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城市燃气专营权逐鹿 中华煤气10亿资金整装待发

专营制度的后果 吴晓波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77cc60100ngyz.html

这篇专栏讲的是这个道理：在中国，以垄断专卖的方式实现的专营收入使政府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治理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历史上所谓的“轻赋薄徭”在大多数时候是一句谎话。最糟糕的政府是，一方面征收很高的税，另一方面还在靠垄断专卖获利。

专营制度的后果

中國食鹽專營制度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3/710370.html

專營巴士夕陽工業 林本利

襪子專營：商業街專營店和百貨商場專櫃玩法大不同！

i黑馬 導讀：最近連續看到了兩個專營襪子的商家，但售賣的形式並不一樣。一家位於一號線四惠地鐵站旁邊的一條不算繁華的步行街上，一個叫@愛川襪子 的襪子專營店，聽起來就比較有回味感。另外一家，位於人流剛剛起來的朝陽大悅城，一個叫@再尚秀 的襪子專櫃，也佔了不算小的一塊地方。雙方的特色幾乎都一樣，幾乎囊括了各種樣式各種檔次的襪子。

撇開店的名字和它們兩家的情況不談，我們把重點放在商業街專營店和百貨商場專櫃這兩種形態上來討論。

最基本的一個問題是，襪子專營這個市場是否存在？毫無疑問，這個市場百分之百的存在！最顯著的明證就是你在那些管理不規範的地鐵站旁經常性的會看到擺地攤和夜市的小攤小販們，而其中你常常會看到專營襪子的小商販的身影。他們主要是賣一些假名牌，價格都誇張到了極致。他們的口頭語就是「看一看啦，襪子便宜賣了啊，十塊錢四雙！」售價2.5元再扣掉成本的一雙雙襪子都能撐起一個地攤，可以想見襪子的利潤會有多大！在地攤上，有三個因素起著核心作用：第一，價格便宜。第二，襪子分辨不出檔次，也沒人去細分分辨。第三，大家不太關心質量好壞。

接下來就該討論是在商業街開專營店還是在百貨商店開專櫃賣襪子的問題了。在假設商業街和百貨商場每天人流一致的情況下，潛在客戶的場景最常用一般有兩個。

一個場景是目的性非常強，就是想買襪子。這種情境下，不管什麼形式他們都會進去，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兩者都容易促單。值得一提的是，專營店可以在燈光和陳列上做些文章，專櫃基本上做不到。所以二者相比，專營店相較於專櫃體驗更好，相對買的概率更高。但對於目的性很強的人，究竟二者買的概率差距有多大，還需要說話。有這方面數據的朋友歡迎貢獻出來啊！

另一個場景是無目的的逛。這種場景在現實中更普遍。據經驗猜測，第二種場景比例肯定比第一種要多N多倍。我們都知道在互聯網上有個定理：每讓用戶多一次點擊，用戶流失率就會大大增加！線下專營店和專櫃的區別也一樣一樣的。加了一個有形的門，就是在強迫一次點擊！我們在百貨商場裡幾乎看不到哪個專營店有實物的門，而都是兩面敞開就是這個原因。在逛的情況下，開放式的專櫃更給人以親近感，走在商場裡大家已經「逛」了它的產品，而商業街裡的專營店則設置了一到門檻，把更多的「逛」的人擋在了門外。

龍真斗膽說下觀察後的思考：

第一，如果產品以體驗為主。這特指的是你把襪子當做外露的裝飾品來賣，比如長筒襪，情趣襪，那商業街專營店裡的燈光和陳列等都是最佳選擇，當然了價格上也要上來了。如果你非要把舒適性、純棉等也作為體驗，那我覺得也可以放在專營店裡賣，但效果好不好，個人是持消極態度的。

第二，如果產品以非體驗為主。那三個選擇：一，特別看重價格的，那地攤上解決是最佳方案。二，急需但要那麼點層次的，那隨便找個最近的超市或百貨商場買雙就可以。三，無聊逛街和想更多選擇的，百貨市場裡的專櫃。

第三，龍真認為線下襪子專營只能走高端路線。做高端專營店，把店開在高端百貨商場和高端商業街地區或許是少有的靠譜的選擇。襪子這種品類屬於內衣型消費品，個性化和差異化被認可比較難，質量和價格上要求都不高，與其他衣服搭配上講究不多。很容易陷入競爭，高價的理由只是裝叉和禮品。滿足裝叉和禮品需求，那就要把產品放在裝叉人常去的地方等他們。而且從@維棉的倒掉看，在女士決策為男士買高端的襪子作為禮品這個事情上，滿足女性的送禮需求也絕對是一個值得放在戰略高度考慮的事。

