就醫。但因為張海比較年輕，身體健康，並且“身份敏感”，監獄系統領導不敢冒險而作罷。不過，尋找減刑機會的嘗試卻並未停止。

2009年年底，張海剛從佛山監獄轉到番禺監獄不到1年，在廣東省監獄管理局獄政處處長郭子川的幫助下，張海被調至韶關武江監獄。事實上，張海的兩次減刑都是在武江監獄申報的，但減刑材料則分別來自佛山看守所和番禺監獄。

而張海調監的目的就是為下一步減刑做準備。2009年10月，康傑曾專門到番禺監獄向熟悉監獄運作的獄政科科長劉誌民請教轉監獄的問題。“張海在番禺監獄服刑，立功減刑等事情不好辦，想把張海調到武江監獄服刑。”康傑告訴劉誌民。

一位監獄系統的退休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監獄內部一般會公開犯人的立功信息。為了掩人耳目，有的罪犯一般會先轉到一個陌生的監獄，然後偽造上一個監獄的立功材料申報減刑。

後來，康傑在網上查詢到申請專利可以減刑後便著手為張海操作。2009年中秋節，康讓代理公司幫助張海申請汽車前後雙視鏡專利。2010年6月，國家知識產權局通過了張海的專利申請。在等待專利審核的半年里，康傑要把張海調至相對陌生的武江監獄。

2010年8月，專利獲批。截至目前，中國專利查詢系統里仍可以檢索到申請人為張海的“汽車前後雙視鏡”發明專利。不過，該專利著錄項目信息顯示，“案件狀態：未繳年費終止失效”。也就意味著專利權終止。

兩次減刑如此順利，在於對武江監獄有管轄權的韶關中院分管減刑假釋的副庭長丁飛雄早已被張海用30萬元買通。2011年1月25日，這項發明專利為張海減了2年1個月28天的刑期，正巧減到了張海出獄的前一天，2011年1月26日，張海刑滿釋放。

一位接近張海案的檢察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丁飛雄不僅是分管減刑假釋的副庭長，還是張海減刑案中的審判長和承辦人。該檢察官說：“丁飛雄受賄後，一個人操控了張海的減刑案，因此可以兩次違規為張海減刑。”

系統失靈

回溯張海“越獄”案，在法院、監獄、看守所等環節中，國家設置的種種監獄監管措施卻在張海面前系統失靈。

從一審15年到實際服刑6年，張海需要調動多少人脈資源？最高檢公布的信息顯示，截至今年2月，該案一共牽涉到24人，其中司法行政、監獄系統11人，看守所系統3人，法院系統1人，律師2人，社會人員7人。

無獨有偶，河北省監獄管理局副局長孫海就在不久前因為受賄、徇私舞弊暫予監外執行犯罪而被立案調查。這是近年來第四位因為受賄、徇私舞弊而被調查的監獄管理局長。

更多的監獄長因為將獄權變現受賄而獲刑。南方周末記者檢索全國十多份監獄長的判決書顯示，監獄長獲刑的情節主要體現在獄權尋租變現上，而且受賄時間相對較長，最長的伴隨著監獄長的所有任期。從犯人進入監獄開始，調監、勞動工種安排、探親會見、疾病傷殘鑒定、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每一個環節監獄長都能將其變現。

在監獄中，獄警對罪犯的計分考核、勞動工種安排、疾病傷殘鑒定、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重點執法環節都有著巨大的自由裁量權。

新疆昌吉監獄的一名犯人想回家過年，向監獄政委行賄10萬元後得逞。昌吉監獄政委曹洪傲設法將新疆第四監獄罪犯張興鳴調入昌吉監獄服刑，不僅違規為張興鳴辦理回家過年的手續，還為其辦理了保外就醫。

為發展監獄經濟，四川省第四監獄監獄長冷代發甚至還帶女犯人到廈門與港商簽合同、談生意。1994年，當時被稱為四川最大女貪汙犯的程秋菊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而程在四川省第四監獄服刑才38天，就以“治病”為名脫離監區。

犯人成為了一種資源。監獄里的獄警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上海市青浦監獄副監獄長翁黎明以遠低於市值的價格購得上海某企業的5套商品房，獲利176萬余元。

作為交換，翁黎明也為在青浦監獄里服刑的該企業的董事長堵某提供了不少幫助。堵某在監獄里的工作崗位由水泥工轉為圖書管理員。此外，翁黎明不僅先後違規為堵某辦理了離監探親手續，還為其2次辦理了減刑手續，共減刑2年7個月。不過，2008年年底，翁黎明即將升任上海市監獄管理局副局長時被人舉報。

川西監獄監獄長巫邦誌收受一百多萬元的賄賂，違規為多名犯人辦理保外就醫、減刑假釋等手續而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而遼寧大連一名黑社會老大被判死緩入獄後，疏通監獄領導的關系，最終不僅由死緩2年執行減為有期徒刑17年。監獄長還違規為其辦理了保外就醫，使其出獄後繼續犯罪造成了他人死亡。

除了監獄長，監獄中的醫院院長也是尋租的重災區。2013年7月29日，湖南省赤山監獄醫院院長姜某就因涉嫌受賄罪和徇私舞弊暫予監外執行罪而獲刑。法院審理查明，在2007年至2011年，姜某明知在湖南省赤山監獄服刑的罪犯秦建榮、李治我的病情不符合保外就醫條件，卻違法批準暫予監外執行。

核查難題

目前我國有680所監獄，關押著170多萬名罪犯。司法部監獄局局長邵雷說：“我國部分省份監獄收押、管理面臨很大壓力。”

今年上半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辦理減刑、假釋分別為248187件。在廣東，普通刑事審判判處的罪犯和減刑假釋的罪犯數量比是2∶1。廣東省高院副院長王勇在2013年9月4日出版的《人民法院報》上公布了這一數據。

廣東全省一年的減刑假釋案件有6萬余件，這6萬余人，“是全省一年判處的犯罪分子人數的一半”。面對這一龐大比例，王勇坦言：“無論是在工作的重視程度，還是在人力物力的投入上，都遠遠無法與這個比例對應。”

而去年一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監督糾正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不當16708人。除此之外，最高檢還監督糾正刑罰執行和監管活動中的違法情形42873件次。

王勇認為目前法官的業績考核制度使減刑假釋案件在法院的審判工作中不斷被邊緣化。王勇說：“對法官辦案業績的考核往往是辦幾十件減刑假釋案件才折抵一件普通案件。”

