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a73c901017hj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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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cbh.com/HTML/2011-6-14/wMMDAwMDI0NDQwMA.html
6月14日下午，在正在进行的支付宝股权转让说明会上，马云表示，跟雅虎的股权回购，能谈就谈，谈不了，我们这辈子就认了。目前，雅虎拥有阿里巴巴大约40%的股份。
同时，马云表示与孙正义谈判最艰难，雅虎已经看清楚了，必须吻合中国监管，孙正义不认可，认为很多人在中国都玩VIE，为什么支付宝不能？
马云强调在2009年的董事会的会议纪要上，明确记录着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调整支付宝股权结构以获取牌照，并称目前转移支付宝的决定虽然不完美但是正确。马云同时表示，阿里巴巴愿意与雅虎和软银进行补偿谈判，没有谈判大限，但原则是绝对不能伤害阿里和淘宝的利益。
在被问到接下来的安排时，马云表示必须保障支付宝能健康持续的运营，必须百分百地合法和透明；目前三方现在都在很积极地在谈判，谈判细节现在不便公布。但马云也表示，再给我们十倍的时间，也没办法跟孙正义和杨致远谈清楚。在这个董事会上，屁股决定脑袋，孙正义眼里只有软银的利益。
而 针对目前外资进行协议控制的VIE（可变利益实体）管理模式，马云表示，我们不需要有人来教如何绕开政策。现在央行明确规定不能用VIE。 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是指可变利益实体，表示为企业所拥有的实际或潜在的经济来源，但是企业本身对此利益实体并无完全的控制权，此利益实体系指合法经营的公 司、企业或投资。
对于外界传闻的“3.3亿元贱卖支付宝”的说法，马云也作出回应称，为适应央行关于第三方支付规定，浙江阿里巴巴以 1.67亿向Alipay E-commerce Corp.收购支付宝的70%股权。去年8月又以1.65亿收购剩下的30%股权；由于上述Alipay公司也属于阿里集团，故两次转移属于集团内资产划 转，3.3亿只是以净资产为基础的转让价格，不存在贱卖。马云还表示，如果央行政策松动，支付宝重新回到阿里巴巴控股也是可以谈的。
在最 新一期财新《新世纪》周刊“财新观察”栏目中，财新总编辑胡舒立胡舒立发表社评《马云为什么错了》，认为马云违背了支撑市场经济的契约原则，引起了广泛关 注和争议。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1时，胡舒立接获马云的短信，两人就支付宝转移一事以短信方式交谈了2小时；6月13日下午马云回国后，两人又继续就此 事沟通交谈，这一事件也被认为是此次支付宝股权转让说明会的导火索。马云在说明会上表示，现在的支付宝，就是一个商业利益谈判的问题，跟契约精神无关，支 付宝的赔偿谈判一定可以达成。
6月13日晚间消息，云锋基金创始人虞锋一度连发四条微博，驳斥《新世纪》周刊总编辑胡舒立批判马云转让支付宝资产的言论，称面临申请牌照的最后期限，马云只能先符合国家规定，随后再谈商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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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男人與女人的戰爭，不是左派與右派的戰爭。這一代最壯烈的戰爭，是維持現狀的大眾與永不退潮的怪咖之間的戰爭。 要選邊站很難。你要不就把所有的時間精力拿來支持大眾及現狀，要不你就得放棄這趟追尋，明白如果以怪咖為行銷對象並領導他們，你將得到更好的機會並創造更大的成長。 你必須在一小時內做出兩個決定：一、你想要為人數快速成長的怪咖創造市場、對他們行銷並展開雙臂接納他們嗎？換言之，你想要站在哪一邊？