第四，襪子專營線上比線下更有吸引力。做電商拼價格靠走量比較容易，淘寶上的襪子專營的幾個大店營收都異常誇張，獨立電商@男人襪創新的包年模式也不錯。

第五，線下襪子專營有一個重要前提：它旁邊一定要有N多家服裝相關的店面彼此配套！沒有服飾飾品這些周邊氛圍烘托，逛的人即使看到了襪子專營，也會自動過濾掉「這個商場或商街還可以買到襪子」這層信息！

食鹽專營：難以卸下的護身符 十年六改未果

2001年起的十年間，國家曾制定過六次鹽改方案，均因利益等問題擱淺。

行業專家預測，鹽改後通過市場化競爭，食鹽價格會下降。

一個前鹽務職員的反戈

鹽務局的人來了，帶著二十多個裝卸工人來了，開著卡車來了，封了前鹽務職員公司的鹽。

很快，費克宇因涉嫌非法經營被警察帶走——他將腸衣鹽賣給江蘇宿遷一家腸衣廠，當地鹽務局認為腸衣鹽是食鹽，屬於其專營範圍，費是在販賣“私鹽”。

這次出事之前，費克宇曾於2009年任宿遷市宿豫區鹽政處糾察隊長。因為鹽，這不是他第一次被警察帶走。

從鹽政處下海後，費克宇開了一家鹽貿公司。2012年，鄰近宿遷市的徐州睢寧縣鹽務局查處一起利用工業鹽冒充食鹽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工業鹽來自宿遷市蘇鹽商貿有限公司，費因是公司老板被抓。

那次費在看守所被查出高血壓，取保候審，一年之後不了了之。2012年底，費的公司更名為宿遷市鼎盛鹽業公司。未料兩年後，2014年6月27日，被抓的情節再度上演。宿遷市鹽務管理局（以下簡稱宿遷鹽務）沒收了嘉輝腸衣公司“非法”從鼎盛鹽業公司購買的38.65噸腸衣鹽。

費克宇事後稱，他與宿遷鹽務就腸衣鹽是否屬於食鹽專營範圍有極大爭議。國務院頒布的《食鹽專營辦法》中並未規定腸衣鹽屬於食鹽，經營食鹽批發業務必須擁有食鹽批發許可證，用鹽企業應當從當地取得食鹽批發許可證的企業購進食鹽。事實上，真正擁有食鹽批發許可證的是與鹽務局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的地方鹽業公司。

“專營企業實質上就是壟斷。”宿遷鹽務綜合管理部主任趙忠給南方周末記者展示了鹽務局認為腸衣鹽是食鹽的兩份依據，一份是發改委2003年公布的《食鹽價格管理辦法》，該辦法將食鹽與腸衣鹽的定價權一並交給省級價格主管部門。

有業內人士透露，價格主管部門實際上會根據當地鹽務局的意見確定食鹽價格，而把腸衣鹽寫進《食鹽價格管理辦法》沒有上位法依據，這是中鹽公司“捎帶進去”的。

另一紙文件則是江蘇省鹽務局2014年7月18日下達的，其中指出腸衣鹽管理依據食鹽管理辦法執行，但該文件晚於費克宇的鹽被查收。

宿遷鹽務認定腸衣鹽適用食鹽管理條例，自然屬於鹽務局專營範圍，違反條例從民營公司購買腸衣鹽，不僅要沒收，還得罰款。

費克宇堅定認為，“是我的鹽業生意搶占了鹽務局的市場，所以宿遷鹽務有意找我的麻煩。”據費介紹，同是從國家定點鹽礦進購的飼料鹽和腸衣鹽，他的售價均是550元/噸，而宿遷鹽務執行江蘇省物價局的食鹽定價標準，分別賣808元/噸和880元/噸。