中部某地市中級人民法院主管減刑假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吳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我國，監獄系統全面掌握著減刑假釋的提請權，而監獄作為封閉的司法系統，哪些人該減刑，如何減刑，外界根本無從監督。

若監獄系統造假，檢察院和法院很難辨別，更無法查證核實，目前的核實程序很多只是流於形式。在江西省某監獄從事了二十多年獄警工作的羅欣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獄警掌握著罪犯提請減刑、假釋材料的上報權，“材料都是人做出來的，內容也是符合減刑條件的，檢察院去監督也發現不了問題”。

吳立認為法院應該專門設置減刑假釋的法庭。他說，“目前減刑假釋工作在很多法院成為了‘捎帶’的工作，法官的審判任務也很重，順便就幹了，也不會花太多心思。”如此的工作制度，讓監獄的減刑假釋權主要集中在某個人的手里，這就容易滋生腐敗。

王勇建議應建立重大敏感案件的內部報備制度。“對於原為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的罪犯、造成一定社會影響的重大經濟罪犯、社會關註度高的罪犯等，中級法院在對其作出減刑假釋裁定前，應當報高級法院備案。”

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多位法官認為，犯人“越獄”的問題集中體現在無法查證核實減刑假釋的事實上。作為罪犯的犯罪事實有公檢法系統相互制約，而減刑則主要控制在監獄方。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張紹彥認為，用公權力監督公權力，形同虛設。

“法院調查減刑假釋的事實，也只能是找到被減刑假釋罪犯的管教或同倉罪犯作證，而這些證人往往會被控制，一起幫助監獄造假，張海案中這一點就很明顯。”吳立說。

（應受訪者要求，吳立、羅欣為化名）

出獄後的薛蠻子有了新生活：不再嫖娼 投資成人用品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108/148806.html

i黑馬：前年9月，天使投資人薛蠻子出事兒了，在監獄呆了半年多，去年4月出獄，出獄後，其在虛擬世界的影響力下降了，但並不妨礙一些創業者在線下繼續消費他的剩余價值。一起來看看，薛蠻子的近況如何？

 
在權力和財富糾織的輿論場叢林里，這位昔日的微博大V避開曾經給他帶來過榮光與恥辱的公共議題，試圖以一種安全的方式從頭來過。薛蠻子告訴《博客天下》記者，他很滿意自己現在的生活，“每天過得很開心，為什麽不開心呢？坐在家里賺錢，多好！”
 
文｜楊林 汪再興
 
7個月的看守所生活並沒有太多減損薛蠻子在現實世界的影響力，因為他自稱在6個月內連續投資了34個創業項目，如果這個說法屬實，這在投資界是一個極其高效的數字。在位於北京順義的別墅里，重獲自由後首次接受媒體采訪的薛蠻子告訴《博客天下》記者，他很滿意自己現在的生活，“每天過得很開心，為什麽不開心呢？坐在家里賺錢，多好！”
 
薛蠻子是在2014年4月16日晚上7點離開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一位與他相熟的朋友向《博客天下》轉述薛蠻子的話：“有關部門告訴他在外面要低調。”
 
此前，這位在微博繁盛時代自稱微博皇帝的大V因為嫖娼和涉嫌聚眾淫亂先後被行政和刑事拘留。在被羈押7個月後，他因為身患直腸癌而獲得取保候審。
 
除了臉頰略顯消瘦，這位原名薛必群的61歲美籍華人重回公共視野後的外表並無明顯變化。接受采訪時說到激動處，不時蹦出北京俚語／京罵以及英文單詞。
 
變化發生在暗處。他的新浪微博粉絲數量下降了100萬。出事前，他熱衷點評、轉發公共事件，批評政府作為。出事後，他只轉發，極少發原創微博。訪談中，他只談商業，不涉政治，甚至要求來拜訪他的創業者“莫談國是”。
 
從2013年8月23日薛蠻子因為嫖娼被收押至今的496天里，這位微博大V經歷了世俗名聲與虛擬權力達到頂峰後的急遽下墜，正在努力適應並接受這種不再熱鬧的生活。
 
多數時間里，滿頭白發的薛蠻子喜歡坐在自家別墅一樓靠窗的黑色沙發上，透過玻璃，能看到許多創業者從他院子走進走出。
 
離開看守所後的薛蠻子遵循著投資人的生活方式，每天早起晚睡，中間忙於接見各種創業者。
 
現在，薛蠻子每天都會接待七八批創業者，投資的項目也五花八門，涉及火鍋外賣、同性戀形婚軟件、Cosplay以及成人用品等領域。
 
只要天氣不是很冷，薛蠻子常在晚飯後在小區散步。一位他投資的年輕人說，陪他散步的大多是創業者，薛蠻子的很多投資決定都是在小區里散步時做出的。
 
出事以後，薛蠻子散步時也會偶遇尷尬。小區保安告訴《博客天下》，一些人見到他會對他指指點點，但薛蠻子似乎不在意，甚至會主動上前和他們熱情地打招呼。
 
在半個月前的一次薛蠻子與創業者見面會上，《博客天下》記者看到薛蠻子的做法是坐在沙發的正中央，讓創業者挨個站起身來發言，或者說自己的創業項目，或者給他已經投資的一個項目提出建議。
 
挑食火鍋外賣創始人竇高峰記得，在決定給他投資前，薛蠻子先在家里叫了三次外賣火鍋，第四次見面的時候，才聊了十分鐘，薛蠻子突然說，“行，把你的賬號給我，這個項目我投了。”
 
竇高峰覺得很驚訝，因為當時他的挑食火鍋還只是試運營階段，沒有正式上線，於是追問了句，“那就談定了？”薛蠻子說，“談定了”。
 
有一些項目的投資進程因為薛蠻子出事而被打斷。拉拉公園創始人廖卓營告訴《博客天下》，早在2013年7月就和薛談過這個項目，當時薛說：“這小夥子不錯，今天你們先回去”。
 
直到2014年11月，廖卓營才拿到出獄後的薛蠻子的投資。廖卓營回憶，他曾和薛蠻子開玩笑說，如果能夠在2013年拿到投資就好了，薛很爽快地說，“是我錯了”。
 
薛蠻子向記者描述離開看守所後的生活：如果在北京的話，偶爾晚上會和自己曾經投資過的人一起吃飯，除了這些創業者之外，他很少去公共場合，不喜歡出頭露面。
 
但現在，薛蠻子的90後投資合夥人吳幽偶爾會拿薛蠻子之前上央視道歉的事情來開玩笑，雖然薛從不生氣，“但是並不意味著他心里不在乎，也不意味著那段經歷對他現在的投資沒有影響。”並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找他來投資自己的項目，一些有實力的創業者甚至擔心薛的投資會對自己的創業項目帶來影響。
 