為了保持現狀而投入戰場，還是為了挺怪咖而站穩腳跟？ 以及，二、你有沒有足夠的信心鼓勵人們去做正確、有用且開心的事，而不是去做體制一直叫他們做的事？我們應不應該做出自己的決定、並讓別人也做他們自己的決定？ 鐘型曲線兩端，越變越長 群體的分布圖通常像是一個鐘型。比方說，如果學校裡的孩童照高矮排隊，以每一個身高值的人數畫出來的圖形，就會像是一個典型的吊鐘：你可能會看到四英尺高 （約一二二公分）和六英尺高（約一八三公分）的孩子人數相同，中間五英尺高（約一五二公分）的孩子則比前兩者多更多。 無須訝異，這樣的曲線就叫作常態分布。這種分布曲線極為普遍，幾乎在你檢視的任何現象當中都能看見（網路使用情況、上班通勤里程數、頭髮長短）。 但有些讓人訝異的事情正在發生。捍衛大眾、正常與順從的人士發現，許多描述行為模式的鐘型曲線正在延長。 行銷人既訝異又開心的度過一個世紀，在這個期間，他們非常容易就能從瞄準的銷售市場找出鐘型曲線，而且這些鐘型還非常穩固。幾乎每一個人都喝百事或可口可樂，幾乎每一個人都穿凱德斯（Keds）帆布鞋，幾乎每一個人都說英語。 經營小咖啡店曾經很簡單，因為每一個人都吃同樣的東西。經營旅行社也曾經很簡單，因為每一個人想去的地方都相同。 行為模式的分布曲線還在，但是支撐行為模式的支架已經鬆脫，鐘型也因此開始向外延長，就像正在融化的冰雕一樣。 過去在美國超市，米的第一品牌是卡羅萊納（Carolina），現在則是「其他」。玉米片過去幾乎占滿了穀類食品架，而現在穀類商品架大大加長，空間超過幾十年前超市裡所有包裝食品架加起來的長度。 汽車過去只有黑色，後來多了幾種顏色，現在賽翁車廠（Scion，豐田車廠在美國新設立的品牌）銷售的汽車則經過特別設計，可以重新噴漆、組裝並量身訂做。我們想要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 你可以反對這股趨勢，但後果自負。少有行銷人、政治人物、宗教領袖或是家長能夠成功的把這股湧現的力量推回去。 流行變化快，沒人能長銷 四十年前，暢銷書盤據排行榜長達一年很尋常，電影上映時間也可以長達數月。回顧當時，我們花很多時間努力閱讀每個人都在讀的書，看每個人都在看的電影。 現在，暢銷書僅能紅一、二週，很快就會有另一本書取而代之。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是，現在不只有一個排行榜，我們看到一個又一個暢銷排行榜層層疊疊，一個又 一個部落前仆後繼推薦好東西。有饒舌歌，也有民謠。有驚悚片，也有喜劇。有三十歲的天才怪胎讀來暢快淋漓的書，也有專為母親所寫的育兒書。 鐘型很多，不只一個。我們不那麼在乎其他人，我們在乎自己：所謂的我們，指的是我們這些人、我們的部落、我們的利益團體以及我們的奇特之處，而不是匿名的大眾。 我們在假想的大眾當中活了這麼久，甚至沒有注意到「一切都得正常」這個假設是如此根深蒂固。它深植在這位母親心中，她替寶寶購買正常的新生兒用品，好讓母 子都能融入大家。它也深植在被告知不能穿蝙蝠俠裝上學的孩子心中；其他人告訴他，這是因為別的孩子也沒有穿這種衣服上學。 自出生以來，我們就被訓練要設法堅持現狀。我們要偏向多數這一方，要取悅多數這一方，要讓多數接受，要安排好組織以便服務多數。我們對政治人物的尊重，是 基於他們從多數身上獲得選票；我們聽前四十名的電台節目，是為了聽多數人也聽的東西。我們的軍力也由多數集結而成，代表多數去和多數戰鬥。 企業選擇會計師事務所的標準，是以多數為根據。咖啡店服務多數人，就像我們建設的高速公路以及我們投資的醫學一樣。 意外驚喜出現了。現在，怪咖比多數更重要，因為怪咖便是多數。 為何七喜汽水、全美保險（Nationwide Insurance）、我可舒適（Alka Seltzer，美國著名胃藥品牌）以及汰漬（Tide，洗衣精品牌）等品牌價值珍貴不凡？ 答案很容易被忽略：四十多年來，電視廣告太便宜了。 電視為行銷人帶來了大眾。只要買下足夠的廣告量，你就能買到信任；信任，再加上貨架空間。這種黃金組合不僅讓你今天有銷量，也能確保你未來的銷路。 三個世代以來，電視創造出來的價值大大高於廣告主投入的成本。廣告不用出色，甚至無須是好廣告，做品牌只需要大量做廣告即可。令人驚訝的是，少有行銷人明 白這一點，也因此超級品牌的數目並不像本來應該有的這麼多。你要有膽量才敢把所有可用現金投入電視廣告，而少有人敢冒此風險。 