執法者？土匪？

腸衣，是將豬、牛、羊的小腸經過加工刮制所保留下來的一層透明薄膜，除了可以做灌制香腸的衣膜，還能做琴弦、球拍等。腸衣鹽是用於腸衣防腐的鹽。

江蘇省南通下轄的縣級市如臯有一片工業園——“腸衣城”，這里聚集的數百家腸衣企業腸衣鹽年使用量在三萬噸左右。鹽商陸建沖看準這個市場，從中鹽控股的金壇鹽礦以每噸低於鹽業公司130元的價格購買腸衣鹽銷售到如臯，此舉引發如臯市鹽務局不滿，接下來他經歷了與費克宇類似的故事：火車將腸衣鹽運到如臯，鹽務局的人早早就在車站門口守候，直接把鹽沒收。

性格倔強的陸建沖，一直堅持與如臯鹽務局打官司，甚至自己找人制作視頻揭露鹽務局的“霸行”。由於如臯鹽業公司長年壟斷市場，如臯腸衣企業必須先支付貨款，卻往往不知鹽何時到貨，視頻中提到如果企業向鹽業公司的人送些好處，鹽才會及時送到。

“鹽業公司不講理，土匪，有錢的企業買他的鹽就及時送，我們小企業就不送，簡直沒法過日子。”某腸衣企業主說。

2014年10月25日，陸建沖拿到了如臯市人民法院判定其敗訴的行政裁定書，裁定書里竟然寫錯了被執行人陸建沖的名字。

荒唐不止於此。如臯市鹽務局局長在2013年寫的工作回顧和展望里這樣講，“我局多次與法院領導溝通增進感情，說明金大洋案件的重要性，最後法院形成了傾向於我局行政決定的基本共識。”

2014年10月15日，河南新鄭市龍湖鎮開餐館的黃先生夫婦因用了從鄭州帶回的食鹽，被新鄭市鹽業管理局，沒收部分食鹽並處罰款200元。

“跨區用鹽被罰”一時成為笑談，而取消食鹽專營制度呼聲也從未間斷。

推不動的鹽改，斷不了的尋租

事實上，從2001年起的十年間，國家曾制定過六次鹽改方案，試圖攻破鹽業專營的堡壘。

最早一次的鹽改方案，是國家經貿委鹽業管理辦公室2001年提出的，主張廢除和修改過時的《鹽業管理條例》和《食鹽專營辦法》；實行鹽業管理和經營的政企分開，管理職能從鹽業公司中分離出。為了渡過難關，中國鹽業總公司還在2001年8月24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食鹽專營健康防線福澤萬代》的文章。最後，因國家經貿委被撤銷，鹽改擱淺。

第二次鹽改恰逢SARS爆發，搶鹽風潮直接影響鹽改進程。緊接著，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鹽業管理職能劃歸國家發改委工業司，改革方案再度擱淺。

2004年，也就是第三次鹽業體制改革是從修訂《鹽業管理條例》開始的。7月29日，《〈鹽業管理條例〉完善修改稿》由中國鹽業協會完成並轉交國家發改委，可方案最終未公布。

2005年是國務院確定的改革攻堅年，中國鹽業體制改革這一“被改革遺忘的角落”正式進入公眾的視野。這也是第四次鹽改。4月4日，國務院出臺《關於200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了2005年十項重點工作，其中第二項要求“深化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在“深化壟斷行業和公用事業改革”中提出“研究制定鹽業體制改革方案”。這是國務院首次明確提出研究制定鹽業體制改革方案。2006年5月至7月，受國家發改委工業司、體改司委托，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我國鹽業體制改革研究”課題組先後到四川、青海、貴州、上海、江蘇、廣東、海南等地調研，充分聽取了各方意見。

然而，由於2008年3月國務院大部制改革後，國家發改委的工業管理職能劃歸工信部，鹽業體制改革工作遭遇第四次擱淺。

第五次鹽改始於2009年。次年1月，國家發改委牽頭制訂的鹽業體制改革方案大體框架已經完成，允許生產企業進入市場，由生產企業與現有省、市、縣鹽業公司自由競爭；放開鹽業公司以外的流通企業進入鹽業行業。

據報道，中鹽協會理事長董誌華曾公開表示，這些方案由於各種原因都停下來了，其中中鹽協會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2009年鹽業體制改革小組提出的方案暫時停下來，給鹽業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如果立即廢除食鹽專營會造成大批職工失業，而8年後有編制的老職工基本到了退休年齡，鹽改可以實現平穩過渡。