吳幽說，有一個項目，薛蠻子很看好，打算投資，但項目負責人最後放棄接受薛的投資，因為“嫖娼的名聲不好聽”。
 
認識薛蠻子5年多的創業者陳柏成也註意到，“薛蠻子行事比過去低調很多。”一次會面結束後，陳按照習慣提出要和薛蠻子合影，但是被薛反常地拒絕了。陳柏成回家後，薛打來電話強調，不要在任何公開場合發布他的影像照片。
 
陳柏成的另一個直觀感受是，“他出來之後，我去見他，整個人和出事之前相比消瘦得厲害，那麽註重形象的人，衣服上的扣子都快掉了。”
 
一位創業者在薛蠻子面前提到他是微博大V，像個皇上一樣。薛告訴這位創業者，“那是過去，在外面千萬不要這麽講。勿談國是。”
 
記者問薛“為什麽現在不上電視節目了”，他聳聳肩，滿臉的不耐煩，“不去不去，累死了，從早上8點站到晚上12點，凡是出頭露面、上屏幕的事情都太累。”
 
聊起最近投資的商業項目時，他津津樂道，口若懸河。一旦談到過去的事，他則面露尷尬，口吻近乎賣萌，“就不告訴你”，或者“我就是不說”。
 
當《博客天下》記者和他聊及秦皇島一位副處級幹部馬超群貪汙億萬的新聞事件時，他低頭不語，過了好幾秒鐘之後悶聲說，“無恥，真無恥”。有那麽一瞬，他流露出自己昔日在微博上點評公共事件的態度。不過很快，他又恢複到一種近乎警惕的狀態，“我不關註公共事件。”
 
“那聊下你此前支持的打拐呢？”記者問。薛蠻子回答，偶爾轉發，也只是轉發。“這個事就別說了。”
 
薛蠻子告訴《博客天下》，現在他每天在微博上花費的時間不多，“幾十分鐘而已”。
 
從薛蠻子離開看守所開始更新微博，到2014年12月29日下午5點，他一共轉發了4353條微博，平均每天轉發17條微博。而出事前，他一共更新了85012條微博，平均每天78條。
 
他正努力與以往那個經常在微博上評論公共事件的“薛蠻子”形象做切割，然而，他的人生跟微博興衰緊密地捆綁在一起。
 
王興（化名）看見薛蠻子在央視上公開道歉時，這位專門負責微博運營的新浪員工就開始擔心“薛蠻子事件”會對微博的活躍度產生影響。事實也是如此，薛蠻子被抓成為微博活躍度變化的一個分水嶺。
 
“在那之前，微博的熱門話題排行榜上多是一些和社會公共事件有關的，也涉及到一些大V的言論行動，在那事之後，現在的熱門話題就盡是明星八卦和‘雞湯’。”王興描述這種變化。
 
王興記得，2009年新浪微博誕生之初，新浪的編輯會邀請很多在微博誕生前就已經擁有知名度的意見領袖參與微博熱門話題互動，幫助他們在微博上積累知名度，但薛蠻子並不屬於這種情況。“他成為大V的道路並沒有依靠微博官方提供的幫助，完全是靠自我炒作，自然也不會感激微博。”
 
王興說，他不願意找薛蠻子合作的原因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新浪微博方面發現薛蠻子發布的微博中包含謠言，以及他的微博話題總是喜歡觸碰敏感事件。
 
薛蠻子在面對央視鏡頭時也梳理了自己粉絲在微博上暴漲的過程。
 
第二個階段是2011年5月，“薛蠻子”在微博上公布自己罹患癌癥的消息，再次引來粉絲量的大幅增長，很快就超過了100萬。
 
此後，央視等媒體在報道薛蠻子微博傳謠事件時，將薛蠻子曾在微博上發布的“舟山人頭發里汞超標”、“自來水里含避孕藥”、“南京豬肉鉛超標”、“惠州豬肝銅超標”等內容定性為“不實言論”，並“給當地產業發展帶來了嚴重影響”。
 
但在2013年前，這些評價公共事件的微博讓薛蠻子從天使投資人轉型為網絡意見領袖。
 
在另一位微博“大V”鄧飛看來，薛蠻子其實並非“公知”。他告訴《博客天下》：“薛蠻子首先是個商人，他一直做投資，有了微博之後靠參與微博打拐行動才提升了影響力。”
 
鄧飛說，薛蠻子作為一個商人的邏輯是投入和產出。“所以說當他看到這個影響力有利於他做生意，得到了無論怎麽有錢都得不到的尊重。”
 
鄧飛認為，薛蠻子雖然沒有給公益投入很多錢，但他確實也做出了很大貢獻，因為他投入了影響力和傳播能力。“很多人問我，薛老又沒有給你投很多錢，你為什麽跟他關系那麽好？我說其實不是錢的問題，是他能夠親身參與和支持，這個比錢更重要。”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於建嶸也認同這一觀點。他認為，在微博上做公益或轉發各種監督政府和為民生呼籲的言論，是網絡大V鞏固粉絲、提高話語權的有效手段。而靠投資起家，眼光精準的薛蠻子也精明地參透了這一點。
 
於建嶸認為，薛蠻子在微博上造謠是因為“他成為大V後被架得下不來了，為了黏住粉絲，繼續自己的網絡影響力，只能不斷轉發各種老百姓願意看的內容，給人一種自己說出了平民心聲的印象”。
 
在一些熟悉薛蠻子的人看來，薛蠻子在出事前不斷在微博上塑造的熱衷公益和意見領袖的形象，不過是他在給自己的商人本質披上了一件華服。
 
2011年5月20日，薛蠻子確診患有癌癥，當時他在電話里告訴於建嶸，他想在最快的時間看到他。於建嶸告訴《博客天下》，當時自己正在武漢做博士論文答辯，心急火燎地往回趕，以為要上演類似“托孤”的戲碼，“肯定是很大的事”。但是趕到北京見到薛蠻子，才發現後者拉來了他投資的華藝傳媒的創始人杜子建，準備說服於建嶸一起做生意。這件事過後，於建嶸對薛蠻重新定義，“他就是一個商人”。
 
於建嶸坦言，自己並不是很喜歡跟薛蠻子這類的商人打交道。因微博打拐火起來後，薛蠻子幾次到宋莊找於建嶸提出合作要求，但是被於拒絕，“我們做的是很純粹的事情，和商業沒有關系。”
 