電視廣告大走低價路線造成的結果是：某些行銷人被大眾勾住了。他們認為為一般人創造一般性產品並大做廣告，就可以成長、獲利，更能讓每一季的財報數字光彩耀眼。這個概念讓他們上了癮。 然後，這一套做法不再發揮功用。幾乎是忽然之間，電視開始分化，電視廣告不再是讓人尖叫的好交易。忽然之間，「盡量花掉每一分錢」的箴言不再有用。這些改變讓成千上萬的電視廣告上癮者以及品牌無處可去，在毫無備用計畫下不知何去何從。 他們對大眾上了癮，現在卻沒了大眾。擁抱怪咖，才能享有藍海 湯姆‧哈瑞森（Tom Harrison）在宏盟集團（Omnicom）負責多元化機構服務（DAS），它是全球第二大的廣告經紀控股公司。湯姆的團隊負責集團裡所有非廣告的部 分，包括公關、推廣與服務。讓人吃驚的是，短短不到十五年之間，他的團隊年營收在集團的占比從一一％增加到將近六○％。 沒錯，在全球第二大的廣告公司裡，有一半的營收來自非大眾廣告的活動。說完了。 大眾取向的行銷人開過最棘手（通常也最沒生產力）的會議，應該是和不合群的顧客或供應商碰面時。 如果你堅持成為每個人的一切，你將會失敗。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成為對少數人而言重要至極的東西。那要怎麼做到這種境界？想達成目標，你必須讓一些正常的人失望；但說實話，這些人就算沒有你也活得好好的。 美國滑雪勝地傑克森鎮（Jackson Hole）的滑雪場就面臨選擇：他們可以迎合想找專業滑雪道的極限滑雪客，也可以簡化設施、對一般程度的滑雪者敞開大門；後者代表的，是一大群可能會考慮來場滑雪之旅的度假觀光客。 你可能已經在自己的腦子裡聽到正反論證了。「但如果我們不開放更多給初學者使用的緩坡、建造新的滑雪小屋，就得把這些客人拱手讓給艾斯本（Aspen，美 國另一處滑雪勝地）！」要撇下一般人沒那麼簡單，因為一般人代表的是大眾，或是大眾的承諾。有機會成為下一個神奇麵包、百威啤酒或雪佛蘭（Chevy）， 這誘惑很動人，但已不切實際。外面的市場早已太過擁擠，在你打造出中間路線的正常品牌之後，已沒有足夠的空間可以讓你成長了。 如果你為正常人服務，你會讓怪咖失望。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怪，走正常路線也變成很愚昧的策略。（本文摘錄自前言、第三部） | ||||||
薛兆豐/文
政府最近頒佈規定，要求在「春節、清明節、勞動節、國慶節四個國家法定節假日」期間，各地「收費公路（含收費橋樑和隧道）」必須「免收7座及以下小型客車通行費」。首次施行，便發生了全國各主要路段的嚴重擁堵，網上網下議論之聲不絕。
政府請客，車主爭搶，乘客被困，路主付賬，外人圍觀。此事不僅關乎百姓度假的質量，更關乎國家交通網絡的發展。讓我敘述幾條樸素的經濟原理，祈望對分析「節日高速免費」政策的得失有幫助。
一、道路是私人物品
許多人認為高速公路是「公共物品」，所以應該低價甚至免費。這種想法很普遍，老百姓這麼認為，知識分子這麼認為，連不少學過經濟學的人也這麼認為。但這是個誤會。
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和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也有人譯作「共用品」和「私用品」，是不可望文生義的一對概念。 它描述物品「是否會引起爭用」的自然屬性。具體而言，公共物品（共用品）指一個人使用不影響其他人使用的物品；而私人物品（私用品）則是指一個人使用了別 人就不能使用的物品。
旋律、知識、情節、電視信號和國防，都是一個人享用不會影響他人享用的，故屬於典型的公共物品。雞蛋、面包、檯燈、領帶和轎車，都是一個人享用別人 就不能享用的，故屬於典型的私人用品。劇院、教育、公園和列車，當爭用的人數達到某個程度時，一個人的使用就會影響其他人的使用，所以它們也是私人物品。
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屬性，是物品本身固有的，它不以誰提供這些物品為轉移，不以人們如何稱呼這些物品為轉移，也不以人們是否對這些物品收費為轉 移。例如，莫扎特創作的旋律之所以是公共物品，僅僅是由於它的使用不具有爭用性，而與莫扎特的收入究竟來自政府、王侯還是私人無關，與人們是否把這些音樂 定義為生活必需品無關，也與莫扎特本人或後繼演奏者是否對音樂作品索取版權費用無關。