據了解，正因這項建議讓2009年的第五次鹽改方案擱淺。

第六次提出鹽改是2011年4月，當時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鹽改課題組提出，食鹽專營體制改革是我國鹽業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課題組認為，食鹽加碘不等於食鹽專營。專營這種高度壟斷的管理體制，導致經營效率較低、壟斷滋生腐敗、產銷矛盾突出等問題，食鹽專營代價高昂。打算采用“三步走”戰略進行改革，但最終因鹽業體制改革將極大地“損害”既得利益者的壟斷利潤，受到多方阻撓。

至此，六次鹽改全部夭折，而食鹽專營仍牢牢成為鹽業公司壟斷經營的“護身符”。

事實上，鹽務最早歸輕工部管，輕工部彼時還掛著中國鹽業總公司（以下簡稱中鹽）的牌子，上世紀90年代體制改革時將輕工部原有的職能劃到了經貿委，1996年頒布的《食鹽專營辦法》規定，食鹽年度生產計劃由國務院計劃行政主管部門下達，而行業專家解釋稱，實際上，發改委計劃司把這項權力下放給了中鹽。

中鹽因此掌握著全國食鹽年度生產計劃，食鹽定點生產鹽礦每年生產多少食鹽、調配到哪些省份，都需要中鹽的指令。對於各省鹽業公司來說，從附近鹽礦調鹽和遠距離調鹽的成本相差甚遠，這背後存在的利益尋租問題在行業內早已不是秘密。

以山東為例，山東是產鹽大省，山東鹽商基本不從中鹽購鹽，因此與中鹽交惡，中鹽減少山東鹽廠的外調計劃，造成山東鹽礦產能過剩。而青島市因為是計劃單列市，中鹽單獨為其制定不同於山東省的計劃，二者關系反而不錯。

中鹽的食鹽調配在業內又被稱為“開票”，中鹽按照事先制定的計劃從鹽礦購買食鹽，然後再銷售給地方鹽業公司，這一買一賣其實只體現在票據上，地方鹽業公司拿到中鹽的票據往往也是直接從鹽礦拉鹽。但經過這一次轉手，食鹽的價格就從出廠的約500元/噸變成到消費者手里的約3000元/噸。

專營廢止，鹽價下降？

一不願透露身份的中央部委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了一份材料，詳細列舉了衛生系統專家對食鹽專營體制影響後期防病的七條總結。

“我們都被鹽務局的宣傳騙了，其實都是一樣的鹽，只是換了個包裝。”從事鹽業反壟斷維權的上海律師鄒佳萊說，正因這些問題的存在，食鹽專營改革的呼聲從未中斷過。

2014年4月，發改委廢止《食鹽專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被很多人誤讀為食鹽專營制度廢除，其實，2008年大部制改革將發改委工業管理職能劃歸工信部，也就不負責食鹽管理，這不過是發改委清理部門舊法規而已。

不過，鹽務改革的腳步正在逼近。

曾在經貿委消費品司任副司長的陳國衛是食鹽專營制度改革推動者之一，他2000年到消費品司工作後看到食鹽專營領域的種種問題，開始主張廢止專營制度。為了遊說他，中鹽也沒少費心思。最終，改革大潮將至。

2014年10月29日，中國鹽業協會對外披露，鹽業體制改革方案已在國家發改委主任辦公會議通過，預計2016年廢止專營制度，2017年全面按照新的方案實行。2017年正是董誌華所說的“八年之後”。

行業專家對此預測，鹽改後通過市場化競爭，食鹽價格會下降，食鹽品種會更加豐富。

“是他們贏了，早該廢除的制度，結果還要拖兩年才能廢止，是他們贏了。”雖說陳國衛現在已經退休，但一些好友還是向他表示祝賀，他卻認為自己沒有勝利。

2014年10月17日，費克宇的案件因為“沒有犯罪事實”被當地公安局撤銷。而程懷誌也接到了鹽務局電話，以後賣給他的腸衣鹽，只要550元/噸。

擬設專營機構 市場化債轉股無指標計劃

上任三天，新任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進行了他面向媒體和大眾的個人“首秀”。“有量、有範、有趣。”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董希渺這樣概括形容了整場發布會。

第一財經記者在發布會現場感受到，氣氛詼諧，但幹貨滿滿。除了最受矚目的推動資管統一監管以避免監管漏洞和監管套利之外，另外備受關註的兩個話題是市場化債轉股和房地產金融調控。

