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國家一定是既有有效的市場,又有有為的政府。有為的政府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內涵。
我現在的努力就是要讓政府明白什麼樣的干預是對的,什麼樣的干預是錯誤的。到目前為止,成功的國家的產業政策都是「蒙」對的,但它們背後有共通的道理。
你們認為美國的干預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中國的干預方式是不可接受的。
「經濟學家的使命是認識世界,然後改造世界。」
2014年4月初,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成立20週年大會上,名譽院長、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說。
多年以來,林致力於回答經濟學的「盧卡斯之問」——「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秘密和機制到底是什麼?」
為此,在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前後幾年中,他先後寫出了《繁榮的求索》、《新結構經濟學》和《從西潮到東風》等數本著作。在書中,他引用盧卡斯教授的一句話感嘆道:「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他就很難再去思考其他任何問題了。」
簡而言之,林毅夫的答案是,經濟增長是一個結構——包括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制度安排等不斷變遷的過程,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是經濟體的要素稟賦,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能充分利用本地的資源稟賦,促進產業的潛在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林毅夫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New Structural Economics),並以此對現時複雜的國際經濟動態變局進行新的學術概括和對策思考。
基於這一理論,他提出「超越凱恩斯主義」——大舉投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並認為這是一個在現階段既能幫助發達國家擺脫危機,又能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的良方;而在此過程中,政府,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政府,應該將市場和政府的作用結合起來,在發現、培育和扶持具有比較優勢產業上扮演積極的角色,並在政策建議上給出了「增長識別與協調」六大步驟。
但這一主張一直以來爭議不斷,不少學者批評說其迴避了現代政治體制中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問題。尤其是在中國自古以來缺乏對政府制約的歷史與現實環境下,讓大量的財力與資源掌握在政府而非市場手中,不僅可能造成投資的效率受損,而且可能引發大量的尋租與腐敗。
就這一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南方週末記者近期與林毅夫進行了一次對話。
南方週末:你提出的「超越凱恩斯主義」似乎迴避了大家對凱恩斯主義的一大批評,即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的界限問題,比如說產業政策。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產業政策似乎從來沒有成功過,從早期的CRT彩電、汽車到後來的半導體、國產軟件、等離子、新能源光伏、電動汽車等,財政投了大量的錢,普遍都是失敗的。
林毅夫:這大概跟你們媒體的報導有關係,你們一般都不會報導成功的。如果沒有成功的產業政策,每年9.8%、持續35年的快速增長是怎麼來的?
南方週末:成功的產業政策來自哪些產業?
林毅夫:你去每個地方看看那些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是怎麼起來的。你到東莞去看,每個鄉鎮每個項目去看,都是政府積極招商引資來的,招商引資就有產業政策啊。你看到很多產業政策失敗,那些都是太冒進的產業政策,但真正因勢利導的產業政策,幫助投資者解決交易成本高的問題的產業政策會成功。產業政策失敗當然我們要批判,但不能因為那些失敗的產業政策,就把嬰兒和水一起倒掉。
南方週末:如果沒有政府這隻手,市場能不能自己選擇出正確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
林毅夫:市場自發很難出現符合比較優勢、有競爭優勢的產業。你看拉丁美洲,實行「華盛頓共識」最好的智利,30年來沒有任何新的產業出現就是答案。因為要新的產業出現,有很多協調的問題,有很多外部性問題要解決。比如誰願意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可能成功,更可能失敗。如果失敗了,成本由失敗者自己來付,如果他成功了,大家都進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就沒有壟斷利潤了。失敗的成本自己付,成功的好處大家分,聰明的人都願意做第二個不願做第一個吧。如果沒有第一個的話,怎麼可能有新的產業出現呢?
第二點,即使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的成功和失敗有多少決定於他自己?因為要新進入到一個產業,人力資本的需求不一樣,基礎設施的要求不一樣,金融法治環境的要求也不完全一樣,他沒有辦法自己解決。因此如果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沒有政府積極地跟他配合,他也不會成功。
確實,你可以看到很多失敗的產業政策,但關鍵不能一竿子把所有產業政策都打倒,而要去分析那些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是什麼,然後再看看那些成功的產業集群是怎麼出現的。哪一個成功的產業集群背後沒有政府的支持?