根據這一標準，道路是私人物品。確切地說，道路是可以由政府或私人提供的、可以收費也可以免費使用的、可以被稱為必需品或替代品的私人物品。不少人 以為，只要通過講道理，把道路說成是公共物品，道路就能夠低價或免費供應，而沒有人需要為此支付成本。這種想法完全是一廂情願。不管人們選擇何種說法，既 然一個人佔用了道路，其他人就不能佔用，那麼道路就是私人物品，它就必然符合一般私人物品所遵守的經濟規律。
二、擁堵會造成經濟浪費
因為道路不夠多，誰都想在特定的時間使用，那就會出現擁堵。市區內沒有收費站，但只要車輛足夠多，也天天發生擁堵。擁堵會直接降低道路的價值。當擁 堵達到數十公里長的時候，高速公路當然只是個停車場，不僅誰也無法享受它本來可以提供的服務，而且還不得不忍受它造成的各種痛苦。物理上有形的道路還在， 但其實際功效或經濟價值卻已經蕩然無存，甚至適得其反。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那就叫「公地悲劇」，或「租值耗散」，用日常語言來說就是「經濟浪費」。
誰都不願意對這種「經濟浪費」坐視不理。大家樂於發揮想像力，提出了各種解決方案，從停止高速公路收費、呼籲政府修築更多的高速公路、增加其他交通 工具的供給、減少車牌發放，到調整放假方式以讓人們錯峰出行、監督私用公車的情況、增加本地景點和娛樂設施的吸引力，乃至改革戶籍制度和取消舉國長假安排 等等。然而，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些對策不僅宏大遙遠，而且即便實現了，也仍然會出現道路使用的高峰期，令道路產生「經濟浪費」的情景。
三、價高者得的競爭準則最經濟
事實上，只要是私人物品，就有可能出現爭用；而一旦出現爭用，社會就不得不採用這樣或那樣的競爭規則，來替爭用者決出勝負，以便讓部分人得到使用 權，而讓其他人尋找其他的替代方案。這就是經濟學所說的稀缺。這就是自從盤古開天闢地以來，人類社會乃至動物世界都必須面臨的約束。人們無法改變稀缺的約 束，而只能改變競爭規則，讓不同的人勝出。
歷史上，人們曾經選用過各種各樣的競爭規則，包括暴力、聰明、官職、出身、性別、年齡、耐心等。經濟規律指出，所有這些規則，都會引導人們去參與一 些有助於自己勝出、但對他人沒有好處的競爭，並由此引致無謂的損失，包括過分強壯的肌肉、不必要的應試能力、阿諛奉承和爾虞我詐的成本以及排隊等候的時間 等。
相比之下，只有「價高者得」的規則，才能引導人們向社會提供有價值的服務，並用賺來的錢去參與「價高者得」的競爭。當社會的大部分資源都按「價高者得」的方式分配時，整個社會競爭的成本就會下降，收益就會上升。一般而言，「價高者得」是最經濟的競爭規則。
四、價格能夠改變需求剛性
一些聽說過經濟學術語的朋友會說，中秋出遊是剛性需求。也就是說，無論駛入高速公路的價格被提得多高，人們也仍然會選擇出遊，所以提價無助於緩解擁堵。然而，這種說法顯然與事實不符。
價格波動，哪怕輕微的價格波動，都能對人們的行為產生影響。好的經濟學課本會直截了當地告訴讀者，世界上不存在絕對剛性的需求，人們不可能不惜任何代價地追求某個目標。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不存在垂直的需求曲線。畢竟，人是善於權衡取捨和尋找替代方案的動物。
據報導，有人為了節省200多塊錢的路費，在高速免費期間耽誤了探望病危的親人。顯然，此人並不是對親情有剛需，而是對200元有剛需。各大航空公 司出售的機票，只有中秋節晚9點後的航班才有打折。這是說，誰對「中秋團圓」有剛需，就應該不在乎多花幾百塊；而如果對幾百塊有剛需，那就應該調整行程， 避免購買全價機票。金錢與便利，自古難兩全；而人們從來就只有權衡和取捨，而沒有絕對的剛需。
廣州市政府曾經在2010年亞運會期間，推出地鐵免費的「利民措施」，結果人滿為患，令地鐵系統癱瘓。然而，當市政府收回成命，恢復地鐵價格後，地 鐵馬上就恢復了秩序。事實上，廣州市政府後來向市民發放人均約50元的補貼，市民拿到補貼後，也並沒有拿著那些補貼去爭搶高峰期的地鐵票。這是說，票價並 非在區分貧富，而是區分需求。也就是說，價高者得不僅是帶來最少浪費的競爭辦法，而且也是最公平的競爭辦法。
