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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力“跑將”許勤：拼出”深圳質量“，轉戰河北新崗

4月2日上午，2017 中國(深圳)IT 領袖峰會在深圳五洲賓館開幕，包括馬雲、馬化騰、李彥宏在內的一眾IT 大佬們，被議程表上標註的開幕式主持人——深圳市委書記、市長許勤“放了鴿子”。不過大佬們並未流露失望，因為他們頭一天已經從新聞中獲知，許勤即將離開深圳，赴任河北省委副書記。

其實在開幕式之前，許勤已經與大佬們見過面。對於這個由自己力主引進的常設性科技盛會和諸多老朋友，他傾註了感情。峰會組委會執行主席、數字中國聯合會主席吳鷹透露：“他昨天深夜從河北飛回深圳，早上和我們吃飯，開會前拍了合照，企業家和政府的親情就在這!”

當天下午，另一場道別在深圳市民中心禮堂舉行。在組織部門宣布深圳市委主要領導職務調整的全市領導幹部會議上，許勤回顧在深圳期間的工作時說，9 年來，深圳實現了從“深圳速度”向“深圳質量”的歷史跨越，走出了新常態下有質量的穩定增長、可持續的全面發展的新路子，率先實現了發展動力的轉換……“這9 年是我人生經歷中最為難忘、最為充實、最為寶貴的一段美好時光。”

這段顯然經過組織審定、由許勤親口說出的話，既是他對深圳這座城市的道白，也堪稱他9 年深圳任職作為的概括。講話的背後，深圳質量、全面發展、動力轉換等關鍵詞躍然而出，或許正是許勤被擢拔至更重要崗位的最佳註腳。

長跑健將

2010年6月5日傍晚6 點，深圳市民中心B區多功能廳，一場遲來的記者見面會，許勤作為新一任深圳市長走向前臺。沒有豐富的表情和肢體語言，甚至語調語氣都全程如一，讓一些期待見識“個性官員”的記者不免乏味。但一組組精準的經濟數字和政策條文脫口而出，還是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祖籍江蘇連雲港的許勤，是2008年4月來到深圳的，以國家發改委高技術產業司司長身份，掛職深圳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在此之前的長達21 年里，許勤一直在國家發改委(計委)工作，從普通科員做到副處長、處長，直至高技術產業司副司長、司長。從政之前，許勤1987 年從北京理工大學研究生院光電專業畢業，2004 年獲得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博士學位。

北京理工大學的白廷柱教授是許勤的研究生同班同學，他曾對媒體回憶，許勤愛好長跑，一直是學校長跑隊隊員，還多次代表學校參加北京市的學生運動會，“大多數人喜歡球類項目，而許勤每天早上堅持跑步，一圈接著一圈，雷打不動。”許勤的研究生輔導員魏平認為，這正是許勤個性的體現，“長跑最需要毅力，他是個不乏毅力的人。”

其實，長跑不僅需要毅力，還需要心平氣順，最怕打亂節奏，快沖快跑。21年部委工作經歷，已經證明了許勤是個“沈得住氣”的人，來到深圳後，更大的考驗在等著他。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令典型外向型經濟的深圳遭受了巨大沖擊，大量制造業企業經營困難，持續繁盛多年的華強北呈現前所未有的雕敝之象。翌年，市長許宗衡因腐敗落馬，改革之城蒙上了一層陰影。與此同時，時任深圳市副市長唐傑曾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憶及，深圳還面臨土地空間、能源資源、城市人口、環境承載力四個“難以為繼”的局面，如何從“殺出一條血路”到“走出一條新路”，是擺在深圳主政者面前的迫切任務。

“本屆政府受命於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是在一個關鍵轉型時期產生的新一屆政府。”許勤對自己的挑戰和使命有著清醒的認識。為此，在上任伊始，主持制訂深圳市“十二五”規劃時，他和同事們主動將GDP預期增速下調為10%，“突出轉型的決心，突出兩大轉變，將從深圳速度轉為深圳質量，從經濟快速前行轉為社會經濟全面和諧發展。”

事實上，按照深圳的條件，即便在當時條件下，追求更快的速度也並非難事，比如不主動淘汰高耗能企業，還可采取投資拉動措施。但深圳沒有走上這樣一條許多其他地方都在行走的路，而是選擇了苦練內功，刮骨療毒。在許勤擔任市長以來的7年里，深圳在全國率先進行了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持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引進大學、醫院和科研團隊……