一位與他相熟的投資人更是直接評價薛蠻子的生意與微博的關系，“在微博打拐前，薛蠻子在投資圈里的名氣根本排不上前20名，打拐成名後的他才慢慢在投資圈里找到好項目。”徐小平、李開複、陳誌武等也是因為微博打拐才與薛熟悉起來。
 
微博皇帝的生意
 
在中國做了將近23年生意，薛蠻子總能抓住社會變革中湧現出的商機。
 
薛蠻子第一次在中國抓住商機是1991年。他從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回到北京，看到固定電話普及率還不足1.7％，就將電信設備賣給通信行業的客戶，隨後又通過資本運作，成為中國第一代天使投資人。
 
這種敏銳捕捉商機的能力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又派上了用場。這一次，他要把自己在微博上獲得的影響力轉化為商業利益。這個過程必須依靠不斷觸及政治禁忌、評論公共事件完成。
 
2013年前，薛蠻子顯然對在微博上淘金信心百倍，至少在投資布局上，微博營銷賬號成為他的投資重點。
 
2009年，微博興起之時，經常泡在天涯上的杜子建、玩論壇的“酒紅冰藍”等人成為微博第一批用戶。2010年4月，杜子建收購了第一個草根微博賬號。
 
這就是如今眾多“草根大號”的由來。2010年12月，投資人薛蠻子看上了杜子建的草根大號，便拉上藍色光標各出資250萬元，認購杜子建公司全部股權的24.5％。此外，藍色光標自己750多個客戶的微博需求全部交由杜子建的公司打理。
 
按照媒體報道以及業內人士介紹，新浪微博草根大號賬戶的操控者主要有三人：蔡文勝、杜子建和“酒紅冰藍”（肖俊麗）。來自《創業家》的報道稱，杜子建擁有新浪草根微博前50名中的15個。但是，這些所謂大號大部分粉絲都是僵屍粉。
 
報道還說，一位對薛蠻子和杜子建都熟悉的人士說，杜子建公司的客戶和部分大號實際控制權在薛蠻子和藍色光標手上。杜子建拒絕對《博客天下》評價他與薛蠻子此前的生意關系，“這個跟我沒關系。”
 
當時，薛蠻子除了通過杜子建收購草根賬號外，還在微博上建立了屬於自己品牌的商業運營賬號，《蠻子文摘》。《蠻子文摘》於2012年2月18日正式上線，公開資料顯示其為薛蠻子每日碎片化的微博信息重新分類整合形成新型交互式產物。在成立初期，薛蠻子曾多次為它站臺，並接受媒體采訪。
 
《蠻子文摘》位於北京東三環建外SOHO17棟26層的辦公地點，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家網絡遊戲公司。
 
《蠻子文摘》前員工劉明（化名）回憶，他們的辦公室面積不到40平米，常年只有四五名員工，薛蠻子本人不在此設辦公席位。但劉明說，《蠻子文摘》成立初衷就是為薛蠻子服務的，吸引粉絲，梳理薛本人所關註的熱門事件成為文摘的首要任務。作為微博自媒體公號，《蠻子文摘》也跟隨薛蠻子之後參與了多次公共事件，例如，救治白血病女孩魯若晴，以及呼籲為刻假章救妻的北京人廖丹進行捐款。
 
彼時，《蠻子文摘》為了迅速吸引粉絲和話題，提出向民間高手征稿的戰略，投稿的微博48小時轉發過5000次，即付獎金1000元。與此同時，薛稱每一條上線的文摘都會經過他本人的審核，“我是給新浪打工，用我的眼光給大家做信息過濾，不說假話、不傳謠、不說廢話。”
 
效果也確實立竿見影，據之前SocialMouths統計，《蠻子文摘》曾兩天內就收到投稿近500篇，半年時間吸粉24萬人。
 
雖然《蠻子文摘》沒有對外曝光過其商業運營手段。但此前主編申音向媒體承認，肯定會有“商業化的考慮”。另一位曾在文摘工作過的員工告訴記者，如果《蠻子文摘》去掉“蠻子”二字，其受關註度與商業價值將會大打折扣。
 
劉明說，《蠻子文摘》成立初期，薛蠻子曾對其做出了明確的要求，最被強調的一點就是不能傳謠。也因為這個規定，《蠻子文摘》成員每天都會花大量時間來確定所轉發內容的真實性，“打個比方，薛老發一條微博可能用時一分鐘，但是我們對這條微博可能會花上一個小時的時間進行甄別。”
 
劉明認為，薛蠻子網絡傳謠，是因為他微博發布數量過於巨大，加上本身知識層面的欠缺，所以無法對每一條微博內容都加以保證。
 
至於記者追問“是否會對薛蠻子微博內容的真實性加以提醒”的問題，劉明用了另一個比方，“你們老板喜歡抽煙，這是個惡習，你可以提醒他一次，但是你能天天都提醒嗎？”
 
雖然薛蠻子當初曾對媒體宣稱，自己會對屬於自己品牌的這個微博賬號發布的每一條內容都嚴加把控，但實際情況是，薛只是監管了一段時間，就將文摘全權交給申音打理，較少過問。
 
一個例證是，在薛蠻子因為嫖娼被抓兩天之後，《蠻子文摘》還在正常更新。對此，劉明的解釋是：“我們都是從電視新聞上才知道‘大老板’出事了，起初大家以為這消息是假的，誰知道真的出事了，不過等我們看到已經是他被抓兩天後了。”
 
在2013年以前，微博活躍度節節攀升的時代，無論是運營《蠻子文摘》還是投資草根賬號都是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但在2013年，這卻成為一門危險的生意。
 
2013年8月19日，因編造散布“7·23”動車事故賠償外籍遊客2億元、雷鋒生活奢侈、張海迪擁有日本國籍等謠言，北京爾瑪互動營銷策劃有限公司前員工秦火火（原名秦誌暉）、立二拆四（原名楊秀宇）被抓。據《南方周末》報道，一場以打擊網絡謠言為主的網絡“嚴打”行動，正在席卷整個中國。從2013年8月20日到8月31日，短短12天內，數以百計的網民因“制造傳播謠言”而遭處理。其中，僅湖北一地就刑事拘留5人，行政拘留90人。其中有網絡推手“秦火火”、《新快報》記者劉虎，接著是普通網民，如發布“狼牙山五壯士是土八路”的男子張某、詢問“是否發生命案”的河北女子趙某。
 