五、按需分配行不通
即使承認了價格對行為的調節作用，很多人還是會說「出價高的人未必需求高」。然而，除了出價高低以外，我們還能用什麼手段來比較人與人之間的需求孰高孰低呢？單位介紹信？官職？離家遠近？是否回原籍探親？熟人關係？
要知道，過去搞計劃經濟，就是因為人們相信，他們有比「按價分配」更可靠的辦法來比較人與人之間的需求，來甄別究竟誰才是「真正需要」的人，來實現 「按需分配」的崇高目標。但大半個世紀大半個地球的計劃經濟試驗表明，「按需分配」的甄別成本是巨大的，它給實施的國家帶來災難。直到窮途末路，人們才開 始搞市場化改革，重新回到「按價分配」的道路上來。
對此，經濟學裡有共識，那就是「人際需求不可比（No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原則。我們沒有辦法比較，富人喝茅 台的效用大，還是窮人喝茅台的效用大；我們只能觀察，富人是寧願喝茅台還是買全價機票，窮人是寧願少吃肉還是寧願按時回家過節。效用只能自己跟自己比，不 能拿人與人比。也就是說，我們永遠無法證明，通過價格管制的手段來進行資源（比如路權）的再分配，能夠提高社會的總效用；相反，讓每個人以自己的財富和收 入為基礎，分別根據市場價格的指引，來追求他們所希望的消費模式，才能自然而然地達到每個人的效用最大化，那也就是全社會的效用最大化。可見，價高者得不 僅最經濟和最公平，而且也是最可行的競爭辦法。
六、企業投資應該得到保護
據有關統計，中國的高速公路網的全長目前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從1988年第一條高速公路建成算起，至今也只是用了24年時間；而位居第二的美國，從 1956年國會批准《高速公路的聯邦資助法案（Federal Aid Highway Act）》算起，也經歷了57年的時間。中國高速公路建設的飛速 發展，完全得益於「分散決策、自主融資、用者自付」的經營模式。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傅蔚岡先生在《華夏時報》撰文解釋中國「高速公路要收費」的原因，即在於「歐美等國用於支付高速公路建設的經費是來自於現有的 財政支出，而中國的絕大多數建設費用則是來自於銀行的借款，甚至有一部分是來自資本市場的融資」，因此「中國的用車者需要在納稅的同時，為高速公路的通行 費埋單」。
當人們拿美國和歐洲某些國家的公路發展模式相比較的時候，往往只看到了收費模式的一面，而沒有看到發展速度的一面。事實上，恰恰是由於我國採取了在 經濟上更合理的決策、設計、融資和付費方式，才使得中國這個落後的經濟體，在極短的時間裡趕超了歐美公路網的建設速度。合理的比較，不是中國目前的平均路 費和歐美目前的路費，而是中國目前的平均路費和如果沒有這些高速公里時中國的平均路費。顯然，沒有高速公路時的真實路費，不是很低，而是非常高，乃至無限 高的。只有這樣看，才能看出中國高速公路網發展模式，儘管具有巨大的改善空間，但也仍然具有很大的優越性。
既然高速公路是由企業興建的，那就引發一個道德、哲學或法律問題：政府下令，眾多媒體和公共知識分子歡呼支持，要建造和運營高速公路的企業在節日期 間向車主送禮，這種甲和乙聯合命令丙替丁做好事的過程，正當性何在？如果高速公路事後根據發卡數量向政府索取補助，而補助又是從納稅人那裡徵收的話，那讓 納稅人向車主送禮，正當性又何在？
我並非一概反對補貼窮人，而是說即使我們認準了節日期間應該補貼車主，把這看作是具有崇高社會意義的事情，那也仍然應該通過法定的議事程序，或從國 庫中取出錢來交給車主，讓他們自行決定消費的方式，或讓官員用這筆錢到收費站幫車主購買通行費，而不應該通過價格管制的方式，讓自籌資金建造和運營高速公 路的提供者們，單獨承擔資助車主的社會責任，並順帶造成大規模的高速公路租值耗散。
七、高速免費並不額外刺激經濟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高速公路免費可以激發富人的內需，為假日經濟創造消費。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如果這種邏輯成立，那節假日就不僅應該讓高速公路免費，還應該讓飛機、輪船、高鐵乃至酒店都免費。