這一系列全面改革舉措，讓深圳從難以持續的沖刺跑轉向心平氣順的勻速跑，為深圳擺脫迷茫、重拾沖勁贏得了機會。

就在宣布許勤調任河北的同一天，中央還宣布了建設雄安新區的“千年大計”。外界普遍認為，許勤將在雄安新區的建設當中發揮重要作用。“千年大計”當然非短期之功，選中許勤，或許與他的“長跑思維”不無關系。

新任河北省委委員、常委、副書記許勤4月4日赴雄安新區安新縣調研

科創市長

位於深圳龍崗和南山區的柔宇科技，是全球柔性顯示領域的一家“獨角獸”領軍企業，許勤去考察過多次。其創始人劉自鴻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許勤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對科技產業的熟知、遠見，和平易近人、謙虛的態度。“許市長對科技創新的重視，是對深圳最大的貢獻之一。”劉自鴻說。

《人民日報》主任編輯、人民網深圳頻道總編輯呂紹剛曾經多次采訪過許勤，在他的印象中，許勤低調、務實、勤政，“是典型的理工科專家型官員”。“特別是創新發展話題，他明顯更願意，也更善於與人分享。”呂紹剛告訴第一財經，有一次面談，許勤說：“雖然我也算比較懂科技的，但深圳好多年輕人和企業做出的東西，常常讓我也覺得意外，眼前一亮。這是深圳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你有空，也可以多去看看。”

的確，發改委高技術產業司出身的許勤，甫一到深，就帶來了一股強勁的“科技風”，9 年下來，其在推動深圳科技創新上的作為，也為自己贏得了“科創市長”的美譽。“深圳土地資源有限，只有不到2000 平方公里，水、氣、油等資源基本依賴外部供給，市場外向型程度高，要實現有質量的穩定增長、可持續的全面發展，唯有創新、創新、再創新，以創新打破要素成本的制約，以創新提升發展質量，以創新增強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2015 年，在接受《瞭望》雜誌采訪時，許勤如此闡述他把科技創新作為施政重點的原因。

掛職深圳後，在許勤的推動下，深圳成為了國家發改委批準的第一個創新型試點，並出臺了三大新興戰略產業發展規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創新之都，深圳建設科技、產業創新中心的定位，被納入國家“十三五規劃”。

2016 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也是許勤作為深圳市市長的最後一份“施政總結”顯示，當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超過800 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至4.1%——單就這一指標而言，堪比韓國、以色列。

此外，深圳新增國家省市級重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研究中心、企業技術中心等創新載體210家，累計達1493 家。新組建神經科學研究院等新型研發機構23 家。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增長約50%，占全國一半。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增加值增長10.6%。新增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2513 家，累計達8037 家。

在位於深圳柔宇科技總部，一名員工展示柔性傳感透明鍵盤

深圳缺乏大學和科研院所，這一“先天不足”也逼迫許勤帶領深圳獨辟蹊徑，走出了一條主要依托企業搞創新的新路。曾經擔任深圳市科協主席的周路明，對此十分了解。他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舉例說，華大基因和光啟研究院就是在這一思路下引到深圳的，許勤在它們的引進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華大基因最初來的時候，本來是中科院的團隊，是體制內的國家隊，但(華大基因董事長)汪建覺得束縛太大，包括人員招聘、薪酬體制、科研規劃、資金使用，不是按照源頭創新及其產業化的規律來運行。深圳的市場環境比較好，他願意做一個民辦的體制，深圳也能夠接受。以前民辦科研機構和中科院競爭國家資源配置受到很大限制，但是深圳開了這個口子，民營科研機構跟國有的一樣支持，而且支持的力度很大，華大基因作為深圳源頭創新新體制的第一例，充分釋放了活力。光啟是從國外引進的，也體現了類似的創新性、靈活性。”周路明說。

如今，深圳“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的自主創新體系，呈現出“6個90%”的鮮明特征：90%的創新型企業為本土企業、90%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的研發投入源自企業、90%的專利產生於企業、90%的研發機構建在企業、90%的重大科技項目由龍頭企業承擔。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導者、組織者和風險承擔者，培育出3 萬多家創新型企業集群。

中央提出規劃建設雄安新區7個方面重點任務，其中之一就是“發展高端高新產業，積極吸納和集聚創新要素資源，培育新動能”。在這方面，許勤在深圳9 年的探索，可謂極佳的經驗積累。