郭樹清介紹了2017年銀行業監管重點工作，其中一項就是積極開展市場化、法制化債轉股。

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表示，對於債轉股，沒有規模、沒有指標、沒有進度要求。並且透露，擬設立債轉股專營機構，目前已經上報國務院。

擬成立債轉股專營機構

穩妥推進去杠桿仍然是銀監會2017年監管工作的重點之一，其中，“債轉股”將承擔重要的任務。

郭樹清指出，積極開展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堅持自主協商確定轉股對象、轉股債權以及轉股價格和條件，穩妥推進去杠桿。

目前我國經濟下行，在“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的背景下，去年新一輪債轉股正式啟動。債轉股被認為是幫助企業去杠桿最有力的措施之一，降低企業負債率立竿見影，對去產能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和此前一輪的政策性債轉股不同，新一輪的債轉股更加強調市場化、法治化。

此前政策性債轉股最主要的模式是，銀行將不良轉讓出售給資產管理公司，由後者進行債轉股。而市場化債轉股的創新之處在於，商業銀行本身也能夠通過成立資產管理子公司等形式，參與債轉股。目前，五大國有銀行都設立了自己的專門機構，一些股份制商業銀行也在積極部署，有的是通過與資產管理公司合作設立資產管理子公司。

但現實中，銀行直接參與債轉股也受到了一些質疑。

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原總裁、中國銀行原外部監事梅興保對第一財經表示，銀行直接設立資管子公司參與債轉股，好的一面是能夠降低成本，留住核心客戶。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國的商業銀行法也規定了商業銀行不能直接向企業持股，這種內部運作的方式，就好比“老子把資產裝到自己兒子的口袋里”，難逃“關聯交易”嫌疑。

此外，市場也表示有些債轉股項目存在“明股實債”的問題。那麽，未來銀監會是否會鼓勵更多的銀行參與債轉股?

王兆星稱，當前債轉股有三種模式：一是不良轉讓出售給資產管理公司;二是鼓勵現有銀行利用具有投資功能子公司開展相關業務;三是如有必要批準設立專門經營債轉股的機構。

“目前已經有一批想設立債轉股專營機構的已經報到國務院，對新設立機構資本、業務範圍等都會有相應的監管要求。是否修訂商業銀行法根據現實情況推進，現在還沒有計劃。”王兆星稱。

梅興保對第一財經表示，非常贊成成立專營機構來做債轉股的這一決定，並認為可以積極引入社會資本參與。建議建立一個有別於目前商業銀行經營考核的專門的債轉股考核機制，對從事債轉股的機構的利潤和效率進行考核。

郭樹清提到，目前市場化債轉股簽約金額到2月上旬已達4300多億元，實施金額超過400多億元。

郭樹清指出，債轉股強調市場化和法治化。沒有指標計劃，完全由當事各方自覺自願協商談判，但是，扭虧無望、已失去生存發展前景的“僵屍企業”禁止作為市場化債轉股的對象。這方面探索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降杠桿很有幫助，對企業能夠從困境中擺脫出來也會很有幫助。

“我們(銀監會)連婚姻介紹所都不算。”郭樹清表示。

“對於債轉股，沒有規模、沒有指標、沒有進度要求，就像談戀愛，是獨立自主自由的。”王兆星進一步指出。

債委會正面作用顯著

郭樹清強調了2017年要抓住“僵屍企業”這個“牛鼻子”，堅定不移去產能。而在解決“僵屍企業”過程中，他高度肯定了債委會這樣一種組織形式所帶來的效果。

“從我的工作經歷來看，債委會的形式是一個很好的辦法。”郭樹清表示。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債委會也是債務重組的一種形式的探索。債轉股主要集中在過剩產能行業，以國企為主，涉及金額相對會大一些。在此基礎之上，債委會提供了一個新的解決渠道，通過債委會，債務人和債權人共同探討，達成共識，取得雙贏。從目前的實踐來看，債委會豐富了債務處置重組的手段，對銀行和企業都提供了更多的選擇空間。

郭樹清也稱，一家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貸款的銀行比較多，大家在對待企業結構調整、風險處置的問題上一致行動、統一部署，可以避免很多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恐慌。“至於將來怎麽發展，我們再觀察。至少現在債委會的形式是很好的形式，可以促使銀行、企業、地方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坐下來共同面對問題，哪怕是特別嚴重的問題，如資不抵債、破產清算、債務重組等問題都可以談，因為畢竟各方都有自己一定的資源，可以一起協商。在實際過程中，包括處置‘僵屍企業’過程中作用更好了。”