南方週末:這裡似乎有概念混淆,我說的是政府去選擇市場應該發展哪一個產業,而你說的是政府的支持,有可能是市場已經選擇了一個產業,比如投資者願意到這個地方來投資,而政府給予了支持和幫助,這是兩個概念。
林毅夫:不完全是這樣。你知道私營企業賺錢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靠競爭,另一種是靠跟政府尋租。政府如果完全退出的話,我剛才講了,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所以政府就要避免被尋租,政府也要知道哪一類型的產業可能成功,哪一類型的可能失敗。
南方週末:政府怎麼能知道哪些產業可能成功哪些失敗呢?
林毅夫:我的《新結構經濟學》,討論的是政府的行為如何才是有效的,裡面寫得很清楚。比如對過去二三十年經濟發展較快而且人均收入比自己高1-2倍,經濟發展又很快速國家的可貿易產業,那些產業的產品很可能就是你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這難嗎?
研究發展經濟學的思潮可以看到,政府跟市場的作用就像鐘擺一樣,1970年代以前,市場被認為是失靈的,強調政府的干預。1980年代流行新自由主義,認為政府都是錯誤的,一切都靠市場。
但實際上成功的國家一定是既有有效的市場,又有有為的政府。有為的政府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內涵,這是我們要去探究的。政府可能犯錯,作為經濟學家的責任是提供更好的理論和政策框架來幫助政府減少錯誤,提高決策正確性的概率,如果因為政府可能犯錯就要政府什麼都不做,怎麼可能?政府不做事,還有更多問題不能解決,怎麼辦呢?
南方週末:台灣30年前也曾頒佈「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劃定「主導產業」,其中有些產業比如半導體、PC、精密代工等確實發展起來。但當年台灣曾有過「蔣王之爭」,經濟學家蔣碩傑反對政府選擇主導產業的做法,而王作榮主張政府應當擔任更積極的角色,起領頭帶動作用。我們看到,後來台灣取消了「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政府角色由「主導」轉變為「指導」,有人講政府當時選對了一部分明星工業,是「蒙」對的。
林毅夫:這裡面就是恩格斯所講的,我們必須從「自然王國」向「必然王國」飛躍,台灣為什麼「蒙」對了,難道沒道理嗎?為什麼不去瞭解「蒙」對背後的道理是什麼?
南方週末:政府去「蒙」的代價太高了。
林毅夫:我現在的努力就是要讓政府明白什麼樣的干預是對的,什麼樣的干預是錯誤的。到目前為止成功的國家或地區的產業政策是蒙對的,沒錯,是因為沒有理論,但它們背後有共通的道理。
南方週末:你這麼自信按照這套標準就一定能選對嗎?
林毅夫:至少失敗的概率會小很多,比如光伏絕對不會入選,因為光伏是德國在發展,德國的人均收入是我們的十倍!我講的是兩到三倍,也就是高出一到兩倍。
南方週末:即使你的理論是對的,那麼如何讓政府按照這種理論行事?因為有無數人都在遊說政府,包括強有力的既得利益群體。如果賦予政府選擇產業的權力,更大的可能是它不聽你的,可能因為信息不對稱,也可能有尋租風險。
林毅夫:如果我連你都沒辦法說服,那麼我也沒辦法讓政府聽我的。但我知道,政府一定會做選擇,因為做選擇是預算有約束的條件下的必然,如果資源是有限的,你一定要做選擇。既然要選擇,那麼我們為什麼不給它提供一個框架,讓它知道什麼樣的選擇成功的概率會高,什麼樣的選擇失敗的概率高。
現在國外的新自由主義說,政府的干預都是失敗的,所以政府不該干預。可是政府必然要選擇啊,美國政府也要選擇,同樣幹預產業。只不過美國的發展階段跟我們不一樣,它的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源自基礎科研和商業研發。基礎科研誰做?美國政府支持的。基礎科研有無限多的項目,美國政府每年花在基礎科研上的錢上千億美元,是不是要高度選擇?