“深圳質量”提出者

如果說科技創新尚屬集各方智慧與能力的“顯學”，“深圳質量”的提出，則堪稱許勤個人在深圳發展上的重要理論貢獻。對此，官方正式表態亦不吝贊賞——3 個月前的1月1日，在宣布許勤擔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深圳市領導幹部大會上，時任廣東省委組織部長李玉妹代表省委講話稱，許勤“有宏觀視野和戰略眼光，在深圳速度基礎上提出了深圳質量、深圳標準理念，確立了有質量的穩定增長、可持續的全面發展工作思路”。

“深圳質量”正是許勤升任深圳市市長的2010年提出的，那一年，也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這年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下發《關於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決定》，首次提出了要實現從“深圳速度”向“深圳質量”的跨越。在2011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許勤對深圳質量作了進一步的解讀：創造“深圳質量”，就是堅持以質取勝、追求更高的物質文明;就是堅持以人為本，追求更高的社會文明;就是堅持文化強市，追求更高的精神文明;就是堅持內涵發展，追求更高的城市文明;就是堅持低碳理念，追求更高的生態文明。

2016 年深圳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一組數字，體現了“深圳質量”戰略的成果：GDP 增速逆勢上揚，初步核算數19492.6 億元，同比增長9%;轄區公共財政收入7901 億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3136 億元，增長15%，四年翻了一番多;資源能源消耗“低中再降”，預計萬元GDP 能耗、水耗分別再下降4.1%和8.9%;PM2.5平均濃度27 微克/立方米，下降10%，繼續處於國內城市領先水平，空氣優良天數提高至354 天，居內地城市最優水平，實現了經濟質量和生態質量“雙提升”……在供給側改革成為舉國要務的語境下，深圳的供給側改革交上了一份耀眼的答卷。

時針撥回2012年12月8日，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首次離京視察，目的地深圳前海。視察過程中，他對包括許勤在內的陪同人員表示，(前海)開發建設過程中，要充分發揮特區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敢於“吃螃蟹”。有人評價，作為常“吃螃蟹”市長的許勤，可能是“最懂上面”的地方官。也有人說，與其說是“最懂”，不如說是“最會貫徹”，而且不是被動的依葫蘆畫瓢式貫徹，而是帶著因地制宜的思考。年屆而立的深圳特區，一度讓外界生出“不行了”的錯覺，回頭來看，這幾年深圳的改革探索不僅沒有停滯，反而在實踐和理念上均有重大進步。這些，不能說主要是許勤或其他深圳主政者的功勞，但也與這位在深9年、任市長7年，頭發稀少、風格低調的專家型官員是分不開的。

而深圳9年於許勤的河北任職，意義不言而喻。

證監會正式處罰落地：“證據鏈”拼出趙薇夫婦的資本財技

證監會近日對龍薇傳媒空殼收購案做出正式行政處罰，對萬家文化（已更名祥源文化，SH.600576）、龍薇傳媒以及趙薇夫婦等做出頂格處罰，趙薇夫婦遭5年市場禁入。

據知情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黃有龍、趙薇前期委托了代理人參加聽證，並提出了申辯意見。但是本案自調查至結案，趙薇本人都沒有親自出面。

2016年底、2017年初，趙薇夫婦曾企圖通過旗下“空殼公司”龍薇傳媒，以51倍杠桿收購百億市值的萬家文化，最終融資失敗，放棄收購。這場迅速襲來又快速退去的資本狂潮，最終留給上市公司及全體股東“一地雞毛”。

多位證券訴訟律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數十位投資者的訴訟請求已經處在材料收集或法院受理階段。浙江裕豐律師事務所律師厲健稱，已代理案件中首批案件法院已經受理，在等待安排開庭。上海市創遠律師事務所律師許峰也表示，目前已經收到幾十位投資者的材料，索賠金額保守估計2千萬左右，近期正在組織向法院遞交材料。

龍薇傳媒的“謊言”

2017年4月1日，“愚人節”這一天，萬家文化發布了一份公告，稱公司大股東萬家集團已與西藏龍薇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下稱“龍薇傳媒”）簽署“解除協議”，股權轉讓交易終止。一紙公告，讓熱鬧了三個多月的“資本遊戲”嘎然而止。

2016年12月23日，萬家集團與龍薇傳媒簽訂《股份轉讓協議》，以30.599億元向龍薇傳媒轉讓29.135%的股份，交易完成後，龍薇傳媒將成為萬家文化控股股東。