事後看，當時的杜子建和薛蠻子立即在網絡上和秦火火撇清關系。
 
杜子建在微博上稱，“我公司2005年開業時，秦火火曾在我公司任職，但經十幾天觀察，發現此人人格有問題，就當即開除，再無聯系”。
 
薛蠻子隨後轉發了該條微博，並評論道：“＠杜子建你在2005年曾雇傭過秦火火，當年便解雇了他；我2010年投資你，秦火火跟我有一毛錢關系嗎？”
 
危險的征兆一再出現。在秦火火被捕兩天後，也就是2013年8月21日央視13套的早間新聞中，當提到公安機關打擊網絡造謠違法犯罪的時候，畫面中出現了“秦火火薛蠻子團夥：中國最大的網絡黑社會”的字樣，當時有很多網友在薛蠻子的微博下留言，“你是怎麽關註秦火火的？他當年是無名小卒，你卻無數次轉發他的微博。早就懷疑你了。”
 
在薛蠻子被捕的前一天，也就是2013年8月22日，律師肖芳華轉發了一條薛蠻子遊覽成都的微博，並開玩笑，“央視已把你打成網絡黑社會了，你怎麽還有閑情遊山玩水？”薛蠻子重新轉發後回複，“毛澤東有詞曰：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哈哈”。
 
此時距離他被捕只有33個小時左右。
 
很難判斷薛蠻子何時進入官方管控視野，但到2013年夏天，大V們與監管當局關系已經顯得十分微妙。
 
2013年8月10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邀請紀連海、廖玒、陳里、潘石屹、薛蠻子等十多位網絡名人座談交流。魯煒就網絡名人社會責任提出六點希望和堅守“七條底線”的共識。
 
一位參會人士告訴《博客天下》，那場座談會更像是一個微博大V的社會責任論壇。“很多大V說話不負責，而且這些人都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魯煒就提出了七條底線，目的是讓這些大V能夠註意自己在網絡上面的言行，平時說話都收斂一些。”
 
該人士回憶，當天座談會上，薛蠻子和魯煒有過直接的交流。魯煒先站了起來，然後薛蠻子也起身，兩人先是相互寒暄幾句。魯煒希望薛蠻子繼續在網絡上發揮正面作用，薛蠻子表示一定嚴格遵守七條底線，杜絕網絡謠言。但這並不是薛蠻子第一次見到魯煒。早在2013年3月，薛蠻子、李開複等大V曾在北京的M餐廳與魯煒聚餐。
 
而就在網信辦主任魯煒邀請大V們參加座談會的3個月前，2013年5月2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正在全國範圍內集中部署打擊利用互聯網造謠和故意傳播謠言行為。
 
2013年8月10日那場座談會結束後，參會大V都被央視邀請到財經頻道的《對話》欄目，談如何破解網絡謠言。面對央視，薛蠻子發言稱，“在網絡上造謠沒有成本，還可以撈到粉絲，這個謠誰不造啊。”薛蠻子甚至提出要讓造謠者付出代價，如果造謠一次罰款100萬，就不會有人造謠了。
 
薛蠻子的發言立刻得到了現場很多大V的認同，現場響起一片掌聲。當天，身著一件白色唐裝的他在身邊一水統一黑色正裝的13位大V里顯得格外顯眼。
 
13天後，2013年8月23日，薛蠻子在北京安慧北里一小區因為嫖娼被北京警方抓獲。8月29日，《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分別發表文章警告網絡大V“要以薛蠻子為戒”，“堅守道德、法律底線”。
 
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246條第1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可構成誹謗罪。”
 
據《新華每日電訊》報道，刑拘中的薛蠻子還主動向民警提出條件：“我了解媒體，這方面我有經驗，你們找一個影響大的媒體，我們一起來設計，讓戴著手銬的‘薛蠻子’來說網絡上的事兒，配合做好宣傳，我也能早幾天出去。”
 
2013年的秋天，SOHO中國董事長、新浪微博粉絲超過1600萬的潘石屹和擁有1500萬粉絲的地產大亨任誌強在微博上一唱一和。潘石屹微博發問：你說這微博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任誌強回答：微博無限好，大V近黃昏。
 
2014年12月24日，薛蠻子發了一條微博：“中國年輕人出逃微博，微信要革誰的命？”其中一位網友回複，“主要是大V不說話了。”
 
從看守所出來後的薛蠻子不得不面對在現實和虛擬世界的影響力陡降的現實。
 
《博客天下》記者利用微博熱議指數工具查詢發現，在2013年3月1日到當年8月23日薛蠻子出事前的半年時間里，薛被熱議的次數，平均數值在80000次左右，遠遠高於在網絡世界里與他粉絲數量相同等級的大V。
 
出事後，他的熱議數值急劇下降，他被熱議次數很少超過3000次。另外記者發現，近一年來，薛蠻子、鄧飛和於建嶸三者的微博數值都呈現大幅下降的趨勢，很少超過5000次。
 
一位新浪微博內部管理人員透露，微博熱議值和這些人在微博的活躍度有關，出現這樣的變化意味著近一年來，公眾人物微博的活躍度在不斷下降。
 
但薛蠻子在虛擬世界影響力的下降並不妨礙一些創業者在線下繼續消費他的剩余價值。現在，創業者陳柏成一個重要的謀生手段就是“把創業者引薦給薛蠻子”。他將中關村很多和他一樣急需投資的初期創業者拉進一個他自建的創業群里，他提出，如果需要他幫忙給薛蠻子投遞商業計劃書，或者通過他引薦給薛蠻子，則需要付出幾百到上千元不等的代價。雖然薛蠻子出過事，但陳柏成的“生意依舊火爆”。此後，陳柏成索性向創業者提出，想見薛蠻子，先繳納100元會費，加入他的創業微信群。
 
薛蠻子知道陳柏成在私下消費他的影響力，也警告他不要這麽做，但他仍十分善意地提醒記者，應該多關註陳伯成這樣的另類創業者，他認為陳柏成的失敗不全是陳自己的責任，也有社會的責任，“人人創業，人人天使，而且投入到社會上的熱錢也比原來多得多，人人都愛折騰。”
 
“我自己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人，所以其他投資人都不願意理他，我還願意接他電話，還願意看他推薦給我的項目。”薛蠻子說。
 
陳柏成承認，在他“騷擾”過的諸多投資人當中，薛蠻子“還算是最好說話的”，前段時間，陳柏成因為拖欠房租被房東扣押、毆打，他無奈下找了一圈投資者，只有薛蠻子給他打了一萬塊錢。薛蠻子告訴《博客天下》，這筆錢沒打算讓陳柏成還，“總不能看著他被打，這點同情心還是要有的。”
 