郭樹清以山東肥礦集團重組舉例。他介紹，在山東工作的時候，肥礦集團進行結構調整、債務重組，債委會就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先後談判了四十多次，最後達成了一個各方都比較滿意的結果。各方權益在可能的限度中得到了最大的保護，這是很好的解決方式。

王兆星表示，債委會是銀監會在推進維護銀行債權、防範逃廢債、促進企業債務重組的一種工作機制創新，是用市場化、法制化方式來解決維護銀行債權，實施企業債務重組的一個有益嘗試。目前為止，這種創新、這種機制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郭主席原來所在的山東省是債權人委員會發揮作用比較好的省份，有很多好的案例。”

銀監會副主席曹宇介紹，到去年年底，全國已經成立的債委會是12836家，涉及用信金額約14.85萬億元。通過債委會這種形式，確實能夠實現銀企之間的共贏，減少單方面行為對企業經營、銀行經營產生的負面影響。

政協委員梅興保：要有專營機構做“債轉股” 社會資本應參與

3月3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將正式開幕，3月2日是政協委員抵達駐地報到的最後一天。第一財經記者2日下午來到位於北京海澱區的鐵道大廈，這里是今年全國政協經濟組、農業組的駐地。

全國政協委員、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原總裁、中國銀行原外部監事梅興保在進入大廈時，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就在上午剛剛舉行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透露，擬設定一批債轉股專營機構，目前已經上報國務院。梅興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非常贊賞這一決定。“要有專營的機構來做債轉股，我不贊成由銀行設一個自己控股的機構，‘老子把資產裝到自己兒子的口袋里’，這麽轉有悖於商業銀行法的規定，專營機構應該借鑒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設立的辦法。”他稱。

梅興保還表示，強烈呼籲國務院相關部門制定專門的管理市場化債轉股文件。他建議，要建立一個有別於目前商業銀行經營考核的專門的債轉股考核機制，對從事債轉股的機構的利潤和效率進行考核。

那麽，專營機構應該誰來做? 他稱：“銀行可以參股，但是不能完全使之成為其控股子公司，可以由資產管理公司來發起，讓社會資本也參進來，這樣比較合理。”

今日上午，新上任的銀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積極開展市場化法制化債轉股是2017年銀監會的重點工作之一。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表示，當前債轉股的三種主要模式：一是不良資產轉讓出售給資產管理公司;二是鼓勵銀行利用其具有投資功能子公司開展相關業務;三是如有必要，批準設立專門經營的債轉股機構。

王兆星表示，目前已經有一批想設立債轉股專營機構的報到國務院，對新設立機構的資本、業務範圍等都會有相應的監管要求；而是否修訂商業銀行法則需根據現實情況推進，目前還沒有計劃。

(本報實習生王天然對本文有貢獻)

摩拜OfO們的未來變量：小程序、城管以及社區專營權

尹生價值觀 2017-03-02 14:56

本文由尹生價值觀（微信ID: jia-zhi-xian）授權i黑馬發布。

摘要：摩拜與OfO面對的變量一點不比滴滴少，那些目前積極的變量也可能在某個時間之後走向反面，比如政府管理部門，此外，微信小程序的消解力量也不容小覷。要想笑到最後，就必須在資本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決定收割之前，擁有足夠的應對不確定性的觸手。

共享單車摩拜和OfO眼下的融資和市場拉鋸戰，讓人想起之前汽車出行共享領域的兩個主要玩家滴滴和快的，它們都是在短短時間內就積累起巨大市場和資本影響力：成立最早的才兩年時間，但已經完成了D輪融資，金額達到數億美元，幾十家知名投資機構和企業一步步卷入其中。

就連兩家企業的競爭路數也與滴滴快的如出一轍：各自引用自己的數據源來證明自己已經是市場領導者，融資消息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眾所周知，最後滴滴快的走到了一起，再後來當大家都認為滴滴勝利在望時，政府出臺了網約車新政，滴滴重新被打回了生死邊緣。

似乎不同的是，在滴滴快的快速攻城掠地的過程中，政府始終是與市場競爭並行的兩大主要摩擦變量，甚至有時政府因素還處於更為主導的地位，而政府在摩拜OfO那里，到目前為止似乎都扮演著積極角色，除了偶爾出現的消費者惡意破壞行為，以及越來越充滿火藥味的市場競爭（而且主要體現在融資和單車投放量上），似乎再也沒有什麽力量可以阻擋兩家公司的擴張。