在這場交易中，資金是最關鍵的一環。龍薇傳媒披露，上述30多億收購款中，龍薇傳媒自有出資僅6000萬，剩余資金均為借入，杠桿比例高達51倍。

從簽訂股份轉讓協議，到宣布簽訂解除協議，前後不過3個月時間，萬家文化的股價從18.83元/股漲到25元/股，之後一路下滑至6月2日跌至低點8.85元/股。

股價坐了一輪過山車，但上市公司的股權轉讓交易卻仿佛什麽也沒有發生。

在4月1日公布的《解除協議》中，交易雙方表現得“一團和氣”——萬家集團將前期已收取的部分股份轉讓款返還給龍薇傳媒，龍薇傳媒不再向萬家集團支付任何股份轉讓協議款，雙方互不追究違約責任。

這場空殼公司以超高杠桿“空手”撬動上市公司股權的蹊蹺交易，引發市場的爭議，監管層對這場收購也釋放出了嚴格的監管信號。

“龍薇傳媒在自身境內資金準備不足，相關金融機構融資尚待審批，存在極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以空殼公司收購上市公司，且貿然予以公告，對市場和投資者產生嚴重誤導。”證監會在處罰決定書中稱，龍薇傳媒對其資金實力的描述具有誤導性，強調的“家庭資產”“還款能力”加上其名人效應，實際上對市場和投資者產生了嚴重誤導。

在監管層看來，這場一波三折的轉讓，從控股權轉讓變更為5.0396%股權轉讓，後又變更為完全終止股權轉讓，雙方不追究任何違約責任，這種商業行為“顯然有悖常理”。

那麽，趙薇夫婦及龍薇傳媒，到底說了哪些“謊言”？資金是關鍵之關鍵，大部分“謊言”也恰恰是圍繞資金展開。

2016年12月26日，龍薇傳媒在上市公司公告中披露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業和核心關聯企業等情況，顯示出收購方有強大的經濟實力。

而在2017年1月，更是詳細披露稱：“龍薇傳媒實際控制人趙薇女士及其配偶黃有龍先生投資的金寶寶控股…等多家上市公司股權，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上述股票市值約45.22億元；…上述相關資產總價值約56.63億元，2016年投資收回的現金流約12.56億元港幣”。

但是實際上，龍薇傳媒2016年11月2日才成立，註冊資本200萬元，進行收購時，註冊資本尚未實繳到位，未開展實際經營活動，總資產、凈資產、營業收入、凈利潤都為零。

在實際收購時，自有資金僅出資6000萬，“大頭”來自向金融機構高成本借款，且部分是以萬家文化的股份做質押。

根據起初披露的協議，借款當中，15億來自西藏銀必信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銀必信），年化利率10%，以趙薇個人信用為擔保；其余14.999億為從金融機構的質押融資，後披露是中信銀行杭州分行，年利率6%左右，以擬收購的萬家文化股份做質押。

值得註意的是，公司還稱“若龍薇傳媒未能及時足額取得金融機構股票質押融資，龍薇傳媒將積極與萬家集團進行溝通以使本次交易順利完成，同時繼續尋求其他金融機構股票質押融資”。

但是真實情況如何？證據顯示，2017年1月23日，萬家集團、龍薇傳媒已知曉其向中信銀行杭州分行的融資計劃未通過中信銀行總行審批。截至2017年1月31日，龍薇傳媒並沒有與任何金融機構達成融資合作。

調查過程還原了背後更真實的融資故事。

從銀必信融資成本為年化10%，從銀行融資成本為6%。受黃有龍委托負責辦理萬家文化股份收購事項的法務負責人趙政後來證實，龍薇傳媒方面希望盡可能多的從銀行融資，甚至希望可以覆蓋全部收購資金需求。但值得註意的是，銀行質押融資金額直接與股價相關。

根據中信銀行杭州分行的融資方案，龍薇傳媒向中信銀行融資款項中的第二筆以及第三筆發放額度取決於萬家文化股價情況。

但是，因項目融資金額較大，需上報中信銀行總行進行審批。2017年1月20日，龍薇傳媒接到銀行電話通知，本項目融資方案最終未獲批準。

另一邊的融資也不順利。銀必信實際控制人秦某詢問筆錄顯示，銀必信在2017年2月7日無法借給龍薇傳媒12億元，即銀必信在第二筆股權轉讓款支付期限截止時，沒有準備好足夠的資金。