在薛蠻子的投資合夥人吳幽看來，從看守所出來後的薛蠻子最大變化是更願意幫助別人。“他經常對我說，現在支持自己活下去的勇氣和推力是，他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幫助更多的人。他很願意幫助創業者，不光是投錢，而且提供機會、人脈等幫助。”
 
薛蠻子感慨說，時移世易。“現在微博也沒人上了，不像過去那樣一個大V可以在微博上一呼百應，影響力各方面急劇下降。”他希望能重開之前停掉的《蠻子文摘》，準備給它取一個新的名字叫做“蠻有趣”。
 
在權力和財富糾織的輿論場叢林里，這位昔日的微博大V試圖避開曾經給他帶來過榮光與恥辱的公共議題，以一種安全的方式從頭來過。

牟其中：等我出狱 十年之内就会重建一套商业体系

http://www.xcf.cn/gdyw/201509/t20150928_758488.htm

　你很难把牟其中和一个75岁的老者联系在一起，某种英雄气质似乎还在指引着他。牟其中穿着灰褐色的囚服，相比之前照片上的他，已经消瘦了许多。他曾经标志性的大背头早已经不在，饱满的额头更显突出，他的板寸短发已是苍白

　　9月24日早晨，江城武汉气

　　温22度，这个城市难得舒适的时光。

　　临近中秋，大批家属赶赴湖北洪山监狱，参加进监帮教活动，关山大道一如既往的拥堵，以至于有外地家属迟到了会面时间。经过数天的庭审，夏宗伟已是疲乏之极，她无意于赶赴此次的帮教活动，她更着急的是，尽快能将22日开庭的情况向牟其中沟通。

　　与在这里服刑的800多名犯人相比，牟其中已经在这所监狱里等待了太长时间。从1999年1月7日被捕至今，墙外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了变化，那一年前后创立的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公司，如今已经发展成互联网行业巨头，深刻并持续影响着中国。

　　身在狱中的牟其中清晰的知晓外界的变化，他每天阅读着订阅的十余份报纸杂志，把重要的消息剪下来，而且还持续不断进行写作，阐述他的商业理念。 前天晚上，他在新闻联播中看到了中国企业家跟随政要访美的消息，但令他兴奋的不是这个，而是关于深化经济改革方面的消息。夏宗伟见到牟其中，牟其中就开始 兴奋的讲述自己在新闻中的发现。

　　夏宗伟有些厌倦了，她更想跟牟其中说说刚刚结束的案子开庭情况。在这之前的22日，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夏宗伟作为南德集团的代理人坐在了 “原审被告”席上，代理律师是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龙翼飞。被申诉方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而申诉方则是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原中国交通银行贵阳分行）。

　　1999年11月1日，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上，牟其中当庭说，“那些证据是假的。”据说当年旁听席上坐满了500名旁听者。2000 年5月30日的公开宣判，成了牟其中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的亮相。南德集团及牟其中这16年间，夏宗伟作为南德集团及牟其中的代理人，一直奔走申诉，“以前 我们一直要求重审，18年了（民事审理自1997年8月18日第一次开庭），现在我们要求尽快结案（民事再审），希望尽快审理查清事实真相。”16年之 后，牟其中没有站在湖北高院的民事法庭上，他委托代理人夏宗伟宣读了一份“最后陈述”。

　　在这份陈述中，牟其中直接喊出“南德的名义被盗用了”。“审理清楚湖北中行信用证垫款及担保纠纷的关键是抓住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即1996年元 旦——大量证据证明，在此之前南德集团的名义已被盗用了；在此之后，南德被挟持了。因此，信用证担保纠纷是审理清楚南德是否向贵阳交行申请过担保的问题， 还是南德的名义被盗用了的问题。”

　　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没有多少人再关心这起南德牟其中案件的尾声，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当下时代的弄潮儿。庭上的夏宗伟，只有前南德集团办公厅主任 刘建和和一位老者（南德多年的友人）坐在旁听席上陪同。其余各方人员寥寥。这位极具争议的风云人物已经在中国商业版图上消失了十六年，即便他充满自信：他 即将归来。

　　“我现在致力于将系统完善起来，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到经济学操作，到企业管理这一套东西。”牟其中说他现在早已经不在乎钱了，而是要建立自己的 一套商业体系。“因为爱国，而不是发财促使我走上了企业家的道路。”牟其中曾对《中国企业家》杂志表示。在他的描述中，因文革入狱的他第一次出狱时，是 1980年元月2日，去四川万县监狱释放他的中央办公厅组，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希望四川那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牟其中 说，“当场我表示辞去公职，充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田。43天后，我建立起了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形态完善的私人股份制企业。”

　　“人为什么活着？其实我十六七岁就开始思考了。”促使他思考的是当时他读了一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当时马克思就提出了什么是幸福？中央电视台天天问你幸福吗这种傻瓜问题。幸福是一种过程和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你最终体验你追求的目的，就是你究竟能做什么？”

　　在上世纪80年代，跳高运动员朱建华先后打破亚洲记录和世界记录，这是当年牟其中反复援引的例子。今年8月份，苏炳添闯进世锦赛百米飞人大战， 牟其中把这些联系起来，“这些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民族是能打赢的。所以我出去以后，十年之内就会重建一套体系。理论写的再好，还是要实践检验。与那些经 济学家理论家不一样，我自己发现了一套理论，我还可以自己做出来证明出来。”

　　“我有意训练自己的反应速度。”牟其中跟夏宗伟说，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得意，探视时每当旁边有人经过，他都迅速的发现。在这十多年时间里，他没 有丝毫放松对自己的体育锻炼，以至于监狱里他这个岁数的人很难有他的精气神，他没有被打败，不自由的沮丧似乎也没有太多地影响过他。

　　你很难把牟其中和一个75岁的老者联系在一起，某种英雄气质似乎还在指引着他。牟其中穿着灰褐色的囚服，相比之前照片上的他，已经消瘦了许多。他曾经标志性的大背头早已经不在，饱满的额头更显突出，他的板寸短发已是苍白。

　　透过隔离的铁丝网，夏宗伟能看到牟其中脸上泛起的红润色泽。说起话来仍是中气十足，讲到兴奋处，眼神透着某种光亮，并且伴随着手势。因为年龄的原因，他不需要和别的犯人一样劳动，所以他的双手看上去丝毫不显粗糙。

　　如今，微博上还流传着他当年的狂想，比如要在喜马拉雅山上炸出个口子，让印度洋暖湿气流北上湿润中国干燥的大西北,根本改变气候。今年6月份， 微博上流传开“牟其中出狱”的消息，没有多少人记得牟其中现在的样子，始作俑者还配发了一张酷似牟其中的照片，引得网友纷纷转载，以至于夏宗伟不得不出面 辟谣。