真的是這樣嗎？如果看得更長遠一點，也許我們就會得出不同的看法：

比如，就像汽車共享受到傳統出租車以及政府管理部門的抵制一樣，當共享單車的覆蓋密度達到一定程度，也可能成為城管執法部門的目標，而如果共享單車依靠出租或廣告等簡單的商業模式就能成為一項有利可圖的生意時，地方政府或社區就可能存在這樣的沖動，即實施共享單車專營制度，或者幹脆直接間接地參與進來，這不但會增加摩拜OfO的成本，還可能使市場變得更加碎片化。

不同的商業模式，會將這個行業帶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對滴滴而言，它並不擁有車輛，用戶也沒有選擇權，它的首要的挑戰是吸引到足夠的車輛和消費者，所以廣告和補貼占據了它投資的主要部分，而摩拜OfO擁有單車，並且用戶根據方便程度（出行距離和車輛可得性）和騎行舒適程度來自行選擇，這就讓車輛密度和車輛本身的品質變得更為重要，為此需要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車輛的生產和投放中。

因此，滴滴快的的生意必須建立基於全城甚至跨城際的規模效應，以分攤用戶和車輛獲得時的廣告支出，以及滿足用戶在活動範圍上的要求，這會成為增加市場集中度的因素，但由於沒有太多固定資產的投資，如果不能與司機簽訂長期排他協議，從長遠看就會增加市場碎片化的機會，比如對那些擁有用戶入口的公司就會產生誘惑，新美大前不久就殺入了這個領域。

而摩拜OfO的用戶受到的地理距離限制則大得多，這會加劇市場的分散化，因為你只要在某一個社區或跨社區建立規模經濟就可能有機會。但同時，在車輛生產和投放上它們能提高進入壁壘，這又會成為市場集中的因素，但前提是它們能在生產和相關技術上實施專有化，並且建立起生產的成本優勢，或者車輛本身的品牌歸屬，否則在中國這個世界工廠中，最終車輛的供應可能難免專業化和社會化，那樣一來將為更多的進入者提供較低的門檻。

此外，微信小程序也可能成為使市場更加碎片化的一股力量，因為用戶可能根本不需要安裝一個APP，而是隨到隨掃，用完就走，這會進一步降低運營一個共享網絡的門檻。

對摩拜和OfO而言，市場的碎片化可能使它們面臨著一系列的威脅，比如用戶的人為隔離，這會妨礙其在其他建立在全城規模上的商業機會的開發，又比如局部的供給過剩，這會降低其資產的周轉，提高運營成本。

對它們而言，最需要從滴滴那里吸取的教訓就是，真正從生態的高度去建立自己的生意，比如滴滴就忽略了生態中的主要一股力量——出租車行業的存在，如果它盡早將出租車行業和相關主管部門納入其投資和戰略合作的範圍，而不是僅僅視其為博弈對手，讓這個行業分享到更多其成長的好處，至少會在一些重要的城市中分化這種抵制的力量。

又比如滴滴在商業模式的多樣化方面，也沒有太多的嘗試，至少沒有太大進展，這將其與用戶的關系過於限制在出行一點上，而出行領域面臨的不確定性又是那麽大，而在供給端如果滴滴能擁有自己掌握的資產——不管是專有還是通過入股現有出租車等重資產公司來獲得部分專有——也能降低戰略的不確定性。

對摩拜和OfO而言，將政府公共設施部門納入到合作部門，也許是必要的，這既包括管理方面的，也包括投入到基礎設施的建設中，比如自行車道和停車場的建設，當它們這樣做時，也許還有機會獲得部分財政補貼，而這將提高進入門檻。此外，還可以建立基於APP的多種服務的交叉補貼，以及在硬件上建立差異化（比如專有化的技術和設計，以及高忠誠度的品牌），或者專有的低成本優勢。

當一個生意看起來越來越大，但主要是建立在資本驅動上時，確定性不會降低，只會增加——更多的資本試圖湧入，而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希望從中分一杯羹，其中的一些過去你可能根本不會想到——要想笑到最後，就必須在資本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決定收割之前，擁有足夠的應對不確定性的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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