融資遇阻，龍薇傳媒並未動用其強調的“還款能力”來繼續推進收購，而是稱其資產大部分在境外而停止收購，而資產在境外這一客觀情況是顯然能夠提前預知的。

事實上，黃有龍後期在筆錄中甚至稱，中信銀行是萬家文化時任董事長孔德永找的，“我們這邊沒有找過任何銀行，包括深圳的銀行。自始至終，銀行方面都是孔德永聯系的，我和趙政都沒聯系過銀行”，他還稱，“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用自有資金進行收購”。在中信銀行融資失敗後，也沒有再與任何金融機構聯系過。

龍薇傳媒一邊在多次公告中透露自己的資金實力、收購意向，以及對意外出現之後依然願意努力促使交易完成的決心，使投資者產生強烈預期，另一邊後期來看實際的舉動，卻與前期的表態並不一致。最終收購告吹。

證監會在處罰決定書中也明確表示，後續“全然看不出龍薇傳媒有‘積極’促使本次交易順利完成的意願”。

趙薇夫婦的辯白

知情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個案子因為影響巨大，且有“名人效應”、涉及高杠桿空殼收購，對股價及投資者影響較大，監管層對該案的處理非常謹慎。

經過9個月的調查，去年11月，證監會下發了《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隨後於12月19日舉行了聽證會。“趙薇夫婦委托代理人參加了聽證，提出了申辯意見，請求免於處罰，”上述知情人士稱，他們本人沒有出席聽證。

對於監管層的處罰定性，趙薇夫婦及龍薇傳媒提出多項辯白。一方面，認為公告股權轉讓協議，是按照法律要求公告，不認可所謂“貿然公告”；二是對上市公司股價的影響，不認為自己有責任，而認為是“正常的市場反應”。

黃有龍本人還提出，“參與收購的初衷和目的是促進藝術事業和文化產業的長期、協同發展，而非謀求短期利益”；“參與交易的行為是善意、誠信、合法的，最終的失敗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事後看，這與其“從來沒有想過用自有資金進行收購”的態度相對照，頗為諷刺。

趙薇則試圖剝離自己的直接責任關系。她稱，自己並非涉案違法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也不是上市公司的“董監高”，雖然為龍薇傳媒的股東、執行董事、經理及法定代表人，但對龍薇傳媒披露的信息不負有法定保證責任。

“趙薇肯定是知情的，調查過程中是有證據證明的。”前述知情人士告訴記者，趙政在詢問筆錄中稱，“收購事項的進展情況她（趙薇）是知道的…兩次材料我們在公告之前都發給過黃有龍看過，他同意的，趙薇也知道的”。

根據調查，黃有龍負責組織、策劃、指派相關人員具體實施本次控股權轉讓事項，實際與孔德永進行控股權轉讓談判，決策收購萬家文化控股權，並指派人員進行融資安排、信息披露，知悉並決策本次收購的進展情況。

趙薇作為龍薇傳媒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在《股份轉讓協議》《借款協議》上簽字，為公告以及銀行融資方案提供個人資產情況、個人征信查詢。加上其他證據證實，趙薇也是該案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

最終，證監會對對萬家文化、龍薇傳媒責令改正，給予警告，並分別處以60萬元罰款；對孔德永、黃有龍、趙薇、趙政給予警告，並分別處以30萬元罰款。對孔德永、黃有龍、趙薇分別采取5年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前述知情人士告訴記者，無論是高杠桿收購，還是以擬收購上市公司股權質押進行融資，只要不違法，都是可以采用的金融工具。但是，龍薇傳媒在信息披露時，收購條件尚存在許多不確定性時貿然公告，收購遭遇變數時又沒有充分揭示風險，融資最終失敗後又沒有主動尋求解決辦法推進融資，從收購控股權、到只收購5%多一點，再到迅速取消收購，嚴重誤導市場和投資者，嚴重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

“證監會對公司處以60萬元罰金、對趙薇等個人處以30萬元罰金，從罰金數額上可以反映違法情節嚴重，屬於頂格處罰。”厲健對第一財經稱，在這起信披違法案件中，趙薇的名人效應可謂是“雙刃劍”，具有重大警示意義。如果趙薇依法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名人效應可以推動上市公司成長，投資者也可以受益。

他表示，但遺憾的是，趙薇沒有依法履行信息披露義務，而是利用名人效應，嚴重誤導廣大投資者，導致投資者遭受重大損失，如今，不但被證監會頂格處罰，還將面臨投資者巨額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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