第二點,商業研發成功之後,在市場上的競爭力的一大決定因素是它的批量生產的量有多大,美國政府經常用政府採購的方式幫助它的企業快速達到規模經濟,如果僅靠市場力量的話,它的初始生產成本會非常高,不會有競爭力。這也是干預。
最大的問題是,很多人受新自由主義學說影響,認為美國的干預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中國的干預方式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中國這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應該講政府大部分的干預是對的。
所以不要把主流的理論當作真經,也不要照搬發達國家的經驗,還是要回到國內來看國內的問題是什麼。我2012年6月從世行回來後發現,我們國內的很多共識基本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提出的那套說法,比如說中國儲蓄太多,必須改變增長方式,由投資拉動變成消費拉動,這都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不斷在說的。
消費當然重要,但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不斷增長,收入水平不斷增長的前提是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它的前提又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這些的前提又是什麼,都是投資。而且統計數據表明,當中國投資拉動被批評最嚴重的那幾年,實際上是改革開放以來消費增長最快的那幾年,從1978年到2007年,我們平均的消費增長率是每年7.7%,從2008年到2012年,我們每年的消費增長是每年9.2%。
當然,投資是要有效的投資,有許多可以改善的空間,這個可以討論,但如果說必須放棄投資拉動,必須改為消費拉動,這是想要中國未來幾年爆發金融危機的論調。
實際上,最近美國又改了說法,由於美國量化寬鬆政策退出造成大量投機資金回流美國,給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帶來了困難,印度中央銀行行長批評美國,認為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美國的貨幣政策不應該只考慮美國的利益,必須也同時考慮對其他國家的影響。美聯儲就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了基本脆弱性的六個指標,根據這些指標中國經濟屬於最強建的,印度最脆弱,因此就說印度的問題是印度自己造成的,和美國的貨幣政策無關。
可是,用來說明中國經濟強健的那些指標中,如儲蓄率高、外貿盈餘大和外匯積累多等過去則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的原因。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肯定有許多體制機制問題,對我們的問題和我們的成功之處需要自己有清醒的認識。
11月26日,在由浙江大學、中國區域科學協會聯合主辦的“2016中國城市管理學科發展年會”上,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主任孫新軍稱,當前的城市管理非常複雜,面臨末端施力、“九龍治水”等難題。對城市管理者來說,缺的不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而是如何解決問題。
他認為,在大城市,“大城市病”都是顯而易見,甚至是反複出現的,而且又跟老百姓非常接近,但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卻很難,甚至個案解決了,也並不代表著可以全局複制。針對這些難題,在實踐探索中,城市管理者既要補短板,還歷史欠賬,又要有“戰略忍耐”,對歷史有敬畏,對後人有期盼。當然還需要一大批具有國際視野、人文情懷和素養的管理隊伍。
城市管理的難題
孫新軍說,城市有規劃、建設、管理三道程序,但到了城市管理部門這邊,木已成舟。至於如何管理,就只能末端施力了。
他表示,如果規劃、建設部門“改規劃亂建設”,管理部門面對“已經端上餐桌的飯菜”,就只能“亂管理”了。比如供暖,北京每年竣工幾千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不論如何,城市管理部門都不得不硬著頭皮將暖氣接進去。他認為,當前城市管理面臨“緊平衡、缺彈性”的困境,因為對於城市管理部門來說,沒有辦法阻止,但又不能不管。
此外,城市管理還面臨著“九龍治水”的難題。他說,城市管理可以理解為無所不包,在老百姓看來,出現問題就都是管理問題,這導致城市管理部門每年會接到數百萬起投訴反映問題。現在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成立,才將過去分散於多個部門的職能綜合了起來,最後進行指揮、協調、監督、考核,才起到“九龍治水、一龍當先”的“龍頭”作用。
孫新軍還提到,由於城市管理部門的所有工作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開展,躲無可躲,藏無可藏,一有矛盾馬上就會暴露出來,這給了職能部門一種無形的壓力。而且每年還會接到大量的上級批示,所以在城市管理領域一定要能夠忍辱負重,否則會扛不住巨大的壓力。
面對城市管理難題,他認為,從研究角度來看,重在提出棘手的問題,但在城市管理者看來,缺的不是要提出問題,而是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更困難的是,甚至個案解決了,也並不代表著可以全局複制。
城市功能疏解要多“留白”