沒有哪個國家這麼做的，也不應該這麼做。因為這種短暫的刺激政策，只會歪曲人們的需求，並排擠其他正常消費。高速免費，確實會增加汽油、酒店、餐 飲、景點、商場的營業收入，但這些行業的增收，恰恰來自於高速公路的虧損。如果說這些行業的增收能帶來乘數效應，加倍地刺激經濟，那為什麼高速公路自己的 收入就不能帶來乘數效應，加倍地刺激經濟？
切中要害的比較，不應該是哪種消費具有乘數效應、哪種消費沒有乘數效應——因為任何消費和投資都可以具有乘數效應，而應該是哪種消費更謹慎，哪種消 費更魯莽；應該是究竟市場能更好地指導消費和投資，還是價格管制能更好地指導消費和投資。政府亂調一下，憑什麼就能刺激經濟，而私人小心翼翼，卻不能更好 地刺激經濟？事實上，哪怕再宏大的投資，只要把個人的審慎因素忽略不計，而假定官員能夠做得跟私人一樣好，就會引致不可估量的浪費。
八、用者自付才合理
在討論高速公路的建設和收費模式時，我們不應該只借鑑國外零散的經驗，而應該借鑑國外帶有規律性的經驗。在作各種橫向的國別比較以及縱向的發展階段 比較時，「用者自付」原則的執行程度，是一個非常有啟發性的視角。不難看出，各國的經驗都顯示，越貼近「用者自付」的原則，高速公路的建造、使用和維護的 效率就越高，越是背離這個原則，效率就越低。
美國公共道路局（The U.S. Bu-reau of Public Roads）在1939年給國會遞交了名為《收費公路與免費公路 （Toll Roads and Free Roads）》的報告，認為通過用者自付的辦法是不可能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來修築高速公路的，要修路只能靠政府 資助。但次年開通的第一段賓夕法尼亞收費高速公路（Pennsylvania Turnpike）即否定了這個說法。收費公路顯然能夠自給自足。此後，收 費模式立即引起各地的倣傚，許多州都陸續修建了完全不依賴聯邦政府資助的道路。
後來的州際高速公路網，是由艾森豪威爾總統牽頭修建的，其融資方式也是基於廣義的「用者自付」原則，即資金只從聯邦和各州所徵收的燃油稅和其他駕車 者支付的路費中收取。燃油稅則從1956年的每加侖3美分，上升到今天的每加侖18.4美分。而整個高速公路項目，僅僅第一期就用了35年來完成。
在這一點上，中國值得與美國作比較。1997年，全國人大通過的《公路法》首次提出以「燃油附加費」替代養路費，但這一建議一再遭到否決和拖延，這 為後來各地自籌資金修路，提供了動力和空間。這毋寧是好事。不難設想，如果全國高速公路網的資金都集中在一個大池裡，那麼對這個池子裡的資金的爭奪，將帶 來巨大的浪費；而高速公路的設計和建設，也將變得低效。
我曾經看過一部電視紀錄片，敘述香港商人兼築路工程師胡應湘在設計廣深高速公路時，在望牛墩路段的成本抉擇。修築者若非自負盈虧，他們就不會有足夠 的積極性在「究竟是繞路而行還是鑿通隧道」之間作精心盤算。同樣道理，當公交系統以接受政府資助為主要收入來源，而不在乎乘客的車票投票時，公交系統改善 線路和搭配容量的積極性也就會大減。越是大鍋飯，就越缺乏精打細算。我國將來高速公路的發展模式，假如向「統一徵收燃油稅、統一規劃線路、免費使用道路」 的模式發展，那麼高速公路網的設計、建築和運營效率，也將會大打折扣。
美國著名智庫出版的《加圖決策者手冊》，在談到高速公路的融資方式時明確指出：「州際高速公路成功的關鍵，在於其用者自付體制，即資金只來自聯邦和 州的燃油稅，以及道路使用者的付費。這不僅確保了人們只是在需要的地方修路，而且防止了成本的過度膨脹。然而近幾十年來，國會越來越背離了用者自付的原 則，讓駕車者支付的稅費，用來補貼地鐵乘客的費用。這樣做不僅不公正，而且還導致了市內的急劇擁擠，以及促成了許多得不償失的交通建設項目。」美國發生的 這種情況，恰恰是我們應該警惕和避免的。
事實上，由於道理修築和維護成本的上升，也由於擁堵情況的日益嚴重，包括美國和德國等曾經一度以提供「免費公路」著稱的國家在內，世界各國都逐漸在 向「用者自付」收費模式靠攏，具體的做法包括批准更多收費公路的建設、徵收高額的停車費、對運貨大卡車實施收費、容許部分車道收取擁堵費等。是的，人們有 追求免費服務的自由，卻沒有逃避付出代價的自由；而如果人們選擇了一種效率更低的發展模式的話，要付出的代價就只會更高。
結語
高速公路收費，有兩個獨立的理由。