　　探视结束的时候，牟其中起身往回走。他走路稍微有些左右摇摆，但速度并不慢。除了深陷的眼袋和松弛的皮肤皱纹，他没有显现出任何疲态。这种气定神闲的自信与滔滔不绝的口才似乎与生俱来，与曾经风光一时的牟其中并无二致。

　　南德集团法定代表人牟其中的最后陈述：

　　经过代理人在庭前会议之后与我的三次交流，现在我委托代理人代我做本庭的最后陈述：

　　一、审理清楚湖北中行信用证垫款及担保纠纷的关键是审理清楚南德集团是否向贵阳交行申请过担保？庭审会议上出现的大量证据已证明，南德非但没有向贵阳交行申请过担保，而是千方百计地极力阻止贵阳交行为南德集团担保。

　　二、审理清楚湖北中行信用证垫款及担保纠纷的关键是抓住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即1996年元旦——大量证据证明，在此之前南德集团的名义已被盗用 了；在此之后，南德被挟持了。因此，信用证担保纠纷是审理清楚南德是否向贵阳交行申请过担保的问题，还是南德的名义被盗用了的问题。

　　三、审理清楚本案的关键是充分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反映出来的立法意图，即即使在开证行接受“不符点”的条件下，担保行也应该履行担保责任。

　　这一安排，反映出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智慧，就如抽丝剥茧一样，首先必须找到丝头，抓住丝头，只要抓住了丝头，整个一团乱麻的丝卷就可以分丝条缕地成为丝线了。只要贵阳交行依照《规定》第十六条履行了担保责任，剩下来的本案四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南德集团法定代表人：牟其中

　　于湖北省洪山监狱

　　2015年9月21日

菸王出獄變橙王 76歲老將創業傳奇 「褚橙」比市價貴一倍 人生二起二落

2016-01-25  TWM

在中國商界享有盛名的褚時健，高齡七十六歲才創業，他的經營史，每每創下獲利紀錄；這回種柳橙，更在近期引發阿里巴巴等電商通路爭奪戰。褚時健的管理秘訣，其實就是利益共享。 如果你是一位剛剛假釋出獄、今年七十六歲的老人，你會做什麼？多數人可能不知所措、茫茫度日；褚時健不一樣，他靠著創業種柳橙，再一次轟動中國。 柳橙到處都有，在中國電商網站，一般柳橙每公斤約十六元人民幣，但掛上褚時健姓氏的「褚橙」，不僅經常有仿冒品，身價更非同凡響，每公斤要價近三十四元人民幣，整整比其他柳橙貴一倍多。 褚時健是誰？他種的水果憑什麼比人貴？他，曾是中國最有名的企業家，從身價三六九億美元（約新台幣一．二三兆元）的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到經常來台 的北京萬通地產董事長馮侖，都極欽佩褚時健。他從發跡到如日中天、然後聲譽像流星般隕落的故事，堪稱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最曲折的一段傳奇。 王石眼中的偶像 超強賺錢力引為楷模 中國最大房地產商萬科創辦人王石，也將褚時健視為偶像，在近期出版的褚時健傳記《中國經營之神褚時健》中，王石特別撰寫序文表示，他曾多次赴雲南與褚時健長談，對這位傳奇人物有第一手觀察。 王石坦言：「當他（褚時健）一年賺三百億元人民幣（幣別以下同），萬科的經營規模是三十億元；我們一四年才繳了三百億元的稅，褚廠長二十年前就做到了！在 他面前，我只是前來學習的後輩！」褚時健憑什麼讓當代企業家們甘拜下風？其實，他的前半生與經營企業沒有半點關係，抗戰結束後，褚時健剛考上高中就輟學， 與幾位兄弟一起成為地下黨員、對抗國民政府。 共產黨建政後，褚時健正式入黨，一度被視為明日之星。想不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讓褚時健被打為右派、下鄉勞改。 從此六年，褚時健拖著一只破舊木箱，帶著妻女，在雲南深山間往來，默默接受命運。後來，他決定給妻女更穩定的生活，於是他接受上級委託，接任雲南新平縣戛灑糖廠副廠長。 褚家本以蒸餾酒為業，他對熬糖、製酒一點也不陌生，困難在於工廠製造方式老舊、導致效率極差。「一百公斤甘蔗，用近五十公斤燃料搾取後，竟只產出九公斤品 質不佳的紅糖！」褚時健捲起袖子到第一線實作，將本來燒木柴的鍋爐改燒甘蔗渣，又改變製糖方法，不僅燃料省下八成，產品合格率，更從一成左右飆升至八 五％。褚時健上任第一年，原本虧損二十萬元人民幣的糖廠，竟賺了八萬元盈餘。 勞改20年咬牙撐 糖廠、菸廠績效驚人 主管糖廠期間，褚時健推出他日後奉行不渝的員工福利制。褚時健曾說：「如果生產搞好了，員工卻一點好處得不到，他們的幹勁從何而來？」基於這個想法，褚時 健令員工將製糖下腳料用來養豬，又開墾荒地種菜，員工只要繳五毛人民幣，就能盛滿滿一大碗豬肉帶回家，這在當時物資缺乏的雲南鄉間，是難以想像的事。 褚時健把這段經營糖廠的寶貴歷練，總結為一句話：「做事情就要讓大家都有利。」七八年，褚時健受地方政府委託轉任雲南玉溪菸廠廠長。當時，這裡士氣比戛灑 糖廠更差，香菸庫存堆積如山。褚時健立刻檢修所有設備、又大規模改組經營團隊，這樣霸道的作風，引來不少黑函攻擊。但數字會說話，褚時健上任後頭一個完整 年度，玉溪菸廠的利潤就增加整整三○％。 站穩了腳跟，褚時健決定轉守為攻，他精算後認定，國外最新設備的效率遠超過現有設備，即使成本墊高，增加的營收也能支應成本。 於是他一口氣向雲南省政府申請二千三百萬美元的外匯買設備，震撼當地官場。經過多番折衝，這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貸款，被提撥到離北京數千公里遠的玉溪菸廠。 有了機器，褚時健又向原料動腦筋，他認為，菸廠即使引進最新設備，少了優質菸葉，一樣功敗垂成。「工廠應該在菸田裡！」他當年與雲南省高層不斷討論，終於 創造新的菸草專賣體制，將菸草公司、捲菸廠與菸草專賣局三者結合在一起，由種植菸葉到銷售，整個流程又交給褚時健主導。 優質菸葉、精準流程一一到位後，招牌的「紅塔山」等香菸開始大為暢銷，在顛峰的九○年代初，中國國產捲菸品牌調查，前三名都是玉溪菸廠產品，其中，「紅塔 山」的售價甚至比進口品牌「萬寶路」還貴。玉溪菸廠每位員工，平均一年貢獻獲利超過三百萬元人民幣，是國內同行的五至十倍。 盛名拖垮事業 出獄後種柳橙再起 但是盛名之累，終究拖垮了褚時健。九五年，事業正輝煌的褚時健成為紅塔集團董事長，但在此前後，他也遭人密告收賄，女兒褚映群、妻子馬靜芬都被帶走候審。 當年底，褚映群在河南自殺身亡。九九年元月，褚時健因貪汙罪被判無期徒刑，直到二○○四年才因病獲假釋，此時，他已經高齡七十六歲。 因為曾經吃到香甜的柳橙，褚時健出獄後，一口氣買了二十四萬棵柳橙種苗，在戛灑鎮附近的山坡號召農民，開始柳橙事業。群眾與昔日老友們，對褚時健復出感到驚喜，更對他種出的柳橙品質驚訝不已，於是「褚橙」之名不脛而走。外界看待褚時健，也從「菸王」變為「橙王」。 從管理糖廠、菸廠到自創品牌種柳橙，褚時健每每讓外界跌破眼鏡、創造奇蹟。但褚時健認為這並不稀奇，他強調：「我這一生，就講一點，任何情況下，我都要有所作為。」或許這就是這位八十八歲高齡長者，一生的經營祕訣。 撰文 / 周岐原