孫新軍稱,之前,北京曾做過一項關於影響居民舒適度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影響居民舒適度的因素,排在首位的是交通,而且是停車難,並非開車。由於停車資源不夠,導致居民下午4點就無心上班,而要回去搶占車位。其次才是擁堵。第三是霧霾,“這是誰都躲不過去的。”
他說,做城市管理,要兩條線作戰,一個是彌補歷史欠賬,另一個就是,要做讓老百姓滿意的事情,政府不能想當然的去做一些事情,要做到點子上,更多的體會他們的需求。
還有,在城市功能疏解方面,他認為,城市要多留點“沒用”的地方,即所謂的“留白”。騰籠換鳥要“多騰不換”,要換也換一些綠地、基本設施,把空間留下來,要清醒地認識到歷史局限性,有些事幹不了先別幹,要對歷史有敬畏,對後人有期盼,這也是一種“戰略忍耐”。有些事情暫時解決不了,也別著急,能控制住不惡化可能就是功勞。比如北京的停車難問題,目前正在努力解決,但這不是一兩天可以解決的。
除此以外,孫新軍認為,未來的城市管理離不開一大批具有國際視野、人文情懷和素養的管理隊伍。不管采取何種策略,應用什麽樣的新技術,都離不開情懷,因為城市管理需要精細化管理。只有重視老百姓的感受,為人民服務才能把這事做好,否則只有冷冰冰的技術是不行的。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徐樂江21日在第二屆中國企業改革發展論壇上表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既要改革銳力更要制度保障。要研究和解決混合所有制改革動力不足的問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平等保護各類產權的問題、混合所有制企業的運行機制問題。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徐樂江表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重在整合國企民企的優秀基因,實現融合創新發展。國企和民企同根同源同血脈,都是中國企業、民族企業,是同胞兄弟,是命運共同體,二者共融共生、協調發展,這是改革開放40年經濟里面最微觀的主體企業發展的圖景。
徐樂江認為,國企和民企在我國市場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承擔的責任各異,而正是這種差異,形成了我國市場經濟的多元和活力。通常來說,國企擁有較好的裝備、技術、人才、渠道和品牌基礎,掌握的資源也比民企豐富;而民企則產權更加明晰、機制更加靈活,員工激勵更加到位,對市場反應更加靈敏。
“充分發揮國企民企優勢,參與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在挖掘他們各自優秀基因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性地基因重組和組織再造,是強化國有經濟肌體與活力,強國強企,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徐樂江說。
徐樂江列舉了一組數字強調了民營經濟的重要性。截至2017年底,我國民企數量達2726.3萬家,個體工商戶6579.3萬戶,註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民營經濟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占比超過50%;GDP、固定資產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占比均超過60%;技術創新和新產品占比超過70%;吸納城鎮就業超過了80%;對新增就業貢獻的占比超過90%。
近年來從央企到地方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如火如荼。正如徐樂江所說,“這兩年有一大批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已經成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和實踐者,並創造出了形式多樣的混合發展模式。這其中,既有產業鏈上的合作,也有跨領域跨行業的聯合;既有以資本為紐帶的聯手,也有以項目為依托的攜手;既有在國內的混改,也有在海外的抱團。”
同時,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推行的過程中還面臨著一些難題和障礙,阻礙著混改的步伐。
對此,徐樂江表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既要改革銳力更要制度保障。必須清醒地看到,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絕不會一蹴而就,也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目前有三方面的理論和實際問題,需要深入地研究和解決。
首先,要研究和解決混合所有制改革動力不足的問題。“這個題不破的話,無論從國企還是民企方,要完成黨中央給我們指明的方向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發展混合所有制都是很困難的,這塊有待實踐的突破和理論的創新。”徐樂江說。
其次,要研究和解決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平等保護各類產權的問題。改革開放40年,在這個領域的建設還任重道遠。平等保護各類產權任重而道遠,是下一步混合所有制要成功的基石,也是中國完成第二個一百年目標的建立法治的重要工作。
第三,要研究和解決混合所有制企業的運行機制問題。混改對民企、國企法人治理結構完善有積極意義,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摸索出一套現代企業經營管理制度對今後國有資產增值保值,以及混合所有制融入問題的一些擔憂都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