一、投資者有權收費。高速公路由分散的地方政府或企業進行融資、建設和營運，比由中央統一運作，更貼近「用者自付」原則，更能降低尋租的成本，提高 資源的使用效率。前者應該受到鼓勵和保護。只要高速公路是由地方政府或企業投資的，不論是否出現擁堵，投資者都有權收費。中央政府就不應該以行政指令的方 式，強行剝奪投資人享有收入的產權。
二、出現擁堵就應該考慮收費。不論高速公路還是市內道路，都是具有「一個人用了別人就不能用」的性質的私人物品。所以只要發生嚴重的和慣性的擁堵， 那麼哪怕它的產權不屬於私人而屬於政府，也應該通過收費的方式來調節需求，從而減少道路因擁堵而造成的經濟損失。政府由此增加的收入，固然應該和政府其他 來源的收入一樣，得到恰當的監管。但如果僅僅因為擔心增收得不到適當的監管，就放棄用價格來調節擁堵的功能，那就是因噎廢食，錯上加錯。
只有看清免費公路的全部成本，才能理解它為什麼是最貴的。
我之前關注威廉 博爾丁(William Boulding)，不僅因為他是杜克大學福庫商學院(Duke University's Fuqua School of Business)院長，也不僅因為他是管理學和領導力學大師，而是因其他追根溯源的精神。看過他寫過的一些文章和講過的話，一脈相承的，就是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特點。
最近他寫了一篇文章，談「商學院應該培養哪些方面的領導力」。你猜怎麼著？他通篇講的，皆乃他自小從父母身上學到的品質。「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的言傳身教影響了今天的我。」
沒錯，父母是最重要的學校，父母才是最關鍵的人生導師。「墨點兒」想傳遞的理念之一亦是如此：我們和孩子一起成長，我們對孩子的影響之大超乎想像；而在讓孩子成為一個人格健全、富有創造力的好苗子之前，我們自己應當也必須成為一個「精神富足者」。
博爾丁教授的一句口頭禪是：「我們最好把它弄明白。」
言歸正傳。我梳理了一下博爾丁文章提及的父母潛移默化傳輸給他的幾種能量。可能有人會說，他的父母分別是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這麼富有學術氛圍的家庭，並不具有普適的代表性。這些有一定道理。但你必須承認，好的父母——不論職業或是層級——優點是相通的，普通的工薪階層或農民家庭，培養出全球化良才的案例不勝枚舉。
1、目標感。
我母親的目標感在納粹德國侵佔她祖國挪威的那一刻就變得十分明確。正如紐約時報對她的訃告上所言，她將畢生獻給了她認為我們所有人都與生俱來的「愛慕和平的行為」上。我父親的例子則顯得更加複雜一些。紐約時報在對他的訃告中，將他形容為「極受尊敬但並非正統的經濟學家、哲學家和詩人」。在他臨終前我們最後一次交談時，他用極其簡練的語言解釋了他的目標感：這個世界要麼從好變得更好，或者從壞變得更壞，而他一生的工作就是將好結果的可能性最大化。
2、合作制勝。
當我們與價值觀、文化和制度規則非常不同的人、組織和社會群體共事的時候，這些不同就會導致潛在的和實際的衝突。我們是應該相信雙方之間的差異不可調和而選擇退出，還是應該帶著建立橋樑的希望繼續努力？我的父母不相信不可調和的差異，他們相反認為不斷增多的多層面的的接觸將有助於發現共同的利益訴求。從情感上而言，他們更多關注愛而不是恨，並試圖找到所有人和事的優點。只要繼續共事以達到協同合作，爭論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3、深入求證。
對我父母而言，一個論證反對一件事情是不足夠的；他總是會問，「你會支持些什麼以讓事情變得更好？」同樣，如果一個人沒有想通那些並非本意卻可能造成的後果，簡單的支持一件事情也是不足夠的。他就是這樣陶醉於複雜之中，並認為那些植根於自身利益的單純的「支持」和「反對」的立場是滑稽可笑的。
4、創造性顛覆。
對傳統界限進行重新思考。我的父親年輕時便從英國移民到美國，因為他希望對觀點的評價是建立在價值而非社會地位或者資歷之上。他經常以幽默的方式將任何一個組織推向顛覆性的創新領域。他也感覺到經濟學缺少了其他學科的豐富性而不能有效地推進人類的行為和體制。「數學讓經濟學變得嚴謹。不幸的是，它也帶來了一片死寂」，他曾這樣說過。我母親在45歲的時候重返學校攻讀博士學位；在那個年代職業母親是非常罕見的。