牟其中今日出獄 其秘書稱將重啟南德試驗（Ⅱ）

南德集團理事會職員夏宗偉27日通過“依夏之言”自媒體賬號發布消息稱，南德集團總裁牟其中先生於今日(2016年9月27日)服刑屆滿，今日早上於湖北省洪山監獄獲得釋放。

第一財經記者隨後通過有關渠道從洪山監獄證實了上述消息。

夏宗偉表示，此次釋放是牟其中平生第三次獲得釋放。前兩次共計關押5年半，這一次近18年，三次共計關押23年有余。

有公開的說法稱，夏宗偉是牟其中的秘書，其前妻之妹。

1941年出生的牟其中已年近耄耋，但健康尚可。自今日起，他將開啟新的生活。夏宗偉表示，南德已有過了兩次空手創業的經歷，“我們堅信南德試驗(Ⅱ)一定能如期起航”。

三次入獄與三件大事

素有“一代梟雄”之稱的南德集團前董事長牟其中，曾同時肩負著中國“首富”和“首騙”兩個名號。1974年，因與他人合著《中國向何處去?》，批判文化大革命，揭批“四人幫”，提出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體系”，而被捕入獄並被判死刑;1979年12月31日，平反出獄;1980年1月1日，中央辦公廳工作組接見牟其中等人，牟表示辭去公職，立誌充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田”;1980年2月13日，牟其中辭去公職，借款300元創辦了改革開放後第一家私營股份制企業——中德商店。

1983年9月17日，又因“與社會主義較量”，從事“商品經濟”活動而再次被捕受查，一年半後獲釋。

2000年5月30日，牟其中本人及旗下南德集團因信用證詐騙罪，牟其中被判處無期徒刑。後因表現好，改為有期徒刑18年。

牟其中因辦了三件大事——罐頭換飛機、開發滿洲里和發射俄羅斯衛星——被廣為人知，且一直伴隨爭議。

1980年~1992年 ，牟其中經營過萬縣籐椅、上海“三五”牌座鐘、天津海蟄皮、南韓冰箱，輾轉萬縣、重慶、煙臺、海南後，最終於1987年將公司落戶於北京。隨後，牟其中又率領南德集團在深入研究中、美、俄經濟大三角的關系後，完成了中俄民間貿易史上最大一筆單項易貨貿易——用中國300多家工廠的800多個車皮的日用品、輕工產品及機械設備，從俄羅斯換回了四架圖-154M民航客機。這筆跨國生意，使牟其中一夜之間名聞遐邇。

1993年，根據南德集團與滿洲里市政府的合作協議，為激勵南德集團對滿洲里國際公路口岸建設的投入，滿洲里市人民政府以優惠地價向南德集團出讓10平方公里土地，供南德集團進行投資開發。南德集團由此開始了對滿洲里區域經濟的全面整體開發、投資、建設。不過，宣稱斥資100億元“獨家獨資”開發滿洲里的南德集團，據媒體報道實際投入還不足1億元。

1993年12月28日，南德集團投資的航向1號衛星在俄羅斯拜科努爾發射場發射成功。次年4月，又與俄羅斯航天信息公司簽下航向3號衛星的共同經營協議草案。據悉，該項目由南德投資啟動衛星的制造程序，俄羅斯則負責提供衛星設計制造、發射、測控和軌道位置，後因南德集團國內發生變故而被迫退出。

1995年2月，《福布斯》雜誌將牟其中列入1994年全球富豪龍虎榜，位居中國內地富豪第4位。

將恢複南德試驗(Ⅱ)

1997年8月18日，中國銀行湖北省分行訴湖北省輕工業品進出口公司、交通銀行貴陽分行和南德集團的信用證墊款及擔保糾紛民事案，在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

1998年3月，湖北高法裁定，稱因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發現該案有關人員涉嫌犯罪，且有關部門已立案偵查，於是裁定：“中止訴訟”。

夏宗偉在聲明中回憶稱，1999年1月7日，其與牟其中一起在上班途中，被一群號稱武漢市公安局的“便衣”以一張空白拘留證在北京街頭拘留。

2000年8月，湖北高法終審判決南德集團、牟其中和夏宗偉犯有信用證詐騙罪，法定代表人牟其中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同年5月，夏宗偉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罪，“免予刑事處罰”，予以釋放。

夏宗偉表示，刑滿釋放後的牟其中首先將主要致力於推動案件刑事部分的再審開庭，盡早結束“一案兩判”的司法尷尬;其次將積極地籌備恢複南德試驗(Ⅱ)，將南德試驗(Ⅰ)發現的智慧文明生產方式推進到中試階段，用更大範圍內的實踐應用來檢驗其科學性與普遍性。

關於這個試驗，夏宗偉在聲明中解釋為：在更大的範圍內用實踐來證明以智慧為中心的生產方式，比以資本為中心的生產方式具有無可比擬的全要素生產率。聲明還稱，這一試驗，將可普及全新的企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