5、全球公民。
我父親，當然也包括其他人，提出了「地球就像宇宙飛船」這樣的概念，以提醒人們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所有人依賴共同有限的資源去創造共同無限的未來。共同未來的思維方式會消除創造性的解決問題的諸多障礙。
在這篇文章最後，博爾丁總結道：「我思考著我父母的例子，以及學生和商界領袖或許能從中領悟到的道理：擁有目標感去為他人的生活創造不同；打破障礙去建立協作和推動創新；不要以簡單化和狹隘的個人利益為出發點去確定立場；成為一名全球公民。這些要素構成了有擔當的領導力，一種在我們這個互相依存的世界裡去驅動積極進步的力量。」
何韻詩，1977年5月出生於香港。1997年獲得香港第十五屆新秀歌唱大賽冠軍。曾先後獲得華語音樂傳媒大獎最佳粵語女歌手、香港叱咤樂壇女歌手金獎。此外，她還監製、主演舞台劇《梁祝下世傳奇》和《賈寶玉》，屬多方位發展藝人，2013年7月6日將在北京舉辦「共存Coexistence」演唱會。
01 你提到2009年有段時間在想要不要繼續唱下去，因為你感覺關心的議題像扔到空氣中。這種狀態結束了嗎？
是的，結束了。當時沒有發片，在那個階段，感到空間的逼仄。我把自己壓迫到了一個焦慮的狀態，也忘記了一些基本的事情，比如熱情。回頭看是走偏了的，自我被埋起來了。後來隨著國語專輯發行，有了創作的機會，也得到了很多的反饋，不用介意別人怎麼看你，就像是一種重生的感覺。
02 當時你關心的議題是什麼？
是社會上那些不對勁的狀態。我覺得我們被灌輸的價值觀有點問題，對成功的定義過於狹窄。是真的就是賺很多錢，才會快樂，才叫成功，才值得豔羨嗎？我在加拿大住過不算短的時間，我感覺那邊人就不那麼偏重物質，而是對質量看得很重要。專輯《共存》裡也提及到這個，就是講我們面對的很多問題，源頭可能來自我們的價值觀。創作者不能解決它，但可能影響人。所以我希望告訴他人，還有其他選擇的可能。不是只有單一的那一種。
03 你覺得聽歌的人接收到了這些嗎？他們不會剛釋放一點壓力，然後又被擊垮？
悲觀一點的話，是這樣的。但我的作用其實是站在這邊說上一句，嘿，你來呀。要不要轉個角度試試看？就是提醒一下。我的聽眾很多是年紀不大的人，容易迷失的一群人。很少有人在那個階段對他們說點不同的東西。大環境教你要順從，但我想說做自己很重要。每個人都有他的價值，需要被認識到。做清潔的阿姨某天想，如果這個世界沒有我，也還是有一點差別的。
04 什麼是你當初比較信，現在有點懷疑的事情？
這一兩年在「善良」這件事上受到一些考驗。因為比較容易信別人，容易拿出心，有時避免不了失望。所以就想變硬一點，防備心要多一點，但實現起來不容易。
05 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有演藝這方面的天分？
就是在新秀大賽上，因為周圍的人個個都超緊張，這麼一對比，我算比較自在的。可能當時心態主要是為了見評委，見偶像，得失心沒那麼重，所以發揮要好。
06 入行至今，有沒有特別超出當時想像的事情？
我是無法想像自己會變成現在這個人的。當初只是喜歡唱啊跳的，對音樂，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後來經過一些事情，迷失的狀態退散，然後又有機會推動一些事情，這都是我沒有想到的。
07 你的粉絲普遍覺得你有個性，個性帶給你過不利嗎？
我覺得其實每個人生來都有些個性的。只是有些沒有堅持，有時候迎合別人，放棄了自己的想法，掩飾了真實的感情。如果這樣算的話，我應該是吃過一些虧的。
08 假如回過頭對自己說一個忠告，你會勸阻自己做什麼事？
應該不太會勸。有些事是本來可以做得更好，有些錯也許可以避免。但人就是那麼犯賤，撞到牆上才知道疼。
09 《奪命金》裡，你演的那個保險銷售，如果沒拿到那筆錢，你覺得她接下來的脈絡會是怎樣？
我覺得她的變化會很小，發生意外驚喜的可能性很低，大概會為了一些事折腰。這很無奈，大部分人可能都是這樣的，看不到其他的選擇。會堅持一陣，然後放棄。
10 你覺得最庸俗的事情是？
過分炫耀物質的人。不管那人有多靚，如果總是那樣（拜金），我覺得還是挺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